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世俗化：民主制也无法解决的难题
作者：郭建龙 更新：2024-04-06 15:48
第五章 世俗化：民主制也无法解决的难题
阿姆河两岸的天壤之别
世界上最麻烦的海关口岸，莫过于从阿富汗到乌兹别克的“海拉屯（Hairatan）——铁尔木兹（Termez）”关口。这里曾经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线路之一，那些从中亚前往印度的人们几乎必然要从这里经过。对于中国人来说，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唐代的玄奘也曾经过这里前往印度。但此时，由于两国截然不同的安全形势，曾经熙熙攘攘的交通要道却很少有人到达，一天之内过境的，算上当地人也不会超过百人。
以我在2016年的经历为例，要想前往这个在历史上极度繁荣、现在却偏僻异常的关口，人们必须坐飞机从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前往阿富汗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Mazar-e-Sharif）。之所以不能选择陆路，是因为两座城市之间的道路被塔利班控制了。塔利班原来大都活动于南部地区，但后来阿富汗东北部突然出现了一股塔利班队伍，对东北部地区展开了攻势，并在2015年和2016年，两次攻入了东北部的大城市昆都士（Kunduz）。他们还沿着昆都士道路南下，不断地袭击各个军事据点和小城镇，威胁着北方的道路系统。
大部分人去往北部都选择飞机出行。飞机从喀布尔起飞后，穿越了兴都库什山，不到一个小时，就在兴都库什山的北麓降落。从这里往北是巨大的巴克特里亚平原，马扎里沙里夫恰好位于山麓与平原相接的地方。
从马扎里沙里夫到乌兹别克斯坦边境还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我先从机场乘出租车到达市区的东部边缘，再乘坐共乘出租车前往边境城市海拉屯。出租车出发不多久，就看见许多军人在路边盘查来往车辆，将一辆辆车都拦下逐个检查。
在排队等候检查时，司机突然回头看了我一眼，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我下意识地将头巾拉了一下，盖住了脸庞。
这里是军阀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的领地，军人穿的服装与阿富汗政府军并不一样，他们手中拿着AK47，每过一辆汽车，都拉开车门检查人数，再打开后备箱，有人从司机手中接过小费，然后放行。
他们检查了我们的汽车，没有发现异常。由于阿富汗有一个民族叫哈扎拉人，他们本身是蒙古人的后裔，长相与中国人非常近似，因此在阿富汗，只要穿上当地的服装，中国人往往很难被发现。当司机递上小费后，士兵把我们放了过去。离开了检查线，司机回头朝我笑了一下，继续前行。
一个小时后，公路已经是沿着阿姆河南岸前行，而河的对面就是乌兹别克斯坦了。“乌兹别克斯坦！”共乘的乘客指着对岸羡慕地告诉我。不过我们又沿着河岸走了十几公里，才到达了边境城市海拉屯。
在阿姆河上，只有一座桥沟通了河两岸的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这座桥叫友谊大桥。任何人要过境，都必须经过桥两端反复的检查手续。首先在阿富汗一侧要先进入一个士兵把守的大院，院中央有一栋建筑。这栋建筑就是边检站，需要先在一个房间检查行李，然后到另一个房间盖离境章。在盖章的同时，边检人员会给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编号。拿着护照和小纸条，穿过建筑，进入另一个小院子，在小院子的出口处将纸条交给警卫，出了门，就算正式出了阿富汗的管辖区，而门外正对着的就是友谊大桥。
在大桥中部，一条细线代表着两国的国界。阿富汗一侧没有人守卫，而在乌兹别克斯坦一侧，两位荷枪实弹的士兵虎视眈眈地望着几十分钟才有一个的行人。
过了友谊大桥，就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边防警察身材高大，与我的矮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检查了我所有的材料，示意我在那里等待。他们似乎在等待着我有所表示，我微笑着不予理睬，一个多小时后，他终于忍不住了，挥挥手将我放行到下一关口。
乌兹别克斯坦的海关很大，从一个办公室到下一个办公室要走数百米。下一关是盖入境章。又是长时间等待，入境官才不情愿地盖了章。
但这仍然不是结束，接下来是填写报关单。这份报关单是用俄语写成的，在海关人员的帮助下，我连猜带蒙用英文填完了。在海关人员检验我写的单子时，另一个人过来将我带走，要求检查所有的行李。我只带了一个不大的背包，按照正常情况，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检查完，但他却检查了足足三个小时，才算完成。
乌兹别克斯坦海关检查行李是这样的：首先将所有物品从包里拿出来，然后，对每一件衣服的每一个衣角、每一条缝都必须捏过，确保衣服中没有夹带东西。另外，虽然我只有一个背包，背包里却放有两个小包。每一个小包也都必须打开，确保里面没有违禁品。
在检查行李的同时，他把我的手机要过去，拿给了另一个人，让他帮忙检查我是否在边境处有拍照。我的手机中有数百张照片，检查员一一认真核对。接着，检查又进入了下一个环节：相机。
我的相机中有1000多张照片，大都拍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检查员认真地履行着职责。这次他让我站在了旁边，每翻出一张，就让我说一下这是哪儿。他还在偷偷地观察着我的神色，希望通过我的表情锁定嫌疑。检查完毕，下一个环节是电脑。
检查员命令我打开电脑，他会利用关键词搜索文件，熟练地调出搜索程序，利用文件后缀名来锁定视频文件和照片。搜索的结果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电脑中一个视频都没有，却有上万张照片！他们检查手机和相机的照片已经累坏了，面对突如其来的上万张照片，终于显得不耐烦了。检查员的速度在不由自主加快，有时候只是打开一目录，扫一眼，让我解释一下。
检查了不到一半，他终于放弃了，把电脑还给了我。就在我认为已经过了关时，他突然把我带进了一间小屋，小屋没有窗户，在微弱的灯光下显得有些诡异。他告诉我，必须对我进行搜身。
只有做完了这一切，他们才会放行，此时距离我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已经过去了五个小时。检查员友好地帮我收拾好行李，临出门前，还竖起了大拇指。整个搜查过程都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并没有剑拔弩张的压迫感。但是手续却一个都不能少。
那么，乌兹别克斯坦的移民官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地检查每一个人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罚款，只要有发现任何违禁品或者不该拍摄的照片、色情品，人们就会受到高昂的罚款。另一个原因，则是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鲜明的对比。
在进入阿富汗海关之前，经过的是小镇海拉屯。这个小镇显得极其贫穷、破旧，男人们都留着大胡子，穿着长袍，除了汽车、武器等现代化的东西之外，人们的穿着、房屋都像古代。女人们则完全罩在黑色或者蓝色的袍子里，身体没有任何部分露出来，甚至连眼睛部位都覆盖着用蕾丝做成的网状帘子，透过这张网，女人可以看到外界，但外界却看不到女人的眼睛。
仅仅在一桥之隔的乌兹别克斯坦，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乌兹别克斯坦也并不是富裕的国家，但它的城市却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范畴之中。房屋的外面带着苏联模式的秩序感，但内部却装饰着蓝色或者黄色的墙壁，带着丰富的饰物，这种装饰风格即便放在中国也并不落后。
许多城市的建筑都带着漂亮的花园，人们悠闲地在花园里散步，仿佛早就习惯了和平与稳定的社会环境。
更重要的风景是乌兹别克的少女，她们穿着带着民族风格的长裙，露着满头的秀发，毫不羞涩地在街头漫步，望见陌生人，那转头的一瞥更让人体会到了中亚女子的婀娜多姿。
也许读者看到这里，会以为我对乌兹别克斯坦过于美化了。这里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也带着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它的经济发展也是停滞的，政治依然带着一言堂的痕迹，留给未来的问题很多。
关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不足，所有的说法也是可靠的。可是，只要在一天内去过阿姆河的两岸，对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作个对比，立刻就能明白它们的差距有多大。阿富汗在战乱之后，还是一个没有任何世俗化的国家，但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完全世俗化了，这里人民的生活已经和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多少区别，男男女女在城市里抛头露面，不用担心重新回到宗教的束缚之下。
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小城铁尔木兹的花园里喝着咖啡，望着那美丽的少女，才感慨自己回到了现实的世界。
事实上，在近代，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境遇却是相反的。阿富汗从19世纪末，就一直以西化和现代化为目标，历代国王进行了不少改革，并在20世纪上半叶终于取得了突破，让人们充满了期待。直到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的女人依然可以在外面工作，穿世俗服装，抛头露面，女孩子也可以上学，在街上玩耍。女人都获得了解放，更不用说当时男人的自由度了。
反过来，乌兹别克斯坦所在的中亚自从近代，就一直是最闭塞和落后的地方，这里信奉的伊斯兰教是最虔诚的。
但数十年后，两个地方的状况却出现了反转，乌兹别克斯坦的世俗化已经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便在苏联解体后，也依然坚持了下来。苏联留给乌兹别克斯坦许多拖累，却给了它一个最大的遗产。而阿富汗却倒退成了最保守的国家，世俗化成果灰飞烟灭，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惋惜。
历史证明，当一个传统国家开始追赶世界时，人们通常首先把精力放在经济上，但更重要的，却是首先要将国家世俗化，脱离原来的宗教或者传统社会，世俗化是可以有效保证其他的改革成果的。在这里，世俗化是第一位的，超越了其他任何改革。
甚至当国家无法兼顾世俗化和民主时，那么首先要保留的应是世俗化。因为一旦失去了世俗化社会，其他的成果都会慢慢消失，不管当初作过多少努力。
三个国家的世俗化命运
在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三个国家，恰好诠释了世俗化的重要性。
从欧洲直到南亚的路上分布着三个国家，分别是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自古以来，欧洲的人们要想从陆路到达印度，这三个国家都是必经的。现代人们到达土耳其，会发现这里是一个相对世俗化的世界，虽然现在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直想让土耳其回归宗教，但走在土耳其街头，依然能够感觉土耳其的世俗化成果是持久的，伊斯坦布尔大街上的女孩子昂首阔步地走在街头，不用担心所谓的头罩问题。人们的思维也更加现代，对现代事务完全不排斥。
而在伊朗，这里的女孩子们上街都必须佩戴头巾，否则会被风纪警察抓起来。这里的毛拉们仍然是政治的一部分，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画像挂在了各处。不过伊朗比起阿富汗依然要好很多，阿富汗的年轻女孩除非把自己装进布袋一样的袍子里，否则是很难上街的。三者的差别在街头就一目了然了。
