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南亚的希望与纠缠：一个案例
作者：郭建龙 更新：2024-04-06 15:54
第八章 南亚的希望与纠缠：一个案例
自古分裂的次大陆
在未来数十年内，随着中国成长为制造业大国，以及中国居住和制造成本的增加，人们将越来越多地讨论世界经济发展的下一个梯度问题。
在经济的梯度转移理论中，经济发展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传递的。每一个国家相当于一个水池，经济如同水一样，当一个池子灌满了，就向下一个池子里转移，直到所有的池子都有了水。以亚洲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日本，因为它距离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最近，随着日本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日本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方面，经济发展速度减慢，于是，资本和技术之水就转移到了下一个梯度，也就是韩国和中国台湾。接着，当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下一个梯度就轮到了这个巨型国家的其他地域。
关于谁是中国的下一个梯度，人们似乎看好两个地区，一个是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但这个水池的体量不够大，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印度将会成为中国的下一个梯度。印度和中国的对比也成了一门显学。
关于印度和中国的对比，可观察的角度有很多。这两个国家人口相当，但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300万平方公里，大约是中国的1/3。不过，中国的国土面积有将近一半是高原、沙漠和草原，并不适合发展工农业，而印度的土地相对平坦，受极端气候影响的国土面积较小。印度还有中国地理上不具备的优势：它恰好处于国际贸易的一条中心线路上，自古以来，印度的南部就参与了丰富的国际贸易，连接了东亚、东南亚、波斯湾和阿拉伯，甚至欧洲的航线。由于贸易网络的发达，印度对世界的影响力很长时间内是强于中国的。以东南亚为例，除了越南北部属于中华文明影响范围外，其余的东南亚地区接受的大都是印度教和佛教文明，近世以来又从印度接受了伊斯兰教，这表明古代印度的影响在这个区域是大于中国的。印度对于非洲的影响在现代之前也远大于中国，整个东非片区居住着大量的印度裔，他们已经在东非定居了上千年，而中国只有在郑和时代，才对这些遥远的地区有了惊鸿一瞥。
即便到了现在，印度由于靠近波斯湾，它的能源安全环境也是好于中国的。中国远航舰船必须绕过印度、安达曼海和马六甲，这遥远的距离一直是中国能源问题挥之不去的痛。
综合比较，印度的经济潜力不下于中国，因此，有人早早地宣称印度一定会成为中国的下一个梯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中国的地位。这在一些方面是对的，因为印度的经济体量实在太庞大了，只要稍微快一点发展，就一定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之一。
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说法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在中国发展起来之前，人们就对印度抱有很大的期望，但几十年后，印度似乎又辜负了人们的期望。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印度的发展一直是被中国甩在身后。现在，人们又在鼓吹印度的发展，到底是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还是印度固有的问题还有待解决？为什么印度这几十年的发展比中国慢？在未来，它的发展将走向何方？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不妨将印度和南亚次大陆作为一个整体，去探讨这片土地的前世和今生，看一看它的经验和教训。
1947年8月14日，在印度次大陆上有一个国家自治了，它叫巴基斯坦，从这一天起巴基斯坦从殖民地变成了英联邦的自治领。第二天，印度也宣布自治。两个国家成为自治领只是一个很短暂的过渡期，到了1950年1月26日，印度宣布成立共和国。1956年3月23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
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实行了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制度，特别是印度不断以民主国家自居，由此人们认定印度的发展将非常可观。但是，当印度被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远远地甩开时，人们又开始反思印度的民主制到底是拖累了它，还是成就了它。
但这个思考题背后，却掩盖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要比印度和巴基斯坦简单得多。也就是说，印度和巴基斯坦从独立开始，虽然确立了国家的名义，但要形成一个国家的实质，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为了说明难在何处，就要从英国统治之前开始谈起。
中国自从秦朝第一次形成集权帝国之后，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统一的。除了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几百年的分裂之外，自从唐朝建立后，中国分裂的时间就越来越短，五代十国等碎片化时期都只持续了几十年，就进入了下一个统一时代，即便南宋时期天下两分，但人们依然向往着统一，并欢迎统一的到来。
与中国不同，印度虽然位于一块次大陆上，但它的历史却是分裂远远大于统一的。印度最早的文明是在印度河流域（现大部分位于巴基斯坦），因此被称为印度河文明。这个文明是由一种肤色较深的人种创立的，但到了公元前1000多年前，一支中亚的印欧人种（雅利安人）入侵了从波斯到印度的广大区域。在印度，这支人种成了统治者，建立了婆罗门教体系（后来成为印度教），这个体系并没有消灭原来的印度河文明的人种，而是将他们向南驱赶，并把他们压制在低种姓之中，供雅利安人组成的高种姓人驱使。到现在，印度南部依然有广大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 peoples）占主导的地区，达罗毗荼人肤色黝黑，与白肤色的印欧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也就是说，从雅利安人建立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开始，印度就已经分裂成了高级人和低级人，而种姓制度又将这种分裂固化了，维持了3000多年保留了下来。
雅利安人到来后，印度相对统一的历史只有四小段，分别是对应于东周和秦汉初期的孔雀帝国（Maurya Dynasty，公元前324年到公元前185年）、对应于东汉的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巅峰期在公元55年到180年）、对应于东晋南北朝的笈多帝国（Gupta Dynasty，约公元320年到约540年），在这三段之后，印度的历史分裂了上千年，才又出现了一个接近于大一统的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1526年到1857年）。
对于这四个帝国，也有着巨大的争议。首先，四大帝国并没有统一印度，在印度的南部区域内，一直有着许多独立的国家，有的甚至很强大。比如中国古籍中记录的朱罗国，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甚至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朱罗国和北方的印度是一体的，因为从中国去（北）印度要通过西域才能前往，而朱罗（南印度）是通过南方的海路与中国联系。四大帝国时期，印度大陆南方的国家都很活跃，帝国的首脑曾经发动过无数的远征，都无法将南方区域纳入统治之下，最多只能获取名义上的宗主权，却无法干涉对方的内政。四大帝国的核心区域都在以恒河为代表的北部区域，有时甚至可以扩张到阿富汗和中亚，却无法兼并南方。
其次，四大帝国中，现代印度承认的事实上只有两个半，其中孔雀帝国早期信奉婆罗门教，后期信奉佛教，印度人认为这是他们的本土帝国。而笈多帝国由于信奉婆罗门教，被认为是印度的正宗。至于信奉佛教的贵霜帝国，却是由印度之外的游牧民族（贵霜人来自于阿富汗北部，甚至可能追溯到从中国甘肃出发的大月氏人）建立的，正宗的印度教徒认为它是一个外来政权，印度只是被占领了而已，因此不算是印度的帝国。
至于剩下的半个，是最后的莫卧儿帝国。莫卧儿帝国的开国者巴布尔是来自中亚的穆斯林，他的父系来自蒙古的帖木儿，母系来自成吉思汗，他本人是中亚费尔干纳的王储，被赶出来之后，反而征服了印度。因此，作为外来人和穆斯林，这两点让印度人都不愿意承认莫卧儿帝国。只是因为莫卧儿帝国实在过于强大，并且在印度留下了许多优雅的纪念物（比如泰姬陵），其艺术价值远超印度本土文明，印度人不得不承认莫卧儿帝国的统治罢了。
莫卧儿帝国衰落时，也是英国人到来的时候。不幸的是，莫卧儿帝国就算在最强盛的时候，也无法统一印度，在印度的南方甚至中部，都有着许多的反抗政权。当帝国衰落后，印度依然是一盘散沙。英国人到来时，这里是一片充斥着各种小邦的土地。
1857年，印度发生了反英大起义，这次起义被镇压后，英国人彻底废黜了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接管了印度的统治权，英国女王也由此变成了印度女皇。但是，英国人的统治是复杂的，一方面，它以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德里为依托，将大量的土地直接置于女皇的统治下；但另一方面，印度依然有许多小邦存在，它们只是承认英国的宗主权，却还是有资格统治自己的国土。
直到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后，那些独立的邦国仍然存在，并在表面上维持着自主权。所以，这时候的印度（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还不像一个统一的共和国，虽然它2/3的领土直接从英国人手中继承（英国人直接控制的领地），但还有1/3的领土实际上是属于各个邦国的。
不管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都因为印度殖民地缺乏统一的传统而付出了巨大的整合代价。这里先不提印度是如何整合这些国家的，先来看印度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也是英国人给印度制造的最大麻烦：宗教分裂问题。
有人说，英国人最大的功劳就是把一盘散沙的印度小邦国捏成了一个统一的印度，但在临走前，英国人却又把印度分裂了，在印度的旧国土上出现了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后来，巴基斯坦又分裂成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于是，印度次大陆变成了三分天下。如果不分裂，那么现在的印度将是一个人口达到17亿的大国。
历史上没有“巴基斯坦”这个名词，“巴基斯坦”来自一位伊斯兰民族分子的创造，这位叫拉马特·阿里的人，利用旁遮普（Panjab）、阿富汗省（Afghan Province，即西北边境省）、克什米尔（Kashmir）、信德（Sindh）的首字母，以及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的尾音，创造出“巴基斯坦”这个名字。
然而，英国人也是无奈的。这同样是因为印度的复杂历史。711年，阿拉伯人占领了中亚的布哈拉，并将出现不到100年的伊斯兰教传到这里。同时，阿拉伯人也在如今巴基斯坦境内的信德地区建立了桥头堡。唐代后期，前往印度的中国僧人已经看到了伊斯兰教对于西印度（即巴基斯坦南部）的影响。
在这之前，印度已经有了本土宗教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伊斯兰教的到来让印度宗教更进一步复杂化。
但伊斯兰教真正开始大规模传入印度，却是在10世纪以后。位于阿富汗和伊朗的加兹尼王朝国王马茂德（Mahmud）在短短的25年里，一共发起了17场战役，让印度人感受到了伊斯兰教徒的残酷。但由于印度过于庞大，真正被伊斯兰教占领，已经是1206年，由阿富汗古尔王朝的奴隶将军库特卜建立的德里苏丹国。就这样，在莫卧儿王朝建立之前，信奉伊斯兰教的德里苏丹国控制印度北部达300多年，将印度的北方伊斯兰化了。莫卧儿王朝到来后，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领土，使得伊斯兰教直达印度的中南部。
英国人到来后有意扶持印度教，但是，伊斯兰教同样拥有着庞大的人口，于是印度慢慢独立的过程中，除了代表印度教的国大党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真纳（Muhammad‘Ali Jannah）领导的穆斯林联盟。两个教派政党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迫使英国人制订了蒙巴顿方案，决定让两个国家分别独立。
但这样的做法依然无法维持和平，当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独立后，双方立刻大打出手，这主要是两方面的争斗。
第一，由于北方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大都是杂居的，当两国划定了边界之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立刻开始了互相驱逐。印度一侧的人们将穆斯林驱赶走，而巴基斯坦一侧的人们将印度教徒赶到印度境内。由于印度的领导人甘地呼吁和平，他竟被极端印度教徒刺杀身亡。这次冲突造成了上千万的难民和几十万的死者，就连印度首都德里都挤满了难民。
第二，在决定双方的国界时，许多土邦都可以选择自己希望属于哪个国家。对于大多数土邦，这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土邦包括了王公和人民两个组成部分，大部分情况下，王公的宗教信仰和民众的宗教信仰是一致的。但也有特例，比如最大的两个邦国查谟—克什米尔和海得拉巴，还有一个小邦朱纳格特，邦主和人民的信仰并不一致。
海得拉巴和朱纳格特的民众大部分信仰印度教，然而他们的王公却信仰伊斯兰教。王公们从自己的信仰出发，希望邦国加入巴基斯坦而不是印度。但这两个邦国身处印度腹地，与巴基斯坦的两部分领土并无交界，所以，印度政府决定采用武力迫使它们加入印度。
1947年底，印度军队进入朱纳格特，赶走了王公，并于次年举行公决，宣布朱纳格特并入印度。而对于海得拉巴，由于这是全国第二大邦国，不能以赶走王公为目标。然而，印度共和国政府的军队还是在1948年9月进入了海得拉巴，迫使王公同意加入印度。王公被形势所迫，找了个替罪羊，免去了首相的职务，在保留自己地位的前提下加入了印度联邦。
克什米尔则与前两个邦国相反，克什米尔的大部分居民信奉的是伊斯兰教，其王公哈克·辛格却是印度教徒。更令情况复杂的是，克什米尔处于印度、巴吉斯坦、中国、阿富汗四个国家的交界地带，不像海得拉巴一样是块飞地。这种情况导致了印巴两国的武装冲突，从此以后，克什米尔分成了印控和巴控两块。
印度除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还包括印度教和锡克教的矛盾。锡克教是一支年轻的宗教，创始于15世纪末，曾经在旁遮普地区有属于自己的国家，以现代城市阿姆利则为中心，这里至今依然有锡克教最神圣的金庙。
在印度独立后，锡克教也制造了许多灾难性事件，让印度显得更加支离破碎。
总结起来，印度次大陆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分裂的，这种倾向一直保留到了独立之时。同时，由于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的矛盾，让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更是雪上加霜。
从印度和巴基斯坦几十年的发展轨迹来看，这两个国家的许多精力事实上并不在于建设，而是在于捏合。
印度如何捏成一个国家
印度独立后，在解决掉海得拉巴、朱纳格特想加入巴基斯坦的问题，并在克什米尔与巴基斯坦形成对峙后，接下来要处理的棘手问题，就是各个小邦的邦主们。由于这些邦主自古以来就享有统治权，印度中央政府如果不把他们的统治权拿掉，就意味着国家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只是一系列小国的聚合体而已。可是如果拿掉他们，又如何解决法理问题？
印度政府需要在不实行暴力的前提下，合法地剥夺掉邦国王公的权力，或者让他们加入到政府中，采用另一种方式来行使权力。这是一个复杂的改造工程。
按照印度政府的设想，是要把大量的小邦整合起来，在联邦架构下，将小邦统一成大邦，置于中央政府之下。为了完成这一步，印度政府开始了与各个邦国的谈判历程，试图根据他们的大小和地位各个击破。这时候，与其说各邦国服从了民族大义，不如说他们知道要与中央政府抗衡是不可能的，如今最现实的做法，无非是为自己多争取一些保障罢了。
在合并浪潮中，这些邦国的地位是不同的，势力最大的三个邦国是查谟—克什米尔、海得拉巴和迈索尔，印度政府最终保留了它们的领土。其余的邦国则根据文化、历史，合并成了5个邦国联盟，而那些小而孤立的邦国则直接并入了印度从英国继承的各个省之中。
当各邦国合并之后，原来的政治格局已经被打破，王公们已经没有实力与中央政府对抗了，接下来就是彻底废除邦国制。这一步是在制定印度宪法时采取的。
印度宪法中规定，将全国的领土划分为29个邦，这些邦既包括了从英国继承的领地，也包括了原来的各邦国和邦国联盟。这29个邦划分了四类：A类邦9个，即从英国继承的9个省；B类邦9个，是原来的3大邦国和5个邦国联盟，以及1个从中央直辖区改为邦的文迪亚；C类邦10个，由原来的中央直辖区直接改为邦；D类邦1个，即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群岛位于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交界处，远离印度本土。
29个邦（中央政府下的行政区）的划分使得印度的邦国（土邦）成了过去。然而，各个邦国的王公又要怎么处理呢？为了政治的延续性，他们必须受到善待。印度的政策更像是赎买，而不是剥夺。王公们每年都可以从印度中央政府获得一定数额的年金，维持自己的生活。比如，迈索尔的王公就可以获得每年260万卢比的补贴，足够维持生活的排场。这些王公甚至还保有原来的宫殿，有的人还可以继续参与政治，以前是以领主的身份参与，而现在则是以政治家的身份。
这种温和式的革命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印度神话，也可以看出，印度人本身是温和、不崇尚暴力的。多年种姓制度的熏陶也让他们安于天命，对于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不满，王公受到补贴，在人们看来也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们毕竟放弃了很多。
然而，在1971年，这些邦主的命运又出现了一次巨大的转折。这一年，英迪拉·甘地政府宣布取消了王公们的年金，从这时开始，各个王公们就只好自谋出路了。迈索尔的王公曾经有500多人为他服务，但印度停掉年金之后，他最后只保留了10个人。
经过了1971年的改变，印度的王公贵族们出现了分化。有的人坐吃山空，逐渐衰落了，在印度遍布着已经无人居住的宫殿和堡垒，是因为王公家族已经没有钱去修缮曾经的宫殿，只能看着祖产慢慢地变成废墟。有的人变成了政治家，进入了新的议会和政府，适应了新的印度。有的人转型成了商人、艺术家、社会名流，在新的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容身之处。
印度就这样通过两步走，将王公贵族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了。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已经再也没有能力与印度中央政府对抗，使得这个国家有可能实行一定的中央集权，而不再是许多个小国的联合体了。
但是，解决掉邦国问题，只是印度成型的一个关口。此外还有更多的关口指望印度中央政府去闯荡。最重要的则是教派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甚至让两位印度总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在印度观察时，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冲突所留下来的遗迹。比如在新德里，依然保存着尼赫鲁故居，这位首任总理去世后将房子留给了他的女儿英迪拉。英迪拉在这处房产上居住了20年，经历了两次总理任期。
在房子外面美丽的花园里，有一条两边都是草坪的小径通向花园的园门，沿着小径走到一半时，会看到一段铺满了水晶的岔路。水晶岔路的一头，有一块玻璃标志的地点。
1984年10月31日，在总理官邸的花园里，英迪拉正准备去接受一家英国电视台的采访，在走到这个玻璃标志所指示的地点，经过两名锡克的保镖时，两名保镖突然拿起枪，向她打出了30发子弹，其中23发穿过身体，7发留在了体内。两名锡克保镖打完子弹后，扔掉枪支束手就擒，他们被押送到了一间密室，在那儿，其中一个被愤怒的人们击毙，另一个也被判处了死刑。
英迪拉总理的死亡在全国掀起了对于锡克人的仇恨，人们开始烧锡克人的店铺，殴打、暗杀他们。在对锡克人的迫害中，大约有5000人死于非命。
英迪拉之所以被杀，和同一年内她发动的一场“蓝星行动”有关。这一年的6月3日，作为总理的英迪拉发动了一场小型的战争，这场战争针对的是“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这群分裂分子就是宾德兰瓦勒（Jarnail Singh Bhindranwale）领导的锡克教激进派。
锡克教虽然是印度最年轻的宗教之一，却由于曾经在旁遮普建立过国家，对于印度中央政府一直有不服从的倾向。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被英国人击败的，既然英国人撤离了，理应获得独立，不应被印度给整合进印度教的国家之中。
事实上，锡克教在印度并没有像伊斯兰教那样不受欢迎，许多锡克教徒在印度都大富大贵，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就是锡克人。但仍然有一部分人走向了反抗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这种激进的倾向恰好进入了爆发周期，并由于一个人的出现而激化了。这个人就是宾德兰瓦勒。
宾德兰瓦勒作为锡克教激进派的领袖，获得了大量的追随者，甚至拥有枪支和卫队，行使着生杀予夺的大权。1981年，宾德兰瓦勒由于牵涉杀害敌对派别的人员被捕，但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之后他干脆住进了锡克教神圣的金庙之中。金庙一直是锡克人最神圣的建筑，拥有着豁免权，警方不得进入抓人。这样的豁免权使得宾德兰瓦勒得以避开一切的法律审判。
此时，印度在“铁娘子”总理英迪拉·甘地手中运行得却并不顺利，这导致锡克教的离心力更加强烈了。围绕着如何对付这些分裂主义分子，印度政府也颇感头疼，他们无法容忍旁遮普地区出现一个“卡利斯坦”（分裂主义者心中新国家的名字），在宪法的框架内，又很难对宾德兰瓦勒进行有效的审判。甚至对他实行抓捕都很困难。
宾德兰瓦勒的活动仍然持续不断，他迅速将金庙变成了他的指挥部，储存了大量的武器，并开始训练武装人员。与此同时，旁遮普教派之间的恐怖活动也越来越多，种种迹象表明这都与金庙中的新宗师有关。
1984年6月3日，印度政府终于断然下令，对宾德兰瓦勒进行军事打击。这个命名为“蓝星行动”的军事打击持续了3天，直到6日才结束。金庙的建筑遭到了大面积的毁损，宾德兰瓦勒本人被击杀。
正是这一次行动，最终要了总理本人的命。宾德兰瓦勒虽然死了，但人们仍然把他当作英雄，他的名字被当作殉教者刻在了神圣的建筑上。锡克教的士兵就是为了给他复仇，最终杀害了甘地夫人。
除了英迪拉死于与锡克教的冲突之外，尼赫鲁—甘地家族似乎受到了诅咒。在她死后，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成了总理，这也是尼赫鲁—甘地家族贡献的第三个总理。拉吉夫显得文质彬彬，不像他母亲那么强势。在他接受教育的年代，整个世界又开始向着民主的方向移动，拉吉夫也是个尊重游戏规则的政治家。
但是1991年，一位泰米尔女人的自杀式爆炸，将尼赫鲁—甘地家族新的希望抹去了。拉吉夫·甘地在竞选总理期间被刺身亡。
泰米尔是印度南方的土著民族，也存在于斯里兰卡。印度的南方居住着更加黝黑的达罗毗荼人，而泰米尔人就属于其中的一支。这一支人种在印度南方和斯里兰卡都有着反叛倾向，由于印度牵扯进了帮助斯里兰卡镇压泰米尔武装的行动，拉吉夫·甘地就成了泰米尔人报复的对象，死于非命。
除了与锡克教、泰米尔人的冲突之外，最严重的还是与穆斯林的冲突。2002年，印度又爆发了一次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这次冲突起源于一辆满载着印度教朝圣者的火车从宗教圣地阿约迪亚出发，返回古吉拉特。在一个小站上（也是穆斯林社区所在地），有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小贩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穆斯林教徒烧毁了一节车厢，几十位没有来得及逃出来的印度教徒死于非命。
这件事演变成了一场种族冲突，在古吉拉特以及周围的省份，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爆发了战争。那些曾经比邻而居的邻居突然间丧失了理性，将社区里的少数派砍杀殆尽。
古吉拉特邦政府由于是印度教徒执政，在种族冲突期间甚至扮演了火上浇油的角色，以不作为和暗示鼓励印度教徒对穆斯林进行屠杀。种族冲突的人间悲剧再次上演。
如果是放在其他国家，这么多大型的冲突一定会让整个社会分崩离析，而印度幸运在它有着虽然效率低下，但同时又形成了超稳定结构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在促进发展上容易形成拖累，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发声，使得整个社会的创伤更加容易愈合。它促进了统一国家的形成，并有益于建设一个柔性的社会，将社会应力及时释放掉。
此外，印度社会的多元化也有益于人们反思暴力。不管发生过多少种族冲突，这个国家具有的反思精神，使得每一次剧烈冲突之后都会有一个缓和期，并且整体上的社会局势是趋向于缓和的。
1984年与锡克教的冲突爆发过后，锡克教与印度社会就出现了缓和状况。之后，锡克人依然在印度担任各种社会角色，并没有被隔离起来或者打入另册。印度的锡克教总理辛格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
2002年的冲突过后，人们又立刻进入了反思，他们自己也奇怪，当初是如何突然失去了理智。在报纸、电视和知识分子的促成下，人们开始为自己的作为感到羞愧，于是，印度的宗教冲突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缓和时期。
因此，当我们认为印度的种族冲突拖累了经济发展时，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这是印度形成统一国家和民族性的一个过程，既然历史包袱太多，就必然会有这个阶段。
