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文学不能够没有英雄，就如同任何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不能缺少美酒一样。可是，新时代给英雄的塑造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英雄所特有的悲壮与崇高在现代这个商品化的文化消费市场上被消解，英雄成了一地碎片。过去的英雄和凡人的天然划分显然已无法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我们和朱秀海一样面对着同一个问题：英雄在哪里？如何才能找到新时期的英雄？
  朱秀海与别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并且回答了它。他的回答是巧妙回避英雄本体问题，姑且把英雄存而不论，着力描写普通人面对生活的种种考验时做出的选择。昆德拉说过，历史时常使人们面临某种无法抵抗的压力和圈套。其实何止历史是这样的，生活也是这样，无处不是陷阱和圈套。朱秀海似乎力图穷尽种种存在的可能性，突出普通人——英雄在各种选择面前的彷徨，以及他们被各种诱惑撕裂的痛苦，从而体现出英雄选择的不易与艰难。这样，朱秀海就把外在的善与恶的标准变成了内在于自我的选择，让主人公在这种内在的彷徨与焦虑中痛苦地选择，从而在主人公的选择中发掘出惟有小说才能发掘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人的“具体存在”，亦即人的“生命世界”。在“生命世界”这一点上，所有的人都是共通的，朱秀海是在写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可他把英雄主题演绎成为一些普通人的生命冒险与体验，避免了因为职业或者历史的局限带给读者陌生感，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他使自己的噩梦变成了所有读者的噩梦，自己的沉重变成了所有人的沉重，自己的绝望变成了所有读者的绝望，自己的选择也成了所有读者的选择。
  《痴情》中烈士的母亲司马丽君虽然没有上过战场，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考验，但是在生活中，她一直都在选择。在生活强加给她的苦难面前，她的选择是从不低头。新婚不久的丈夫被打成右派，她没有像组织希望的那样，与丈夫划清界限，即使在丈夫被流放的日子里，她也是顶着右派家属的恶名，与整个不公正的社会抗争着。南线战争爆发后，她一直担心着儿子的命运。如果儿子成为逃兵，她会不会接纳他，这个想象中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她。即使在确定她儿子牺牲后，她依然在等待着儿子的魂灵回归故里。女主人公不屈服于命运的压力，向命运挑战，保护着自己和自己爱的人，可以说，她丝毫不比在战场上视死如归的英雄表现得差，她是生活中的英雄与强者，外在的所有标准在她面对的苦难和与苦难斗争的激情面前，显得是多么的局促。
  《穿越死亡》中的江涛和刘宗魁是另外两类不同的英雄。江涛是一位把战争视为游戏的英雄。可是，战争的残酷远远不是一场游戏所能承负的，战争要人付出死亡的代价。当江涛得知一个营的士兵面临着全体覆灭的危险后，救还是不救就成为折磨江涛的问题。派出预备队，分散兵力，在想象中的敌人进攻面前可能招致全团甚至是全师的溃退；如果不救，怎么能够坐视部队陷入敌人重重包围，浴血苦斗，最终遭受失败？更何况，敌人可能的攻击只是自己的一个假设，也许，敌人的所有兵力都被吸引到这个营身上，已经无力攻击自己的防线。战争不是演习，它不按照事先约定的计划展开，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这种内心的困境下，只有英雄才能做出应做的抉择。他的选择是自己带着一支小队伍穿过雷区进入战场。他可以死，但不可以忍受战败的耻辱。当然，抉择是痛苦的，不仅仅在于做出抉择的江涛自己，还在于这个面临绝境的营的主官刘宗魁。到了最后关头，所有个人恩怨都已无关乎全局，他是一个棋子，已经无力左右战局，却可以选择把自己牺牲在战场上，把生的希望留给被自己带入绝境的士兵们。外在的世俗的道德标准已经不足以评判他的选择，他的选择严格说起来并不可取，可正是这种面对困境的选择，击退了死亡，让他成为了英雄。
  在朱秀海的小说世界里，英雄不是天生的。现实生活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梦想着当英雄，但是一旦被命运之手推到人生困境面前，是选择坚强战胜困难，还是向命运低下高贵的头颅，就在这一刻决定了英雄和懦夫。朱秀海并不只给英雄留下一种选择，他把普通人走向英雄的经历变成一种选择的过程，一种对人的各种选择的可能性的耗尽。他的小说触及到了一个柏拉图哲学的重大命题：人若能够知善，必将行善。可是克尔凯郭尔认为，人即使已经知道善，仍旧有一个选择善的问题。不能忽视人的意志。朱秀海在确定英雄主题，摹写社会人生，构造理想人物的运思过程中，把军旅小说固有的一个潜在模式：知善——行善，改写为知善——选择善——行善的模式。小说中外在的道德楷模被取消，代之以丰富的人物内心世界里的斗争，让人产生一种俯瞰人物灵魂深处的眩晕感。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避免了人物的脸谱化与单一化，使英雄丰满起来，更加像普通人，于是也就更加真实可信，对于作家来说，很可能也为自己书写英雄的历史展开了更广阔的场地。笛卡儿说过，征服你自己有甚于征服全世界。还有什么比看到一个英雄人物以大毅力征服自己内心世界更能够让人激动的事呢？征服了人心也就征服了读者，征服了世界。