然而从20世纪的上半叶直到70年代，这三个国家却都处于世俗化的努力之中，甚至存在竞争关系，它们你争我赶，试图并入西方文明的轨道。但由于领导人采取了不同的路线，最终得到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土耳其闯过了世俗化这一关，到了今天，即便领导人想要退回去也是阻力重重；而伊朗则虽然依然不情愿地转身回到了宗教的统治之下，却也保留了一定的世俗化成果；至于阿富汗则没能守住世俗化成果，不得不回到了传统的轨道上，令人扼腕叹息。
三个国家追赶西方文明的改革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真正结出成果都是在20世纪。
先看土耳其。土耳其在19世纪就有苏丹领导的改革尝试，以及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改革运动。这些改革运动发生时，土耳其还是一个大国，因为整个中东地区都还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而在欧洲部分，许多东欧的土地也是土耳其的领地。历史上的土耳其统治着从非洲直达中东，再囊括了东欧、希腊的大片土地，是仅次于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罗马帝国的超大型帝国国家。如果土耳其能够较早改革成功，也许它就能保持更多的领土。
然而，土耳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痛定思痛，下决心进行彻底的改革。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土耳其到这时几乎处于亡国的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地逐渐被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族侵占。东欧的斯拉夫人、巴尔干人和希腊人，原来都是奥斯曼的属民，也开始了争取独立的斗争。非洲的埃及也已经在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Pasha）的领导下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只有亚洲的阿拉伯地区和高加索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承认土耳其的宗主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更加悲凉，由于站错了队，土耳其和德国人一起并肩战斗抵抗英法等国，一战结束时，它莫名其妙成了战败国，并且是待遇最差的战败国。
德国和奥匈虽然战败了，毕竟它们还属于基督教内部的国家。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国家本来就是异己，欧洲国家对它瓜分起来没有任何怜悯之意，完全是从利益考虑。于是，在英法等国的主持下，土耳其剩余部分被瓜分。
按照胜利者的计划，两个高加索小国被分离出去；而原来的阿拉伯领地则被分给了英国和法国，在英国分得的土地上现在变成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而在法国分得的土地上如今变成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些还是土耳其帝国的外围，更让土耳其人绝望的是，就连他们生活的土耳其本土（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土地）也将被瓜分。这个国家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将脱离土耳其，成为一个国际共管的城市；小亚细亚南部地区被分给了意大利，而希腊则将土耳其的海岛全都拿走，甚至想要占据爱琴海岸地区。
如果按照这样的瓜分，土耳其将变得大约只有现代土耳其大小的1/3，并且还是最没有价值的土地，可谓结结实实的亡国。
这时，土耳其人才意识到不改革就是死亡的道理。于是，他们聚集在英雄凯末尔（后来称阿塔图尔克）的旗帜下，将希腊人、意大利人击败，在丢失了外围的情况下，保卫住了本土，特别是伊斯坦布尔和南方海岸。如今到土耳其，人们会发现南方海岸目视距离之内的小岛，竟然都不属于土耳其，反而属于希腊，他们会感到无比惊讶，但考虑到历史上土耳其曾经差点连海岸都保不住，可以说，这已经是当时最好的结果。
也正因为经历过一次这样的历程，土耳其人感激将他们从深渊中救出的阿塔图尔克。正是这种遭遇，让阿塔图尔克获得了在别的国家无法获得的权威，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改革。哪怕人们心里并不赞成，却不敢忤逆他，更不敢阻挠。毕竟如果不是阿塔图尔克，这个国家都不存在了。而在伊朗和阿富汗，虽然国王们也在进行改革，但由于他们的权威不够，改革受到了更多的掣肘。
如果阿塔图尔克是一个野心家，完全可以通过人们的拥戴变成一个新的苏丹，但他是一个强烈的共和主义者，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世俗主义者。
从1923年10月29日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阿塔图尔克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世俗化和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甚至不惜采用实质性的独裁，冻结了多党制，规定总统可以连选连任。他也不吝于利用武力镇压反对派，审判、流放、封报馆，只要能维持土耳其稳定和按照既定轨道前进的事情，他都会去做。
在这种实质性独裁下，他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可以总结为六大主义，分别是：共和主义、世俗主义、平民主义、改良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后两者的内容较直观，在这里我们只解释前四项。
所谓共和主义，是指虽然他保留了独裁的权力，却有意保留共和国的架构，人们在他死后能够较为顺利地过渡到多党制和共和国。为了保证共和国不会被野心家所劫持，回到君主制或其他乱七八糟的形式下，阿塔图尔克对土耳其的法律系统进行了重大改革，按照西方观念重写了刑法、民法和商法。司法改革打击最大的是土耳其的宗教势力。
所谓世俗主义，是指除了对法律系统改革之外，阿塔图尔克还在生活方式上针对伊斯兰宗教势力进行打击。他担心未来教法势力会成为阻碍土耳其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试图在自己活着时用强力将其击碎。在他采取的措施中，有的也非常可笑，他倡议禁止土耳其的无沿帽子，男人如果戴帽，必须戴欧洲式的宽边帽。穆斯林典型的特征大胡子和面纱也受到了人们的嘲笑。另外，为了与西方合拍，土耳其采纳了公历体系，不再使用伊斯兰历，休息日也改为周末而不是星期五。此外，在保护妇女权益上，阿塔图尔克也大踏步前进。他授予了妇女选举权，并规定男人不能再按照穆斯林法娶四个老婆，只能娶一个。他强迫达官贵人的妻子抛头露面，并鼓励她们从事各种工作，或者参加政治。他废止了许多苦行团体，没收了他们的庙宇，关于伊斯兰的教法课程也全部被清出了公立教育体系。
所谓平民主义，就是土耳其的平权运动。在废除了外国的特权之后，阿塔图尔克宣布所有的人民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但是，如何保证所谓相同的权利呢？如果经济基础和教育问题无法解决，那么所谓的平权就是空谈。所以，在经济上他注重占土耳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免去了什一税，也减少了其他税收。而在教育上，他大力推行义务教育，消灭土耳其占总人口80%的文盲。在教育中，他甚至将土耳其的文字系统都改掉了。在之前，土耳其使用的是阿拉伯文字系统，阿塔图尔克按照拉丁字母系统创立了新的文字。1928年，所有的政府文书都不得再用阿拉伯文，全部改用新土耳其文。所有的报纸必须使用新文字。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文盲，大家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学习文字。这一改革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当精英和平民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重新学习语言时，各种资源迅速到位，书本、报纸出现了惊人的发展，与之相伴的是文盲率的大大降低。土耳其摆脱了阿拉伯文字后，也从阿拉伯浓郁的宗教氛围中摆脱了出来，更加贴近于西方。
所谓改良主义，就是要避免革命和暴力，采取改良主义的做法，不断地改革，利用小步慢跑但是不停歇的方法来化解应力的积累。
通过这一系列激进化的改革，土耳其变成了一个准西方的国家。虽然它的人民大部分还是信奉伊斯兰教，但政教分离的原则却建立了起来，土耳其的政治是建立在西方化宪政之上的。
阿塔图尔克去世后，他的接班人伊诺努又开放了党禁，从而完成了从实质性独裁向西方式民主制的转变。关于阿塔图尔克的独裁，也有人认为这也是有帮助的，因为毕竟只有他有足够大的威望，推动整个社会不加反抗地执行着所有改革指令，换成另外的人，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必定无法如此彻底，一旦回潮，可能所有的成果都保持不住了。
阿塔图尔克之后的土耳其共和国并非一帆风顺，他去世后，保守势力依然试图恢复伊斯兰传统。在土耳其20世纪的政治中，一直是左右两派之间不断地斗争，左派是坚定的世俗派，却在管理经济中失利，这是因为他们总是试图采取一部分计划经济的做法，用政府指导经济；右派是发展经济的能手，却总是试图恢复宗教传统。两者之间的斗争让土耳其社会和经济摇来摆去。但阿塔图尔克培养了一支以世俗化和现代化为理想的军队，这支军队平常对政治是旁观的，可是只要有一方偏离了阿塔图尔克的既定方向，军队就会将这一方利用军事政变推翻，从而保持阿塔图尔克的世俗化成果。
直到21世纪，随着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执政，才将军队势力镇压下去，作为右派的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地试图将土耳其拨回到宗教轨道。但是，由于土耳其的世俗化已经存在了近百年，即便埃尔多安动了不少手脚，土耳其的世俗化依然是伊斯兰国家中最成功的。
阿塔图尔克的世俗化和现代化成果鼓舞了与土耳其接壤的伊朗，以及与伊朗接壤的阿富汗。这两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都处于国王的统治之下，也都有心进行同样的改革。只是由于缺乏榜样，国王无法全力与国内的保守势力作斗争。随着土耳其的成功，两个国家找到了榜样，于是紧锣密鼓地跟随着，加速了改革。
当时，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汗的岳父马哈穆德·塔齐（Mahmud Tarzi）恰好在中东看到了土耳其的改革，将之介绍给了自己的国王女婿。阿曼努拉汗立刻决定按照土耳其的模式，准备利用一代人的时间，在政治、教育、司法领域都有所突破。他甚至请来了土耳其顾问进行指导。
根据土耳其经验，要想改革，必须首先有一支忠诚和强大的军队作为支柱。阿富汗也进行了对位改革，辞退了年老和思想落后的军官，清退杂牌军，并在阿富汗建立了新的募兵制度。之前，在村子里选谁去参军，是地方官员决定的，但阿曼努拉汗则引进了一种抽签机制，由中央政府直接根据身份证号码抽签决定，这就避免了军队和地方官员的联系。
稳定了军队之后，阿曼努拉汗推出了阿富汗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规定了阿富汗实行世俗制度，所有宗教都获得平等权利。伊斯兰宗教法官曾经是阿富汗强大的司法支柱，宪法规定世俗制度的同时，必须将审判权从宗教人士手中收回。作为对应，国王创立了新的司法系统和立法系统，宣布保护普通人权利，并授予了妇女相当的社会地位。
仅仅从条文上看，土耳其和阿富汗的某些做法甚至不比西方差。在西方的20世纪初期，妇女的选举权和社会权利也没有达到平等，在英国和美国，女性选举权都是经过了几轮斗争才获得的。
但在阿富汗宪法的实施阶段，国王首先要解决的是经费问题。如果改革，必须花钱，要想花钱，财政改革又必然成为突破口。阿富汗最大的问题是特权阶层太多，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却享受着免税的特权。国王取消了大量的津贴和特权，规定土地征税也是平权的。在财政支出方面，阿富汗大力发展教育，建立了一系列的学校，特别是规定了妇女受教育的权力。
