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良之于陈宦确是有知遇之恩，官场常有受恩深重，感激涕零的口语，这句话在陈宦对锡良来说，实在是千真万确的。
  陈宦受锡良的特达知遇，曾赴欧洲考察，回国后任清乡督办。锡良生病辞官后，陈又受知于袁世凯，这时的陈宦已经名满海内，有湖北三杰之誉。这三杰是吴禄贞、蓝天蔚、陈宦。陈在袁的下面，是重要的军事智囊之一，专责川、滇、黔、粤、桂五省军务，且为统率办事处的中坚分子。民国三年蔡锷由云南都督内调后，袁派蔡为统率办事处处员，陈蔡两人相处甚欢，有英雄相惜之感。一来蔡是湖南人，陈是湖北人，两湖素有大同乡之谊；二来蔡的出身，和陈相同，均是贫穷出身，也均靠自己苦读奋斗见重于世；三来蔡受知于云贵总督李经羲，和陈受知于云贵总督锡良如出一辙，蔡的门生故吏遍西南，陈的门生故吏也遍西南。有此多种因素，两人往还甚密，鱼水相欢，并且互相敬重。日后蔡领导护国倒袁，和陈相拒于四川，也靠了这一段友谊而收最后迫袁退位之功。
  陈二爷由京动身时，北京文武长官纷纷到车站送行，汽车排成一字长蛇阵，沿途军警密布，铁路两旁和月台上都是人山人海。一个军务会办 ，在北京城里并不算是一个够威风的人，可是，陈宦却身价不同，他离京的这种排场，在北京除了欢迎孙中山先生和黎元洪有过这么热闹场面外，还没有别的送往迎来有如此局面。
  民国4年3月12日，陈宦乘火车抵达汉口大智门，湖北文武官吏都排队到车站欢迎，场面盛大，气派煊赫，谁会想到，20年前一个穷书生，连回家吃一餐饭都不敢的，而今却衣锦荣归了。3月18日彰武上将军“干殿下”段芝贵、帮办王占元特备大红帖把陈和他的随员都接过江来，宴以极丰盛的筵席，珠烹玉馔，极一时之盛，宾主极为欢洽。
  陈宦一行浩浩荡荡于3月24日抵沙市，26日到宜昌，沿途礼炮震耳欲聋。船过巫峡，陈不胜感触，20年前种种注到心头，往事如烟，为之黯然，乃在船上作了一首五言诗，诗曰：
  “二十年前事，追恩亦怆神；有门常闭雪，无甑可生尘。
  世态惊奇险，家贫累老亲，回首望乡国，蹉子又西征。”
  陈到成都后，四川巡按使陈廷杰，因丁艰请假，职务由财政厅长刘莹泽代行，袁就于5月1日下令派陈兼任四川巡按使。6月22日令调成武将军胡景伊入觐，派陈督理四川军务。陈就职后以胡鄂公为军署一等秘书官，这职务实际就是秘书长，军务科长王某，军需科长马观生，另以雷飚为刘存厚部旅长。后三人都是湖南人，并且都是蔡锷荐给陈的，陈、蔡相得于此更可证实。
  陈督川后，立刻做了两件事：一为清乡剿匪，一为督修皇城。皇城仿北京宫殿式，朱甍画栋，夺目壮观。川人奇怪，以陈的长才，不见有经世大策，却致力于此不急之务，问之于陈，陈说：“我是替老大当差的，将来他也许会封为蜀王，我不能不替他准备好府邸。”别人说：“他是太子，太子应该留在京里，为何出就藩封？”陈答：“依我看，储位不一定轮得到他，老头子有立爱不立长的意思，可能老五克权有希望。”问的人说：“如果老大到四川，将军往何处去呢？”陈笑了一笑答：“我大约又走老路，从前我是由四川到云南，将来可能也是这个途径，命中注定我的任务是开路先锋。”
  六十九、杨度和筹安会
  袁的帝制活动，有两个外国才子和一个中国才子支持。两个外国才子，一个是公府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公府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袁搬出这两个洋才子，是有深意的。美国博士古德诺以精通政治学闻名于世，他竟发表专文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那就足以证明中国是该行帝制了；而有贺长雄主张中国改行帝制，有贺是日本法学家，日本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强国，如果中国改行帝制，则亦将步武日本为亚洲强国了。至于一个中国才子是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度。杨在袁的智囊中，代表新派，他自认是袁袖中的一张王牌，不料袁选内阁总理也好，选国务卿也好，总选不上他，他真是一肚闷气。他担任“汉口商场督办”，越做越无聊，民国3年4月辞去这个督办，回任北京的参政，由老袁的智囊一变而为太子袁克定的智囊。这时袁身边最接近的是内史夏寿田，夏是杨的同乡又兼同学，年少而有才名，其入袁幕也是杨所介绍。内史长阮忠枢虽是袁在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可是他这时鸦片烟瘾很重。另一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张一麐则专任政事堂的机要局长。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签押房，按时到公的只有夏寿田一人，所以遇事都和夏商量，夏由此一变而为袁身边亲信，知道袁的动向和意图。夏既是杨度所介绍，杨、夏关系自是极为接近，夏经常到杨家吃晚饭，因此夏所知道的事，杨也知道。
  杨度既然对袁的意图完全了解，乃撰了一篇《君宪救国论》，交夏寿田转呈给袁，袁看了击节赞赏，连声说：“真乃旷代逸才也。”遂把这篇大作寄给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旷代逸才”四字是民国3年5月袁亲题横匾赠给杨度，杨有谢恩折：
