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经济独立何其难
作者：郭建龙 更新：2024-04-06 15:53
第六章 经济独立何其难
债务不仅是经济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于国家债务的看法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
晚清以前的中国由于闭关锁国，拒绝与外界打交道，自然也不屑于向海外借钱，可是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央政府发现由于财政支出过大，钱仅仅靠收税已经不够用了，由于清朝政府又缺乏对内的债务发行能力，就只好走上了借外债这条路，左宗棠西征时就不得不向海外的银行团借债。
到了清末，由于欠款太多，中国对于债务的态度再次变化。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更是对于外债充满了警惕，追求变成一个无外债国。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债的态度发生了又一次变化，由于缺乏经济发展的起步资金，中国开始吸引外资，这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包括借债。直到今天，人们依然认为借债是一种好的发展手段，能够在本国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迅速获得资金来发展经济。
但是，这种态度又过于乐观了。事实上外债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达成发展的目的，但也可能让一个国家掉入债务陷阱而无法自拔，甚至丧失独立性。从历史上看，这种可能性比前者还要大得多。
我们不妨看一看19世纪埃及的例子。
现代埃及的开创者是19世纪初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在他之前，埃及分别是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属地，只是在阿拉伯帝国崩溃和奥斯曼帝国建立之前，有过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本地政权。到了18世纪末，埃及依然臣属于奥斯曼人。
1798年，法国的拿破仑入侵了埃及，穆罕默德·阿里作为低级军官随着一支阿尔巴尼亚（这里也属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被土耳其人派到了埃及，并最终成为埃及总督。在他的治下，埃及依然在名义上尊奉土耳其人，但事实上已经获得了独立的统治权和世袭权，甚至不时地与奥斯曼人发生冲突，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又作为关键性盟友帮助奥斯曼人。
在他的手中，埃及变得异常强大。他深知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用这些先进的思想来武装埃及，并大力发展世俗教育。埃及在很多年来一直是作为三流国家存在的，到这时突然间有了极大的存在感，在阿拉伯世界独树一帜。
到了第四任埃及总督赛义德（Said）时代，埃及变得更加重要了，因为这时候，赛义德接受了法国人的提议，开凿了著名的苏伊士运河。这项工程缩短了从西方到东方的距离，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
如果埃及能够守住这些财富，并逐步地深化改革，那么埃及的腾飞本是指日可待的。但事实却与之相反。第五任总督伊斯玛仪（Isma’il）是一位如同他的开国祖先一样的改革者，他的改革措施如此众多，甚至给现代也留下了大量的纪念品。现代游客前往埃及首都开罗，见到首都那宏伟的建筑、密密麻麻的街道，都有一种叹为观止的感觉。而这就是伊斯玛仪时期的成果。在他之前，开罗位于更加靠东的位置，以萨拉丁城堡为中心，并不挨着尼罗河。伊斯玛仪在原城堡西面靠河位置修建了一座足以和欧洲任何城市相媲美的巨大首都，至今，开罗的许多花岗石建筑都是当年留下的。
除了修建首都之外，伊斯玛仪还重建了亚历山大的巨型港口，大力发展铁路，让埃及成了非洲少有的拥有便捷铁路运输的国家。他还改革关税，发展邮政，建立政府控制的大型企业，并试图促进民间的经济。他甚至建立了埃及最早的议会机构，虽然这个机构还很孱弱。不管怎样，这一切英明的举措本来可以让他成为埃及最好的统治者之一。
但是，在所有这一切之中却有一个漏洞：从哪里拿钱？
埃及虽然已经很富裕，但政府的钱依然不够同时完成这么多的项目。政府虽然有了苏伊士运河的补贴，但依然必须量入为出。而伊斯玛仪不仅在改革上花钱，还发动了针对埃塞俄比亚外围地区的战争，试图扩大埃及的影响力。
要想获得资金，唯一的方法就是外债。由于与西方关系紧密，借钱并不难，于是伊斯玛仪上台后短短几年内就借了大量的债务，埃及的债务因而翻了10倍。
在当时，世界对于一个借债国往往是这样的：首先，由于迷信主权所带来的信用，整个西方的银行体系会疯了似的借出超过该国偿还能力的钱，直到突然有一天，人们终于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可能拿回来本金了。
在现代，一个国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在拉丁美洲，许多政府隔几年就宣布还不上债了。这时政府就只好宣布国家破产，进行债务重组。在重组的情况下，那些国际上借钱的银行大都只能拿回一部分本金，剩下的只能自认倒霉。但是在19世纪，由于西方主导了国际秩序，对于债务的处理却并不是这样的。作为债主的各大强国会以偿债为借口，以武力强迫弱国交出财政自主权，并以此为突破口，插手弱国的政治和军事，使之变成附庸。
当埃及政府无力偿还这么多的债务时，作为债主国的英国和法国，不仅可以继续要求埃及偿还，还可以通过武力来保证他们的权力。于是英国人乘机介入，首先强迫伊斯玛仪将苏伊士运河的股份作价卖给英国，从此以后，运河虽然地理上在埃及，但收入却和埃及再也没有关系，而是被英国和法国的股东分走了。
破产后的埃及也丧失了独立的政治，被英国人步步紧逼，逐渐成了被保护国，埃及的财政大臣都换成了英国人。伊斯玛仪也被英国和法国废黜，换上了他听话的儿子继续担任傀儡总督。
穆罕默德·阿里的后代们直到1952年都一直是埃及名义上的统治者，但他们已经丧失了独立性。而最初国家独立的丧失，竟然是因为统治者欠了太多的外债无法偿还，这一件事就足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
也正因为埃及这样的例子存在，外债对于新兴国家那些手痒的统治者而言，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只要他们忍不住，就可能掉入其中。
在现代，随着人们对于主权的提倡，因外债而让一个国家丧失主权，或者必须抵押矿权和税权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但外债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债务而起，泰国的货币泰铢曾经是与美元挂钩的，于是泰国国内企业和人借了太多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当这一年泰国政府由于成本太高，无法维持固定汇率时，不得不允许泰铢贬值，由于债务以美元定价，意味着泰国人不得不用更多的泰铢还债。债务压力又让泰铢进一步贬值，形成恶性循环。
对于世界大部分国家而言，借外债不能用本国货币，只能采用少数几种货币（美元、欧元等）计价，这意味着大部分国家都要承担巨大的汇率风险，只有美国和欧洲可以滥发债务，特别是美国。这种体系对于新兴国家有着不合理的一面，但它们除了接受之外，并没有选择权，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政府不控制自己的借债欲望，必然会导致未来的债务危机。
由于泰国经济体制比较灵活，幸运地走出了危机，但对于墨西哥、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许多非洲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旦他们陷入了政府破产的境地，随着信用等级的降低，必然在未来增大借款成本，也意味着必须偿还更高的利息。因此，一个掉入了债务陷阱的国家在现代就算不至于丧失主权，却依然代价巨大，甚至会直接影响未来的社会发展。
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借债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而有的国家却由于借债而掉入了陷阱？
区别在于：一个国家的外债是否对本国有利，要看它通过借钱创造出的经济价值能否偿还上外债，也就是说，借100元的外债，如果能够创造200元的经济价值，拿出150元（含利息）还债之外，还剩50元可以发展经济，这就是有利的；可是，如果借100元却只能创造90元的经济价值，还不够偿还外债，那么外债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直至失控。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借债之初，所有的国家都认为是可以创造足够经济价值的，只有在借债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才会出现众多的烂尾工程，导致债务被浪费掉。
中国的幸运在于在吸引外资的同时放松了政府管制，依靠民间的获利带动了经济发展。即便这样，还是有一些外债是得不偿失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一些工程好多以烂尾告终。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最忍不住的就是插手经济。不管是在亚洲、拉美，还是在非洲，政府的计划色彩越浓厚，就越想通过借外债来发展自己，但这些外债大部分都用在了华而不实的工程上。
比如，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初，领导人们雄心勃勃地推出了许多大工程大项目，修建首都富丽堂皇的酒店，打造“非洲之最”的工程，或者建立了大量的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事实证明这些工程大都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效益，最终导致了外债失控。
这时，所谓外债问题，又变成了一个政府的边界问题，即政府能否通过放松管制来发展经济，只有这样做才能在发展的同时，不至于陷入债务陷阱。
最后一个问题是：要想让政府放松社会管制，前提条件是这个社会足够稳定，政府即便放松管制，也不会导致社会的混乱，甚至国家的分崩离析。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本来就是临时捏合在一起的，他们甚至连国家意识都没有。在这时，需要的是一个强力政府首先捏合社会，让人们产生国家观念。在这样的国家如果放松管制，不一定能够产生经济腾飞，反而可能让各个族群各行其是，大打出手。由于处于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这样的国家而言，也许外债或者对外来援助上瘾现象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石油的诅咒与祝福
新兴国家在经济上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当它们建立时，世界经济秩序早已经存在了，而这个秩序中，给它们留下的位置是极其边缘化又极其不合理的。这些国家到底怎样才能改变自己不合理的地位呢？这可能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原来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殖民地往往会被定义成资源产地，它们生产矿产资源、农业原材料，却不被允许发展制造业和工业，于是，当殖民地独立后，必然产生众多的问题。由于在所有的资源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石油，我们不妨以石油为例，来看一下那些产油国遭遇的问题。
按照现代人的认知，一个国家盛产石油，往往就意味着暴富，可以借助石油换取的美元实现崛起。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现代的石油国家中，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样本，表明石油也可以带来迥然不同的命运，这两个国家就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沙特阿拉伯作为一个保守的宗教国家，对内实行君主专制，压制女性权利，从各方面来讲都和西方所倡导的民主自由相差甚远，但沙特阿拉伯却由于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之一而备受优遇。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由于和美元紧紧绑定，可以畅通无阻地销往全世界。
但是，与沙特阿拉伯隔着一个波斯湾的伊朗却是另一番景象。伊朗也是世界最大产油国之一，由于美国的封锁，伊朗的石油却几乎很难销往国外。如果对比两国的社会，会发现伊朗虽然也实行宗教统治，但整体社会开放程度要远高于沙特阿拉伯，它的女性地位也比沙特阿拉伯高。那么，为什么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世界上的待遇差别那么大呢？
尽管原因是多样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石油市场。简单点说，是因为伊朗不幸更早地发现了石油，而沙特阿拉伯发现石油较晚，这反而成了它的优势。或者可以说，沙特阿拉伯受到了石油的祝福，而伊朗却受到了石油的诅咒。我们不妨回到历史中去看一看这种奇怪的现象。
中东地区的石油最早发现于伊朗西部的胡泽斯坦（Khuzestan）平原，中心城市在阿赫瓦兹（Ahvaz）。这里是中东最热的地方之一，拥有着该地区最早的油田，也是最大的油田之一，石油产量曾经达到过伊朗石油产量的2/3。
1901年，一名叫乔治·伯纳德·雷诺兹（George Bernard Reynolds）的地质学家来到了这片充满了军阀、疾病和高温的地区。雷诺兹受雇于一名英国（来自于当时属于英国的澳大利亚）绅士威廉·诺克斯·达西（William Knox D’Arcy）。达西是一个百万富翁，从澳大利亚昆士兰的金矿中获得了不少钱，当19世纪末，全世界都在疯狂寻找石油时，异想天开的达西来到了伊朗，和当时卡扎尔王朝的君主签署了一纸协议，规定达西付给国王2万英镑，购买伊朗60年的石油勘探和开采权。如果有石油，那么国王可以享受16%的石油收益。
就这样，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就把石油以最低的价格卖给了英国人。
然而，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达西的钱快花光了，雷诺兹还没有找到石油。达西只好又拉来了另一个倒霉蛋，英国的博马石油公司（Burmah Oil），一起勘探伊朗石油资源。7年后，除了给国王的2万英镑之外，达西和伙伴又投入了25倍的钱，还是没有找到石油，只好拍电报给雷诺兹，让他放弃。