在阿富汗的西面，就在阿曼努拉汗开始激进改革时，伊朗也以特殊的姿态加入了现代化的狂飙。
伊朗的改革是和一个叫礼萨汗（Reza Khan）的人相联系的。1921年，礼萨汗武力取得了伊朗卡扎尔王朝（Qajar Dynasty）的领导权，将国王架空，同年，礼萨汗控制了议会，两年后，担任了帝国首相。1926年，礼萨汗被议会选举为新的国王。礼萨汗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夺权，是因为1879年波斯国王为了军事现代化，模仿俄国建立了一支新式部队，称为波斯哥萨克旅（Persian Cossack Brigade）。这个部队就如同是伊朗的北洋军，逐渐控制了政局，不过最初旅的指挥官都是俄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撤走，作为本土职衔最高的军官，礼萨汗就顺理成章地控制了波斯哥萨克旅。
从礼萨汗上台开始，阿富汗的现代化突然出现了一位竞争者，双方仿佛进入了心照不宣的比赛之中，成为世界上当时最急于发展的两个国家。
与阿富汗国王遇到的问题一样，礼萨汗也没有足够的权威进行改革。阿塔图尔克救国于倾覆，从而获得了必要的威望，但阿富汗和波斯国王却没有这样的优势。阿富汗的阿曼努拉汗的做法是废除与英国人之间的一个小条约，这个小条约签订于一战之前，要求英国人支付给阿富汗国王一笔钱，同时阿富汗让渡一定的外交权给英国。废除之后，阿富汗国王可以宣称，是自己领导阿富汗摆脱了英国的控制，从而在国内获得了一定的尊重。礼萨汗也依样画葫芦，废除了一个类似的条约，从而将自己装扮成了波斯的大救星。
为了改革，首先要结束伊朗内部四分五裂的局面，制服各地的部落首领。礼萨汗采取了激进的军事行动，一一把部落势力降服，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集权的另一个问题是财政。为了击碎国内势力，礼萨汗不惜雇佣了一个美国人来管理财政。
然后，他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推行土耳其式的改革。伊朗的教士阶层成了牺牲品。礼萨汗在立足未稳时曾经和教士有过妥协，而一旦站稳了脚跟，立刻开展了世俗化的运动。他的皇后不戴面纱出现在公众面前，当听说有教士批评他这么做时，他立刻穿着军装皮靴、开着车赶往了清真寺，当着众人的面用鞭子抽打批评他的人。到了1935年，他干脆废除了社会上妇女佩戴面纱的习俗。
除了对习俗的改变之外，礼萨汗还加强军队，宣扬民族主义。礼萨汗宣扬的不是伊斯兰教，而是从伊朗的古代史里寻求养料，他不断地宣传伊朗是古代波斯帝国的继承人，推行波斯语，压制其他少数民族。
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为了去除阿拉伯影响，把土耳其的文字彻底从阿拉伯字母改成了拉丁字母。伊朗没有这么彻底，还是采用了阿拉伯字母，但仍然尽量将波斯语中的阿拉伯元素去掉，形成更加纯正的波斯语。
他大力发展教育，建立了许多现代学校，并且，他把学校教育体系向妇女开放了。
在经济上，礼萨汗也像阿塔图尔克一样是个国家主义者。他相信通过国家的力量来推进经济改革，包括建立基础设施、国有企业。这些措施导致了伊朗官商的发展，成了人们未来批评他的把柄。
阿富汗和伊朗这两个国家就如同是在竞赛一样，既然你发动了改革，那么我一定要进行更多的改革。他们的目标都是阿塔图尔克式的，一定要完成现代化，保持国家在世界棋局上的独立性，使得古老的国家能够焕发出生机，不被欧洲集团所淘汰。
然而，这两个国家始终没有取得阿塔图尔克的土耳其所取得的改革环境。它们开始改革狂飙时，面对的国内和国外的压力都很大。土耳其之所以改革成功，除了国内的服从之外，在国际上，由于它是依靠与英、法、意、希多个国家打仗，才避免了被瓜分，国际势力面对土耳其总是感到心虚，加上阿塔图尔克真诚地学习西方，使得西方对土耳其的改革更加接纳，没有产生太多的压力。但对于阿富汗和伊朗，就不享有这样的地位。
简单说，阿曼努拉汗的改革毁于国内，而礼萨汗的改革受制于国外。
1929年，阿富汗国内一支极端保守性力量在一个号称哈比布拉汗（King Habibullah Kalakani）的流氓无产者的领导下，攻克了喀布尔，造成了阿曼努拉汗的流亡。哈比布拉汗所打的旗帜就是反抗改革，他对阿富汗的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之后，另一位王室后裔纳迪尔沙（Mohammed Nadir Shah）击败了哈比布拉汗，重建了阿富汗王权。但阿曼努拉汗这个首要改革者的失败，却预示着阿富汗无法清除保守势力，也无法完成世俗化的重任，这个缺陷直到20世纪80年代再次爆发出来，导致了最保守的“圣战者”和塔利班。
而对于伊朗来说，最大的问题却来自于外部。礼萨汗是一个不擅于处理外交关系的人，在他的后期，由于石油问题屡次与英国人发生冲突，他甚至在“二战”期间试图与德国人亲近，牵制英国人，这触及了国际关系的底线，于是他在1941年被推翻了。
在他之后，伊朗王位让给了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也就是伊朗的末代国王。
作为伊朗历史上最坚决的改革国王，礼萨汗塑造了伊朗现代化的基础，却因为国际问题，表明他既无法在国际冲突中置身事外，也无法清理国内的保守势力，这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伊朗突然间回归宗教，它的世俗化也失败了。
民主救不了世俗化
当一个国家世俗化没有完成时，其余任何的改革措施都可能因为宗教保守势力的阻挠而变味儿，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在这样的国家即便想实现民主，依然有可能因为大多数人赞同宗教，而导致利用民主规则将宗教强加给社会。
这一点，就像当初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的上台，希特勒虽然完全敌视共和国，但他却是利用共和国合法的宪法规则而上台的，是德国人民最终在他的蛊惑下，通过选举让他上了台。只是上台之后，他立刻动用一切力量摧毁了共和国体系，从而建立了极权国家。事实上，世界上许多保守势力都试图采用同样的方法，首先利用合法规则上台，再利用权力摧毁这个规则本身，达到长期控制国家的目的。
2014年5月，埃及人兴高采烈地选择了一个军人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作为总统，并授予他巨大的权力，让他几乎拥有了独裁的力量。
而在三年前的2011年，埃及人刚刚推翻了另一位独裁者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将这位独裁者关进了铁笼子进行审判。在不到一年前的2013年，埃及人行使了真正的民主权力，选择了一位真正的民选总统穆尔西（Mohamed Morsi），并欢庆埃及进入了民主时代。可是，不到一年后，正是国防部长塞西组织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穆尔西。如果按照正常的理解，埃及人应该为了挽救民主而反对发动政变的塞西，不想许多埃及人不仅赞同推翻穆尔西，还支持塞西担任总统。
于是，经过了三年的颠簸，埃及人推翻了独裁的穆巴拉克，又行使民主权利选择了穆尔西，最后又欢呼着欢迎另一位军人塞西推翻了民选总统，让埃及再次回归了强人统治。埃及的政局在绕了三年的大弯之后，又回到了三年前。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是为什么呢？其最重要的秘密就在于埃及是一个还没有完成世俗化的社会，而强人政治虽然有独裁的一面，却又代表着世俗化的方向。
在1952年之前，埃及是一个君主国，这个君主国的国王也试图进行改革，并想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却由于国内保守势力足够强大，加上国王本人奢侈浪费导致国家的破产，一直无法完成改革任务。
到了1952年，埃及人终于等不及国王的改革了，一群军官在纳赛尔的带领下发动政变，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总统制。
在纳赛尔的统治下，埃及和当年的土耳其一样采取了类似的改革思路，在社会上引入了激进的世俗化政策，大力打击埃及的宗教保守势力，如果这样的政策持续得足够长，就可以完成世俗化的重任。但不幸的是，纳赛尔在经济上却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做法，而在外交上则强硬无比，与英国和法国等老牌国家硬碰硬，并和新生国家以色列（也是邻国）成了世仇。埃及在国际关系上的地位严重恶化，经济的衰退使得纳赛尔无法将改革成果持久化。
纳赛尔没有完成世俗化任务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萨达特（Anwar Sadat）由于缺乏足够的威望，只能在世俗化政策上向后撤退，在外交和经济上也不再激进。他的政策纯粹出于维持政权的需要，但依然无法平衡国内各个势力，最终萨达特被刺杀身亡。
继承萨达特的穆巴拉克出身行伍。此时的埃及已经不再稳定，必须靠一个强力总统将国家强行捏合在一起。穆巴拉克就是这样的一个强人，他娴熟地操纵着政治。在他的统治下，埃及的宪法没有限定总统任期，每一次穆巴拉克都能在选举中获得连任。
作为交换，在经济上他默许了私有制的发展，这让富裕阶层都拥护他，但这也让他成了腐败的象征。
而在社会上，穆巴拉克是一个世俗派，在他的领导下，埃及依然坚持着世俗化方向。可另一方面，由于他也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像纳赛尔那样强硬，在事实上他又默许了各种宗教势力的继续存在，无法做到彻底清除宗教对社会的控制。
正是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底层社会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宗教潮流：穆斯林兄弟会（Muslin Brotherhood）。这个组织成立于1928年，最初它只是一个类似于慈善机构的组织，与天主教举办的各种慈善组织区别不大。它们扎根于贫穷地区，为穷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医药和教育，而他们的教育又主要根植于《古兰经》，这导致穆斯林兄弟会带上了浓厚的宗教激进主义色彩。
兄弟会从纳赛尔时期就受到了严厉的打击，然而它又在历代总统的统治下都幸存了下来，甚至发扬光大。这得益于虽然总统们都热衷于实行世俗化，打击兄弟会，可是政府对底层人民缺乏关怀和帮助，底层人民在需要的时候还是只能在兄弟会处获得帮助。
到了穆巴拉克时期，穆斯林兄弟会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却又足够发达。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甚至还走出了国门，传染了周边阿拉伯的大部分国家。穆斯林兄弟会本身还算不上武装化激进组织，但从兄弟会这个母体中，又分裂出若干极端分支，不管是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还是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和后来的“伊斯兰国”，都曾经从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结构中汲取了营养，甚至有的团体直接来自兄弟会。
当穆斯林兄弟会致力满足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时，代表了世俗化的穆巴拉克政权却在30年的执政中变得越来越腐败，失去了民心。
到了2011年，北非国家突尼斯一个小贩由于受到了政府不公正的对待，自焚而死。他的死亡引得人们纷纷上街，形成了一次席卷全国的革命。突尼斯的革命还打开了整个阿拉伯地区对于政治的不满，于是，激烈的抗议活动如同一阵旋风一般掠过了几乎所有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
对于埃及来说，突尼斯小贩之死很能引起人们共鸣，因为在埃及，警察同样粗暴和不公，甚至比突尼斯还严重。最初只是少数人策划在1月25日全国警察日这一天举行抗议活动，不想这一天的抗议迅速扩大，变成了全国性的声讨。
人们更没有想到，存在了30年的独裁者竟然变得这么不堪一击。最初穆巴拉克想对抗议进行武力镇压，但他发现社会抗议的规模太大，选择了一定的妥协，不仅任命了新总理，还承诺进行改革，并表示在当年9月的选举中不再参选。独裁者的软弱让人们更加兴奋，于是，到了2月11日，埃及军方表示不再支持穆巴拉克，这位统治了埃及30年的强人倒台了。
穆巴拉克倒台之后，军方采取了配合的态度，赞同在未来实行民主制，并制定了民主化的路线图，规定了在未来两年内进行选举，制定宪法。可以说，到这时，所有的人都是怀着善意，希望埃及的未来走向光明。但一个社会却并非是善意就可以维持的。