计划经济与改革运动
印度开国时，在英国的影响下步入了半计划经济的轨道。
在尼赫鲁担任总理，以及他的女儿担任总理的三十几年中，父女两人虽然在政治框架上打造了印度，但采取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却并不算成功。
在外交上，一个从殖民地独立的国家现成的做法是和前宗主国发展紧密的联系，这可以说是成本小且可靠的做法。但由于殖民地心态，尼赫鲁却一直在提倡一种自主外交，提倡所谓的不结盟运动，而在实践中又和西方疏远。这个运动让印度在世界范围内成了领袖，却无助于它解决人民吃饱饭的问题。
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尼赫鲁和世界上其他新兴国家领袖一样，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做法，他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特别在农业上垄断了印度的农业采购，官僚集团不可避免地从盘剥中获益。直到今天，印度总理莫迪才试图废止这种做法，却依然遭遇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在工业上，印度将大量的国计民生行业都收归了国有，比如采矿、钢铁等，到英迪拉时代，又把银行也收归了国有。另外，对于民间经济的许可证制度使得民间如果要开办企业，必须拿到无数的许可，这些许可又掌握在腐败和低效的官僚手中，因而民间几乎不可能顺利开展正常的商业活动。
在对外贸易上，由于印度的殖民地记忆，使得尼赫鲁对于外贸充满了警惕，几乎抵制一切进口，把进口替代的重要性无限放大，采取了一种闭关锁国的制度。
这种经济制度的建立，使得印度变成了一个低效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处处充斥着腐败，也决定了印度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仍处于贫困之中。
在英迪拉和父亲统治的这几十年里，印度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发展困境，经济增长率长期在3.5%左右徘徊，如果算人均GDP增长，则只有1.3%左右。印度在尼赫鲁—甘地父女统治期间不仅没有实现富裕，反而和世界水平拉得越来越大，远远落后了。
此外，印度虽然控制了经济，与中国相比，却忽略了最关键的一项——教育。中国大力发展基础教育，要求适龄儿童都必须去读书上学，中国人的识字率从而大幅度提高。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正是由于大部分的人都识字，经过训练很容易就进入了工厂，造就了世界上最勤奋的工人。但印度由于传统社会的束缚，加上中央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不足，使得印度的文盲率远高于中国。对于一个人来说，识字和不识字就是最大的鸿沟，决定了他能否融入到现代社会之中。
在尼赫鲁时代，印度虽然经济上采取了计划主义，但在政治制度上，尼赫鲁却受英式民主的熏陶，坚决地采用了议会制，避免了独裁。虽然作为国父，他拥有着极大的权威和近乎独裁的权力，但仍然小心翼翼地使用权力。
然而，当尼赫鲁和过渡总理夏斯特里死后，新上台的总理英迪拉的背景却和老一代完全不同。她虽然在印度独立之前就已经成年，但在1942年才真正参与到印度的社会活动之中，没几年印度就独立了，她缺乏英式民主的熏陶和实际演练，更加迷信权力，也更加相信自己的能力。
所以，从英迪拉的执政方式中，能够看到天不怕地不怕的蛮干，并且不尊重竞争对手，甚至不惜把竞争对手关入监狱。而这些蛮干也的确获得了一定成就，比如，通过与巴基斯坦的对抗，成功地将孟加拉国（东巴基斯坦）分裂了出来，成立了单独的国家，削弱了巴基斯坦的实力。同时，发动了“绿色革命”，也就是印度的粮食革命，通过引入良种来增加粮食产量，将印度从粮食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印度国土面积只有30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1/3，人口已经与中国接近，粮食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还能够出口，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但在其他方面，英迪拉的执政显得并不成功。她的国有化政策比父亲更加彻底，却使得印度的工业步入了困境。她宣布要向贫困宣战，并投入了大量的经费，然而由于官僚体系的作用，这些经费大部分被浪费掉了，并没有用到真正的贫困人口头上。要解决贫困真正需要的是放松经济管制，让人们可以做生意赚钱，她却走相反的路，加强了管制。
在政治上，她的政府变得更加不透明。也正因为这样，她被对手抓住了把柄，指控她为了连任，利用政府资源为选举服务。这时候，英式民主的威力显现出来了，当争议送到了最高法院，法官裁定英迪拉因为动用公共资源参与议会选举从而使得她的议员席位无效时，整个印度政坛哗然了。
根据判决，不仅选举无效，英迪拉还被禁止在6年内参加议会选举。而印度法律规定，只有议员才能担任总理，英迪拉一旦失去了议员身份，她不仅立即丧失了总理的资格，还在6年内都无法担任总理。
英迪拉决定反抗。此刻，民主制度本身已经成了她继续执政的障碍。命运在逼迫她下台的时候，又给她留了一条路，根据宪法规定，总统可以宣布紧急状态，从而授权总理冻结宪法进行执政。此刻的总统是英迪拉的盟友，于是，他们宣布了紧急状态，民主程序被冻结了。也正是因为此，她成了千夫所指的独裁者。
不但如此，她甚至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打击反对党控制的邦政府。泰米尔纳杜邦和古吉拉特邦由反对党掌权，英迪拉利用总统管理权将邦的管理权收归中央，进一步破坏联邦制的同时，将自己的控制权延伸到了全国的各个角落，她也在独裁的道路上滑得越来越远。
英迪拉甚至不惜打击和逮捕她的政敌，并干涉媒体，使之为自己服务。这时，高高在上的铁娘子坚信自己的作为是正确的，一切为了人民。她认为自己的统治除了一小撮反对者之外，大部分都是支持她的。
这种自信让她宣布在1977年（实行紧急状态近两年后）举行一次选举，好让她将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取消紧急状态。
然而，这一次，她被自己控制的媒体和民意欺骗了。不仅她的党丢失了一多半的席位，就连她和儿子山奇也失去了议员席位。此前的民意告诉她，她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然而，民意转身就把票投给了她的竞争对手，因为对方一直在警告，如果继续选择英迪拉执政的话，印度就失去了民主的标签。
但就在人们认为英迪拉已经日薄西山时，轮到她的对手犯错了。民主制度的有效，在于政治家可以免受对手的迫害。而此刻，对手们急于报复英迪拉，迫不及待地对她提起了诉讼，她被捕入狱了。
英迪拉的入狱让底层的民众突然间又爆发出了无限的同情心。当外界以为她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时，3年后，她竟然卷土重来了。1980年，英迪拉的重新上台也让人民党政府短暂的自由化告一段落，印度重新回到了管制的轨道。此刻的英迪拉显得无比强势，在政治上，她打垮了对手；在经济上，虽然印度依然贫困，但对于国有经济命脉的控制却让她不用担心混乱。对于锡克人宾德兰瓦勒的“蓝星行动”虽然备受争议，但在军事上却是成功的。英迪拉通过这次行动也树立起了更加强势的形象。
但英迪拉的突然死亡，使印度又获得了一次机会。1991年，英迪拉的儿子拉吉夫也遇刺身亡，尼赫鲁—甘地家族陷入低潮期。但拉吉夫的死亡也让印度国大党暂时摆脱了一个家族的控制，开始了新的转向，这次转向中诞生了印度的经济改革。
当拉吉夫·甘地被刺身亡后，这个成立了40多年的共和国已有了衰败的迹象。分离主义势力猖獗、政治不稳定、贸易上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国内的经济也是一团糟，国民经济增长率长期徘徊在3.5%上下，印度的经济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更令人担忧的是，两个甘地的死亡让国际上对印度失去了信心，这在印度演变成了一场经济危机，印度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GDP的8.5%，外汇储备不足10亿美元，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这次危机也说明，尼赫鲁—甘地式的经济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头，印度的经济已经在管制和许可证的道路上腐烂了，而国外资本由于封锁而进不了印度的市场。一般一个国家走到了这一步，往往经历破产和动荡，折腾够了才可能跳出来，然而，幸运的印度此刻却遇到了一位资深的政治家，在他的带领下成功走了出来。1991年普遍被认为是印度的改革元年，与中国的1978年具有同等的意义。在1991年之后，印度不仅没有像人们预测的那样烂掉，反而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增长率上升到了9%，民间经济也爆发出了巨大的活力，印度的软件和服务业也随之开始起飞，飞快地融入了世界经济秩序之中。
领导改革的纳拉辛哈·拉奥也许是最被低估的一位印度国大党总理，至今，在国大党的宣传上几乎看不到他的名字，国大党只是在提及他的失误时，会偶尔提到他，在谈论功绩时从来没有他，不是把功劳归于他的上一任国大党总理拉吉夫·甘地，就是归于他当时的财政部长、后来的总理曼莫汉·辛格，总是忽视掉这个实际的印度经济改革之父。
拉奥出生于1921年，早期参加过印度独立斗争，之后长期在安德拉邦任职，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土地改革。之后，他在英迪拉和拉吉夫·甘地的政府中都担任过职位。1991年，由于年龄已经太大，拉奥已经基本过上了退休的生活，不再参与具体的政治。然而，这时候拉吉夫·甘地被刺，导致印度的政坛出现了动荡。而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国大党虽然仍然是第一大党，却没有拿到足够的选票单独组阁。于是，作为元老的拉奥被推举了出来。
作为跛脚政府的非主流总理，拉奥上台时并不被人看好。也正是因为他的非主流，他开始了一项堪称伟大的工作：把印度经济几十年的积弊扭转过来，脱离管制主义、国家主义、闭关主义、许可证制，回归到自由主义。
拉奥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谁来担任他的财政部长，如果要实行这一系列的改革，一个胜任的财政部长是必须的。然而，当人们看见印度正处于危机之中，财政部长手中可动用的牌极端有限，谁也不想接手。在冷漠和拒绝中，拉奥选择了一位叫曼莫汉·辛格的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是一位锡克教徒，他曾经担任过印度央行的行长，并非政治家。在当时的人看来，如果说拉奥是冷门总理的话，那么辛格是个更加冷门的财政部长。
然而，这一对边缘化的人物却做成了那些典型政治家做不出来的事情。他们的经济改革一直持续了下来。在拉奥的翼护下，辛格放松了外资管制，开始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从几乎一无所有到现在，印度已经成了第二大外资接收国。
印度经济最大的弊病是许可证制度，这种制度曾经被印度政府奉为圭臬。一个人为了开公司可能要跑数十个部门，拿到上百个签字。为了鼓励人们投身于经济发展，许可证制被放松了。由于制度的惯性，拉奥政府无法做到一下子将其取消，但制度大大的放松已经可以激起新一波的经济发展。
他还开放了资本市场，完善了印度的股票市场，使得印度的股票市场更加健康。印度的孟买证券交易所虽然有名，却并非垄断。1992年，在拉奥政府的主持下，孟买的北部又成立了另一家股票交易所：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National Stock Exchange of India）。虽然只有20年的历史，但国家证券交易所已经成了仅次于孟买的全印第二大交易所，而市值更是与孟买证券交易所不分伯仲了。
除了这两家大型的交易所之外，孟买地区还有4家交易所，分别是：联合证券交易所（United Stock Exchange）、印度柜台交易所（OTC Exchange of India）、互联证券交易所（Inter-connected Stock Exchange）、MCX电子证券交易所（MCX Stock Exchange）。
另外，在德里、金奈、加尔各答、班加罗尔、海得拉巴、布班内斯瓦尔、斋仆儿、科钦等地还有19家交易所。可以说，印度的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交易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融资体系。这个融资体系从殖民地时期就开始组建，即便经过了几位甘地的国有化举措，也并没有伤害到证券业的根本，这些证券市场仍然是对民间开放的。
在印度，一个企业如果需要资金，争取向公众募资，它有许多个选择，如果孟买证券交易所拒绝了它，它可以选择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或者选择在海得拉巴、班加罗尔上市，只要有一个市场接纳它，就可以对公众募资了。而公众是否接纳，就看他们愿不愿意认购，一切都是市场决定的。
许多小型的企业可以选择在距离自己最近的地方上市，这里的人们最了解这个企业的好坏。当交易所不止一家的时候，想垄断公司的上市权是不可能的，从而为企业提供了最大程度的财务选择权。
除了证券市场之外，印度的银行机构也进行了改革。在独立之前，印度的银行业以私人拥有为主，独立后尼赫鲁虽然在基础行业推行国有化，但银行业仍然保持了私有制。直到他的女儿英迪拉执政时期，才在1969年和1980年实行了两次银行国有化运动，将大型银行收归国有。
然而，当拉奥执政后，在1993年，印度银行业重新开始对私人开放，逐渐形成了一个国有银行、私有银行、外国银行、地区性的合作银行组成的正规银行体系。除了正规体系之外，还有个人、家庭组成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也是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组成了印度的金融体系。不管是银行体系，还是证券体系，印度模式都具有更大的容错性。
经过拉奥改革之后的印度经济开始了腾飞之旅，从1992年之后，印度的经济飞速发展，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印度速度。
拉奥处理经济问题是成功的，但他却被宗教问题折腾得焦头烂额。锡克教经过1984年的种族冲突后，反而更加融入了印度社会，未来冲突的可能降低了，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冲突却在1992年和2002年达到了顶峰，并导致了他的下台。
但不管怎样，印度的改革元年在他的手中已经开启了。之后的改革只是拉奥改革的继续。印度的政党也有着独特的特点，以偏左的国大党和偏右的人民党组成了两大党派，并根据选举结果轮流执政。拉奥之后的国大党又回到了偏左的道路上，这样的道路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团结，却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人民党是一个根植于印度教的政党，依靠民族主义来获得选票，甚至不惜煽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但人民党更善于处理经济问题。
关于社会转型也有了积极的变化。在人们对印度的印象中，印度社会的种姓问题一直是困扰经济的大问题，这个已经存在了两三千年的魔咒在现代依然将印度人分成了三六九等，使得底层的人民无法去追求幸福。
不过，在我去往印度时，发现种姓问题也有了极大的松动，这种松动并非是由于社会运动的结果，而是科技进步导致的。印度科技相对落后，并没有赶上固定互联网热潮，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许多年轻人第一次接触网络都是通过手机来完成的。
当我在印度旅行时，总是在汽车和火车上遇到印度青年，他们带着手机，装上社交软件，去往异地的城市寻找网友。由于经济的发展，青年人都跑到大城市去打工，这种寻找网友的冲动最终可能冲破印度千年不变的道德体系。
在我和印度青年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在移动互联网大潮下，以及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狂潮中，已经逐渐摆脱了农村老观念的束缚，也勇敢地走出了进入现代的步伐。
印度至今依然在两党的撕扯下蹒跚前行。到了2010年之后，拉奥改革释放的活力渐渐不够了，但崛起的人民党在新总理莫迪的领导下又开始了另一次改革运动，运动的本身依然指向了许可证制，以及拉奥没有触及的农产品收购问题。莫迪的改革毁誉参半，他曾经促进了印度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改革的速度比设想得要慢，阻力远超想象，特别是2020年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让印度的经济发展大受影响。
但至少，在可期的未来，印度以减少管制为目的的改革依然会继续下去，印度的经济也必然会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并逐渐巩固印度的世界地位。印度的经济也许很难像中国那样在几年内实现超常规发展，也很难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超越中国，但随着印度政治整合的加速，在很长时间内，它依然可以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之一。
巴基斯坦的难题
如果说，独立之后的印度为了将原本一盘散沙的国土整合起来，耗费了数十年时光，那么对于南亚次大陆上的另一个国家巴基斯坦来说，它遇到的难题更加复杂。
我曾经在斯卡都（Skardo）前往首都伊斯兰堡的汽车上，见过巴基斯坦准备派往印控克什米尔去渗透的一名士兵。他本来是克什米尔人，但他的家庭却在两国独立之后逃往了巴控地区。成年后，他在父母的熏陶下参加了军队，准备帮助祖国夺回失去的土地。我还从吉尔吉特（Gilgit，位于中巴友谊公路上）以西的马斯图季（Mastuj）前往更加偏僻的奇特拉尔（Chitral）。这里位于巴基斯坦的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曾经遭受过塔利班的袭击。警察告诉我，奇特拉尔山背后就是阿富汗。
在地理上，印度面临克什米尔问题，但巴基斯坦面临的困境却不止一个，而是至少有四个。这四个困境如同是四个巨大的伤口，让巴基斯坦无法从中摆脱出来，更无法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而这也是当年英国人造成的。
20世纪，英国人慢慢地退出次大陆时，他们培养的印度政府和议会逐渐接管了权力。这时伊斯兰教徒却发现，自己虽然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但在政治上却无法获得相应的影响力。
政治上影响力最初的表现是在语言上，由于印度教的主导作用，印度教徒日常用语印地语（Hindi）成了各个地区的官方语言。而伊斯兰教徒的日常用语乌尔都语（Urdu）却被排除在外。乌尔都语本身也来自印地语，但接纳了更多的阿拉伯词汇，并用阿拉伯文字书写，从而与印地语有了区隔。
印度最大的党派叫国大党，这是一个宣扬民族主义的党，大部分都是印度教徒。这个党内部也在摇摆，一会儿极端，一会儿宽容。这种摇摆本身就让穆斯林战战兢兢。到这时，他们已经认定，如果穆斯林不成立单独的国家，那么印度独立之后，伊斯兰教的前景会非常暗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叫穆斯林联盟的组织开始争取独立。而领导这个独立过程的，则是国大党原本的代表人物之一真纳。
在真纳、尼赫鲁以及英国人的协议下，原本一个国家的次大陆分裂成了两个：印度和巴基斯坦。
次大陆的穆斯林对于建立独立国家充满了热情，却没有看到它的困难。我们可以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困难做个比较：在独立之前，印度已经有了较长的立宪传统，从19世纪以来，印度人就开始参与政权和立法，以尼赫鲁为代表的上层印度教徒对于英美传统的政治哲学并不陌生。印度的独立只是一种仪式性的，而接管权力的实际工作是用上百年时间来完成的。从印度独立到现在，也是一部宪法贯穿始终，虽然修正案很多，但没有人会想到去重新制定宪法推翻原来的，这说明，印度式民主已经成了这个国家人人接受的底线，不需要做出改变了。
但巴基斯坦则出现得过于仓促，英国人原本想建立一个国家，后来突然间变成了两个，急匆匆建立另一套新的议会和政治规则，还没有来得及检验它的稳定性，巴基斯坦就急不可待地独立了。创始人真纳所费的力气也比尼赫鲁大得多，必须如同搭草台班子一般从无到有搭建政府，再逐渐演化和稳定。这样，巴基斯坦的政治发展从起步开始，就已经比印度晚了几十年。
更加致命的是，英国人在决定划分印度和巴基斯坦国土时，采取了过于随意的方法，使得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充满了一个个雷区。这些雷区带来的不稳定让巴基斯坦举步维艰。
当时，巴基斯坦边境最主要的冲突地点有四处，分别是：东西巴基斯坦、克什米尔、西部的普什图部落地区、与伊朗接壤的俾路支斯坦地区。任何一处的爆发都会成为这个蹒跚政权的致命伤。
首先是东西巴基斯坦问题。在现在的世界版图上，还有一个极端贫穷但人口庞大的国家叫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曾经是一个国家，后者被称为东巴基斯坦。
印巴的分治是依据宗教原则。在印度北部是伊斯兰教盘踞最长久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伊斯兰教徒占比更高。在莫卧儿王朝时代，伊斯兰教徒密集区从现在的巴基斯坦开始，横扫印度北部（包括印度首都德里），直达孟加拉国境内。
但是，英国人的统治改变了北方的人口分布。英国人最终把首都建在了德里，为了照顾印度教徒，他们故意稀释了当地的伊斯兰教徒，结果，原本连贯的北部伊斯兰地带被切断了，中间的德里地区和北方邦变成了印度教徒占多数。到了独立时期，伊斯兰教徒主要被压缩在西北和东北两个区域内，这两个区域在地理上是不连续的。隔断这两个区域的正北方，已经变成了印度教地带。
如果从东巴基斯坦到西巴基斯坦，必须坐飞机前往，这种不可克服的地理缺陷成了东西两部联系的巨大障碍。人们可能会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领土也是不连续的，并没有造成不可克服的困难。但是，夹在巴基斯坦两块领土之间的，却是敌对国印度，只要印度关闭领空，两块国土就基本上失去了联系。
而实际上，在印巴冲突时，印度也确实利用各种手段切断两巴的联系，让它自顾不暇。到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时期，更是利用权谋策划了孟加拉国独立，让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分离了出去。
巴基斯坦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克什米尔，这同样是英国撤离时的遗留问题。克什米尔在英国人到来之前，是分散的部落地区，分裂成二十几个部落，大都信奉伊斯兰教，曾经属于阿富汗，但后来被位于旁遮普的锡克教国家占领。
1846年第一次英锡战争中，克什米尔被从锡克教国家割让给英国，英国人又转手卖给了查谟邦主（Maharaja）。查谟邦主信奉印度教，而克什米尔的主要人口却信奉伊斯兰教。这些穆斯林甚至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英国人强加给了一个印度教主子。
克什米尔这块疮疤也成了两国之间永久的痛，这里的人民心系巴基斯坦，但是印度却在军事上占据了优势。双方都认为自己没有错误，但历史所造成的复杂局面却如同一张网，让谁也无法逃避。
除了和印度、孟加拉国纠缠不清的关系之外，英国人还给巴基斯坦留下了第三个难以摆脱的遗产：西部边疆和阿富汗的关系。
在英国和俄国的大博弈中，双方最终确定维持一个独立的阿富汗，作为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边界。但是，他们又都不甘心让阿富汗过于强大，于是，在和阿富汗订立边界的过程中，尽量多从阿富汗身上刮肉，将原本属于阿富汗的领土划归己有。
俄罗斯抢占的地区主要在阿富汗西北部的赫拉特以北，在如今的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处。而英国人则把开伯尔山口东北方向的普什图人居住区划入了自己的边界内，这就是著名的杜兰德线（Durand Line）。所谓杜兰德线，是英国外交官杜兰德爵士（Sir Mortimer Durand）在1893年划定的阿富汗印度边界。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他们不喜欢英国人，而是希望并入阿富汗，但是英国和阿富汗的边界将他们的土地一分为二了。
当巴基斯坦继承了这个疆域之后，阿富汗人希望能够将位于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领地收回，但遭到了拒绝。此后，杜兰德线一直得不到阿富汗的承认，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上千公里长的边界上就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
巴基斯坦建国后，这部分普什图人地区首先成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争论点。阿富汗受到苏联入侵后，这片地区又成了各国援助阿富汗的跳板，各国争相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这片普什图人地区，结果这片地区迅速激进化，塔利班就是从这里诞生的。
除了这三处大伤疤之外，还有一处中型的伤疤：俾路支斯坦。俾路支斯坦地区是一个古老的地区，但在近代被划入了三个国家的版图，分别是伊朗、英属印度和阿富汗，俾路支人却一直想有一个民族性的实体。
在巴基斯坦独立时，英属俾路支斯坦又分成了四个小部分，其中三个部分选择加入巴基斯坦，另一个部分却试图不做选择，想要保持独立。巴基斯坦出兵占领了这部分地区。巴基斯坦的军事占领给俾路支人树立了一个受侵略的想象。在未来，这个地区一直保留着独立倾向，影响着这个年轻国家的未来。
英国人给巴基斯坦留下的这四处伤疤大都是致命伤。对于一个新建立的国家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维持稳定、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能力保证人民富裕的同时，有足够的财政来发展军事力量。也就是说，首先是民间经济，其次才有能力发展军事。
可巴基斯坦却根本没有发展经济的时间，就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来应付千疮百孔的领土分裂和争端。所以，印度和巴基斯坦最初的建国原则就是不同的，印度按照英国统治时期的框架继续发展就有方向了，而巴基斯坦却决定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应付未来要发生的重大事情。
当然，印度政府也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国家，但毕竟保留了更多的私有空间。而巴基斯坦刚建立就要求个人必须服从于集体。那么，新建立的巴基斯坦在集权主义的思潮下，能够应付如此众多的问题吗？
徘徊于发展和稳定之间
