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到音调时，那里已经改成了西餐厅。不过菜单上罗列着各种中国菜名，只是装修上能看得出一点洋味而已。
  温暖还在那里上班，她没变，我没变，偏偏打量了很久才能认出对方。这种感觉很奇怪，让我想起了在李桐的学校。汪洋托我送一些入冬的衣服，当我把皮箱交到李桐手里后，我和她便被放学的人流冲散。突然，我觉得她不会找我。越过人群，我看到她在四处张望。不过我并不相信那是为了我，直到她怒气冲冲的把箱子摔回到我的手里为止。
  一个人开始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脑子与视线失散、所有判断全靠着想象、睁不睁开双眼没有区别、我不明白自己到底忘记了什么，或者丢掉了什么。
  我与温暖提起了T市的音阶，还有金笛那些女孩。她兴致很大，丢给我一堆开发区场子的优惠券，躲着经理跟我聊天偷闲。
  她问起我这几年跑到哪里鬼混时，我没有避讳，直接说出了自己在法院扫了三年地的事实。温暖趴在桌子上闷头大笑，她不相信我能去做那么无聊的事。
  “是不是觉得活着没劲？”温暖总结性的问。
  我摇头，“挺好的。”我说。
  真正没劲的不是生活，是我自己而已。一个人要是没过过高兴的日子，他也就不会明白什么是苦涩。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值得记住的幸福的事儿，只不过我操蛋的忽略了它们。
  看着她，看着餐厅的玻璃窗和窗外的行人，我开始有些想念以前的日子。和尚那混小子最喜欢夏天赖在江边，坐在栏杆上对每一个路过的靓妞严肃的夸一句“有个性”，而鸡头则时不时附和一句：“有性格”。我和东子、修鬼他们大咧咧坐在停船码头打扑克抽烟，赢出或输出一顿酒钱后摆出吊儿郎当的表情钻进酒吧里消费，大多情况下都会喝的没有车费回家。
  当时我觉得日子很无聊，甚至有点丢人，现在却觉得还不错。至少现在，我再没勇气为了高兴花光所有的钱，然后步行一个多小时挨回家。
  年纪和成熟这些玩意，真的会让人越活越没劲。
  不过，这不包括她的出现。
  她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当她走进餐厅时，我的眼睛便停在她的腰上无能为力。
  很细，很精致。
  她的父母应该是生意人，走南闯北那种，口音不纯，半吊子的普通话让我发笑——体面人大多有这种毛病，时时刻刻留意自己给别人的印象，却不大在乎自己是否舒服。
  一家三口吃饭没什么特别，让我记住她的原因是从她父母起身结账那一刻起——女孩偷偷打量着老爸老妈的身影，十分迅速的将父亲剩下的小半瓶葡萄酒吞进了肚子，随后又将瓶子藏在了桌底。
  我被逗笑，她紧张的张望了我一眼，皱眉之后，她居然若无其事的用纯水压着酒味，眼神似乎在责怪我少见多怪。
  她们离开后，我拉过温暖询问了几句。女孩子是这儿的常客，我没记住她的名字，只记住很适合她的绰号——小腰。
  看到温暖对小腰并不感兴趣，我恍惚的问：“你肯定是P。”
  温暖脸色变的很快，如果不是修鬼及时打来的电话，也许她的指甲还会陷在我的胳膊里不肯离开。
  汪洋正在迪吧监工。突然接到电话，汪洋显得有些慌张，让修鬼立即跟他出去办点事。
  修鬼本以为是什么大事，赶到事发地点才发现不过是件事故而已——市里针织厂混纺车间，一名工人中午安装顶棚时踩空，落在脚手架上穿死了。
