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作者:王溢嘉 更新:2021-11-24 21:34
《三国演义》里的孔明,正符合这种文化架构里的“军师”原型,我们甚至可以说,罗贯中是听从汉民族集体潜意识心灵的召唤,根据既有的文化理念去“塑造”孔明的。而历来众演义小说的作者诸君,也都无视于历史事实,硬把姜尚、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编派成“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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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明心态与诸葛亮人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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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先于存在的军师形貌
罗贯中有意把孔明描绘成一个具有道家思想和言行举止的“军师”:
在第三十七回,刘备和关羽、张飞访孔明不遇,但见草堂中门上书一联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第三次往访,“草堂春睡足”的孔明总算出来相见,“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第三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的“借东风”故事里,孔明向周瑜说:“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于是周瑜派人在南屏山建一七星坛,孔明于“甲子吉辰,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来到坛前”,“焚书于炉,注水于盂,仰天暗祝”。
在第九十五回的“空城计”里,司马懿兵临西城,孔明大开城门,由军士扮做百姓洒扫街道,他自己则“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左童手捧宝剑,右童手执尘尾”,计退司马懿的十五万大军。
在平剧及其他地方戏里,孔明都是穿八卦道袍的,更是十足的“道家仙长”扮相。儒家是“常”,道家是“变”,作为“主公”的刘备只有常规的能力,而身为“军师”的孔明则必须有超常规的能力,除了足智多谋外,还要有神机妙算。在《三国演义》里,孔明的神机妙算多得不胜枚举,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功业”主要是来自这种神机妙算。第四十六回的“借箭”、四十九回的“借东风”、五十五回的“锦囊妙计”、八十四回的“八阵图”等均属之。
在“借箭”故事里,孔明向鲁肃透露:“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这意思似乎在说,孔明的神机妙算有一部分是来自他渊博的知识。但当刘备赴东吴成亲时,孔明给随行的赵云三个锦囊,要他在三个特定时刻拆开来看,“内有神出鬼没之计”,自能逢凶化吉;以及在入川时,孔明事先在鱼腹浦以石块布下“八阵图”,后来刘备伐吴兵败,吴将陆逊乘胜追击,大军竟受阻于此一八阵图,而化解了蜀汉的危机:这些神机妙算却都是“超乎知识”的,他这种能力让刘备赞赏“先生神算,世所罕及”,也让周瑜、司马懿叹息:“吾不如孔明。”
孔明最惊人的神机妙算是在刘备三顾茅庐时,他所定下的“天下三分策”,以后历史的发展几乎完全照他的分析进行,丝毫不爽。这种功力绝非时下的“趋势报告”所可比拟,它们代表的是一个层次完全不同的“天机参透”。
《三国演义》里的这些精彩描述,当然都是正史里所没有的。在正史里,刘备虽三顾茅庐,对孔明甚为礼遇,但初始并未重用,在赤壁战后,才“以亮为军师中郎将”,而所谓“军师中郎将”并不等于“军师”,它的职责是“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要等到刘备平定益州后,才以孔明为“军师将军”,这时距离“三顾茅庐”已经七年。但在《三国演义》里,刘备却在初识孔明后没几个月,就将大军交给他指挥,而有《博望坡军师初用兵》《诸葛亮火烧新野》等情节。
这固然是在“神化”孔明,但却也反映了汉族文化中“本质先于存在”的思维倾向。孔明的足智多谋与神机妙算是他的一种“本质”(军师的本质),是不必经由磨炼与考验就具备的,任何外在的考验都只是在彰显他这种本质的存在。从某个角度来看,二十七岁时的孔明固然已与五十四岁时的孔明一样高明与睿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也表示在这漫长的二十多年间,孔明并未有他个人的“成长”。
这种思维倾向很容易造成一个文化的停滞与闭塞。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高人心态”