但1908年5月26日，就在雷诺兹已经卷铺盖时，这里突然打出了石油。发现石油后，达西建立了英伊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到了1913年，另一个主角也进来了，他就是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当时的丘吉尔是英国的海军大臣。英国军舰刚刚完成机械化改造，但缺乏稳定的石油供应，于是英国政府投资了英伊石油公司，成了大股东，而英伊石油公司生产的汽油首先要满足海军的供应。
后世认为，伊朗和英国人的石油协议，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商业协议。说它糟糕，是因为当年石油仍然是新生事物，没有人知道油田的价格，特别是对于伊朗这样的老大帝国，国王不知道石油是什么，一听说能卖钱就感觉赚了。
由于伊朗是这个地区最早发现石油的国家，此时价格体系还没有形成，就必然会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开采权，这是经济学的必然规律。到了伊朗对岸的沙特阿拉伯发现石油之时，由于世界对石油的估价体系已经形成，并参考了伊朗的经验，沙特阿拉伯和外国人所谈论的分成协议也就更加合理。但是伊朗作为头一家，并没有可以参考的对象，所有的分成数字可以说接近于双方胡乱蒙的。
对于伊朗来说，更糟糕的情况是，当丘吉尔带领着英国海军介入进来，它就更难摆脱协议带来的枷锁了。协议保证了英国海军能够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获得石油，比伊朗人自己使用都低得多。英国海军又是大英帝国的支柱，一旦对伊朗石油形成依赖性，就再也不肯将利益让出来了。如果要增加给伊朗的付账，立刻会造成海军军费飙升，军费飙升会造成政府财政失衡，甚至形成政治危机。从这个角度说，英国人也被锁死在了英伊石油协议上无法退后。
英伊石油公司被英国人视为最核心利益，任何想破坏和改变协议内容的企图，都是反对大英帝国。
这个协议最后的局面是：英国人依靠伊朗的廉价石油打赢了一场场的战争，而伊朗却几乎一无所获。就算是有16%的收益权，但英国人为了少付账并保证海军供应，故意压低了海军购买石油的价格，使得伊朗人获得的收入比按市价计算出来的又低了很多。
这个协议让伊朗人成了世界的笑话，不仅收不到钱，还被嘲笑成冤大头。正是这个协议，让伊朗意识到了世界对它的敌意，开展了几十年的斗争，不论是以后的国有化运动，还是伊斯兰革命，都与此有关。
在世界贸易史上，人们常常说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必须尊重协议，但对于后发的弱国而言，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当他们签署协议时，由于知识水平不够，往往签出明显失去公平的协议。而这样的协议期限又很长，会将整个国家锁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即便是显失公平，但协议的另一方绝不会松口让步，它们一定要把这个大便宜拖上几十年。更何况伊朗面对的是在世界上已经横行了几百年的大英帝国，这个帝国没有退让的传统。但如果伊朗不反抗，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几十年内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它周围的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却因为较为合理的授权，财政收入飙升，在国家竞争中占据了优势。
伊朗新国王礼萨汗上台后，利用政府的力量开始大力发展经济，财政赤字也随之扩大。为了应付财政压力，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扩大石油收益，这样，伊朗改革的最大敌人——英国人直接与礼萨汗对上了。
双方最初的交锋在：利润的16%是如何计算的。由于英国人控制了生产的方方面面，国王根本无法看到账本，也无法知道销售石油的价格，所谓利润，只不过是英国人随口告诉的一个数字。
况且这个数字也在不断地变化，波动得厉害。1923年，伊朗收入为41.1万英镑，到了1926年，由于国王的抗议，就变成了140万英镑。但好景不长，第二年伊朗收入又变成了50.2万英镑。剧烈的波动让国王根本没有办法制定预算。英国人却不肯固定产量，也不肯固定价格。加上英镑原来是与黄金挂钩的，后来则脱离了金本位，英镑开始贬值了，这对伊朗更加不利。
在吵吵嚷嚷中，英国首先提议，每年一次性付给伊朗100万英镑，代替不固定的分成。这个办法被伊朗否决了。伊朗希望提高持有的股份，达到石油公司股份的50%，同时减少英伊石油公司的勘探面积，好把其余的土地卖给其他开发商，签订更加公平的合同。
英国人则采取了拖字诀，双方甚至上诉到了海牙国际法庭，最后才在1933年达成了新的协定。新协定规定将石油公司特许土地减少为10万平方公里，但是允许石油公司选择最好的10万平方公里。同时，每年付给国王的钱不少于75万英镑，对于石油价格也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从表面上看，这个新协定让伊朗方面的收入提高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本质性问题。协定规定的最高分成为20%，比16%已经上涨，但是对比周边国家，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协议多么不公平。邻国沙特阿拉伯也发现了石油，而和沙特阿拉伯联合开发的美国公司与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分成都达到了50%，这个数字给了沙特阿拉伯充足的财政收入。
英国和伊朗新协议还重新规定了60年的特许期，本来特许期将在1961年结束，现在则延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从时间上看，伊朗实际上是更被锁死了。
虽然英伊石油公司只拥有10万平方公里的特许权，但它选择了最好的10万平方公里，伊朗的大部分石油仍然被这家公司垄断。
礼萨汗虽然短暂地增加了收入，却将争议留给了未来。这次石油争执给英国和伊朗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不平衡。对英国来说，他们认为伊朗是一个不守信的国家，礼萨汗更是英国的敌人。从此以后，英国抓住一切机会嘲笑礼萨汗的改革，并想尽办法挖他的墙角。
礼萨汗痛定思痛，也逐渐明白不能依靠英国。当时正是纳粹德国扩张的年代。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纳粹德国的罪恶，但在当初，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还没有显形，世界被纳粹德国的快速经济恢复能力所震惊，许多国家都在学习德国。礼萨汗也不例外，决定与德国建立友好关系，牵制英国和北方的俄国。
这个决定让他付出了王位的代价。1941年，在英国的主导下，礼萨汗被推翻。伊朗王位让给了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也就是伊朗的末代国王。
虽然国王换了，但伊朗和英国人的纠葛还没有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伊朗与英国争执再起。
即便是20世纪30年代改了合同，伊朗仍然是吃了大亏。1947年，伊朗政府可以从自己国家的石油开采和销售中获得1988万美元（主要是产地使用费和税金），而英国政府却可以获得5600万美元（红利和税金）。这还不是全部，由于英国控制石油销售，伊朗人购买石油反而要花高价，而英国海军部却获得了大量的廉价石油。
伊朗人希望借照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经验，与英国人重新谈判，获得更加公平的待遇。但是，在与伊朗打交道时，英国人仍然是一副老大帝国的面孔，不乐于做出太多的让步。
英国的强硬让伊朗国内一拨最激进的人获得了借口，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对半分，而是要将英国人彻底赶走。对于伊朗人来说，俄国和英国是两个最难打交道的国家。赶走英国人，将石油国有化，就成了伊朗石油政治最激进的步骤。
推行这一步骤的是首相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他本来是一个少数派的议员，以激进态度闻名于议会，善于通过煽动群众来逼迫议会出台左倾议案。在摩萨台之前掌权的是一个温和派首相，由于他不支持石油国有化，被激进的群众杀害了。老首相死后，摩萨台成了他的继任，并主持了石油公司国有化运动。
这个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民意基础，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为他拍手叫好。但这次运动却让伊朗陷入了经济危机。英国人对国有化作出的反应，是在国际社会上扼杀伊朗石油的空间。在英国人的胁迫下，没有一个公司敢于接手伊朗的石油设施，伊朗的油井由于缺乏技术支持，全都陷入了不能产油的困境。
即便能够产油，也没有人能把石油运出伊朗，因为英国人控制了国际航运，任何敢于运输伊朗石油的公司和国家，都会受到英国人的制裁。
伊朗人空有石油却开采不出、卖不掉。英国人花费了巨大力气封锁伊朗，并加紧开发伊拉克的油田，但仍然很难取代伊朗石油供应。双方进入了双输的局面。
在这个结几乎无法打开时，美国出面了。在国际上，能够影响英国封锁的只有美国，而在当时伊朗肯听得进话的，也只有美国。居间调停的结果，是世界各大石油巨头共同成立一个石油公司，英国也加入其中。由这个石油公司再与伊朗签订合同开采石油，伊朗政府可以获得一半的收入。
这个协议的达成，让巴列维治下的伊朗心甘情愿地加入了美国阵营。但在加入美国阵营时，也并非没有裂痕。在签订新石油协议之前，由于首相摩萨台一直反对与外国公司达成协议，也反对美国的提议，不管是伊朗国王还是美国政府，都意识到只有摩萨台下台，才能解决石油危机。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第一次在中东出手，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摩萨台。
摩萨台虽然被软禁，但他反抗的姿态却成了神话。商人们、普通人大都支持这位能惹事却不能解决问题的政治家。美国人推翻他的阴谋，成了伊朗民间反对美国的第一块基石。到后来，伊朗与美国的对抗，也起始于这次中情局的出手。
在伊朗与英国发生对抗之前，世界的石油秩序是由买家控制的。也就是说，石油消费大国诸如英国控制了石油的方方面面：它们掌握了开采技术、提炼技术，离开了它们，产油国的石油就只是黑色的毒垃圾，无法处理；它们还掌握了世界航运，一旦得罪了它们，产油国的原油就会被封杀在国内，无法销售；它们还掌控着金融系统，其他国家就算买了产油国的石油，离开了它们也无法付账；它们还掌控着销售市场，控制了定价权。
产油国除了与几个大国签订合同之外，几乎没有办法处理它们的石油。而产油国与这些大国达成协议，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伊朗不幸碰到了不肯让步的英国，因为英国将自己的财政绑在了伊朗的石油上；沙特阿拉伯开发晚，有幸碰到了美国，并形成了后来的石油美元格局。
伊朗与英国争斗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从那次争斗之后，伊朗就成了世界秩序眼中的坏孩子，竟然敢于反抗而不是遵守秩序和屈从自己的命运，而今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和封锁，都可以从当年英国的措施那儿找到影子。
除了伊朗之外，产油国中还有另一个不肯屈服于命运的国家，它就是利比亚。利比亚对于世界石油市场规则的改变甚至比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要大，但它的结局同样令人叹息，至今依然是分崩离析状态。
利比亚的石油资源最初也是由消费国定价，是一种殖民时期半强迫的结果。
1969年，卡扎菲发动政变推翻了利比亚国王，结束了国王制。在之前，利比亚的石油企业控制在欧洲人手中，当然价格也是不合理的。签订的合同期大都是几十年，在签订之初，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宗主国的决定权，收益上石油公司拿大头，产地只能拿小头，更多也是为西方的军事工业服务的。
如果不打碎这种经济绑架，利比亚就无法做到财政自由。它可以等待几十年，等合同过期了，再签订一个较为公平的合同。但即便这样也需要防止重签合同时，这些企业组成托拉斯联合压价。而更让人难以忍耐的是在到期前的几十年里，必须忍受的不平等。
事实上，在利比亚之前，各大产油国都有心抬价，可是由于西方石油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没有人能够成功。
卡扎菲革命后，立刻宣布西方给石油的定价是不合理的。他单方面宣布，石油价格不应该由石油公司定，而是应该由产地定。为了实现这个原则，他不惜减少产量，提高价格。世界又等着看西方国家怎么扼杀利比亚，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一次，西方的价格联合体却松动了，或者说，在与伊朗的斗争中，西方的态度已经松动了，却还没有冲开，卡扎菲又给了这个体系临门一脚，让西方终于让步了。
从此以后，石油的定价权从石油公司转移到了产油国手中。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从此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产油国发了大财。
到了20世纪70年代，欧佩克组成了托拉斯，疯狂抬价，让全世界遭受了两次石油冲击。而这一切都是从卡扎菲上校的抗争开始的，他无意间让世界知道，西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第三世界只要足够强硬，就能够夺回商品定价权。
但卡扎菲的例子又是无人能效仿的。事实上，第三世界到处充斥着原材料出口国，从钻石、黄金、铜、钴、铁，到咖啡、可可、花生、象牙、动物，都被人为地压低了价格。许多人都从卡扎菲的实践中看到了希望，希望能够抬高价格，获得更大收益。但大多数国家的抬价行为都失败了。因为除了石油之外，其他物资的替代性太强，都无法形成有效垄断。
卡扎菲的成功还给利比亚带去了两个影响，一个是外部的，另一个是内部的。
外部影响是，从此第三世界将他看成是英雄，而其他地区则将他看成是个无赖，利比亚与西方开始了数十年的“冷战”，直到卡扎菲政权被推翻。
内部影响是，卡扎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妄图成为阿拉伯世界和非洲世界的双重领袖。他也很享受这样的幻觉，不断地指导其他国家应该怎么做，将自己的形象彻底和“反帝”绑定在一起。
依靠石油收入，卡扎菲将事业铺得很广。在阿拉伯世界，他曾经支援巴勒斯坦抗击以色列，对以色列航班搞恐怖活动，还给巴解组织送去了不少武器。他曾经指责埃及在纳赛尔死后变质了，支持埃及国内的反对派。他不断地呼吁阿拉伯国家大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他以身作则，尝试过不同的合并方案，首先想和埃及、叙利亚联合组建国家，失败了，又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谈，也没有成功。
在世界范围内，从英国的北爱尔兰，到西班牙的巴斯克，他支持了各种各样的反政府武装。在非洲，他的活动更加频繁。几乎所有反政府武装都受到过他的资助，如在摩洛哥控制的西撒哈拉地区，埃塞俄比亚控制的厄立特里亚地区，西非的尼日尔、马里、乍得。卡扎菲也并不是只支持反政府武装，那些能够和西方对着干的政府也都获得过他的资助，比如乌干达独裁者阿明。