  死人对这社会本来就没什么影响，事故也不过是几方人在入土前或入土后为了点钱演几场闹剧的资本。偏偏汪洋很紧张这件事，边在现场找施工工头，边让修鬼立即叫些人过来帮忙。
  我赶过去时，老K、二郎、斧头他们都在那忙活，工人被他们“留”在事发地周围，路过看热闹的原厂工人则被挡在了外面。
  “死的这人挺有来头？”我好奇的问。
  修鬼连连摇头，“有来头能爬到棚顶干活？大冬天的人骨头本来就脆，死的挺惨。救护车刚送走，没救。”
  “操，叫台救护车还花了我六百块，这年头，要是家里穷点，这车都叫不来了。”鸡头在一旁忿忿不满，但我和修鬼立即走到一边，没人给他事后报销。
  “这该汪洋什么事？工头是他朋友？”我追问。
  修鬼摊手说：“干这种活出什么事故都是正常，我也不敢多嘴问点啥。厂房门封了，别让别人看见就行。”
  “看不看见有什么区别，就算能活过来，外面看热闹的人也能把他说的再死过去。”我讥笑着走到外面帮起忙来。
  看热闹的工人热情不减，一个个凑到我们面前问东问西，除了老K一言不发以外，其他人都摇头搪塞。不一会厂里响起铃声，工人急急忙忙打卡开工，这才让我们缓过劲来。
  磨蹭半个小时左右，汪洋带着两个人从厂区走了过来。一个是针织厂经理，一个是施工队工头，汪洋向我们多此一举的介绍了一下，这反倒让我们觉得脸红。
  “放心，肯定没事。让你手底下那些人把嘴管住，剩下就是赔点钱，赔不了多少。”汪洋直言不讳的说。
  工头面相老实，打量我们几眼才接口说：“赔多少无所谓，我本来就应该拿。”
  针织厂经理却板起脸说：“自己不注意安全，出了事算到我头上？”
  汪洋转头看向经理，没什么表情，半晌才扭头嗤笑一声。
  经理似乎觉得尴尬，赔笑说：“行，老弟你看着办，你拿主意。”
  汪洋点点头，临走时拍了拍工头的肩膀，没有对经理说一句客套话。
  走在老K他们身边，正与鸡头琢磨下午去哪里打发时间，汪洋忽然把我喊了过去，指着修鬼和我，让我俩坐他车一起离开。
  冲老K挤挤眼，我习惯性的跑去车头准备开车，但被汪洋阻止了。不由我有些嘲笑自己，但汪洋的话却让我想了很久。
  “别人求我办事可以，但是别人让我办事，那不好使。”汪洋自己坐上了驾驶位，上下瞟了我几眼，“男人敞敞亮亮的，有什么能耐就安心过什么日子，别低头哈腰让人瞧不起。”
  修鬼打了个哈哈，把我拉到后排替我掩饰尴尬，但我没有这种感觉。配角当习惯了，或许我真没考虑过自己可以选择。不是被逼迫，是自己忘记了自己还能改变点什么。
  也许为了证明自己，或纯粹的证明给汪洋看，我突然开口问：“死那个工人没合同还是没保险？”
  汪洋怔了一下，扭头看着我说：“心眼挺快。都没有。”
  “操，赚钱都赚疯了。这种人也用。”修鬼摇头说。
  “死那个是工头的远房亲戚，合同保险小梁本来要交，他自己不用，乐意每个活多拿点实在钱。”汪洋仍盯着我说，“说难听的，小梁也想省两个钱。”
  “正常，都是有今天没明天的，有保险不也是给别人花的吗？还不如自己捞点实实在在的。”我耸肩说，“那个梁哥怕吃官司？”
  “回头你跟修鬼去忙忙，外地的，我把电话给你，家属来了以后你看着办。”汪洋转身发动汽车，平静的说。
  但这些话落在我耳里却不平静，除了一起混过很多年的哥们以外，很少还有人愿意收留有案底的人帮忙。尤其是这些有身份的人。公安局那些档案像是毕业证书，能给予的职业不外乎帮凶打手，那只是熬日子的消遣，没人真的喜欢。所以才有哥们说：劳改劳改，落在社会上都变成老改，到老了也得改造。真改的不是我们这些人，而是社会上其他人对我们的眼光。
  这不奇怪，我看过很多人，他们意识中，劳改本就应该写成老改。
  “多少钱？”我压着胸口的喘息问。
