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认为这毫不相干，只是满蒙回藏四族人民都可以封王封公，汉人却没有这种权利，太不公平，所以我要这颁爵权是为了使汉人也可封王封公的。”
  冯听了袁这番话，正想插嘴，但袁又接着说：“华甫，我的心事已经对你说过，今天总统的权力和责任，跟皇帝有什么两样？一个人想当皇帝，无非为了子孙，因为总统不能世袭，而皇帝却可传子传孙。拿我来说，老大有残疾，老二是以名士自居，三儿子不达时务，其余都很幼小，岂能付以国事？历史上帝王之家的下场总没好结果，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冯抓住这机会插了一句话：“总统说的肺腑之言，可是到了天与人归，黄袍加身时，就推不掉了。”袁好像很生气地说：“不，我决不会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已叫他在那儿置了点产业，如果再有人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再不问国事了。”冯听了袁这番表示，当然是相信的，他辞出后顺道访政事堂机要局长张一麐，把袁适才讲的话对张复述一遍，问张对此看法，张是苏州才子，自小站练兵时便当袁的文案，参预机密最久，又和冯私交也最深，他听了冯的叙述，想了一会说，“老头子的话是信得过的，事情的确如此，有人想做开国元勋，但老头子不会傻到这个地步。”
  六十八、张作霖和陈宦
  袁对冯、段各有一套应付的手法，已如前述，对于冯、段以下的北洋系军阀们，袁所采取的手段则略有不同，一方面同样不让他们参与帝制机密，一方面则多方设法窥探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态度。
  民国4年夏天，他本拟召集全国各省将军来京，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讨论划分军区和废省改道两个问题。当时有人建议袁不要仓促进行，以免各省军政首长离心离德；加以中日甫签廿一条约，此时此刻召开大规模军事会议，很容易召致日人疑心和误会。袁深以为是，乃改变方式，轮流电召各省将军入京述职，专就帝制问题向他们试探。
  4年7月起，应召来京的，先后有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山西将军阎锡山、奉天将军张锡銮、湖北将军段芝贵和驻防奉天的廿七师师长张作霖、驻防湖北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等。这些显赫人物中，只有段芝贵是唯一参与帝制机密的。
  袁接见这些封疆大吏时，总是先问这么一句：“咱们办共和办得怎样？”共和而加“办”字，实在是一人绝妙的好形容辞，因为办得不好，当然可以不办 ，何况“办”字便寓有试办的意思。这些诸侯们都知道袁的意思，所以答复的话都是千篇一律：“共和不容易办得好，还望大总统多负责任，以救国家。”
  奉天将军张锡銮是袁的老把兄，此时已经70多岁了，在袁眼中，这位老将黄忠已无余勇可贾，耳既不聪，目又不明，而所说的话，更不中听，他认为外交告紧，边防空虚，对政治问题应该多加考虑，以免引起强邻干涉。袁听了很不高兴，因而有意要把他打入冷宫。
  廿七师师长张作霖的地位自不能和各省将军比，但他是奉天的实力派，所以破格召见他。他于4年7月25日入京，由军警执法处长雷震春陪同入觐，袁在居仁堂召见他。这位初见世面的师长，颇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飘飘然，左顾右盼，对于清宫中一件古瓷，一幅名画，无不啧啧称赞。他依例向袁行跪拜大礼，恰巧袁这时从口袋中掏出表来看时间，张正好叩头完毕站起来，便目不转睛地望着这只挂表，袁微微一笑，顺手把表送给他：“你拿去作个纪念吧！”他接了过来连声说谢谢！
  袁和颜悦色地问他和雷震春的关系，他直率地回答说：“禀大总统，雷处长是作霖的老总统。”雷赶忙接着说：“那时东三省左翼总统是张勋；右翼总统是震春。”一边回转头来轻声却带有训斥的口气对张说：“现在的总统不是从前的总统，现在的总统和皇帝一样，你懂吗？”张连声说是 ，袁又大笑不已。
  初出茅庐的张师长，深深觉得这位老总统真是一团和气，又亲切又大方；可是更令他惊异的，是当他由居仁堂回到旅邸时，他所看见的那些古瓷名画都已经由专人送来。来人说：“大总统知道张师长喜欢这些，特赶着送来给张师长。”这一来可把张感动得不知该如何是好了。袁的这套手法，的确真能笼络四方豪杰。
