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兴国家的战争与毁灭
作者：郭建龙 更新：2024-04-06 15:53
第七章 新兴国家的战争与毁灭
遭遇战争恶魔
2016年，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就在我遇到扎希尔老人的第二天，我终于遇上了战争这头恶魔。
在阿富汗，处处都能看到战争的痕迹，在潘杰希尔谷地之中至今依然散布着大量的苏联坦克，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遗迹。在北方通往边境时，一路上盘查的士兵穿着与政府军迥异的军装，收取着每一辆车的过路费。这些士兵属于北方军阀、乌兹别克族的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此人虽然已经担任了阿富汗联合政府的副总统，但依然不肯放弃对于军队的控制权，而北方围绕着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地域就是他的根据地。
但在首都喀布尔，这里是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相对更加安全。我本来以为，只要在白天活动，在这里就不大可能出现意外。不想就在首都郊区的大白天，让我见识了战争带来的混乱。
那一天是8月17日，我和一位在飞机上遇到的中国小伙子倪瑞迪去了喀布尔南部的巴布尔花园。喀布尔城区分成了两部分，北面是新区，南面是老区，中间由一座叫电视台山（Koh-e-Asmai，或者TV Mountain）的小山隔开。在电视台山的东南方对面，还有另一条小型山脉（叫Koh-e-Shir Darwaza），在山上有一条类似于中国长城的古老防御墙，这是古代喀布尔遗迹。在20世纪90年代的军阀混战时期，南方军阀正是占据了这个高地，才能够向喀布尔北部的城区发射炮弹。
在这座山旁边，就是著名的巴布尔花园。这里是莫卧儿帝国的开国者巴布尔的墓葬所在地，由于他在伊斯兰世界广受尊敬，即便发生了如此众多的战乱，但墓葬依然保留着。
那天，我们首先来到巴布尔花园游玩，这里依然是一片祥和。男人带着女人、孩子，在花园里铺开地毯，摆放出琳琅满目的食品开始野餐。大学生们成群结队，对外国人充满了友善。
从巴布尔花园向北方的山顶上望去，就可以看见不远处的喀布尔长城，以及山顶上的一个防御城堡。这座城堡在当年适合架炮，而现在却是观察喀布尔市区的最佳地点。
下午4点多，我们决定爬到城堡去拍摄喀布尔的全景。爬山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山上的风景果然非同寻常。随着地势的升高，一座巨大的如同传奇一般的城市出现在眼前。从高处向下望去，首先进入眼睛的是对面电视台山上那庞大的民居区，这些民居依山而建，如同密密麻麻的火柴盒子。
在山坡下的盆地中，则是喀布尔的主体部分。这是一个被山分成了两半的城市，新区部分由于电视台山的阻挡，只能看见一部分，而老区则完全映入了眼帘。喀布尔的城市建筑不高，却很复杂，有的建筑显得豪华奢侈，有的简单到只剩一个框架。这里除了是战乱之地，也是世界上最贫富不均的区域之一，百万富翁布满了警卫的豪宅与毫无保护的贫民窟同在一城，马车、电动车与豪华吉普争抢道路，时常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当我们将要爬到山顶，距离城堡只有一步之遥时，遇到了几位当地人，他们示意说，这里都是贫民窟，并不安全，催促我们赶快下山。于是我们只好按照原路返回。
事后我们知道，两个中国人的到来在瞬间就已经传遍了周围区域。我们上山时，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作准备，但当我们按照原路下山时，几乎就是送上门去诱惑那些贫穷的年轻人。
我们在下山途中走到一半时，终于为自己的好奇心付出了代价。在贫民窟边上，一个小径的转弯处，突然闪出三个持刀的青年，他们挡住了去路，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就抓住了我的胳膊。
一天前，正是地毯商扎希尔提醒我：“在阿富汗，你必须随时保持警惕，因为这里唯一永恒的东西就是战争和混乱。哪怕你现在看起来风平浪静，大街上已经车水马龙，但只要一秒钟，一声枪响，一个爆炸，一把尖刀，就会让你回到混乱之中。”不幸的是，我的遭遇恰好证实了这一点。
但幸运的是，在三名青年抓我时，一路上跟在我身后的同伴却反应机敏，转身寻找其他的路，向山下逃走了。同伴的逃离让三个青年愣了一下，可能打乱了他们的节奏。
根据后来的猜测，他们曾经试图将两人绑架。事实上，就在我们到达喀布尔的前几天，有两名西方的教授就刚刚在市区遭到了绑架。他们刚走出大学，就被架上了一辆小汽车消失了。这两名教授在2016年被抓，直到2019年底才被释放。他们的经历也表明，一旦成为人质，所经历的周折将非常复杂，不仅可能面临高昂的赎金，还随时有生命危险。即便活着出来，也染上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同伴逃离后，三名青年持刀架住我的胳膊，想把我拖走，我只好死命地将背靠在一堵破墙上，表达自己不肯跟他们走的决心。由于贫民窟里多的是空房子，只要他们把我拉入任何一间，外界就不可能再找到我了。哪怕当地人知道我的所在，也不可能告诉政府和营救人员。
就在我不断地向后靠时，突然间，我的头部遭到了重击。不知道谁用什么东西砸了我一下，我的眼前发黑，向下坠着身体。接着又挨了一下，向下瘫去，又不甘心倒下。
就在昏沉中，三名青年却突然放开了我，他们捡起了我的背包逃走了。后来我才发现，我之所以幸运地避免被绑走，是因为从不远处的贫民窟里突然走出来几个人，三名青年见有人来了，这才将我的背包掳走，放了我一马。
劫匪消失后，我的身边突然热闹了起来，旁边贫民窟里的人都出来了，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陌生人。我朝他们大声喊“police”，于是男人们替我打电话，女人们望着我，孩子们围绕着我转圈，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受伤了。事实上，在刚受伤的时候感觉不到丝毫的的疼痛，在他们的示意下，我才注意到鲜血已经从头顶流下，浸湿了我的半个膀子，糊在脸上如同干掉的蜡。在我的右手肘部还有一处伤口，如同一张奇异的嘴巴，皮向外翻着，露出了鲜红的血肉。
一位村里人拿来了水，帮我洗掉了手上和脸上的血，另一位则带来了一块头巾，包扎在手臂的伤口上，至于头上的伤口则没有办法包扎，只能听凭它继续流血。
他们抢走的背包里有相机、手提电脑和护照，他们还拿走了我的钱包和手机，钱包中除了当地的钞票之外，还包括我的银行卡和中国身份证，以及2000多美元的现金。也就是说，我已经身无分文了，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自己了。但毕竟我还活着。
十几分钟后，一名持枪的警察从山顶城堡的岗哨处姗姗来迟，将我从自拍的人群中解救了出来，带到了山下的派出所，在这里我发现了逃走的同伴，他正在手忙脚乱地报警，但警察不一定听得懂他的话，直到我的出现，一切就都不用再解释了。
在经过了遭劫的慌乱之后，突然间气氛显得有些滑稽。我的到来带来的首先不是沉重，而是一种兴奋感。警察们，以及外面的人纷纷围上来问寒问暖。他们也纷纷拿出手机和受伤的中国人自拍。
拍照的空挡里他们给我拿来了饮用水，脸虽然在山上已经洗过，可由于血没有止住，此时脸上已经又沾满了血，他们又打来了一盆水给我洗脸。一位青年拿来T恤衫换掉了我沾血的衬衫。这件作为礼物的T恤衫上，有一个大大的笑脸标志，上面用英语写着“Mr. Happy”。
清洗完毕，派出所长热情地搂着我，上了一辆警车，向着医院开去。一位医生微笑着迎接了所长，但当他听说了我的遭遇后，却并不愿意给我提供治疗。医院的医疗材料过于紧缺，而我又已经失去了付账能力，显然对他们不划算。
派出所长和医生把我晾在了一边，两人在讨价还价。最后，所长从裤兜里掏出钱包，抽了几张小票子递给他，医生才把我请进了包扎室。他只给我包了手臂上的伤口，至于头上的，由于已经慢慢止住了血，我就只能去私人医院花钱包扎了。
从医院出来，所长带我去了他的上级机关：警察局。这时，真正的破案工作才展开了。
从街上看，警察局所在的路段只是一排长长的防爆墙，防爆墙用T字形的水泥墩构成。在这一排水泥墩的某个部位，突然间开了一个小口，口子的宽度恰好容一辆吉普车通过，小口上有一个横杆，由两个士兵把守。士兵拉开横杆，吉普车从小口通过后，两边仍然是高高的防爆墙，前面拐过一个90°弯，接着又拐了一个90°弯，才到达了一个小广场，在小广场的背后是一栋黄色的小楼，警察局就在这栋小楼之中。如果有人要利用汽车炸弹袭击这个警察局，必须首先找准位置闯过横杆，再拐过连续两个急弯，才有可能到达广场，靠近小楼。但这样的难度再高超的司机也无法做到，只要他无法到达小楼，任何中途的爆炸都无法伤害到小楼内的警察。
在阿富汗的警察局，我体会到了，即便在世界上最乱的地方，也有着充足的秩序感。警察局一楼的楼梯下就是嫌疑人的临时关押处，里面关着几个当地人。由于刚刚被劫的兴奋感，我好奇地望着里面的人，里面的人也纷纷从铁门后向我这个外国人打招呼，我甚至有一种想和他们一一握手的冲动，仿佛不是在警察局，而是在某个和平的外交场合。但最后我也不知道他们因为什么被关押。
按照我最初的理解，既然丢失了所有财物、通信工具和能够证明我身份的东西，接下来我能做的无非就是联系中国大使馆获得临时证明回国，至于财物是不可能追回来的。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并非如我预料，并证明作为战场的阿富汗也有着完善的司法系统。
负责我案件的是一位中年探长，名为阿米里（Ahmadzahir Amiri）。他听了我简单的叙述，让一位年轻的会英语的探员带我回到现场。于是，在太阳正要落山的时候，我们坐车又回到了山顶的城堡。此前，我与那位同伴只来到了距离山顶城堡一步之遥的地方却没有上去，这一次在警察的护送下竟然来到了这个喀布尔的制高点。
喀布尔的美丽在这一刻尽入眼底，太阳已经很低，即将落山，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金黄色之中，有的地方已经开了灯。在金色之下，人类的住房如同一张斑驳的地毯铺散开来，将整个山谷填满。
数千年来，每一个到达此处的人都会为它的美丽而叹息。不管是最初到这儿的雅利安人，还是战神巴布尔，或者遭遇了全军覆灭的英国人，以及20多年前撤军的苏联人，他们都一定登临过这里俯瞰。只是，所有的人都如同匆匆过客，将自己的野心留下，唯一没有变化的只是山川。
傍晚时，有不少当地人从下面的贫民窟爬出来，到这儿眺望，许多孩子在下午时都见过我，纷纷上来和我握手致意。这是一幅多么和平的景象，谁能想到，刚才的罪恶就在附近发生？
探员试图向人们打听那三名青年到底是谁，却一无所获。就在他带我准备离开时，我突然转身对着侦查员，指着在城堡上围观的当地人，说：请帮我翻译一句话给他们，行吗？
侦查员愣了一下，问我想说什么。
“请告诉他们，我爱阿富汗，我爱阿富汗人，我知道你们经受了苦难，但我也知道你们是勇敢的民族。（Please tell them： I love Afghanistan，I love Afghani. I know it is hard time for you，but I also know you are brave people.）”
我本来还想多说几句，但突然间接不下去了。听到我的话，侦查员愣住了。他盯着我的脸，问道：“要知道，正是他们刚刚抢劫了你。”
“是的，我知道。”我连忙回答，“但我也知道，哪里都有好人和坏人。你们现在的苦难，更多是贫穷和战乱造成的，只有恢复了和平，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
我的话让侦查员有些动容，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将我的话翻译了过去。我和伙伴转身上车，等待着他跟过来，好送我们下山。等了好一会儿，探员才姗姗来迟。跟着他的，还有两位在山顶上值班的警察。
“我们找到了一个。”他打开车门告诉我。望着吃惊的我们，他又解释了一句：“那三个人里，我们已经知道了其中一个人的身份。”
直到现在，我依然不能确定我的话和找到劫匪之间的关联性。到底是我的话感动了当地人，最后把劫匪的消息告诉了探员，还是探员的发现和我的话无关。我唯一能保证的是，就在我说出了那些话不久，他们就确定了劫匪的身份。至于当时我能说出这些话，更多是因为遭遇劫难后发现自己还活着时，那种不由自主的兴奋，没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只要活着，我就能够原谅一切……
直到第二天下午，阿米里探长才终于追回了我的背包。那时，我们都坐在探长的办公室里，探长把我叫到了走廊上，一位缠头的老人等在外面，他背着一个黑包，正是我被抢的背包。
这位老人是当地的长老，他显得镇静、不卑不亢。大家进屋后，探长让我把包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展示，让我看丢了什么。检查完毕，除了美金和几双袜子之外，其余的东西都在。也就是说，我的护照、银行卡、身份证、相机、手机都找了回来。当一个人已经把东西丢掉，却突然间找回，在心里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在用一种外人的眼光看待他们摆弄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探长为背包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拍了照。有人已经写好了报告，让我在每一张纸上都按了手印，签了名。
至于钱，真的找不回来了。他们试图让我明白，三名青年已经逃离了喀布尔，去了潘杰希尔山谷，在那儿他们需要钱，所以不可能还给我。青年之所以还回其他东西，是不想连累家人，但是钱却是必须留给他们的。
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我也知道了阿富汗破案的方式。与其他地方的侦探依靠科技线索破案不同，他们依靠的主要是关系。
在和我一起勘察现场时，探员已经大致确定，案子很可能是当地的内部人干的，他们选择下手地点非常熟稔，只有当地人才知道什么地方最僻静。与现代国家不同，阿富汗仍然是以部落为单位居住的，只有城市是例外。我探访的城堡属于城郊，这里的人也是以部落为群体居住。
在这里，长老是一个部落中半自治的领袖，发挥一定的行政作用，甚至执行一定司法职能。在司法活动中，警察往往必须得到部落长老的配合，才能有效工作。比如，几年前曾经有中国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被绑架，警方必须求助于地方长老，由地方长老与绑匪取得联系，再通过斡旋手段将中国人释放。在这个过程中，人质被关押的地点也许对当地人来说并不是秘密，但只有长老同意，当地人才会配合警察，将必要的信息告诉警察。
当一个长老帮助过警察，警察就欠了一个人情，必须在其他时机还上。
由于地方长老的出动，就可以向周围的群众打听附近的青年人有什么异常，在这样的社会中，部落中的每一个人都变成了长老的耳目，这是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的关键。
当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长老就会带着警察前往嫌疑人家中。这时，嫌疑人必定已经逃走，但在阿富汗，用武力控制嫌疑人的家人却并不被视为侵犯人权。关于我的案子，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迅速得到解决的。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阿富汗虽然仍在战乱之中，但已经形成了基本秩序，使得大部分的人已经生活在法治之下。即便战争这个恶魔仍然在不断骚扰着这个国家，但在战争之外，人们的生活依然是有序的。
