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传统也有关系，因为即使在战争时期，在城镇和家里携带枪支都是合法的，那时英国的枪杀案件的数字也几乎没有改变。
  由于英国带枪的歹徒不多，直至六十年代，在伦敦警察厅机构中还没有弹道学专家。警察依靠私家军械商的帮助，其中最著名的是罗伯特·邱吉尔。
  对于警察医生和法医病理学家来说，致命性枪击的关键性问题是判断凶杀、意外或自杀：各自都有其鲜明的特征。1945年10月18日，查普曼叫我去看的这一例，这方而也不成问题。因为死者显然是在近距离射中项部的。同样明显，他不是在发现尸体的消防队抽水机房里被杀的，而是经过该建筑物的一个门搬进来的。在清晨被一个巡逻警察发现，看到有一块雨布盖住死者的脸。我和查普曼一道仔细检查尸体和抽水房后，决定把尸体搬到南瓦克停尸室。当殡仪车到达时，需要两个人才能把尸体搬出来，因为尸体个子很大——差不多6英尺长，体格魁梧，而门又很窄。“我揣测把尸体搬进来大概也需要两个人。”我告诉查普曼。
  射入口位于左耳后，有烧伤现象，带有轻微黑色，裂开，射击之后大量流血。紧靠射入口的耳壳有一个“气浪冲击的”撕裂和烧伤。显然是在贴近距离开枪，枪口差不多与皮肤接触。
  死者的身上或衣服上没有迹象表明他曾参加扭打或作过抵抗或试图自卫。除枪伤外，唯一的损伤是头顶的挫伤和右肩胛下角的小刮痕。似乎可以肯定，在开枪之前他一点也没有料到危险。
  射出口宽约2英寸，在右眼角上面。0.32英寸的有护封的弹头刚好停在皮下。几乎成水平位，弹头向前。弹头的尖端通过骨头时被磨得变钝了。
  这样，武器是直接指向头部，微微斜向上。血液从射入口，鼻孔和口腔流出，顺着脸的两侧流下，经过颈一直到肩胛部。
  “他大概是个出租汽车司机。”查普曼告诉我。
  “那么，我想他是在驾驶车时被后座的枪打的。后座有一个拉窗通向驾驶室，有吗？”
  我要查普曼坐得稍为直一点，就象坐在司机位那个样子。对，看来像是他的乘客对他突然开枪。然后他的头就向前倒下……。
  解剖尸体时，我发现沿着枪创管出血并进入右眼组织。还发现他咽下了一丁点血液。咽下的血是那样少，说明他或是在几秒钟内停止呼吸和吞咽，或是开枪以后倒下时他的头低于躯干。
  我也可以放弃在几秒钟内死亡的看法。因为眼睛的肿胀说明出血继续了一段时间，也许一小时。这样他就必定是头低于躯干的位置躺着，也许是他的头顶先被推倒或受打击，他的肩肿可能在同时被擦伤。头部的挫伤呈方块形，每边各长1/8英寸就像脊状或方形金属地板那类方块……
  查普曼进来告诉我，他们发现这辆汽车被抛在北肯辛顿的一堆碎石上。车后部的地板与头部挫伤的方块类型一致。这就是说，他被抛入他自己的车子后厢里，东西被抢走(他的衣袋全部是空的)，车子被开到朗伯思桥。也许他们原来想把他丢到河里，而后来把他移入抽水机房。我计算他死于当天早晨5至6点钟。开枪是在死前一个钟头。
  他的名字叫弗兰克·埃弗雷德，56岁，出租汽车司机。大伙都称他为“公爵”，因为他在格罗斯特郡有一座小屋子。据说他还参与黑市。这些就是查普曼在两周中调查所得的全部材料。当时发生了一个可疑的相似的凶杀案。
  一个名叫鲁本·马蒂罗索夫，别人称他为“俄国罗伯特”的男人，被发现死于一辆轿车的后座，这辆小轿车停在诺汀山附近。我的老朋友唐纳德·特里做的尸体解剖，发现死者被在很近距离的枪打死。用的是0.33口径的左轮枪，入口在头后部。弹头刚好在右眼眉上射出，而落在汽车的前部，说明他是在开车时被打死的。衣袋被抢劫一空，脸用一顶帽子盖住。
  “俄国罗伯特”实际上是个无国籍的亚美尼亚人，是个黑市场的参与者。这个犯罪活动追踪到他的两个老朋友身上。他们都是波兰人，名叫格朗戈斯基和马利诺斯基。在格朗戈斯基租住的房子里，警察发现一支0.32口径自动手枪，是这支手枪发射打进“俄国罗伯特”的子弹。可是，这支枪没有发射杀死埃弗雷特的子弹，审判时皇家律师没有提及关于这一凶杀案的任何证据。马利诺斯基和格朗戈斯基各自指责对方杀死“俄国罗伯特”，结果两个都被判绞刑。