但当他不断地把自己打造成世界领袖时，利比亚本国的变化却很有限，也丧失了发展的空间。到了阿拉伯革命时期，卡扎菲终于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他被自己的国民杀死了。在他死后，利比亚成为一盘散沙，没有人能够再将整个国家联合起来。
困于剪刀差
既然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资源型国家，但是，为什么它们无法利用自己出产的原材料转化成工业国呢？到底是什么妨碍了它们的升级？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个事实是，几乎所有完成了社会和经济转型的非欧美国家和地区都不是原材料生产大国。不管是日本、韩国，还是新加坡等港口国家，它们都缺乏矿产、石油等资源，只有发展加工业这一条路可以走。
而那些资源大国，只有石油国家由于伊朗、利比亚等国的努力，使得这些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冲破了天花板，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这些国家侧重于积累财富，在社会转型方面却乏善可陈，甚至在倒退。
至于其余类型的资源，不管是矿产还是农产品，由于缺乏建立垄断组织的可能性，都很难帮助国家转型，反而让政府和社会都变得懒洋洋的，缺乏变革的动力。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
但是，资源诅咒在解释一些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时却缺乏说服力。许多国家本身是农业国，由于宗主国的政策，只生产少数几种农产品，卖掉换来一点点外汇。它们的资源并不算丰富，本来可以发展一定的工业作补充。但在独立之后，它们却依然只在少数的产品中打转，无法发展完整的工业品类，甚至连最基本的工业品都制造不出来，这就和资源的诅咒不同了。
我在西非旅行时，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的首都是瓦加杜古（Ouagadougou），这座城市如同中国20年前的一个乡镇规模，街道大都是土路，两旁以平房和两三层的小楼为主。这里传统商业发达，人们拥挤在路边的小店里。与此同时，整个城市却只有一座象征着现代商业的大型超市。
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超市比起来，这座超市规模并不大。但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是让人感觉到了现代的气氛。这里也是许多外国使节和公司人员购物的所在，为了安全，在门口都需要接受安检，进入超市，立刻从传统风格的街道回到了现代世界。
如果顾客稍微留意，就会发现超市中商品的价格透露出一丝古怪。比如，1升牛奶的价格折合人民币不过六七元钱，但是，一小杯酸奶（150毫升）却价值10元以上，如果换算成同等容量，后者的价格接近前者的10倍。
为什么两者的差别这么大呢？原因显得很荒诞：这是因为牛奶是本地产的，而酸奶则必须从法国或者西班牙进口。牛奶对于布基纳法索来说是农业品，而酸奶则成了工业品，正是进出口的剪刀差造成了两者的差异。
除了乳制品之外，这样的价格剪刀差随处可见：当地产的袋装水1升折合人民币不到1元钱，而外国产的瓶装水1升则高达6元。罐头的进口来源有两个，从欧洲进口与从同属于非洲国家的利比里亚（Liberia）进口，两者价格差了三到四倍。
看到这里，另一个问题油然而生：既然存在着工农业品这么严重的剪刀差，为什么这里不把这些简单工业品国产化呢？比如，如果酸奶能做到国产化，就能把价格降低很多，对于消费者和本地厂商都是有利的。
答案是：西非的工业太落后了，布基纳法索缺乏许多必要的工业配套，以至于连最基本的工业品都做不出来，于是只能承受高昂的进口成本。
以水为例，一位超市经理告诉我为什么当地生产不了瓶装水，不是因为水的问题，而是当地生产不了合格的塑料瓶。就因为瓶子的问题，瓶装水就只好进口。
整个超市里，在布基纳法索国内生产的产品不会超过10%，剩下的都要从原来的宗主国法国和欧洲其他地区进口。只有到了这里，才会理解，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并非是理所当然的，它有可能在几十年内都原地踏步。
人们常常有个错误的认识，只要一个国家独立了，就自然会实现工业化，并自动产生就业，走向现代化，生活也就获得了改善。但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却证明，即便独立了，工业化仍然不会自动到来。不管我在非洲，还是在缅甸、阿富汗等地区见到的状况，都证明，一个国家可能会经历数十年的停滞甚至倒退，并长期保持在工业化之外。
2012年缅甸刚结束了军人统治，我进去考察时发现，在缅甸首都一家超市里如同是万国博览会现场，日韩的电器和化妆品，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的休闲食品，印度的日用品，中国的小商品和小家电，夹杂着一些美国和欧洲货，都出现在了缅甸人的面前。而缅甸本身生产的，在整个商店里不超过20%。即便20%，也是一个高估的数字。缅甸的商品只涉及原材料、最简单的加工品，稍微复杂一点就要依靠进口。
到底是什么妨碍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呢？原因不外乎三个。第一，工业化需要和平的环境，如果一个国家存在战乱，人们就无法集中精力去发展生产，从而出现长期停滞，这样的情况类似于阿富汗、叙利亚等国家。第二，即使没有战乱，但是如果国家领导人没有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也会将国家长期锁在停滞之中，而这种情况类似于发生了军事独裁的缅甸，直到最近10年，虽然缅甸军人政府自动放弃权力让位于民选政府，缅甸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是2021年缅甸再次出现反复，更何况即便不出现反复，要想追回逝去的时光依然困难重重。第三，就算是国家没有战乱，也没有采取独裁、锁国，是否就有可能迅速进入工业化呢？非洲的例子告诉我们，依然是不一定。
以西非为例，由于西非是法国的殖民地，虽然从名义上这里已经独立了，但法国的影响力依然无处不在。当马里国家发生了叛乱时，马里政府首先依靠的不是国际社会，而是法国出兵。塞内加尔依然认为达喀尔是西非的中心，因为法国控制了这里的金融和商业，从而从这里出发控制着西非。而西非国家普遍使用的跨国货币西非法郎，更是一种法国建立的货币体系，每一个使用西非法郎的国家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通过一系列软性的方法，法国依然控制了这些西非国家的经济生活。
在这些国家独立之前，法国就把它们打造成法兰西帝国的一个个器官，这些器官只生产一两样初级产品，不发展加工制造，也不发展其他工业，并且初级产品都只能卖给法国，也只能从法国进口加工品。法国殖民地是没有办法从英国购买商品的，更别提从亚洲国家购买，只能依靠法国建立单一的进口渠道。它们也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农业品应该卖给谁，只能强制性地卖给宗主国。
正是靠这种强制性，使得宗主国能够从殖民地体系中吸纳大量的资本，以供养宗主国的人民。这是一场零和游戏，宗主国所得，就是殖民地所失。
也许有一天，当人们回顾欧洲对非洲的影响时，会发现被不断批判的奴隶贸易并非影响最深远的事件，真正影响非洲社会结构的，反而是不那么起眼的边界划分，以及普通商品的贸易剪刀差。
后来，非洲国家即便独立了，商业和经济上的惯性却保留了下来，继续被欧洲国家压榨。
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非洲变成了一个物资极其匮乏却物价昂贵的地区，这里的物价水平远高于在亚洲的同等国家。由于进货渠道单一，而欧洲又不主张非洲发展自己的工业，甚至以保护动物等各种理由来限制非洲国家的现代化，使得非洲在独立之后又保持了许多年的附属地位，在经济上继续受到了欧洲的压迫。
然而，这样的情况在最近一二十年又有了不少变化。事实上，随着亚洲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发展起来，非洲国家也享受到了发展和国际化的好处。
非洲人习惯告诉我，这些年进口产品的价格已经降了不少，比如小家电、日用品、药品等。当然，其中的原因不在于欧洲的慈悲。以前电器都必须从法国进口，现在改为主要从中国进口。以前的药品更是普通人吃不起，自从印度药崛起之后，整个非洲都成了印度药的天下。西方虽然每年都援助非洲大量的药品，但这些药品不是浪费了，就是被政府官员拿走卖了高价。
除了亚洲之外，供应给非洲商品的国家主要还有土耳其、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这些国家都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成了非洲的主要商品供应国。
在非洲国家刚独立时，由于贸易对象还是原来的宗主国，造成了物价的昂贵。当日本、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发展起来，又经过一段时间这些国家的商品到达非洲，并打破了原宗主国在经济上的封锁，非洲国家才获得了足够的好处。
现在，非洲的经济恰好处于一个打破旧秩序、发展新秩序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和印度商品大量冲向非洲，只要能够到达非洲的商品，价格立刻大幅度下降。但另一方面，总会有一部分商品是无法从中国和印度运过去的，最典型的就是加工食品。由于距离遥远，并且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非洲饮食口味是由欧洲决定的），非洲很少从中国进口食品，他们还是从欧洲进口，其价格依然是高昂的。如果要想解决这部分商品的价格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发展本地的加工业。而这一点，却依然是非洲欠缺的。
事实上，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归结起来，又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如何投资才能让这些国家获得更多的产出。这里必须让人们明白投资的价值。只有投资才能如同下金蛋的鸡，投入一分，就可以获得持久的收益。
对于新兴国家而言，最大的投资莫过于两类：第一，能够产生效益的工厂；第二，能够让当地经济提速的基础设施。在这里，基础设施尤其重要。
基础建设的悲喜剧
要想周游世界，最多样化的交通是火车，而最能看出一个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也是铁路。
世界上的汽车模样大都雷同，但世界各地的火车却都有着自己的特征。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留下的苏联式的火车，卧铺车厢内的铺位白天是座位，到晚上，乘务员挨个发了铺盖，座位经过如同变形金刚式的变形，才支成了铺位，大家纷纷铺上铺盖上床入睡。到了第二天一早，乘务员就会挨个儿喊大家起床，将铺盖收走，于是卧铺又变成了座位。在这里，火车是一个纪律化的工具，即便卧铺也只能在晚上使用，这对于我这种习惯于睡懒觉的人颇难以接受。
印度的火车除了卧铺车厢之外，一般还会拿出一两节车厢设成统舱，在这些车厢中并不对号入座，票价也非常便宜，坐上一天一夜，价格也不过只有十几元人民币而已。统舱车厢里也不查票，许多流浪汉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跑遍全国，这使得印度成了人口迁移大国。除了统舱，每一列火车还有一节女士车厢和一节残疾人车厢，表现了当年英国制度的人性化。虽然印度的火车跑得不快，但由于四通八达，在中国铁路崛起之前，是世界一大奇迹。
印度车次编排也非常灵活，甚至在路上，到了某个中转车站，原本一列火车也会被打断成两截，每一截与其他不同的列车重新组合上路，去往不同的目的地。因此，在乘坐一列火车时必须看准车厢，因为不同的车厢可能去往不同的目的地。我曾经在海得拉巴上了一列火车，它的前半截前往班加罗尔，后半截去往果阿，两个目的地相差了数百公里，如果不是当地人的提醒，准备前往果阿的我就差点儿去了班加罗尔。
在我所有的火车旅行中，最艰难的一次旅行是乘坐毛里塔尼亚的矿车，这趟矿车原本只是连接一个铁矿和港口的货运列车，有100多节，却又设立了一节（只有一节）载人车厢。车厢里人山人海，地面上是一层厚厚的矿粉，颠得所有人灰头土脸，但这列火车却是唯一的交通方式，因为两地间根本没有公路。
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缅甸的铁路。缅甸的铁路也大都修建于英国殖民时代，缅甸独立之后，进入了封闭期，这些铁路系统就进入了年久失修的状态，虽然至今依然在运行，但是铁路的状况却很糟糕。2012年和2019年，我两次乘坐缅甸的列车。第一次时，在硬座车厢睡着的我曾经被火车颠到了地板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火车竟然可以跳跃。2019年，我和我的父亲再次前往缅甸，我专门定了两张卧铺票。缅甸的卧铺车厢带着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奢华，这里的卧铺都是包厢式的，每一个包厢只有四个铺位，其中下层铺位可以收起来变成两张椅子，又可以随时打开变成卧铺。
列车开动后，上厕所便成了一项艰巨的工程，特别是对于老人，当站起来后必须随时抓住点东西，以免被火车抛向天空。
到了第二天下火车时，父亲欣喜地告诉我，他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似乎被颠好了，比硬板床都管用得多。这是缅甸火车带给他的最大收获。
缅甸的火车似乎说明了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遇到的困境：它的基础设施都已经老化到了极致，不知道还能用多久，却又缺乏资金来修缮这些设施，更别提建设新的铁路了。
事实上，绝大部分新兴国家所面临的困境都是一样的，他们缺乏资金去做基础设施，人民也无法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
在走访中，我最大的感觉，是一条好的道路对于一个地区的帮助有多大。先说国内的情况，在中国西部，许多地区在之前由于基础设施跟不上，不得不游离于全国经济边缘，在西藏的墨脱县，公路打通之前，县城的人们只能徒步行走三到四天，才能与外界联系。并且这两条步行线路只能在夏天开通，一到冬天就被冰雪封锁了。春天是充满了陷阱的季节，在我走访墨脱的2006年，由于一批背夫心急想早点儿进入墨脱，提前了几天出发，就有十几人被巨大的雪崩埋入了雪层之下。他们的尸体被冻在了雪中，随着夏天化雪才逐渐显现出来，后来的人们经过时，都能看见他们的尸体，却无能为力，因为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将他们从冰层下挖出来。直到几个月后冰层化得差不多了，人们才能将他们收殓。但这一切随着扎墨公路的修通而告结束，一条公路就这样彻底改变了一个县城。