在整个遭遇中，除了感受到身在阿富汗的不安全感之外，又有许多温馨的细节，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在巴布尔花园里，许多家庭和青年人如同度假一般地野餐。当探员带我勘察完城堡，回警察局的路上，会在路边停下车，给车上的每一个人都买个冰激凌。那天晚上，阿米里探长为了让身无分文的我们回到住处，掏钱给我们打了的士。他还一遍一遍地告诉我警察局的所在地，并让我用英文记在纸上：浩齐·哈夫吞，迪多诺（Hauzi Haftum，Didono）。Hauzi Haftum是第七警备局的意思，用英文书写则是“PD7”，即Police District 7。Didono是地名，也是第七警备局所在地。为了避免我们第二天再回到警察局时多出钱，他甚至不停嘱咐我们，打车费用是150阿富汗尼。
但在这充满趣味的生活场景之外，阿富汗又处处显示出战争的创伤。在和我们聊天时，阿米里探长会把他手机中储存的大量爆炸现场照片随手转给我们，有一部分拍自警局外面的集市，照片中充满了硝烟和尸块，在别人看来是如此恐怖，但对他们而言，却是司空见惯。
警察们在高墙之后工作，却时时受到安全威胁，在我离开后不久，喀布尔的另一个警察局（PD5）就遭到了袭击，出现了不小的伤亡。阿米里探长去医院探望他的同事时，也许在祈祷下一次不要轮到PD7。
在我的探寻世界的过程中，喀布尔的经历是距离战争最近的一次。除此之外，我还去过距离叙利亚战场不远的土耳其边境，以及黎巴嫩北部和东部地区。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马里共和国，曾经探访过被内战和恐怖主义撕裂的廷巴克图和尼日尔河。当我的航船在河上航行时，不远处的城市中，恐怖分子正发动着对政府军的袭击，而那条河上也有着不少的强人，随时准备对船下手，以至于航船上配备了一队的政府士兵，荷枪实弹日夜警惕。
只有经历过、到过，才知道战争这个可怕的恶魔绝不是男孩子游戏中那大义凛然的无畏动作，而是以人类的生命和恐惧为代价的。
战争对于人类的破坏之大，超过了其他形式的总和，但是，对于那些期待着发展的新兴国家来说，战争又是很难避免的，他们原准备迎接繁荣富强，却更有可能掉入战争的陷阱之中。
塞满武器是个好的做法吗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战乱时，世界其他大国的做法总是充满了争议。而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大国们总是向战乱国家出售更多的武器，以便他们支持的一派能够从战乱中获胜。当然，出售武器的借口是冠冕堂皇的，最常用的有两个：一个是帮助爱好自由的人民战胜独裁者；另一个是帮助爱好稳定的政府镇压叛乱，恢复稳定和发展。
在一般情况下，一场战乱中，大国们会分成两派，一派采取一号借口，另一派采取二号借口，这样就可以保证战乱的双方都得到有效的武器供应，形成均势，让战乱长期化。
除了卖武器之外，双方还会互相指责，表示如果不是对方的非正义行为，战乱在自己支持的一派的攻势下，早就结束了，和平也会更早到来。但不幸的是，历史往往告诉我们如下几个规律。
第一个规律是，只要有外界支持，那么战争必然越拖越长，不可能出现加速结束的情况，人民的境遇也会更加糟糕。
第二个规律是，只要一个国家爆发了内乱，就不要指望外界的大国不干预，它们的干预是必然的，并且一定会分成两派，保证战争的长期化。
第三个规律是，战争大部分情况下不是以一方的完全获胜而告终，而是产生一个混乱的局面，即便战争结束后，人们依然生活在混乱的状态，无法尽快得到稳定和发展。只有少数幸运的国家能够产生一个完全的胜利者，而这个国家在胜利者的主导下，只要能够恢复稳定，都可能获得一波发展。
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规律是，一个国家内部一旦堆满了武器，就必然会诱发新的混乱，也就是说，武器自己就会制造打仗的借口。为了不让一个国家出现这种不稳定，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要把武器运过去。
事实上，武器和暴力的关系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着争议，比如，美国对于国内人的持枪自由就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授予的持枪自由，是人们保卫自身自由和人身安全的重要手段，一旦不让人们持枪，遭遇歹徒（他们往往拥有更强的暴力武器）时，就无法进行自卫了；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持枪自由诱发了更多的暴力，使得更多的人死于非命。
双方各有证据和借口，至今依然是无解的难题。然而，从世界其他地方的证据来看，更多的武器只会诱发更残酷的暴力，却很难保证那些最底层人的权利，因为他们也是最买不起武器的群体。
在历史上，关于武器和暴力关系的典型例子来自于奴隶贸易时期的非洲。
在欧洲人到达之前，非洲也有奴隶，但与后来的工业化奴隶是完全不同的，反而和阿拉伯人的奴隶很相似。在中世纪的阿拉伯世界里有着大量的奴隶存在，但这些奴隶除了要服侍主人，或者帮助主人完成一定的任务之外，有着极大的行动自由，他们可以自由上街、拥有财产，甚至有的皇家奴隶还可以担任政府高官。伊斯兰国家苏丹（国王）的宰相有时候都由奴隶担任。在埃及有一个马木留克王朝，担任苏丹的大都出身于奴隶，这是因为苏丹对于普通自由人并不信任，他从遥远的北方购买了一支奴隶部队，这支部队的力量是如此之强，甚至可以决定继任苏丹的人选，于是苏丹大都出自这支部队的指挥官。
一个自由人成为奴隶，大都是因为债务问题，一旦债务解决，还可以恢复自由身。另外，战争也是奴隶的一个来源，但比起后来的工业化奴隶来，战争奴隶也在社会中享有着充分的保护，拥有着一定的自由，他们的后代大都融入了接纳他为奴隶的社会中，成了自由人。
在非洲，西方人到来之前，虽然社会内部也买卖奴隶，但这些奴隶依然有足够的自由，人们也并不把奴隶当作一种异类来管理。
只是在葡萄牙人到达非洲后，他们开始从非洲社会内部购买奴隶，然后，将这些奴隶转移到了外部的美洲，奴隶的性质才发生了变化，成了工业化奴隶。工业化奴隶彻底丧失了自由和在正常社会生活中的位置，遭遇强迫的监禁和劳动，主人拥有着他们身体的一切，并主持生杀大权，他们的孩子也被当作牲口一样贩卖。
然而，如果仅仅是买卖非洲社会内部现存的奴隶，那么数量也是很有限的，根本满足不了美洲种植园的需求，要想获得更大规模的奴隶供应，就必须制造新的奴隶，将更多的自由人变成奴隶。
在大部分情况下，葡萄牙人并不想亲自参与去抓捕奴隶，因为那样做又危险又费力气，而最简单的做法是改变非洲社会的性质，让这个社会主动去制造更多的奴隶。
葡萄牙人的做法就是向非洲输入更多的武器，然后静观其变。随着非洲内部武器的增多，非洲社会果然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的国家主要是贸易型国家，以和阿拉伯和北非世界的贸易为主，出口黄金，进口制成品。当大量的武器输入后，这些贸易型国家就衰落了，一批强人团伙带着高级武器形成的强力集团建立了另一批国家，这些军事化国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打仗。因为只有打仗才能抓获更多的战俘，这些战俘都被作为奴隶卖给葡萄牙和英国人，从而换来更多的武器。
非洲内部军事化国家的成长，是制造大量奴隶的关键，而军事化国家之所以出现，就来自于欧洲提供的武器以及奴隶需求。
这种赤裸裸的武器换取资源（黄金、奴隶等）的模式，至今依然在一次一次地上演，从西非沾满鲜血的钻石，到中部非洲为了矿产而出现的数次战乱，都能看到武器贩子的身影。只是现在人们换了更加“高尚”的借口：人权、自由、稳定、发展等，但不幸的是武器永远只制造鲜血，那些高尚的托辞不仅不会到来，反而远去了。
在亚洲的另一个地方，同样可以看到武器制造的悲剧。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处的普什图人聚居区已经成了世界上武器密度最高的所在。
巴基斯坦边境附近的古城白沙瓦曾经是贵霜帝国的首都，这里有着许多历史遗迹，但对于现代人来说，白沙瓦却是一个遍地武器的地方。从这里开始，向西或者向北，就是历史上普什图人居住的山区，这些地区的商店里陈列着大量的枪支，有的地方人们甚至不拿枪就不敢在街上久待。
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枪支甚至已经形成了产业链，由于枪支过多，许多手工匠人出现了，他们善于修理各种武器，把武器的零部件拆下来拼凑成可以用的新枪，甚至能够制造一些粗制的武器和弹药。在这里买枪就像买菜一样方便，由于形成了这样的氛围，政府也无力管控，只好听之任之。
但在几十年前，白沙瓦却是一个友好的所在，也是从土耳其经过伊朗、阿富汗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重要一环，那时的白沙瓦并不以枪支闻名，而是以大麻和工艺纪念品闻名于世，与古代贸易世界的规则相接轨。
自从邻国阿富汗出现了战乱，白沙瓦的规矩就变了。20世纪70年代，阿富汗先是推翻了国王，接着一群信奉极端计划经济的人又推翻了总统，从而导致了中央权威的解体和军阀林立。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预进来，帮助阿富汗人抵抗苏联人。
他们抵抗苏联人的方法，就是运来了大量的武器。由于阿富汗的封闭性，要想援助阿富汗，只有从巴基斯坦一条路可以走，于是距离边境不远的白沙瓦就堆满了武器。
苏联撤军后，白沙瓦和阿富汗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沉淀在巴基斯坦边境的枪支将这里变成了一片地狱，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虽然人们往这里塞武器是为了帮助阿富汗，但大量的武器也给巴基斯坦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曾经在巴基斯坦边境地带查看过曾经被武装分子血洗的警察局，战争在整个国家造成的伤痕已经深入到了方方面面，并不亚于处于热战之中的阿富汗。
武器的充沛，也让两国的年轻人不乐于让战争结束，因为战争才是这些未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的舞台。于是本·拉丹的“基地”组织、“伊斯兰国”都发现这里是他们的一个好去处，可以用极低的价格获得武器。同时，由于武器泛滥，政府已经失控，这才是为什么本·拉丹在这个区域躲了多年竟然没有被发现的原因。
从巴基斯坦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接收了大量的武器，就必然为了这些武器而产生出战争。不管是阿富汗、巴基斯坦，还是现在的利比亚、叙利亚都是如此。只是，这个世界依然按照大国的规矩不断地制造着武器，并试图将它们投放到世界的某个角落，在这里制造出一系列的流血事件。
那些接收了太多武器，陷入了战争的国家大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摆脱出来，因为一旦社会失控，整个国家就成了一个大屠宰场。
虚假的种族，真实的屠杀
在我观察世界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大屠杀纪念碑，它们是一个国家遭受战乱的纪念物，时时提醒人们暴力是多么可怕。但世界上真正能够看到这些纪念碑的却只是少数国家，其他地方并没有吸取它们的教训，还在制造着更多的屠杀。
这些发生战乱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按照信仰、人种等因素分成了截然不同的帮派，导致了激烈的内斗，最后被外面的大国加以利用，从而形成了一派对另一派的大屠杀。
非洲国家卢旺达是屠杀遗迹最多的国家，因为这里在二十几年前刚刚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种族灭绝事件。
卢旺达首都基加利（Kigali）郊区的一座小山上，远远地对着市中心的高楼群，小山上绿树成荫，种植了许多花卉，显得幽静和平。但在安宁之下，这里却有全国最大的公墓之一，也是大屠杀遇难者的埋骨所在。
山头上分布着许多集体墓穴，大多数墓穴都覆盖着石板或者水泥。有少数墓穴是用玻璃罩住的，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墓穴内部黑色的布盖。墓园中埋葬的主要是从首都附近寻找到的遇难者遗体，其数目超过了10万人。类似规模的墓地在全国还有六处，至于小型的丛葬墓更是不计其数。几乎在卢旺达的每一座城市中，都有不止一个地方或者陈列着当年遇难者的遗骸，或者用文字标注着屠杀地点，这些地点或者是教堂，或者是医院、饭店，甚至居民区。没有人知道屠杀中死亡的具体人数，但普遍估计死亡人数在80万人上下。而卢旺达当年的总人口只有600多万人，其中图西族更是有70%以上死于非命。
卢旺达的屠杀和战争来自于两个对立的民族：胡图族和图西族。与那些经历了上千年才形成的民族不同，这两个民族之前可能是同一个民族，是在最近百年才有了分野。事实上，是西方殖民者到来后，才根据当时流行的民族理论，强行将卢旺达和邻国布隆迪的统治阶层称为图西人，而将被统治者称为胡图人，两者的身份区分才正式出现。之前，统治和被统治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事实上，他们拥有着共同的祖先：班图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希特勒运用了臭名昭著的西方种族理论迫害犹太人，使得西方在战后放弃了这套理论。不想这种理论在殖民地依然大行其道，并被当地人当作了先进科学。
加之在比利时人统治这两个国家时，为了区分民族，采取了精确的记录系统，要求登记每个人的民族，一旦身份证件上有了民族的概念，那么这个人就再也摘不掉被强加的身份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比利时人逐渐撤出了这两个被保护国，让它们独立了，但卢旺达和布隆迪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卢旺达，1961年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废除了国王制，实行民主制，原本的被统治者胡图人由于人口基数庞大，突然间成了统治者。而在布隆迪，依然是图西人掌权。
两个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导致了不同的迫害方式。在布隆迪，作为统治者的图西人时时刻刻准备镇压胡图人。1972年，布隆迪的胡图人反抗被图西人政权镇压，死亡人数在数万人到20万人之间。
20世纪80年代，布隆迪总统皮埃尔·布约亚（Pierre Buyoya，依靠政变上台）决定放松管制，引入民主制。到了1993年，布隆迪的一名胡图人依靠选举担任了总统，组建了一个跨民族的领导班子，布约亚功成身退。
但第二年布隆迪的种族冲突再起，这一次掌权的胡图人开始对图西人发难，双方的斗争中，两位胡图族总统死于非命。最后，布约亚只好再次政变上台，这次他又用了7年（1996—2003年），才再次让布隆迪恢复了稳定。
布约亚选择了一位胡图人的副总统共同执政，并恢复了民选政治，促成了民族团结。他辞职两年后，一位父亲是胡图人、母亲是图西人的政治家当选了总统，布隆迪的政治和解进程持续了下去。
但布隆迪的局势却并没有完全稳定。到了2016年，布隆迪的政局再次恶化，这一次，是因为2005年选出的总统皮埃尔·恩库伦齐扎（Pierre Nkurunziza）不肯下台，寻求第三任期导致的。局势骚动让数十万人逃离，数百人被杀。虽然这一次动荡比起前两次屠杀的规模小了很多，但依然让这个贫穷的小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发展。
布隆迪的种族冲突对于卢旺达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从卢旺达的胡图族上台之后，一直将布隆迪当作一部警钟看待，担心本国的图西族也会像布隆迪一样对胡图人动手。作为防范，胡图人决定对图西人先发制人。事实上，从1959年开始，随着胡图人得势已成定局，卢旺达的图西人就开始了大逃亡，他们逃向了与卢旺达接壤的四个国家：乌干达、坦桑尼亚（当时的坦噶尼喀）、布隆迪和扎伊尔［现在的刚果（金）］。到了1963年，一小支图西武装试图打回卢旺达，胡图人开始对图西人进行第一次系统迫害，这次迫害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