  自从国民党讨袁失败后，北洋军便控制了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只有两广和四川，云南、贵州在北洋势力以外，不过广东的龙济光虽非北洋系，但和袁却相处很密切，袁对龙也最好。因此有问题的省份只是川滇黔三省，这是北洋系的缺口地区。
  帝制运动将起时，袁认为必须先收服四川，再以四川控制云南和贵州。他在身边东选西挑，终于找到一位“英物”就是名义上是参谋次长，而实际负责参谋总长的陈宦。陈和国民党及任何南方军事派系都有渊源 ，尤其有利的条件是他曾主持过清时四川和云南的军事教育，民国后川滇两省的军政大员多半是他的门生故吏。他任参谋次长，总长是黎元洪，只挂名而不到部办公，所以他对参谋部的处理，完全符合袁世凯的需要。袁的智囊团中，对全国军事采取分工研究，指定一人负责一组，陈便是负责西南组，凡与川滇黔三省有关的军事问题，都由陈负责研究，并提出意见和办法以供袁采纳。
  民国4年2月20日，袁下令派陈宦会办四川军务，并在北洋军中抽调李炳之、伍祯祥和冯玉祥三个混成旅随陈入川。
  这就是袁所计划填补北洋军在西南缺口的一个重大措施。
  陈宦奉命后筹划起程，动身前谒袁请示机宜，袁摒退了左右，然后用很亲密的口吻对陈说：“你是很聪明的人，应该怎样做法你都知道 ，用不着我多说了；只是有一点我想让你了解，四川是天府之土，明朝藩王的殿址仍然存在，你去了之后，可以好好把它修建一下，也许将来我叫芝台（袁克定的号）到四川来。你去找芝台谈谈，你们从今后要当作弟兄看待，也许将来我会付你更重大的责任。”
  陈宦退出后，即到A字走廊去看袁克定。袁克定这位太子爷，他的眼睛是生在额角上的，连段祺瑞、冯国璋都没有放在眼中，自然更看不上一个军务会办的陈宦了。陈心里甚纳闷，也和段、冯一样，深感这位少爷难于伏侍，正在十分扫兴地要退出去，忽然袁世凯的一个侍从飞跑过来，对着袁克定说：“大总统叫小的来传话，请大爷和陈大人换帖拜把子。”袁克定也够机警，听了这个传话，立刻变了态度，对陈宦说：“二哥，在我这边用饭吧。”原来陈宦字二庵，又排和第一，故克定叫他二哥，他们开始促膝密谈，袁克定亲切地问起陈的兄弟行以及家庭情形。
  陈宦是什么出身呢？当袁克定向他问起家世，他曾叹了口气说：“甭提了！”因为提起来，真是很凄惨。这个故事说来话长：
  光绪中叶，湖北安陆县有兄弟两人，一耕一读，父亲早亡，留下无衣无食的老母 ，日日以泪洗面。这兄弟二人中，老大不好读书，老二却一天到晚读书，老大看老二除了读书一样不会，认为是个不会治生计的书呆子，很瞧不起他。有一次气他只知道念书，于是用铁条重重的打在他的头上，老二被打，昏了过去，可是他并不因此而憎恨哥哥，仍以笑脸相向，仍然是只会吃饭，埋头读书。这个好学不倦的人就是后来称为湖北三杰之一的陈二庵。
  陈宦童年时代是一段苦学记，后来他在武昌进过自强学堂，在北京住过南学，中过拔贡，入过武备学堂，不过却仍是一个流荡无依的穷书生。庚子那年，有兵士解饷往保定，当时兵荒马乱，交通梗阻，送饷的兵士们惶惶然莫知所从，陈宦却自告奋勇伴送他们历经万险解饷银到目的地，然后掉头而去。
  陈宦离开家乡时，是因为实在受不了老大的闲气，因此告别时曾在老大面前夸口，说不会再回家乡吃哥哥的受气饭；然而他却仆仆风尘，故我依然，好像穷苦和他分不了家。他有一个叔祖陈学芬，曾做过学部尚书，可是却是远亲，以此关系，河南的林学政曾请他代阅试卷，月薪十六两，十六两本已很可怜，然而这份差事却又不是一份长差事，考试完毕就没有卷子好阅了，只好卷铺盖走路。茫茫大地，他颇有无处容身之感，于是偷偷回家乡探母，却又不敢在家中过液。跑到附近庙中安身。
  人的际遇真难逆料，陈宦在是困苦的时候，忽然幸运落到了头上。光绪三十年，四川总督锡良要物色新人才，河南林学政向锡良推荐陈宦 ，锡良乃汇了八百两纹银请陈束装入川，陈宦天外飞来好运，他乃把七百两纹银留给母亲和哥哥，自己带了一百两做路费，搭臭鱼船溯江而上，披星戴月赶来成都，抵达后住了一间小栈房，即往总督衙门挂号。
  这位四川总督锡良实在是位可敬可爱的人物，能识拔人才，而且礼贤下士，他一听陈宦来见，即问明陈下榻的客栈，第二天微服简从去拜防陈。陈这时不过廿多岁，见到不速之客来访，接谈之下，才知就是声势煊赫的锡制军，两人促膝畅谈，锡对陈大为倾佩，认为陈不但有学问，而且知兵，第二天立刻发表陈为四川讲武堂提调。由于这一经历，后来的四川军人刘湘、刘成勋、刘存厚等多出陈门下。锡良调任云贵总督，又把陈调到云南任讲武堂堂长，后来锡良继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陈亦追随赴关外，办讲武学堂。锡早想提拨陈为统制，只因陈资格不够，不是暗中给他捐一个四品京堂，不久便派陈为廿镇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