现在，在中国西部，公路、电力、网络已经将全国的经济状况完全改变，即便是云南最偏远的山区，也可以依靠基础设施，在网络上售卖自己的农产品到全国的任何地方。人们常常认为，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修一条公路是非常浪费的投资，但公路修好之后，当地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经济形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在世界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在非洲的毛里塔尼亚，随着中国建设大军的进入，撒哈拉腹地最偏远的古城可以通过一条柏油路与首都直接相连。古代时，骆驼在沙漠中需要跋涉数个月的路程，如今只需要一天就可以到达。在肯尼亚北部，连接莫亚乐口岸和首都内罗毕的公路曾经是一条土路，许多旅行者至今依然记得它有多难行，但2014年我经过时，当地人就告诉我一支中国的筑路队正在那儿修路。如今，它已经变成了一条上好的柏油路。在埃塞俄比亚，中国人也参与修建了大量的道路系统。
在中国的北方邻居蒙古境内，一条连接首都乌兰巴托和西部的道路已经修了近10年，进展缓慢，但随着中国工程队的加入，这条路已经修到了西部地区，距离全面铺油不会太遥远了（2013年所见）。对于蒙古这样地广人稀的国家，一条柏油路更是影响深远，以至于牧民带着牲口转场，都不用牲口自己走了，而是用车拉着走。蒙古已经从牲口背上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车轮上的国家。
可以说，中国对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帮助是恰如其分的，恰好抓住了它们最需要的东西：基础设施。
除了公路之外，电信设备给了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机会。事实上，许多国家的电信设备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以印度为例，印度由于起步晚，大部分人并没有赶上固定互联网浪潮。印度是一个精英化的国家，有世界领先的软件公司，但大部分人却并没有接触过固定互联网。但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突然间缩小，几乎所有的人都通过手机与世界有了联系。印度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移动互联网人群发展最迅速的市场。大批的互联网公司诞生，依托于人口大国的地位，变成了世界不可忽视的一极，这一点，得益于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
虽然基础设施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极其重要，但也有不少随之而来的问题。
在我访问非洲时，就曾经发现，许多中国援建的基础设施利用率并不高。以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修建的铁路为例。在肯尼亚，有两个国际性的城市，分别是首都内罗毕和海边港口蒙巴萨，这两个城市的地位类似于中国的北京和上海。2014年之前，沟通内罗毕和蒙巴萨的，有一条英国时期的旧铁路，运力非常有限。人们来往于两座城市之间，通常乘坐巴士。两座城市间距离约470公里，人们一般选择坐夜班车，傍晚坐车，第二天一早到达。
从2014年开始，一条新的铁路如变魔术一般出现了。这一年，乘着中国总理访问的机会，肯尼亚新总统小肯雅塔（Uhuru Kenyatta，首任总统的儿子）与中国签订了修建新铁路的协议。
按照肯尼亚速度，签订协议后的10年内是论证和争吵的时光，如果项目有幸熬过了这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筹款，持续几年的筹款过后，又进入了新的争吵。至于开工，可能是20年之后的事情。由于总统任期只有两届，大部分项目熬到下一任总统，也就无疾而终了。
但这一次事情却起了变化。作为建设民族的中国人让肯尼亚大吃一惊。三年后，在本地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时，一条近500公里长的铁路已经摆在了蒙巴萨和内罗毕之间的高原上。铁路上的每一座火车站也不再是东非标准，而是充满了现代化气息、又有些粗糙的综合性站点，虽然不算优雅，但放在非洲已经是超标准。
这条铁路将两座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缩短到了4个小时，如果开足了运力，人们上午出发到另一个城市去办事，下午就可以回家吃晚饭，这种速度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这本来是一件解决运输问题的大好事，如果按照当年日本、中国的发展节奏，接下来必然是，这条铁路开足马力运转，人们借助铁路的优势发展经济。但不幸的是，后来的发展并没有进入这样的设定。让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情况。
首先，这条铁路让肯尼亚的反对派目瞪口呆，他们本来攒足了精神要反对建设，但还没有来得及作准备，就发现铁路已经建好了。当蒙内铁路建成后，反对派意识到，要想反对新项目，也必须加快速度。
于是，反对蒙内铁路延长线（从内罗毕到乌干达边界）的抗议活动紧锣密鼓组织起来，让新项目的难度陡然加大。各种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铁路会损害动物的活动，部落居民认为铁路会促使他们抛弃掉原始的优良传统。延长线建设的速度比主线已经放慢了不少，何时完工就不再受控了。
其次，蒙内铁路的运营也出了问题。按照规划，铁路如果要充分运用，需要一天运行数趟数十趟，将大部分的汽车客运都转到铁路运输。但蒙内铁路建成后，原本的汽车客运公司立刻感受到了压力，他们也是政治的一部分，立刻行动起来抵抗蒙内铁路的冲击。妥协的结果是：一条现代化的铁路线，每天只运行一班车。
由于铁路运力没有利用起来，火车车票成了奢侈品和抢手货，大部分人由于买不到火车票，还是得回去坐夜班汽车，忍受十几个小时的颠簸。
执政的政府虽然推动了蒙内铁路的建设，但它也似乎并不想打破汽车公司的饭碗，于是满足于将蒙内铁路当作一个政绩，解决了一部分铁路职工的就业，同时不影响汽车职工的票仓。
蒙内铁路就在运力不足的尴尬下运营着。按照通常思路，蒙内铁路只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但在肯尼亚，却没有谁将它当作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复杂的政治问题。铁路本来是一条可以提升当地人生活质量的好项目，却由于政治争斗而步履蹒跚。
与蒙内铁路类似的，还有中国援建的埃塞俄比亚铁路，这条铁路连接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港口国家吉布提，为的是解决埃塞俄比亚没有出海口的问题，通过铁路与吉布提相接之后，就可以利用吉布提的港口帮助埃塞俄比亚发展。但至今，这条铁路的客运也没有超过一天一趟。
在非洲，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铁路都有着特殊的“半衰期现象”。之前，一条铁路刚刚建成时，往往能够维持一天一趟的运力，但由于运营火车是需要技术的，这牵扯到乘务人员的培训，地勤人员的协调，以及技术人员对铁路和机车的维修，这些背后的功力做不到，就无法增加车次。
到了后来，随着铁路的磨损，运力逐渐下降，车次就会逐渐减少，变成每周五趟、四趟、三趟……最终减少到每周一次，几十年后，由于铁路年久失修，最终这条铁路就会报废。
在坦桑尼亚，中国在几十年前援建的坦赞铁路已经进入了一周两次的周期之中，接近生命尾声，而在塞内加尔，一条法国时期修建的连接邻国的铁路已经从一周一次变成了一周零次，正式告别了生命周期。只有毛里塔尼亚的矿石铁路由于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依然维持着每天一趟的频率。
如何让这些国家能够学会软硬件两方面的技术，协调更多的职工、开出更多的班次，自己解决维修问题，这都是发挥基础设施效率的关键因素。
除了技术问题之外，还有对人的培训。
事实上，在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却依然没有意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将“信仰”“斗争”等理念放在了经济之上，由于理念的失序，既无法解决经济问题，又反作用于社会，让社会更加混乱，既进一步激起了暴力。
要想提高人口素质，必须大力发展教育。最近10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开始大量涌入中国进行学习，可以看作这些地区人民对于幸福渴望的一种表现。这也给中国的教育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到中国学习是一件好事，就像当初中国人跑到美国去学习一样，中国现在同样可以帮助一部分外国学生，让他们学到知识，回去帮助自己的祖国。但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才能让他们学有所成，避免混日子。
只有人员培养到位，才能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减少浪费现象。而浪费，往往是一个国家在建设中必然产生的现象，但有时候又会扩大成为资金利用的死穴。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磨炼
随着中国等国家的投资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铺开，另一个问题也浮现了出来：一个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援助，就能够从落后变得现代化吗？
事实上，世界已经以援助的形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了许多的基础建设。以中国帮助非洲建设的坦赞铁路为例，这条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形成了巨大的帮助，赞比亚是一个不靠海的国家，却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坦赞铁路修通之后，赞比亚可以通过这条铁路将铜矿运到坦桑尼亚最大的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与世界连接起来，而坦桑尼亚也可以从运输铜矿中获得运费收入，一条铁路帮助了两个国家。而这条铁路也是中国在最困难时期无偿援助非洲的。
但是，一个国家仅仅依靠援助很难获得持续的发展，反而有可能陷入对外依赖之中。并且由于援助款项来得太容易，反而造成了持续的浪费，甚至会引起当地人的抵制。2020年底，中国资本撤出肯尼亚在拉穆（Lamu）的火电项目，就恰好说明了当地人抵制可以造成的局面。
拉穆是肯尼亚东北部的一个古老城镇，据说在郑和下西洋时就曾经到过这里，而现在拉穆古镇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肯尼亚地区缺乏电力，拉穆也不例外。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决定在附近建设一座火电厂。对于遍地电站的中国来说，这并不是个大问题。而由于非洲地区经济落后，碳消耗量并不大，和全世界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建设一座火电厂也并不会增加太多的碳排放。并且，只要严格管理，也不会带来太严重的污染问题。这样一座电站本来是可以显著改善当地的居住条件的，然而反对最激烈的反而是当地人。
肯尼亚是一个拥有反对派的国家，任何在任政府的工程项目，不管是否合理，都必然遭受在野党的反对。这一次，反对派打的旗帜是保护环境，抵制火电。于是，在这个连电力都不充足的国家，却利用后现代的环保借口，抵制这个项目，导致了项目的搁置。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遇到了许多这样的项目。有的项目难以实施，根子里是当地人害怕变革，不管这个变革是好是坏。最终，这种害怕会以各种后现代议题的形式爆发出来。在建设蒙内铁路时，为了动物的生存权，必须牺牲人类的发展权；在建设拉穆电站时，在发达国家都不肯减少碳排量时，作为碳排量小国的肯尼亚人却以环保为借口抵制这个项目。
但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经过的磨炼。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企业都太年轻，整个世界依然用怀疑和猜忌的眼光对待这些冲劲十足的企业。另一方面也是世界上每一个企业都曾经面临过的局面，不仅中国企业，就连欧洲、美国企业，在介入这些地区的经济事务时，都曾经遭遇过类似的事情。只有与当地有了更久的磨合，双方彼此熟悉，才有可能找到一条双方都接受的道路。
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并试图学习中国，将经济议题的地位提高到第一位。
肯尼亚周边的几个国家在经历了众多的波折之后，都乐于选择与中国类似的发展道路。
坦桑尼亚曾经经历过尼雷尔的乌贾玛主义，但当他们转向市场经济时爆发出了巨大的活力。由于人民的教育素质相对较高，而经历过贫穷之后的人们也知道了经济的重要性，虽然也有不少磕碰，但整体上对于中国资本是非常欢迎的。
而在乌干达，虽然出现过阿明这样的独裁者，但当第三代领导人穆塞韦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上台后，立刻采取了经济优先的务实态度，大力发展经济，引进外国资本，在他的领导下，乌干达已进入稳定期。
乌干达的邻居卢旺达发生过举世震惊的大屠杀事件，但仅仅过了20年，乌干达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节奏。这得益于总统卡加梅（Paul Kagame）决定用经济发展来解决种族冲突问题。他意识到，乌干达之所以问题重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的生存压力太大，不得不采取你死我活的斗争模式。只有经济发展了，人们都有了饭吃，才能在根子上解决暴力问题。
不管是卡加梅还是穆塞韦尼，在多个场合都曾经表示欢迎中国资本的进入，这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引进资本的确带去了现实的好处，它们可能会成为榜样，改变人们对于中国资本的看法。
肯尼亚的北面邻居埃塞俄比亚同样是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它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经过了两次令人震惊的独裁，又爆发了两次血腥的内战。但也正因为这样，埃塞俄比亚深刻地体会到了发展的重要性。中国援助的基础设施在埃塞俄比亚的铺开相对要顺利得多。埃塞俄比亚将自己定位为东部非洲的制造业基地，试图利用人力资源（它是非洲第二大人口国家）来发展低端产品的加工制造业，形成核心竞争力。
在缅甸，中国企业的命运更是随着民主化进程而起起伏伏。最初，缅甸某些地区也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对中国资本的敌视，但昂山素季政府的发展需求使他们逐渐发现中国资本是稳定可靠的发展助力，双方再次进入了一个较为和谐的时期。至于未来会如何，依然需要时间去观察。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世界，即便有不少相对顺利的例子，但中国企业在未来一二十年内依然要面临许多困难。这是一个新兴国家的企业必须面对的挑战，只有依靠耐心，并学习国际上复杂的规则，减少无效投资，寻找双赢的空间，而不是仅仅诉诸对抗，才能熬过这个阶段。