  “为恭达谢忱事：五月卅一日奉大总统策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因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伏念度猥以微材 ，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祓饰之逾恒，实悚惶之无地。幸值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嘉会，声华谬窃，返躬之疚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看出袁的隐衷，秘密呈请袁改行帝制，袁命夏寿田把这些意见就商于杨度。袁初意是想叫杨做一个居间人，与徐、丁等联络，幕后指挥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并网罗一些名流参加，使这个团体能影响和领导民意，借为帝制打下基础。袁自己既不能发号施令。也不能亲自指挥，因此由杨担任最为适当。不要杨出面，是因为杨和袁关系太深，色彩太浓，杨出面就让人看出这是自拉自唱的戏。
  可是杨却愿意亲自出马，不愿做无名英雄。夏寿田转达袁的意见，叫杨联络当时知名之士研究帝制问题，他于是邀请了五位有名人物，是：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加上杨度自己，总共六人，后来大家遂叫他们为“洪宪六君子”。
  孙毓筠的祖先是山东济宁州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寿州城外20里的大柳树镇。这个逃荒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以贩布发家，就是孙毓筠一房；小儿子读书，其后人孙家鼐中了状元 ，做到大学士。孙毓筠受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感召，前往东京参加同盟会，同盟会派他到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醴起义，不幸被捕，杨度曾竭力营救他，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他是寿州相国孙家鼐的侄孙，所以维护他，仅判五年徒刑。辛亥革命时，孙毓筠获得自由，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收长，不久被举为安徽都督。后来到北京去，便与国民党断绝了关系。二次革命后，孙一面倒向袁，先后做过约法会议议长，参政，又组织过宪政研究会。
  胡瑛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湖南桃源人，早年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曾与吴樾同谋行刺五大臣，到东京加入同盟会，后因在武汉参加钦知会而被捕。辛亥起义后，他跨出了牢门，自封为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派他为山东都督，袁上台后，派他为陕西经略使、新疆青海屯垦使。他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民国4年5月下旬到了北京。
  孙、胡两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同党中人或死或逃，他们认为国民党翻身的机会不多了，因此就另走门路。胡瑛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反动也反动到极端，甘与鸟兽同群。后来他最怕人家向他做六的手式：横一个六指是六君子之一，竖一个六指大拇指放在嘴唇是笑他的大烟瘾。胡瑛和孙毓筠两人，如果当年革命被捕时，即绑赴刑场，慷慨就义，那么日后便是轰轰烈烈的革命烈士了，不幸清吏成全了他们，把他们从烈士祠一脚踢出来，他们自己却糟蹋了自己，错过了留芳机会，变成了遗臭人物。人的际遇真是难说。刘师培原名光汉，在清末著有《攘论》、《中华民族志》等。曾和章炳麟创立光复会，是一位国学家。在国学方面著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庵文集五卷》、《谈左札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后来变节，充当两江总督端方的门下士，端方下台后，他到四川任国学院主讲。民国后章炳麟介绍他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教授。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他也发表《国情论》和《劝告旧同盟会诸同志》的公开信。4年袁畀以公府咨议。他上了一篇谢恩折：
  “窃师培业耽七略，才谢三长，孝标洊历艰屯，子骏冀兴古学，自维梼昧 ，幸值休明，综邹鲁之七经，昔惭呫呫哗。诵唐虞之二典，今睹都俞，恭维大总统乾德诞敷，谦光下济，风宣衢室。化溢灵台，访辛尹之遗箴，聘申公以束帛，偕偕士子，伸风议而遂栖迟，驶驶征夫，咏谘诹而怀靡及。顾复不遗葑采，忝备荛询，班国士之外传，进汉臣于前席，俾闻国政，责以春秋致用之方，遂候禁官，置之朝夕论思之地，宠光曲被，陨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图报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