在卢旺达，从1973年开始，就一直是一位胡图人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将军执政。将军在国内取消反对党，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网格状社会控制系统，将每个人都纳入掌握之中。这个唯一的党派叫全国发展革命运动（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for Development，MRND），掌握着从人的生老病死，到选举、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在他的统治下，图西人一直是低一等的存在，不仅受到压迫，还由于党的强控制力，变得无所遁形，随时都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
将军的政权之所以如此稳固，又和当时国际上的竞争有关。在世界两大殖民国家英国和法国之间，即便是殖民地都已经独立了，但竞争却一直存在。英国人组织了英联邦，与原来的殖民地保持着强劲的经济和文化上的纽带。不仅是原来的英国殖民地，就连原本其他国家的殖民地甚至独立国家，都可以参加这个联邦。法国人对于英联邦模式耿耿于怀，不断地拉拢那些没有加入英国势力的前殖民地国家，扩大法国的影响力。
卢旺达原本是比利时的受保护国，说的是法语，被法国当作了对抗英国的桥头堡。东非大部分国家都说英语，找到一个同盟并不容易，正是这一层关系，使得卢旺达的独裁政府不仅不会受到谴责，反而在联合国有了常任理事国级别的保护伞。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世界咖啡（卢旺达主要出口物品）价格的大幅度降低，卢旺达经济崩溃了，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总统开始利用种族主义，将之归结为图西人的阴谋。但世界对于独裁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压迫着卢旺达放开选举。一方面卢旺达承受着放开选举的压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宣扬种族主义。
1994年，邻国布隆迪的第二次种族冲突给了卢旺达的胡图人更大的借口。在卢旺达，最著名的种族主义组织叫胡图力量（Hutu Power Movement），这个激进派组织唯一的诉求就是消灭图西人，防止图西人重新掌权。这个组织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同时拥有广播、报纸，他们开动一切宣传力量，煽动胡图人的恐惧和仇恨情绪。
胡图力量大肆活动的同时，位于邻国乌干达的一支图西人武装也帮了他们大忙。这些图西人是早年从卢旺达逃过去的，却由于在乌干达内战中帮助了后来的总统穆塞韦尼打赢了内战，而成为乌干达的座上宾。他们不甘于老死异乡，组成武装从乌干达跨过了边界，进入了卢旺达。这支军队号称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an Patriotic Front，RPF），他们的进攻似乎证明了图西人的威胁，让胡图力量更加疯狂地排斥图西人。
在国内情绪越来越失控时，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却在国际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开放选举，组成联合政府，甚至必须允许卢旺达爱国阵线也加入选举。1993年，各方终于在坦桑尼亚城市阿鲁沙签订了《阿鲁沙和平协定》。总统被迫签署协议，这被极端胡图人视为种族的背叛。
这一年，屠杀图西人已经成了一种阳谋。几乎每一个人都预料到这样的屠杀将会发生。胡图力量公开呼吁杀人，胡图人开始有计划地下发砍刀，并统计生活在周围的图西人人数。
我曾经碰到过一位屠杀中幸存的图西人，我问他，既然知道胡图人早晚要杀人，图西人为什么不逃走呢？
这位年过五十的汉子悲怆地反问我：逃到哪里去？在当时，周围的国家，甚至包括联合国，都更加愿意和卢旺达中央政府直接打交道，不愿意与图西族的个人发生联系。他们甚至劝说图西人不要逃走，告诉他们所谓屠杀只是臆想，不是现实。四周的国家还收紧了边境，不让图西人过境，避免接收难民。图西人只好待在家里等待着最后的裁决，祈祷灾难晚点儿到来。
由于《阿鲁沙和平协定》，联合国决定在卢旺达驻扎一支维持和平部队。但不久前美国大兵刚刚在另一个非洲国家索马里的维和行动中遭受了重大损失，美国国内弥散着一种对维和行动的怀疑论调，美国人并不愿意参与这种没有利益的维和。美国人决定不参与，让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举步维艰。
局势因为法国的偏袒和在联合国的干扰，变得更加失控。现在的卢旺达虽然是法语国家，但几乎所有的民众都对法国人充满了愤恨。在首都基加利，一名商店店主告诉我：在非洲，法国人是非洲的最大敌人，凡是他们参与的事情，就不会有和平。
卢旺达人之所以如此怨恨法国，就源自在大屠杀中法国参与的罪恶。除了出兵帮助胡图政权镇压图西人之外，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法国还在联合国负责说服其余国家不要出兵。它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想让其他势力插手自己的势力范围。
经过百般努力，联合国终于派来了一支1000多人的维和部队，主要由比利时人和孟加拉人组成，领头人是加拿大人达莱尔（Roméo Antonius Dallaire）。
即便这样，这支部队也数次收到警告。达莱尔更是直接警告联合国，屠杀已经迫在眉睫，他不断地请求增兵好维持秩序。但他的要求被忽视，没有更多的一兵一卒派来。
联合国部队一筹莫展之际，情况却突然间恶化：1994年4月6日，在坦桑尼亚参加完会议后，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胡图族）和布隆迪总统恩塔亚米拉（Ntaryamira，胡图族）乘坐同一架飞机，同机上还有卢旺达七位政府高官。飞机在回到卢旺达上空时，突然从机场军营附近的一个山头上发出了一枚导弹，将飞机击落，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这枚导弹是谁发射的，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事后看，可能是对于总统缓和政策不满的极端胡图组织，但在事件刚发生时，不管是胡图人，还是法国人，都异口同声地宣称是北部的图西游击队干的。
这件事造成了布隆迪冲突再起，也成了卢旺达大屠杀的信号。从这一天开始，卢旺达被淹没在了血泊中。几乎所有的胡图人都成了谋杀图西人的罪犯或者帮凶，他们手持砍刀，有计划地将所有能遇到的图西人全部杀害，试图将这个兄弟民族从地球上抹去。
除了杀害图西人，他们还杀害温和的胡图人。当时国家的总理是一位胡图族女性，当她试图恢复国家秩序时，也一并遭到杀害。联合国部队派了10名比利时士兵去保护她，这10名士兵也死于非命。
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就在图西人最需要保护的时候，联合国却突然决定撤兵了。这主要是因为比利时士兵的死亡，让比利时政府决定撤军。随着比利时的撤军，联合国认定无法完成维和任务，决定全部撤出。
就在屠杀之初，法国人立刻派部队空降卢旺达，将侨民撤走。与法国人一块儿撤走的还有不少胡图极端分子，他们跑到法国后继续充当座上宾。西方使馆和西方人撤离后，大批服务于西方机构的图西人都遭到杀害。在法国使馆里也有几位图西工作人员，他们恳求法国兵将他们带走，但被法国人扔下而全都遭到杀害。
在联合国部队中，只有负责人达莱尔不死心，继续呼吁联合国的干预。经过他的无数次争取，联合国终于再次决定派兵，却没有国家愿意出兵。决议以无法执行而告终。
图西人受难的日子持续了100多天，才由于北方游击队打过来而告终。胡图人屠杀图西人时，由于场面混乱，已经没有了纪律和组织，无法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这反而给了图西人北方游击队以机会。指挥北方游击队的就是后来的卢旺达总统卡加梅（Paul Kagame）。
卡加梅所面临的国际压力极其复杂。一方面，胡图力量还在南方屠杀图西人，他不得不尽快进军，以避免图西人被杀绝。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不仅不指责杀人犯，以法国为首的集团反而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杀人犯，指责是卡加梅的进攻造成了局势的混乱，没有大屠杀，只有战争。
当卡加梅的进攻已经注定胡图人的倒台时，胡图力量的主将们纷纷开始了逃亡之旅。与他们一起逃亡的还有胡图族的百姓们，此刻的他们手上都沾上了鲜血，害怕图西武装回来后报复。他们将家中的东西席卷一空就上路了。
在卢旺达与刚果（金）交界的基伍湖（Lake Kivu）北岸，有一座美丽的城市叫基塞尼（Gisenyi）。对于非洲来说，这个湖的面积不大，只有2700平方公里，在基塞尼湖边，有着非洲最好的湖岸沙滩。这里虽然现在看上去非常安静，但在20多年前，却是兵荒马乱之地。胡图人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地点逃往不远处的扎伊尔的。
屠杀开始两个多月后，法国人终于行动了，他们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向卢旺达出兵。此刻，联合国正愁没有国家愿意出兵，做了个顺水人情给法国军队披上联合国的外衣。但法国出兵，却是去解救胡图人。
这次出兵将法国钉在了非洲的耻辱柱上，也让卢旺达人一提到法国，就切齿不已。法国人的军队从扎伊尔进入卢旺达，一路上，胡图人的逃难者跟随着法国人，挥舞着大小砍刀。在法国军队经过的路上就有被砍死的图西人尸体，但他们却装作没有看到。
法国人的到来只是延迟了卡加梅的进攻，却无法阻挡胡图人的失败。屠杀开始100天后，1994年7月18日，图西人武装占领了卢旺达全境，此时已经有70%以上的图西人被杀死，数量据估计达到了80万人以上。
这次事件也说明，即便国际势力参与了一个国家的内部争斗，也很难阻止血腥的争斗，甚至会增加它的荒谬性，让事情变得更加难以收拾。人们能做的不是去帮助争斗中的这一派或者那一派，而是必须制止双方的敌对行动，但这一点由于要动用武力并带来损失，却是国际势力最不想做的。
卢旺达式的种族悲剧也在世界各地上演：在非洲，苏丹因为种族问题而分裂成了两个国家，人口最大的国家尼日利亚也因为种族问题发生过战争。乍得、马里都有过从冷战到热战的经历，后者至今依然是一片混乱。
亚洲的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欧洲的巴尔干地区、苏联的许多加盟共和国，都在种族问题中碰得头破血流，许多国家至今没有找到出路。
统一战争和统一市场
在回顾了各地此起彼伏的战争之后，下一个问题是：是否所有的战争都是破坏性的呢？
在所有的战争中，只有一种战争可以为国家带来正向的收益，那就是统一战争。古今中外，如果战争能够完成统一，并维持和平，允许人们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社会经济就会进入一次巨大的繁荣阶段。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社会发展需要三大要素：人力、资金和物资。而只要能够维持一个统一的市场，让这三大要素自由流动，就会自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发展如此迅速，就在于这是一个如此庞大的统一市场。它的规模甚至超过了某些大洲。到现在，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只有印度具有如此的潜力，但印度的市场由于条块分割过于严重，至今依然没有发挥出足够的效力。
在统一战争中，战争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建立统一市场。只有市场的红利超过了残酷战争带来的破坏，对于这个国家才是有利的。
享受战争红利的国家并不多，越南是一例。
从历史上说，越南是一个分裂传统大于统一的国家。如今，我们看到越南的国土是一个南北狭长的长条，其中北部以红河三角洲（这里有首都河内）为主，南部则是湄公河三角洲（有大城市胡志明，旧称西贡），在两个三角洲之间，是一条山和海之间的海滩低地。有人将越南的地形说成是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筐（两个三角洲所组成的粮仓）。
在历史上，越南长期分属于三个国家。北部在中国的五代和宋以前大部分时间里是属于中国的，被越南人称为北属时期。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长期属于被中国人称为真腊（吴哥）的高棉帝国的属地，而在南北两个筐中间的狭长海岸上，是一个叫占婆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种更接近于东南亚海岛上的人，语言属于南岛语族，信奉的是印度教和佛教。在如今越南中部的美山（My Son）地区，还有大片的占婆神庙群。这里在越战时曾经遭到轰炸，但依然保存了不少遗迹。
占婆人也有着骄傲的历史。在元代，蒙古人曾经出征东南亚，就连北方的安南（河内所在的红河三角洲）也不得不选择表面上臣服，但占婆却不肯屈服，甚至导致了元朝远征的失败。占婆的抵抗鼓舞了北方，于是安南也选择了与元军作战并最终获胜。但是在蒙古人时期越南依然是三分的。
宋代之后，越南北方（安南）独立，于是安南和占婆开启了连绵不绝的战争，直至15世纪，北方的黎朝将占婆赶到了南方芽庄附近，变成了一个小王国，占婆又存在了300年才最终消失。
与此同时，最南部的湄公河流域，高棉帝国的衰落让越南获得了南部地区，但不幸的是，由于南北两方的风俗各异，离心力太强，随后的越南又进入了南北争霸时期。
对应于中国明朝的时代，统一的越南后黎朝出现了两个家族的权臣，北方的莫氏和南方的郑氏（郑氏以黎朝傀儡君主的名义进行统治），形成了越南的又一次南北争霸。
1592年，存在了65年的莫氏终于在郑氏的进攻下灭亡了，人们原以为可以再次看到南北统一的局面，但是，当得胜的郑氏欣欣然带着黎朝的傀儡君主回到北方的河内时，另一家族的权臣阮氏又突然占据了南方。越南进入了郑阮争霸时代。这时双方都奉黎朝为正朔，但事实上各自控制南北。
18世纪，一次地方起义（西山起义）将郑阮双方势力都消灭了。但一位阮氏的后人却借助法国的帮助控制了越南，这就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阮朝故意定都于越南中部的顺化，就是为了消除南北双方的差异，让越南变成一个国家。但几十年后，法国的武力入侵将整个越南变成了殖民地，法国的策略依然是分而治之，将越南分成以河内为主的东京、以顺化为主的安南和以西贡为主的交趾支那。
直到越南人将法国人赶走，才有了机会重建统一越南。按照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南北双方以北纬17°为界，在两年内举行统一的大选。但是，由于美国的阻挠，这次大选并没有进行，越南又变得和朝鲜、德国一样，有分成两个国家的危险。
最终是胡志明利用战争终止了分裂的危险。越南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必须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美国作战。这意味着在战争期间，一切发展经济的想法都不可能成功。美国的化学武器摧毁了越南的大片丛林，而燃烧弹更是让人民流离失所。
