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在三国中国势最弱，而刘备刚好是汉王的后裔，蜀汉坚持“正统”的名分当然有其苦衷，但“天下岂永远是姓刘的”？这种坚持实亦含有“迷恋”的成分。在《后出师表》里，有“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样的句子，它虽然可能是伪作，但却相当传神地表达了孔明基本的政治立场。
  刘备临死之时，托孤于孔明，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禅事实上是个昏君，而孔明一直对他忠心不贰，《出师表》里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劳，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忠义之情，跃然纸上，读来确实令人落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曹丕再有才德，仍是他欲讨伐的“贼寇”，即使刘禅再昏庸，仍是他欲事奉的“明主”，这多少也是对“法统”的一种迷恋吧？
  我们假设一种情况：如果当初“三顾茅庐”的不是刘备，而是曹操，孔明会不会“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呢？笔者认为不会，因为它不符合孔明的政治立场。
  一个迷恋“法”的人，并不见得会迷恋“法统”，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孔明的“人格形态”。
  一个拘谨、戒慎的英雄
  作为历史真实人物的孔明，与作为文化原型人物的孔明，在性格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三国演义》里的孔明，“羽扇纶巾”，有着从容、潇洒的人格形态；但《三国志》里的孔明，却“夙夜忧劳”，有着谨慎甚至拘谨的基本特质。他在《出师表》里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固然是在反映刘备的知人之明，但也可以说是孔明的自我表白。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孔明的评语是：“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成之干，优于将略”“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与！”这种说法跟《三国演义》里足智多谋、用兵如神的孔明，简直是南辕北辙，历来也有不少人说陈寿是“以成败论英雄”，但笔者认为陈寿的话应是可信的，因为拙于“奇谋”与“应变力”正是一个“谨慎”人格者应有的行为反应模式。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谨慎的人会屡出“奇兵”与“险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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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明心态与诸葛亮人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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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次北伐时，魏延建议率精兵五千出子午谷，奇袭长安，“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孔明却认为此非“万全之计”，太过“冒险”，而未予采纳，这正是他应有的作风。至于挥泪斩马谡所表现出来的“拘泥于法”，也有几分是他的拘谨性格所使然。
  孔明身为丞相，却事必躬亲，连会计账册都自己查核（躬校簿书），当时杨就曾进谏：“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瘦神困，终无一成。……今明公为治，乃躬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孔明虽感谢他的忠言规劝，但还是无法完全改变他这种习性。笔者认为，孔明之所以要事必躬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非想“大权独揽”，而是同样出于“谨慎”这个根深蒂固的性格问题。
  如果我们能承认，“谨慎”乃至“拘谨”，是孔明人格的核心样貌，那么就较能理解他的政治立场，“迷恋法统”可以说是此一拘谨的投射。
  他的这种性格，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的孔明”何以会让刘备“三顾茅庐”？《出师表》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孔明在南阳时与徐庶等人交往，常自比管仲、乐毅，有人因此说既然自比管、乐，又为什么说“不求闻达”呢？这显然是在“说谎”或者“面冷心热”。但若从他基本的人格面来考虑，一个拘谨、戒慎的人，通常也不是豪迈、主动的人，自比管、乐是心中炽热的理想，可惜“心热脚软”，孔明无法像豪迈不拘的李白一样上万言书，大剌剌地说“生平愿识韩荆州”般，向他的“刘荆州”毛遂自荐。
  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孔明不会“自我推销”，难以“主动站出来”，“积极开拓自己的人生”，而只能被动地等待刘备的慧眼来认识他这个“拘谨的英雄”。这也是笔者认为，在“三顾茅庐”这件历史公案里，孔明所具有的“真正心态”。
  天意、时势与英雄