在巴基斯坦独立过程中，首先爆发的是克什米尔问题。1947年，随着巴基斯坦建国的临近，克什米尔成了巴基斯坦开国者们最揪心的关切点。
在划分两国领土时，往往采取各个土邦的自愿原则。但在三个邦主与臣民信奉不同宗教的地区，却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三个地区都是印度占据了先手。在海得拉巴和朱纳格特，信奉伊斯兰教的邦主都想选择巴基斯坦，却被印度以人民信奉印度教为由，出兵干涉强迫加入了印度。如果按照这个原则，那么第一大邦查谟—克什米尔虽然邦主信奉印度教，但大部分人民都信奉伊斯兰教，就应该加入巴基斯坦。
事实上，当邦主哈里·辛格（Hari Singh）犹豫不决时，巴基斯坦已经决定出兵进行干预，按照印度的方法驱逐邦主，利用庞大的伊斯兰教人口进行公决，让它加入巴基斯坦的怀抱。
1947年9月，来自巴基斯坦的一些部族武装进入克什米尔与土邦军队交火，并直逼土邦首府斯利那加。10月，武装部队与当地穆斯林联合，宣布克什米尔西部与北部地区独立并加入巴基斯坦。接着，王公宣布其控制地区加入印度，并请求印度出军保护。由此，印巴两军交火，爆发第一次印巴战争。参见蒋哲杰、陈秀云：《英吉利文明在亚洲》，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04页。
巴基斯坦首先通过与克什米尔接壤地区开始了渗透，并策划了反对邦主的叛乱 。它的军队也随之过境，从临近地区出发，向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Srinagar）进军。不想这一次，所谓臣民的叛乱却让邦主最终下定决心，签订了加入印度的协定书，随后向印度求援。
与海得拉巴全部都被印度领土包裹不同，克什米尔处于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阿富汗四个国家的交界地带，当巴基斯坦军队进入克什米尔后，印度也立刻派兵出击，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也让这两个曾经的兄弟国家变成了敌人。
这次战争的结果以印度拿到了大部分利益为结束。在所有争议地区，印度获得了查谟和斯利纳加这两个最主要城市，并占领了大约2/3的领土，巴基斯坦只获得了1/3的高寒和边缘地带。
克什米尔战争还没有结束，与伊朗比邻的俾路支斯坦地区也发生了叛乱。由于该地区的俾路支人一直有独立倾向，将此时看作争取独立的最佳时期。叛乱被镇压了下去，却给新兴的国家蒙上了另一层阴影。
正是这一次战争和一次叛乱，使得巴基斯坦领导层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强力的核心，才能控制住这个四分五裂国家的命运。这个国家的南部分布着巨大的沙漠，北部则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国土支离破碎，难以驾驭。
1956年，巴基斯坦通过宪法，这部宪法规定了一位强有力的总统，这位总统在内部和外部受到威胁时，有权力将宪法挂起，实行紧急状态。而在行政事务上，则由以总理为首的内阁来治理国家。与集权化政治相伴随的，则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它更倾向于政府对经济命脉的把控，以便将全国的资源源源不断地送入到军事链条中，以应付四处发生的军事威胁。
在宪法里，虽然也规定了三权分立、保护不同信仰等条款，但是在世俗化上却有两处巨大的倒退，让巴基斯坦从一开始就很难算得上是一个彻底世俗化的国家。在宪法中，规定总统必须出自穆斯林，不能由其他教派充当。
宪法同时写着，任何立法不得与《古兰经》和圣训抵触。人们对于一个国家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指标：看它的法律系统是以民法为标准，还是以教义为标准。巴基斯坦把《古兰经》和圣训放在了世俗法律之上，已经是一种将世俗社会拉回到教法社会的举动。
巴基斯坦的做法也可以总结为新兴国家的民主困境。由于建国之初事务烦琐，千头万绪，加上为了争取独立进行的战争，以及未来保家卫国的需要，人们总是倾向于放弃一定的民主原则，建立更加强力的政体。可是，民主原则一旦放弃，又可能影响这个国家未来的国运。
1956年2月29日，制宪议会颁布了巴基斯坦第一部宪法。根据宪法，总督改为总统，米尔扎成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首任总统。然而，米尔扎极不满意宪法中规定的议会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因此在任职期间，他滥用职权，操纵政党，两年左右的时间频繁更换了4次政府。1958年10月7日，米尔扎总统利用努恩内阁危机，采取突然行动，在几小时内宣布废除宪法，并解散中央和地方政府，取缔一切政党，实行军法管制。米尔扎任命阿尤布·汗为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兼总理。阿尤布·汗为了实施他的治国蓝图，发动军事政变，逼迫米尔扎辞职，自己接任巴基斯坦总统。参见润青、张建东：《伊斯兰堡的血光和昙花·布托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6页。
人们为了强调安全而加强政府权力，但巴基斯坦的厄运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宪法颁布后两年，这个新兴的国家突然陷入了政治瘫痪状态。
在西部的俾路支斯坦地区，分离主义死灰复燃，利用文火慢炖的方式逐渐削弱着中央政府的权力，而更大的问题出现在了东部的孟加拉地区。由于地理上的分裂，东巴基斯坦（即孟加拉国）和西巴基斯坦的差异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西部的穆斯林以旁遮普为中心，主要说乌尔都语，而东部的穆斯林则主要说孟加拉语。
在政治上，西部的政治家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巴基斯坦的建国，并主导着政治、和平、战争、立法的进程，而东部从一开始就处于政治弱势地位，到底如何协调这两部分的关系，成了政治家的难题。
在制定宪法之前，政治家们首先直截了当地规定乌尔都语为官方语言，受到了东部的严重抗议后，才意识到应该尊重东部的权利，加入了孟加拉语作为官方语言。但在实际应用中，由于西部官僚掌控了政府，他们只会乌尔都语，不会孟加拉语，东部的政治家即便到了西部，也很难混得下去。
更加令双方差距扩大的，是两个地区的政治理想不同。西部地区更早接触到西方文明，而东部地区相对落后，结果西部往往更想走国家控制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而东部则更靠近苏联的社会主义理想。结果，西部选举上台的地方政府往往是右翼的，而东部掌权的常出自左翼。这种社会理想打架的状态反映到了议会中，就很难产生出一个稳定的主流政府，总理也如同走马灯一样，在两年内换了四个。只要东部和西部的争执存在，巴基斯坦的政治就无法稳定。
担任总统两年后，巴基斯坦的首任总统米尔扎（Iskander Mirza）就意识到，宪法在东西部的二元结构下实际上已经失败了，除了运用他的总统权力宣布紧急状态之外，他已经想不出解开这个亚历山大之结的办法。于是，巴基斯坦第一次军事强人时期在宪法制定才两年后，就登场了。
亚非拉地区的政权内，军人干政往往是政治失灵的一个结果，当政治家们已经疲于奔命，无法找到解决政治僵局的办法，军人就会跳到前台接管权力。
军人干政的结果也是喜忧参半，大部分情况下往往起到更坏的作用，但也有少数案例，军人帮助国家找到了出路，走出了历史的险滩峡谷。比如，土耳其的政治失灵时常靠一批有着共和理想的军人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在阿塔图尔克的强力领导下抛弃了宗教，变成了世俗化国家。但是，土耳其每一代的右翼政治家都试图重新引入教法政治，对抗阿塔图尔克的遗产。土耳其的军人们却大都继承了阿塔图尔克的共和理想，每一次当右翼想这样做时，他们就发动政变，强迫政治家回归到世俗化的道路之中。只是到了21世纪，右翼政治家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上台后，才借助欧盟的帮助，以反对军人干政为借口，彻底粉碎了军队的共和派，土耳其也在他的带领下大踏步政教化。除了土耳其，智利的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也利用暴力避免了国家的极端左倾，坚持了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向。
巴基斯坦军人干政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1958年，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将宪法挂起，并解散了东部和西部的地方政府，依靠紧急状态进行直接统治。为了维持紧急状态，米尔扎任命了一位将军作为海陆空总司令，来配合总统的行动，这位将军就是阿尤布汗（Ayub Khan）。
两个星期以后，阿尤布汗发动了不流血军事政变，将米尔扎赶下了台，他本人成了巴基斯坦第二任总统。四年后，为了适应新的统治，阿尤布汗推出了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二部宪法。他吸取了第一部宪法的教训，在东西巴基斯坦分立的情况下，内阁制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只有实行总统制，才能保证稳定。
总统制的特点是一经选举，就不会在任期未到时倒台，而内阁制则可以由于议会党团的改变而随时下台，当议会过于复杂时，内阁制显然无法稳定下来。
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阿尤布汗还规定，总统不是由全民选举的，而是由一个8万人的委员会选举。不过，阿尤布汗倒并非是一个特别强权的人，他并没有授予总统随便解散议会的权力。为了要求保守的宗教势力对自己支持，第一部宪法中规定的穆斯林优先原则也都保留下来，甚至更加强化了。
在阿尤布汗统治期间，伊斯兰堡（Islamabad）诞生了。巴基斯坦最初的首都是卡拉奇（Karachi），阿尤布汗认为卡拉奇是一个容易受到海上攻击的城市，同时是英帝国主义的象征，应该在位于中部的内陆地区建立一个新首都。在阿尤布汗的设想中，伊斯兰堡应该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骄傲，要设计得整齐划一又富丽堂皇，他专门请了一个希腊公司来搞城市设计，做了一个庞大的规划。新首都选在了古老的城市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的北方，那儿有一片巨大的平原。
在巴基斯坦建立新首都时，邻国印度也在建立新首都，印度在首都老德里的旁边建了一座新城，叫新德里。与新德里不同，巴基斯坦的新首都和旧首都之间却隔着1000多公里。
几十年后，两国的首都都已经稳定，再回头一看，才发现二者的巨大差别。新德里作为一座花园城市已经颇具规模，绿树鲜花映衬下，别墅群和政府建筑相映其中。印度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脏乱差，但新德里却是少有的例外。
而伊斯兰堡却出现了巨大的失调。这座城市当初设计得过于雄心勃勃，包括了许多个正方形的街区，每一个街区都有一定的功能。但几十年后，由于城市架构过于庞大，开发资金却有限，到现在，整座城市仍然如同一片农村的组合，这里冒出一片别墅，那里有几栋楼房，剩下的地方都被杂乱的树木和野草所占据。走在伊斯兰堡的市中心，都有可能满眼是荒郊野岭的景象。
由于城市铺得过大，人们办事情非常不方便，动不动就要走过遍地的杂草，走很远去寻找商店、汽车站。商店的建筑大都是平房或者二层小楼，汽车站中泥水遍地，仿佛是在乡村集市上。
不过，除了首都规划的失败以外，阿尤布汗时期却成了一个令人怀念的时期。虽然是靠军事政变起家，他却意识到，巴基斯坦的维稳成本太高了，必须通过减负、发展经济来摆脱陷阱。
他大力和美国合作，缓和与印度的关系，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加强了私营经济的发展。在他的治下，巴基斯坦出现了短暂的欣欣向荣。由于美国的影响，年轻穆斯林的生活也逐渐世俗化了，人们不再过分强调爱国主义和军事复仇，更不愿去清真寺，而是看着美国的电影，听着美国的音乐，喝着可口可乐，梦想着发财。这样的势头如果持续下去，也许巴基斯坦能够找到一条世俗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旦经济发展上去了，人们也就不再闹乱子，而财政上也会更有钱来支持军事。
但就在这时，已经有点轻飘飘然的阿尤布汗却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随着这一波的经济发展，政府的财政实力已经大大加强了，于是，占领克什米尔、向印度复仇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为了避免国际舆论，他采取了一种小心翼翼的渗透策略，利用小股武装进入克什米尔，以训练当地人为主，再利用当地人打头阵，逐步夺取克什米尔的控制权。
但他没想到印度的反应非常强烈。由于当时正处于冷战之中，巴基斯坦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印度是苏联的伙伴。正是由于两个大国的支持，使得双方都觉得自己有恃无恐。经过十几天的战斗，印度占了上风。阿尤布汗心酸地发现，虽然自己努力发展经济和军事，仍然无法改变巴基斯坦军队指挥乏力、战术陈旧的老毛病，暗暗吞下了苦果。
战争过后，阿尤布汗的黄金时期成了过去。人们反思战争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巴基斯坦的弱小，反而认为灾难都是阿尤布汗带来的，是他过于右倾、靠近美国的结果。另外，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虽然帮助巴基斯坦农业和工业获得了大发展，却造成了贫富差距，人们要求的不是发展，而是平等。
从这时开始，有两股力量出现了巨大的失控。一是东巴基斯坦的左翼力量已经不再放纵这个紧靠美国的老军阀；二是在西巴基斯坦内部，一个更加左倾的集团团结在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的周围，对于阿尤布汗形成了冲击。
1969年，身体欠佳的阿尤布汗在全国形势的压力下黯然离职，将总统大位留给了他指定的接班人雅西亚汗（Yahya Khan）将军。雅西亚汗将军随即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开始了另一次军人统治。
但这一次的军人统治很快就被一件影响了巴基斯坦命运的大事打断了。
依然无解的边疆
1971年12月3日，在以色列六日战争4年后，巴基斯坦决定发动一次效仿性的军事行动。在以色列版本的战争中，以色列先发制人，以优势的空中力量集中打击阿拉伯联军的机场、雷达和防空力量。在陆军还没有出动时，阿拉伯人已经基本丧失了空军，从而影响了战局。为了空袭，以色列的200架西方配备的先进轰炸机倾巢而出，没有做任何保留。
巴基斯坦版本的军事行动也有着同样的目的，它决定先发制人，在印度的空军力量没有反应过来时，就动用强大的空军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印度西北部的11个空军基地一举敲掉，让印度彻底丧失制空权，从而让巴基斯坦空军可以为陆军提供全方位的空中掩护。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有一个宏大的名字：成吉思汗行动（Operation Genghis Khan）。为了执行这个行动，巴基斯坦动用的空军是——50架老式飞机。
这次空中打击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实际上，在开始打击之前，印度已经对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了如指掌，这并非是因为印度的情报工作有多好，而是因为巴基斯坦人自己不知道保密。
比如，在战争发生前一个月，巴基斯坦的政治家们就纷纷组织民众，宣传民族主义，叫嚣要干掉印度，这让印度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于是开始加紧备战。11月23日，巴基斯坦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开始战备动员，准备打仗。这时印度知道战争越来越近了。
巴基斯坦的整个军事行动都在印度的预料之中，也就很难做到奇袭。其结果是，巴基斯坦不仅没有消灭掉印度空军，还被印度空军消灭殆尽，成了战败国。
这次战争之所以无法避免，是因为巴基斯坦内部问题：东西巴基斯坦的分裂就在眼前，而印度恰好处于两个巴基斯坦之间，只要它存在，位于西巴基斯坦的中央政府就很难镇压东巴基斯坦的叛乱。最终，巴基斯坦总统得出结论，如果要想保住东巴基斯坦，就必须击败印度。
两个巴基斯坦问题之所以激化，和两部分的政治困境分不开。最初巴基斯坦采取了议会制，但在实行过程中，由于两部分的理念不同，很难形成稳定的政府结构。到了阿尤布汗时期，为了避免政治僵局，将政体改为总统制，而总统不是人民选举的，这就避开了东巴基斯坦人民的选票对于政局的影响，始终由西巴基斯坦的高层操纵政治。
但是，这个方法到了1970年又出现了问题。虽然巴基斯坦实行总统制，但仍然保留了总理职位，总理职位是由议会选出的。由于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人口比西巴基斯坦多一点点，在分配议会席位时，总数313个的席位中，分给了东巴基斯坦169席，也占了一半多一点，剩下的保留给西巴基斯坦。
这一年，巴基斯坦进行了一次议会普选，谁也没有想到，东巴基斯坦一个叫阿瓦米联盟（Awami League）的组织竟然如此强势，东巴基斯坦的议席除了两席之外全都被它收入囊中。这样，不管西巴基斯坦的结果如何，联盟依靠东巴基斯坦的选票就已经成了议会的绝对多数党。按照规则，该党的党魁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将自然成为总理。
对于东巴基斯坦人的选举结果，西巴基斯坦人感觉有苦说不出。他们认为，拉赫曼的胜利是煽动和愚昧的结果，在一个正常的选举中，一个政党无论如何不可能获得几乎百分之百的席位。
西巴基斯坦最大的政党是巴基斯坦人民党（Pakistan Peoples Party），党魁就是后来的总统布托。布托首先反对拉赫曼当总理，后来又提出了双总理制度，也就是东巴和西巴各出一个人当总理。但不管怎么提议，已经获得了多数席位的拉赫曼都无动于衷，反而认为这是布托在玩弄手段践踏宪法。
当拉赫曼意识到，西部的建制派是无论如何不会让他这样一个东部人当总理时，他走出了大胆的一步：宣告东巴基斯坦独立。
拉赫曼的做法让西部的建制派感到震惊，为了对付东部的反叛力量，他们决定诉诸武力。一个叫寻光行动（Operation Searchlight）的计划浮出水面，这个行动的目的是镇压一切反对派。当中央政府军队源源不断进入东部时，这次行动最终演化成了一场大屠杀。
但是，西部的镇压并没有让东部屈服，反而让东部人民更加意识到，西部的政治家根本不在乎东部的死活。这时恰好处于“冷战”的高潮期，西部建制派背后的支持者是美国，而东部反叛力量背后的支持者是苏联。此时，印度也是一个亲苏的国家，在苏联的支持下，印度也逐渐搅入了乱局，暗地里支持东巴基斯坦人民的反抗行动。巴基斯坦内战最终变成了印巴之间的战争，并以巴基斯坦在东部军队的投降作为结束。
这次战争奠定了英迪拉·甘地的一世英名，也毁掉了巴基斯坦总统雅西亚汗的政治生涯。作为战败者的首领，整个国家一半的疆土和人民就这样分走了，他自然要承担责任。如果说，巴基斯坦在之前从体量上还足以和印度抗衡，那么在丢失了东部之后，它已经失去了和印度抗衡的资本。在之前，一旦印巴局势紧张，巴基斯坦能从东部和西部同时压迫印度，现在，它只是印度西北部的一个小边区。巴基斯坦曾经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但现在变成了一个中等国家，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维持与印度的军事对峙，至于发展经济就更谈不上了。
但所有的责任也并不是都要总统来背。从最初英国人划定巴基斯坦地图时，就已经决定了巴基斯坦这样一个国家必然处于不稳定之中。在四大问题的侵扰下，它必然顾此失彼，最终走向分崩离析。
在巴基斯坦的独立，反而让巴基斯坦摆脱了四大问题中最大的一个，减少了政治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分家是唯一的出路。雅西亚汗的离职也将巴基斯坦从强人政治的轨道上捞了回来。老军人下台后，巴基斯坦重新举行了选举，开始了另一段民主时期。
当孟加拉问题已经成为过去，西部的政治再也不受东部的干扰，巴基斯坦能否在政治家的团结之下，将剩余的三大问题解决掉，从而尽快走出历史的泥沼呢？答案就留给了下一位领导人：布托。不幸的是，刚刚摆脱了独裁的他立刻选择了一条左倾的道路，将机会再次浪费掉了。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历史上，有类似于美国肯尼迪家族的悲剧家族。印度的甘地家族出现了两位总理，但两位总理先后遇刺。在巴基斯坦，类似的状况出在布托家族。
巴基斯坦战败后，总统大位交给了巴基斯坦人民党领袖布托。布托在阿尤布汗当总统时期，就是总统器重的外交部长，他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铿锵地指出：如果印度拥有核武器，那么巴基斯坦吃糠咽菜也必须拥有核武器。这样的豪言壮语让他获得了足够的名声。
布托上台后，面对着前任留下的烂摊子，痛定思痛，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孟加拉国的分裂已经是既成事实，再也没有办法收复，与其计较于名义上的归属，不如承认这个事实；第二，与印度相比，巴基斯坦仍然属于弱势一方，靠常规武力打败印度很难，要想生存，巴基斯坦必须发展核武器；第三，与印度比起来，巴基斯坦的朋友太少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不结盟运动拉来了一大票崇拜者，加上和苏联的友好关系，让它成了地区一霸，巴基斯坦数来数去，只有两个半朋友，除了伊朗、中国之外，美国也曾经因为对抗苏联的需要而帮助过巴基斯坦，但美国的帮助是不可靠的，比如，当孟加拉国闹独立时，美国甚至倾向于让孟加拉国独立；第四，从阿尤布汗开始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要为巴基斯坦军事惨败负责，自由经济不适合巴基斯坦，计划经济和国有化，集中精力办大事才是王道。
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布托承认了孟加拉国的独立，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关注核武器的发展，使得巴基斯坦在核竞争中不至于被印度甩下太远。同时，在外交上，他从依靠美国改为向东方靠拢，在经济政策上，更是大力推进国有化政策，加强福利。
在巴基斯坦早期，几乎每一个强力总统都像做衣服一样为自己量身定做一部宪法，布托也不例外。他又制定了一部宪法，将政体再次改为了总理负责制，他自己担任了总理。这部宪法是巴基斯坦第三部宪法，也是最后一部。之后，巴基斯坦宪法没有被重写，只是不断被修改。
布托的努力给自己赢来了“人民领袖”的称号，却给巴基斯坦带来了另一重枷锁。之前巴基斯坦国内的主要问题是东西巴基斯坦之间的纷争，而在西巴基斯坦内部，却很少被左倾化，阿尤布汗之后也一直崇尚自由经济，鼓励民间的发展。
布托错误地认为，自由经济是巴基斯坦没有战斗力的根源，因为人们都挣钱去了，不想打仗。由于巴基斯坦的官僚体系，自由化也必然被腐败的官僚利用，造成了进一步的贫富分化。但他没有意识到，自由经济本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那些利用自由经济钻空子的官僚制度。结果，他反而加强了官僚对经济的控制，又用再分配的福利制度来获得支持，给中央政府的财政又增加了一层负担。
在布托的统治下，巴基斯坦进入了一个加强政府控制，发展大项目，经济发展却很缓慢的时期。但由于他的再分配政策听起来很美，使得巴基斯坦人民反而对他充满了感激。
当然，他的统治并非人人满意。有一帮人就对他充满了仇恨，这些人是原来的建制派。建制派对他的仇恨也不是因为他的错误政策，而是因为权力斗争。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布托的左倾，必然让建制派更加右倾。
在巴基斯坦，右倾主要表现为对于宗教的谄媚。阿尤布汗时期，虽然总统对宗教势力有所妥协，但在潜移默化之间，民众已经开化，不再属于宗教情绪强烈的地区，即便是穆斯林也已经被世俗化了。
但在布托的领导下，巴基斯坦变成了左倾的阵地，于是倒逼反对派们祭起了宗教保守主义的大旗，主义之争最终导致了宗教的回归。
1977年，布托再次参加总理选举，他的反对者是右派势力巴基斯坦国家联盟（Pakistan National Alliance）。人们预计布托的政党过不了关。布托试图操纵选举，但他操纵过度了，公布的选举结果是：他的政党赢得了200个席位中的155个，这样的数字让即便支持他的人都不敢相信。当政治陷入僵局，人们纷纷抗议时，布托亲自任命的陆军总司令齐亚（Zia-ul-Haq）将军采取了行动。他发动不流血政变，废除布托总理职务并利用审判处死了布托。
如果说，由阿尤布汗发动的第一次军事政变给巴基斯坦带来的记忆不那么糟的话，齐亚将军的第二次政变却是一次灾难。
阿尤布汗对于经济的贡献巨大，也试图利用改革政体来挽救摇摇欲坠的东西巴基斯坦联邦，齐亚将军却更加依靠强力来进行统治。由于布托是个左派，齐亚将军依靠反对布托的势力发动政变，在政变后，就必须向反对派妥协。
齐亚将军最初希望能够在90天内组织新的选举。在土耳其等国家发生军事政变后，军方往往能够在短期内组织大选，尽快还政于民选政府，齐亚将军也想这么做。但随后他发现问题过于复杂，这个国家还是离不了自己，于是短期过渡变成了长期统治，直到11年后他去世，巴基斯坦才有了重新举行真正大选的机会。
在齐亚将军的治理下，巴基斯坦成了世界的背水湾，它静静地龟缩在喀喇昆仑和兴都库什山组成的小角落里不声不响，不引人注意。在巴基斯坦内部，经济已经停滞了，印度都不屑于与巴基斯坦竞赛。民间的技术、艺术得不到政府的关注。唯一不变的，是齐亚将军对宗教的热情。巴基斯坦正在变成一个面纱背后的国度，向着阿拉伯世界靠拢。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巴基斯坦是如何在分裂主义的大潮中，逐渐被印度甩下的。英国人留下的难题对于印度来说是一个可以克服的障碍，随着印度树立了中央政府权威，逐渐将国家整合成型，于是有了20世纪90年代的拉奥改革。
而对于巴基斯坦来说，东西巴基斯坦的分裂已经是伤筋动骨，巴基斯坦丢掉了一半的人口和大部分耕地，剩下的国土面积中大部分是山地和沙漠，既有世界第二高峰，也有最贫瘠的干旱地，巴基斯坦从一个可以与印度匹敌的大国，变成了一个问题重重的中型国家。克什米尔问题中巴基斯坦也吃了亏，让印度占据了最好的河谷地带。俾路支斯坦问题也在不断爆发。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阿富汗问题的激化，巴基斯坦边境上最后一个问题：普什图问题也爆发了。在巴基斯坦边境上，住着许多普什图人，他们传统上属于阿富汗人，却被英国人强行整合进了巴基斯坦。对于巴基斯坦来说，这些地区是不容丢弃的，但又很难整合进入中央政府。
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阿富汗成为战场，而国际社会发现唯一能够支援阿富汗的渠道就是通过巴基斯坦西北地区，于是大量的武器送到了这里，将巴基斯坦西北部变成了人类武器密度最高的地区，从此以后打开了冲突的魔盒，至今依然无法愈合。
巴基斯坦之所以要帮助国际社会支持阿富汗，是因为它希望通过这样的举措重返世界主流，做一个受需要的国家，不想却引狼入室，不仅引入了大量致命武器，也引入了更加极端的宗教思想，从而让自己国家受害。
如今，巴基斯坦依然要付出高昂的维稳成本，由于西北问题、俾路支斯坦问题、克什米尔问题不断地威胁着国家安全，巴基斯坦不得不征收高昂税收来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从而影响了自身的经济发展。
夹缝中的缅甸女神
