可是怎么进行的，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人——这纯属您个人的事，跟我没关系，因此我从来不跟您谈这件事。我的工作才是令我头痛的事。然而局势变得无法控制，这不是任何人的错。我只有等死刑犯执行枪决以后才能开始行动。已经有一份申请送到总统秘书处，那是一份请求特赦的呈文。这种文件一放就是几个月，有的甚至要放几年，可是我们需要的文件我会设法让它迅速得到审批。大家都知道总统有病，顾不上小事，而没有他的批示……”
  “我全明白了，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主人打断他的话。“我不在国家机关供职，可是我相信，并非所有的文件叶利钦都亲笔签字。有时经他同意会盖上由他签名制成的印章。”
  “要是每天签一百份文件就会那样办了。可是眼下，您自己也明白……我碰巧认识典狱长，那是个老教条，是只识途的老马。他对那小伙子并不在乎，但他要讲个规矩。假如现在把叶利钦签署的文件塞给这位奥加尔科夫上校，这匹识途老马会吓得颈上的毛都竖起来。”
  “那么他就不能生病住进医院么？另外找个人代替他的职务，”希什科夫说。
  维尔丁点头表示同意，但他亲眼见过形如巨人的索尼亚和背上长毛竖起的豺狼，心想：有谁这么胆大包天，敢弄得这个老家伙生病住院？
  败坏古罗夫的名声、指责他为车臣“恐怖分子”辩护的那场闹剧已经平息。促使它平息的一个是有关总统即将进行心脏手术的报道，另一个是发生在铁路与公路交叉路口的一场惨剧：一辆送孩子上学的大客车被火车头撞翻，死了二十多个孩子。
  古罗夫十分清楚，孩子们的惨死并不会使他的对手感到不安，只不过他们明白，在全民哀悼的日子里围绕几个月前发生的爆炸事件挑起事端是没有意义的。加之车臣的停战已逐渐变成稳固的和平，对拼命抵抗的弱小民族的仇恨也已消逝。亲生的儿子已不再丧命，至于别人的儿子死了多少，让他们自己的母亲去算这笔账吧。
  古罗夫明确意识到，那些人还会找他的麻烦，只不过延延期，等待更为方便的时机。他把斯坦尼斯拉夫、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请上门来，说道：
  “我在哪篇文章里见过，人们拍电影陷入困境时就聚在一起，举行‘脑力冲锋’。咱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称之为作战会议吧。事实上你们都默不作声，等着我作指示。现在我向你们宣布，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你们别指望我，咱们一块儿动脑筋。谁都无权指责同事，咱们只听取建设性的建议并进行讨论。要是谁想到该把克里姆林宫炸掉，就让他论证一下可行性，咱们再琢磨琢磨。”
  “又不是咱们造的，再说也弄不到那么多炸药，”柯托夫冷淡地说。
  “我同意，那就不炸它。你有什么具体建议，格里戈利？”古罗夫很感兴趣地看着他。
  “咱们的任务是救已经判处死刑的犯人。”柯托夫搔了搔长鼻子说。“我们正在试图推翻指控。进展情况很糟糕，因为谁也不打算听我们的。可见必须改变出击的方向。”
  聂斯捷伦科和柯托夫坐在精致的沙发上。斯坦尼斯拉夫摊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安乐椅上。古罗夫按老习惯在客厅里来回踱步。
  “往哪儿出击呢？”聂斯捷伦科冷笑一声。
  “照你的头打呗，不过这样做没意思，”柯托夫答道。“列夫·伊凡诺维奇事先提醒过，批评指责的事让杜马去干，这里只提具体建议。”
  “我们要想救那小伙子，除非把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恐怖分子送交检查院。此人是俄罗斯人，三十五岁左右，中等身材，”斯坦尼斯拉夫说。“他挣了一大笔钱，但多半尚未拿到手。他在高加索无事可干，所以他在莫斯科。”
  “为什么这么肯定？”古罗夫问道。
  “枪毙那小伙子只是整个行动的一部分，真正的恐怖分子应当还在维尔丁手边。”
  “你的想法挺有意思。”
  “老师教得好，傻瓜才走运。”
  “照你看，恐怖分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古罗夫问道。
  “在特工机关的秘密联络点。”
  “这可未必，”古罗夫答道。“维尔丁不会这样冒险。你们怎么不讲话啦，二位勇士？”他转身问那两位侦查员。
  “呆在某个犯罪团伙里，”聂斯捷伦科迟疑地说。“不过这也危险，有可能无意中被人打死。”
  “秘密联络点和犯罪团伙子以排除，”古罗夫总结道。
  “亲戚，”柯托夫话一出口就做了个怪相。“这种人不会上亲戚那儿去，再说他也不会有亲属。”
  “排除。咱们从另一个角度想想，”古罗夫说。“他们急于求成，车臣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对对手来说时间就是金钱。”