当孔明被塑造成一个具有道家思想而又能参透天机的人物时,自然就给人仙风道骨、看破红尘、潇洒自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观感。这样的一个人物,在成为“军师”之前,必然已是个“高人”,孔明的“草堂春睡”与姜太公的“渭水垂钓”异曲同工,都是在凸显“高人”淡泊而又潇洒的人格面。我们看《封神榜》里“文王渭水访贤臣”一节,发现它与《三国演义》里的“刘备三顾茅庐”,在结构上有很多类似之处。当然,这可能是来自作者间的“互相抄袭”,但也可能是出于一种古老仪式的回响。“主公”屈尊降贵去求访要辅佐他的“军师”,而且受到一些刁难,事实上就跟另一件“阴阳相济”的大事——结婚一样,在传统的结婚礼俗里,新郎是“阳”、是“正”,新娘是“阴”、是“副”,“一家之长”要得到他的“贤内助”,也是要“屈尊降贵”地登门迎娶,并在过程中受到一些小小的刁难。这种模式似乎是来自一种幽微的心理需求。
刘备确实曾对孔明“三顾茅庐”,孔明在《出师表》里自承:“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但“三顾”似乎是次数多了一点,在《三国演义》里,刘备二访孔明未遇,第三次前往时,“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到了庄门内,孔明“昼寝未醒”,刘备拱立阶下一两个时辰,孔明方醒,始整衣冠出迎。这种文学描述固然是在夸大刘备的“诚”与孔明的“高”,但也产生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孔明心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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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明心态与诸葛亮人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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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先分析“文化孔明的心态”。我们说“孔明心态”是指“摆出看破红尘的清高姿态,需要对方执礼甚恭,三敦四请,他才勉为其难地出山,以济困解厄”的一种心态,这是文化上的定义,这种心态其实是国人非常熟悉的,还有一种与此类似的,我们可称之为“终南山心态”,那是指唐朝名士喜欢隐居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又不时放出风声,以方便“求才若渴”的有司登门拜访,然后“恭敬不如从命”地入朝为官的一种作风。此一“以退为进,忸怩作态”的行为模式,是汉族文化的独特产物,“孔明心态”难免也有这种文化成分,但它却比“终南山心态”要来得复杂而高明,“终南山心态”是“假高人心态”,而“孔明心态”则是“真高人心态”。
《三国演义》里的孔明,既是一个足智多谋、能洞悉过去未来的一位“高人”,那么他必然也“知道”辅佐刘备创建蜀汉乃是“应天承命”,是他“宿命中的事业”,因为一切的一切,都已在他的神机妙算中;而他的“草堂春睡”,其实只是不欲“泄露天机”的表面文章。罗贯中虽没有这样描述,但却容易让人产生这种联想。一个能事先就提供“锦囊妙计”、摆好“八阵图”的“高人”,怎么会“不知道”刘备会对他“三顾茅庐”呢?
这种联想让人觉得孔明的“隆中高卧”,乃是一种“装”出来的姿态,虽非“忸怩作态”,但却是一种“掩饰”。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的孔明”有的可能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
“法”与“法统”的迷恋者
“历史的孔明”与“文化的孔明”不只判然有别,简直是南辕北辙。在正史里,刘备既缺乏儒家色彩,孔明也少有道家思想,“历史的孔明”是一个赏罚严正、循名责实的法家之徒。他曾将自己手抄的《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四书送给皇子刘禅,其中除《六韬》是兵书外,其余都是法家的经典之作。
《三国志·蜀志》里说,孔明初治蜀时,“益州承刘璋暗弱之后,士大夫多挟其财势,凌侮小民,亮一切裁之以法”,法正以“用法太严”相谏,孔明说:“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法,为政之要,于斯着矣。”
在第一次北伐时,马谡违背调度,致有街亭之失,孔明挥泪斩了视如己子的马谡,大家以为可惜,孔明流涕道:“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
由这两则记载,我们多少可以知道,“历史的孔明”基本上是一个“法家”的信仰者与实践者,而他的这种信仰与实践多少又给人一种缺乏弹性的感觉,特别是在蜀中已严重缺少将才,他却挥泪斩了马谡这件事上。孔明似乎是个“法”的迷恋者。
“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这句话里的“法”,还有“法统”的意思。在《出师表》里,他对刘禅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他欲讨伐的是取东汉而代之的“魏”,欲兴复的是早已失去民心的“汉”。孔明和姜子牙、张良、刘伯温等“军师”最大的不同点是,前者是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政权,而孔明却是想维系一个已经名存实亡的“法统”。