债务不仅是经济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于国家债务的看法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
晚清以前的中国由于闭关锁国，拒绝与外界打交道，自然也不屑于向海外借钱，可是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央政府发现由于财政支出过大，钱仅仅靠收税已经不够用了，由于清朝政府又缺乏对内的债务发行能力，就只好走上了借外债这条路，左宗棠西征时就不得不向海外的银行团借债。
到了清末，由于欠款太多，中国对于债务的态度再次变化。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更是对于外债充满了警惕，追求变成一个无外债国。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债的态度发生了又一次变化，由于缺乏经济发展的起步资金，中国开始吸引外资，这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包括借债。直到今天，人们依然认为借债是一种好的发展手段，能够在本国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迅速获得资金来发展经济。
但是，这种态度又过于乐观了。事实上外债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达成发展的目的，但也可能让一个国家掉入债务陷阱而无法自拔，甚至丧失独立性。从历史上看，这种可能性比前者还要大得多。
我们不妨看一看19世纪埃及的例子。
现代埃及的开创者是19世纪初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在他之前，埃及分别是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属地，只是在阿拉伯帝国崩溃和奥斯曼帝国建立之前，有过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本地政权。到了18世纪末，埃及依然臣属于奥斯曼人。
1798年，法国的拿破仑入侵了埃及，穆罕默德·阿里作为低级军官随着一支阿尔巴尼亚（这里也属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被土耳其人派到了埃及，并最终成为埃及总督。在他的治下，埃及依然在名义上尊奉土耳其人，但事实上已经获得了独立的统治权和世袭权，甚至不时地与奥斯曼人发生冲突，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又作为关键性盟友帮助奥斯曼人。
在他的手中，埃及变得异常强大。他深知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用这些先进的思想来武装埃及，并大力发展世俗教育。埃及在很多年来一直是作为三流国家存在的，到这时突然间有了极大的存在感，在阿拉伯世界独树一帜。
到了第四任埃及总督赛义德（Said）时代，埃及变得更加重要了，因为这时候，赛义德接受了法国人的提议，开凿了著名的苏伊士运河。这项工程缩短了从西方到东方的距离，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
如果埃及能够守住这些财富，并逐步地深化改革，那么埃及的腾飞本是指日可待的。但事实却与之相反。第五任总督伊斯玛仪（Isma’il）是一位如同他的开国祖先一样的改革者，他的改革措施如此众多，甚至给现代也留下了大量的纪念品。现代游客前往埃及首都开罗，见到首都那宏伟的建筑、密密麻麻的街道，都有一种叹为观止的感觉。而这就是伊斯玛仪时期的成果。在他之前，开罗位于更加靠东的位置，以萨拉丁城堡为中心，并不挨着尼罗河。伊斯玛仪在原城堡西面靠河位置修建了一座足以和欧洲任何城市相媲美的巨大首都，至今，开罗的许多花岗石建筑都是当年留下的。
除了修建首都之外，伊斯玛仪还重建了亚历山大的巨型港口，大力发展铁路，让埃及成了非洲少有的拥有便捷铁路运输的国家。他还改革关税，发展邮政，建立政府控制的大型企业，并试图促进民间的经济。他甚至建立了埃及最早的议会机构，虽然这个机构还很孱弱。不管怎样，这一切英明的举措本来可以让他成为埃及最好的统治者之一。
但是，在所有这一切之中却有一个漏洞：从哪里拿钱？
埃及虽然已经很富裕，但政府的钱依然不够同时完成这么多的项目。政府虽然有了苏伊士运河的补贴，但依然必须量入为出。而伊斯玛仪不仅在改革上花钱，还发动了针对埃塞俄比亚外围地区的战争，试图扩大埃及的影响力。
要想获得资金，唯一的方法就是外债。由于与西方关系紧密，借钱并不难，于是伊斯玛仪上台后短短几年内就借了大量的债务，埃及的债务因而翻了10倍。
在当时，世界对于一个借债国往往是这样的：首先，由于迷信主权所带来的信用，整个西方的银行体系会疯了似的借出超过该国偿还能力的钱，直到突然有一天，人们终于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可能拿回来本金了。
在现代，一个国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在拉丁美洲，许多政府隔几年就宣布还不上债了。这时政府就只好宣布国家破产，进行债务重组。在重组的情况下，那些国际上借钱的银行大都只能拿回一部分本金，剩下的只能自认倒霉。但是在19世纪，由于西方主导了国际秩序，对于债务的处理却并不是这样的。作为债主的各大强国会以偿债为借口，以武力强迫弱国交出财政自主权，并以此为突破口，插手弱国的政治和军事，使之变成附庸。
当埃及政府无力偿还这么多的债务时，作为债主国的英国和法国，不仅可以继续要求埃及偿还，还可以通过武力来保证他们的权力。于是英国人乘机介入，首先强迫伊斯玛仪将苏伊士运河的股份作价卖给英国，从此以后，运河虽然地理上在埃及，但收入却和埃及再也没有关系，而是被英国和法国的股东分走了。
破产后的埃及也丧失了独立的政治，被英国人步步紧逼，逐渐成了被保护国，埃及的财政大臣都换成了英国人。伊斯玛仪也被英国和法国废黜，换上了他听话的儿子继续担任傀儡总督。
穆罕默德·阿里的后代们直到1952年都一直是埃及名义上的统治者，但他们已经丧失了独立性。而最初国家独立的丧失，竟然是因为统治者欠了太多的外债无法偿还，这一件事就足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
也正因为埃及这样的例子存在，外债对于新兴国家那些手痒的统治者而言，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只要他们忍不住，就可能掉入其中。
在现代，随着人们对于主权的提倡，因外债而让一个国家丧失主权，或者必须抵押矿权和税权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但外债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债务而起，泰国的货币泰铢曾经是与美元挂钩的，于是泰国国内企业和人借了太多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当这一年泰国政府由于成本太高，无法维持固定汇率时，不得不允许泰铢贬值，由于债务以美元定价，意味着泰国人不得不用更多的泰铢还债。债务压力又让泰铢进一步贬值，形成恶性循环。
对于世界大部分国家而言，借外债不能用本国货币，只能采用少数几种货币（美元、欧元等）计价，这意味着大部分国家都要承担巨大的汇率风险，只有美国和欧洲可以滥发债务，特别是美国。这种体系对于新兴国家有着不合理的一面，但它们除了接受之外，并没有选择权，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政府不控制自己的借债欲望，必然会导致未来的债务危机。
由于泰国经济体制比较灵活，幸运地走出了危机，但对于墨西哥、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许多非洲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旦他们陷入了政府破产的境地，随着信用等级的降低，必然在未来增大借款成本，也意味着必须偿还更高的利息。因此，一个掉入了债务陷阱的国家在现代就算不至于丧失主权，却依然代价巨大，甚至会直接影响未来的社会发展。
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借债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而有的国家却由于借债而掉入了陷阱？
区别在于：一个国家的外债是否对本国有利，要看它通过借钱创造出的经济价值能否偿还上外债，也就是说，借100元的外债，如果能够创造200元的经济价值，拿出150元（含利息）还债之外，还剩50元可以发展经济，这就是有利的；可是，如果借100元却只能创造90元的经济价值，还不够偿还外债，那么外债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直至失控。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借债之初，所有的国家都认为是可以创造足够经济价值的，只有在借债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才会出现众多的烂尾工程，导致债务被浪费掉。
中国的幸运在于在吸引外资的同时放松了政府管制，依靠民间的获利带动了经济发展。即便这样，还是有一些外债是得不偿失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一些工程好多以烂尾告终。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最忍不住的就是插手经济。不管是在亚洲、拉美，还是在非洲，政府的计划色彩越浓厚，就越想通过借外债来发展自己，但这些外债大部分都用在了华而不实的工程上。
比如，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初，领导人们雄心勃勃地推出了许多大工程大项目，修建首都富丽堂皇的酒店，打造“非洲之最”的工程，或者建立了大量的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事实证明这些工程大都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效益，最终导致了外债失控。
这时，所谓外债问题，又变成了一个政府的边界问题，即政府能否通过放松管制来发展经济，只有这样做才能在发展的同时，不至于陷入债务陷阱。
最后一个问题是：要想让政府放松社会管制，前提条件是这个社会足够稳定，政府即便放松管制，也不会导致社会的混乱，甚至国家的分崩离析。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本来就是临时捏合在一起的，他们甚至连国家意识都没有。在这时，需要的是一个强力政府首先捏合社会，让人们产生国家观念。在这样的国家如果放松管制，不一定能够产生经济腾飞，反而可能让各个族群各行其是，大打出手。由于处于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这样的国家而言，也许外债或者对外来援助上瘾现象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石油的诅咒与祝福
新兴国家在经济上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当它们建立时，世界经济秩序早已经存在了，而这个秩序中，给它们留下的位置是极其边缘化又极其不合理的。这些国家到底怎样才能改变自己不合理的地位呢？这可能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原来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殖民地往往会被定义成资源产地，它们生产矿产资源、农业原材料，却不被允许发展制造业和工业，于是，当殖民地独立后，必然产生众多的问题。由于在所有的资源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石油，我们不妨以石油为例，来看一下那些产油国遭遇的问题。
按照现代人的认知，一个国家盛产石油，往往就意味着暴富，可以借助石油换取的美元实现崛起。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现代的石油国家中，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样本，表明石油也可以带来迥然不同的命运，这两个国家就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沙特阿拉伯作为一个保守的宗教国家，对内实行君主专制，压制女性权利，从各方面来讲都和西方所倡导的民主自由相差甚远，但沙特阿拉伯却由于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之一而备受优遇。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由于和美元紧紧绑定，可以畅通无阻地销往全世界。
但是，与沙特阿拉伯隔着一个波斯湾的伊朗却是另一番景象。伊朗也是世界最大产油国之一，由于美国的封锁，伊朗的石油却几乎很难销往国外。如果对比两国的社会，会发现伊朗虽然也实行宗教统治，但整体社会开放程度要远高于沙特阿拉伯，它的女性地位也比沙特阿拉伯高。那么，为什么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世界上的待遇差别那么大呢？
尽管原因是多样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石油市场。简单点说，是因为伊朗不幸更早地发现了石油，而沙特阿拉伯发现石油较晚，这反而成了它的优势。或者可以说，沙特阿拉伯受到了石油的祝福，而伊朗却受到了石油的诅咒。我们不妨回到历史中去看一看这种奇怪的现象。
中东地区的石油最早发现于伊朗西部的胡泽斯坦（Khuzestan）平原，中心城市在阿赫瓦兹（Ahvaz）。这里是中东最热的地方之一，拥有着该地区最早的油田，也是最大的油田之一，石油产量曾经达到过伊朗石油产量的2/3。
1901年，一名叫乔治·伯纳德·雷诺兹（George Bernard Reynolds）的地质学家来到了这片充满了军阀、疾病和高温的地区。雷诺兹受雇于一名英国（来自于当时属于英国的澳大利亚）绅士威廉·诺克斯·达西（William Knox D’Arcy）。达西是一个百万富翁，从澳大利亚昆士兰的金矿中获得了不少钱，当19世纪末，全世界都在疯狂寻找石油时，异想天开的达西来到了伊朗，和当时卡扎尔王朝的君主签署了一纸协议，规定达西付给国王2万英镑，购买伊朗60年的石油勘探和开采权。如果有石油，那么国王可以享受16%的石油收益。
就这样，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就把石油以最低的价格卖给了英国人。
然而，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达西的钱快花光了，雷诺兹还没有找到石油。达西只好又拉来了另一个倒霉蛋，英国的博马石油公司（Burmah Oil），一起勘探伊朗石油资源。7年后，除了给国王的2万英镑之外，达西和伙伴又投入了25倍的钱，还是没有找到石油，只好拍电报给雷诺兹，让他放弃。