人们在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充满了分歧。将穆巴拉克赶下台的主要是年轻人所代表的智识阶层，但是，这些人都过于年轻，他们善于搞街头运动，却不善于组织选举，对治理国家更是一窍不通。很快，这些“倒穆运动”的主力军就在选举政治中靠边站了。
能够有效组织进行选举的只剩下两方势力，一方是穆巴拉克所代表的精英阶层，这些精英阶层虽然促成了穆巴拉克的下台，但是，对于埃及社会的方向却有着共识，那就是埃及必须走世俗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不能退回到宗教社会去。这些精英阶层由于长期执政，对于政治组织也很有经验。但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与穆巴拉克切割，因为人们认为穆巴拉克政权太腐败了，所有参与者都不是无罪的。但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虽然有着无数的缺陷，但都是希望将国家治理好的。
除了这一方之外，另一方就是底层人民的代表穆斯林兄弟会。兄弟会在埃及的社会中更受欢迎，不管是没有文化的普通人，还是有文化的青年人，因为这些青年人在年幼时大都受过兄弟会的帮助。可是，兄弟会也有一个大缺陷，这个组织是和宗教势力相联系的，它们虽然不提倡暴力，却总是试图通过政治参与，让埃及回归到一个宗教社会，人们不是受到世俗法律的制约，而是受到《古兰经》条文的指导，世界也不再是进化的，而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所谓总统也不再是一家独大，而是必须接受另一个组织的领导，而这个组织是一种保守的宗教势力，与现代化进程是背道而驰的。
到了2012年，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就表现出不可阻挡的势头，当年11月，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几乎占据了一半的席位。第二年总统大选，精英阶层依然不甘心将权力拱手相让，推出了原穆巴拉克政府的总理沙菲克（Ahmed Shafik）与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穆尔西对决。沙菲克虽然出自穆巴拉克政府，但为人正直，经验丰富，依然是一个好的选择，他和穆尔西进入了第二轮选举，却以微弱优势失败。这样，穆斯林兄弟会所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就上台了。
回头来看，穆尔西的上台的确是合法的。埃及2013年的选举具有普遍性，也是透明和公平的，埃及人只要愿意，都可以上街投出自己的选票，也正是因为穆斯林兄弟会之前几十年如一日地深耕在埃及的底层社会，让它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它的上台的确反映了当时的民意。
然而，依靠民主上台的穆斯林兄弟会就真的能够代表现代化的潮流吗？事实上，它首先想解决的反而是埃及的世俗化问题。在他们看来，埃及过于世俗化，背离了安拉，这才是埃及衰弱和不公的所在。
在穆斯林兄弟会执政之初，埃及的经济状况由于革命造成的混乱，已经跌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埃及是个旅游大国，旅游业吸纳了埃及10%以上的劳动力，随着革命的爆发和形势的不安定，外国游客们纷纷避开了埃及，旅游业大受损失。除了旅游业之外，国外对埃及的投资也在持续减少，导致原本每年6%—7%的经济增长陷入了停滞。埃及的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达到了13%以上。需要注意的是，埃及的大部分女性是不工作的，她们并没有被计算到劳动人口之中。
埃及下层人士收入大都在数百埃镑（当时埃镑与人民币汇率大约为1∶1，两年后埃镑贬值为1∶2.6），如饭店、旅馆工作的人，每个月大约在300埃镑，且非常不稳定。埃及也是个贸易赤字国，急需要美元等硬通货来保证进口。但进入革命时期后，埃及的外汇储备出现了大幅度缩水，2011年1月，外汇储备还有360亿美元，到了穆尔西执政时期，已经缩水到了150亿美元。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穆尔西上台后，决定他能否长期执政的是经济，他必须迅速与各界达成谅解，创造一个和平的条件，解除管制，促进民间经济发展。只有经济恢复，埃及才能稳定下来。
但不幸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却对经济完全缺乏经验，无法应对财政赤字、外汇下降、经济收缩、失业等诸多问题。他们的执政目标根本就不在经济上，而是放在了政治斗争上。
为了长期执政，穆尔西政府排挤反对派、加强集权。穆尔西解职了支持他上台的军方代表，试图抓住军队的控制权，不想却失去了军队的支持。
更麻烦的是，一上台，穆尔西就以将埃及宗教化作为己任，试图废除埃及几十年的世俗化成果，将教法的内容加入宪法，以取代世俗性法律。用宗教取代世俗，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司法和立法体系，于是穆尔西又将手伸进了司法和立法环节，让曾经欢呼他上台的人们开始担心埃及会变成另一个塔利班。
经过一年的执政，许多埃及人都已经意识到，穆斯林兄弟会的统治不会带来和平与发展，反而会将埃及仅存的世俗化成果破坏掉，将埃及在20世纪的发展归零。到这时，不管是军方还是精英阶层，都已经开始讨论怎样才能让穆尔西下台了。
但是，由于民主选举的神话，穆尔西又能够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同，特别是那些刚刚进入社会不久的大学生们。他们见证了埃及的民主选举，相信穆尔西的确是合法上台的，按照程序正义原则，穆尔西不应该随便下台。他们依然指望穆尔西能够信守承诺，带动埃及的发展。而事实上，埃及却距离发展的初衷越来越远了。
2013年6月，为了应付越来越失控的局面，穆尔西决定免除埃及的17名省长，以此来对付他的反对者。这次明显违宪的举动终于让人们不再沉默，于是埃及又爆发了被称作“6月30日革命”的第二次革命。
一年前选举穆斯林兄弟会上台的人们再次走上街头，希望促使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下台，并提前举行大选。这次革命中，人们组织了敦促穆尔西下台的签名活动，一共收集到了2200万埃及人的签名，相当于埃及总人口的1/4还多。
革命的收场，是穆尔西亲自任命的国防部长塞西宣布接管权力，组建了临时政府，将穆尔西赶下了台。于是，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民主政府失败了。埃及经过了短暂的临时政府时期，又通过选举，将强人塞西选为总统。塞西的执政风格再次回到了穆巴拉克的轨道上，以强权压制反抗，但是，至少在军方的领导下，埃及没有完全滑入原教旨之中，穆斯林兄弟会把埃及带入宗教社会的企图失败了。
通过埃及革命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个还没有完成世俗化的国家，即便实行民主制，依然无法打破传统带来的束缚，在依靠选举上台的领导人领导下，很有可能会倒退回与世为敌的状态。
这样的情况其实出现了不止一次。在许多情况下，民主制并不必然带来好的结局。除了埃及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也是在合法的选举中最终选择了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西班牙，激进的左派政府也是在选举中上台的，他们立刻实行了激进的计划经济政策，导致了全国性的灾难，以至于自由派不得不聚集在极端右派佛朗哥将军的旗下，用暴力将激进派政府击碎。之后，佛朗哥将军又实行了数十年的独裁。与西班牙类似的还有阿连德和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左派的阿连德依靠选举上台，之后立刻采取了“推翻桌子”的激进改革，如果不是皮诺切特用暴力回应了阿连德，那么智利也将陷入泥沼无法自拔。
与埃及类似的还有伊朗和阿富汗，这两者都通过革命或者内战，拥护了极端宗教保守派的上台。随后，那些曾经拥护新政权的人们，却发现已经摆脱不掉新政权的压榨了，从而将国家彻底带入了原教旨的轨道之中。
强制性改造是必须的吗
在本章的开头，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阿姆河两岸国家巨大的差别也显示出了人们忽略的一点，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优势。
现在，世界看待苏式社会主义，往往看到了它计划经济的一面，却忽视了另外的一面。以阿富汗为例，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即便苏联已经入侵了阿富汗，但在阿富汗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世俗化成果，妇女们依然可以在外上班，女孩子也必须到学校去接受教育，而不是从小就在家里适应罩袍下的生活。也就是说，苏式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上表现不佳，但在社会变革特别是世俗化上，却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亚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存在，由乌兹别克人建立的几大汗国（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被认为是最难进入的地区。英国人曾经想尽一切办法，才偶尔能够看到这个极其封闭、信奉伊斯兰教的区域。但是，到了20世纪，经过了几十年的苏联时代，中亚虽然依然带着神秘感，但每一个去过的人却发现，这里的确已经被世俗化了。这里人们依然信奉伊斯兰教，也带着很强的开明特征，女孩子依然在街头活动，男人也不受制于一天五次的朝拜，而当地的法律系统也是世俗化的，而非由那些阿訇们控制。
在中亚，虽然也有个别的地区更加宗教化，但这些地区更多表现的是对政治不满，才采取了这种姿态而已。
相比较而言，乌兹别克斯坦以南的阿富汗在结束了苏占之后，整个社会反而完全变成了宗教化的世界，世俗化成果几乎完全丧失。一旦没有了世俗化，这个社会就变得内卷、排外，向着封闭转化了。这或许可以说，是苏式社会主义保住了中亚的世俗化成果，苏联时代大力提倡女性权力、打压宗教极端势力，结出了丰富的果实，这就和当年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所做的是一样的。
社会主义在社会变革上的正面作用不仅在中亚地区可以观察到。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也可以总结出一条规律，那就是：它在世俗化、普及教育和全民医疗这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世俗化问题已经如前所述，下面再举两个普及教育和全民医疗的例子。
中国和印度人口相当，但中国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印度，因此人们往往习惯于寻找中印之间的差别。有人（如黄亚生）就认为，中国和印度最主要的差别在教育。事实上，20世纪40年代末中印两国都是文盲遍地，但随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教育上发力，虽然无法一下子形成高质量教育，却采取了托底的方式消灭了文盲。大量能够读写计算的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这里，能够读写和计算，成了融入现代化经济的必要条件。而印度虽然在经济上采取了半计划经济的方式，但在教育上，印度的投入却严重不足。这并不是说印度没有好的高校，事实上在高等教育方面印度的起步甚至比中国还早。但是，印度却由于没有托底，在底层依然存在大量的文盲，识字率不足，这些人很难被整合进入新的经济形式之中，造成了对社会的巨大拖累。加上放任自流无法击碎3000年的宗教氛围，使得印度的工人素质参差不齐，不容易找到足够的合格工人。
与中国相似的还有越南，甚至包括韩国和日本等汉文化圈中的国家，它们无一例外都极端强调教育，保证了每一个人的识字权。越南最近的超高速发展除了地缘关系之外，显然也和充足的合格劳动力有着极大的关系。