  “你觉得人命值多少钱？”汪洋笑着反问。
  “如果是我的朋友，给多少钱我都不干。”修鬼耿耿于怀的说。
  他毕竟家庭条件不错，从没愁过票子，我没反驳，看着窗外，不清楚自己走的对或错。
  死的工人姓杨，不到三十，出外干活十多年。父母都在，还有个哥哥。
  从汪洋那拿到电话号码以后，我想了很久不清楚应该怎么开口。
  “直接告诉他们人死了，要多少钱报个数，扯别的没用。”老K不耐烦的说。
  “操，这他妈不是你亲戚，万一人家就较真了，办砸了我哪有脸让汪洋替我擦屁股？”我笑着骂。
  老K听到汪洋的名没有再言语，我被汪洋叫上车时，我清楚的看到他有些失望，为了他自己失望。每个人都是坐台，活着熬着不过是为了有一天能翻身，最后有资本选别人出台而已。
  “你几个都过来帮帮，我自己摆弄不明白，办妥当了汪洋不记份情，修鬼也欠咱一顿酒。”我冲着鸡头他们说。
  老K看了我很久，终于在身边乱糟糟的声音里露出了笑。
  我打电话过去时，小梁已经先请完罪。我刚刚提起杨哥出了事，电话那头立即用我听不太懂的方言骂了起来。
  “骂我没用，这不是我的事。大不了小梁进去蹲几年，你们也落不下什么好。这人还在医院里躺着，明儿你家来俩人谈谈。什么事不都是钱的事吗？这些钱不给你们，我也能把小梁买出来，最多让他蹲三月。自己想清楚了。”我一口气说完，留下自己的号码就急匆匆挂上了电话。
  鸡头在旁边连骂了几声“操”，“打官司得了，就针织厂老板加上汪洋，怎么还打不过一民工？自己摔的，活该！”
  我也没办法回答鸡头的问题，汪洋紧张这件事自然有他的原因。钱这玩意，不光能买出结果，也能埋掉经过。想到这我看了看修鬼，他茫然摆手。
  这社会上什么事情都有，那种让人又笑又气的事更是天天发生。
  下午我打的电话，到了晚上，老杨家人就打了回来。开口说明自己是出事人的哥哥，甚至没提自己的姓名，他就直接问：“你们能给多少钱？”
  “见面谈，我怎么称呼你？”我被他的坦白惊的没有了想法，“你弟弟躺在那连件衣服还没换呢。”
  “这些不用你管，叫我杨希就行了。”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在我们这出了这种事……”
  “你说到这，咱也就知根知底了。钱咱当面谈，你不管你弟弟，我还觉得他躺在医院浪费我钱呢。”我厌烦的说：“工作单位知道吗？到了给我打电话，我给你们安排地方住。”
  结果让我挺烦躁的，他居然不知道自己弟弟在哪工作。小梁那种小工程队大多挂在大公司名下，到处揽活没固定地点，这倒没让我见怪。留下地址后，我安心的拨给了修鬼，“要钱的还是比要人的多，你透透汪洋的话，看最多能赔多少。别到最后咱俩填坑。”
  我想应该让修鬼亲自听听我与杨希的电话，那样他就不会继续奇怪我为什么这么快谈妥。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前后一星期而已，我没记住杨希一家人的模样，也没记住他们的话，只记住了在杨希心满意足上火车之前，汪洋劈手扇他的那个耳光。
  杨希一家人来到我这里后，根本没去医院看那具尸体，直接把我叫出来，在火车站研究起赔偿的事。杨希的老妈和媳妇哭的很生动具体，“这种丧良心的老板，让他赔个几十万都应该。”杨希气愤说。
  “你妈应该多生几个孩子，没事死一个，其他人都乐呵。”我说完惹来了一堆骂，但老K瞪大眼珠子的模样平息了一切。