但1908年5月26日，就在雷诺兹已经卷铺盖时，这里突然打出了石油。发现石油后，达西建立了英伊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到了1913年，另一个主角也进来了，他就是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当时的丘吉尔是英国的海军大臣。英国军舰刚刚完成机械化改造，但缺乏稳定的石油供应，于是英国政府投资了英伊石油公司，成了大股东，而英伊石油公司生产的汽油首先要满足海军的供应。
后世认为，伊朗和英国人的石油协议，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商业协议。说它糟糕，是因为当年石油仍然是新生事物，没有人知道油田的价格，特别是对于伊朗这样的老大帝国，国王不知道石油是什么，一听说能卖钱就感觉赚了。
由于伊朗是这个地区最早发现石油的国家，此时价格体系还没有形成，就必然会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开采权，这是经济学的必然规律。到了伊朗对岸的沙特阿拉伯发现石油之时，由于世界对石油的估价体系已经形成，并参考了伊朗的经验，沙特阿拉伯和外国人所谈论的分成协议也就更加合理。但是伊朗作为头一家，并没有可以参考的对象，所有的分成数字可以说接近于双方胡乱蒙的。
对于伊朗来说，更糟糕的情况是，当丘吉尔带领着英国海军介入进来，它就更难摆脱协议带来的枷锁了。协议保证了英国海军能够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获得石油，比伊朗人自己使用都低得多。英国海军又是大英帝国的支柱，一旦对伊朗石油形成依赖性，就再也不肯将利益让出来了。如果要增加给伊朗的付账，立刻会造成海军军费飙升，军费飙升会造成政府财政失衡，甚至形成政治危机。从这个角度说，英国人也被锁死在了英伊石油协议上无法退后。
英伊石油公司被英国人视为最核心利益，任何想破坏和改变协议内容的企图，都是反对大英帝国。
这个协议最后的局面是：英国人依靠伊朗的廉价石油打赢了一场场的战争，而伊朗却几乎一无所获。就算是有16%的收益权，但英国人为了少付账并保证海军供应，故意压低了海军购买石油的价格，使得伊朗人获得的收入比按市价计算出来的又低了很多。
这个协议让伊朗人成了世界的笑话，不仅收不到钱，还被嘲笑成冤大头。正是这个协议，让伊朗意识到了世界对它的敌意，开展了几十年的斗争，不论是以后的国有化运动，还是伊斯兰革命，都与此有关。
在世界贸易史上，人们常常说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必须尊重协议，但对于后发的弱国而言，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当他们签署协议时，由于知识水平不够，往往签出明显失去公平的协议。而这样的协议期限又很长，会将整个国家锁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即便是显失公平，但协议的另一方绝不会松口让步，它们一定要把这个大便宜拖上几十年。更何况伊朗面对的是在世界上已经横行了几百年的大英帝国，这个帝国没有退让的传统。但如果伊朗不反抗，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几十年内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它周围的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却因为较为合理的授权，财政收入飙升，在国家竞争中占据了优势。
伊朗新国王礼萨汗上台后，利用政府的力量开始大力发展经济，财政赤字也随之扩大。为了应付财政压力，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扩大石油收益，这样，伊朗改革的最大敌人——英国人直接与礼萨汗对上了。
双方最初的交锋在：利润的16%是如何计算的。由于英国人控制了生产的方方面面，国王根本无法看到账本，也无法知道销售石油的价格，所谓利润，只不过是英国人随口告诉的一个数字。
况且这个数字也在不断地变化，波动得厉害。1923年，伊朗收入为41.1万英镑，到了1926年，由于国王的抗议，就变成了140万英镑。但好景不长，第二年伊朗收入又变成了50.2万英镑。剧烈的波动让国王根本没有办法制定预算。英国人却不肯固定产量，也不肯固定价格。加上英镑原来是与黄金挂钩的，后来则脱离了金本位，英镑开始贬值了，这对伊朗更加不利。
在吵吵嚷嚷中，英国首先提议，每年一次性付给伊朗100万英镑，代替不固定的分成。这个办法被伊朗否决了。伊朗希望提高持有的股份，达到石油公司股份的50%，同时减少英伊石油公司的勘探面积，好把其余的土地卖给其他开发商，签订更加公平的合同。
英国人则采取了拖字诀，双方甚至上诉到了海牙国际法庭，最后才在1933年达成了新的协定。新协定规定将石油公司特许土地减少为10万平方公里，但是允许石油公司选择最好的10万平方公里。同时，每年付给国王的钱不少于75万英镑，对于石油价格也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从表面上看，这个新协定让伊朗方面的收入提高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本质性问题。协定规定的最高分成为20%，比16%已经上涨，但是对比周边国家，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协议多么不公平。邻国沙特阿拉伯也发现了石油，而和沙特阿拉伯联合开发的美国公司与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分成都达到了50%，这个数字给了沙特阿拉伯充足的财政收入。
英国和伊朗新协议还重新规定了60年的特许期，本来特许期将在1961年结束，现在则延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从时间上看，伊朗实际上是更被锁死了。
虽然英伊石油公司只拥有10万平方公里的特许权，但它选择了最好的10万平方公里，伊朗的大部分石油仍然被这家公司垄断。
礼萨汗虽然短暂地增加了收入，却将争议留给了未来。这次石油争执给英国和伊朗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不平衡。对英国来说，他们认为伊朗是一个不守信的国家，礼萨汗更是英国的敌人。从此以后，英国抓住一切机会嘲笑礼萨汗的改革，并想尽办法挖他的墙角。
礼萨汗痛定思痛，也逐渐明白不能依靠英国。当时正是纳粹德国扩张的年代。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纳粹德国的罪恶，但在当初，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还没有显形，世界被纳粹德国的快速经济恢复能力所震惊，许多国家都在学习德国。礼萨汗也不例外，决定与德国建立友好关系，牵制英国和北方的俄国。
这个决定让他付出了王位的代价。1941年，在英国的主导下，礼萨汗被推翻。伊朗王位让给了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也就是伊朗的末代国王。
虽然国王换了，但伊朗和英国人的纠葛还没有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伊朗与英国争执再起。
即便是20世纪30年代改了合同，伊朗仍然是吃了大亏。1947年，伊朗政府可以从自己国家的石油开采和销售中获得1988万美元（主要是产地使用费和税金），而英国政府却可以获得5600万美元（红利和税金）。这还不是全部，由于英国控制石油销售，伊朗人购买石油反而要花高价，而英国海军部却获得了大量的廉价石油。
伊朗人希望借照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经验，与英国人重新谈判，获得更加公平的待遇。但是，在与伊朗打交道时，英国人仍然是一副老大帝国的面孔，不乐于做出太多的让步。
英国的强硬让伊朗国内一拨最激进的人获得了借口，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对半分，而是要将英国人彻底赶走。对于伊朗人来说，俄国和英国是两个最难打交道的国家。赶走英国人，将石油国有化，就成了伊朗石油政治最激进的步骤。
推行这一步骤的是首相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他本来是一个少数派的议员，以激进态度闻名于议会，善于通过煽动群众来逼迫议会出台左倾议案。在摩萨台之前掌权的是一个温和派首相，由于他不支持石油国有化，被激进的群众杀害了。老首相死后，摩萨台成了他的继任，并主持了石油公司国有化运动。
这个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民意基础，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为他拍手叫好。但这次运动却让伊朗陷入了经济危机。英国人对国有化作出的反应，是在国际社会上扼杀伊朗石油的空间。在英国人的胁迫下，没有一个公司敢于接手伊朗的石油设施，伊朗的油井由于缺乏技术支持，全都陷入了不能产油的困境。
即便能够产油，也没有人能把石油运出伊朗，因为英国人控制了国际航运，任何敢于运输伊朗石油的公司和国家，都会受到英国人的制裁。
伊朗人空有石油却开采不出、卖不掉。英国人花费了巨大力气封锁伊朗，并加紧开发伊拉克的油田，但仍然很难取代伊朗石油供应。双方进入了双输的局面。
在这个结几乎无法打开时，美国出面了。在国际上，能够影响英国封锁的只有美国，而在当时伊朗肯听得进话的，也只有美国。居间调停的结果，是世界各大石油巨头共同成立一个石油公司，英国也加入其中。由这个石油公司再与伊朗签订合同开采石油，伊朗政府可以获得一半的收入。
这个协议的达成，让巴列维治下的伊朗心甘情愿地加入了美国阵营。但在加入美国阵营时，也并非没有裂痕。在签订新石油协议之前，由于首相摩萨台一直反对与外国公司达成协议，也反对美国的提议，不管是伊朗国王还是美国政府，都意识到只有摩萨台下台，才能解决石油危机。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第一次在中东出手，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摩萨台。
摩萨台虽然被软禁，但他反抗的姿态却成了神话。商人们、普通人大都支持这位能惹事却不能解决问题的政治家。美国人推翻他的阴谋，成了伊朗民间反对美国的第一块基石。到后来，伊朗与美国的对抗，也起始于这次中情局的出手。
在伊朗与英国发生对抗之前，世界的石油秩序是由买家控制的。也就是说，石油消费大国诸如英国控制了石油的方方面面：它们掌握了开采技术、提炼技术，离开了它们，产油国的石油就只是黑色的毒垃圾，无法处理；它们还掌握了世界航运，一旦得罪了它们，产油国的原油就会被封杀在国内，无法销售；它们还掌控着金融系统，其他国家就算买了产油国的石油，离开了它们也无法付账；它们还掌控着销售市场，控制了定价权。
产油国除了与几个大国签订合同之外，几乎没有办法处理它们的石油。而产油国与这些大国达成协议，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伊朗不幸碰到了不肯让步的英国，因为英国将自己的财政绑在了伊朗的石油上；沙特阿拉伯开发晚，有幸碰到了美国，并形成了后来的石油美元格局。
伊朗与英国争斗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从那次争斗之后，伊朗就成了世界秩序眼中的坏孩子，竟然敢于反抗而不是遵守秩序和屈从自己的命运，而今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和封锁，都可以从当年英国的措施那儿找到影子。
除了伊朗之外，产油国中还有另一个不肯屈服于命运的国家，它就是利比亚。利比亚对于世界石油市场规则的改变甚至比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要大，但它的结局同样令人叹息，至今依然是分崩离析状态。
利比亚的石油资源最初也是由消费国定价，是一种殖民时期半强迫的结果。
1969年，卡扎菲发动政变推翻了利比亚国王，结束了国王制。在之前，利比亚的石油企业控制在欧洲人手中，当然价格也是不合理的。签订的合同期大都是几十年，在签订之初，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宗主国的决定权，收益上石油公司拿大头，产地只能拿小头，更多也是为西方的军事工业服务的。
如果不打碎这种经济绑架，利比亚就无法做到财政自由。它可以等待几十年，等合同过期了，再签订一个较为公平的合同。但即便这样也需要防止重签合同时，这些企业组成托拉斯联合压价。而更让人难以忍耐的是在到期前的几十年里，必须忍受的不平等。
事实上，在利比亚之前，各大产油国都有心抬价，可是由于西方石油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没有人能够成功。
卡扎菲革命后，立刻宣布西方给石油的定价是不合理的。他单方面宣布，石油价格不应该由石油公司定，而是应该由产地定。为了实现这个原则，他不惜减少产量，提高价格。世界又等着看西方国家怎么扼杀利比亚，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一次，西方的价格联合体却松动了，或者说，在与伊朗的斗争中，西方的态度已经松动了，却还没有冲开，卡扎菲又给了这个体系临门一脚，让西方终于让步了。
从此以后，石油的定价权从石油公司转移到了产油国手中。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从此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产油国发了大财。
到了20世纪70年代，欧佩克组成了托拉斯，疯狂抬价，让全世界遭受了两次石油冲击。而这一切都是从卡扎菲上校的抗争开始的，他无意间让世界知道，西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第三世界只要足够强硬，就能够夺回商品定价权。
但卡扎菲的例子又是无人能效仿的。事实上，第三世界到处充斥着原材料出口国，从钻石、黄金、铜、钴、铁，到咖啡、可可、花生、象牙、动物，都被人为地压低了价格。许多人都从卡扎菲的实践中看到了希望，希望能够抬高价格，获得更大收益。但大多数国家的抬价行为都失败了。因为除了石油之外，其他物资的替代性太强，都无法形成有效垄断。
卡扎菲的成功还给利比亚带去了两个影响，一个是外部的，另一个是内部的。
外部影响是，从此第三世界将他看成是英雄，而其他地区则将他看成是个无赖，利比亚与西方开始了数十年的“冷战”，直到卡扎菲政权被推翻。
内部影响是，卡扎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妄图成为阿拉伯世界和非洲世界的双重领袖。他也很享受这样的幻觉，不断地指导其他国家应该怎么做，将自己的形象彻底和“反帝”绑定在一起。
依靠石油收入，卡扎菲将事业铺得很广。在阿拉伯世界，他曾经支援巴勒斯坦抗击以色列，对以色列航班搞恐怖活动，还给巴解组织送去了不少武器。他曾经指责埃及在纳赛尔死后变质了，支持埃及国内的反对派。他不断地呼吁阿拉伯国家大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他以身作则，尝试过不同的合并方案，首先想和埃及、叙利亚联合组建国家，失败了，又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谈，也没有成功。
在世界范围内，从英国的北爱尔兰，到西班牙的巴斯克，他支持了各种各样的反政府武装。在非洲，他的活动更加频繁。几乎所有反政府武装都受到过他的资助，如在摩洛哥控制的西撒哈拉地区，埃塞俄比亚控制的厄立特里亚地区，西非的尼日尔、马里、乍得。卡扎菲也并不是只支持反政府武装，那些能够和西方对着干的政府也都获得过他的资助，比如乌干达独裁者阿明。