在非洲，事实上也能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当我们谈论坦桑尼亚时，往往看到了尼雷尔的“乌贾玛主义”的短处，即国有企业无法调动足够的积极性发展经济。但是，尼雷尔的政策在另一方面，也就是社会层面上，依然有他的长处。在坦桑尼亚访问时，我发现他的遗产至今仍然保留着。最大的遗产是，坦桑尼亚在非洲的识字率是最高的。
对于后殖民地国家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是教育。但在坦桑尼亚，由于采取了强制性的上学措施，集体农庄的孩子必须学文化。坦桑尼亚的识字率达到了90%以上，在街头或者农村随便碰到的人几乎都可以写字和阅读。当政府重新实行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之后，坦桑尼亚人大量涌入工厂和商业部门，他们接受教育的优势就发挥了出来。
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式很适合培养整齐划一的工人。先普及基本教育，当基本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追求多元化，这也许是坦桑尼亚摸索出来的最大经验。
除此之外，坦桑尼亚相对于邻国还有几个优势：第一，坦桑尼亚的公共设施，包括医院、清洁水以及现在的电信设施，都处于非洲国家的前列。第二，在尼雷尔的鼓舞下，坦桑尼亚人追求幸福的冲动要比别的国家更强烈。在其他非洲国家，哪怕发展较好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人们也总是抱怨生活的艰辛，更多看到黑暗面而不是光明面，但坦桑尼亚人的精神状态却要好得多。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曾经有一个天真的、善良的领导人。第三，尼雷尔给坦桑尼亚留下了较为稳定的政治。
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医疗卫生，这也是必须由政府主导推进的一个项目，在富裕的国家更加重视医疗设施的市场条件，但在极端贫穷的国家，政府的作用在医疗上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除了坦桑尼亚，非洲还有一个特殊的国家：布基纳法索。这个国家国名的含义是“正直者的土地”，而名字来自于曾经的总统桑卡拉（Thomas Sankara）。
桑卡拉是一个性格简单、但历史身份复杂的人。至今人们还不知道如何评价他。人们习惯于称他为“非洲的切·格瓦拉”，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左翼革命者。但这样的说法又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桑卡拉更加爱好和平，但他个人的魅力却和格瓦拉一样有穿透力。他的政策好坏参半，在经济上并不成功，但他在社会变革上的作用至今依然激励着布基纳法索乃至整个非洲。
在非洲旅行，到了布基纳法索入境处，这里的设施也如同邻国马里一样破烂。由于马里的反恐形势不乐观，边境属于强管控地带，穿制服的官员仔细检查了我的护照和签证页，询问了几个问题，随后微笑着给我盖章：欢迎来到布基纳法索！由于刚在出境时被索贿，在这一侧面对如此友好和专业的官员，让我有些不适应。
布基纳法索的专业性，就是桑卡拉的遗产。
布基纳法索的前身是上沃尔特（Upper Volta）。它的名称得自于一条河流沃尔特河（Volta River）。上沃尔特属于法属西非的一部分，在1960年与西非其他国家一起取得了独立。独立后一直无法建立稳定的统治，发动了数次不流血政变，直到1983年桑卡拉上台。他的上台也来自一场政变，由于交火中死了十几个人，此举成了布基纳法索历史上第一次流血政变。
但他的上台又是民心所向。事实上，之前他参与了前一年的政变，甚至被任命为总理。只是由于迅速失势而被抓了起来。但他的对手不敢杀他，因为人民已经在国内开展了游行示威，要将他放出来。之后的小型流血政变只是人民呼声的一部分罢了。
人民之所以支持桑卡拉，是因为国家独立并没有给普通人带来好处。这个国家历经无数的政变，经济被一小撮社会高层所绑架，这样的社会没有展现出具有竞争力的一面，反而充斥着许可证制和权贵经济。
法国人虽然让布基纳法索独立了，但他们仍然控制着西非国家的经济和外贸，法国人是高人一等的存在，让普通人也没有感受到独立和不独立有什么区别。
既然原来的路是一条死路，桑卡拉突然提出来有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自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果然桑卡拉上台后，立刻开始了对于布基纳法索的改造。作为总统，他的工资只有450美元，家产不过是一套没有还清贷款的普通住宅，和一辆最普通的小汽车。即便这点钱，还必须用到他收养的十几个孩子头上。
不仅要求自己，他还要求所有的官员都必须保持廉洁，坐普通车，不准受贿，不准坐头等舱。如果发现腐败，官员的财产会被没收，本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非洲是许多疾病的大本营，许多人年轻时就因为疾病夭折，政客们根本不去关心人们的健康。但桑卡拉是个例外，他在国内大规模推行疫苗计划，为儿童免费接种，并承认艾滋病对于国家的威胁，认真对待这个社会问题。
非洲的文盲非常多，各国政府也无力组织更好的教育。桑卡拉却推出了大规模的教育计划。
非洲的妇女地位非常低，桑卡拉却在每一次演讲中都不忘强调女性的作用。他在政府中招募了大量的女性工作人员，并禁止女性割礼，禁止一夫多妻。
他想做的事情太多，都带着很深的理想成分。布基纳法索位于沙漠边缘，他就提倡植树。这里的交通很差，他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修路计划。总之，桑卡拉用他带有鼓动性的声音说出了人们希望的天堂社会，并想方设法去实现它。
但当他鼓动起人们的信心时，他的经济政策却并不成功。他的经济政策包括：
第一，谢绝外援，自力更生。桑卡拉说过：我们的国家生产的产品足够我们生活的。只是因为缺乏组织生产的能力，反而不得不向人家祈求食物。正是这种祈求，往我们的精神里注入了乞丐的基因。
谢绝外援，自力更生，这件事看似不合理，但在布基纳法索又带着一定的合理性。殖民地原来的宗主国法国离开后，仍然通过经济联系控制它。虽然法国不能强迫布基纳法索只和自己做生意，但它通过与布基纳法索高层领袖的联系，控制了外贸领域。这使得布基纳法索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自由贸易，它必须把初级品廉价卖给法国，再从法国进口昂贵的工业品。桑卡拉提倡自力更生，更多是为了打破与法国和欧洲的强绑定，减低法国对于国家经济的控制。
当然，为了做到自力更生，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于是就有了第二条。
第二，加强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政治上取消反对党。事后，人们指责桑卡拉独裁，主要指他对反对党和工会的镇压。
在获得了强控制之后，他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全国性扫盲、提升公共健康、与沙漠化抗争、加强女性权利。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时间长了，反作用也极其明显。与其他实行类似政策的国家一样，他的措施无法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反而挫伤了那些最具进取精神的人的积极性，到最后，反而是商品奇缺，物价飞涨。
以粮食为例，在改革之初，由于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粮食产量立刻大幅增加，看上去布基纳法索距离粮食自足已经近在咫尺。但时间长了，当政治进一步干扰到人们正常的经济行为时，粮食产量又开始下降了。
第三，在外交上向苏联、中国、古巴、利比亚等国家靠拢，斥责殖民主义。他试图实现全非洲的大联合，对于那些与前宗主国保持强联系的国家都嗤之以鼻。
事后，人们批评桑卡拉，往往是从这些政策入手，认为这些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做法不仅不会成功，反而会拖累社会。但是，人们又忽略了另一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虽然的确根子上是经济问题，可是，经济发展也是有许多前提条件的，甚至许多国家连这些前提条件都不具备，这时即便谈论经济，也很难达到效果。
桑卡拉虽然在发展经济上不成功，却给布基纳法索注入了另外几种精神：发展教育，自主和独立，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如今在布基纳法索，即便是首都地区，还有很多土路街道，房子破破烂烂，带着年久失修的痕迹，布基纳法索仍然是非洲最穷国家之一。但是，与非洲其他地区相比，这里的街头很少有乞丐。穷孩子们顶着饮用水、香蕉和鸡蛋售卖，也不愿意直接向行人要钱，这和周围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学校更加干净，我在这里旅行时，住的旅馆旁边就有一个学校，每天传出的读书声、操课声，让我以为回到了中国。这里的人们也更加有礼貌，相信他们的生活会逐渐变好。
也许这种向心力是一个国家成型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只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才能够在未来更好地为发展经济服务。
在桑卡拉之前，这里被当作一个希望渺茫的地区，人们最缺乏的是信心，桑卡拉把建设天堂社会的信心交给了当地人，让他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在桑卡拉的鼓励下，人们学会了自力更生、努力工作、勤劳、乐观，而不是靠天吃饭、懒洋洋等待着世界银行的援助。
1987年，桑卡拉遇刺身亡，布基纳法索结束了27年的独裁统治，回归了民选。但是，桑卡拉留下的精神至今依然鼓励着当地人。
当然，在这里我想更扩大一点，看一看许多国家发生的对社会的强制性改造问题。
在不少国家也出现过整个社会走错了道路，却被个别人强力扭转的情况。就像在土耳其，阿塔图尔克曾经力挽狂澜，避免了灭国的命运。现代人们只看到了土耳其与欧洲的争吵，认为这是一个难以琢磨的国家，但事实上，土耳其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灭国之痛，明白西方国家只要有机会，肢解起它来毫不手软，也丝毫不在乎道义。任何一个国家的选择都是历史的产物。
战后，即便被阿塔图尔克利用武力维持了独立，但土耳其的社会依然是宗教保守主义的天下，要想实现现代化依然是极其艰难的任务。阿塔图尔克为了强迫土耳其现代化，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威望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强制性改造，才让它存活到今天，并且依然是一个区域性强国。
除了土耳其之外，西班牙的佛朗哥、智利的皮诺切特更是充满了争议的人物，当秉持某种极权主义的对手经过选举上台，并以摧毁原来的社会结构为目的开始改造时，他们依靠暴力上台，摧毁了对手，依靠强力将社会强行掰回了原来的轨道。至今人们依然谴责他们的暴力，但也必须承认他们的暴力的确影响了国家未来的方向。
也许在某种时刻，一个社会的确会出现这样的极端情况，必须靠少数人的毅力才能将整个国家带上发展的轨道，或者避免滑入极权的泥沼。或许可以说，有时候强迫性的改造的确可能给一个社会带来正面的效果。
然而，又有更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当少数人依靠强迫性对社会改造时，更多的时候反而是一种悲剧或者狂妄，会带来更大的灾祸。
所谓强制性改造，更多依靠的是领导人个人的素质和能力，而不是制度性的保障。如果领导人认准了世俗化和经济发展之路，可能就能带领人民走出激流险滩，但如果领导人本身的知识结构不足，最后往往会陷入更大的泥沼。这条路本身就是充满了危险性的，只有在特殊的时段、特殊的机遇下，才有可能存在领导人强迫社会变革，导致正面效果的情况。
虽然我们无法预言某个具体的事件，但从概率上来说，强制性改造的危险性依然是巨大的，获得的正面效果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例外情况。
阿姆河两岸的天壤之别