但是，这场战争是否值得呢？许多人认为，越南战争是无谓的，只是两种思想的冲突和东西方“冷战”的产物。但越来越多的越南人开始意识到，即便抛弃了意识形态的成分，越战依然是值得的，主要是因为这次战争塑造了越南的民族性，将经历了数百年分分合合后依然无法成为一个整体的越南彻底变成了一个国家。在越南人的认知中，胡志明是一个将越南变成统一国家的民族英雄。
统一的越南是幸运的。从20世纪70年代统一后，越南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只有十几年，就又开始拥抱市场经济了。
就这样，越南通过战争获得了统一的市场，而国际环境的变化，让越南成了世界市场上的参与者。越南在实行社会主义阶段，加强了基础教育，使得越南的文盲率和中国等国家一样都很低，使得越南的工人能够迅速融入到工业化之中。
总之，统一战争带给越南的遗产大都是正面的，造就了如今越南经济的快速发展。
与越南一样，通过战争带来发展的还有土耳其。前文已经谈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如果不是阿塔图尔克的力挽狂澜，土耳其将变成一个丧失了地中海岸的蕞尔小国。土耳其通过战争才保住了现在的江山，也才有机会巩固伊斯坦布尔这座重要的国际城市的地位，同时拥有黑海、爱琴海、地中海、马尔马拉海海岸，并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土耳其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的陆上交通，也给它带来了重要的资源：中东的石油。土耳其不是一个重要的产油国，却由于地理交通的重要性（它和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接壤），可以从输油管道中获益。
然而，现代的土耳其却并没有意识到阿塔图尔克的精髓：他在建国初期依靠生死之战避免了灭国的命运，一旦进入和平时代，就紧紧拥抱和平，善于利用国际空当，不再打仗，甚至竭力避免打仗，努力发展经济。阿塔图尔克是一名在战争中锤炼出来的勇士，他的勇敢不再需要新的战争去证明，因此他可以竭力保持和平而不被指责为懦夫。因为他知道，当土耳其需要发展时，必须维持住和平，并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才能取得迅速的现代化。一旦和平丧失了，也就丧失了发展的机会。他之后的几位领导人大都遵从了阿塔图尔克的方针，竭力避免冲突，当一个左右逢源的地理赢家。
但随着共和国寿命的延长，后来的土耳其领导人由于缺乏阿塔图尔克的威望，越来越求助于民族主义这一条道路，与周边国家屡屡发生冲突，从而影响了土耳其发展经济的途径。从这个角度说，现代土耳其起步于一次生死之战，但兴旺于与世界的和平，如果长期与周边的国家为敌，则有可能步入二次衰落。
在共存中蹒跚学步
在非洲，也同样有许多国家发生过统一战争，比如尼日利亚。
如果按人口来看，非洲的超级大国只有一个，就是尼日利亚。它的人口总数超过了1.8亿，是世界第七大国家，大约每四个非洲人里就有一个是尼日利亚人。尼日利亚城市拉各斯（Lagos）曾号称世界最大城市，它建于海边一座小岛上，由几座桥梁与大陆相连，城市里有的区域高楼林立，有的地方却遍地贫民窟。
除了人口多，尼日利亚还是世界上种族关系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全国一共500多个族群，信奉不同的宗教，操着各自的语言。正是因为族群的多样性，让尼日利亚成了种族冲突的大战场。
这样的地方本来因为离心力太强，很难捏成团，但是，尼日利亚却能成为一个整体。而这得益于一场战争。残酷的战争强行将人们绑在了一起，让他们不得不想办法学会一起生活。这种强制性造成了非洲最庞大的市场，让尼日利亚即便依然混乱，却成了谁也不敢忽视的区域性大国。
在西方到达西非之前，现在被称为尼日利亚的土地上，实际上有许多个本土国家。即便西方人到来后，尼日利亚依然没有被整合起来。
本书第二章已经提到，尼日利亚主要包括三部分。北部内陆属于伊斯兰区域，占据了全国领土的一多半，人口也在一半左右，他们主要分成了两个族群：豪萨族和富拉尼族。这一部分文盲程度很高，也更加排外。
在尼日利亚的西南部居住着约鲁巴人。这里的城市化率较高，拉各斯就在这里。而在东南部则居住着拥有商人传统的伊博人，由于经商的需要，他们遍布尼日利亚所有地区。另外，东南部由于包括了尼日尔河三角洲，在这里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从而一跃成为尼日利亚最重要的经济区。
按照英国人的设计，尼日利亚实行普选制。但是，由于北方人口占据了全国的一多半，穆斯林酋长们只要掌握了本区选票，就可以左右南方两区的政治。这种政治制度实际上把北方落后地区的习俗和信仰强加在了南方两个先进地区。
不过，为了防止一方独大，英国人也做了一定的防范。尼日利亚被设计成半自治体制，三部分都是半自治的政治实体，在此基础上组成联邦。英国人是为了防止北方暴政，不想却无意间增加了国家层面的政治离心力。三部分本来就没有做好一起过日子的准备，离心力过强的话，只会让它们大打出手。
尼日利亚独立后的发展进程，可以概括为：
（一）建国初的种族冲突期，这段时间内，尼日利亚最主要的三大族群为了争夺政治控制权，发动了数次政变，政变又演化为战争，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
（二）当内战结束后，由于产生了一个明确的胜利者，使得另两部分无法选择分裂，尼日利亚人不得不学着一起过日子。但由于尼日利亚的离心力依然太大，国家领导人很快就只能靠强力维持统治，于是这个国家又进入了独裁时期。如果说其他国家的独裁以稳定著称，尼日利亚的独裁却以不稳定闻名，独裁者如同走马灯一般上上下下，他们靠暴力上台，又被暴力推翻，周而复始。
（三）当独裁时期造成的痛苦超过了人们愿意承受的程度时，尼日利亚开始了民主化进程，现在的尼日利亚仍然处于不完善民主之中。
1960年尼日利亚一独立，北方（豪萨和富拉尼族）、东南部（伊博人）、西南部（约鲁巴人）这三大群体立刻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争斗。东南和西南区深受基督教影响，与北方伊斯兰区域形成对立。在建国之初，为了避免地域冲突，英国人在宪法中设立了三个半自治的政府，各自管理地方事务。在半自治政府之上，则是位于拉各斯的尼日利亚中央政府。
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采取总理负责制，总统只是象征性的职位。担任首任总理的是北方人。但很快，三个区域就开始了合纵连横，北方、东南部和西南部一直在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最初，北方选择了和东南部一起执政，西南部成了反对派。但后来，西南部和东南部认定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对抗北方，可它们又总是由于不团结，发生内部分裂。
接着，伊博人军官群体发动了两次政变，试图掌握全国政权。随后，一群出自北方人的军官又发动政变推翻了伊博人军官政权。
依靠政变夺权后，北方人控制的军事政权为了防止下一次政变，强行拆散了原本的三方半自治架构，将联邦区域重新编成12个州，将原来的几大势力碎片化了。这次改革提高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地位，而东南部的伊博人却深受其害。正是这次政治的重组，让伊博人认定，除了分裂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他们发动了内战，试图建立一个叫比夫拉的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Biafra）。因此，这次战争也被称为比夫拉战争。
从战争本身来说，不管是北方还是东南部都不是百分之百正义，却各有自己的道理。北方人认为这是为了维持国家统一，而东南部则认为这是为了反抗北方的暴政。许多国家在评论这场战争时，认为伊博人由于在政权中无法获取足够的地位，想要独立是理所当然的。
战争的结果也并非完全合理。战争持续了30个月，大约有200万平民死去。战争还造成了另一个影响，原本伊博族是一个分布广泛的民族，但双方煽动的仇恨使得北方地区开始以野蛮的手段清理当地的伊博人。大量的北方伊博人被杀，剩下的逃走成了难民。
战争以伊博人的比夫拉共和国战败为终结。北方在尼日利亚的政治中取得了完全的优势。为了维持这种优势，北方不得不采取集权的做法，强行镇压南方的反抗。
这一切看上去都不符合经典的正义观念，因为伊博人作为弱势群体不仅战败，而且在战后也被剥夺了大量的经济资源。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果却又对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比夫拉（伊博人）获胜，那么尼日利亚势必走向分裂，可能变成三个地区性的中等国家，且相互敌对，丧失了成为更大市场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没有分裂，反而逼迫尼日利亚人在一个国家的框架内解决问题，保住了这个完整的大市场。
当然，尼日利亚摸索的过程是痛苦的。在北方战胜后，接下来发生了两次政变，两次都造成了掌权者的死亡，看上去尼日利亚向着又一次失控滑去。但恰好在这时，尼日利亚最著名的政治家奥巴桑乔（Lusengun Obasanjo）上台了。
奥巴桑乔原本是前一位总统默塔拉的副手，默塔拉时期已经开始制定宪法，恢复选举和民主的改革，但他被刺杀了。奥巴桑乔在稳定了局势之后，继续推进改革。一方面，他推行民主；另一方面，为了减轻尼日利亚的分离倾向，让民主制能够维持长久，他将尼日利亚继续碎片化，分成了19个州。这19个州中，有4个以豪萨—富拉尼人为主，有4个以约鲁巴人为主，2个以伊博人为主。三大族群占据了一半多一点，剩下的9个州分给了其他少数民族。这样，三大族群的政治影响力都减弱了，全国的局势形成了一定的平衡。在19州的基础上组成联邦政府。
另外，尼日利亚模仿了美国体制，形成以总统为主的行政班子，配以参议院和众议院作为立法机构。其中，众议院以人口为基础确定代表人数，而参议院以州为基础，每个州不管大小，名额都是一样的，这就更进一步避免了某一族群独大。
1979年，奥巴桑乔主持了新的大选，这是尼日利亚历史上一次公平选举，为了体现公平，奥巴桑乔本人并没有参加选举。选举选出了一位北方籍、但是得到了南方拥护的政治家沙加里（Shehu Usman Aliyu Shagari），他打着“同一国家，同一命运”的口号上台。沙加里当选后，奥巴桑乔完成了再造共和的重任，他辞去了最高元首职位，又辞去了军职，将政权交付给新当选总统，心甘情愿地离开了政治舞台。
到这时，尼日利亚似乎找到了一条通往民主又避免分裂的道路。人们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事实却让人大吃一惊。
沙加里是一个温和的人，却无法控制局面，加之腐败和经济的下行周期，导致他担任一届总统之后就声名狼藉。更麻烦的是他并不想主动下台，依靠作弊第二次担任总统。这一次他引起了军人的不满。1983年，军事政变再次爆发。尼日利亚随后进入了最黑暗的时代，先后经历了巴班吉达（Ibrahim Babangida）和阿巴查（Sani Abacha）两任独裁者的控制，万马齐喑的日子持续了10多年。
到了1998年，阿巴查将军突然被两位印度妓女毒死了。这次意外死亡给了尼日利亚又一个机会。阿巴查的继任者阿布巴卡尔（Abdulsalami Abubakar）决定开启尼日利亚的再民主化。
1999年，尼日利亚举行大选，这次当选的是当年主动放弃权力的奥巴桑乔。这位两次挽救了尼日利亚的军人的当选，也预示着尼日利亚南北冲突的弱化。因为奥巴桑乔本人来自西部，还皈依了基督教，但他却得到了北方穆斯林的选票。
他当选之后，立刻开始对尼日利亚的又一次改革。尼日利亚还非常贫穷，2000年时的人均收入只略高于300美元，只有1980年时的1/3，5岁以下儿童夭折率达到了20%。但由于尼日利亚太大了，只要恢复和平，市场就会自动创造出五花八门的产品。
奥巴桑乔上台后，主要做的是恢复人们对国家的信心，以及世界对尼日利亚的信心。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不断地告诉人们，尼日利亚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不会走回头路。在非洲，他批评其他的独裁者，并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计划，向其他不稳定国家派出维和部队，帮助他们恢复稳定。
他的努力让英美等国家相信他是认真的，也开始认真给尼日利亚以帮助。
在国内，奥巴桑乔并没有强制性地要求全国划一，而是采取了容忍的策略，中央政府遵循在联邦制下应有的权力，同时采取了很务实的态度。由于东方伊博人区域的治安很差，他甚至默许这个区域内实行私刑。而在北方州，也在推广穆斯林教法。奥巴桑乔通过默许，获得各个州对中央政府的认可。
在他任满两届后，奥巴桑乔遵守承诺和宪法下了台，在他的榜样下，尼日利亚也有了正常的选举和轮替。
从现有的情况看，尼日利亚虽然不够稳定，依然问题重重，但在保住了一个国家的框架之后，人们已经越来越适应“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市场”的规则，而这对于一个新兴的国家是如此重要，让尼日利亚保持了非洲大国的地位。
在非洲，类似的国家还有很多。在大湖地区的乌干达和卢旺达都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内战，特别是卢旺达还曾经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种族灭绝事件，但是，随后的战争却都给国家带来了一定的稳定。
在乌干达，独立之后它的政治表现出特有的双重体制。一方面，国家内部还有五个王国，这五个王国不是独立国家，但是国王都有一定的实权，其中以布干达（Buganda）王国的权力最大。在这些王国之上则是中央政府。
乌干达最初实行总理负责制，而象征性的总统职位由选举产生，自然属于布干达国王。总理是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却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下属的五个王国。
中央和地方关系总是无法理顺，加之乌干达族群关系过于复杂，南部和北部并不属于同一人种（北部属于尼罗人，南部属于班图人），形不成一个稳定的多数政党，总理的地位也不那么稳固。
到后来，总理奥博特（Milton Obote）依靠尼罗人为主的军队进行独裁，解散了各个王国，才暂时保持了稳定。但随着他独裁色彩的加深，阿明发动政变推翻了他，建立了以民粹为特征的独裁统治。
阿明在非洲历史上赫赫有名，在于他狂欢式的治理方式。他上台后不断地举行游行庆祝“人民的胜利”。但等到回归治理时，却发现没有能力，他只好依靠制造话题的表演来维持人们的拥戴，他驱逐了乌干达的印度人，投向了东方阵营，并和英国代表的西方阵营断交。但当他将矛头转向邻国坦桑尼亚时，却找错了对象，被坦桑尼亚出兵推翻了。
坦桑尼亚扶持了原来的总理奥博特重新上台，这导致乌干达爆发了持续五年的游击战争，30万人死于非命。直到1985年，游击队领袖穆塞韦尼夺取了政权。
虽然这一次游击战争造成了大量的伤亡，但穆塞韦尼却证明自己是终结混乱的人，由于重新获得了统一，在他的开明领导下，乌干达进入了发展期。在乌干达，人们已经很少提到这场内战，记得的是穆塞韦尼执政之后对经济的发展。乌干达在他的手中维持了完整，并保持了五个王国与中央政府的平衡，这是保证统一市场和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穆塞韦尼的影响力不仅局限在国内。他扶持的卢旺达人卡加梅在卢旺达屠杀之后，攻克了首都，结束了卢旺达的混乱，让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同样进入了迅速发展之中。
