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作者:王溢嘉    更新:2021-11-24 21:34
  《古典今看:从诸葛亮到潘金莲》
  作者:王溢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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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今看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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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孔明”确实是个难得的贤相,这个“英雄”,用现代术语来说,是个“体制内改革者”、“右派的保守主义者”,而他的“坚持法统”与“汉贼不两立”立场,正是他这种思想与人格的总结。外在的环境与内在的心性,决定了他的格局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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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序古典世界里的散兵游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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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闯入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可以说是出于偶然的机缘。将近两年前,师大中文系的郑明教授打电话到《健康世界》杂志社来,说她为《台北评论》策划一个“从古典文学看中国女性”的专题,希望我能从精神分析的观点分析一下《金瓶梅》里的潘金莲。与文学界殊少来往,将近十年未在外面的报章杂志写过文章,也从未分析过文学作品的我,第一个反应是以“忙”为“遁”。当时我的确是在“穷忙”,除了《健康世界》的编务外,更忙着由我和妻子一手包办的《心灵》杂志的一切琐事。但拗不过郑教授的热心与盛情,最后还是答应了。
  在写了《从精神分析观点看潘金莲的性问题》后,当时任《台北评论》执行主编的林耀德君又来找我,要我“继续写”。恭敬不如从命,所以我又在《台北评论》写了两篇:《从梁祝与七世夫妻谈浪漫爱及其他》和《从薛氏父子传奇看伊底帕斯情结在中国》。后来《台北评论》停刊,耀德兄到《台湾春秋》担任文学主编,他又来邀稿,要我“转移阵地”,结果我跟着“转进”到《台湾春秋》。随后,耀德兄离开《台湾春秋》,我不知进退,还继续写下去,直到今天,居然已到了能出一本书的地步。
  但我的闯入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也有机缘以外而近乎命定的成分。在郑教授向我邀稿时,我正处于“四十而大惑”的人生危机中,几经彷徨,作了两个重大决定:一是停掉以介绍西洋心理学、精神医学、脑神经生理学、人类学和科学哲学为主的《心灵》杂志;一是投靠名门大派,改到各报章杂志上写文章。郑教授和耀德兄成了适时出现的“贵人”,虽然我很久以前就想以“西学为用”,来理解“中学”这个“体”;也很想碰一些古典文学,以博得出身台大中文系之妻子的“赞美”,但一直停留在“白日梦”的阶段。若没有他人催逼与发表的园地,我可能到现在还未动笔,或者已改写别的东西。
  这些文章在刊载时的专栏名称为“古典今看”,但写了一两篇后,就发现我的“看法”跟学院派文人不太一样,不同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我所探讨的多属“周边文学”,譬如《七世夫妻》《薛丁山征西》《肉蒲团》《封神榜》《周成过台湾》《子不语》《笑林广记》等;即使在讨论《红楼梦》时,我的主题依然是林黛玉的“病与死”这个“周边”问题。一是我除了用已被接纳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精神分析学和分析心理学外,还用了大量的社会生物学、意识进化论、性医学、超心理学、人类学甚至脑神经生理学来解析这些文学作品;事实上,我是以我比较熟悉的“知识体系”来“看”这些古典文学的。
  这当然跟我的所学有关,每个人都会受到他个人知识经验的局限。我为什么会以“周边”的方法去分析“周边”的文学作品,在相关的篇章里,都已作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个人的一个想法是,中国古典文学是祖先留下来的一份丰富精神遗产,要使现代国民再度亲近它们,我们应该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多样的角度来赋予它们以新义,为它们争取更多的读者。笔者误打误撞,觉得自己所写的,在学院派文人眼中也许根本称不上什么“文学评论”,但即使属于散兵游勇,既然写了,却是有心要赋予这些文学作品以新义的。