世界上最麻烦的海关口岸，莫过于从阿富汗到乌兹别克的“海拉屯（Hairatan）——铁尔木兹（Termez）”关口。这里曾经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线路之一，那些从中亚前往印度的人们几乎必然要从这里经过。对于中国人来说，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唐代的玄奘也曾经过这里前往印度。但此时，由于两国截然不同的安全形势，曾经熙熙攘攘的交通要道却很少有人到达，一天之内过境的，算上当地人也不会超过百人。
以我在2016年的经历为例，要想前往这个在历史上极度繁荣、现在却偏僻异常的关口，人们必须坐飞机从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前往阿富汗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Mazar-e-Sharif）。之所以不能选择陆路，是因为两座城市之间的道路被塔利班控制了。塔利班原来大都活动于南部地区，但后来阿富汗东北部突然出现了一股塔利班队伍，对东北部地区展开了攻势，并在2015年和2016年，两次攻入了东北部的大城市昆都士（Kunduz）。他们还沿着昆都士道路南下，不断地袭击各个军事据点和小城镇，威胁着北方的道路系统。
大部分人去往北部都选择飞机出行。飞机从喀布尔起飞后，穿越了兴都库什山，不到一个小时，就在兴都库什山的北麓降落。从这里往北是巨大的巴克特里亚平原，马扎里沙里夫恰好位于山麓与平原相接的地方。
从马扎里沙里夫到乌兹别克斯坦边境还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我先从机场乘出租车到达市区的东部边缘，再乘坐共乘出租车前往边境城市海拉屯。出租车出发不多久，就看见许多军人在路边盘查来往车辆，将一辆辆车都拦下逐个检查。
在排队等候检查时，司机突然回头看了我一眼，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我下意识地将头巾拉了一下，盖住了脸庞。
这里是军阀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的领地，军人穿的服装与阿富汗政府军并不一样，他们手中拿着AK47，每过一辆汽车，都拉开车门检查人数，再打开后备箱，有人从司机手中接过小费，然后放行。
他们检查了我们的汽车，没有发现异常。由于阿富汗有一个民族叫哈扎拉人，他们本身是蒙古人的后裔，长相与中国人非常近似，因此在阿富汗，只要穿上当地的服装，中国人往往很难被发现。当司机递上小费后，士兵把我们放了过去。离开了检查线，司机回头朝我笑了一下，继续前行。
一个小时后，公路已经是沿着阿姆河南岸前行，而河的对面就是乌兹别克斯坦了。“乌兹别克斯坦！”共乘的乘客指着对岸羡慕地告诉我。不过我们又沿着河岸走了十几公里，才到达了边境城市海拉屯。
在阿姆河上，只有一座桥沟通了河两岸的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这座桥叫友谊大桥。任何人要过境，都必须经过桥两端反复的检查手续。首先在阿富汗一侧要先进入一个士兵把守的大院，院中央有一栋建筑。这栋建筑就是边检站，需要先在一个房间检查行李，然后到另一个房间盖离境章。在盖章的同时，边检人员会给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编号。拿着护照和小纸条，穿过建筑，进入另一个小院子，在小院子的出口处将纸条交给警卫，出了门，就算正式出了阿富汗的管辖区，而门外正对着的就是友谊大桥。
在大桥中部，一条细线代表着两国的国界。阿富汗一侧没有人守卫，而在乌兹别克斯坦一侧，两位荷枪实弹的士兵虎视眈眈地望着几十分钟才有一个的行人。
过了友谊大桥，就来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边防警察身材高大，与我的矮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检查了我所有的材料，示意我在那里等待。他们似乎在等待着我有所表示，我微笑着不予理睬，一个多小时后，他终于忍不住了，挥挥手将我放行到下一关口。
乌兹别克斯坦的海关很大，从一个办公室到下一个办公室要走数百米。下一关是盖入境章。又是长时间等待，入境官才不情愿地盖了章。
但这仍然不是结束，接下来是填写报关单。这份报关单是用俄语写成的，在海关人员的帮助下，我连猜带蒙用英文填完了。在海关人员检验我写的单子时，另一个人过来将我带走，要求检查所有的行李。我只带了一个不大的背包，按照正常情况，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检查完，但他却检查了足足三个小时，才算完成。
乌兹别克斯坦海关检查行李是这样的：首先将所有物品从包里拿出来，然后，对每一件衣服的每一个衣角、每一条缝都必须捏过，确保衣服中没有夹带东西。另外，虽然我只有一个背包，背包里却放有两个小包。每一个小包也都必须打开，确保里面没有违禁品。
在检查行李的同时，他把我的手机要过去，拿给了另一个人，让他帮忙检查我是否在边境处有拍照。我的手机中有数百张照片，检查员一一认真核对。接着，检查又进入了下一个环节：相机。
我的相机中有1000多张照片，大都拍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检查员认真地履行着职责。这次他让我站在了旁边，每翻出一张，就让我说一下这是哪儿。他还在偷偷地观察着我的神色，希望通过我的表情锁定嫌疑。检查完毕，下一个环节是电脑。
检查员命令我打开电脑，他会利用关键词搜索文件，熟练地调出搜索程序，利用文件后缀名来锁定视频文件和照片。搜索的结果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电脑中一个视频都没有，却有上万张照片！他们检查手机和相机的照片已经累坏了，面对突如其来的上万张照片，终于显得不耐烦了。检查员的速度在不由自主加快，有时候只是打开一目录，扫一眼，让我解释一下。
检查了不到一半，他终于放弃了，把电脑还给了我。就在我认为已经过了关时，他突然把我带进了一间小屋，小屋没有窗户，在微弱的灯光下显得有些诡异。他告诉我，必须对我进行搜身。
只有做完了这一切，他们才会放行，此时距离我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已经过去了五个小时。检查员友好地帮我收拾好行李，临出门前，还竖起了大拇指。整个搜查过程都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并没有剑拔弩张的压迫感。但是手续却一个都不能少。
那么，乌兹别克斯坦的移民官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地检查每一个人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罚款，只要有发现任何违禁品或者不该拍摄的照片、色情品，人们就会受到高昂的罚款。另一个原因，则是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鲜明的对比。
在进入阿富汗海关之前，经过的是小镇海拉屯。这个小镇显得极其贫穷、破旧，男人们都留着大胡子，穿着长袍，除了汽车、武器等现代化的东西之外，人们的穿着、房屋都像古代。女人们则完全罩在黑色或者蓝色的袍子里，身体没有任何部分露出来，甚至连眼睛部位都覆盖着用蕾丝做成的网状帘子，透过这张网，女人可以看到外界，但外界却看不到女人的眼睛。
仅仅在一桥之隔的乌兹别克斯坦，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乌兹别克斯坦也并不是富裕的国家，但它的城市却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范畴之中。房屋的外面带着苏联模式的秩序感，但内部却装饰着蓝色或者黄色的墙壁，带着丰富的饰物，这种装饰风格即便放在中国也并不落后。
许多城市的建筑都带着漂亮的花园，人们悠闲地在花园里散步，仿佛早就习惯了和平与稳定的社会环境。
更重要的风景是乌兹别克的少女，她们穿着带着民族风格的长裙，露着满头的秀发，毫不羞涩地在街头漫步，望见陌生人，那转头的一瞥更让人体会到了中亚女子的婀娜多姿。
也许读者看到这里，会以为我对乌兹别克斯坦过于美化了。这里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也带着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它的经济发展也是停滞的，政治依然带着一言堂的痕迹，留给未来的问题很多。
关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不足，所有的说法也是可靠的。可是，只要在一天内去过阿姆河的两岸，对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作个对比，立刻就能明白它们的差距有多大。阿富汗在战乱之后，还是一个没有任何世俗化的国家，但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完全世俗化了，这里人民的生活已经和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多少区别，男男女女在城市里抛头露面，不用担心重新回到宗教的束缚之下。
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小城铁尔木兹的花园里喝着咖啡，望着那美丽的少女，才感慨自己回到了现实的世界。
事实上，在近代，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境遇却是相反的。阿富汗从19世纪末，就一直以西化和现代化为目标，历代国王进行了不少改革，并在20世纪上半叶终于取得了突破，让人们充满了期待。直到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的女人依然可以在外面工作，穿世俗服装，抛头露面，女孩子也可以上学，在街上玩耍。女人都获得了解放，更不用说当时男人的自由度了。
反过来，乌兹别克斯坦所在的中亚自从近代，就一直是最闭塞和落后的地方，这里信奉的伊斯兰教是最虔诚的。
但数十年后，两个地方的状况却出现了反转，乌兹别克斯坦的世俗化已经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便在苏联解体后，也依然坚持了下来。苏联留给乌兹别克斯坦许多拖累，却给了它一个最大的遗产。而阿富汗却倒退成了最保守的国家，世俗化成果灰飞烟灭，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惋惜。
历史证明，当一个传统国家开始追赶世界时，人们通常首先把精力放在经济上，但更重要的，却是首先要将国家世俗化，脱离原来的宗教或者传统社会，世俗化是可以有效保证其他的改革成果的。在这里，世俗化是第一位的，超越了其他任何改革。
甚至当国家无法兼顾世俗化和民主时，那么首先要保留的应是世俗化。因为一旦失去了世俗化社会，其他的成果都会慢慢消失，不管当初作过多少努力。
三个国家的世俗化命运
在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三个国家，恰好诠释了世俗化的重要性。
从欧洲直到南亚的路上分布着三个国家，分别是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自古以来，欧洲的人们要想从陆路到达印度，这三个国家都是必经的。现代人们到达土耳其，会发现这里是一个相对世俗化的世界，虽然现在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直想让土耳其回归宗教，但走在土耳其街头，依然能够感觉土耳其的世俗化成果是持久的，伊斯坦布尔大街上的女孩子昂首阔步地走在街头，不用担心所谓的头罩问题。人们的思维也更加现代，对现代事务完全不排斥。
而在伊朗，这里的女孩子们上街都必须佩戴头巾，否则会被风纪警察抓起来。这里的毛拉们仍然是政治的一部分，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画像挂在了各处。不过伊朗比起阿富汗依然要好很多，阿富汗的年轻女孩除非把自己装进布袋一样的袍子里，否则是很难上街的。三者的差别在街头就一目了然了。
然而从20世纪的上半叶直到70年代，这三个国家却都处于世俗化的努力之中，甚至存在竞争关系，它们你争我赶，试图并入西方文明的轨道。但由于领导人采取了不同的路线，最终得到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土耳其闯过了世俗化这一关，到了今天，即便领导人想要退回去也是阻力重重；而伊朗则虽然依然不情愿地转身回到了宗教的统治之下，却也保留了一定的世俗化成果；至于阿富汗则没能守住世俗化成果，不得不回到了传统的轨道上，令人扼腕叹息。