  修鬼打算好好招待他们，我没同意。虽然人的心里都有理亏的时候，不过社会上永远只是个补偿的问题。针织厂经理只给开到二十万，那也就是他觉得可以买到足够让自己忘记这件事的数目。我把杨希一家人丢在站前小旅店里两天，杨希的父亲想见一下自己死去的儿子，但杨希丢出一句话：“钱没拿到，人绝对不接回去。”
  如果不是怕汪洋翻脸，我不会拦着准备动手打人的老K。不急不缓晒了两天，到我答应十万改到十五万后，杨希才松下口。
  “再给你添三万，赶快把你弟弟葬了。不是怕事，我是替他感到不值当。你花死人钱我不管，起码让他早点入土。”从头至尾，我连发脾气的兴趣都找不到。
  小粱的工程队我也跑过一趟，与跟杨希讨价还价不同，我让老K他们全带上了家伙。我没拿，理由不清楚，只是有些不习惯。同样是中午，就在死人的脚手架旁我们**裸的恐吓了一番。
  “不差再花点钱封上别人的嘴，这事就当没有，还想干活就把嘴都闭上。”我在脚手架旁画了个圈，老K从鸡头那里翻出几张票子烧了起来。
  鸡头骂了几句，但没心疼。我们可以凭一道口子放赖勒票子，却不会从一个死人手里抠钱，哪怕不是自己的哥们。怎么做人我们说不出，但是怎么做一个男人，我们都清楚。
  赔了十八万，小梁拿十万，针织厂经理掏八万。工程事故大多是三方关系，那位经理几次想把责任推掉，于是我不得不把汪洋搬出来，才解决了他的怨言。
  杨希给弟弟买了一个二百四十块钱的骨灰盒，是殡仪馆最便宜的。我陪在旁边看了很久，有点想骂又开不了口。
  在一切结束之前，汪洋的朋友拿来一份和解合同，违约责任很严，不过拿到钱之后的杨希毫不犹豫签了字。和解这东西不可以强制执行，但可以追究责任，汪洋这份小心翼翼更让我起了好奇心。
  “回去以后再别跟我闹没钱结婚了。”在火车站，杨希的父亲不满的嘟囔了一句。就因为这句话，汪洋抬手抽了杨希一个嘴巴，随后头也没回离开了那里。
  也许每个人都想死了以后留给家人点什么，不过如果他真的知道家人因为他的死可以安心享受点什么的时候，这种想法应该变成了怨恨。
  “你弟弟不上保险，我估计你比谁都生气。”我挡在汪洋身后，冷嘲热讽说。
  估计也知道自己理亏，杨希只在我面前骂了几句，悻悻的离开了。
  汪洋把我和修鬼送回了迪吧，在下车前忽然开口解释了几句，“针织厂这几年效益不行，我正帮着他们找人收购，节骨眼能少件事总比多件事强。前几天来的那群小子，有空叫出来我安排一桌，以后有事还得找他们帮忙。”
  汪洋话没说透，修鬼已经乐开了花。
  看着汪洋的车转过街角，我不由佩服起他来。与**十年代个人企业大摇大摆吞并国企不同，到现在聪明的老板已经迫不及待把自己交到国企那里。国企上有政策扶持，下有地皮资金，这都不是私人羡慕就能得到的。
  不过汪洋说的绝不是简单的收购吞并，而是天天逼人疯狂或跳楼的股票。合并之后，私企会拿到一定比例的股权，长长久久捞自己的养老钱，这永远不是亏本的买卖。当然，不是谁都有资格享受这些。经济效益好的国企自然也有精明的领导，想被他们看上，私企的状态不可以太差。
  能帮着一个半死不活的私企坐上万年船，汪洋的手腕还是其次，他能捞的好处绝对会让大部分人眼红。反过来说，他的手段也不会是光明正大的。
  从汪洋蹲过牢拿过枪开始，我就不相信他是一个安分的人。不是挥着拳头的人才是黑社会，破坏了别人无法破坏的法律，操纵了一些肯为他出力的人，汪洋很合适这些对黑社会的形容。
  “怪不得你都不知道汪洋天天干什么，估计这些事就足够他忙活了。一年不用多，一家就够他赚的。”修鬼还在嘀咕这辈子谁也不为，自己赚多少就花多少的时候，我截口说。
  “操，一年一家？五年一家都够他玩了。”修鬼叹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