并非所有的战争都能带来发展，但评判一个战争的标准在于：这次战争能否结束分裂状态，恢复和平，并带来一个统一的市场，让人们可以不用担心安危，为自己的生计而努力。在这里，建立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信任，保证三大要素的自由流通，是决定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
遭遇战争恶魔
2016年，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就在我遇到扎希尔老人的第二天，我终于遇上了战争这头恶魔。
在阿富汗，处处都能看到战争的痕迹，在潘杰希尔谷地之中至今依然散布着大量的苏联坦克，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遗迹。在北方通往边境时，一路上盘查的士兵穿着与政府军迥异的军装，收取着每一辆车的过路费。这些士兵属于北方军阀、乌兹别克族的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此人虽然已经担任了阿富汗联合政府的副总统，但依然不肯放弃对于军队的控制权，而北方围绕着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地域就是他的根据地。
但在首都喀布尔，这里是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相对更加安全。我本来以为，只要在白天活动，在这里就不大可能出现意外。不想就在首都郊区的大白天，让我见识了战争带来的混乱。
那一天是8月17日，我和一位在飞机上遇到的中国小伙子倪瑞迪去了喀布尔南部的巴布尔花园。喀布尔城区分成了两部分，北面是新区，南面是老区，中间由一座叫电视台山（Koh-e-Asmai，或者TV Mountain）的小山隔开。在电视台山的东南方对面，还有另一条小型山脉（叫Koh-e-Shir Darwaza），在山上有一条类似于中国长城的古老防御墙，这是古代喀布尔遗迹。在20世纪90年代的军阀混战时期，南方军阀正是占据了这个高地，才能够向喀布尔北部的城区发射炮弹。
在这座山旁边，就是著名的巴布尔花园。这里是莫卧儿帝国的开国者巴布尔的墓葬所在地，由于他在伊斯兰世界广受尊敬，即便发生了如此众多的战乱，但墓葬依然保留着。
那天，我们首先来到巴布尔花园游玩，这里依然是一片祥和。男人带着女人、孩子，在花园里铺开地毯，摆放出琳琅满目的食品开始野餐。大学生们成群结队，对外国人充满了友善。
从巴布尔花园向北方的山顶上望去，就可以看见不远处的喀布尔长城，以及山顶上的一个防御城堡。这座城堡在当年适合架炮，而现在却是观察喀布尔市区的最佳地点。
下午4点多，我们决定爬到城堡去拍摄喀布尔的全景。爬山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山上的风景果然非同寻常。随着地势的升高，一座巨大的如同传奇一般的城市出现在眼前。从高处向下望去，首先进入眼睛的是对面电视台山上那庞大的民居区，这些民居依山而建，如同密密麻麻的火柴盒子。
在山坡下的盆地中，则是喀布尔的主体部分。这是一个被山分成了两半的城市，新区部分由于电视台山的阻挡，只能看见一部分，而老区则完全映入了眼帘。喀布尔的城市建筑不高，却很复杂，有的建筑显得豪华奢侈，有的简单到只剩一个框架。这里除了是战乱之地，也是世界上最贫富不均的区域之一，百万富翁布满了警卫的豪宅与毫无保护的贫民窟同在一城，马车、电动车与豪华吉普争抢道路，时常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当我们将要爬到山顶，距离城堡只有一步之遥时，遇到了几位当地人，他们示意说，这里都是贫民窟，并不安全，催促我们赶快下山。于是我们只好按照原路返回。
事后我们知道，两个中国人的到来在瞬间就已经传遍了周围区域。我们上山时，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作准备，但当我们按照原路下山时，几乎就是送上门去诱惑那些贫穷的年轻人。
我们在下山途中走到一半时，终于为自己的好奇心付出了代价。在贫民窟边上，一个小径的转弯处，突然闪出三个持刀的青年，他们挡住了去路，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就抓住了我的胳膊。
一天前，正是地毯商扎希尔提醒我：“在阿富汗，你必须随时保持警惕，因为这里唯一永恒的东西就是战争和混乱。哪怕你现在看起来风平浪静，大街上已经车水马龙，但只要一秒钟，一声枪响，一个爆炸，一把尖刀，就会让你回到混乱之中。”不幸的是，我的遭遇恰好证实了这一点。
但幸运的是，在三名青年抓我时，一路上跟在我身后的同伴却反应机敏，转身寻找其他的路，向山下逃走了。同伴的逃离让三个青年愣了一下，可能打乱了他们的节奏。
根据后来的猜测，他们曾经试图将两人绑架。事实上，就在我们到达喀布尔的前几天，有两名西方的教授就刚刚在市区遭到了绑架。他们刚走出大学，就被架上了一辆小汽车消失了。这两名教授在2016年被抓，直到2019年底才被释放。他们的经历也表明，一旦成为人质，所经历的周折将非常复杂，不仅可能面临高昂的赎金，还随时有生命危险。即便活着出来，也染上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同伴逃离后，三名青年持刀架住我的胳膊，想把我拖走，我只好死命地将背靠在一堵破墙上，表达自己不肯跟他们走的决心。由于贫民窟里多的是空房子，只要他们把我拉入任何一间，外界就不可能再找到我了。哪怕当地人知道我的所在，也不可能告诉政府和营救人员。
就在我不断地向后靠时，突然间，我的头部遭到了重击。不知道谁用什么东西砸了我一下，我的眼前发黑，向下坠着身体。接着又挨了一下，向下瘫去，又不甘心倒下。
就在昏沉中，三名青年却突然放开了我，他们捡起了我的背包逃走了。后来我才发现，我之所以幸运地避免被绑走，是因为从不远处的贫民窟里突然走出来几个人，三名青年见有人来了，这才将我的背包掳走，放了我一马。
劫匪消失后，我的身边突然热闹了起来，旁边贫民窟里的人都出来了，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陌生人。我朝他们大声喊“police”，于是男人们替我打电话，女人们望着我，孩子们围绕着我转圈，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受伤了。事实上，在刚受伤的时候感觉不到丝毫的的疼痛，在他们的示意下，我才注意到鲜血已经从头顶流下，浸湿了我的半个膀子，糊在脸上如同干掉的蜡。在我的右手肘部还有一处伤口，如同一张奇异的嘴巴，皮向外翻着，露出了鲜红的血肉。
一位村里人拿来了水，帮我洗掉了手上和脸上的血，另一位则带来了一块头巾，包扎在手臂的伤口上，至于头上的伤口则没有办法包扎，只能听凭它继续流血。
他们抢走的背包里有相机、手提电脑和护照，他们还拿走了我的钱包和手机，钱包中除了当地的钞票之外，还包括我的银行卡和中国身份证，以及2000多美元的现金。也就是说，我已经身无分文了，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自己了。但毕竟我还活着。
十几分钟后，一名持枪的警察从山顶城堡的岗哨处姗姗来迟，将我从自拍的人群中解救了出来，带到了山下的派出所，在这里我发现了逃走的同伴，他正在手忙脚乱地报警，但警察不一定听得懂他的话，直到我的出现，一切就都不用再解释了。
在经过了遭劫的慌乱之后，突然间气氛显得有些滑稽。我的到来带来的首先不是沉重，而是一种兴奋感。警察们，以及外面的人纷纷围上来问寒问暖。他们也纷纷拿出手机和受伤的中国人自拍。
拍照的空挡里他们给我拿来了饮用水，脸虽然在山上已经洗过，可由于血没有止住，此时脸上已经又沾满了血，他们又打来了一盆水给我洗脸。一位青年拿来T恤衫换掉了我沾血的衬衫。这件作为礼物的T恤衫上，有一个大大的笑脸标志，上面用英语写着“Mr. Happy”。
清洗完毕，派出所长热情地搂着我，上了一辆警车，向着医院开去。一位医生微笑着迎接了所长，但当他听说了我的遭遇后，却并不愿意给我提供治疗。医院的医疗材料过于紧缺，而我又已经失去了付账能力，显然对他们不划算。
派出所长和医生把我晾在了一边，两人在讨价还价。最后，所长从裤兜里掏出钱包，抽了几张小票子递给他，医生才把我请进了包扎室。他只给我包了手臂上的伤口，至于头上的，由于已经慢慢止住了血，我就只能去私人医院花钱包扎了。
从医院出来，所长带我去了他的上级机关：警察局。这时，真正的破案工作才展开了。
从街上看，警察局所在的路段只是一排长长的防爆墙，防爆墙用T字形的水泥墩构成。在这一排水泥墩的某个部位，突然间开了一个小口，口子的宽度恰好容一辆吉普车通过，小口上有一个横杆，由两个士兵把守。士兵拉开横杆，吉普车从小口通过后，两边仍然是高高的防爆墙，前面拐过一个90°弯，接着又拐了一个90°弯，才到达了一个小广场，在小广场的背后是一栋黄色的小楼，警察局就在这栋小楼之中。如果有人要利用汽车炸弹袭击这个警察局，必须首先找准位置闯过横杆，再拐过连续两个急弯，才有可能到达广场，靠近小楼。但这样的难度再高超的司机也无法做到，只要他无法到达小楼，任何中途的爆炸都无法伤害到小楼内的警察。
在阿富汗的警察局，我体会到了，即便在世界上最乱的地方，也有着充足的秩序感。警察局一楼的楼梯下就是嫌疑人的临时关押处，里面关着几个当地人。由于刚刚被劫的兴奋感，我好奇地望着里面的人，里面的人也纷纷从铁门后向我这个外国人打招呼，我甚至有一种想和他们一一握手的冲动，仿佛不是在警察局，而是在某个和平的外交场合。但最后我也不知道他们因为什么被关押。
按照我最初的理解，既然丢失了所有财物、通信工具和能够证明我身份的东西，接下来我能做的无非就是联系中国大使馆获得临时证明回国，至于财物是不可能追回来的。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并非如我预料，并证明作为战场的阿富汗也有着完善的司法系统。
负责我案件的是一位中年探长，名为阿米里（Ahmadzahir Amiri）。他听了我简单的叙述，让一位年轻的会英语的探员带我回到现场。于是，在太阳正要落山的时候，我们坐车又回到了山顶的城堡。此前，我与那位同伴只来到了距离山顶城堡一步之遥的地方却没有上去，这一次在警察的护送下竟然来到了这个喀布尔的制高点。
喀布尔的美丽在这一刻尽入眼底，太阳已经很低，即将落山，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金黄色之中，有的地方已经开了灯。在金色之下，人类的住房如同一张斑驳的地毯铺散开来，将整个山谷填满。
数千年来，每一个到达此处的人都会为它的美丽而叹息。不管是最初到这儿的雅利安人，还是战神巴布尔，或者遭遇了全军覆灭的英国人，以及20多年前撤军的苏联人，他们都一定登临过这里俯瞰。只是，所有的人都如同匆匆过客，将自己的野心留下，唯一没有变化的只是山川。
傍晚时，有不少当地人从下面的贫民窟爬出来，到这儿眺望，许多孩子在下午时都见过我，纷纷上来和我握手致意。这是一幅多么和平的景象，谁能想到，刚才的罪恶就在附近发生？
探员试图向人们打听那三名青年到底是谁，却一无所获。就在他带我准备离开时，我突然转身对着侦查员，指着在城堡上围观的当地人，说：请帮我翻译一句话给他们，行吗？
侦查员愣了一下，问我想说什么。
“请告诉他们，我爱阿富汗，我爱阿富汗人，我知道你们经受了苦难，但我也知道你们是勇敢的民族。（Please tell them： I love Afghanistan，I love Afghani. I know it is hard time for you，but I also know you are brave people.）”
我本来还想多说几句，但突然间接不下去了。听到我的话，侦查员愣住了。他盯着我的脸，问道：“要知道，正是他们刚刚抢劫了你。”
“是的，我知道。”我连忙回答，“但我也知道，哪里都有好人和坏人。你们现在的苦难，更多是贫穷和战乱造成的，只有恢复了和平，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
我的话让侦查员有些动容，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将我的话翻译了过去。我和伙伴转身上车，等待着他跟过来，好送我们下山。等了好一会儿，探员才姗姗来迟。跟着他的，还有两位在山顶上值班的警察。
“我们找到了一个。”他打开车门告诉我。望着吃惊的我们，他又解释了一句：“那三个人里，我们已经知道了其中一个人的身份。”
直到现在，我依然不能确定我的话和找到劫匪之间的关联性。到底是我的话感动了当地人，最后把劫匪的消息告诉了探员，还是探员的发现和我的话无关。我唯一能保证的是，就在我说出了那些话不久，他们就确定了劫匪的身份。至于当时我能说出这些话，更多是因为遭遇劫难后发现自己还活着时，那种不由自主的兴奋，没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只要活着，我就能够原谅一切……
直到第二天下午，阿米里探长才终于追回了我的背包。那时，我们都坐在探长的办公室里，探长把我叫到了走廊上，一位缠头的老人等在外面，他背着一个黑包，正是我被抢的背包。
这位老人是当地的长老，他显得镇静、不卑不亢。大家进屋后，探长让我把包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展示，让我看丢了什么。检查完毕，除了美金和几双袜子之外，其余的东西都在。也就是说，我的护照、银行卡、身份证、相机、手机都找了回来。当一个人已经把东西丢掉，却突然间找回，在心里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在用一种外人的眼光看待他们摆弄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探长为背包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拍了照。有人已经写好了报告，让我在每一张纸上都按了手印，签了名。
至于钱，真的找不回来了。他们试图让我明白，三名青年已经逃离了喀布尔，去了潘杰希尔山谷，在那儿他们需要钱，所以不可能还给我。青年之所以还回其他东西，是不想连累家人，但是钱却是必须留给他们的。
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我也知道了阿富汗破案的方式。与其他地方的侦探依靠科技线索破案不同，他们依靠的主要是关系。
在和我一起勘察现场时，探员已经大致确定，案子很可能是当地的内部人干的，他们选择下手地点非常熟稔，只有当地人才知道什么地方最僻静。与现代国家不同，阿富汗仍然是以部落为单位居住的，只有城市是例外。我探访的城堡属于城郊，这里的人也是以部落为群体居住。
在这里，长老是一个部落中半自治的领袖，发挥一定的行政作用，甚至执行一定司法职能。在司法活动中，警察往往必须得到部落长老的配合，才能有效工作。比如，几年前曾经有中国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被绑架，警方必须求助于地方长老，由地方长老与绑匪取得联系，再通过斡旋手段将中国人释放。在这个过程中，人质被关押的地点也许对当地人来说并不是秘密，但只有长老同意，当地人才会配合警察，将必要的信息告诉警察。
当一个长老帮助过警察，警察就欠了一个人情，必须在其他时机还上。
由于地方长老的出动，就可以向周围的群众打听附近的青年人有什么异常，在这样的社会中，部落中的每一个人都变成了长老的耳目，这是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的关键。
当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长老就会带着警察前往嫌疑人家中。这时，嫌疑人必定已经逃走，但在阿富汗，用武力控制嫌疑人的家人却并不被视为侵犯人权。关于我的案子，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迅速得到解决的。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阿富汗虽然仍在战乱之中，但已经形成了基本秩序，使得大部分的人已经生活在法治之下。即便战争这个恶魔仍然在不断骚扰着这个国家，但在战争之外，人们的生活依然是有序的。