在政权交替时,总是会有“法统”的问题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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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明心态与诸葛亮人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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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先于存在的军师形貌
罗贯中有意把孔明描绘成一个具有道家思想和言行举止的“军师”:
在第三十七回,刘备和关羽、张飞访孔明不遇,但见草堂中门上书一联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第三次往访,“草堂春睡足”的孔明总算出来相见,“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第三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的“借东风”故事里,孔明向周瑜说:“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于是周瑜派人在南屏山建一七星坛,孔明于“甲子吉辰,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来到坛前”,“焚书于炉,注水于盂,仰天暗祝”。
在第九十五回的“空城计”里,司马懿兵临西城,孔明大开城门,由军士扮做百姓洒扫街道,他自己则“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左童手捧宝剑,右童手执尘尾”,计退司马懿的十五万大军。
在平剧及其他地方戏里,孔明都是穿八卦道袍的,更是十足的“道家仙长”扮相。儒家是“常”,道家是“变”,作为“主公”的刘备只有常规的能力,而身为“军师”的孔明则必须有超常规的能力,除了足智多谋外,还要有神机妙算。在《三国演义》里,孔明的神机妙算多得不胜枚举,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功业”主要是来自这种神机妙算。第四十六回的“借箭”、四十九回的“借东风”、五十五回的“锦囊妙计”、八十四回的“八阵图”等均属之。
在“借箭”故事里,孔明向鲁肃透露:“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这意思似乎在说,孔明的神机妙算有一部分是来自他渊博的知识。但当刘备赴东吴成亲时,孔明给随行的赵云三个锦囊,要他在三个特定时刻拆开来看,“内有神出鬼没之计”,自能逢凶化吉;以及在入川时,孔明事先在鱼腹浦以石块布下“八阵图”,后来刘备伐吴兵败,吴将陆逊乘胜追击,大军竟受阻于此一八阵图,而化解了蜀汉的危机:这些神机妙算却都是“超乎知识”的,他这种能力让刘备赞赏“先生神算,世所罕及”,也让周瑜、司马懿叹息:“吾不如孔明。”
孔明最惊人的神机妙算是在刘备三顾茅庐时,他所定下的“天下三分策”,以后历史的发展几乎完全照他的分析进行,丝毫不爽。这种功力绝非时下的“趋势报告”所可比拟,它们代表的是一个层次完全不同的“天机参透”。
《三国演义》里的这些精彩描述,当然都是正史里所没有的。在正史里,刘备虽三顾茅庐,对孔明甚为礼遇,但初始并未重用,在赤壁战后,才“以亮为军师中郎将”,而所谓“军师中郎将”并不等于“军师”,它的职责是“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要等到刘备平定益州后,才以孔明为“军师将军”,这时距离“三顾茅庐”已经七年。但在《三国演义》里,刘备却在初识孔明后没几个月,就将大军交给他指挥,而有《博望坡军师初用兵》《诸葛亮火烧新野》等情节。
这固然是在“神化”孔明,但却也反映了汉族文化中“本质先于存在”的思维倾向。孔明的足智多谋与神机妙算是他的一种“本质”(军师的本质),是不必经由磨炼与考验就具备的,任何外在的考验都只是在彰显他这种本质的存在。从某个角度来看,二十七岁时的孔明固然已与五十四岁时的孔明一样高明与睿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也表示在这漫长的二十多年间,孔明并未有他个人的“成长”。
这种思维倾向很容易造成一个文化的停滞与闭塞。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高人心态”
当孔明被塑造成一个具有道家思想而又能参透天机的人物时,自然就给人仙风道骨、看破红尘、潇洒自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观感。这样的一个人物,在成为“军师”之前,必然已是个“高人”,孔明的“草堂春睡”与姜太公的“渭水垂钓”异曲同工,都是在凸显“高人”淡泊而又潇洒的人格面。我们看《封神榜》里“文王渭水访贤臣”一节,发现它与《三国演义》里的“刘备三顾茅庐”,在结构上有很多类似之处。当然,这可能是来自作者间的“互相抄袭”,但也可能是出于一种古老仪式的回响。“主公”屈尊降贵去求访要辅佐他的“军师”,而且受到一些刁难,事实上就跟另一件“阴阳相济”的大事——结婚一样,在传统的结婚礼俗里,新郎是“阳”、是“正”,新娘是“阴”、是“副”,“一家之长”要得到他的“贤内助”,也是要“屈尊降贵”地登门迎娶,并在过程中受到一些小小的刁难。这种模式似乎是来自一种幽微的心理需求。