  在许多方面，他们都是不寻常的罪犯，要不是环境的原因，他们也许完全不会犯罪。格朗戈斯基，33岁，西班牙国内战争时在国际旅里战斗了三年。结束时被捕入狱。他逃到法国，刚好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参加了法兰西军队，这个军队投降德军时，他逃到北非，参加了外国军团。1943年他自愿报名参加自由波兰军来到英国，在一个特殊的破坏活动单位服务了两年。马利诺斯基才25岁，1939年参加过保卫华沙的战斗，被德军俘虏，后从集中营里逃跑出来，一路上设法跨过欧洲到达北非，参加了外国军团，在那里见到了格朗戈斯基。他也来到英国应征参加自由波兰装甲师。战争临结束时，两个人都逃跑了。当时他们痛苦地明白他们自己的战争目的，即将波兰从两个侵略者那里解放出来，是不会成功了。当然，这并没有给予他们权利去杀死一个无国籍的亚美尼亚人。
  马利诺斯基指责格朗戈斯基是杀害埃弗里特的凶手之一，尽管官方认为这个案件仍“未解决”，但没有继续进行调查。
  另一件枪杀案发生于大约六个月后的哈斯汀斯附近的霍林顿村。受害者是个富有的贩牛商人约翰·华特曼，73岁。动机是没有什么可疑的。别人发现他躺在他的房子外面，房子被人抢劫。一个保险柜被锯开，里头空空如也。
  我在1946年3月3日晚上10时到犯罪现场检查尸体时，上面盖有一层薄薄的雪。血迹提示尸体是被拖来或搬到这里来的。华特曼被射中两枪，两次都是从背后，非常近的距离射击。一枪从左肩峰下2英寸脊柱外7英寸处射入，从前面肩峰下半英寸、胸骨中线外5英寸半处射出。这似乎不是蓄意谋杀的枪击。另一伤在头部，也好象不是蓄意谋杀的。这一枪，弹头从项部衣领线上缘距中线左侧1英寸射入，然后象上一枪一样，弹头朝上向内行走，在鼻的左侧一点、左眼角的下面射出。这两个创口周围都有出血，说明枪击后生命持续了一段时间，也许长达一小时。
  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左手背有小刮伤，伴有指关节轻微的局限性挫伤，可能是某种微弱的自卫手势或由于被拖拉时刮到某些物体所引起。
  肩胛部创口有烧灼痕，头部的创口既没烧灼也无烟晕，是从至少有3英尺远的距离开枪射击的。可能肩部先受枪击。要是开枪的人想打他的心脏的话，那他就会把枪口移到两个肩胛骨之间。如果华特曼转身向左，弹头会往更左侧进入，正好沿着现在的路线走。如果华特曼后来跑开，就可以解释第二枪同样无效的位置。然而我这种重建犯罪过程的设想没有得到检验，因为这个案子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1946年6月一个天色晴朗的黄昏，当我在韦默斯大街把准备过周末的提包放进我的汽车时，电话铃响了：
  “先生，我是杰拉尔德街警察局的鲍尔。切斯特广场一个相当重要的地点发生了枪杀。你现在能来吗，先生？”
  我常常避免在电话里问案件的任何细节，因为尽管好长时间以来，话务人员不再管理个人通话，但声音会“交叉”到另一条线路去，一些重要的消息就会在无意中泄露出去。在报刊得到这些消息之前进行工作会有更为安静得多的气氛。他们越迟得到消息，这方面的工作会做得越好。
  出事地点是在切斯特广场45号贝尔格拉维亚，离杰拉尔德街警察局仅100码远，是希腊国王乔治的战时住址。
  在那里，楼下后面的房间躺着女管家伊丽莎白·麦克琳里登的尸体。她是一个很动人的40岁妇女。当她脱下一只手套坐在一张小桌子边打电话时，弹头从项部射入，手套摇摇晃晃地挂在她面前的桌子边，旁边的电话记录簿没能提供线索。她前面的墙壁被子弹凿了一个洞，她坐的椅子后面几英尺远的毛毯上有一颗口径0.32的弹壳。这是一个重要线索。
  没有迹象表明发生过搏斗，也没有试图自卫的痕迹。从损伤的角度来看显然她看不见手枪。组织无烧伤，毛发无烧焦，皮肤或衣服无烟晕，这些意味着枪是从几英尺远的地方发射的。她几乎立即就死亡。我认为她已经死了五到六天。
  就警察所发现的情况看，她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六天前，即6月8日。国王第二天下午来看过这个屋子，发现牛奶放在后门石阶上，但没有追究。在发现尸体的前一天，一封从布里弗顿寄给麦克琳里登小姐的信问她为什么多次给她电话都不回答。信的署名是阿瑟，但无发信地址。
  麦克琳里登小姐的姐姐维朗妮卡告诉警察，阿瑟曾是死者的未婚夫，他叫阿瑟·博伊斯，是在布里弗顿码头工作的油漆装饰工。维朗妮卡还说她妹妹曾在阿瑟衣袋里发现一张旧的结婚请帖，上面写着阿瑟为新郎，一个名叫波妮莫斯·威蒂小姐的为新娘。他不理这件事：“这不过是我的一桩恋爱事件，而且现在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