在整个遭遇中，除了感受到身在阿富汗的不安全感之外，又有许多温馨的细节，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在巴布尔花园里，许多家庭和青年人如同度假一般地野餐。当探员带我勘察完城堡，回警察局的路上，会在路边停下车，给车上的每一个人都买个冰激凌。那天晚上，阿米里探长为了让身无分文的我们回到住处，掏钱给我们打了的士。他还一遍一遍地告诉我警察局的所在地，并让我用英文记在纸上：浩齐·哈夫吞，迪多诺（Hauzi Haftum，Didono）。Hauzi Haftum是第七警备局的意思，用英文书写则是“PD7”，即Police District 7。Didono是地名，也是第七警备局所在地。为了避免我们第二天再回到警察局时多出钱，他甚至不停嘱咐我们，打车费用是150阿富汗尼。
但在这充满趣味的生活场景之外，阿富汗又处处显示出战争的创伤。在和我们聊天时，阿米里探长会把他手机中储存的大量爆炸现场照片随手转给我们，有一部分拍自警局外面的集市，照片中充满了硝烟和尸块，在别人看来是如此恐怖，但对他们而言，却是司空见惯。
警察们在高墙之后工作，却时时受到安全威胁，在我离开后不久，喀布尔的另一个警察局（PD5）就遭到了袭击，出现了不小的伤亡。阿米里探长去医院探望他的同事时，也许在祈祷下一次不要轮到PD7。
在我的探寻世界的过程中，喀布尔的经历是距离战争最近的一次。除此之外，我还去过距离叙利亚战场不远的土耳其边境，以及黎巴嫩北部和东部地区。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马里共和国，曾经探访过被内战和恐怖主义撕裂的廷巴克图和尼日尔河。当我的航船在河上航行时，不远处的城市中，恐怖分子正发动着对政府军的袭击，而那条河上也有着不少的强人，随时准备对船下手，以至于航船上配备了一队的政府士兵，荷枪实弹日夜警惕。
只有经历过、到过，才知道战争这个可怕的恶魔绝不是男孩子游戏中那大义凛然的无畏动作，而是以人类的生命和恐惧为代价的。
战争对于人类的破坏之大，超过了其他形式的总和，但是，对于那些期待着发展的新兴国家来说，战争又是很难避免的，他们原准备迎接繁荣富强，却更有可能掉入战争的陷阱之中。
塞满武器是个好的做法吗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战乱时，世界其他大国的做法总是充满了争议。而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大国们总是向战乱国家出售更多的武器，以便他们支持的一派能够从战乱中获胜。当然，出售武器的借口是冠冕堂皇的，最常用的有两个：一个是帮助爱好自由的人民战胜独裁者；另一个是帮助爱好稳定的政府镇压叛乱，恢复稳定和发展。
在一般情况下，一场战乱中，大国们会分成两派，一派采取一号借口，另一派采取二号借口，这样就可以保证战乱的双方都得到有效的武器供应，形成均势，让战乱长期化。
除了卖武器之外，双方还会互相指责，表示如果不是对方的非正义行为，战乱在自己支持的一派的攻势下，早就结束了，和平也会更早到来。但不幸的是，历史往往告诉我们如下几个规律。
第一个规律是，只要有外界支持，那么战争必然越拖越长，不可能出现加速结束的情况，人民的境遇也会更加糟糕。
第二个规律是，只要一个国家爆发了内乱，就不要指望外界的大国不干预，它们的干预是必然的，并且一定会分成两派，保证战争的长期化。
第三个规律是，战争大部分情况下不是以一方的完全获胜而告终，而是产生一个混乱的局面，即便战争结束后，人们依然生活在混乱的状态，无法尽快得到稳定和发展。只有少数幸运的国家能够产生一个完全的胜利者，而这个国家在胜利者的主导下，只要能够恢复稳定，都可能获得一波发展。
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规律是，一个国家内部一旦堆满了武器，就必然会诱发新的混乱，也就是说，武器自己就会制造打仗的借口。为了不让一个国家出现这种不稳定，有效的方法，就是不要把武器运过去。
事实上，武器和暴力的关系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着争议，比如，美国对于国内人的持枪自由就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授予的持枪自由，是人们保卫自身自由和人身安全的重要手段，一旦不让人们持枪，遭遇歹徒（他们往往拥有更强的暴力武器）时，就无法进行自卫了；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持枪自由诱发了更多的暴力，使得更多的人死于非命。
双方各有证据和借口，至今依然是无解的难题。然而，从世界其他地方的证据来看，更多的武器只会诱发更残酷的暴力，却很难保证那些最底层人的权利，因为他们也是最买不起武器的群体。
在历史上，关于武器和暴力关系的典型例子来自于奴隶贸易时期的非洲。
在欧洲人到达之前，非洲也有奴隶，但与后来的工业化奴隶是完全不同的，反而和阿拉伯人的奴隶很相似。在中世纪的阿拉伯世界里有着大量的奴隶存在，但这些奴隶除了要服侍主人，或者帮助主人完成一定的任务之外，有着极大的行动自由，他们可以自由上街、拥有财产，甚至有的皇家奴隶还可以担任政府高官。伊斯兰国家苏丹（国王）的宰相有时候都由奴隶担任。在埃及有一个马木留克王朝，担任苏丹的大都出身于奴隶，这是因为苏丹对于普通自由人并不信任，他从遥远的北方购买了一支奴隶部队，这支部队的力量是如此之强，甚至可以决定继任苏丹的人选，于是苏丹大都出自这支部队的指挥官。
一个自由人成为奴隶，大都是因为债务问题，一旦债务解决，还可以恢复自由身。另外，战争也是奴隶的一个来源，但比起后来的工业化奴隶来，战争奴隶也在社会中享有着充分的保护，拥有着一定的自由，他们的后代大都融入了接纳他为奴隶的社会中，成了自由人。
在非洲，西方人到来之前，虽然社会内部也买卖奴隶，但这些奴隶依然有足够的自由，人们也并不把奴隶当作一种异类来管理。
只是在葡萄牙人到达非洲后，他们开始从非洲社会内部购买奴隶，然后，将这些奴隶转移到了外部的美洲，奴隶的性质才发生了变化，成了工业化奴隶。工业化奴隶彻底丧失了自由和在正常社会生活中的位置，遭遇强迫的监禁和劳动，主人拥有着他们身体的一切，并主持生杀大权，他们的孩子也被当作牲口一样贩卖。
然而，如果仅仅是买卖非洲社会内部现存的奴隶，那么数量也是很有限的，根本满足不了美洲种植园的需求，要想获得更大规模的奴隶供应，就必须制造新的奴隶，将更多的自由人变成奴隶。
在大部分情况下，葡萄牙人并不想亲自参与去抓捕奴隶，因为那样做又危险又费力气，而最简单的做法是改变非洲社会的性质，让这个社会主动去制造更多的奴隶。
葡萄牙人的做法就是向非洲输入更多的武器，然后静观其变。随着非洲内部武器的增多，非洲社会果然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的国家主要是贸易型国家，以和阿拉伯和北非世界的贸易为主，出口黄金，进口制成品。当大量的武器输入后，这些贸易型国家就衰落了，一批强人团伙带着高级武器形成的强力集团建立了另一批国家，这些军事化国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打仗。因为只有打仗才能抓获更多的战俘，这些战俘都被作为奴隶卖给葡萄牙和英国人，从而换来更多的武器。
非洲内部军事化国家的成长，是制造大量奴隶的关键，而军事化国家之所以出现，就来自于欧洲提供的武器以及奴隶需求。
这种赤裸裸的武器换取资源（黄金、奴隶等）的模式，至今依然在一次一次地上演，从西非沾满鲜血的钻石，到中部非洲为了矿产而出现的数次战乱，都能看到武器贩子的身影。只是现在人们换了更加“高尚”的借口：人权、自由、稳定、发展等，但不幸的是武器永远只制造鲜血，那些高尚的托辞不仅不会到来，反而远去了。
在亚洲的另一个地方，同样可以看到武器制造的悲剧。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处的普什图人聚居区已经成了世界上武器密度最高的所在。
巴基斯坦边境附近的古城白沙瓦曾经是贵霜帝国的首都，这里有着许多历史遗迹，但对于现代人来说，白沙瓦却是一个遍地武器的地方。从这里开始，向西或者向北，就是历史上普什图人居住的山区，这些地区的商店里陈列着大量的枪支，有的地方人们甚至不拿枪就不敢在街上久待。
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枪支甚至已经形成了产业链，由于枪支过多，许多手工匠人出现了，他们善于修理各种武器，把武器的零部件拆下来拼凑成可以用的新枪，甚至能够制造一些粗制的武器和弹药。在这里买枪就像买菜一样方便，由于形成了这样的氛围，政府也无力管控，只好听之任之。
但在几十年前，白沙瓦却是一个友好的所在，也是从土耳其经过伊朗、阿富汗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重要一环，那时的白沙瓦并不以枪支闻名，而是以大麻和工艺纪念品闻名于世，与古代贸易世界的规则相接轨。
自从邻国阿富汗出现了战乱，白沙瓦的规矩就变了。20世纪70年代，阿富汗先是推翻了国王，接着一群信奉极端计划经济的人又推翻了总统，从而导致了中央权威的解体和军阀林立。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预进来，帮助阿富汗人抵抗苏联人。
他们抵抗苏联人的方法，就是运来了大量的武器。由于阿富汗的封闭性，要想援助阿富汗，只有从巴基斯坦一条路可以走，于是距离边境不远的白沙瓦就堆满了武器。
苏联撤军后，白沙瓦和阿富汗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沉淀在巴基斯坦边境的枪支将这里变成了一片地狱，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虽然人们往这里塞武器是为了帮助阿富汗，但大量的武器也给巴基斯坦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曾经在巴基斯坦边境地带查看过曾经被武装分子血洗的警察局，战争在整个国家造成的伤痕已经深入到了方方面面，并不亚于处于热战之中的阿富汗。
武器的充沛，也让两国的年轻人不乐于让战争结束，因为战争才是这些未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的舞台。于是本·拉丹的“基地”组织、“伊斯兰国”都发现这里是他们的一个好去处，可以用极低的价格获得武器。同时，由于武器泛滥，政府已经失控，这才是为什么本·拉丹在这个区域躲了多年竟然没有被发现的原因。
从巴基斯坦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接收了大量的武器，就必然为了这些武器而产生出战争。不管是阿富汗、巴基斯坦，还是现在的利比亚、叙利亚都是如此。只是，这个世界依然按照大国的规矩不断地制造着武器，并试图将它们投放到世界的某个角落，在这里制造出一系列的流血事件。
那些接收了太多武器，陷入了战争的国家大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摆脱出来，因为一旦社会失控，整个国家就成了一个大屠宰场。
虚假的种族，真实的屠杀
在我观察世界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大屠杀纪念碑，它们是一个国家遭受战乱的纪念物，时时提醒人们暴力是多么可怕。但世界上真正能够看到这些纪念碑的却只是少数国家，其他地方并没有吸取它们的教训，还在制造着更多的屠杀。
这些发生战乱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按照信仰、人种等因素分成了截然不同的帮派，导致了激烈的内斗，最后被外面的大国加以利用，从而形成了一派对另一派的大屠杀。
非洲国家卢旺达是屠杀遗迹最多的国家，因为这里在二十几年前刚刚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种族灭绝事件。
卢旺达首都基加利（Kigali）郊区的一座小山上，远远地对着市中心的高楼群，小山上绿树成荫，种植了许多花卉，显得幽静和平。但在安宁之下，这里却有全国最大的公墓之一，也是大屠杀遇难者的埋骨所在。
山头上分布着许多集体墓穴，大多数墓穴都覆盖着石板或者水泥。有少数墓穴是用玻璃罩住的，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墓穴内部黑色的布盖。墓园中埋葬的主要是从首都附近寻找到的遇难者遗体，其数目超过了10万人。类似规模的墓地在全国还有六处，至于小型的丛葬墓更是不计其数。几乎在卢旺达的每一座城市中，都有不止一个地方或者陈列着当年遇难者的遗骸，或者用文字标注着屠杀地点，这些地点或者是教堂，或者是医院、饭店，甚至居民区。没有人知道屠杀中死亡的具体人数，但普遍估计死亡人数在80万人上下。而卢旺达当年的总人口只有600多万人，其中图西族更是有70%以上死于非命。
卢旺达的屠杀和战争来自于两个对立的民族：胡图族和图西族。与那些经历了上千年才形成的民族不同，这两个民族之前可能是同一个民族，是在最近百年才有了分野。事实上，是西方殖民者到来后，才根据当时流行的民族理论，强行将卢旺达和邻国布隆迪的统治阶层称为图西人，而将被统治者称为胡图人，两者的身份区分才正式出现。之前，统治和被统治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事实上，他们拥有着共同的祖先：班图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希特勒运用了臭名昭著的西方种族理论迫害犹太人，使得西方在战后放弃了这套理论。不想这种理论在殖民地依然大行其道，并被当地人当作了先进科学。
加之在比利时人统治这两个国家时，为了区分民族，采取了精确的记录系统，要求登记每个人的民族，一旦身份证件上有了民族的概念，那么这个人就再也摘不掉被强加的身份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比利时人逐渐撤出了这两个被保护国，让它们独立了，但卢旺达和布隆迪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卢旺达，1961年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废除了国王制，实行民主制，原本的被统治者胡图人由于人口基数庞大，突然间成了统治者。而在布隆迪，依然是图西人掌权。
两个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导致了不同的迫害方式。在布隆迪，作为统治者的图西人时时刻刻准备镇压胡图人。1972年，布隆迪的胡图人反抗被图西人政权镇压，死亡人数在数万人到20万人之间。
20世纪80年代，布隆迪总统皮埃尔·布约亚（Pierre Buyoya，依靠政变上台）决定放松管制，引入民主制。到了1993年，布隆迪的一名胡图人依靠选举担任了总统，组建了一个跨民族的领导班子，布约亚功成身退。
但第二年布隆迪的种族冲突再起，这一次掌权的胡图人开始对图西人发难，双方的斗争中，两位胡图族总统死于非命。最后，布约亚只好再次政变上台，这次他又用了7年（1996—2003年），才再次让布隆迪恢复了稳定。
布约亚选择了一位胡图人的副总统共同执政，并恢复了民选政治，促成了民族团结。他辞职两年后，一位父亲是胡图人、母亲是图西人的政治家当选了总统，布隆迪的政治和解进程持续了下去。
但布隆迪的局势却并没有完全稳定。到了2016年，布隆迪的政局再次恶化，这一次，是因为2005年选出的总统皮埃尔·恩库伦齐扎（Pierre Nkurunziza）不肯下台，寻求第三任期导致的。局势骚动让数十万人逃离，数百人被杀。虽然这一次动荡比起前两次屠杀的规模小了很多，但依然让这个贫穷的小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发展。
布隆迪的种族冲突对于卢旺达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从卢旺达的胡图族上台之后，一直将布隆迪当作一部警钟看待，担心本国的图西族也会像布隆迪一样对胡图人动手。作为防范，胡图人决定对图西人先发制人。事实上，从1959年开始，随着胡图人得势已成定局，卢旺达的图西人就开始了大逃亡，他们逃向了与卢旺达接壤的四个国家：乌干达、坦桑尼亚（当时的坦噶尼喀）、布隆迪和扎伊尔［现在的刚果（金）］。到了1963年，一小支图西武装试图打回卢旺达，胡图人开始对图西人进行第一次系统迫害，这次迫害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