但当他不断地把自己打造成世界领袖时，利比亚本国的变化却很有限，也丧失了发展的空间。到了阿拉伯革命时期，卡扎菲终于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他被自己的国民杀死了。在他死后，利比亚成为一盘散沙，没有人能够再将整个国家联合起来。
困于剪刀差
既然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资源型国家，但是，为什么它们无法利用自己出产的原材料转化成工业国呢？到底是什么妨碍了它们的升级？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个事实是，几乎所有完成了社会和经济转型的非欧美国家和地区都不是原材料生产大国。不管是日本、韩国，还是新加坡等港口国家，它们都缺乏矿产、石油等资源，只有发展加工业这一条路可以走。
而那些资源大国，只有石油国家由于伊朗、利比亚等国的努力，使得这些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冲破了天花板，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这些国家侧重于积累财富，在社会转型方面却乏善可陈，甚至在倒退。
至于其余类型的资源，不管是矿产还是农产品，由于缺乏建立垄断组织的可能性，都很难帮助国家转型，反而让政府和社会都变得懒洋洋的，缺乏变革的动力。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
但是，资源诅咒在解释一些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时却缺乏说服力。许多国家本身是农业国，由于宗主国的政策，只生产少数几种农产品，卖掉换来一点点外汇。它们的资源并不算丰富，本来可以发展一定的工业作补充。但在独立之后，它们却依然只在少数的产品中打转，无法发展完整的工业品类，甚至连最基本的工业品都制造不出来，这就和资源的诅咒不同了。
我在西非旅行时，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的首都是瓦加杜古（Ouagadougou），这座城市如同中国20年前的一个乡镇规模，街道大都是土路，两旁以平房和两三层的小楼为主。这里传统商业发达，人们拥挤在路边的小店里。与此同时，整个城市却只有一座象征着现代商业的大型超市。
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大超市比起来，这座超市规模并不大。但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还是让人感觉到了现代的气氛。这里也是许多外国使节和公司人员购物的所在，为了安全，在门口都需要接受安检，进入超市，立刻从传统风格的街道回到了现代世界。
如果顾客稍微留意，就会发现超市中商品的价格透露出一丝古怪。比如，1升牛奶的价格折合人民币不过六七元钱，但是，一小杯酸奶（150毫升）却价值10元以上，如果换算成同等容量，后者的价格接近前者的10倍。
为什么两者的差别这么大呢？原因显得很荒诞：这是因为牛奶是本地产的，而酸奶则必须从法国或者西班牙进口。牛奶对于布基纳法索来说是农业品，而酸奶则成了工业品，正是进出口的剪刀差造成了两者的差异。
除了乳制品之外，这样的价格剪刀差随处可见：当地产的袋装水1升折合人民币不到1元钱，而外国产的瓶装水1升则高达6元。罐头的进口来源有两个，从欧洲进口与从同属于非洲国家的利比里亚（Liberia）进口，两者价格差了三到四倍。
看到这里，另一个问题油然而生：既然存在着工农业品这么严重的剪刀差，为什么这里不把这些简单工业品国产化呢？比如，如果酸奶能做到国产化，就能把价格降低很多，对于消费者和本地厂商都是有利的。
答案是：西非的工业太落后了，布基纳法索缺乏许多必要的工业配套，以至于连最基本的工业品都做不出来，于是只能承受高昂的进口成本。
以水为例，一位超市经理告诉我为什么当地生产不了瓶装水，不是因为水的问题，而是当地生产不了合格的塑料瓶。就因为瓶子的问题，瓶装水就只好进口。
整个超市里，在布基纳法索国内生产的产品不会超过10%，剩下的都要从原来的宗主国法国和欧洲其他地区进口。只有到了这里，才会理解，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并非是理所当然的，它有可能在几十年内都原地踏步。
人们常常有个错误的认识，只要一个国家独立了，就自然会实现工业化，并自动产生就业，走向现代化，生活也就获得了改善。但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却证明，即便独立了，工业化仍然不会自动到来。不管我在非洲，还是在缅甸、阿富汗等地区见到的状况，都证明，一个国家可能会经历数十年的停滞甚至倒退，并长期保持在工业化之外。
2012年缅甸刚结束了军人统治，我进去考察时发现，在缅甸首都一家超市里如同是万国博览会现场，日韩的电器和化妆品，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的休闲食品，印度的日用品，中国的小商品和小家电，夹杂着一些美国和欧洲货，都出现在了缅甸人的面前。而缅甸本身生产的，在整个商店里不超过20%。即便20%，也是一个高估的数字。缅甸的商品只涉及原材料、最简单的加工品，稍微复杂一点就要依靠进口。
到底是什么妨碍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呢？原因不外乎三个。第一，工业化需要和平的环境，如果一个国家存在战乱，人们就无法集中精力去发展生产，从而出现长期停滞，这样的情况类似于阿富汗、叙利亚等国家。第二，即使没有战乱，但是如果国家领导人没有选择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也会将国家长期锁在停滞之中，而这种情况类似于发生了军事独裁的缅甸，直到最近10年，虽然缅甸军人政府自动放弃权力让位于民选政府，缅甸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是2021年缅甸再次出现反复，更何况即便不出现反复，要想追回逝去的时光依然困难重重。第三，就算是国家没有战乱，也没有采取独裁、锁国，是否就有可能迅速进入工业化呢？非洲的例子告诉我们，依然是不一定。
以西非为例，由于西非是法国的殖民地，虽然从名义上这里已经独立了，但法国的影响力依然无处不在。当马里国家发生了叛乱时，马里政府首先依靠的不是国际社会，而是法国出兵。塞内加尔依然认为达喀尔是西非的中心，因为法国控制了这里的金融和商业，从而从这里出发控制着西非。而西非国家普遍使用的跨国货币西非法郎，更是一种法国建立的货币体系，每一个使用西非法郎的国家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通过一系列软性的方法，法国依然控制了这些西非国家的经济生活。
在这些国家独立之前，法国就把它们打造成法兰西帝国的一个个器官，这些器官只生产一两样初级产品，不发展加工制造，也不发展其他工业，并且初级产品都只能卖给法国，也只能从法国进口加工品。法国殖民地是没有办法从英国购买商品的，更别提从亚洲国家购买，只能依靠法国建立单一的进口渠道。它们也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农业品应该卖给谁，只能强制性地卖给宗主国。
正是靠这种强制性，使得宗主国能够从殖民地体系中吸纳大量的资本，以供养宗主国的人民。这是一场零和游戏，宗主国所得，就是殖民地所失。
也许有一天，当人们回顾欧洲对非洲的影响时，会发现被不断批判的奴隶贸易并非影响最深远的事件，真正影响非洲社会结构的，反而是不那么起眼的边界划分，以及普通商品的贸易剪刀差。
后来，非洲国家即便独立了，商业和经济上的惯性却保留了下来，继续被欧洲国家压榨。
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非洲变成了一个物资极其匮乏却物价昂贵的地区，这里的物价水平远高于在亚洲的同等国家。由于进货渠道单一，而欧洲又不主张非洲发展自己的工业，甚至以保护动物等各种理由来限制非洲国家的现代化，使得非洲在独立之后又保持了许多年的附属地位，在经济上继续受到了欧洲的压迫。
然而，这样的情况在最近一二十年又有了不少变化。事实上，随着亚洲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发展起来，非洲国家也享受到了发展和国际化的好处。
非洲人习惯告诉我，这些年进口产品的价格已经降了不少，比如小家电、日用品、药品等。当然，其中的原因不在于欧洲的慈悲。以前电器都必须从法国进口，现在改为主要从中国进口。以前的药品更是普通人吃不起，自从印度药崛起之后，整个非洲都成了印度药的天下。西方虽然每年都援助非洲大量的药品，但这些药品不是浪费了，就是被政府官员拿走卖了高价。
除了亚洲之外，供应给非洲商品的国家主要还有土耳其、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这些国家都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成了非洲的主要商品供应国。
在非洲国家刚独立时，由于贸易对象还是原来的宗主国，造成了物价的昂贵。当日本、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发展起来，又经过一段时间这些国家的商品到达非洲，并打破了原宗主国在经济上的封锁，非洲国家才获得了足够的好处。
现在，非洲的经济恰好处于一个打破旧秩序、发展新秩序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和印度商品大量冲向非洲，只要能够到达非洲的商品，价格立刻大幅度下降。但另一方面，总会有一部分商品是无法从中国和印度运过去的，最典型的就是加工食品。由于距离遥远，并且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非洲饮食口味是由欧洲决定的），非洲很少从中国进口食品，他们还是从欧洲进口，其价格依然是高昂的。如果要想解决这部分商品的价格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发展本地的加工业。而这一点，却依然是非洲欠缺的。
事实上，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归结起来，又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如何投资才能让这些国家获得更多的产出。这里必须让人们明白投资的价值。只有投资才能如同下金蛋的鸡，投入一分，就可以获得持久的收益。
对于新兴国家而言，最大的投资莫过于两类：第一，能够产生效益的工厂；第二，能够让当地经济提速的基础设施。在这里，基础设施尤其重要。
基础建设的悲喜剧
要想周游世界，最多样化的交通是火车，而最能看出一个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也是铁路。
世界上的汽车模样大都雷同，但世界各地的火车却都有着自己的特征。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留下的苏联式的火车，卧铺车厢内的铺位白天是座位，到晚上，乘务员挨个发了铺盖，座位经过如同变形金刚式的变形，才支成了铺位，大家纷纷铺上铺盖上床入睡。到了第二天一早，乘务员就会挨个儿喊大家起床，将铺盖收走，于是卧铺又变成了座位。在这里，火车是一个纪律化的工具，即便卧铺也只能在晚上使用，这对于我这种习惯于睡懒觉的人颇难以接受。
印度的火车除了卧铺车厢之外，一般还会拿出一两节车厢设成统舱，在这些车厢中并不对号入座，票价也非常便宜，坐上一天一夜，价格也不过只有十几元人民币而已。统舱车厢里也不查票，许多流浪汉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跑遍全国，这使得印度成了人口迁移大国。除了统舱，每一列火车还有一节女士车厢和一节残疾人车厢，表现了当年英国制度的人性化。虽然印度的火车跑得不快，但由于四通八达，在中国铁路崛起之前，是世界一大奇迹。
印度车次编排也非常灵活，甚至在路上，到了某个中转车站，原本一列火车也会被打断成两截，每一截与其他不同的列车重新组合上路，去往不同的目的地。因此，在乘坐一列火车时必须看准车厢，因为不同的车厢可能去往不同的目的地。我曾经在海得拉巴上了一列火车，它的前半截前往班加罗尔，后半截去往果阿，两个目的地相差了数百公里，如果不是当地人的提醒，准备前往果阿的我就差点儿去了班加罗尔。
在我所有的火车旅行中，最艰难的一次旅行是乘坐毛里塔尼亚的矿车，这趟矿车原本只是连接一个铁矿和港口的货运列车，有100多节，却又设立了一节（只有一节）载人车厢。车厢里人山人海，地面上是一层厚厚的矿粉，颠得所有人灰头土脸，但这列火车却是唯一的交通方式，因为两地间根本没有公路。
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缅甸的铁路。缅甸的铁路也大都修建于英国殖民时代，缅甸独立之后，进入了封闭期，这些铁路系统就进入了年久失修的状态，虽然至今依然在运行，但是铁路的状况却很糟糕。2012年和2019年，我两次乘坐缅甸的列车。第一次时，在硬座车厢睡着的我曾经被火车颠到了地板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火车竟然可以跳跃。2019年，我和我的父亲再次前往缅甸，我专门定了两张卧铺票。缅甸的卧铺车厢带着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奢华，这里的卧铺都是包厢式的，每一个包厢只有四个铺位，其中下层铺位可以收起来变成两张椅子，又可以随时打开变成卧铺。
列车开动后，上厕所便成了一项艰巨的工程，特别是对于老人，当站起来后必须随时抓住点东西，以免被火车抛向天空。
到了第二天下火车时，父亲欣喜地告诉我，他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似乎被颠好了，比硬板床都管用得多。这是缅甸火车带给他的最大收获。
缅甸的火车似乎说明了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遇到的困境：它的基础设施都已经老化到了极致，不知道还能用多久，却又缺乏资金来修缮这些设施，更别提建设新的铁路了。
事实上，绝大部分新兴国家所面临的困境都是一样的，他们缺乏资金去做基础设施，人民也无法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
在走访中，我最大的感觉，是一条好的道路对于一个地区的帮助有多大。先说国内的情况，在中国西部，许多地区在之前由于基础设施跟不上，不得不游离于全国经济边缘，在西藏的墨脱县，公路打通之前，县城的人们只能徒步行走三到四天，才能与外界联系。并且这两条步行线路只能在夏天开通，一到冬天就被冰雪封锁了。春天是充满了陷阱的季节，在我走访墨脱的2006年，由于一批背夫心急想早点儿进入墨脱，提前了几天出发，就有十几人被巨大的雪崩埋入了雪层之下。他们的尸体被冻在了雪中，随着夏天化雪才逐渐显现出来，后来的人们经过时，都能看见他们的尸体，却无能为力，因为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将他们从冰层下挖出来。直到几个月后冰层化得差不多了，人们才能将他们收殓。但这一切随着扎墨公路的修通而告结束，一条公路就这样彻底改变了一个县城。
现在，在中国西部，公路、电力、网络已经将全国的经济状况完全改变，即便是云南最偏远的山区，也可以依靠基础设施，在网络上售卖自己的农产品到全国的任何地方。人们常常认为，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修一条公路是非常浪费的投资，但公路修好之后，当地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经济形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在世界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在非洲的毛里塔尼亚，随着中国建设大军的进入，撒哈拉腹地最偏远的古城可以通过一条柏油路与首都直接相连。古代时，骆驼在沙漠中需要跋涉数个月的路程，如今只需要一天就可以到达。在肯尼亚北部，连接莫亚乐口岸和首都内罗毕的公路曾经是一条土路，许多旅行者至今依然记得它有多难行，但2014年我经过时，当地人就告诉我一支中国的筑路队正在那儿修路。如今，它已经变成了一条上好的柏油路。在埃塞俄比亚，中国人也参与修建了大量的道路系统。