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外，还有一个国家也可以算在南亚的范畴之中。它在最近10年内也在经历着重大的变革，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同时又有着极大的回潮。随着中国出海战略的发展，以皎漂港为核心的海上替代通道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因此，在本书的最后，不妨探讨一下缅甸最近的民主化和经济走向。
成也女神，败也女神，最近几年，世界上评价变化最大的一个人是昂山素季。2015年，世界一片欢腾，为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党获得了缅甸的执政权拍手叫好，这位长期率领缅甸人民争取民主运动胜利的女士，终于获得了她应该得到的机会，主导一个国家从封闭落后，走向开放和发展。
然而，仅仅过了几年，昂山素季却突然被妖魔化了，由于她对待边境上的罗兴亚人问题采取了冷处理的态度，无法达到西方的期望，于是各国开始纷纷谴责这位曾经的女神。许多大学撤回授予她的荣誉职位，西方国家的各级政府和机构也在剥夺她一系列的奖项和荣誉称号。
幸运的是，在她的家乡，女神依然是女神。许多国家的在野党一旦成了执政党，就立刻让人民感到失望而遭到诅咒，但在缅甸，人民依旧爱戴着这位掌握了政权的女神，表明她领导的务实改革得到了国人的认可。
在昂山素季掌权前后的2013年和2019年，我曾经两次去往缅甸，在第一次去时，当时的缅甸总统登盛刚刚释放了软禁中的昂山素季，随后她当上了议员和在野党领袖。与此同时，登盛推动了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新闻自由改革等，直到2015年，昂山素季的政党掌握了权力。在缅甸，每一个人谈起昂山素季，都充满了希望。一位作为异议者的表演艺术家刚刚获准重新出山，当我们去看他的表演时，他激动地举着奥巴马会见昂山素季的照片，得意地表示自己这些年的奋斗是值得的。
在仰光的茵雅湖边，有一栋普通的建筑正在成为旅游景点。茵雅湖坐落在仰光城的北面，湖水清澈宁静，湖岸上绿草如茵，仿佛是世界上最平静的地方之一。在湖的南岸，这栋小小的建筑就是缅甸开国者昂山将军的住宅，也是当年软禁昂山素季的所在。
当我造访这里时，昂山的房子大门紧闭，在大门上高高地放着一张昂山将军的照片。几辆大型的旅游巴士停在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个个肥胖的外国人，在大门外品头论足。过了一会儿，外国人照完照片，纷纷上巴士离开了。可紧接着又来了两辆小型的巴士，这次来的是缅甸人，他们也乐于照相留念，然后离开。整个气氛显得欢快轻松。
到了2019年，昂山素季已经承受着国际社会无数的压力，但我再次去往缅甸时，与一位前教师谈话，再次提到了昂山素季，他依然是那么激动，急于告诉我，只有缅甸人最了解缅甸，昂山素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缅甸，而国外的人们并不了解缅甸所发生的故事。
在我第一次访问缅甸时，只有很少的人会说英语，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任何英文。但第二次去时，短短的几年间，大街上的英文标志已经很多，青年人自信地与外国人交流着，就连缅甸的公交车上都在播放着学习英文的短片。虽然缅甸依然是个农村极其贫穷的国家，但昂山素季给人们带来的自信随处可见，表明缅甸正在试图摆脱之前的孤立状态，寻求发展与进步。这和国际社会强加给她的形象有天壤之别，也让人们感觉到，国际社会的许多后现代议题，与新兴国家最需要的发展议题是多么不同。
在南亚的殖民地中，印度与巴基斯坦常常会被用来作为比较。但是缅甸这个由于封闭而显得神秘的国度却很少有人关注。事实上，在独立后，缅甸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它在不断摸索，不断进入歧途，却不断挣扎，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比较适合自己的道路。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个位于南亚东部的国家，曾经与印度都是殖民地，在独立后又是如何发展和演化的。
与印度相比，缅甸的集权主义倾向更加根深蒂固。印度在英国人统治之前是四分五裂的状态，而缅甸被殖民地化较晚，当印度已经逐渐沦落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缅甸由于地理位置更加难以到达，还处于光荣的孤立状态，英国制度在缅甸社会中留下的痕迹不深。
更重要的是，缅甸到1752年还建立了一个辉煌的王朝——贡榜王朝。贡榜王朝南征北战，是东南亚的霸主。与此同时，贡榜王朝又是一个中世纪的帝国，除了中央政府之外，缅甸境内还有许多少数民族，比如克伦族、克钦族、掸族等，他们居住在山区之中，传统不同，政治更加落后。这和当年中国的清政府相似，除了中央直辖区，还有不少附属区，更远处则是属国，共同构成了帝国圈。
这种前现代的帝国模式留下了种族冲突和分裂的苗子。而要对付分裂，很多时候除了动用武力，没有其他好办法。缅甸东北部的罗兴亚人问题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罗兴亚人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穆斯林，缅甸人则都信奉佛教，从贡榜王朝以来，历届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的身份，也缺乏将他们纳入社会框架的经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现代，很难通过一两个善意的举动而有所改观。
英国人到来后，一方面带来了许多白人特权，另一方面也尝试在殖民地建立一套宪法制度。由于印度殖民地化较早，精英教育更完善，所以会出现甘地、尼赫鲁等熟悉英美制度、尊重宪法框架的精英阶层。但是在缅甸，宪制建立较晚，精英阶层的发育也不完善，力量不够强。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缅甸一度被日本人占领，成了日本进攻中国云南地区的跳板。为了扶持缅甸对抗英美的政治势力，日本还开始寻找在缅甸的代理人。日本人扶持的多是年轻人，他们多被送到日本进行过学习。这些人文化素质和宪制理念并不强，又因为军事化训练带上了军人的特征，还有的人借助佛教的慈悲情怀希图建立一个佛教秩序的国家，这使得缅甸的政治思想一直不发达。
然而，在日本人扶持的人当中，却有着一个异数：昂山将军。与他的其他同志比起来，昂山是一个更加理想化的人。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对殖民地的斗争。昂山也曾经醉心于利用日本人来反对英国统治，寄希望于在日本的帮助下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他发现日本人的榨取比英国人更甚。作为新兴帝国的日本缺乏有效社会规则的约束，借助日本人赶走英国人无异于痴人说梦。于是昂山决定开展反日活动，并与英国人进行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突然发现，虽然日本人投降了，但一个独立的缅甸领导层已经逐渐成熟。这个领导层由昂山将军领导，做好了接替英国人的准备。如果他们无法通过和平手段接班，并不排斥使用暴力手段。
英国人意识到如果继续把缅甸作为殖民地，统治成本要大于它的收益，决定用和平的方式，让缅甸分步骤独立。缅甸独立前，英国人已经在缅甸设立了议会制度，最初的议会是由英国人控制的，此刻，英国人把总理的职位让出来，请昂山将军担任。
昂山将军任总理后，缅甸分步骤独立的过程开始加速。他主持制定了相对民主的缅甸宪法，并与英国人签订了“昂山—艾德礼协定”，规定一年后缅甸独立。由于缅甸的帝国特征，拥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在制定宪法时，昂山倾向于对少数民族给予了较为优厚的政治待遇，来团结整个缅甸。然而，就在昂山将军和少数民族进行讨论的时候，他被刺杀身亡。
将军的死亡成为缅甸悲剧的重要原因。一个制度最重要的时期，是它刚刚建立时。民主制度虽然从长期来看是有利的，但在短期内，却要影响许多既得利益的分配。为了把各种利益集团拉到一个框架内进行博弈，需要一个颇孚众望又带点强力色彩的人主持工作，这个人既要有开阔的思路、认同民主制度，又不能有野心进行独裁统治。或者可以说，他的统治色彩必然带上一定的魅力型领袖的特征，但他本人又足够清醒，避免独裁之路，这样这个国家才较容易度过最初的学徒期。
昂山是一个和尼赫鲁接近的人物，颇孚众望，能够得到各种势力的认可。如果失去了他，从缅甸当时的政治家中很难找到一个这样的人。
昂山死后，他的政党在最初仍然能够保持团结，一个叫吴努的人担任了独立后缅甸的首任总理，并宣誓要实行民主制。吴努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很浓、道德层次很高的人，却缺乏足够的魄力和勇气。他是一个诗人、佛教徒，却不是政治家。
独立的缅甸经历了各个殖民地自治后不可避免的阶段，充满了混乱和矛盾。
在宪法层面上，吴努基本上是一个民主派，但当时缅甸国内的各种势力过于分散，且要求各个不同。和尚们试图把佛教立为国教，并排斥少数民族和伊斯兰教群体，也包括华人；少数民族区域纷纷要求独立，发动了叛乱；左派和右派之间也吵成一团。作为总理的吴努缺乏足够的勇气和威信，无法将所有的势力捏合在一起。统一的缅甸离心力越来越大，以致人们开始担心这个国家会不会分崩离析。
在行政层面上，由于把战前的行政官僚都排除在外，缅甸缺乏合格的官吏，结果官吏们仍然在用中世纪的统治手法来治理国家，腐败和索贿横行，民间经济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在经济层面上，吴努是一个信奉国家投资的人，缅甸获得了不少的海外投资和贷款，但这些钱并没有进入民间，而是由政府组织了不少大的投资（“比道达”计划），这些投资建设的工程和工厂大都浪费掉了，没有形成实业力量。政府投资虽然浪费了，但海外流入的钞票却没有回笼，形成了巨大的通胀压力，从而进一步摧毁了民间经济。
到最后，解决不了问题的吴努只好求助于佛教来团结全缅，举行盛大的佛教活动，甚至本人都把权力交给副手，自己跑掉好几个月去拜佛，但这显然无济于事。丧失了制度建立的最初机会，那么这个政权迟早要付出代价。
1958年，当吴努因为党争、经济等问题，无法组织有效政府的时候，决定请昂山将军的一位老朋友——奈温将军出面暂时接管权力。奈温将军是昂山将军的同志，曾经一起去日本学习，又一起举起了独立的大旗，他被称为缅甸的“军队之父”。
作为缅甸军方的首领，由于缅甸军方在抗英过程中的功劳为人们所铭记，加上军人正直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军方的接管受到了民众的欢迎。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接管也是有宪法依据的，不属于军事独裁，因为宪法规定军队可以在政府解散后组织看守政府，并安排大选，等新的政府选出来后，再把权力移交给新政府。
军人组织的看守政府按照规定将于半年后组织大选。然而半年后，由于条件不成熟，大选又推迟了一年，所以，军人看守政府此次执政一年半（准确地说是16个月）。
没有理由怀疑奈温将军的诚实和理想主义，他也的确很好地维持了政府和社会的运转，并按照承诺在一年半后将权力交回给了合法政府。军人再次退居幕后，民主继续前行。
但几乎没有人发现，这一年半的军人执政已经给缅甸政治留下了一个潜在的后果：在军人执政之前，民选政府把社会和经济状况搞得一团糟，而在军人执政时期，由于军人高度的纪律性，腐败的传言消失了，社会的动荡也随之减弱，更难得的是，奈温将军的看守政府还使得缅甸的经济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好转。
由于军人政府平息了动乱，并鼓励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经济又出现了活力。奈温还力排众议，组织了一个主要由各行业专家组成的领导班子，这个班子对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也很有成效。军人虽然再次把权力交给了民选政府，但在缅甸人的心目中，却一直怀念这短暂的军政府时代。
在短暂的军人代政之后，吴努总理再次重新上台。他上台后缅甸经济不出意料地再次开始走下坡路。又经过了一年多，缅甸的经济滑向了失控的轨道。
人们心里在偷偷地对比时，已经逐渐倾向于强人政治。那一年半的军人代政除了对普通民众产生影响之外，也影响了奈温将军这样的军人。奈温将军意识到，自己是比吴努等人更适合的政治家，能够有效管理这个国家。当他对吴努等人越来越失望的时候，决定接过统治的大权。
1962年，缅甸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吴努总理的统治。这次军人政变并非是野心家的产物，而是时局变动与个人判断的结果，我们不需要去质疑吴努或者奈温的人品，他们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经过十几年的试验，民主政府在团结缅甸取得发展的道路上暂时失败了。
上台后的奈温雄心勃勃，制订了一系列的计划，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让缅甸富裕起来。上一次他的看守内阁只执政了一年半，就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那么这一次呢？
答案是：这次他们完全无能为力了。
在看守政府时，由于军人恢复了社会秩序，民间经济也随之复活，从而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至于军人制定一系列主动推动经济的经济政策起到的效果却是有限的。让经济发展的是维持稳定和放松管制。奈温将军却错误地以为，民间经济的复苏是他经济政策大力推动的结果。由此他得出了结论：需要加强对经济的管制和指导，加强计划性，向国有化的方向迈进。
军人将缅甸不仅领向了集权，还领向了计划经济，这两方面的合力让缅甸经济非但没有发展，反而走向了死胡同。于是，军政府时期的缅甸陷入了自我封闭和落后的循环之中，成了亚洲最神秘的国家之一。
当奈温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没有将缅甸带入繁荣时，他建立的制度已经生长出巨大的惯性，而他本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做出调整了。他热爱缅甸，却将缅甸带入了泥沼。
然而，奈温又并非投机主义者。事实上，大部分新兴国家的领导人希望能够领导国家走向富强。他们之所以失败并非是因为人的品格问题，而是他们所设计的路线不可能达到想要的结果。当奈温的改革失败后，他也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缅甸出现了大饥荒，奈温放松了国有化和对市场的控制程度，以使得缅甸人可以生存下去。同时，他也知道军人统治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建立了一个表面上合法的政府。
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反抗越来越强烈，奈温虽然采取了一定的镇压措施，但各类示威游行仍然是可以举行的。1988年，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素季从英国回国，并领导了全国的民主运动，奈温由于没有控制社会示威的经验，开始用枪来回答示威者。但他也并没有试图杀死昂山素季，既考虑到她是自己亲密战友的女儿，也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原则。
奈温不杀昂山素季，没有把反对派赶尽杀绝，使得缅甸始终保持着一个成熟的反对党，这一点，可以说是奈温给缅甸留下的最优质遗产。这个反对党的目标不是破坏社会秩序，而是建立民主。没有成熟反对党的社会在转型期极易坠入民粹的漩涡，并导致另一个强人出现。
奈温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同意举行民主大选。但是，一个人面临他的一生被否定时，他并非完全心甘情愿走开。于是，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虽然赢得了选举，但军政府决定不承认选举结果，并软禁了昂山素季。
事实上，军人政府的行动还是来得太晚了。如果他们更有经验和不择手段，可能会在选举之前执行严格的管制，操纵选举，但实际上，大选一直进行了下去，甚至没有禁止民主联盟参选。直到大选结果出来，昂山素季领导的民主联盟赢得了胜利。这时军人集团才缓缓来迟地跳出来禁止了民主联盟，并建立了另一个军政府的统治。即便如此，地下的民主联盟仍然可以活动并获得支持，成了成熟的政治力量。
拯救缅甸的路线图
1988年缅甸的民主运动表面上看是政治运动，但实际上是因为缅甸政府将经济搞垮了。经济衰退导致了商品减少，商品减少强化了配给制；军政府由于四处要花钱，只好乱印钞票，更导致价格飞涨。人民对经济的抗议逐渐演变成对民主的渴求。
昂山素季原本已经在英国生活，并没有参与缅甸的政治进程。在一次从英国回缅甸探亲时，她看到了缅甸人的生活环境，决心留下来。由于她是昂山将军的女儿，又拥护民主，获得了缅甸知识分子的支持。
在昂山素季的感召下，民主联盟在大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然而随后就被军政府禁止了。这之后的昂山素季大部分时间都在软禁之中，对缅甸的政局并没有实际的影响。但是，她的旗帜作用是如此之大，随时都会给军政府造成压力，使得他们产生危机感。
缅甸要走向民主，需要借助双重的压力：内部集团（军人集团）中产生一批想改革的开明分子，外部也要形成反对力量（民主派），压迫内部集团改革。内部集团的开明派和外部力量的反对派缺一不可。昂山素季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外部力量。
与此同时，内部集团还必须足够开明，至少要容忍外部力量的存在，而不是把他们杀光。昂山素季被软禁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被杀害，中间还有几次被放出来恢复了自由，可见内部集团的开明派还是有作用的。
军人政府叫停“8888民主运动”，是出于两个方面原因：第一，为了保持既得利益。第二，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昂山素季领导的民主不适合缅甸，会造成失控，当社会变化超出了他们的知识范畴，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叫停这种变化。
军政府的危机感并没有随着昂山素季的软禁而减轻，他们知道，虽然民主运动可以暂时冻结，但如果他们本身不作出改变，这样的运动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直到冲垮现有的堤岸。他们尝试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协商的方式重启一种可控的中间状态，但由于各方的分歧过大，协商失败了。军政府关闭了国民大会，决定自己来主导改革。
2003年开始，缅甸的政改在军人政府的主导下启动。这一年8月底，新上台的钦纽总理还推出了一份缅甸民主路线图。
尽管钦纽的路线图是不错的，但在当时却受到了国际上的批评，认为它没有时间表，是虚伪的。为了证明这不是虚伪的，钦纽总理与昂山素季也取得了联系，试图将她也拉入进程之中。但钦纽和昂山素季的联系又激怒了另一个以丹瑞大将为首的军事集团。对于稳定的渴望，终于又一次压倒了改革的呼声，钦纽被迫下台。一个强硬派总理梭温上台执政，导致缅甸的民主历程再次出现了中断。
2007年，脆弱的政治结构再起波澜，一次小小的汽油调价事件引起了僧侣的抗议，并最终演变成了呼吁民主自由的“袈裟革命”。僧侣在缅甸的地位很高，在1988年的民主运动中，僧侣虽然有参与，但不是主角，在2007年的“袈裟革命”中僧侣成了革命的主角，使得缅甸政府的压力更大。
“袈裟革命”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随着缅甸政治和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军政府又意识到必须改革了，民主进程再次开启。此刻，登盛将军继梭温之后当上了总理。在登盛的主导下，缅甸再次启用了钦纽的路线图，并遵循着路线图一步步向下走，制定了宪法，开始选举。
2010年，当缅甸遵循路线图举行全国性选举时，它已经站在了一个岔路口上：这到底是一次公正的选举，让缅甸走向民主，还是一次虚假的选举，变成军政府操纵的游戏？
事实证明，它的确又是被操纵的。
2010年的选举，昂山素季和她的民主联盟再次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从而证实了这次所谓的民主是假的。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选举结束后，新的机会却出现了。
军事集团仍然担心昂山素季给现有格局带去的破坏性力量，他们在小心翼翼摸索民主道路的时候，也想将她的影响降到最小。但他们又知道，离开了昂山素季（包括她的民主联盟）的参与，缅甸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所以，军人们设计了一条曲线的道路：首先把昂山素季排除在外，通过虚假选举建立起稳定的政权（2010年大选）；再邀请昂山素季加入棋局。他们认为这样既可以保证昂山素季的参政权，又不至于让政策出现巨大的跳跃和断档，给改变留下时间。
这样的动作也可以看出军人们的小心翼翼，他们已经害怕了像奈温将军发起的那种剧烈变动，宁肯用变化最小的方式来完成变革。当然，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危险。这样做需要双方的政治家都保持足够的冷静和谦让：登盛总统必须有足够的肚量容得下昂山素季，而昂山素季也必须同意加入进来，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作为批评者存在。
经过登盛的拜访，昂山素季同意了，她认识到这是一个民主的机会，她甚至还帮助缅甸改善形象，从国际上争取更多的资源来进行改革。
双方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合作着。登盛如同是一个智慧的老人在小心翼翼地掌着舵，又坚决地避免它走回头路。随着政治的民主化，各方面的管制也在减少，并越来越尊重人民的权利。
到了2015年，在另一次选举中，昂山素季的政党终于成了执政党。主导了改革的登盛绝不恋栈，挂冠而去，终于完成了缅甸民主化改革的最后一步。
如果到这一步历史就终结了，那么无疑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到了 2021年，由于前一年昂山素季的政党再次在选举中大胜，缅甸军人宣布不承认选举结果，再次发动了政变推翻了这个只存在了五年的民主政权。这也显示出缅甸政治的善变与多样，人们总以为历史是线性前行的，但它却表现出了极强的螺旋性特征，有前行也有回潮。
这一次政变之所以会发生，在于缅甸的宪法中依然规定了军人集团的不少特权，加之昂山素季本人不能当选总统（她嫁给了英国人，不符合宪法规定的担任总统的条件），这使得2015年之后的政治状态只是一种过渡状态。军人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它内部也有着改革派和保守派之分。登盛所代表的改革派离开后，军人集团中的保守派越来越担心昂山素季的进一步改革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而昂山素季也受到了太多的掣肘，双方都希望对宪法做出一定的调整，以对自己更加有利。政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目前依然无法预测缅甸政变的结局，那些尝到了民主滋味的人们不愿意接受另一次军政府，他们的反抗又激起了军政府的另一次镇压，缅甸有可能会回到1988年之后的局面。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军人集团内部也有着改革的需要，在确保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有可能再次开展另一次的民主尝试。不管怎样，缅甸这个神秘的国度依然让国际社会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这或许会造成未来发展的障碍。
在对比缅甸和印度在独立后的发展时，人们会发现，缅甸由于历史包袱重，在独立后经历了更多的波折。印度虽然曾经有过经济发展缓慢的时期，但一直保留着较为成功的民主制度。虽然英迪拉·甘地时对制度有所破坏，但随后的政治家们又回归到民主轨道上。缅甸不仅在经济上失败，人们也没有维持民主制的经验，导致军人政权屡屡出现，缅甸也由此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成了东南亚、南亚地区最封闭的国家。
缅甸的军人也并没有完全放弃理想色彩，他们虽然在建设国家上屡屡失败，却依然在对治国模式进行探索。加上开国者的女儿昂山素季的努力，使得民主的观念在缅甸已深入人心，缅甸国内依然存在着一个相对成熟的反对派，双方即便存在着对抗，但未来仍有合作的可能性。
然而，即便不考虑这次政变，缅甸的整体形势依然是复杂的。由于它们继承了100多年前遗留的帝国模式，在中央区域之外，有着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如何整合这些地区依然是个难题。在军政府时代往往采取武力，即便昂山素季执政，也无法完全放弃武力。只有当这些外围地区完全整合进入缅甸的政治之中，才有可能最终结束武力冲突。
昂山素季是一个务实的人，她不会因为要讨好世界的某种思潮，就完全放弃武力，也不想在缅甸还没有达到现代化时就沾染上太多的后现代毛病。缅甸改革之初，有的地方以环保等为借口对一些中国资本提出了限制，但随着缅甸政府将精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中国投资不仅没有撤出，反而在加速进入，这也是双方从务实的角度做出的良好选择。缅甸最需要的是成熟的资本，只有中国能够附加最少的条件，给予最多的投资，而中国需要的则是投资机会，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未来在缅甸迎头赶上世界的步伐，获得足够的发展后，才应该更加关注西方人操心的后现代问题。
另外，缅甸国内的少数民族罗兴亚问题虽然在世界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但在国内却并不被当作一个大问题。昂山素季选择了搁置这个无法一下子解决的问题，即便受到了国际上的压力，也还是最务实的做法。
只是随着政变的爆发，许多内部问题必然外部化，因此，不难理解有人会借着这个机会，煽动缅甸人对中国企业进行破坏，导致问题的更加复杂化，缅甸今后仍有可能重回闭关锁国的轨道。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南亚的几个邻居依然各自面对着不同的问题。
缅甸的动荡以何种方式结束，是以双方的妥协重回和平的轨道，还是在外部的鼓励下走向彻底的对立，是决定缅甸未来命运的关键。而到底选择哪一条路，又必然在于双方的领导层是否足够明智，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控制自己的阵营；军人集团的诉求在于保留他们的一部分宪法特权，但如何将他们的特权最小化，同时又让他们放心，不秋后算账？在经济上，虽然改革的几年发展迅速，但由于缅甸的底子太薄，发展还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如果不能尽快地解决政治问题，势必再次影响到发展问题，久拖不决只会让缅甸的形势更加复杂化。
在很长时间内，三大边境问题依然会困扰巴基斯坦，让它无法全力以赴地谋求发展，这可能是未来可预见的期限内无法改变的现实。除了边境问题之外，它能否摆脱教法阴影，完成世俗化，则是政治上的重大任务。当中国投资大批进入时，最应该考虑的是效益，也就是说，能否从投资中让双方都获得足够的利润，是友好关系是否能够持续的重要因素。
