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伦敦警察厅刑事登记局证明阿瑟不仅通过结婚仪式和威蒂小姐结婚，而且因为犯重婚罪判了18个月徒刑。
  “是的，那是我。”当鲍尔警长在布里弗顿阿瑟的住处问他时他说，“出了什么事？是我的未婚妻的事吗？她在希腊大使馆工作，不见一个星期了。我母亲和我到处找她。我们准备在7月16日结婚。”
  鲍尔在他的房子里搜查枪支，没有结果。物证或许早被丢进海里了。有一个行李标签写明：约翰·罗伦德。这似乎不是很有希望的线索，但是鲍尔还是一直追踪，终于找到罗伦德，那时他在军队。事实证明他是个很值得寻找的人。他告诉鲍尔，1945年10月，他和阿瑟一起住在福尔罕，当他走的时候，发现装在旅行包裹的0.32口径的布朗宁自动手枪不见了。他这支枪是合法的，他报告警察这支手枪不见了。同时，因为他认为只有阿瑟可能拿这文枪，他就寄去一个盒子和标签，要求他把枪交回。阿瑟没有答复，却愚蠢地保存起标签。
  鲍尔问罗伦德有无偶然留下的用过的子弹或空弹壳。有的，罗伦德说，他有一颗空弹壳，作为卷外科胶布之用。
  对于火器鉴定来说，弹壳比弹头更有用处。从枪里发射出来的每个弹壳都会印上该枪各种细微缺陷的特征——撞针、枪门、退子钩。鲍尔送两个弹壳(一个是罗伦德保存的，另一个是麦克琳里登坐的椅子后面发现的)给军械商罗伯特·邱吉尔，那时他在做警察弹道学工作。邱吉尔将它们一起放到比较显微镜下，发现在撞针压痕、退子钩抓痕和螺栓头/枪闩面的印痕是同一的。他拍的照片和指纹的证据一样有力，因而确定了指控阿瑟的案件。阿瑟被判犯凶杀罪，处以绞刑。
  后来，我又处理了一个著名的枪杀案，一个年青的道路研究专家迈克尔·格雷戈斯顿被杀案。他在1961华8月23日清早，被发现死于贝德福郡A6公路旁的停车场。这是件非常罕见的事件。整个案件的发生是在有第三者始终在场的情况下，因为格雷戈斯顿那晚由一个动人的青年实验助手瓦拉丽·斯托里陪伴，她不仅看着她的男朋友被枪杀，而且后来她自己也被强奸，几乎被杀死。这个案件在刑事犯罪史上称为“A6凶杀案”。这是一个平凡的名字，因为考虑到犯罪事件发生在A6的一段偏僻路上，但A6早已有更不吉祥的名字“死人山”。
  按照瓦拉丽的说法，事情不过是，天黑后他们在温德森附近把车子停下来，在车里聊天时，一个人袭击了他们。这个人敲窗子，当窗玻璃降下来时，捅进来一支左轮手枪，并说“这是拦路抢劫’。他爬进汽车后部，用枪口对准他们，强迫格雷戈斯顿开车沿着他指的路线走了三个多小时，最后他命令他们驶进克劳普山附近死人山的那个路旁停车场。那时大约是凌晨3点。这个人说：“我想睡觉，但首先必须把你们绑起来。”他用一根绳子将瓦拉丽的手腕捆住，并寻找用来捆绑还在司机座的格雷戈斯顿的东西。“把那个袋子给我。”这个带枪的歹徒告诉格雷戈斯顿。格雷戈斯顿正转身拿袋子给他时，这个人朝他的头部在非常近的距离连续开了两枪。
  瓦拉丽高声尖叫：“你开枪打他，你这个杂种！你为什么？”
  “他惊吓我。他动得太快，我被惊吓了。”
  她求他让她载迈克尔去找医生。他的回答使后来瓦拉丽辨认他时成为一个重要的线索。
  “不要吵！怎么样？我考虑①(①原文为finking，是罪犯把thinking (考虑)读成这个样子。见后。——译者)一下。”
  几分钟以后他重复“考虑”这个词。然后他命令瓦拉丽和他一起坐到汽车的后座来，脱掉她的内裤。她表示拒绝，但他威胁说要开枪，她就顺从了，忍受他强奸。这些都很快就结束了。他叫她出来帮他搬走格雷戈斯顿的尸体。他要她介绍那车的排档并给他发动汽车，然后当她坐在地上哭泣的时候，从五、六英尺远的地方连续向她开了五枪。
  这个人以为她死了之后，便开车走了。瓦拉丽躺在那里，两只脚麻木，知觉模糊，直至一个农民在早上6时30分发现她。
  我首先去到现场，就象往常那样，参加警察现场勘查，然后坐车到贝德福郡停尸室。根据尸温的下降，尸僵和其他情况，我估计格雷戈斯顿在早上3至4点死亡。头上有两处0.32口径子弹的枪创。弹头从左耳贯通到右颊。射入口周围皮肤有烟晕，射击距离不会超过1到2英寸，很明显子弹是迅速连续发射的。
  接着来的星期天，我到贝德福医院去检查瓦拉丽。她有同样口径的贯通枪创。一个射入颈部，四个射入左肩部，都向下经手臂穿出。五枪全在一条直线上。我认为很可能是连续发射的，射击距离至少半米之外。她很幸运还活着，但要是没有一颗子弹穿过脊柱那将更为幸运。“我觉得我的腿没用了。”她对我说。很糟糕，这个动人的姑娘从此不会走了。