  朱秀海小说潜在的结构模式（知善——选择善——行善）以及朱秀海本人有意识地对选择的强调，决定了朱秀海的小说不可能以戏剧化的矛盾冲突和悬念迭出的情节来结构全篇，但并不妨碍我们读他的小说时有那种一直被悬念压迫和催赶着的感觉。朱秀海小说的一个特色是，主人公的自语独白在很多时候成了小说前进的第一驱动力。《穿越死亡》讲述的是一支战术预备队，无意中捅到了敌我双方在战略设想上都忽略的“634高地”地区。由于634高地的归属直接威胁着敌人纵深的防御部署，敌人在“634地区”投入了重兵。这个有问题的连队由于阴差阳错，不得不担负起攻打高地的任务。不能攻上高地，全连都将被敌人分割包围，消灭在“634高地”地区；而攻上高地，则会使整个敌人的防御系统崩溃，并能够策应A团B团的作战计划。可是，敌人在高地上的部署显然优于进攻者，更致命的一点是这支连队的主官毫无作战经验，个人间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矛盾的急转直下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和巨大张力，就这样紧紧绷住了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波澜起伏而又悬念迭出，没有丝毫的牵强和人为编造的痕迹。但是，作为一部长达四十三万多字的长篇，如果仅仅依靠如此的矛盾冲突，最终会使矛盾冲突在叙述的时间中稀释，不足以推动情节发展。朱秀海把战场上的矛盾冲突引入人的内心世界，使外在的冲突与人物内心深处的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无论是江涛，刘宗魁，还是十七岁的排长上官峰，这些主要人物的任何一个想法，都决定或者影响着这支队伍的命运以及战争的走向。外在的矛盾冲突已经不是情节发展的第一动力，或者可以这么认为，外在的矛盾冲突只不过是展现人物内心冲突的一个背景，一个引子。小说表面上是在写一场战役，实际上已经被转变为人物内心深处的战役，敌我胜负的悬念变成了人物内心思想、情绪、意志力的较量，一连串关于战争的悬念变成了一连串人物内心如何选择的悬念，迫使读者阅读下去，也只能阅读下去你才能了解战争的胜负。每一种选择的可能都存在，全书的结尾就在这些可能性之中，但无论出现什么结果，都是人物内心斗争的结果，都不是突兀的。
  朱秀海采用一种内部聚焦的叙事方式逼真地呈现主人公的内心活动，灵敏的测出那些徘徊于无意识边缘的思想。这种方式突破了以故事情节为主的小说的局限，更好地突出了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立体图景——我们得说这是选择的图景。当17岁的排长上官峰在战场上第一次面对死亡时，他无法从死亡的恐惧与阴影中摆脱出来。“死……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它的真相同过去我了解的一切诠释它的概念、理论、诗篇、音乐、绘画……都不相同，……死仅仅是一种无法预测的、人们突然遭遇的、猝不及防的事实。……死就是一切的结束，不仅仅是思想、感觉、情绪上的、灵魂性质的存在的结束，而且首先是肉体的毁灭。”在战场上最难割舍的可能就是对生的挚爱，死是某种行将到来的可能，你必须选择，而选择又决定了你的命运。上官峰是聪明，他选择的不是接受死亡而是穿越并且战胜死亡，由于他的这种选择，他活了下来，一场事关全局、本来无望取胜的战斗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他不但从内心里成了英雄，而且还成为了现实中的英雄。
  在朱秀海的另一部重要作品《音乐会》里，我们又看到了这种我们已经熟悉的内心独白。当主人公金英子在得知自己的梦中情人兰团长将要被组织上分配为卞霞的丈夫时，“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我还像一部什么电影里的女主角，于痛不欲生之际，从地下爬起来，发疯一般穿过森林，跑向山坡下的冰河。”这显然是一个叙述者在回忆自己当年的经历，因为当时的情境下，“我”是不可能觉得自己“像一部什么电影里的女主角的”。叙述者“我”怀着一种审视的眼光看着那个时代的痛苦，由于时间的阻隔，那个时代的“我”的痛苦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撕心裂肺了，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变成了叙述者“我”对当年不懂事的我的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