  虽然“有心”,但显然不够“用心”,因为一个月要写一篇,加以诸事烦忙,每篇文章从阅读原书到撰文,只能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疏拙之处在所难免,这是要请读者原谅及行家高抬贵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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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明心态与诸葛亮人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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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孔明与历史的孔明
  年前,笔者曾在杂志上看到有人以“孔明心态”这样的一个模拟来臧否政治人物。这个模拟显然是来自《三国演义》,在《三国演义》里,孔明“草堂春睡”,要等刘备“三顾茅庐”后,他才道出“天下三分策”,出山驱驰。所谓“孔明心态”,指的大概是一个人“摆出看破红尘的清高姿态,需要对方执礼甚恭,三敦四请,他才勉为其难地出山,以济困解厄”的一种心态。
  除了“孔明心态”外,还有很多模拟和谚语也都与孔明有关,譬如“赛诸葛”“小诸葛”“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等;甚至连“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种政治见解,也是来自孔明。这些模拟与见解的被广泛使用,都说明了孔明不仅是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更是一个超越历史的象征人物。“孔明心态”里的“孔明”、“赛诸葛”里的“诸葛”,前后《出师表》里的“臣亮言”,代表的其实是汉族文化里的一个人物“原型”(archetype),是此一文化圈内某些共通意向或理念的表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人世的舞台和时间的洪流里,不知浮沉过多少英雄人物,虽然“是非成败转头空”,但这些英雄人物和他们的是非成败却积累而成历史。在“几度夕阳红”之后,后世的人只能透过历史记载和小说戏曲去重新认识这些英雄人物。
  在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对历史与人物似乎有一些“共同的主观意念”、某些个既定的结构。它们像“文化的筛孔”,特别易于过滤、涵摄符合此一心灵模式的历史枝节和人物特征,然后以想像力填补其不足,“再造”历史与人物。这种“再造”往往是不自觉的,甚至可以说是来自亘古的“召唤”,唯有透过此一“再造”,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才有显影的机会。
  一个“原型性人物”假借自历史,但必然也会脱离历史。当我们想根据历史记载和小说戏曲去辨认孔明的形貌、思想、人格乃至心态时,就会发现事实上有“两个孔明”存在着:一是陈寿《三国志》里的孔明,笔者称之为“塑造历史的孔明”;一是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孔明,笔者称之为“文化塑造的孔明”。
  时至今日,“塑造历史的孔明”已日渐模糊,但“文化塑造的孔明”却仍然鲜活地活在广大汉民族的心目中。这不只是因为《三国演义》的流通量大于《三国志》,更是因为《三国演义》里的孔明,较契合汉民族的心灵。
  《三国演义》是《三国志》的“再造”,它笔下的孔明,真实性只有三分,虚构性反倒占了七分。历来有不少人比较《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爬梳出其中两个孔明的异同,但却少有人指出这种异同代表什么意义。本文不想重蹈前人旧辙,而拟兵分二路:一路从《三国演义》来探讨“文化的孔明”,及其所代表之“原型”的象征意义,这主要是想呈现文化与历史的纠葛,汉族心灵的曲折及特色。另一路则从《三国志》等史实来剖析“历史的孔明”,特别是他的人格形态与政治理念,以今论古,看看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主公”与“军师”的文化型构
  《三国演义》里的孔明,主要代表了汉族文化里的两种人物原型:一是“军师”,一是“高人”。“赛诸葛”是足智多谋的“军师”象征,而“孔明心态”其实也就是一种“高人心态”。在历史上,“军师”与“高人”常是二合为一的,虽然“高人”不一定是“军师”,但“军师”一定是“高人”。
  在中国历代的开国演义小说里,都有“军师”此一原型性人物,兴周的姜子牙、创汉的张良、开唐的徐茂公、佐明的刘伯温等,可以说都是这种原型人物的周期性再现。徐庶向刘备推荐孔明时说:“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孔明正是这样的一个“军师”。在演义小说里,当天下大乱时,一定会有“主公”与“军师”的“最佳拍档”出现,而这个“最佳拍档”通常有着如下的结构:
  “主公”是行王道的,他正心诚意、吊民伐罪,有着儒家的色彩;而“军师”是行天道的,他神机妙算、足智多谋,有着道家的色彩。我们可以利用结构主义的观点,由具体而抽象,列出如下的二元对比:
  刘备∶孔明
  主公∶军师
  儒家∶道家
  王道∶天道
  常∶变
  阳∶阴
  在汉族的文化理念里,儒家是“阳”、是“正”(正位)、是“常”(常规的能力),而道家则是“阴”、是“副”(副位)、是“变”(变化、超常的能力)。虽然这是一种“二元思想”,但“阳”与“阴”却不是对立,反而是互补的。在抽象的层面上,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的“补偿”;而在实质的层面上,“军师”则是“主公”的“辅佐”,刘备和孔明的关系是“如鱼得水”。这种形式的结合反映了汉族文化里的一个核心观念,“阴阳相济”,深入人心的“阴阳相济”观,亦重现在“王天下”此一历史伟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