在卢旺达，从1973年开始，就一直是一位胡图人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将军执政。将军在国内取消反对党，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网格状社会控制系统，将每个人都纳入掌握之中。这个唯一的党派叫全国发展革命运动（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for Development，MRND），掌握着从人的生老病死，到选举、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在他的统治下，图西人一直是低一等的存在，不仅受到压迫，还由于党的强控制力，变得无所遁形，随时都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
将军的政权之所以如此稳固，又和当时国际上的竞争有关。在世界两大殖民国家英国和法国之间，即便是殖民地都已经独立了，但竞争却一直存在。英国人组织了英联邦，与原来的殖民地保持着强劲的经济和文化上的纽带。不仅是原来的英国殖民地，就连原本其他国家的殖民地甚至独立国家，都可以参加这个联邦。法国人对于英联邦模式耿耿于怀，不断地拉拢那些没有加入英国势力的前殖民地国家，扩大法国的影响力。
卢旺达原本是比利时的受保护国，说的是法语，被法国当作了对抗英国的桥头堡。东非大部分国家都说英语，找到一个同盟并不容易，正是这一层关系，使得卢旺达的独裁政府不仅不会受到谴责，反而在联合国有了常任理事国级别的保护伞。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世界咖啡（卢旺达主要出口物品）价格的大幅度降低，卢旺达经济崩溃了，为了转移国内的矛盾，总统开始利用种族主义，将之归结为图西人的阴谋。但世界对于独裁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压迫着卢旺达放开选举。一方面卢旺达承受着放开选举的压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宣扬种族主义。
1994年，邻国布隆迪的第二次种族冲突给了卢旺达的胡图人更大的借口。在卢旺达，最著名的种族主义组织叫胡图力量（Hutu Power Movement），这个激进派组织唯一的诉求就是消灭图西人，防止图西人重新掌权。这个组织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同时拥有广播、报纸，他们开动一切宣传力量，煽动胡图人的恐惧和仇恨情绪。
胡图力量大肆活动的同时，位于邻国乌干达的一支图西人武装也帮了他们大忙。这些图西人是早年从卢旺达逃过去的，却由于在乌干达内战中帮助了后来的总统穆塞韦尼打赢了内战，而成为乌干达的座上宾。他们不甘于老死异乡，组成武装从乌干达跨过了边界，进入了卢旺达。这支军队号称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an Patriotic Front，RPF），他们的进攻似乎证明了图西人的威胁，让胡图力量更加疯狂地排斥图西人。
在国内情绪越来越失控时，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却在国际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开放选举，组成联合政府，甚至必须允许卢旺达爱国阵线也加入选举。1993年，各方终于在坦桑尼亚城市阿鲁沙签订了《阿鲁沙和平协定》。总统被迫签署协议，这被极端胡图人视为种族的背叛。
这一年，屠杀图西人已经成了一种阳谋。几乎每一个人都预料到这样的屠杀将会发生。胡图力量公开呼吁杀人，胡图人开始有计划地下发砍刀，并统计生活在周围的图西人人数。
我曾经碰到过一位屠杀中幸存的图西人，我问他，既然知道胡图人早晚要杀人，图西人为什么不逃走呢？
这位年过五十的汉子悲怆地反问我：逃到哪里去？在当时，周围的国家，甚至包括联合国，都更加愿意和卢旺达中央政府直接打交道，不愿意与图西族的个人发生联系。他们甚至劝说图西人不要逃走，告诉他们所谓屠杀只是臆想，不是现实。四周的国家还收紧了边境，不让图西人过境，避免接收难民。图西人只好待在家里等待着最后的裁决，祈祷灾难晚点儿到来。
由于《阿鲁沙和平协定》，联合国决定在卢旺达驻扎一支维持和平部队。但不久前美国大兵刚刚在另一个非洲国家索马里的维和行动中遭受了重大损失，美国国内弥散着一种对维和行动的怀疑论调，美国人并不愿意参与这种没有利益的维和。美国人决定不参与，让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举步维艰。
局势因为法国的偏袒和在联合国的干扰，变得更加失控。现在的卢旺达虽然是法语国家，但几乎所有的民众都对法国人充满了愤恨。在首都基加利，一名商店店主告诉我：在非洲，法国人是非洲的最大敌人，凡是他们参与的事情，就不会有和平。
卢旺达人之所以如此怨恨法国，就源自在大屠杀中法国参与的罪恶。除了出兵帮助胡图政权镇压图西人之外，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法国还在联合国负责说服其余国家不要出兵。它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想让其他势力插手自己的势力范围。
经过百般努力，联合国终于派来了一支1000多人的维和部队，主要由比利时人和孟加拉人组成，领头人是加拿大人达莱尔（Roméo Antonius Dallaire）。
即便这样，这支部队也数次收到警告。达莱尔更是直接警告联合国，屠杀已经迫在眉睫，他不断地请求增兵好维持秩序。但他的要求被忽视，没有更多的一兵一卒派来。
联合国部队一筹莫展之际，情况却突然间恶化：1994年4月6日，在坦桑尼亚参加完会议后，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胡图族）和布隆迪总统恩塔亚米拉（Ntaryamira，胡图族）乘坐同一架飞机，同机上还有卢旺达七位政府高官。飞机在回到卢旺达上空时，突然从机场军营附近的一个山头上发出了一枚导弹，将飞机击落，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这枚导弹是谁发射的，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事后看，可能是对于总统缓和政策不满的极端胡图组织，但在事件刚发生时，不管是胡图人，还是法国人，都异口同声地宣称是北部的图西游击队干的。
这件事造成了布隆迪冲突再起，也成了卢旺达大屠杀的信号。从这一天开始，卢旺达被淹没在了血泊中。几乎所有的胡图人都成了谋杀图西人的罪犯或者帮凶，他们手持砍刀，有计划地将所有能遇到的图西人全部杀害，试图将这个兄弟民族从地球上抹去。
除了杀害图西人，他们还杀害温和的胡图人。当时国家的总理是一位胡图族女性，当她试图恢复国家秩序时，也一并遭到杀害。联合国部队派了10名比利时士兵去保护她，这10名士兵也死于非命。
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就在图西人最需要保护的时候，联合国却突然决定撤兵了。这主要是因为比利时士兵的死亡，让比利时政府决定撤军。随着比利时的撤军，联合国认定无法完成维和任务，决定全部撤出。
就在屠杀之初，法国人立刻派部队空降卢旺达，将侨民撤走。与法国人一块儿撤走的还有不少胡图极端分子，他们跑到法国后继续充当座上宾。西方使馆和西方人撤离后，大批服务于西方机构的图西人都遭到杀害。在法国使馆里也有几位图西工作人员，他们恳求法国兵将他们带走，但被法国人扔下而全都遭到杀害。
在联合国部队中，只有负责人达莱尔不死心，继续呼吁联合国的干预。经过他的无数次争取，联合国终于再次决定派兵，却没有国家愿意出兵。决议以无法执行而告终。
图西人受难的日子持续了100多天，才由于北方游击队打过来而告终。胡图人屠杀图西人时，由于场面混乱，已经没有了纪律和组织，无法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这反而给了图西人北方游击队以机会。指挥北方游击队的就是后来的卢旺达总统卡加梅（Paul Kagame）。
卡加梅所面临的国际压力极其复杂。一方面，胡图力量还在南方屠杀图西人，他不得不尽快进军，以避免图西人被杀绝。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不仅不指责杀人犯，以法国为首的集团反而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杀人犯，指责是卡加梅的进攻造成了局势的混乱，没有大屠杀，只有战争。
当卡加梅的进攻已经注定胡图人的倒台时，胡图力量的主将们纷纷开始了逃亡之旅。与他们一起逃亡的还有胡图族的百姓们，此刻的他们手上都沾上了鲜血，害怕图西武装回来后报复。他们将家中的东西席卷一空就上路了。
在卢旺达与刚果（金）交界的基伍湖（Lake Kivu）北岸，有一座美丽的城市叫基塞尼（Gisenyi）。对于非洲来说，这个湖的面积不大，只有2700平方公里，在基塞尼湖边，有着非洲最好的湖岸沙滩。这里虽然现在看上去非常安静，但在20多年前，却是兵荒马乱之地。胡图人主要就是通过这个地点逃往不远处的扎伊尔的。
屠杀开始两个多月后，法国人终于行动了，他们以“人道主义”为借口，向卢旺达出兵。此刻，联合国正愁没有国家愿意出兵，做了个顺水人情给法国军队披上联合国的外衣。但法国出兵，却是去解救胡图人。
这次出兵将法国钉在了非洲的耻辱柱上，也让卢旺达人一提到法国，就切齿不已。法国人的军队从扎伊尔进入卢旺达，一路上，胡图人的逃难者跟随着法国人，挥舞着大小砍刀。在法国军队经过的路上就有被砍死的图西人尸体，但他们却装作没有看到。
法国人的到来只是延迟了卡加梅的进攻，却无法阻挡胡图人的失败。屠杀开始100天后，1994年7月18日，图西人武装占领了卢旺达全境，此时已经有70%以上的图西人被杀死，数量据估计达到了80万人以上。
这次事件也说明，即便国际势力参与了一个国家的内部争斗，也很难阻止血腥的争斗，甚至会增加它的荒谬性，让事情变得更加难以收拾。人们能做的不是去帮助争斗中的这一派或者那一派，而是必须制止双方的敌对行动，但这一点由于要动用武力并带来损失，却是国际势力最不想做的。
卢旺达式的种族悲剧也在世界各地上演：在非洲，苏丹因为种族问题而分裂成了两个国家，人口最大的国家尼日利亚也因为种族问题发生过战争。乍得、马里都有过从冷战到热战的经历，后者至今依然是一片混乱。
亚洲的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欧洲的巴尔干地区、苏联的许多加盟共和国，都在种族问题中碰得头破血流，许多国家至今没有找到出路。
统一战争和统一市场
在回顾了各地此起彼伏的战争之后，下一个问题是：是否所有的战争都是破坏性的呢？
在所有的战争中，只有一种战争可以为国家带来正向的收益，那就是统一战争。古今中外，如果战争能够完成统一，并维持和平，允许人们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社会经济就会进入一次巨大的繁荣阶段。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社会发展需要三大要素：人力、资金和物资。而只要能够维持一个统一的市场，让这三大要素自由流动，就会自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发展如此迅速，就在于这是一个如此庞大的统一市场。它的规模甚至超过了某些大洲。到现在，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只有印度具有如此的潜力，但印度的市场由于条块分割过于严重，至今依然没有发挥出足够的效力。
在统一战争中，战争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建立统一市场。只有市场的红利超过了残酷战争带来的破坏，对于这个国家才是有利的。
享受战争红利的国家并不多，越南是一例。
从历史上说，越南是一个分裂传统大于统一的国家。如今，我们看到越南的国土是一个南北狭长的长条，其中北部以红河三角洲（这里有首都河内）为主，南部则是湄公河三角洲（有大城市胡志明，旧称西贡），在两个三角洲之间，是一条山和海之间的海滩低地。有人将越南的地形说成是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筐（两个三角洲所组成的粮仓）。
在历史上，越南长期分属于三个国家。北部在中国的五代和宋以前大部分时间里是属于中国的，被越南人称为北属时期。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长期属于被中国人称为真腊（吴哥）的高棉帝国的属地，而在南北两个筐中间的狭长海岸上，是一个叫占婆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种更接近于东南亚海岛上的人，语言属于南岛语族，信奉的是印度教和佛教。在如今越南中部的美山（My Son）地区，还有大片的占婆神庙群。这里在越战时曾经遭到轰炸，但依然保存了不少遗迹。
占婆人也有着骄傲的历史。在元代，蒙古人曾经出征东南亚，就连北方的安南（河内所在的红河三角洲）也不得不选择表面上臣服，但占婆却不肯屈服，甚至导致了元朝远征的失败。占婆的抵抗鼓舞了北方，于是安南也选择了与元军作战并最终获胜。但是在蒙古人时期越南依然是三分的。
宋代之后，越南北方（安南）独立，于是安南和占婆开启了连绵不绝的战争，直至15世纪，北方的黎朝将占婆赶到了南方芽庄附近，变成了一个小王国，占婆又存在了300年才最终消失。
与此同时，最南部的湄公河流域，高棉帝国的衰落让越南获得了南部地区，但不幸的是，由于南北两方的风俗各异，离心力太强，随后的越南又进入了南北争霸时期。
对应于中国明朝的时代，统一的越南后黎朝出现了两个家族的权臣，北方的莫氏和南方的郑氏（郑氏以黎朝傀儡君主的名义进行统治），形成了越南的又一次南北争霸。
1592年，存在了65年的莫氏终于在郑氏的进攻下灭亡了，人们原以为可以再次看到南北统一的局面，但是，当得胜的郑氏欣欣然带着黎朝的傀儡君主回到北方的河内时，另一家族的权臣阮氏又突然占据了南方。越南进入了郑阮争霸时代。这时双方都奉黎朝为正朔，但事实上各自控制南北。
18世纪，一次地方起义（西山起义）将郑阮双方势力都消灭了。但一位阮氏的后人却借助法国的帮助控制了越南，这就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阮朝故意定都于越南中部的顺化，就是为了消除南北双方的差异，让越南变成一个国家。但几十年后，法国的武力入侵将整个越南变成了殖民地，法国的策略依然是分而治之，将越南分成以河内为主的东京、以顺化为主的安南和以西贡为主的交趾支那。
直到越南人将法国人赶走，才有了机会重建统一越南。按照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南北双方以北纬17°为界，在两年内举行统一的大选。但是，由于美国的阻挠，这次大选并没有进行，越南又变得和朝鲜、德国一样，有分成两个国家的危险。
最终是胡志明利用战争终止了分裂的危险。越南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必须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美国作战。这意味着在战争期间，一切发展经济的想法都不可能成功。美国的化学武器摧毁了越南的大片丛林，而燃烧弹更是让人民流离失所。
但是，这场战争是否值得呢？许多人认为，越南战争是无谓的，只是两种思想的冲突和东西方“冷战”的产物。但越来越多的越南人开始意识到，即便抛弃了意识形态的成分，越战依然是值得的，主要是因为这次战争塑造了越南的民族性，将经历了数百年分分合合后依然无法成为一个整体的越南彻底变成了一个国家。在越南人的认知中，胡志明是一个将越南变成统一国家的民族英雄。