  “在监狱里把小伙子杀掉，然后宣布俄罗斯人把他枪毙了，从而挑起轩然大波，”克里亚奇科沉吟不决，喃喃说道。
  “你干吗含糊其辞，嗓子哑了还是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不错，俄罗斯人枪毙了杀人犯，那又怎么样？恐怖分子应该枪毙。审判有陪审团参加，还能有什么意见？”古罗夫挺感兴趣地看着克里亚奇科。
  斯坦尼斯拉夫觉得头儿在等待他的回答，他突然不加思索地说：
  “车臣人是法院判决枪毙的，可是恐怖活动却是俄罗斯人干的！”
  柯托夫和聂斯捷伦科互相看了一眼，感到迷惑不解。古罗夫不再来回踱步，站在克里亚奇科面前问道：
  “你早就产生了这种天才的想法么？”
  “我没有写日记，估计有一个星期吧。”斯坦尼斯拉夫答道。
  “为什么没说出来？”
  “你也想到了这一点，也没有说出来。我可不能抢在你的前头。”
  “必须找到那个家伙，把他抓起来，”古罗夫决然说道。
  “轻而易举！”斯坦尼斯拉夫又恢复了那种插科打诨、满不在乎的常态。“那家伙是俄罗斯人，剃光了头，中等身材，特殊标记是右手上刺着一只铁锚。头发是会长出来的，画上去的铁锚用寻常的肥皂就能洗掉。咱们要找到这么个人易如反掌。”
  “斯坦尼斯拉夫，你还有什么建议吗？”古罗夫温和地问道。
  “绝对没有，上校先生！”斯坦尼斯拉夫跳起身来立正站好，说道。
  “好吧，咱们分头去找，”古罗夫语气轻松，仿佛是要出去买点面包。
  第十章
  他的名字很希罕①，跟他的外貌一样——他叫伊万；父称和性也是一样，总之在俄罗斯简直令人感到惊讶②——他的全名是伊万·西多罗维奇·彼得罗夫。要是去住址查询处查询，你马上就能得到所需的信息，不过别忘了带个大一点的口袋，否则是装不下的。
  ①②反语，这种姓名在俄罗斯是最常见的。
  几个密探既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父称和姓，他们精神抖擞地开始进行侦查。
  伊万·彼得罗夫是个世代相传的无产者，母亲他还记得，父亲则从未见过，对祖先更是一无所知。尽管照母亲的话来说这一家所有的人都饱尝辛酸，但伊万的外表却没有反映出这一事实。我们的科学家对遗传问题一窍不通，说不定某个祖先完全属于另一个家族，而这小伙子生下来就像那位隐秘的祖先。
  伊万的个子确实不高，但也不算矮小，肩膀不是很宽，但体型壮实，即使穿的衣服不显眼也看得出来。他于一九六○年出生在半地下室锅炉房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母亲干的是清洁工，帮邻居洗衣服、洗地板。楼房里住的大都是生活富裕的人，甚至还有两位贵族老太太幸存至今，她们的爷爷就是这幢楼房以前的房主。伊万出世后最初几年母亲几乎不喝酒，碰上喜庆日子才偶尔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那时她甚至还带儿子上教堂去，不过去得很少，因为她总有许多活要干。
  住在三楼的两位贵族出身的老太太家里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一些图书，她们教会了伊万念书，他小时候经常整天呆在她们房间里，碰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两位女主人跟世纪同龄，在小男孩眼里她们就像老古董，实际上两位老太太虽然上了年纪，但依旧身体健壮、头脑机灵。
  执政者匆匆忙忙进行洗劫，他们没想到往后他们的日子还很长。由于匆忙，他们漏掉了两幅珍贵的圣像，新经济政策①时期两位妇女把圣像换成了黄金，还有一些银器留了下来，因此足够两位女主人和邻家来的小男孩吃喝。
  ①苏联1921—1936年间实行的经济政策，内容包括大力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私营经济存在。
  伊万长大了一点，开始在院子里铲雪扫地了。秋天来临，他该上学了。可是就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刻，母亲的一段艳情改变了命运。“情郎”溜之大吉，带走了她的缝纫机，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拿了。而母亲则开始酗酒。男人即使成年累月呆在臭水沟里干活，只要出来洗个蒸气浴，喝上两天克瓦斯，往往又会精神焕发。女人的机体则不同，有时喝上几杯就瘫倒在地上，要让她站起来就得上医院。俄罗斯的女人多的是，医院则仅够大人物的夫人们享用。
  伊万的母亲病倒后只拖了三个月就断了气，尚未被伏特加吞噬殆尽的遗骸下了葬，安葬费是大伙儿凑的——这幢楼房里住的人都还算富裕；无产者仅有一位，住在二楼，那一位也是个工长。伊万被两个姐姐收养，他在她们那里也是关在家里不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