刘备确实曾对孔明“三顾茅庐”,孔明在《出师表》里自承:“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但“三顾”似乎是次数多了一点,在《三国演义》里,刘备二访孔明未遇,第三次前往时,“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到了庄门内,孔明“昼寝未醒”,刘备拱立阶下一两个时辰,孔明方醒,始整衣冠出迎。这种文学描述固然是在夸大刘备的“诚”与孔明的“高”,但也产生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孔明心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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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明心态与诸葛亮人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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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先分析“文化孔明的心态”。我们说“孔明心态”是指“摆出看破红尘的清高姿态,需要对方执礼甚恭,三敦四请,他才勉为其难地出山,以济困解厄”的一种心态,这是文化上的定义,这种心态其实是国人非常熟悉的,还有一种与此类似的,我们可称之为“终南山心态”,那是指唐朝名士喜欢隐居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又不时放出风声,以方便“求才若渴”的有司登门拜访,然后“恭敬不如从命”地入朝为官的一种作风。此一“以退为进,忸怩作态”的行为模式,是汉族文化的独特产物,“孔明心态”难免也有这种文化成分,但它却比“终南山心态”要来得复杂而高明,“终南山心态”是“假高人心态”,而“孔明心态”则是“真高人心态”。
《三国演义》里的孔明,既是一个足智多谋、能洞悉过去未来的一位“高人”,那么他必然也“知道”辅佐刘备创建蜀汉乃是“应天承命”,是他“宿命中的事业”,因为一切的一切,都已在他的神机妙算中;而他的“草堂春睡”,其实只是不欲“泄露天机”的表面文章。罗贯中虽没有这样描述,但却容易让人产生这种联想。一个能事先就提供“锦囊妙计”、摆好“八阵图”的“高人”,怎么会“不知道”刘备会对他“三顾茅庐”呢?
这种联想让人觉得孔明的“隆中高卧”,乃是一种“装”出来的姿态,虽非“忸怩作态”,但却是一种“掩饰”。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的孔明”有的可能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
“法”与“法统”的迷恋者
“历史的孔明”与“文化的孔明”不只判然有别,简直是南辕北辙。在正史里,刘备既缺乏儒家色彩,孔明也少有道家思想,“历史的孔明”是一个赏罚严正、循名责实的法家之徒。他曾将自己手抄的《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四书送给皇子刘禅,其中除《六韬》是兵书外,其余都是法家的经典之作。
《三国志·蜀志》里说,孔明初治蜀时,“益州承刘璋暗弱之后,士大夫多挟其财势,凌侮小民,亮一切裁之以法”,法正以“用法太严”相谏,孔明说:“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法,为政之要,于斯着矣。”
在第一次北伐时,马谡违背调度,致有街亭之失,孔明挥泪斩了视如己子的马谡,大家以为可惜,孔明流涕道:“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
由这两则记载,我们多少可以知道,“历史的孔明”基本上是一个“法家”的信仰者与实践者,而他的这种信仰与实践多少又给人一种缺乏弹性的感觉,特别是在蜀中已严重缺少将才,他却挥泪斩了马谡这件事上。孔明似乎是个“法”的迷恋者。
“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这句话里的“法”,还有“法统”的意思。在《出师表》里,他对刘禅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他欲讨伐的是取东汉而代之的“魏”,欲兴复的是早已失去民心的“汉”。孔明和姜子牙、张良、刘伯温等“军师”最大的不同点是,前者是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政权,而孔明却是想维系一个已经名存实亡的“法统”。
在政权交替时,总是会有“法统”的问题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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