而印度虽然有着教派冲突、计划经济残留、官僚主义和许可证制的多重问题，但由于它的人口基数庞大，加之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政治整合工作，在未来它依然是世界发展的引擎之一。它很难像中国一样发展那么快，但它的发展却是长期的。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既可以沟通非洲，又卡住了世界石油运输的关键性通道。如何与这个区域性大国打交道，依然是我们未来数十年面对的重大课题。
自古分裂的次大陆
在未来数十年内，随着中国成长为制造业大国，以及中国居住和制造成本的增加，人们将越来越多地讨论世界经济发展的下一个梯度问题。
在经济的梯度转移理论中，经济发展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传递的。每一个国家相当于一个水池，经济如同水一样，当一个池子灌满了，就向下一个池子里转移，直到所有的池子都有了水。以亚洲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日本，因为它距离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最近，随着日本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日本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方面，经济发展速度减慢，于是，资本和技术之水就转移到了下一个梯度，也就是韩国和中国台湾。接着，当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下一个梯度就轮到了这个巨型国家的其他地域。
关于谁是中国的下一个梯度，人们似乎看好两个地区，一个是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但这个水池的体量不够大，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印度将会成为中国的下一个梯度。印度和中国的对比也成了一门显学。
关于印度和中国的对比，可观察的角度有很多。这两个国家人口相当，但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300万平方公里，大约是中国的1/3。不过，中国的国土面积有将近一半是高原、沙漠和草原，并不适合发展工农业，而印度的土地相对平坦，受极端气候影响的国土面积较小。印度还有中国地理上不具备的优势：它恰好处于国际贸易的一条中心线路上，自古以来，印度的南部就参与了丰富的国际贸易，连接了东亚、东南亚、波斯湾和阿拉伯，甚至欧洲的航线。由于贸易网络的发达，印度对世界的影响力很长时间内是强于中国的。以东南亚为例，除了越南北部属于中华文明影响范围外，其余的东南亚地区接受的大都是印度教和佛教文明，近世以来又从印度接受了伊斯兰教，这表明古代印度的影响在这个区域是大于中国的。印度对于非洲的影响在现代之前也远大于中国，整个东非片区居住着大量的印度裔，他们已经在东非定居了上千年，而中国只有在郑和时代，才对这些遥远的地区有了惊鸿一瞥。
即便到了现在，印度由于靠近波斯湾，它的能源安全环境也是好于中国的。中国远航舰船必须绕过印度、安达曼海和马六甲，这遥远的距离一直是中国能源问题挥之不去的痛。
综合比较，印度的经济潜力不下于中国，因此，有人早早地宣称印度一定会成为中国的下一个梯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中国的地位。这在一些方面是对的，因为印度的经济体量实在太庞大了，只要稍微快一点发展，就一定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之一。
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说法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在中国发展起来之前，人们就对印度抱有很大的期望，但几十年后，印度似乎又辜负了人们的期望。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印度的发展一直是被中国甩在身后。现在，人们又在鼓吹印度的发展，到底是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了，还是印度固有的问题还有待解决？为什么印度这几十年的发展比中国慢？在未来，它的发展将走向何方？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不妨将印度和南亚次大陆作为一个整体，去探讨这片土地的前世和今生，看一看它的经验和教训。
1947年8月14日，在印度次大陆上有一个国家自治了，它叫巴基斯坦，从这一天起巴基斯坦从殖民地变成了英联邦的自治领。第二天，印度也宣布自治。两个国家成为自治领只是一个很短暂的过渡期，到了1950年1月26日，印度宣布成立共和国。1956年3月23日，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
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实行了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制度，特别是印度不断以民主国家自居，由此人们认定印度的发展将非常可观。但是，当印度被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远远地甩开时，人们又开始反思印度的民主制到底是拖累了它，还是成就了它。
但这个思考题背后，却掩盖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要比印度和巴基斯坦简单得多。也就是说，印度和巴基斯坦从独立开始，虽然确立了国家的名义，但要形成一个国家的实质，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为了说明难在何处，就要从英国统治之前开始谈起。
中国自从秦朝第一次形成集权帝国之后，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统一的。除了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几百年的分裂之外，自从唐朝建立后，中国分裂的时间就越来越短，五代十国等碎片化时期都只持续了几十年，就进入了下一个统一时代，即便南宋时期天下两分，但人们依然向往着统一，并欢迎统一的到来。
与中国不同，印度虽然位于一块次大陆上，但它的历史却是分裂远远大于统一的。印度最早的文明是在印度河流域（现大部分位于巴基斯坦），因此被称为印度河文明。这个文明是由一种肤色较深的人种创立的，但到了公元前1000多年前，一支中亚的印欧人种（雅利安人）入侵了从波斯到印度的广大区域。在印度，这支人种成了统治者，建立了婆罗门教体系（后来成为印度教），这个体系并没有消灭原来的印度河文明的人种，而是将他们向南驱赶，并把他们压制在低种姓之中，供雅利安人组成的高种姓人驱使。到现在，印度南部依然有广大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 peoples）占主导的地区，达罗毗荼人肤色黝黑，与白肤色的印欧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也就是说，从雅利安人建立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开始，印度就已经分裂成了高级人和低级人，而种姓制度又将这种分裂固化了，维持了3000多年保留了下来。
雅利安人到来后，印度相对统一的历史只有四小段，分别是对应于东周和秦汉初期的孔雀帝国（Maurya Dynasty，公元前324年到公元前185年）、对应于东汉的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巅峰期在公元55年到180年）、对应于东晋南北朝的笈多帝国（Gupta Dynasty，约公元320年到约540年），在这三段之后，印度的历史分裂了上千年，才又出现了一个接近于大一统的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1526年到1857年）。
对于这四个帝国，也有着巨大的争议。首先，四大帝国并没有统一印度，在印度的南部区域内，一直有着许多独立的国家，有的甚至很强大。比如中国古籍中记录的朱罗国，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甚至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朱罗国和北方的印度是一体的，因为从中国去（北）印度要通过西域才能前往，而朱罗（南印度）是通过南方的海路与中国联系。四大帝国时期，印度大陆南方的国家都很活跃，帝国的首脑曾经发动过无数的远征，都无法将南方区域纳入统治之下，最多只能获取名义上的宗主权，却无法干涉对方的内政。四大帝国的核心区域都在以恒河为代表的北部区域，有时甚至可以扩张到阿富汗和中亚，却无法兼并南方。
其次，四大帝国中，现代印度承认的事实上只有两个半，其中孔雀帝国早期信奉婆罗门教，后期信奉佛教，印度人认为这是他们的本土帝国。而笈多帝国由于信奉婆罗门教，被认为是印度的正宗。至于信奉佛教的贵霜帝国，却是由印度之外的游牧民族（贵霜人来自于阿富汗北部，甚至可能追溯到从中国甘肃出发的大月氏人）建立的，正宗的印度教徒认为它是一个外来政权，印度只是被占领了而已，因此不算是印度的帝国。
至于剩下的半个，是最后的莫卧儿帝国。莫卧儿帝国的开国者巴布尔是来自中亚的穆斯林，他的父系来自蒙古的帖木儿，母系来自成吉思汗，他本人是中亚费尔干纳的王储，被赶出来之后，反而征服了印度。因此，作为外来人和穆斯林，这两点让印度人都不愿意承认莫卧儿帝国。只是因为莫卧儿帝国实在过于强大，并且在印度留下了许多优雅的纪念物（比如泰姬陵），其艺术价值远超印度本土文明，印度人不得不承认莫卧儿帝国的统治罢了。
莫卧儿帝国衰落时，也是英国人到来的时候。不幸的是，莫卧儿帝国就算在最强盛的时候，也无法统一印度，在印度的南方甚至中部，都有着许多的反抗政权。当帝国衰落后，印度依然是一盘散沙。英国人到来时，这里是一片充斥着各种小邦的土地。
1857年，印度发生了反英大起义，这次起义被镇压后，英国人彻底废黜了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接管了印度的统治权，英国女王也由此变成了印度女皇。但是，英国人的统治是复杂的，一方面，它以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德里为依托，将大量的土地直接置于女皇的统治下；但另一方面，印度依然有许多小邦存在，它们只是承认英国的宗主权，却还是有资格统治自己的国土。
直到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后，那些独立的邦国仍然存在，并在表面上维持着自主权。所以，这时候的印度（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还不像一个统一的共和国，虽然它2/3的领土直接从英国人手中继承（英国人直接控制的领地），但还有1/3的领土实际上是属于各个邦国的。
不管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都因为印度殖民地缺乏统一的传统而付出了巨大的整合代价。这里先不提印度是如何整合这些国家的，先来看印度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也是英国人给印度制造的最大麻烦：宗教分裂问题。
有人说，英国人最大的功劳就是把一盘散沙的印度小邦国捏成了一个统一的印度，但在临走前，英国人却又把印度分裂了，在印度的旧国土上出现了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后来，巴基斯坦又分裂成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于是，印度次大陆变成了三分天下。如果不分裂，那么现在的印度将是一个人口达到17亿的大国。
历史上没有“巴基斯坦”这个名词，“巴基斯坦”来自一位伊斯兰民族分子的创造，这位叫拉马特·阿里的人，利用旁遮普（Panjab）、阿富汗省（Afghan Province，即西北边境省）、克什米尔（Kashmir）、信德（Sindh）的首字母，以及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的尾音，创造出“巴基斯坦”这个名字。
然而，英国人也是无奈的。这同样是因为印度的复杂历史。711年，阿拉伯人占领了中亚的布哈拉，并将出现不到100年的伊斯兰教传到这里。同时，阿拉伯人也在如今巴基斯坦境内的信德地区建立了桥头堡。唐代后期，前往印度的中国僧人已经看到了伊斯兰教对于西印度（即巴基斯坦南部）的影响。
在这之前，印度已经有了本土宗教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伊斯兰教的到来让印度宗教更进一步复杂化。
但伊斯兰教真正开始大规模传入印度，却是在10世纪以后。位于阿富汗和伊朗的加兹尼王朝国王马茂德（Mahmud）在短短的25年里，一共发起了17场战役，让印度人感受到了伊斯兰教徒的残酷。但由于印度过于庞大，真正被伊斯兰教占领，已经是1206年，由阿富汗古尔王朝的奴隶将军库特卜建立的德里苏丹国。就这样，在莫卧儿王朝建立之前，信奉伊斯兰教的德里苏丹国控制印度北部达300多年，将印度的北方伊斯兰化了。莫卧儿王朝到来后，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领土，使得伊斯兰教直达印度的中南部。
英国人到来后有意扶持印度教，但是，伊斯兰教同样拥有着庞大的人口，于是印度慢慢独立的过程中，除了代表印度教的国大党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真纳（Muhammad‘Ali Jannah）领导的穆斯林联盟。两个教派政党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迫使英国人制订了蒙巴顿方案，决定让两个国家分别独立。
但这样的做法依然无法维持和平，当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独立后，双方立刻大打出手，这主要是两方面的争斗。
第一，由于北方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大都是杂居的，当两国划定了边界之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立刻开始了互相驱逐。印度一侧的人们将穆斯林驱赶走，而巴基斯坦一侧的人们将印度教徒赶到印度境内。由于印度的领导人甘地呼吁和平，他竟被极端印度教徒刺杀身亡。这次冲突造成了上千万的难民和几十万的死者，就连印度首都德里都挤满了难民。
第二，在决定双方的国界时，许多土邦都可以选择自己希望属于哪个国家。对于大多数土邦，这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土邦包括了王公和人民两个组成部分，大部分情况下，王公的宗教信仰和民众的宗教信仰是一致的。但也有特例，比如最大的两个邦国查谟—克什米尔和海得拉巴，还有一个小邦朱纳格特，邦主和人民的信仰并不一致。
海得拉巴和朱纳格特的民众大部分信仰印度教，然而他们的王公却信仰伊斯兰教。王公们从自己的信仰出发，希望邦国加入巴基斯坦而不是印度。但这两个邦国身处印度腹地，与巴基斯坦的两部分领土并无交界，所以，印度政府决定采用武力迫使它们加入印度。
1947年底，印度军队进入朱纳格特，赶走了王公，并于次年举行公决，宣布朱纳格特并入印度。而对于海得拉巴，由于这是全国第二大邦国，不能以赶走王公为目标。然而，印度共和国政府的军队还是在1948年9月进入了海得拉巴，迫使王公同意加入印度。王公被形势所迫，找了个替罪羊，免去了首相的职务，在保留自己地位的前提下加入了印度联邦。
克什米尔则与前两个邦国相反，克什米尔的大部分居民信奉的是伊斯兰教，其王公哈克·辛格却是印度教徒。更令情况复杂的是，克什米尔处于印度、巴吉斯坦、中国、阿富汗四个国家的交界地带，不像海得拉巴一样是块飞地。这种情况导致了印巴两国的武装冲突，从此以后，克什米尔分成了印控和巴控两块。
印度除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还包括印度教和锡克教的矛盾。锡克教是一支年轻的宗教，创始于15世纪末，曾经在旁遮普地区有属于自己的国家，以现代城市阿姆利则为中心，这里至今依然有锡克教最神圣的金庙。
在印度独立后，锡克教也制造了许多灾难性事件，让印度显得更加支离破碎。
总结起来，印度次大陆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分裂的，这种倾向一直保留到了独立之时。同时，由于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的矛盾，让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更是雪上加霜。
从印度和巴基斯坦几十年的发展轨迹来看，这两个国家的许多精力事实上并不在于建设，而是在于捏合。
印度如何捏成一个国家
印度独立后，在解决掉海得拉巴、朱纳格特想加入巴基斯坦的问题，并在克什米尔与巴基斯坦形成对峙后，接下来要处理的棘手问题，就是各个小邦的邦主们。由于这些邦主自古以来就享有统治权，印度中央政府如果不把他们的统治权拿掉，就意味着国家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只是一系列小国的聚合体而已。可是如果拿掉他们，又如何解决法理问题？
印度政府需要在不实行暴力的前提下，合法地剥夺掉邦国王公的权力，或者让他们加入到政府中，采用另一种方式来行使权力。这是一个复杂的改造工程。
按照印度政府的设想，是要把大量的小邦整合起来，在联邦架构下，将小邦统一成大邦，置于中央政府之下。为了完成这一步，印度政府开始了与各个邦国的谈判历程，试图根据他们的大小和地位各个击破。这时候，与其说各邦国服从了民族大义，不如说他们知道要与中央政府抗衡是不可能的，如今最现实的做法，无非是为自己多争取一些保障罢了。
在合并浪潮中，这些邦国的地位是不同的，势力最大的三个邦国是查谟—克什米尔、海得拉巴和迈索尔，印度政府最终保留了它们的领土。其余的邦国则根据文化、历史，合并成了5个邦国联盟，而那些小而孤立的邦国则直接并入了印度从英国继承的各个省之中。
当各邦国合并之后，原来的政治格局已经被打破，王公们已经没有实力与中央政府对抗了，接下来就是彻底废除邦国制。这一步是在制定印度宪法时采取的。
印度宪法中规定，将全国的领土划分为29个邦，这些邦既包括了从英国继承的领地，也包括了原来的各邦国和邦国联盟。这29个邦划分了四类：A类邦9个，即从英国继承的9个省；B类邦9个，是原来的3大邦国和5个邦国联盟，以及1个从中央直辖区改为邦的文迪亚；C类邦10个，由原来的中央直辖区直接改为邦；D类邦1个，即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群岛位于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交界处，远离印度本土。
29个邦（中央政府下的行政区）的划分使得印度的邦国（土邦）成了过去。然而，各个邦国的王公又要怎么处理呢？为了政治的延续性，他们必须受到善待。印度的政策更像是赎买，而不是剥夺。王公们每年都可以从印度中央政府获得一定数额的年金，维持自己的生活。比如，迈索尔的王公就可以获得每年260万卢比的补贴，足够维持生活的排场。这些王公甚至还保有原来的宫殿，有的人还可以继续参与政治，以前是以领主的身份参与，而现在则是以政治家的身份。
这种温和式的革命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印度神话，也可以看出，印度人本身是温和、不崇尚暴力的。多年种姓制度的熏陶也让他们安于天命，对于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不满，王公受到补贴，在人们看来也是理所应当的，因为他们毕竟放弃了很多。
然而，在1971年，这些邦主的命运又出现了一次巨大的转折。这一年，英迪拉·甘地政府宣布取消了王公们的年金，从这时开始，各个王公们就只好自谋出路了。迈索尔的王公曾经有500多人为他服务，但印度停掉年金之后，他最后只保留了10个人。
经过了1971年的改变，印度的王公贵族们出现了分化。有的人坐吃山空，逐渐衰落了，在印度遍布着已经无人居住的宫殿和堡垒，是因为王公家族已经没有钱去修缮曾经的宫殿，只能看着祖产慢慢地变成废墟。有的人变成了政治家，进入了新的议会和政府，适应了新的印度。有的人转型成了商人、艺术家、社会名流，在新的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容身之处。
印度就这样通过两步走，将王公贵族作为一个阶层消灭掉了。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已经再也没有能力与印度中央政府对抗，使得这个国家有可能实行一定的中央集权，而不再是许多个小国的联合体了。
但是，解决掉邦国问题，只是印度成型的一个关口。此外还有更多的关口指望印度中央政府去闯荡。最重要的则是教派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甚至让两位印度总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在印度观察时，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冲突所留下来的遗迹。比如在新德里，依然保存着尼赫鲁故居，这位首任总理去世后将房子留给了他的女儿英迪拉。英迪拉在这处房产上居住了20年，经历了两次总理任期。
在房子外面美丽的花园里，有一条两边都是草坪的小径通向花园的园门，沿着小径走到一半时，会看到一段铺满了水晶的岔路。水晶岔路的一头，有一块玻璃标志的地点。
1984年10月31日，在总理官邸的花园里，英迪拉正准备去接受一家英国电视台的采访，在走到这个玻璃标志所指示的地点，经过两名锡克的保镖时，两名保镖突然拿起枪，向她打出了30发子弹，其中23发穿过身体，7发留在了体内。两名锡克保镖打完子弹后，扔掉枪支束手就擒，他们被押送到了一间密室，在那儿，其中一个被愤怒的人们击毙，另一个也被判处了死刑。
英迪拉总理的死亡在全国掀起了对于锡克人的仇恨，人们开始烧锡克人的店铺，殴打、暗杀他们。在对锡克人的迫害中，大约有5000人死于非命。
英迪拉之所以被杀，和同一年内她发动的一场“蓝星行动”有关。这一年的6月3日，作为总理的英迪拉发动了一场小型的战争，这场战争针对的是“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这群分裂分子就是宾德兰瓦勒（Jarnail Singh Bhindranwale）领导的锡克教激进派。
锡克教虽然是印度最年轻的宗教之一，却由于曾经在旁遮普建立过国家，对于印度中央政府一直有不服从的倾向。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被英国人击败的，既然英国人撤离了，理应获得独立，不应被印度给整合进印度教的国家之中。
事实上，锡克教在印度并没有像伊斯兰教那样不受欢迎，许多锡克教徒在印度都大富大贵，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就是锡克人。但仍然有一部分人走向了反抗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这种激进的倾向恰好进入了爆发周期，并由于一个人的出现而激化了。这个人就是宾德兰瓦勒。
宾德兰瓦勒作为锡克教激进派的领袖，获得了大量的追随者，甚至拥有枪支和卫队，行使着生杀予夺的大权。1981年，宾德兰瓦勒由于牵涉杀害敌对派别的人员被捕，但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之后他干脆住进了锡克教神圣的金庙之中。金庙一直是锡克人最神圣的建筑，拥有着豁免权，警方不得进入抓人。这样的豁免权使得宾德兰瓦勒得以避开一切的法律审判。
此时，印度在“铁娘子”总理英迪拉·甘地手中运行得却并不顺利，这导致锡克教的离心力更加强烈了。围绕着如何对付这些分裂主义分子，印度政府也颇感头疼，他们无法容忍旁遮普地区出现一个“卡利斯坦”（分裂主义者心中新国家的名字），在宪法的框架内，又很难对宾德兰瓦勒进行有效的审判。甚至对他实行抓捕都很困难。
宾德兰瓦勒的活动仍然持续不断，他迅速将金庙变成了他的指挥部，储存了大量的武器，并开始训练武装人员。与此同时，旁遮普教派之间的恐怖活动也越来越多，种种迹象表明这都与金庙中的新宗师有关。
1984年6月3日，印度政府终于断然下令，对宾德兰瓦勒进行军事打击。这个命名为“蓝星行动”的军事打击持续了3天，直到6日才结束。金庙的建筑遭到了大面积的毁损，宾德兰瓦勒本人被击杀。
正是这一次行动，最终要了总理本人的命。宾德兰瓦勒虽然死了，但人们仍然把他当作英雄，他的名字被当作殉教者刻在了神圣的建筑上。锡克教的士兵就是为了给他复仇，最终杀害了甘地夫人。
除了英迪拉死于与锡克教的冲突之外，尼赫鲁—甘地家族似乎受到了诅咒。在她死后，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成了总理，这也是尼赫鲁—甘地家族贡献的第三个总理。拉吉夫显得文质彬彬，不像他母亲那么强势。在他接受教育的年代，整个世界又开始向着民主的方向移动，拉吉夫也是个尊重游戏规则的政治家。
但是1991年，一位泰米尔女人的自杀式爆炸，将尼赫鲁—甘地家族新的希望抹去了。拉吉夫·甘地在竞选总理期间被刺身亡。
泰米尔是印度南方的土著民族，也存在于斯里兰卡。印度的南方居住着更加黝黑的达罗毗荼人，而泰米尔人就属于其中的一支。这一支人种在印度南方和斯里兰卡都有着反叛倾向，由于印度牵扯进了帮助斯里兰卡镇压泰米尔武装的行动，拉吉夫·甘地就成了泰米尔人报复的对象，死于非命。
除了与锡克教、泰米尔人的冲突之外，最严重的还是与穆斯林的冲突。2002年，印度又爆发了一次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这次冲突起源于一辆满载着印度教朝圣者的火车从宗教圣地阿约迪亚出发，返回古吉拉特。在一个小站上（也是穆斯林社区所在地），有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小贩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穆斯林教徒烧毁了一节车厢，几十位没有来得及逃出来的印度教徒死于非命。
这件事演变成了一场种族冲突，在古吉拉特以及周围的省份，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爆发了战争。那些曾经比邻而居的邻居突然间丧失了理性，将社区里的少数派砍杀殆尽。
古吉拉特邦政府由于是印度教徒执政，在种族冲突期间甚至扮演了火上浇油的角色，以不作为和暗示鼓励印度教徒对穆斯林进行屠杀。种族冲突的人间悲剧再次上演。
如果是放在其他国家，这么多大型的冲突一定会让整个社会分崩离析，而印度幸运在它有着虽然效率低下，但同时又形成了超稳定结构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在促进发展上容易形成拖累，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发声，使得整个社会的创伤更加容易愈合。它促进了统一国家的形成，并有益于建设一个柔性的社会，将社会应力及时释放掉。
此外，印度社会的多元化也有益于人们反思暴力。不管发生过多少种族冲突，这个国家具有的反思精神，使得每一次剧烈冲突之后都会有一个缓和期，并且整体上的社会局势是趋向于缓和的。
1984年与锡克教的冲突爆发过后，锡克教与印度社会就出现了缓和状况。之后，锡克人依然在印度担任各种社会角色，并没有被隔离起来或者打入另册。印度的锡克教总理辛格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
2002年的冲突过后，人们又立刻进入了反思，他们自己也奇怪，当初是如何突然失去了理智。在报纸、电视和知识分子的促成下，人们开始为自己的作为感到羞愧，于是，印度的宗教冲突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缓和时期。
因此，当我们认为印度的种族冲突拖累了经济发展时，只是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这是印度形成统一国家和民族性的一个过程，既然历史包袱太多，就必然会有这个阶段。