  当我到病房看瓦拉丽时她刚度过了第一次休克关，用枕头支撑着半坐卧位，精神还好，能和我聊天。我并没有问她发生的事，只是说我来检查她的创口以便帮助警察重建犯罪经过。“我是内政部的一个病理学家，”我说，“但我也是个医生。”当病房护士帮她换床单时，她微笑着。我为她的伤口照了几张彩色照片时她也没有大惊小怪。她只有头和手臂能动。她的双腿瘫痪了。看见活生生的人这种悲惨的形象比看见死尸常常更使我感到心情不安。
  她的聪慧和遭受那样可怕的打击之后神志清楚得这么快，给我的印象很深。她关于强奸、格雷戈斯顿和她自已被枪击的叙述全部得到了医学鉴定的证实。
  她那坚韧的勇气也使我难以忘怀。因为很明显，要象她那样沉着地谈这些，必须克服感情上极大的压力。她没有哭。
  几天以后，瓦拉丽偏巧被转到我所在的盖氏医院。她在那裹住了三个星期以后，警察在报刊和电视里宣布他们要会见一个名叫彼得·路易斯·亚尔方的男人。他们认为这个人或许会帮助他们调查——这是他们通常对第一号嫌疑犯委婉的讲法。9月22日，这个呼吁得到了亚尔方本人的回答，于是，他被拘留。然而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警察立即到盖氏医院来，希望瓦拉丽能够出席去辨认身份。
  他们来得非常不合时宜，雷尼斯医生正从她身上取两颗弹头。他送警察出来。第二天再次拒绝了他们。但在9月94日，医生挡不住警察的压力，让他的病人躺在床上推出去，检阅一排男人，以便从这里头拣出杀死她的男朋友和蹂躏她这年青生命的凶手。她“并不惊慌失措，脑子十分清醒。”雷尼斯后来证实，“虽然她很激动而且紧张。”情况远不是理想的。
  对瓦拉丽来说，这是一次特别折磨人的严峻考验。向有同情心的医生和警察叙述罪恶事件的经过不象再一次看见玷污和开枪打她的人那样使人感到痛苦。再则像常常在辨认身分时发生的那样，对她能否拣出那个人，警察相当明显地感到焦虑。警察坚信他们抓到了那个人，他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了艰苦努力的工作将他抓来，瓦拉丽的辨认是至关重要的证据。如果她说她不能肯定，那他们会感到失望，而且不得不放走他。
  对于这样的压力，她的身体远还不够健康，而且很脆弱：也许不应该勉强。但无人能否认这次辨认身份是安排得十分公正的。瓦拉丽带着激动的心情并急于求成，只用5分钟时间就拣出了一个人，但这个人不是嫌疑犯亚尔方，而是一个西班牙士兵，一个样子很象，但却是不容置疑的清白无罪的“对照者”！
  亚尔方被释放。亚科特探长后来说，他现在“知道犯罪事件发生那天晚上亚尔方在哪里。”还有其他几个方面的理由，他相信亚尔方是无罪的。在瓦拉丽能适宜作辨认身分之前，警察急于作这样的辨认，真令人感到遗憾！看来，如果他们稍再等一些时间，可能就会搞得很清楚：他们抓错了人。
  还有不幸的是在辨认之前，警察没有告诉瓦拉丽，如果她认为有助于她辨认的话，她可以要这个人讲话。她无疑会这样做，就像她开始所说的那样，她在光线良好的情况下只见过凶手的脸一次，然而听到他的声音却有六个小时。她早已告诉警察，他有一口清楚的伦敦口音，她特别记得他把“things”和“think”说成是“Fings”和“Fink”。如果听了西班牙士兵说话，简直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错误。
  在辨认后一天，瓦拉丽转到斯托克·曼迪维里，那是白金汉郡专门整复脊髓损伤病人功能的一个医疗单位。治疗是心理的，也有物理的。毫无疑问，从她进入这个医院那天起，她感情易于激动的状态得到改善。同时，亚科特探长接到几次关于追踪詹姆斯·汉拉第的电话；他住在布莱克普尔，被逮捕了。
  在那次辨认身份之后三周，叫瓦拉丽参加另一次辨认。这一次她问能否听听那些人讲话。辨认行列一共有13个人。她仔细观察他们达20分钟，躺在车子上，在这排人面前来回推了好几次，要每个人讲“Be quiet，will you？I'm thinking。”(不要吵！怎么样？我正在考虑。)每个人必须讲两次。最后她毫不犹豫拣出了汉拉第，那时这个人已被警察列为嫌疑犯，而且怀疑的程度比亚尔方更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