三个国家追赶西方文明的改革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真正结出成果都是在20世纪。
先看土耳其。土耳其在19世纪就有苏丹领导的改革尝试，以及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改革运动。这些改革运动发生时，土耳其还是一个大国，因为整个中东地区都还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而在欧洲部分，许多东欧的土地也是土耳其的领地。历史上的土耳其统治着从非洲直达中东，再囊括了东欧、希腊的大片土地，是仅次于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罗马帝国的超大型帝国国家。如果土耳其能够较早改革成功，也许它就能保持更多的领土。
然而，土耳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痛定思痛，下决心进行彻底的改革。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土耳其到这时几乎处于亡国的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地逐渐被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族侵占。东欧的斯拉夫人、巴尔干人和希腊人，原来都是奥斯曼的属民，也开始了争取独立的斗争。非洲的埃及也已经在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Pasha）的领导下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只有亚洲的阿拉伯地区和高加索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承认土耳其的宗主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更加悲凉，由于站错了队，土耳其和德国人一起并肩战斗抵抗英法等国，一战结束时，它莫名其妙成了战败国，并且是待遇最差的战败国。
德国和奥匈虽然战败了，毕竟它们还属于基督教内部的国家。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国家本来就是异己，欧洲国家对它瓜分起来没有任何怜悯之意，完全是从利益考虑。于是，在英法等国的主持下，土耳其剩余部分被瓜分。
按照胜利者的计划，两个高加索小国被分离出去；而原来的阿拉伯领地则被分给了英国和法国，在英国分得的土地上现在变成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而在法国分得的土地上如今变成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些还是土耳其帝国的外围，更让土耳其人绝望的是，就连他们生活的土耳其本土（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土地）也将被瓜分。这个国家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将脱离土耳其，成为一个国际共管的城市；小亚细亚南部地区被分给了意大利，而希腊则将土耳其的海岛全都拿走，甚至想要占据爱琴海岸地区。
如果按照这样的瓜分，土耳其将变得大约只有现代土耳其大小的1/3，并且还是最没有价值的土地，可谓结结实实的亡国。
这时，土耳其人才意识到不改革就是死亡的道理。于是，他们聚集在英雄凯末尔（后来称阿塔图尔克）的旗帜下，将希腊人、意大利人击败，在丢失了外围的情况下，保卫住了本土，特别是伊斯坦布尔和南方海岸。如今到土耳其，人们会发现南方海岸目视距离之内的小岛，竟然都不属于土耳其，反而属于希腊，他们会感到无比惊讶，但考虑到历史上土耳其曾经差点连海岸都保不住，可以说，这已经是当时最好的结果。
也正因为经历过一次这样的历程，土耳其人感激将他们从深渊中救出的阿塔图尔克。正是这种遭遇，让阿塔图尔克获得了在别的国家无法获得的权威，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改革。哪怕人们心里并不赞成，却不敢忤逆他，更不敢阻挠。毕竟如果不是阿塔图尔克，这个国家都不存在了。而在伊朗和阿富汗，虽然国王们也在进行改革，但由于他们的权威不够，改革受到了更多的掣肘。
如果阿塔图尔克是一个野心家，完全可以通过人们的拥戴变成一个新的苏丹，但他是一个强烈的共和主义者，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世俗主义者。
从1923年10月29日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阿塔图尔克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世俗化和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甚至不惜采用实质性的独裁，冻结了多党制，规定总统可以连选连任。他也不吝于利用武力镇压反对派，审判、流放、封报馆，只要能维持土耳其稳定和按照既定轨道前进的事情，他都会去做。
在这种实质性独裁下，他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可以总结为六大主义，分别是：共和主义、世俗主义、平民主义、改良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后两者的内容较直观，在这里我们只解释前四项。
所谓共和主义，是指虽然他保留了独裁的权力，却有意保留共和国的架构，人们在他死后能够较为顺利地过渡到多党制和共和国。为了保证共和国不会被野心家所劫持，回到君主制或其他乱七八糟的形式下，阿塔图尔克对土耳其的法律系统进行了重大改革，按照西方观念重写了刑法、民法和商法。司法改革打击最大的是土耳其的宗教势力。
所谓世俗主义，是指除了对法律系统改革之外，阿塔图尔克还在生活方式上针对伊斯兰宗教势力进行打击。他担心未来教法势力会成为阻碍土耳其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试图在自己活着时用强力将其击碎。在他采取的措施中，有的也非常可笑，他倡议禁止土耳其的无沿帽子，男人如果戴帽，必须戴欧洲式的宽边帽。穆斯林典型的特征大胡子和面纱也受到了人们的嘲笑。另外，为了与西方合拍，土耳其采纳了公历体系，不再使用伊斯兰历，休息日也改为周末而不是星期五。此外，在保护妇女权益上，阿塔图尔克也大踏步前进。他授予了妇女选举权，并规定男人不能再按照穆斯林法娶四个老婆，只能娶一个。他强迫达官贵人的妻子抛头露面，并鼓励她们从事各种工作，或者参加政治。他废止了许多苦行团体，没收了他们的庙宇，关于伊斯兰的教法课程也全部被清出了公立教育体系。
所谓平民主义，就是土耳其的平权运动。在废除了外国的特权之后，阿塔图尔克宣布所有的人民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但是，如何保证所谓相同的权利呢？如果经济基础和教育问题无法解决，那么所谓的平权就是空谈。所以，在经济上他注重占土耳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免去了什一税，也减少了其他税收。而在教育上，他大力推行义务教育，消灭土耳其占总人口80%的文盲。在教育中，他甚至将土耳其的文字系统都改掉了。在之前，土耳其使用的是阿拉伯文字系统，阿塔图尔克按照拉丁字母系统创立了新的文字。1928年，所有的政府文书都不得再用阿拉伯文，全部改用新土耳其文。所有的报纸必须使用新文字。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文盲，大家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学习文字。这一改革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当精英和平民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重新学习语言时，各种资源迅速到位，书本、报纸出现了惊人的发展，与之相伴的是文盲率的大大降低。土耳其摆脱了阿拉伯文字后，也从阿拉伯浓郁的宗教氛围中摆脱了出来，更加贴近于西方。
所谓改良主义，就是要避免革命和暴力，采取改良主义的做法，不断地改革，利用小步慢跑但是不停歇的方法来化解应力的积累。
通过这一系列激进化的改革，土耳其变成了一个准西方的国家。虽然它的人民大部分还是信奉伊斯兰教，但政教分离的原则却建立了起来，土耳其的政治是建立在西方化宪政之上的。
阿塔图尔克去世后，他的接班人伊诺努又开放了党禁，从而完成了从实质性独裁向西方式民主制的转变。关于阿塔图尔克的独裁，也有人认为这也是有帮助的，因为毕竟只有他有足够大的威望，推动整个社会不加反抗地执行着所有改革指令，换成另外的人，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必定无法如此彻底，一旦回潮，可能所有的成果都保持不住了。
阿塔图尔克之后的土耳其共和国并非一帆风顺，他去世后，保守势力依然试图恢复伊斯兰传统。在土耳其20世纪的政治中，一直是左右两派之间不断地斗争，左派是坚定的世俗派，却在管理经济中失利，这是因为他们总是试图采取一部分计划经济的做法，用政府指导经济；右派是发展经济的能手，却总是试图恢复宗教传统。两者之间的斗争让土耳其社会和经济摇来摆去。但阿塔图尔克培养了一支以世俗化和现代化为理想的军队，这支军队平常对政治是旁观的，可是只要有一方偏离了阿塔图尔克的既定方向，军队就会将这一方利用军事政变推翻，从而保持阿塔图尔克的世俗化成果。
直到21世纪，随着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执政，才将军队势力镇压下去，作为右派的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地试图将土耳其拨回到宗教轨道。但是，由于土耳其的世俗化已经存在了近百年，即便埃尔多安动了不少手脚，土耳其的世俗化依然是伊斯兰国家中最成功的。
阿塔图尔克的世俗化和现代化成果鼓舞了与土耳其接壤的伊朗，以及与伊朗接壤的阿富汗。这两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都处于国王的统治之下，也都有心进行同样的改革。只是由于缺乏榜样，国王无法全力与国内的保守势力作斗争。随着土耳其的成功，两个国家找到了榜样，于是紧锣密鼓地跟随着，加速了改革。
当时，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汗的岳父马哈穆德·塔齐（Mahmud Tarzi）恰好在中东看到了土耳其的改革，将之介绍给了自己的国王女婿。阿曼努拉汗立刻决定按照土耳其的模式，准备利用一代人的时间，在政治、教育、司法领域都有所突破。他甚至请来了土耳其顾问进行指导。
根据土耳其经验，要想改革，必须首先有一支忠诚和强大的军队作为支柱。阿富汗也进行了对位改革，辞退了年老和思想落后的军官，清退杂牌军，并在阿富汗建立了新的募兵制度。之前，在村子里选谁去参军，是地方官员决定的，但阿曼努拉汗则引进了一种抽签机制，由中央政府直接根据身份证号码抽签决定，这就避免了军队和地方官员的联系。
稳定了军队之后，阿曼努拉汗推出了阿富汗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规定了阿富汗实行世俗制度，所有宗教都获得平等权利。伊斯兰宗教法官曾经是阿富汗强大的司法支柱，宪法规定世俗制度的同时，必须将审判权从宗教人士手中收回。作为对应，国王创立了新的司法系统和立法系统，宣布保护普通人权利，并授予了妇女相当的社会地位。
仅仅从条文上看，土耳其和阿富汗的某些做法甚至不比西方差。在西方的20世纪初期，妇女的选举权和社会权利也没有达到平等，在英国和美国，女性选举权都是经过了几轮斗争才获得的。
但在阿富汗宪法的实施阶段，国王首先要解决的是经费问题。如果改革，必须花钱，要想花钱，财政改革又必然成为突破口。阿富汗最大的问题是特权阶层太多，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却享受着免税的特权。国王取消了大量的津贴和特权，规定土地征税也是平权的。在财政支出方面，阿富汗大力发展教育，建立了一系列的学校，特别是规定了妇女受教育的权力。
在阿富汗的西面，就在阿曼努拉汗开始激进改革时，伊朗也以特殊的姿态加入了现代化的狂飙。