计划经济与改革运动
印度开国时，在英国的影响下步入了半计划经济的轨道。
在尼赫鲁担任总理，以及他的女儿担任总理的三十几年中，父女两人虽然在政治框架上打造了印度，但采取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却并不算成功。
在外交上，一个从殖民地独立的国家现成的做法是和前宗主国发展紧密的联系，这可以说是成本小且可靠的做法。但由于殖民地心态，尼赫鲁却一直在提倡一种自主外交，提倡所谓的不结盟运动，而在实践中又和西方疏远。这个运动让印度在世界范围内成了领袖，却无助于它解决人民吃饱饭的问题。
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尼赫鲁和世界上其他新兴国家领袖一样，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做法，他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特别在农业上垄断了印度的农业采购，官僚集团不可避免地从盘剥中获益。直到今天，印度总理莫迪才试图废止这种做法，却依然遭遇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在工业上，印度将大量的国计民生行业都收归了国有，比如采矿、钢铁等，到英迪拉时代，又把银行也收归了国有。另外，对于民间经济的许可证制度使得民间如果要开办企业，必须拿到无数的许可，这些许可又掌握在腐败和低效的官僚手中，因而民间几乎不可能顺利开展正常的商业活动。
在对外贸易上，由于印度的殖民地记忆，使得尼赫鲁对于外贸充满了警惕，几乎抵制一切进口，把进口替代的重要性无限放大，采取了一种闭关锁国的制度。
这种经济制度的建立，使得印度变成了一个低效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处处充斥着腐败，也决定了印度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仍处于贫困之中。
在英迪拉和父亲统治的这几十年里，印度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发展困境，经济增长率长期在3.5%左右徘徊，如果算人均GDP增长，则只有1.3%左右。印度在尼赫鲁—甘地父女统治期间不仅没有实现富裕，反而和世界水平拉得越来越大，远远落后了。
此外，印度虽然控制了经济，与中国相比，却忽略了最关键的一项——教育。中国大力发展基础教育，要求适龄儿童都必须去读书上学，中国人的识字率从而大幅度提高。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正是由于大部分的人都识字，经过训练很容易就进入了工厂，造就了世界上最勤奋的工人。但印度由于传统社会的束缚，加上中央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不足，使得印度的文盲率远高于中国。对于一个人来说，识字和不识字就是最大的鸿沟，决定了他能否融入到现代社会之中。
在尼赫鲁时代，印度虽然经济上采取了计划主义，但在政治制度上，尼赫鲁却受英式民主的熏陶，坚决地采用了议会制，避免了独裁。虽然作为国父，他拥有着极大的权威和近乎独裁的权力，但仍然小心翼翼地使用权力。
然而，当尼赫鲁和过渡总理夏斯特里死后，新上台的总理英迪拉的背景却和老一代完全不同。她虽然在印度独立之前就已经成年，但在1942年才真正参与到印度的社会活动之中，没几年印度就独立了，她缺乏英式民主的熏陶和实际演练，更加迷信权力，也更加相信自己的能力。
所以，从英迪拉的执政方式中，能够看到天不怕地不怕的蛮干，并且不尊重竞争对手，甚至不惜把竞争对手关入监狱。而这些蛮干也的确获得了一定成就，比如，通过与巴基斯坦的对抗，成功地将孟加拉国（东巴基斯坦）分裂了出来，成立了单独的国家，削弱了巴基斯坦的实力。同时，发动了“绿色革命”，也就是印度的粮食革命，通过引入良种来增加粮食产量，将印度从粮食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印度国土面积只有300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1/3，人口已经与中国接近，粮食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还能够出口，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但在其他方面，英迪拉的执政显得并不成功。她的国有化政策比父亲更加彻底，却使得印度的工业步入了困境。她宣布要向贫困宣战，并投入了大量的经费，然而由于官僚体系的作用，这些经费大部分被浪费掉了，并没有用到真正的贫困人口头上。要解决贫困真正需要的是放松经济管制，让人们可以做生意赚钱，她却走相反的路，加强了管制。
在政治上，她的政府变得更加不透明。也正因为这样，她被对手抓住了把柄，指控她为了连任，利用政府资源为选举服务。这时候，英式民主的威力显现出来了，当争议送到了最高法院，法官裁定英迪拉因为动用公共资源参与议会选举从而使得她的议员席位无效时，整个印度政坛哗然了。
根据判决，不仅选举无效，英迪拉还被禁止在6年内参加议会选举。而印度法律规定，只有议员才能担任总理，英迪拉一旦失去了议员身份，她不仅立即丧失了总理的资格，还在6年内都无法担任总理。
英迪拉决定反抗。此刻，民主制度本身已经成了她继续执政的障碍。命运在逼迫她下台的时候，又给她留了一条路，根据宪法规定，总统可以宣布紧急状态，从而授权总理冻结宪法进行执政。此刻的总统是英迪拉的盟友，于是，他们宣布了紧急状态，民主程序被冻结了。也正是因为此，她成了千夫所指的独裁者。
不但如此，她甚至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打击反对党控制的邦政府。泰米尔纳杜邦和古吉拉特邦由反对党掌权，英迪拉利用总统管理权将邦的管理权收归中央，进一步破坏联邦制的同时，将自己的控制权延伸到了全国的各个角落，她也在独裁的道路上滑得越来越远。
英迪拉甚至不惜打击和逮捕她的政敌，并干涉媒体，使之为自己服务。这时，高高在上的铁娘子坚信自己的作为是正确的，一切为了人民。她认为自己的统治除了一小撮反对者之外，大部分都是支持她的。
这种自信让她宣布在1977年（实行紧急状态近两年后）举行一次选举，好让她将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取消紧急状态。
然而，这一次，她被自己控制的媒体和民意欺骗了。不仅她的党丢失了一多半的席位，就连她和儿子山奇也失去了议员席位。此前的民意告诉她，她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然而，民意转身就把票投给了她的竞争对手，因为对方一直在警告，如果继续选择英迪拉执政的话，印度就失去了民主的标签。
但就在人们认为英迪拉已经日薄西山时，轮到她的对手犯错了。民主制度的有效，在于政治家可以免受对手的迫害。而此刻，对手们急于报复英迪拉，迫不及待地对她提起了诉讼，她被捕入狱了。
英迪拉的入狱让底层的民众突然间又爆发出了无限的同情心。当外界以为她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时，3年后，她竟然卷土重来了。1980年，英迪拉的重新上台也让人民党政府短暂的自由化告一段落，印度重新回到了管制的轨道。此刻的英迪拉显得无比强势，在政治上，她打垮了对手；在经济上，虽然印度依然贫困，但对于国有经济命脉的控制却让她不用担心混乱。对于锡克人宾德兰瓦勒的“蓝星行动”虽然备受争议，但在军事上却是成功的。英迪拉通过这次行动也树立起了更加强势的形象。
但英迪拉的突然死亡，使印度又获得了一次机会。1991年，英迪拉的儿子拉吉夫也遇刺身亡，尼赫鲁—甘地家族陷入低潮期。但拉吉夫的死亡也让印度国大党暂时摆脱了一个家族的控制，开始了新的转向，这次转向中诞生了印度的经济改革。
当拉吉夫·甘地被刺身亡后，这个成立了40多年的共和国已有了衰败的迹象。分离主义势力猖獗、政治不稳定、贸易上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国内的经济也是一团糟，国民经济增长率长期徘徊在3.5%上下，印度的经济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更令人担忧的是，两个甘地的死亡让国际上对印度失去了信心，这在印度演变成了一场经济危机，印度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GDP的8.5%，外汇储备不足10亿美元，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这次危机也说明，尼赫鲁—甘地式的经济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头，印度的经济已经在管制和许可证的道路上腐烂了，而国外资本由于封锁而进不了印度的市场。一般一个国家走到了这一步，往往经历破产和动荡，折腾够了才可能跳出来，然而，幸运的印度此刻却遇到了一位资深的政治家，在他的带领下成功走了出来。1991年普遍被认为是印度的改革元年，与中国的1978年具有同等的意义。在1991年之后，印度不仅没有像人们预测的那样烂掉，反而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增长率上升到了9%，民间经济也爆发出了巨大的活力，印度的软件和服务业也随之开始起飞，飞快地融入了世界经济秩序之中。
领导改革的纳拉辛哈·拉奥也许是最被低估的一位印度国大党总理，至今，在国大党的宣传上几乎看不到他的名字，国大党只是在提及他的失误时，会偶尔提到他，在谈论功绩时从来没有他，不是把功劳归于他的上一任国大党总理拉吉夫·甘地，就是归于他当时的财政部长、后来的总理曼莫汉·辛格，总是忽视掉这个实际的印度经济改革之父。
拉奥出生于1921年，早期参加过印度独立斗争，之后长期在安德拉邦任职，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土地改革。之后，他在英迪拉和拉吉夫·甘地的政府中都担任过职位。1991年，由于年龄已经太大，拉奥已经基本过上了退休的生活，不再参与具体的政治。然而，这时候拉吉夫·甘地被刺，导致印度的政坛出现了动荡。而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国大党虽然仍然是第一大党，却没有拿到足够的选票单独组阁。于是，作为元老的拉奥被推举了出来。
作为跛脚政府的非主流总理，拉奥上台时并不被人看好。也正是因为他的非主流，他开始了一项堪称伟大的工作：把印度经济几十年的积弊扭转过来，脱离管制主义、国家主义、闭关主义、许可证制，回归到自由主义。
拉奥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谁来担任他的财政部长，如果要实行这一系列的改革，一个胜任的财政部长是必须的。然而，当人们看见印度正处于危机之中，财政部长手中可动用的牌极端有限，谁也不想接手。在冷漠和拒绝中，拉奥选择了一位叫曼莫汉·辛格的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是一位锡克教徒，他曾经担任过印度央行的行长，并非政治家。在当时的人看来，如果说拉奥是冷门总理的话，那么辛格是个更加冷门的财政部长。
然而，这一对边缘化的人物却做成了那些典型政治家做不出来的事情。他们的经济改革一直持续了下来。在拉奥的翼护下，辛格放松了外资管制，开始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从几乎一无所有到现在，印度已经成了第二大外资接收国。
印度经济最大的弊病是许可证制度，这种制度曾经被印度政府奉为圭臬。一个人为了开公司可能要跑数十个部门，拿到上百个签字。为了鼓励人们投身于经济发展，许可证制被放松了。由于制度的惯性，拉奥政府无法做到一下子将其取消，但制度大大的放松已经可以激起新一波的经济发展。
他还开放了资本市场，完善了印度的股票市场，使得印度的股票市场更加健康。印度的孟买证券交易所虽然有名，却并非垄断。1992年，在拉奥政府的主持下，孟买的北部又成立了另一家股票交易所：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National Stock Exchange of India）。虽然只有20年的历史，但国家证券交易所已经成了仅次于孟买的全印第二大交易所，而市值更是与孟买证券交易所不分伯仲了。
除了这两家大型的交易所之外，孟买地区还有4家交易所，分别是：联合证券交易所（United Stock Exchange）、印度柜台交易所（OTC Exchange of India）、互联证券交易所（Inter-connected Stock Exchange）、MCX电子证券交易所（MCX Stock Exchange）。
另外，在德里、金奈、加尔各答、班加罗尔、海得拉巴、布班内斯瓦尔、斋仆儿、科钦等地还有19家交易所。可以说，印度的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交易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融资体系。这个融资体系从殖民地时期就开始组建，即便经过了几位甘地的国有化举措，也并没有伤害到证券业的根本，这些证券市场仍然是对民间开放的。
在印度，一个企业如果需要资金，争取向公众募资，它有许多个选择，如果孟买证券交易所拒绝了它，它可以选择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或者选择在海得拉巴、班加罗尔上市，只要有一个市场接纳它，就可以对公众募资了。而公众是否接纳，就看他们愿不愿意认购，一切都是市场决定的。
许多小型的企业可以选择在距离自己最近的地方上市，这里的人们最了解这个企业的好坏。当交易所不止一家的时候，想垄断公司的上市权是不可能的，从而为企业提供了最大程度的财务选择权。
除了证券市场之外，印度的银行机构也进行了改革。在独立之前，印度的银行业以私人拥有为主，独立后尼赫鲁虽然在基础行业推行国有化，但银行业仍然保持了私有制。直到他的女儿英迪拉执政时期，才在1969年和1980年实行了两次银行国有化运动，将大型银行收归国有。
然而，当拉奥执政后，在1993年，印度银行业重新开始对私人开放，逐渐形成了一个国有银行、私有银行、外国银行、地区性的合作银行组成的正规银行体系。除了正规体系之外，还有个人、家庭组成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也是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组成了印度的金融体系。不管是银行体系，还是证券体系，印度模式都具有更大的容错性。
经过拉奥改革之后的印度经济开始了腾飞之旅，从1992年之后，印度的经济飞速发展，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印度速度。
拉奥处理经济问题是成功的，但他却被宗教问题折腾得焦头烂额。锡克教经过1984年的种族冲突后，反而更加融入了印度社会，未来冲突的可能降低了，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冲突却在1992年和2002年达到了顶峰，并导致了他的下台。
但不管怎样，印度的改革元年在他的手中已经开启了。之后的改革只是拉奥改革的继续。印度的政党也有着独特的特点，以偏左的国大党和偏右的人民党组成了两大党派，并根据选举结果轮流执政。拉奥之后的国大党又回到了偏左的道路上，这样的道路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团结，却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人民党是一个根植于印度教的政党，依靠民族主义来获得选票，甚至不惜煽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但人民党更善于处理经济问题。
关于社会转型也有了积极的变化。在人们对印度的印象中，印度社会的种姓问题一直是困扰经济的大问题，这个已经存在了两三千年的魔咒在现代依然将印度人分成了三六九等，使得底层的人民无法去追求幸福。
不过，在我去往印度时，发现种姓问题也有了极大的松动，这种松动并非是由于社会运动的结果，而是科技进步导致的。印度科技相对落后，并没有赶上固定互联网热潮，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许多年轻人第一次接触网络都是通过手机来完成的。
当我在印度旅行时，总是在汽车和火车上遇到印度青年，他们带着手机，装上社交软件，去往异地的城市寻找网友。由于经济的发展，青年人都跑到大城市去打工，这种寻找网友的冲动最终可能冲破印度千年不变的道德体系。
在我和印度青年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在移动互联网大潮下，以及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狂潮中，已经逐渐摆脱了农村老观念的束缚，也勇敢地走出了进入现代的步伐。
印度至今依然在两党的撕扯下蹒跚前行。到了2010年之后，拉奥改革释放的活力渐渐不够了，但崛起的人民党在新总理莫迪的领导下又开始了另一次改革运动，运动的本身依然指向了许可证制，以及拉奥没有触及的农产品收购问题。莫迪的改革毁誉参半，他曾经促进了印度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改革的速度比设想得要慢，阻力远超想象，特别是2020年新冠病毒的大流行，让印度的经济发展大受影响。
但至少，在可期的未来，印度以减少管制为目的的改革依然会继续下去，印度的经济也必然会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并逐渐巩固印度的世界地位。印度的经济也许很难像中国那样在几年内实现超常规发展，也很难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超越中国，但随着印度政治整合的加速，在很长时间内，它依然可以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之一。
巴基斯坦的难题
如果说，独立之后的印度为了将原本一盘散沙的国土整合起来，耗费了数十年时光，那么对于南亚次大陆上的另一个国家巴基斯坦来说，它遇到的难题更加复杂。
我曾经在斯卡都（Skardo）前往首都伊斯兰堡的汽车上，见过巴基斯坦准备派往印控克什米尔去渗透的一名士兵。他本来是克什米尔人，但他的家庭却在两国独立之后逃往了巴控地区。成年后，他在父母的熏陶下参加了军队，准备帮助祖国夺回失去的土地。我还从吉尔吉特（Gilgit，位于中巴友谊公路上）以西的马斯图季（Mastuj）前往更加偏僻的奇特拉尔（Chitral）。这里位于巴基斯坦的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曾经遭受过塔利班的袭击。警察告诉我，奇特拉尔山背后就是阿富汗。
在地理上，印度面临克什米尔问题，但巴基斯坦面临的困境却不止一个，而是至少有四个。这四个困境如同是四个巨大的伤口，让巴基斯坦无法从中摆脱出来，更无法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而这也是当年英国人造成的。
20世纪，英国人慢慢地退出次大陆时，他们培养的印度政府和议会逐渐接管了权力。这时伊斯兰教徒却发现，自己虽然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但在政治上却无法获得相应的影响力。
政治上影响力最初的表现是在语言上，由于印度教的主导作用，印度教徒日常用语印地语（Hindi）成了各个地区的官方语言。而伊斯兰教徒的日常用语乌尔都语（Urdu）却被排除在外。乌尔都语本身也来自印地语，但接纳了更多的阿拉伯词汇，并用阿拉伯文字书写，从而与印地语有了区隔。
印度最大的党派叫国大党，这是一个宣扬民族主义的党，大部分都是印度教徒。这个党内部也在摇摆，一会儿极端，一会儿宽容。这种摇摆本身就让穆斯林战战兢兢。到这时，他们已经认定，如果穆斯林不成立单独的国家，那么印度独立之后，伊斯兰教的前景会非常暗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叫穆斯林联盟的组织开始争取独立。而领导这个独立过程的，则是国大党原本的代表人物之一真纳。
在真纳、尼赫鲁以及英国人的协议下，原本一个国家的次大陆分裂成了两个：印度和巴基斯坦。
次大陆的穆斯林对于建立独立国家充满了热情，却没有看到它的困难。我们可以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困难做个比较：在独立之前，印度已经有了较长的立宪传统，从19世纪以来，印度人就开始参与政权和立法，以尼赫鲁为代表的上层印度教徒对于英美传统的政治哲学并不陌生。印度的独立只是一种仪式性的，而接管权力的实际工作是用上百年时间来完成的。从印度独立到现在，也是一部宪法贯穿始终，虽然修正案很多，但没有人会想到去重新制定宪法推翻原来的，这说明，印度式民主已经成了这个国家人人接受的底线，不需要做出改变了。
但巴基斯坦则出现得过于仓促，英国人原本想建立一个国家，后来突然间变成了两个，急匆匆建立另一套新的议会和政治规则，还没有来得及检验它的稳定性，巴基斯坦就急不可待地独立了。创始人真纳所费的力气也比尼赫鲁大得多，必须如同搭草台班子一般从无到有搭建政府，再逐渐演化和稳定。这样，巴基斯坦的政治发展从起步开始，就已经比印度晚了几十年。
更加致命的是，英国人在决定划分印度和巴基斯坦国土时，采取了过于随意的方法，使得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充满了一个个雷区。这些雷区带来的不稳定让巴基斯坦举步维艰。
当时，巴基斯坦边境最主要的冲突地点有四处，分别是：东西巴基斯坦、克什米尔、西部的普什图部落地区、与伊朗接壤的俾路支斯坦地区。任何一处的爆发都会成为这个蹒跚政权的致命伤。
首先是东西巴基斯坦问题。在现在的世界版图上，还有一个极端贫穷但人口庞大的国家叫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曾经是一个国家，后者被称为东巴基斯坦。
印巴的分治是依据宗教原则。在印度北部是伊斯兰教盘踞最长久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伊斯兰教徒占比更高。在莫卧儿王朝时代，伊斯兰教徒密集区从现在的巴基斯坦开始，横扫印度北部（包括印度首都德里），直达孟加拉国境内。
但是，英国人的统治改变了北方的人口分布。英国人最终把首都建在了德里，为了照顾印度教徒，他们故意稀释了当地的伊斯兰教徒，结果，原本连贯的北部伊斯兰地带被切断了，中间的德里地区和北方邦变成了印度教徒占多数。到了独立时期，伊斯兰教徒主要被压缩在西北和东北两个区域内，这两个区域在地理上是不连续的。隔断这两个区域的正北方，已经变成了印度教地带。
如果从东巴基斯坦到西巴基斯坦，必须坐飞机前往，这种不可克服的地理缺陷成了东西两部联系的巨大障碍。人们可能会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领土也是不连续的，并没有造成不可克服的困难。但是，夹在巴基斯坦两块领土之间的，却是敌对国印度，只要印度关闭领空，两块国土就基本上失去了联系。
而实际上，在印巴冲突时，印度也确实利用各种手段切断两巴的联系，让它自顾不暇。到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时期，更是利用权谋策划了孟加拉国独立，让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分离了出去。
巴基斯坦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克什米尔，这同样是英国撤离时的遗留问题。克什米尔在英国人到来之前，是分散的部落地区，分裂成二十几个部落，大都信奉伊斯兰教，曾经属于阿富汗，但后来被位于旁遮普的锡克教国家占领。
1846年第一次英锡战争中，克什米尔被从锡克教国家割让给英国，英国人又转手卖给了查谟邦主（Maharaja）。查谟邦主信奉印度教，而克什米尔的主要人口却信奉伊斯兰教。这些穆斯林甚至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英国人强加给了一个印度教主子。
克什米尔这块疮疤也成了两国之间永久的痛，这里的人民心系巴基斯坦，但是印度却在军事上占据了优势。双方都认为自己没有错误，但历史所造成的复杂局面却如同一张网，让谁也无法逃避。
除了和印度、孟加拉国纠缠不清的关系之外，英国人还给巴基斯坦留下了第三个难以摆脱的遗产：西部边疆和阿富汗的关系。
在英国和俄国的大博弈中，双方最终确定维持一个独立的阿富汗，作为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边界。但是，他们又都不甘心让阿富汗过于强大，于是，在和阿富汗订立边界的过程中，尽量多从阿富汗身上刮肉，将原本属于阿富汗的领土划归己有。
俄罗斯抢占的地区主要在阿富汗西北部的赫拉特以北，在如今的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处。而英国人则把开伯尔山口东北方向的普什图人居住区划入了自己的边界内，这就是著名的杜兰德线（Durand Line）。所谓杜兰德线，是英国外交官杜兰德爵士（Sir Mortimer Durand）在1893年划定的阿富汗印度边界。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他们不喜欢英国人，而是希望并入阿富汗，但是英国和阿富汗的边界将他们的土地一分为二了。
当巴基斯坦继承了这个疆域之后，阿富汗人希望能够将位于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领地收回，但遭到了拒绝。此后，杜兰德线一直得不到阿富汗的承认，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上千公里长的边界上就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
巴基斯坦建国后，这部分普什图人地区首先成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争论点。阿富汗受到苏联入侵后，这片地区又成了各国援助阿富汗的跳板，各国争相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这片普什图人地区，结果这片地区迅速激进化，塔利班就是从这里诞生的。
除了这三处大伤疤之外，还有一处中型的伤疤：俾路支斯坦。俾路支斯坦地区是一个古老的地区，但在近代被划入了三个国家的版图，分别是伊朗、英属印度和阿富汗，俾路支人却一直想有一个民族性的实体。
在巴基斯坦独立时，英属俾路支斯坦又分成了四个小部分，其中三个部分选择加入巴基斯坦，另一个部分却试图不做选择，想要保持独立。巴基斯坦出兵占领了这部分地区。巴基斯坦的军事占领给俾路支人树立了一个受侵略的想象。在未来，这个地区一直保留着独立倾向，影响着这个年轻国家的未来。
英国人给巴基斯坦留下的这四处伤疤大都是致命伤。对于一个新建立的国家而言，首要的任务是维持稳定、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能力保证人民富裕的同时，有足够的财政来发展军事力量。也就是说，首先是民间经济，其次才有能力发展军事。
可巴基斯坦却根本没有发展经济的时间，就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来应付千疮百孔的领土分裂和争端。所以，印度和巴基斯坦最初的建国原则就是不同的，印度按照英国统治时期的框架继续发展就有方向了，而巴基斯坦却决定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应付未来要发生的重大事情。
当然，印度政府也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国家，但毕竟保留了更多的私有空间。而巴基斯坦刚建立就要求个人必须服从于集体。那么，新建立的巴基斯坦在集权主义的思潮下，能够应付如此众多的问题吗？
徘徊于发展和稳定之间
在巴基斯坦独立过程中，首先爆发的是克什米尔问题。1947年，随着巴基斯坦建国的临近，克什米尔成了巴基斯坦开国者们最揪心的关切点。