在中国的北方邻居蒙古境内，一条连接首都乌兰巴托和西部的道路已经修了近10年，进展缓慢，但随着中国工程队的加入，这条路已经修到了西部地区，距离全面铺油不会太遥远了（2013年所见）。对于蒙古这样地广人稀的国家，一条柏油路更是影响深远，以至于牧民带着牲口转场，都不用牲口自己走了，而是用车拉着走。蒙古已经从牲口背上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车轮上的国家。
可以说，中国对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帮助是恰如其分的，恰好抓住了它们最需要的东西：基础设施。
除了公路之外，电信设备给了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机会。事实上，许多国家的电信设备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以印度为例，印度由于起步晚，大部分人并没有赶上固定互联网浪潮。印度是一个精英化的国家，有世界领先的软件公司，但大部分人却并没有接触过固定互联网。但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突然间缩小，几乎所有的人都通过手机与世界有了联系。印度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移动互联网人群发展最迅速的市场。大批的互联网公司诞生，依托于人口大国的地位，变成了世界不可忽视的一极，这一点，得益于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
虽然基础设施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极其重要，但也有不少随之而来的问题。
在我访问非洲时，就曾经发现，许多中国援建的基础设施利用率并不高。以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修建的铁路为例。在肯尼亚，有两个国际性的城市，分别是首都内罗毕和海边港口蒙巴萨，这两个城市的地位类似于中国的北京和上海。2014年之前，沟通内罗毕和蒙巴萨的，有一条英国时期的旧铁路，运力非常有限。人们来往于两座城市之间，通常乘坐巴士。两座城市间距离约470公里，人们一般选择坐夜班车，傍晚坐车，第二天一早到达。
从2014年开始，一条新的铁路如变魔术一般出现了。这一年，乘着中国总理访问的机会，肯尼亚新总统小肯雅塔（Uhuru Kenyatta，首任总统的儿子）与中国签订了修建新铁路的协议。
按照肯尼亚速度，签订协议后的10年内是论证和争吵的时光，如果项目有幸熬过了这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筹款，持续几年的筹款过后，又进入了新的争吵。至于开工，可能是20年之后的事情。由于总统任期只有两届，大部分项目熬到下一任总统，也就无疾而终了。
但这一次事情却起了变化。作为建设民族的中国人让肯尼亚大吃一惊。三年后，在本地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时，一条近500公里长的铁路已经摆在了蒙巴萨和内罗毕之间的高原上。铁路上的每一座火车站也不再是东非标准，而是充满了现代化气息、又有些粗糙的综合性站点，虽然不算优雅，但放在非洲已经是超标准。
这条铁路将两座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缩短到了4个小时，如果开足了运力，人们上午出发到另一个城市去办事，下午就可以回家吃晚饭，这种速度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这本来是一件解决运输问题的大好事，如果按照当年日本、中国的发展节奏，接下来必然是，这条铁路开足马力运转，人们借助铁路的优势发展经济。但不幸的是，后来的发展并没有进入这样的设定。让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情况。
首先，这条铁路让肯尼亚的反对派目瞪口呆，他们本来攒足了精神要反对建设，但还没有来得及作准备，就发现铁路已经建好了。当蒙内铁路建成后，反对派意识到，要想反对新项目，也必须加快速度。
于是，反对蒙内铁路延长线（从内罗毕到乌干达边界）的抗议活动紧锣密鼓组织起来，让新项目的难度陡然加大。各种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铁路会损害动物的活动，部落居民认为铁路会促使他们抛弃掉原始的优良传统。延长线建设的速度比主线已经放慢了不少，何时完工就不再受控了。
其次，蒙内铁路的运营也出了问题。按照规划，铁路如果要充分运用，需要一天运行数趟数十趟，将大部分的汽车客运都转到铁路运输。但蒙内铁路建成后，原本的汽车客运公司立刻感受到了压力，他们也是政治的一部分，立刻行动起来抵抗蒙内铁路的冲击。妥协的结果是：一条现代化的铁路线，每天只运行一班车。
由于铁路运力没有利用起来，火车车票成了奢侈品和抢手货，大部分人由于买不到火车票，还是得回去坐夜班汽车，忍受十几个小时的颠簸。
执政的政府虽然推动了蒙内铁路的建设，但它也似乎并不想打破汽车公司的饭碗，于是满足于将蒙内铁路当作一个政绩，解决了一部分铁路职工的就业，同时不影响汽车职工的票仓。
蒙内铁路就在运力不足的尴尬下运营着。按照通常思路，蒙内铁路只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但在肯尼亚，却没有谁将它当作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复杂的政治问题。铁路本来是一条可以提升当地人生活质量的好项目，却由于政治争斗而步履蹒跚。
与蒙内铁路类似的，还有中国援建的埃塞俄比亚铁路，这条铁路连接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港口国家吉布提，为的是解决埃塞俄比亚没有出海口的问题，通过铁路与吉布提相接之后，就可以利用吉布提的港口帮助埃塞俄比亚发展。但至今，这条铁路的客运也没有超过一天一趟。
在非洲，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铁路都有着特殊的“半衰期现象”。之前，一条铁路刚刚建成时，往往能够维持一天一趟的运力，但由于运营火车是需要技术的，这牵扯到乘务人员的培训，地勤人员的协调，以及技术人员对铁路和机车的维修，这些背后的功力做不到，就无法增加车次。
到了后来，随着铁路的磨损，运力逐渐下降，车次就会逐渐减少，变成每周五趟、四趟、三趟……最终减少到每周一次，几十年后，由于铁路年久失修，最终这条铁路就会报废。
在坦桑尼亚，中国在几十年前援建的坦赞铁路已经进入了一周两次的周期之中，接近生命尾声，而在塞内加尔，一条法国时期修建的连接邻国的铁路已经从一周一次变成了一周零次，正式告别了生命周期。只有毛里塔尼亚的矿石铁路由于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依然维持着每天一趟的频率。
如何让这些国家能够学会软硬件两方面的技术，协调更多的职工、开出更多的班次，自己解决维修问题，这都是发挥基础设施效率的关键因素。
除了技术问题之外，还有对人的培训。
事实上，在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却依然没有意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将“信仰”“斗争”等理念放在了经济之上，由于理念的失序，既无法解决经济问题，又反作用于社会，让社会更加混乱，既进一步激起了暴力。
要想提高人口素质，必须大力发展教育。最近10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开始大量涌入中国进行学习，可以看作这些地区人民对于幸福渴望的一种表现。这也给中国的教育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到中国学习是一件好事，就像当初中国人跑到美国去学习一样，中国现在同样可以帮助一部分外国学生，让他们学到知识，回去帮助自己的祖国。但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才能让他们学有所成，避免混日子。
只有人员培养到位，才能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减少浪费现象。而浪费，往往是一个国家在建设中必然产生的现象，但有时候又会扩大成为资金利用的死穴。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磨炼
随着中国等国家的投资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铺开，另一个问题也浮现了出来：一个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援助，就能够从落后变得现代化吗？
事实上，世界已经以援助的形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了许多的基础建设。以中国帮助非洲建设的坦赞铁路为例，这条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形成了巨大的帮助，赞比亚是一个不靠海的国家，却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坦赞铁路修通之后，赞比亚可以通过这条铁路将铜矿运到坦桑尼亚最大的港口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与世界连接起来，而坦桑尼亚也可以从运输铜矿中获得运费收入，一条铁路帮助了两个国家。而这条铁路也是中国在最困难时期无偿援助非洲的。
但是，一个国家仅仅依靠援助很难获得持续的发展，反而有可能陷入对外依赖之中。并且由于援助款项来得太容易，反而造成了持续的浪费，甚至会引起当地人的抵制。2020年底，中国资本撤出肯尼亚在拉穆（Lamu）的火电项目，就恰好说明了当地人抵制可以造成的局面。
拉穆是肯尼亚东北部的一个古老城镇，据说在郑和下西洋时就曾经到过这里，而现在拉穆古镇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肯尼亚地区缺乏电力，拉穆也不例外。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决定在附近建设一座火电厂。对于遍地电站的中国来说，这并不是个大问题。而由于非洲地区经济落后，碳消耗量并不大，和全世界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建设一座火电厂也并不会增加太多的碳排放。并且，只要严格管理，也不会带来太严重的污染问题。这样一座电站本来是可以显著改善当地的居住条件的，然而反对最激烈的反而是当地人。
肯尼亚是一个拥有反对派的国家，任何在任政府的工程项目，不管是否合理，都必然遭受在野党的反对。这一次，反对派打的旗帜是保护环境，抵制火电。于是，在这个连电力都不充足的国家，却利用后现代的环保借口，抵制这个项目，导致了项目的搁置。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遇到了许多这样的项目。有的项目难以实施，根子里是当地人害怕变革，不管这个变革是好是坏。最终，这种害怕会以各种后现代议题的形式爆发出来。在建设蒙内铁路时，为了动物的生存权，必须牺牲人类的发展权；在建设拉穆电站时，在发达国家都不肯减少碳排量时，作为碳排量小国的肯尼亚人却以环保为借口抵制这个项目。
但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经过的磨炼。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企业都太年轻，整个世界依然用怀疑和猜忌的眼光对待这些冲劲十足的企业。另一方面也是世界上每一个企业都曾经面临过的局面，不仅中国企业，就连欧洲、美国企业，在介入这些地区的经济事务时，都曾经遭遇过类似的事情。只有与当地有了更久的磨合，双方彼此熟悉，才有可能找到一条双方都接受的道路。
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并试图学习中国，将经济议题的地位提高到第一位。
肯尼亚周边的几个国家在经历了众多的波折之后，都乐于选择与中国类似的发展道路。
坦桑尼亚曾经经历过尼雷尔的乌贾玛主义，但当他们转向市场经济时爆发出了巨大的活力。由于人民的教育素质相对较高，而经历过贫穷之后的人们也知道了经济的重要性，虽然也有不少磕碰，但整体上对于中国资本是非常欢迎的。
而在乌干达，虽然出现过阿明这样的独裁者，但当第三代领导人穆塞韦尼（Yoweri Kaguta Museveni）上台后，立刻采取了经济优先的务实态度，大力发展经济，引进外国资本，在他的领导下，乌干达已进入稳定期。
乌干达的邻居卢旺达发生过举世震惊的大屠杀事件，但仅仅过了20年，乌干达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节奏。这得益于总统卡加梅（Paul Kagame）决定用经济发展来解决种族冲突问题。他意识到，乌干达之所以问题重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的生存压力太大，不得不采取你死我活的斗争模式。只有经济发展了，人们都有了饭吃，才能在根子上解决暴力问题。
不管是卡加梅还是穆塞韦尼，在多个场合都曾经表示欢迎中国资本的进入，这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引进资本的确带去了现实的好处，它们可能会成为榜样，改变人们对于中国资本的看法。
肯尼亚的北面邻居埃塞俄比亚同样是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它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经过了两次令人震惊的独裁，又爆发了两次血腥的内战。但也正因为这样，埃塞俄比亚深刻地体会到了发展的重要性。中国援助的基础设施在埃塞俄比亚的铺开相对要顺利得多。埃塞俄比亚将自己定位为东部非洲的制造业基地，试图利用人力资源（它是非洲第二大人口国家）来发展低端产品的加工制造业，形成核心竞争力。
在缅甸，中国企业的命运更是随着民主化进程而起起伏伏。最初，缅甸某些地区也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对中国资本的敌视，但昂山素季政府的发展需求使他们逐渐发现中国资本是稳定可靠的发展助力，双方再次进入了一个较为和谐的时期。至于未来会如何，依然需要时间去观察。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世界，即便有不少相对顺利的例子，但中国企业在未来一二十年内依然要面临许多困难。这是一个新兴国家的企业必须面对的挑战，只有依靠耐心，并学习国际上复杂的规则，减少无效投资，寻找双赢的空间，而不是仅仅诉诸对抗，才能熬过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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