统一的越南是幸运的。从20世纪70年代统一后，越南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只有十几年，就又开始拥抱市场经济了。
就这样，越南通过战争获得了统一的市场，而国际环境的变化，让越南成了世界市场上的参与者。越南在实行社会主义阶段，加强了基础教育，使得越南的文盲率和中国等国家一样都很低，使得越南的工人能够迅速融入到工业化之中。
总之，统一战争带给越南的遗产大都是正面的，造就了如今越南经济的快速发展。
与越南一样，通过战争带来发展的还有土耳其。前文已经谈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如果不是阿塔图尔克的力挽狂澜，土耳其将变成一个丧失了地中海岸的蕞尔小国。土耳其通过战争才保住了现在的江山，也才有机会巩固伊斯坦布尔这座重要的国际城市的地位，同时拥有黑海、爱琴海、地中海、马尔马拉海海岸，并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土耳其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的陆上交通，也给它带来了重要的资源：中东的石油。土耳其不是一个重要的产油国，却由于地理交通的重要性（它和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接壤），可以从输油管道中获益。
然而，现代的土耳其却并没有意识到阿塔图尔克的精髓：他在建国初期依靠生死之战避免了灭国的命运，一旦进入和平时代，就紧紧拥抱和平，善于利用国际空当，不再打仗，甚至竭力避免打仗，努力发展经济。阿塔图尔克是一名在战争中锤炼出来的勇士，他的勇敢不再需要新的战争去证明，因此他可以竭力保持和平而不被指责为懦夫。因为他知道，当土耳其需要发展时，必须维持住和平，并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才能取得迅速的现代化。一旦和平丧失了，也就丧失了发展的机会。他之后的几位领导人大都遵从了阿塔图尔克的方针，竭力避免冲突，当一个左右逢源的地理赢家。
但随着共和国寿命的延长，后来的土耳其领导人由于缺乏阿塔图尔克的威望，越来越求助于民族主义这一条道路，与周边国家屡屡发生冲突，从而影响了土耳其发展经济的途径。从这个角度说，现代土耳其起步于一次生死之战，但兴旺于与世界的和平，如果长期与周边的国家为敌，则有可能步入二次衰落。
在共存中蹒跚学步
在非洲，也同样有许多国家发生过统一战争，比如尼日利亚。
如果按人口来看，非洲的超级大国只有一个，就是尼日利亚。它的人口总数超过了1.8亿，是世界第七大国家，大约每四个非洲人里就有一个是尼日利亚人。尼日利亚城市拉各斯（Lagos）曾号称世界最大城市，它建于海边一座小岛上，由几座桥梁与大陆相连，城市里有的区域高楼林立，有的地方却遍地贫民窟。
除了人口多，尼日利亚还是世界上种族关系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全国一共500多个族群，信奉不同的宗教，操着各自的语言。正是因为族群的多样性，让尼日利亚成了种族冲突的大战场。
这样的地方本来因为离心力太强，很难捏成团，但是，尼日利亚却能成为一个整体。而这得益于一场战争。残酷的战争强行将人们绑在了一起，让他们不得不想办法学会一起生活。这种强制性造成了非洲最庞大的市场，让尼日利亚即便依然混乱，却成了谁也不敢忽视的区域性大国。
在西方到达西非之前，现在被称为尼日利亚的土地上，实际上有许多个本土国家。即便西方人到来后，尼日利亚依然没有被整合起来。
本书第二章已经提到，尼日利亚主要包括三部分。北部内陆属于伊斯兰区域，占据了全国领土的一多半，人口也在一半左右，他们主要分成了两个族群：豪萨族和富拉尼族。这一部分文盲程度很高，也更加排外。
在尼日利亚的西南部居住着约鲁巴人。这里的城市化率较高，拉各斯就在这里。而在东南部则居住着拥有商人传统的伊博人，由于经商的需要，他们遍布尼日利亚所有地区。另外，东南部由于包括了尼日尔河三角洲，在这里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从而一跃成为尼日利亚最重要的经济区。
按照英国人的设计，尼日利亚实行普选制。但是，由于北方人口占据了全国的一多半，穆斯林酋长们只要掌握了本区选票，就可以左右南方两区的政治。这种政治制度实际上把北方落后地区的习俗和信仰强加在了南方两个先进地区。
不过，为了防止一方独大，英国人也做了一定的防范。尼日利亚被设计成半自治体制，三部分都是半自治的政治实体，在此基础上组成联邦。英国人是为了防止北方暴政，不想却无意间增加了国家层面的政治离心力。三部分本来就没有做好一起过日子的准备，离心力过强的话，只会让它们大打出手。
尼日利亚独立后的发展进程，可以概括为：
（一）建国初的种族冲突期，这段时间内，尼日利亚最主要的三大族群为了争夺政治控制权，发动了数次政变，政变又演化为战争，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
（二）当内战结束后，由于产生了一个明确的胜利者，使得另两部分无法选择分裂，尼日利亚人不得不学着一起过日子。但由于尼日利亚的离心力依然太大，国家领导人很快就只能靠强力维持统治，于是这个国家又进入了独裁时期。如果说其他国家的独裁以稳定著称，尼日利亚的独裁却以不稳定闻名，独裁者如同走马灯一般上上下下，他们靠暴力上台，又被暴力推翻，周而复始。
（三）当独裁时期造成的痛苦超过了人们愿意承受的程度时，尼日利亚开始了民主化进程，现在的尼日利亚仍然处于不完善民主之中。
1960年尼日利亚一独立，北方（豪萨和富拉尼族）、东南部（伊博人）、西南部（约鲁巴人）这三大群体立刻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争斗。东南和西南区深受基督教影响，与北方伊斯兰区域形成对立。在建国之初，为了避免地域冲突，英国人在宪法中设立了三个半自治的政府，各自管理地方事务。在半自治政府之上，则是位于拉各斯的尼日利亚中央政府。
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采取总理负责制，总统只是象征性的职位。担任首任总理的是北方人。但很快，三个区域就开始了合纵连横，北方、东南部和西南部一直在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最初，北方选择了和东南部一起执政，西南部成了反对派。但后来，西南部和东南部认定必须联合起来才能对抗北方，可它们又总是由于不团结，发生内部分裂。
接着，伊博人军官群体发动了两次政变，试图掌握全国政权。随后，一群出自北方人的军官又发动政变推翻了伊博人军官政权。
依靠政变夺权后，北方人控制的军事政权为了防止下一次政变，强行拆散了原本的三方半自治架构，将联邦区域重新编成12个州，将原来的几大势力碎片化了。这次改革提高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地位，而东南部的伊博人却深受其害。正是这次政治的重组，让伊博人认定，除了分裂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他们发动了内战，试图建立一个叫比夫拉的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Biafra）。因此，这次战争也被称为比夫拉战争。
从战争本身来说，不管是北方还是东南部都不是百分之百正义，却各有自己的道理。北方人认为这是为了维持国家统一，而东南部则认为这是为了反抗北方的暴政。许多国家在评论这场战争时，认为伊博人由于在政权中无法获取足够的地位，想要独立是理所当然的。
战争的结果也并非完全合理。战争持续了30个月，大约有200万平民死去。战争还造成了另一个影响，原本伊博族是一个分布广泛的民族，但双方煽动的仇恨使得北方地区开始以野蛮的手段清理当地的伊博人。大量的北方伊博人被杀，剩下的逃走成了难民。
战争以伊博人的比夫拉共和国战败为终结。北方在尼日利亚的政治中取得了完全的优势。为了维持这种优势，北方不得不采取集权的做法，强行镇压南方的反抗。
这一切看上去都不符合经典的正义观念，因为伊博人作为弱势群体不仅战败，而且在战后也被剥夺了大量的经济资源。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果却又对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比夫拉（伊博人）获胜，那么尼日利亚势必走向分裂，可能变成三个地区性的中等国家，且相互敌对，丧失了成为更大市场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没有分裂，反而逼迫尼日利亚人在一个国家的框架内解决问题，保住了这个完整的大市场。
当然，尼日利亚摸索的过程是痛苦的。在北方战胜后，接下来发生了两次政变，两次都造成了掌权者的死亡，看上去尼日利亚向着又一次失控滑去。但恰好在这时，尼日利亚最著名的政治家奥巴桑乔（Lusengun Obasanjo）上台了。
奥巴桑乔原本是前一位总统默塔拉的副手，默塔拉时期已经开始制定宪法，恢复选举和民主的改革，但他被刺杀了。奥巴桑乔在稳定了局势之后，继续推进改革。一方面，他推行民主；另一方面，为了减轻尼日利亚的分离倾向，让民主制能够维持长久，他将尼日利亚继续碎片化，分成了19个州。这19个州中，有4个以豪萨—富拉尼人为主，有4个以约鲁巴人为主，2个以伊博人为主。三大族群占据了一半多一点，剩下的9个州分给了其他少数民族。这样，三大族群的政治影响力都减弱了，全国的局势形成了一定的平衡。在19州的基础上组成联邦政府。
另外，尼日利亚模仿了美国体制，形成以总统为主的行政班子，配以参议院和众议院作为立法机构。其中，众议院以人口为基础确定代表人数，而参议院以州为基础，每个州不管大小，名额都是一样的，这就更进一步避免了某一族群独大。
1979年，奥巴桑乔主持了新的大选，这是尼日利亚历史上一次公平选举，为了体现公平，奥巴桑乔本人并没有参加选举。选举选出了一位北方籍、但是得到了南方拥护的政治家沙加里（Shehu Usman Aliyu Shagari），他打着“同一国家，同一命运”的口号上台。沙加里当选后，奥巴桑乔完成了再造共和的重任，他辞去了最高元首职位，又辞去了军职，将政权交付给新当选总统，心甘情愿地离开了政治舞台。
到这时，尼日利亚似乎找到了一条通往民主又避免分裂的道路。人们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事实却让人大吃一惊。
沙加里是一个温和的人，却无法控制局面，加之腐败和经济的下行周期，导致他担任一届总统之后就声名狼藉。更麻烦的是他并不想主动下台，依靠作弊第二次担任总统。这一次他引起了军人的不满。1983年，军事政变再次爆发。尼日利亚随后进入了最黑暗的时代，先后经历了巴班吉达（Ibrahim Babangida）和阿巴查（Sani Abacha）两任独裁者的控制，万马齐喑的日子持续了10多年。
到了1998年，阿巴查将军突然被两位印度妓女毒死了。这次意外死亡给了尼日利亚又一个机会。阿巴查的继任者阿布巴卡尔（Abdulsalami Abubakar）决定开启尼日利亚的再民主化。
1999年，尼日利亚举行大选，这次当选的是当年主动放弃权力的奥巴桑乔。这位两次挽救了尼日利亚的军人的当选，也预示着尼日利亚南北冲突的弱化。因为奥巴桑乔本人来自西部，还皈依了基督教，但他却得到了北方穆斯林的选票。
他当选之后，立刻开始对尼日利亚的又一次改革。尼日利亚还非常贫穷，2000年时的人均收入只略高于300美元，只有1980年时的1/3，5岁以下儿童夭折率达到了20%。但由于尼日利亚太大了，只要恢复和平，市场就会自动创造出五花八门的产品。
奥巴桑乔上台后，主要做的是恢复人们对国家的信心，以及世界对尼日利亚的信心。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他都不断地告诉人们，尼日利亚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不会走回头路。在非洲，他批评其他的独裁者，并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计划，向其他不稳定国家派出维和部队，帮助他们恢复稳定。
他的努力让英美等国家相信他是认真的，也开始认真给尼日利亚以帮助。
在国内，奥巴桑乔并没有强制性地要求全国划一，而是采取了容忍的策略，中央政府遵循在联邦制下应有的权力，同时采取了很务实的态度。由于东方伊博人区域的治安很差，他甚至默许这个区域内实行私刑。而在北方州，也在推广穆斯林教法。奥巴桑乔通过默许，获得各个州对中央政府的认可。
在他任满两届后，奥巴桑乔遵守承诺和宪法下了台，在他的榜样下，尼日利亚也有了正常的选举和轮替。
从现有的情况看，尼日利亚虽然不够稳定，依然问题重重，但在保住了一个国家的框架之后，人们已经越来越适应“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市场”的规则，而这对于一个新兴的国家是如此重要，让尼日利亚保持了非洲大国的地位。
在非洲，类似的国家还有很多。在大湖地区的乌干达和卢旺达都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内战，特别是卢旺达还曾经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种族灭绝事件，但是，随后的战争却都给国家带来了一定的稳定。
在乌干达，独立之后它的政治表现出特有的双重体制。一方面，国家内部还有五个王国，这五个王国不是独立国家，但是国王都有一定的实权，其中以布干达（Buganda）王国的权力最大。在这些王国之上则是中央政府。
乌干达最初实行总理负责制，而象征性的总统职位由选举产生，自然属于布干达国王。总理是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却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下属的五个王国。
中央和地方关系总是无法理顺，加之乌干达族群关系过于复杂，南部和北部并不属于同一人种（北部属于尼罗人，南部属于班图人），形不成一个稳定的多数政党，总理的地位也不那么稳固。
到后来，总理奥博特（Milton Obote）依靠尼罗人为主的军队进行独裁，解散了各个王国，才暂时保持了稳定。但随着他独裁色彩的加深，阿明发动政变推翻了他，建立了以民粹为特征的独裁统治。
阿明在非洲历史上赫赫有名，在于他狂欢式的治理方式。他上台后不断地举行游行庆祝“人民的胜利”。但等到回归治理时，却发现没有能力，他只好依靠制造话题的表演来维持人们的拥戴，他驱逐了乌干达的印度人，投向了东方阵营，并和英国代表的西方阵营断交。但当他将矛头转向邻国坦桑尼亚时，却找错了对象，被坦桑尼亚出兵推翻了。
坦桑尼亚扶持了原来的总理奥博特重新上台，这导致乌干达爆发了持续五年的游击战争，30万人死于非命。直到1985年，游击队领袖穆塞韦尼夺取了政权。
虽然这一次游击战争造成了大量的伤亡，但穆塞韦尼却证明自己是终结混乱的人，由于重新获得了统一，在他的开明领导下，乌干达进入了发展期。在乌干达，人们已经很少提到这场内战，记得的是穆塞韦尼执政之后对经济的发展。乌干达在他的手中维持了完整，并保持了五个王国与中央政府的平衡，这是保证统一市场和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穆塞韦尼的影响力不仅局限在国内。他扶持的卢旺达人卡加梅在卢旺达屠杀之后，攻克了首都，结束了卢旺达的混乱，让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同样进入了迅速发展之中。
并非所有的战争都能带来发展，但评判一个战争的标准在于：这次战争能否结束分裂状态，恢复和平，并带来一个统一的市场，让人们可以不用担心安危，为自己的生计而努力。在这里，建立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信任，保证三大要素的自由流通，是决定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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