在划分两国领土时，往往采取各个土邦的自愿原则。但在三个邦主与臣民信奉不同宗教的地区，却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三个地区都是印度占据了先手。在海得拉巴和朱纳格特，信奉伊斯兰教的邦主都想选择巴基斯坦，却被印度以人民信奉印度教为由，出兵干涉强迫加入了印度。如果按照这个原则，那么第一大邦查谟—克什米尔虽然邦主信奉印度教，但大部分人民都信奉伊斯兰教，就应该加入巴基斯坦。
事实上，当邦主哈里·辛格（Hari Singh）犹豫不决时，巴基斯坦已经决定出兵进行干预，按照印度的方法驱逐邦主，利用庞大的伊斯兰教人口进行公决，让它加入巴基斯坦的怀抱。
1947年9月，来自巴基斯坦的一些部族武装进入克什米尔与土邦军队交火，并直逼土邦首府斯利那加。10月，武装部队与当地穆斯林联合，宣布克什米尔西部与北部地区独立并加入巴基斯坦。接着，王公宣布其控制地区加入印度，并请求印度出军保护。由此，印巴两军交火，爆发第一次印巴战争。参见蒋哲杰、陈秀云：《英吉利文明在亚洲》，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04页。
巴基斯坦首先通过与克什米尔接壤地区开始了渗透，并策划了反对邦主的叛乱 。它的军队也随之过境，从临近地区出发，向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Srinagar）进军。不想这一次，所谓臣民的叛乱却让邦主最终下定决心，签订了加入印度的协定书，随后向印度求援。
与海得拉巴全部都被印度领土包裹不同，克什米尔处于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阿富汗四个国家的交界地带，当巴基斯坦军队进入克什米尔后，印度也立刻派兵出击，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也让这两个曾经的兄弟国家变成了敌人。
这次战争的结果以印度拿到了大部分利益为结束。在所有争议地区，印度获得了查谟和斯利纳加这两个最主要城市，并占领了大约2/3的领土，巴基斯坦只获得了1/3的高寒和边缘地带。
克什米尔战争还没有结束，与伊朗比邻的俾路支斯坦地区也发生了叛乱。由于该地区的俾路支人一直有独立倾向，将此时看作争取独立的最佳时期。叛乱被镇压了下去，却给新兴的国家蒙上了另一层阴影。
正是这一次战争和一次叛乱，使得巴基斯坦领导层意识到必须有一个强力的核心，才能控制住这个四分五裂国家的命运。这个国家的南部分布着巨大的沙漠，北部则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国土支离破碎，难以驾驭。
1956年，巴基斯坦通过宪法，这部宪法规定了一位强有力的总统，这位总统在内部和外部受到威胁时，有权力将宪法挂起，实行紧急状态。而在行政事务上，则由以总理为首的内阁来治理国家。与集权化政治相伴随的，则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它更倾向于政府对经济命脉的把控，以便将全国的资源源源不断地送入到军事链条中，以应付四处发生的军事威胁。
在宪法里，虽然也规定了三权分立、保护不同信仰等条款，但是在世俗化上却有两处巨大的倒退，让巴基斯坦从一开始就很难算得上是一个彻底世俗化的国家。在宪法中，规定总统必须出自穆斯林，不能由其他教派充当。
宪法同时写着，任何立法不得与《古兰经》和圣训抵触。人们对于一个国家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指标：看它的法律系统是以民法为标准，还是以教义为标准。巴基斯坦把《古兰经》和圣训放在了世俗法律之上，已经是一种将世俗社会拉回到教法社会的举动。
巴基斯坦的做法也可以总结为新兴国家的民主困境。由于建国之初事务烦琐，千头万绪，加上为了争取独立进行的战争，以及未来保家卫国的需要，人们总是倾向于放弃一定的民主原则，建立更加强力的政体。可是，民主原则一旦放弃，又可能影响这个国家未来的国运。
1956年2月29日，制宪议会颁布了巴基斯坦第一部宪法。根据宪法，总督改为总统，米尔扎成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首任总统。然而，米尔扎极不满意宪法中规定的议会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因此在任职期间，他滥用职权，操纵政党，两年左右的时间频繁更换了4次政府。1958年10月7日，米尔扎总统利用努恩内阁危机，采取突然行动，在几小时内宣布废除宪法，并解散中央和地方政府，取缔一切政党，实行军法管制。米尔扎任命阿尤布·汗为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兼总理。阿尤布·汗为了实施他的治国蓝图，发动军事政变，逼迫米尔扎辞职，自己接任巴基斯坦总统。参见润青、张建东：《伊斯兰堡的血光和昙花·布托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6页。
人们为了强调安全而加强政府权力，但巴基斯坦的厄运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宪法颁布后两年，这个新兴的国家突然陷入了政治瘫痪状态。
在西部的俾路支斯坦地区，分离主义死灰复燃，利用文火慢炖的方式逐渐削弱着中央政府的权力，而更大的问题出现在了东部的孟加拉地区。由于地理上的分裂，东巴基斯坦（即孟加拉国）和西巴基斯坦的差异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西部的穆斯林以旁遮普为中心，主要说乌尔都语，而东部的穆斯林则主要说孟加拉语。
在政治上，西部的政治家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巴基斯坦的建国，并主导着政治、和平、战争、立法的进程，而东部从一开始就处于政治弱势地位，到底如何协调这两部分的关系，成了政治家的难题。
在制定宪法之前，政治家们首先直截了当地规定乌尔都语为官方语言，受到了东部的严重抗议后，才意识到应该尊重东部的权利，加入了孟加拉语作为官方语言。但在实际应用中，由于西部官僚掌控了政府，他们只会乌尔都语，不会孟加拉语，东部的政治家即便到了西部，也很难混得下去。
更加令双方差距扩大的，是两个地区的政治理想不同。西部地区更早接触到西方文明，而东部地区相对落后，结果西部往往更想走国家控制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而东部则更靠近苏联的社会主义理想。结果，西部选举上台的地方政府往往是右翼的，而东部掌权的常出自左翼。这种社会理想打架的状态反映到了议会中，就很难产生出一个稳定的主流政府，总理也如同走马灯一样，在两年内换了四个。只要东部和西部的争执存在，巴基斯坦的政治就无法稳定。
担任总统两年后，巴基斯坦的首任总统米尔扎（Iskander Mirza）就意识到，宪法在东西部的二元结构下实际上已经失败了，除了运用他的总统权力宣布紧急状态之外，他已经想不出解开这个亚历山大之结的办法。于是，巴基斯坦第一次军事强人时期在宪法制定才两年后，就登场了。
亚非拉地区的政权内，军人干政往往是政治失灵的一个结果，当政治家们已经疲于奔命，无法找到解决政治僵局的办法，军人就会跳到前台接管权力。
军人干政的结果也是喜忧参半，大部分情况下往往起到更坏的作用，但也有少数案例，军人帮助国家找到了出路，走出了历史的险滩峡谷。比如，土耳其的政治失灵时常靠一批有着共和理想的军人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在阿塔图尔克的强力领导下抛弃了宗教，变成了世俗化国家。但是，土耳其每一代的右翼政治家都试图重新引入教法政治，对抗阿塔图尔克的遗产。土耳其的军人们却大都继承了阿塔图尔克的共和理想，每一次当右翼想这样做时，他们就发动政变，强迫政治家回归到世俗化的道路之中。只是到了21世纪，右翼政治家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上台后，才借助欧盟的帮助，以反对军人干政为借口，彻底粉碎了军队的共和派，土耳其也在他的带领下大踏步政教化。除了土耳其，智利的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也利用暴力避免了国家的极端左倾，坚持了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向。
巴基斯坦军人干政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1958年，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将宪法挂起，并解散了东部和西部的地方政府，依靠紧急状态进行直接统治。为了维持紧急状态，米尔扎任命了一位将军作为海陆空总司令，来配合总统的行动，这位将军就是阿尤布汗（Ayub Khan）。
两个星期以后，阿尤布汗发动了不流血军事政变，将米尔扎赶下了台，他本人成了巴基斯坦第二任总统。四年后，为了适应新的统治，阿尤布汗推出了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二部宪法。他吸取了第一部宪法的教训，在东西巴基斯坦分立的情况下，内阁制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只有实行总统制，才能保证稳定。
总统制的特点是一经选举，就不会在任期未到时倒台，而内阁制则可以由于议会党团的改变而随时下台，当议会过于复杂时，内阁制显然无法稳定下来。
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阿尤布汗还规定，总统不是由全民选举的，而是由一个8万人的委员会选举。不过，阿尤布汗倒并非是一个特别强权的人，他并没有授予总统随便解散议会的权力。为了要求保守的宗教势力对自己支持，第一部宪法中规定的穆斯林优先原则也都保留下来，甚至更加强化了。
在阿尤布汗统治期间，伊斯兰堡（Islamabad）诞生了。巴基斯坦最初的首都是卡拉奇（Karachi），阿尤布汗认为卡拉奇是一个容易受到海上攻击的城市，同时是英帝国主义的象征，应该在位于中部的内陆地区建立一个新首都。在阿尤布汗的设想中，伊斯兰堡应该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骄傲，要设计得整齐划一又富丽堂皇，他专门请了一个希腊公司来搞城市设计，做了一个庞大的规划。新首都选在了古老的城市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的北方，那儿有一片巨大的平原。
在巴基斯坦建立新首都时，邻国印度也在建立新首都，印度在首都老德里的旁边建了一座新城，叫新德里。与新德里不同，巴基斯坦的新首都和旧首都之间却隔着1000多公里。
几十年后，两国的首都都已经稳定，再回头一看，才发现二者的巨大差别。新德里作为一座花园城市已经颇具规模，绿树鲜花映衬下，别墅群和政府建筑相映其中。印度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脏乱差，但新德里却是少有的例外。
而伊斯兰堡却出现了巨大的失调。这座城市当初设计得过于雄心勃勃，包括了许多个正方形的街区，每一个街区都有一定的功能。但几十年后，由于城市架构过于庞大，开发资金却有限，到现在，整座城市仍然如同一片农村的组合，这里冒出一片别墅，那里有几栋楼房，剩下的地方都被杂乱的树木和野草所占据。走在伊斯兰堡的市中心，都有可能满眼是荒郊野岭的景象。
由于城市铺得过大，人们办事情非常不方便，动不动就要走过遍地的杂草，走很远去寻找商店、汽车站。商店的建筑大都是平房或者二层小楼，汽车站中泥水遍地，仿佛是在乡村集市上。
不过，除了首都规划的失败以外，阿尤布汗时期却成了一个令人怀念的时期。虽然是靠军事政变起家，他却意识到，巴基斯坦的维稳成本太高了，必须通过减负、发展经济来摆脱陷阱。
他大力和美国合作，缓和与印度的关系，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加强了私营经济的发展。在他的治下，巴基斯坦出现了短暂的欣欣向荣。由于美国的影响，年轻穆斯林的生活也逐渐世俗化了，人们不再过分强调爱国主义和军事复仇，更不愿去清真寺，而是看着美国的电影，听着美国的音乐，喝着可口可乐，梦想着发财。这样的势头如果持续下去，也许巴基斯坦能够找到一条世俗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旦经济发展上去了，人们也就不再闹乱子，而财政上也会更有钱来支持军事。
但就在这时，已经有点轻飘飘然的阿尤布汗却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随着这一波的经济发展，政府的财政实力已经大大加强了，于是，占领克什米尔、向印度复仇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为了避免国际舆论，他采取了一种小心翼翼的渗透策略，利用小股武装进入克什米尔，以训练当地人为主，再利用当地人打头阵，逐步夺取克什米尔的控制权。
但他没想到印度的反应非常强烈。由于当时正处于冷战之中，巴基斯坦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印度是苏联的伙伴。正是由于两个大国的支持，使得双方都觉得自己有恃无恐。经过十几天的战斗，印度占了上风。阿尤布汗心酸地发现，虽然自己努力发展经济和军事，仍然无法改变巴基斯坦军队指挥乏力、战术陈旧的老毛病，暗暗吞下了苦果。
战争过后，阿尤布汗的黄金时期成了过去。人们反思战争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巴基斯坦的弱小，反而认为灾难都是阿尤布汗带来的，是他过于右倾、靠近美国的结果。另外，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虽然帮助巴基斯坦农业和工业获得了大发展，却造成了贫富差距，人们要求的不是发展，而是平等。
从这时开始，有两股力量出现了巨大的失控。一是东巴基斯坦的左翼力量已经不再放纵这个紧靠美国的老军阀；二是在西巴基斯坦内部，一个更加左倾的集团团结在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的周围，对于阿尤布汗形成了冲击。
1969年，身体欠佳的阿尤布汗在全国形势的压力下黯然离职，将总统大位留给了他指定的接班人雅西亚汗（Yahya Khan）将军。雅西亚汗将军随即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开始了另一次军人统治。
但这一次的军人统治很快就被一件影响了巴基斯坦命运的大事打断了。
依然无解的边疆
1971年12月3日，在以色列六日战争4年后，巴基斯坦决定发动一次效仿性的军事行动。在以色列版本的战争中，以色列先发制人，以优势的空中力量集中打击阿拉伯联军的机场、雷达和防空力量。在陆军还没有出动时，阿拉伯人已经基本丧失了空军，从而影响了战局。为了空袭，以色列的200架西方配备的先进轰炸机倾巢而出，没有做任何保留。
巴基斯坦版本的军事行动也有着同样的目的，它决定先发制人，在印度的空军力量没有反应过来时，就动用强大的空军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印度西北部的11个空军基地一举敲掉，让印度彻底丧失制空权，从而让巴基斯坦空军可以为陆军提供全方位的空中掩护。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有一个宏大的名字：成吉思汗行动（Operation Genghis Khan）。为了执行这个行动，巴基斯坦动用的空军是——50架老式飞机。
这次空中打击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实际上，在开始打击之前，印度已经对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了如指掌，这并非是因为印度的情报工作有多好，而是因为巴基斯坦人自己不知道保密。
比如，在战争发生前一个月，巴基斯坦的政治家们就纷纷组织民众，宣传民族主义，叫嚣要干掉印度，这让印度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于是开始加紧备战。11月23日，巴基斯坦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开始战备动员，准备打仗。这时印度知道战争越来越近了。
巴基斯坦的整个军事行动都在印度的预料之中，也就很难做到奇袭。其结果是，巴基斯坦不仅没有消灭掉印度空军，还被印度空军消灭殆尽，成了战败国。
这次战争之所以无法避免，是因为巴基斯坦内部问题：东西巴基斯坦的分裂就在眼前，而印度恰好处于两个巴基斯坦之间，只要它存在，位于西巴基斯坦的中央政府就很难镇压东巴基斯坦的叛乱。最终，巴基斯坦总统得出结论，如果要想保住东巴基斯坦，就必须击败印度。
两个巴基斯坦问题之所以激化，和两部分的政治困境分不开。最初巴基斯坦采取了议会制，但在实行过程中，由于两部分的理念不同，很难形成稳定的政府结构。到了阿尤布汗时期，为了避免政治僵局，将政体改为总统制，而总统不是人民选举的，这就避开了东巴基斯坦人民的选票对于政局的影响，始终由西巴基斯坦的高层操纵政治。
但是，这个方法到了1970年又出现了问题。虽然巴基斯坦实行总统制，但仍然保留了总理职位，总理职位是由议会选出的。由于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人口比西巴基斯坦多一点点，在分配议会席位时，总数313个的席位中，分给了东巴基斯坦169席，也占了一半多一点，剩下的保留给西巴基斯坦。
这一年，巴基斯坦进行了一次议会普选，谁也没有想到，东巴基斯坦一个叫阿瓦米联盟（Awami League）的组织竟然如此强势，东巴基斯坦的议席除了两席之外全都被它收入囊中。这样，不管西巴基斯坦的结果如何，联盟依靠东巴基斯坦的选票就已经成了议会的绝对多数党。按照规则，该党的党魁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将自然成为总理。
对于东巴基斯坦人的选举结果，西巴基斯坦人感觉有苦说不出。他们认为，拉赫曼的胜利是煽动和愚昧的结果，在一个正常的选举中，一个政党无论如何不可能获得几乎百分之百的席位。
西巴基斯坦最大的政党是巴基斯坦人民党（Pakistan Peoples Party），党魁就是后来的总统布托。布托首先反对拉赫曼当总理，后来又提出了双总理制度，也就是东巴和西巴各出一个人当总理。但不管怎么提议，已经获得了多数席位的拉赫曼都无动于衷，反而认为这是布托在玩弄手段践踏宪法。
当拉赫曼意识到，西部的建制派是无论如何不会让他这样一个东部人当总理时，他走出了大胆的一步：宣告东巴基斯坦独立。
拉赫曼的做法让西部的建制派感到震惊，为了对付东部的反叛力量，他们决定诉诸武力。一个叫寻光行动（Operation Searchlight）的计划浮出水面，这个行动的目的是镇压一切反对派。当中央政府军队源源不断进入东部时，这次行动最终演化成了一场大屠杀。
但是，西部的镇压并没有让东部屈服，反而让东部人民更加意识到，西部的政治家根本不在乎东部的死活。这时恰好处于“冷战”的高潮期，西部建制派背后的支持者是美国，而东部反叛力量背后的支持者是苏联。此时，印度也是一个亲苏的国家，在苏联的支持下，印度也逐渐搅入了乱局，暗地里支持东巴基斯坦人民的反抗行动。巴基斯坦内战最终变成了印巴之间的战争，并以巴基斯坦在东部军队的投降作为结束。
这次战争奠定了英迪拉·甘地的一世英名，也毁掉了巴基斯坦总统雅西亚汗的政治生涯。作为战败者的首领，整个国家一半的疆土和人民就这样分走了，他自然要承担责任。如果说，巴基斯坦在之前从体量上还足以和印度抗衡，那么在丢失了东部之后，它已经失去了和印度抗衡的资本。在之前，一旦印巴局势紧张，巴基斯坦能从东部和西部同时压迫印度，现在，它只是印度西北部的一个小边区。巴基斯坦曾经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但现在变成了一个中等国家，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才能维持与印度的军事对峙，至于发展经济就更谈不上了。
但所有的责任也并不是都要总统来背。从最初英国人划定巴基斯坦地图时，就已经决定了巴基斯坦这样一个国家必然处于不稳定之中。在四大问题的侵扰下，它必然顾此失彼，最终走向分崩离析。
在巴基斯坦的独立，反而让巴基斯坦摆脱了四大问题中最大的一个，减少了政治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分家是唯一的出路。雅西亚汗的离职也将巴基斯坦从强人政治的轨道上捞了回来。老军人下台后，巴基斯坦重新举行了选举，开始了另一段民主时期。
当孟加拉问题已经成为过去，西部的政治再也不受东部的干扰，巴基斯坦能否在政治家的团结之下，将剩余的三大问题解决掉，从而尽快走出历史的泥沼呢？答案就留给了下一位领导人：布托。不幸的是，刚刚摆脱了独裁的他立刻选择了一条左倾的道路，将机会再次浪费掉了。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历史上，有类似于美国肯尼迪家族的悲剧家族。印度的甘地家族出现了两位总理，但两位总理先后遇刺。在巴基斯坦，类似的状况出在布托家族。
巴基斯坦战败后，总统大位交给了巴基斯坦人民党领袖布托。布托在阿尤布汗当总统时期，就是总统器重的外交部长，他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铿锵地指出：如果印度拥有核武器，那么巴基斯坦吃糠咽菜也必须拥有核武器。这样的豪言壮语让他获得了足够的名声。
布托上台后，面对着前任留下的烂摊子，痛定思痛，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孟加拉国的分裂已经是既成事实，再也没有办法收复，与其计较于名义上的归属，不如承认这个事实；第二，与印度相比，巴基斯坦仍然属于弱势一方，靠常规武力打败印度很难，要想生存，巴基斯坦必须发展核武器；第三，与印度比起来，巴基斯坦的朋友太少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不结盟运动拉来了一大票崇拜者，加上和苏联的友好关系，让它成了地区一霸，巴基斯坦数来数去，只有两个半朋友，除了伊朗、中国之外，美国也曾经因为对抗苏联的需要而帮助过巴基斯坦，但美国的帮助是不可靠的，比如，当孟加拉国闹独立时，美国甚至倾向于让孟加拉国独立；第四，从阿尤布汗开始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要为巴基斯坦军事惨败负责，自由经济不适合巴基斯坦，计划经济和国有化，集中精力办大事才是王道。
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布托承认了孟加拉国的独立，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关注核武器的发展，使得巴基斯坦在核竞争中不至于被印度甩下太远。同时，在外交上，他从依靠美国改为向东方靠拢，在经济政策上，更是大力推进国有化政策，加强福利。
在巴基斯坦早期，几乎每一个强力总统都像做衣服一样为自己量身定做一部宪法，布托也不例外。他又制定了一部宪法，将政体再次改为了总理负责制，他自己担任了总理。这部宪法是巴基斯坦第三部宪法，也是最后一部。之后，巴基斯坦宪法没有被重写，只是不断被修改。
布托的努力给自己赢来了“人民领袖”的称号，却给巴基斯坦带来了另一重枷锁。之前巴基斯坦国内的主要问题是东西巴基斯坦之间的纷争，而在西巴基斯坦内部，却很少被左倾化，阿尤布汗之后也一直崇尚自由经济，鼓励民间的发展。
布托错误地认为，自由经济是巴基斯坦没有战斗力的根源，因为人们都挣钱去了，不想打仗。由于巴基斯坦的官僚体系，自由化也必然被腐败的官僚利用，造成了进一步的贫富分化。但他没有意识到，自由经济本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那些利用自由经济钻空子的官僚制度。结果，他反而加强了官僚对经济的控制，又用再分配的福利制度来获得支持，给中央政府的财政又增加了一层负担。
在布托的统治下，巴基斯坦进入了一个加强政府控制，发展大项目，经济发展却很缓慢的时期。但由于他的再分配政策听起来很美，使得巴基斯坦人民反而对他充满了感激。
当然，他的统治并非人人满意。有一帮人就对他充满了仇恨，这些人是原来的建制派。建制派对他的仇恨也不是因为他的错误政策，而是因为权力斗争。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布托的左倾，必然让建制派更加右倾。
在巴基斯坦，右倾主要表现为对于宗教的谄媚。阿尤布汗时期，虽然总统对宗教势力有所妥协，但在潜移默化之间，民众已经开化，不再属于宗教情绪强烈的地区，即便是穆斯林也已经被世俗化了。
但在布托的领导下，巴基斯坦变成了左倾的阵地，于是倒逼反对派们祭起了宗教保守主义的大旗，主义之争最终导致了宗教的回归。
1977年，布托再次参加总理选举，他的反对者是右派势力巴基斯坦国家联盟（Pakistan National Alliance）。人们预计布托的政党过不了关。布托试图操纵选举，但他操纵过度了，公布的选举结果是：他的政党赢得了200个席位中的155个，这样的数字让即便支持他的人都不敢相信。当政治陷入僵局，人们纷纷抗议时，布托亲自任命的陆军总司令齐亚（Zia-ul-Haq）将军采取了行动。他发动不流血政变，废除布托总理职务并利用审判处死了布托。
如果说，由阿尤布汗发动的第一次军事政变给巴基斯坦带来的记忆不那么糟的话，齐亚将军的第二次政变却是一次灾难。
阿尤布汗对于经济的贡献巨大，也试图利用改革政体来挽救摇摇欲坠的东西巴基斯坦联邦，齐亚将军却更加依靠强力来进行统治。由于布托是个左派，齐亚将军依靠反对布托的势力发动政变，在政变后，就必须向反对派妥协。
齐亚将军最初希望能够在90天内组织新的选举。在土耳其等国家发生军事政变后，军方往往能够在短期内组织大选，尽快还政于民选政府，齐亚将军也想这么做。但随后他发现问题过于复杂，这个国家还是离不了自己，于是短期过渡变成了长期统治，直到11年后他去世，巴基斯坦才有了重新举行真正大选的机会。
在齐亚将军的治理下，巴基斯坦成了世界的背水湾，它静静地龟缩在喀喇昆仑和兴都库什山组成的小角落里不声不响，不引人注意。在巴基斯坦内部，经济已经停滞了，印度都不屑于与巴基斯坦竞赛。民间的技术、艺术得不到政府的关注。唯一不变的，是齐亚将军对宗教的热情。巴基斯坦正在变成一个面纱背后的国度，向着阿拉伯世界靠拢。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巴基斯坦是如何在分裂主义的大潮中，逐渐被印度甩下的。英国人留下的难题对于印度来说是一个可以克服的障碍，随着印度树立了中央政府权威，逐渐将国家整合成型，于是有了20世纪90年代的拉奥改革。
而对于巴基斯坦来说，东西巴基斯坦的分裂已经是伤筋动骨，巴基斯坦丢掉了一半的人口和大部分耕地，剩下的国土面积中大部分是山地和沙漠，既有世界第二高峰，也有最贫瘠的干旱地，巴基斯坦从一个可以与印度匹敌的大国，变成了一个问题重重的中型国家。克什米尔问题中巴基斯坦也吃了亏，让印度占据了最好的河谷地带。俾路支斯坦问题也在不断爆发。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阿富汗问题的激化，巴基斯坦边境上最后一个问题：普什图问题也爆发了。在巴基斯坦边境上，住着许多普什图人，他们传统上属于阿富汗人，却被英国人强行整合进了巴基斯坦。对于巴基斯坦来说，这些地区是不容丢弃的，但又很难整合进入中央政府。
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阿富汗成为战场，而国际社会发现唯一能够支援阿富汗的渠道就是通过巴基斯坦西北地区，于是大量的武器送到了这里，将巴基斯坦西北部变成了人类武器密度最高的地区，从此以后打开了冲突的魔盒，至今依然无法愈合。
巴基斯坦之所以要帮助国际社会支持阿富汗，是因为它希望通过这样的举措重返世界主流，做一个受需要的国家，不想却引狼入室，不仅引入了大量致命武器，也引入了更加极端的宗教思想，从而让自己国家受害。
如今，巴基斯坦依然要付出高昂的维稳成本，由于西北问题、俾路支斯坦问题、克什米尔问题不断地威胁着国家安全，巴基斯坦不得不征收高昂税收来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从而影响了自身的经济发展。
夹缝中的缅甸女神
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外，还有一个国家也可以算在南亚的范畴之中。它在最近10年内也在经历着重大的变革，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同时又有着极大的回潮。随着中国出海战略的发展，以皎漂港为核心的海上替代通道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因此，在本书的最后，不妨探讨一下缅甸最近的民主化和经济走向。