  陈寿在《三国志》里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利，开诚心，布公道……循名责实，不齿虚伪，邦域之内至于终，咸畏而爱之，刑法虽峻无有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这样的褒语来自“敌国之臣”的史笔，殊属难能可贵。孔明的确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贤明宰相，也留给后人无限的景仰与怀念，民间百姓透过《三国演义》去认识“文化的孔明”，这个孔明有着接近“神”的思想与性格，乃是三国时代的第一号英雄人物。他的无法“匡复汉室，还于旧都”，完全是碍于“天意”。在六出祈山后，司马懿受困于上方谷，孔明夜观天象，悲愤地发现自己的“将星欲坠，阳寿将终”，而以祈禳之法，“谨书尺素，上告穹苍，伏望天慈，俯垂鉴听”，增加他一纪之寿，则他必能“克复故物，永延汉祀”，“非敢妄祈，实由情切”，但最后魏延踢倒了延命灯，孔明不得不“弃剑而叹”，吐血而死。
  读者读到此处，不掩卷太息者几希！虽然大家明知这个“文化的孔明”乖离历史，是虚幻的，但大家还是喜欢这样的一个“孔明”和他的“英雄悲剧”。这种“英雄悲剧”固然彰显了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但其实也反映了一个文化执拗地放纵它的奇想时，尴尬收场的困境：像孔明这样一个不世出的能人异士，怎么无法“匡复汉室”呢？答案只有一个：荒谬的“天意”。但这也是一个荒谬的答案。
  “历史的孔明”确实是个难得的贤相，但要走出文化的迷雾，我们必须“硬起心肠”以较现代的眼光来透视他的思想与人格。从以上对他思想与人格的分析，笔者认为，孔明虽是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但基本上，是一个“时势造出来的英雄”，而非像曹操般属“创造时势的英雄”。这个“英雄”，用现代术语来说，是个“体制内改革者”、“右派的保守主义者”，而他的“坚持法统”与“汉贼不两立”立场，正是他这种思想与人格的总结。外在的环境与内在的心性，决定了他的格局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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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黛玉的爱情、疾病与死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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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甫上大学时，即买了一本《红楼梦》，想虚心拜读这部被公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但多次阅读，都是看了几回就无疾而终。要说老实话嘛，是“看不下去”，总觉得它所描述的世界，所透露出来的心情和观念，跟我当时的心灵视野对不上，而缺乏阅读的热情。所以在那个自发性阅读的年代，《红楼梦》很自然地被我摆在一边，坐冷板凳。
  今天，重新拿起《红楼梦》，是因为自己的心灵经过一个很大的转折，路转峰回，变得“适合”来研读这部古典名著了。历来讨论《红楼梦》的专家学者多矣，笔者后知后觉，对过去汗牛充栋的“红学”论著有很严重的“专业缺憾”，但也许正因为这种“缺憾”，而使我得以用自己的“专业”眼光以及一种跟传统不太相类的“文学心灵”来看《红楼梦》。
  死亡：浪漫爱的隐喻
  在《红楼梦》这部人物众多、布局宏伟的巨著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一条重要的主线。这条主线在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阁成大礼》达到最高潮，林黛玉吐血而亡，贾宝玉则神智不清地娶了薛宝钗，令人回肠荡气的爱情在疾病与死亡中画上休止符。
  在文学作品里，爱情、疾病与死亡这三者经常如影随形，连袂登场。爱情是“美丽”的，而疾病与死亡则是令人“哀愁”的，它们的“三位一体”似乎是文学家在塑造一个“美丽与哀愁”故事时惯用的手法。但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疾病与死亡的附加于爱情，并非在增加“哀愁”而已，它们还有另外的含意。事实上，爱情故事里的疾病与死亡都已跨越了“医学范畴”，而成为文学领域里一种独特的隐喻（metaphor）。本文拟从林黛玉的“病”与“死”这个对传统文学家而言属于周边的立场，来剖析她的“爱”，并兼及于她的才情与人格。
  我们先谈“死亡”与“爱情”的关系。
  笔者在《从梁祝与七世夫妻谈浪漫爱及其他》这篇文章里曾提到，古典浪漫爱的两个基本要件是“欲望的不得消耗”与“死亡”。因为性欲的满足会减弱爱情的强度，就像叶慈所说：“欲望会死亡，每一次的触摸都耗损了它的神奇”；为了使欲望不能消耗，通常会有种种的横逆来阻扰他们的爱情，有情人不得成为眷属。另一方面，时间的推移也会使爱情自动弱化，为了让浪漫爱“悬搁”在它炽烈的高原状态，当事者通常必须“适时的死亡”，像樱花一样，在最灿烂的时刻凋落。
  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古典浪漫爱故事，都符合上述的结构。林黛玉对贾宝玉的爱情也正具有这种本质，她和宝玉“一处长大，情投意合”，心中的一缕情丝早已缠在宝玉身上，但种种横逆却使她炽烈的情感与欲望不得消耗，礼教的束缚，使她“虽有万千言语，自知年纪已大，又不便似小时可以柔情挑逗”，而“宝玉”和“金锁”（薛宝钗）间的“金玉良缘”论，也使她不时悲疑；在贾母、王夫人、邢夫人、凤姐儿等成熟女人眼中，她更是“乖僻”、“虚弱”，不准备将她配给宝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