成也女神，败也女神，最近几年，世界上评价变化最大的一个人是昂山素季。2015年，世界一片欢腾，为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党获得了缅甸的执政权拍手叫好，这位长期率领缅甸人民争取民主运动胜利的女士，终于获得了她应该得到的机会，主导一个国家从封闭落后，走向开放和发展。
然而，仅仅过了几年，昂山素季却突然被妖魔化了，由于她对待边境上的罗兴亚人问题采取了冷处理的态度，无法达到西方的期望，于是各国开始纷纷谴责这位曾经的女神。许多大学撤回授予她的荣誉职位，西方国家的各级政府和机构也在剥夺她一系列的奖项和荣誉称号。
幸运的是，在她的家乡，女神依然是女神。许多国家的在野党一旦成了执政党，就立刻让人民感到失望而遭到诅咒，但在缅甸，人民依旧爱戴着这位掌握了政权的女神，表明她领导的务实改革得到了国人的认可。
在昂山素季掌权前后的2013年和2019年，我曾经两次去往缅甸，在第一次去时，当时的缅甸总统登盛刚刚释放了软禁中的昂山素季，随后她当上了议员和在野党领袖。与此同时，登盛推动了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新闻自由改革等，直到2015年，昂山素季的政党掌握了权力。在缅甸，每一个人谈起昂山素季，都充满了希望。一位作为异议者的表演艺术家刚刚获准重新出山，当我们去看他的表演时，他激动地举着奥巴马会见昂山素季的照片，得意地表示自己这些年的奋斗是值得的。
在仰光的茵雅湖边，有一栋普通的建筑正在成为旅游景点。茵雅湖坐落在仰光城的北面，湖水清澈宁静，湖岸上绿草如茵，仿佛是世界上最平静的地方之一。在湖的南岸，这栋小小的建筑就是缅甸开国者昂山将军的住宅，也是当年软禁昂山素季的所在。
当我造访这里时，昂山的房子大门紧闭，在大门上高高地放着一张昂山将军的照片。几辆大型的旅游巴士停在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个个肥胖的外国人，在大门外品头论足。过了一会儿，外国人照完照片，纷纷上巴士离开了。可紧接着又来了两辆小型的巴士，这次来的是缅甸人，他们也乐于照相留念，然后离开。整个气氛显得欢快轻松。
到了2019年，昂山素季已经承受着国际社会无数的压力，但我再次去往缅甸时，与一位前教师谈话，再次提到了昂山素季，他依然是那么激动，急于告诉我，只有缅甸人最了解缅甸，昂山素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缅甸，而国外的人们并不了解缅甸所发生的故事。
在我第一次访问缅甸时，只有很少的人会说英语，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任何英文。但第二次去时，短短的几年间，大街上的英文标志已经很多，青年人自信地与外国人交流着，就连缅甸的公交车上都在播放着学习英文的短片。虽然缅甸依然是个农村极其贫穷的国家，但昂山素季给人们带来的自信随处可见，表明缅甸正在试图摆脱之前的孤立状态，寻求发展与进步。这和国际社会强加给她的形象有天壤之别，也让人们感觉到，国际社会的许多后现代议题，与新兴国家最需要的发展议题是多么不同。
在南亚的殖民地中，印度与巴基斯坦常常会被用来作为比较。但是缅甸这个由于封闭而显得神秘的国度却很少有人关注。事实上，在独立后，缅甸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它在不断摸索，不断进入歧途，却不断挣扎，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比较适合自己的道路。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个位于南亚东部的国家，曾经与印度都是殖民地，在独立后又是如何发展和演化的。
与印度相比，缅甸的集权主义倾向更加根深蒂固。印度在英国人统治之前是四分五裂的状态，而缅甸被殖民地化较晚，当印度已经逐渐沦落为英国殖民地的时候，缅甸由于地理位置更加难以到达，还处于光荣的孤立状态，英国制度在缅甸社会中留下的痕迹不深。
更重要的是，缅甸到1752年还建立了一个辉煌的王朝——贡榜王朝。贡榜王朝南征北战，是东南亚的霸主。与此同时，贡榜王朝又是一个中世纪的帝国，除了中央政府之外，缅甸境内还有许多少数民族，比如克伦族、克钦族、掸族等，他们居住在山区之中，传统不同，政治更加落后。这和当年中国的清政府相似，除了中央直辖区，还有不少附属区，更远处则是属国，共同构成了帝国圈。
这种前现代的帝国模式留下了种族冲突和分裂的苗子。而要对付分裂，很多时候除了动用武力，没有其他好办法。缅甸东北部的罗兴亚人问题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罗兴亚人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穆斯林，缅甸人则都信奉佛教，从贡榜王朝以来，历届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的身份，也缺乏将他们纳入社会框架的经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现代，很难通过一两个善意的举动而有所改观。
英国人到来后，一方面带来了许多白人特权，另一方面也尝试在殖民地建立一套宪法制度。由于印度殖民地化较早，精英教育更完善，所以会出现甘地、尼赫鲁等熟悉英美制度、尊重宪法框架的精英阶层。但是在缅甸，宪制建立较晚，精英阶层的发育也不完善，力量不够强。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缅甸一度被日本人占领，成了日本进攻中国云南地区的跳板。为了扶持缅甸对抗英美的政治势力，日本还开始寻找在缅甸的代理人。日本人扶持的多是年轻人，他们多被送到日本进行过学习。这些人文化素质和宪制理念并不强，又因为军事化训练带上了军人的特征，还有的人借助佛教的慈悲情怀希图建立一个佛教秩序的国家，这使得缅甸的政治思想一直不发达。
然而，在日本人扶持的人当中，却有着一个异数：昂山将军。与他的其他同志比起来，昂山是一个更加理想化的人。他很早就参加了反对殖民地的斗争。昂山也曾经醉心于利用日本人来反对英国统治，寄希望于在日本的帮助下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他发现日本人的榨取比英国人更甚。作为新兴帝国的日本缺乏有效社会规则的约束，借助日本人赶走英国人无异于痴人说梦。于是昂山决定开展反日活动，并与英国人进行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突然发现，虽然日本人投降了，但一个独立的缅甸领导层已经逐渐成熟。这个领导层由昂山将军领导，做好了接替英国人的准备。如果他们无法通过和平手段接班，并不排斥使用暴力手段。
英国人意识到如果继续把缅甸作为殖民地，统治成本要大于它的收益，决定用和平的方式，让缅甸分步骤独立。缅甸独立前，英国人已经在缅甸设立了议会制度，最初的议会是由英国人控制的，此刻，英国人把总理的职位让出来，请昂山将军担任。
昂山将军任总理后，缅甸分步骤独立的过程开始加速。他主持制定了相对民主的缅甸宪法，并与英国人签订了“昂山—艾德礼协定”，规定一年后缅甸独立。由于缅甸的帝国特征，拥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在制定宪法时，昂山倾向于对少数民族给予了较为优厚的政治待遇，来团结整个缅甸。然而，就在昂山将军和少数民族进行讨论的时候，他被刺杀身亡。
将军的死亡成为缅甸悲剧的重要原因。一个制度最重要的时期，是它刚刚建立时。民主制度虽然从长期来看是有利的，但在短期内，却要影响许多既得利益的分配。为了把各种利益集团拉到一个框架内进行博弈，需要一个颇孚众望又带点强力色彩的人主持工作，这个人既要有开阔的思路、认同民主制度，又不能有野心进行独裁统治。或者可以说，他的统治色彩必然带上一定的魅力型领袖的特征，但他本人又足够清醒，避免独裁之路，这样这个国家才较容易度过最初的学徒期。
昂山是一个和尼赫鲁接近的人物，颇孚众望，能够得到各种势力的认可。如果失去了他，从缅甸当时的政治家中很难找到一个这样的人。
昂山死后，他的政党在最初仍然能够保持团结，一个叫吴努的人担任了独立后缅甸的首任总理，并宣誓要实行民主制。吴努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很浓、道德层次很高的人，却缺乏足够的魄力和勇气。他是一个诗人、佛教徒，却不是政治家。
独立的缅甸经历了各个殖民地自治后不可避免的阶段，充满了混乱和矛盾。
在宪法层面上，吴努基本上是一个民主派，但当时缅甸国内的各种势力过于分散，且要求各个不同。和尚们试图把佛教立为国教，并排斥少数民族和伊斯兰教群体，也包括华人；少数民族区域纷纷要求独立，发动了叛乱；左派和右派之间也吵成一团。作为总理的吴努缺乏足够的勇气和威信，无法将所有的势力捏合在一起。统一的缅甸离心力越来越大，以致人们开始担心这个国家会不会分崩离析。
在行政层面上，由于把战前的行政官僚都排除在外，缅甸缺乏合格的官吏，结果官吏们仍然在用中世纪的统治手法来治理国家，腐败和索贿横行，民间经济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在经济层面上，吴努是一个信奉国家投资的人，缅甸获得了不少的海外投资和贷款，但这些钱并没有进入民间，而是由政府组织了不少大的投资（“比道达”计划），这些投资建设的工程和工厂大都浪费掉了，没有形成实业力量。政府投资虽然浪费了，但海外流入的钞票却没有回笼，形成了巨大的通胀压力，从而进一步摧毁了民间经济。
到最后，解决不了问题的吴努只好求助于佛教来团结全缅，举行盛大的佛教活动，甚至本人都把权力交给副手，自己跑掉好几个月去拜佛，但这显然无济于事。丧失了制度建立的最初机会，那么这个政权迟早要付出代价。
1958年，当吴努因为党争、经济等问题，无法组织有效政府的时候，决定请昂山将军的一位老朋友——奈温将军出面暂时接管权力。奈温将军是昂山将军的同志，曾经一起去日本学习，又一起举起了独立的大旗，他被称为缅甸的“军队之父”。
作为缅甸军方的首领，由于缅甸军方在抗英过程中的功劳为人们所铭记，加上军人正直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军方的接管受到了民众的欢迎。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接管也是有宪法依据的，不属于军事独裁，因为宪法规定军队可以在政府解散后组织看守政府，并安排大选，等新的政府选出来后，再把权力移交给新政府。
军人组织的看守政府按照规定将于半年后组织大选。然而半年后，由于条件不成熟，大选又推迟了一年，所以，军人看守政府此次执政一年半（准确地说是16个月）。
没有理由怀疑奈温将军的诚实和理想主义，他也的确很好地维持了政府和社会的运转，并按照承诺在一年半后将权力交回给了合法政府。军人再次退居幕后，民主继续前行。
但几乎没有人发现，这一年半的军人执政已经给缅甸政治留下了一个潜在的后果：在军人执政之前，民选政府把社会和经济状况搞得一团糟，而在军人执政时期，由于军人高度的纪律性，腐败的传言消失了，社会的动荡也随之减弱，更难得的是，奈温将军的看守政府还使得缅甸的经济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好转。
由于军人政府平息了动乱，并鼓励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经济又出现了活力。奈温还力排众议，组织了一个主要由各行业专家组成的领导班子，这个班子对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也很有成效。军人虽然再次把权力交给了民选政府，但在缅甸人的心目中，却一直怀念这短暂的军政府时代。
在短暂的军人代政之后，吴努总理再次重新上台。他上台后缅甸经济不出意料地再次开始走下坡路。又经过了一年多，缅甸的经济滑向了失控的轨道。
人们心里在偷偷地对比时，已经逐渐倾向于强人政治。那一年半的军人代政除了对普通民众产生影响之外，也影响了奈温将军这样的军人。奈温将军意识到，自己是比吴努等人更适合的政治家，能够有效管理这个国家。当他对吴努等人越来越失望的时候，决定接过统治的大权。
1962年，缅甸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吴努总理的统治。这次军人政变并非是野心家的产物，而是时局变动与个人判断的结果，我们不需要去质疑吴努或者奈温的人品，他们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经过十几年的试验，民主政府在团结缅甸取得发展的道路上暂时失败了。
上台后的奈温雄心勃勃，制订了一系列的计划，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让缅甸富裕起来。上一次他的看守内阁只执政了一年半，就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那么这一次呢？
答案是：这次他们完全无能为力了。
在看守政府时，由于军人恢复了社会秩序，民间经济也随之复活，从而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至于军人制定一系列主动推动经济的经济政策起到的效果却是有限的。让经济发展的是维持稳定和放松管制。奈温将军却错误地以为，民间经济的复苏是他经济政策大力推动的结果。由此他得出了结论：需要加强对经济的管制和指导，加强计划性，向国有化的方向迈进。
军人将缅甸不仅领向了集权，还领向了计划经济，这两方面的合力让缅甸经济非但没有发展，反而走向了死胡同。于是，军政府时期的缅甸陷入了自我封闭和落后的循环之中，成了亚洲最神秘的国家之一。
当奈温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没有将缅甸带入繁荣时，他建立的制度已经生长出巨大的惯性，而他本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做出调整了。他热爱缅甸，却将缅甸带入了泥沼。
然而，奈温又并非投机主义者。事实上，大部分新兴国家的领导人希望能够领导国家走向富强。他们之所以失败并非是因为人的品格问题，而是他们所设计的路线不可能达到想要的结果。当奈温的改革失败后，他也采取了一定的补救措施。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缅甸出现了大饥荒，奈温放松了国有化和对市场的控制程度，以使得缅甸人可以生存下去。同时，他也知道军人统治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建立了一个表面上合法的政府。
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反抗越来越强烈，奈温虽然采取了一定的镇压措施，但各类示威游行仍然是可以举行的。1988年，昂山将军的女儿昂山素季从英国回国，并领导了全国的民主运动，奈温由于没有控制社会示威的经验，开始用枪来回答示威者。但他也并没有试图杀死昂山素季，既考虑到她是自己亲密战友的女儿，也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原则。
奈温不杀昂山素季，没有把反对派赶尽杀绝，使得缅甸始终保持着一个成熟的反对党，这一点，可以说是奈温给缅甸留下的最优质遗产。这个反对党的目标不是破坏社会秩序，而是建立民主。没有成熟反对党的社会在转型期极易坠入民粹的漩涡，并导致另一个强人出现。
奈温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同意举行民主大选。但是，一个人面临他的一生被否定时，他并非完全心甘情愿走开。于是，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虽然赢得了选举，但军政府决定不承认选举结果，并软禁了昂山素季。
事实上，军人政府的行动还是来得太晚了。如果他们更有经验和不择手段，可能会在选举之前执行严格的管制，操纵选举，但实际上，大选一直进行了下去，甚至没有禁止民主联盟参选。直到大选结果出来，昂山素季领导的民主联盟赢得了胜利。这时军人集团才缓缓来迟地跳出来禁止了民主联盟，并建立了另一个军政府的统治。即便如此，地下的民主联盟仍然可以活动并获得支持，成了成熟的政治力量。
拯救缅甸的路线图
1988年缅甸的民主运动表面上看是政治运动，但实际上是因为缅甸政府将经济搞垮了。经济衰退导致了商品减少，商品减少强化了配给制；军政府由于四处要花钱，只好乱印钞票，更导致价格飞涨。人民对经济的抗议逐渐演变成对民主的渴求。
昂山素季原本已经在英国生活，并没有参与缅甸的政治进程。在一次从英国回缅甸探亲时，她看到了缅甸人的生活环境，决心留下来。由于她是昂山将军的女儿，又拥护民主，获得了缅甸知识分子的支持。
在昂山素季的感召下，民主联盟在大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然而随后就被军政府禁止了。这之后的昂山素季大部分时间都在软禁之中，对缅甸的政局并没有实际的影响。但是，她的旗帜作用是如此之大，随时都会给军政府造成压力，使得他们产生危机感。
缅甸要走向民主，需要借助双重的压力：内部集团（军人集团）中产生一批想改革的开明分子，外部也要形成反对力量（民主派），压迫内部集团改革。内部集团的开明派和外部力量的反对派缺一不可。昂山素季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外部力量。
与此同时，内部集团还必须足够开明，至少要容忍外部力量的存在，而不是把他们杀光。昂山素季被软禁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被杀害，中间还有几次被放出来恢复了自由，可见内部集团的开明派还是有作用的。
军人政府叫停“8888民主运动”，是出于两个方面原因：第一，为了保持既得利益。第二，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昂山素季领导的民主不适合缅甸，会造成失控，当社会变化超出了他们的知识范畴，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叫停这种变化。
军政府的危机感并没有随着昂山素季的软禁而减轻，他们知道，虽然民主运动可以暂时冻结，但如果他们本身不作出改变，这样的运动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直到冲垮现有的堤岸。他们尝试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协商的方式重启一种可控的中间状态，但由于各方的分歧过大，协商失败了。军政府关闭了国民大会，决定自己来主导改革。
2003年开始，缅甸的政改在军人政府的主导下启动。这一年8月底，新上台的钦纽总理还推出了一份缅甸民主路线图。
尽管钦纽的路线图是不错的，但在当时却受到了国际上的批评，认为它没有时间表，是虚伪的。为了证明这不是虚伪的，钦纽总理与昂山素季也取得了联系，试图将她也拉入进程之中。但钦纽和昂山素季的联系又激怒了另一个以丹瑞大将为首的军事集团。对于稳定的渴望，终于又一次压倒了改革的呼声，钦纽被迫下台。一个强硬派总理梭温上台执政，导致缅甸的民主历程再次出现了中断。
2007年，脆弱的政治结构再起波澜，一次小小的汽油调价事件引起了僧侣的抗议，并最终演变成了呼吁民主自由的“袈裟革命”。僧侣在缅甸的地位很高，在1988年的民主运动中，僧侣虽然有参与，但不是主角，在2007年的“袈裟革命”中僧侣成了革命的主角，使得缅甸政府的压力更大。
“袈裟革命”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随着缅甸政治和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军政府又意识到必须改革了，民主进程再次开启。此刻，登盛将军继梭温之后当上了总理。在登盛的主导下，缅甸再次启用了钦纽的路线图，并遵循着路线图一步步向下走，制定了宪法，开始选举。
2010年，当缅甸遵循路线图举行全国性选举时，它已经站在了一个岔路口上：这到底是一次公正的选举，让缅甸走向民主，还是一次虚假的选举，变成军政府操纵的游戏？
事实证明，它的确又是被操纵的。
2010年的选举，昂山素季和她的民主联盟再次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从而证实了这次所谓的民主是假的。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选举结束后，新的机会却出现了。
军事集团仍然担心昂山素季给现有格局带去的破坏性力量，他们在小心翼翼摸索民主道路的时候，也想将她的影响降到最小。但他们又知道，离开了昂山素季（包括她的民主联盟）的参与，缅甸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所以，军人们设计了一条曲线的道路：首先把昂山素季排除在外，通过虚假选举建立起稳定的政权（2010年大选）；再邀请昂山素季加入棋局。他们认为这样既可以保证昂山素季的参政权，又不至于让政策出现巨大的跳跃和断档，给改变留下时间。
这样的动作也可以看出军人们的小心翼翼，他们已经害怕了像奈温将军发起的那种剧烈变动，宁肯用变化最小的方式来完成变革。当然，这样做也不是没有危险。这样做需要双方的政治家都保持足够的冷静和谦让：登盛总统必须有足够的肚量容得下昂山素季，而昂山素季也必须同意加入进来，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作为批评者存在。
经过登盛的拜访，昂山素季同意了，她认识到这是一个民主的机会，她甚至还帮助缅甸改善形象，从国际上争取更多的资源来进行改革。
双方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合作着。登盛如同是一个智慧的老人在小心翼翼地掌着舵，又坚决地避免它走回头路。随着政治的民主化，各方面的管制也在减少，并越来越尊重人民的权利。
到了2015年，在另一次选举中，昂山素季的政党终于成了执政党。主导了改革的登盛绝不恋栈，挂冠而去，终于完成了缅甸民主化改革的最后一步。
如果到这一步历史就终结了，那么无疑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到了 2021年，由于前一年昂山素季的政党再次在选举中大胜，缅甸军人宣布不承认选举结果，再次发动了政变推翻了这个只存在了五年的民主政权。这也显示出缅甸政治的善变与多样，人们总以为历史是线性前行的，但它却表现出了极强的螺旋性特征，有前行也有回潮。
这一次政变之所以会发生，在于缅甸的宪法中依然规定了军人集团的不少特权，加之昂山素季本人不能当选总统（她嫁给了英国人，不符合宪法规定的担任总统的条件），这使得2015年之后的政治状态只是一种过渡状态。军人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它内部也有着改革派和保守派之分。登盛所代表的改革派离开后，军人集团中的保守派越来越担心昂山素季的进一步改革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而昂山素季也受到了太多的掣肘，双方都希望对宪法做出一定的调整，以对自己更加有利。政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目前依然无法预测缅甸政变的结局，那些尝到了民主滋味的人们不愿意接受另一次军政府，他们的反抗又激起了军政府的另一次镇压，缅甸有可能会回到1988年之后的局面。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军人集团内部也有着改革的需要，在确保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有可能再次开展另一次的民主尝试。不管怎样，缅甸这个神秘的国度依然让国际社会无法做出准确的预测，这或许会造成未来发展的障碍。
在对比缅甸和印度在独立后的发展时，人们会发现，缅甸由于历史包袱重，在独立后经历了更多的波折。印度虽然曾经有过经济发展缓慢的时期，但一直保留着较为成功的民主制度。虽然英迪拉·甘地时对制度有所破坏，但随后的政治家们又回归到民主轨道上。缅甸不仅在经济上失败，人们也没有维持民主制的经验，导致军人政权屡屡出现，缅甸也由此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成了东南亚、南亚地区最封闭的国家。
缅甸的军人也并没有完全放弃理想色彩，他们虽然在建设国家上屡屡失败，却依然在对治国模式进行探索。加上开国者的女儿昂山素季的努力，使得民主的观念在缅甸已深入人心，缅甸国内依然存在着一个相对成熟的反对派，双方即便存在着对抗，但未来仍有合作的可能性。
然而，即便不考虑这次政变，缅甸的整体形势依然是复杂的。由于它们继承了100多年前遗留的帝国模式，在中央区域之外，有着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如何整合这些地区依然是个难题。在军政府时代往往采取武力，即便昂山素季执政，也无法完全放弃武力。只有当这些外围地区完全整合进入缅甸的政治之中，才有可能最终结束武力冲突。
昂山素季是一个务实的人，她不会因为要讨好世界的某种思潮，就完全放弃武力，也不想在缅甸还没有达到现代化时就沾染上太多的后现代毛病。缅甸改革之初，有的地方以环保等为借口对一些中国资本提出了限制，但随着缅甸政府将精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中国投资不仅没有撤出，反而在加速进入，这也是双方从务实的角度做出的良好选择。缅甸最需要的是成熟的资本，只有中国能够附加最少的条件，给予最多的投资，而中国需要的则是投资机会，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未来在缅甸迎头赶上世界的步伐，获得足够的发展后，才应该更加关注西方人操心的后现代问题。
另外，缅甸国内的少数民族罗兴亚问题虽然在世界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但在国内却并不被当作一个大问题。昂山素季选择了搁置这个无法一下子解决的问题，即便受到了国际上的压力，也还是最务实的做法。
只是随着政变的爆发，许多内部问题必然外部化，因此，不难理解有人会借着这个机会，煽动缅甸人对中国企业进行破坏，导致问题的更加复杂化，缅甸今后仍有可能重回闭关锁国的轨道。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在南亚的几个邻居依然各自面对着不同的问题。
缅甸的动荡以何种方式结束，是以双方的妥协重回和平的轨道，还是在外部的鼓励下走向彻底的对立，是决定缅甸未来命运的关键。而到底选择哪一条路，又必然在于双方的领导层是否足够明智，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控制自己的阵营；军人集团的诉求在于保留他们的一部分宪法特权，但如何将他们的特权最小化，同时又让他们放心，不秋后算账？在经济上，虽然改革的几年发展迅速，但由于缅甸的底子太薄，发展还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如果不能尽快地解决政治问题，势必再次影响到发展问题，久拖不决只会让缅甸的形势更加复杂化。
在很长时间内，三大边境问题依然会困扰巴基斯坦，让它无法全力以赴地谋求发展，这可能是未来可预见的期限内无法改变的现实。除了边境问题之外，它能否摆脱教法阴影，完成世俗化，则是政治上的重大任务。当中国投资大批进入时，最应该考虑的是效益，也就是说，能否从投资中让双方都获得足够的利润，是友好关系是否能够持续的重要因素。
而印度虽然有着教派冲突、计划经济残留、官僚主义和许可证制的多重问题，但由于它的人口基数庞大，加之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政治整合工作，在未来它依然是世界发展的引擎之一。它很难像中国一样发展那么快，但它的发展却是长期的。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既可以沟通非洲，又卡住了世界石油运输的关键性通道。如何与这个区域性大国打交道，依然是我们未来数十年面对的重大课题。
作品本身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如因而由此导致任何法律问题或后果，本站均不负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