伊朗的改革是和一个叫礼萨汗（Reza Khan）的人相联系的。1921年，礼萨汗武力取得了伊朗卡扎尔王朝（Qajar Dynasty）的领导权，将国王架空，同年，礼萨汗控制了议会，两年后，担任了帝国首相。1926年，礼萨汗被议会选举为新的国王。礼萨汗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夺权，是因为1879年波斯国王为了军事现代化，模仿俄国建立了一支新式部队，称为波斯哥萨克旅（Persian Cossack Brigade）。这个部队就如同是伊朗的北洋军，逐渐控制了政局，不过最初旅的指挥官都是俄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撤走，作为本土职衔最高的军官，礼萨汗就顺理成章地控制了波斯哥萨克旅。
从礼萨汗上台开始，阿富汗的现代化突然出现了一位竞争者，双方仿佛进入了心照不宣的比赛之中，成为世界上当时最急于发展的两个国家。
与阿富汗国王遇到的问题一样，礼萨汗也没有足够的权威进行改革。阿塔图尔克救国于倾覆，从而获得了必要的威望，但阿富汗和波斯国王却没有这样的优势。阿富汗的阿曼努拉汗的做法是废除与英国人之间的一个小条约，这个小条约签订于一战之前，要求英国人支付给阿富汗国王一笔钱，同时阿富汗让渡一定的外交权给英国。废除之后，阿富汗国王可以宣称，是自己领导阿富汗摆脱了英国的控制，从而在国内获得了一定的尊重。礼萨汗也依样画葫芦，废除了一个类似的条约，从而将自己装扮成了波斯的大救星。
为了改革，首先要结束伊朗内部四分五裂的局面，制服各地的部落首领。礼萨汗采取了激进的军事行动，一一把部落势力降服，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集权的另一个问题是财政。为了击碎国内势力，礼萨汗不惜雇佣了一个美国人来管理财政。
然后，他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推行土耳其式的改革。伊朗的教士阶层成了牺牲品。礼萨汗在立足未稳时曾经和教士有过妥协，而一旦站稳了脚跟，立刻开展了世俗化的运动。他的皇后不戴面纱出现在公众面前，当听说有教士批评他这么做时，他立刻穿着军装皮靴、开着车赶往了清真寺，当着众人的面用鞭子抽打批评他的人。到了1935年，他干脆废除了社会上妇女佩戴面纱的习俗。
除了对习俗的改变之外，礼萨汗还加强军队，宣扬民族主义。礼萨汗宣扬的不是伊斯兰教，而是从伊朗的古代史里寻求养料，他不断地宣传伊朗是古代波斯帝国的继承人，推行波斯语，压制其他少数民族。
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为了去除阿拉伯影响，把土耳其的文字彻底从阿拉伯字母改成了拉丁字母。伊朗没有这么彻底，还是采用了阿拉伯字母，但仍然尽量将波斯语中的阿拉伯元素去掉，形成更加纯正的波斯语。
他大力发展教育，建立了许多现代学校，并且，他把学校教育体系向妇女开放了。
在经济上，礼萨汗也像阿塔图尔克一样是个国家主义者。他相信通过国家的力量来推进经济改革，包括建立基础设施、国有企业。这些措施导致了伊朗官商的发展，成了人们未来批评他的把柄。
阿富汗和伊朗这两个国家就如同是在竞赛一样，既然你发动了改革，那么我一定要进行更多的改革。他们的目标都是阿塔图尔克式的，一定要完成现代化，保持国家在世界棋局上的独立性，使得古老的国家能够焕发出生机，不被欧洲集团所淘汰。
然而，这两个国家始终没有取得阿塔图尔克的土耳其所取得的改革环境。它们开始改革狂飙时，面对的国内和国外的压力都很大。土耳其之所以改革成功，除了国内的服从之外，在国际上，由于它是依靠与英、法、意、希多个国家打仗，才避免了被瓜分，国际势力面对土耳其总是感到心虚，加上阿塔图尔克真诚地学习西方，使得西方对土耳其的改革更加接纳，没有产生太多的压力。但对于阿富汗和伊朗，就不享有这样的地位。
简单说，阿曼努拉汗的改革毁于国内，而礼萨汗的改革受制于国外。
1929年，阿富汗国内一支极端保守性力量在一个号称哈比布拉汗（King Habibullah Kalakani）的流氓无产者的领导下，攻克了喀布尔，造成了阿曼努拉汗的流亡。哈比布拉汗所打的旗帜就是反抗改革，他对阿富汗的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之后，另一位王室后裔纳迪尔沙（Mohammed Nadir Shah）击败了哈比布拉汗，重建了阿富汗王权。但阿曼努拉汗这个首要改革者的失败，却预示着阿富汗无法清除保守势力，也无法完成世俗化的重任，这个缺陷直到20世纪80年代再次爆发出来，导致了最保守的“圣战者”和塔利班。
而对于伊朗来说，最大的问题却来自于外部。礼萨汗是一个不擅于处理外交关系的人，在他的后期，由于石油问题屡次与英国人发生冲突，他甚至在“二战”期间试图与德国人亲近，牵制英国人，这触及了国际关系的底线，于是他在1941年被推翻了。
在他之后，伊朗王位让给了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也就是伊朗的末代国王。
作为伊朗历史上最坚决的改革国王，礼萨汗塑造了伊朗现代化的基础，却因为国际问题，表明他既无法在国际冲突中置身事外，也无法清理国内的保守势力，这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伊朗突然间回归宗教，它的世俗化也失败了。
民主救不了世俗化
当一个国家世俗化没有完成时，其余任何的改革措施都可能因为宗教保守势力的阻挠而变味儿，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在这样的国家即便想实现民主，依然有可能因为大多数人赞同宗教，而导致利用民主规则将宗教强加给社会。
这一点，就像当初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的上台，希特勒虽然完全敌视共和国，但他却是利用共和国合法的宪法规则而上台的，是德国人民最终在他的蛊惑下，通过选举让他上了台。只是上台之后，他立刻动用一切力量摧毁了共和国体系，从而建立了极权国家。事实上，世界上许多保守势力都试图采用同样的方法，首先利用合法规则上台，再利用权力摧毁这个规则本身，达到长期控制国家的目的。
2014年5月，埃及人兴高采烈地选择了一个军人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作为总统，并授予他巨大的权力，让他几乎拥有了独裁的力量。
而在三年前的2011年，埃及人刚刚推翻了另一位独裁者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将这位独裁者关进了铁笼子进行审判。在不到一年前的2013年，埃及人行使了真正的民主权力，选择了一位真正的民选总统穆尔西（Mohamed Morsi），并欢庆埃及进入了民主时代。可是，不到一年后，正是国防部长塞西组织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穆尔西。如果按照正常的理解，埃及人应该为了挽救民主而反对发动政变的塞西，不想许多埃及人不仅赞同推翻穆尔西，还支持塞西担任总统。
于是，经过了三年的颠簸，埃及人推翻了独裁的穆巴拉克，又行使民主权利选择了穆尔西，最后又欢呼着欢迎另一位军人塞西推翻了民选总统，让埃及再次回归了强人统治。埃及的政局在绕了三年的大弯之后，又回到了三年前。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是为什么呢？其最重要的秘密就在于埃及是一个还没有完成世俗化的社会，而强人政治虽然有独裁的一面，却又代表着世俗化的方向。
在1952年之前，埃及是一个君主国，这个君主国的国王也试图进行改革，并想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却由于国内保守势力足够强大，加上国王本人奢侈浪费导致国家的破产，一直无法完成改革任务。
到了1952年，埃及人终于等不及国王的改革了，一群军官在纳赛尔的带领下发动政变，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总统制。
在纳赛尔的统治下，埃及和当年的土耳其一样采取了类似的改革思路，在社会上引入了激进的世俗化政策，大力打击埃及的宗教保守势力，如果这样的政策持续得足够长，就可以完成世俗化的重任。但不幸的是，纳赛尔在经济上却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做法，而在外交上则强硬无比，与英国和法国等老牌国家硬碰硬，并和新生国家以色列（也是邻国）成了世仇。埃及在国际关系上的地位严重恶化，经济的衰退使得纳赛尔无法将改革成果持久化。
纳赛尔没有完成世俗化任务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萨达特（Anwar Sadat）由于缺乏足够的威望，只能在世俗化政策上向后撤退，在外交和经济上也不再激进。他的政策纯粹出于维持政权的需要，但依然无法平衡国内各个势力，最终萨达特被刺杀身亡。
继承萨达特的穆巴拉克出身行伍。此时的埃及已经不再稳定，必须靠一个强力总统将国家强行捏合在一起。穆巴拉克就是这样的一个强人，他娴熟地操纵着政治。在他的统治下，埃及的宪法没有限定总统任期，每一次穆巴拉克都能在选举中获得连任。
作为交换，在经济上他默许了私有制的发展，这让富裕阶层都拥护他，但这也让他成了腐败的象征。
而在社会上，穆巴拉克是一个世俗派，在他的领导下，埃及依然坚持着世俗化方向。可另一方面，由于他也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像纳赛尔那样强硬，在事实上他又默许了各种宗教势力的继续存在，无法做到彻底清除宗教对社会的控制。
正是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底层社会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宗教潮流：穆斯林兄弟会（Muslin Brotherhood）。这个组织成立于1928年，最初它只是一个类似于慈善机构的组织，与天主教举办的各种慈善组织区别不大。它们扎根于贫穷地区，为穷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医药和教育，而他们的教育又主要根植于《古兰经》，这导致穆斯林兄弟会带上了浓厚的宗教激进主义色彩。
兄弟会从纳赛尔时期就受到了严厉的打击，然而它又在历代总统的统治下都幸存了下来，甚至发扬光大。这得益于虽然总统们都热衷于实行世俗化，打击兄弟会，可是政府对底层人民缺乏关怀和帮助，底层人民在需要的时候还是只能在兄弟会处获得帮助。
到了穆巴拉克时期，穆斯林兄弟会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却又足够发达。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甚至还走出了国门，传染了周边阿拉伯的大部分国家。穆斯林兄弟会本身还算不上武装化激进组织，但从兄弟会这个母体中，又分裂出若干极端分支，不管是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还是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和后来的“伊斯兰国”，都曾经从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结构中汲取了营养，甚至有的团体直接来自兄弟会。
当穆斯林兄弟会致力满足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时，代表了世俗化的穆巴拉克政权却在30年的执政中变得越来越腐败，失去了民心。
到了2011年，北非国家突尼斯一个小贩由于受到了政府不公正的对待，自焚而死。他的死亡引得人们纷纷上街，形成了一次席卷全国的革命。突尼斯的革命还打开了整个阿拉伯地区对于政治的不满，于是，激烈的抗议活动如同一阵旋风一般掠过了几乎所有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
对于埃及来说，突尼斯小贩之死很能引起人们共鸣，因为在埃及，警察同样粗暴和不公，甚至比突尼斯还严重。最初只是少数人策划在1月25日全国警察日这一天举行抗议活动，不想这一天的抗议迅速扩大，变成了全国性的声讨。
人们更没有想到，存在了30年的独裁者竟然变得这么不堪一击。最初穆巴拉克想对抗议进行武力镇压，但他发现社会抗议的规模太大，选择了一定的妥协，不仅任命了新总理，还承诺进行改革，并表示在当年9月的选举中不再参选。独裁者的软弱让人们更加兴奋，于是，到了2月11日，埃及军方表示不再支持穆巴拉克，这位统治了埃及30年的强人倒台了。
穆巴拉克倒台之后，军方采取了配合的态度，赞同在未来实行民主制，并制定了民主化的路线图，规定了在未来两年内进行选举，制定宪法。可以说，到这时，所有的人都是怀着善意，希望埃及的未来走向光明。但一个社会却并非是善意就可以维持的。
人们在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充满了分歧。将穆巴拉克赶下台的主要是年轻人所代表的智识阶层，但是，这些人都过于年轻，他们善于搞街头运动，却不善于组织选举，对治理国家更是一窍不通。很快，这些“倒穆运动”的主力军就在选举政治中靠边站了。
能够有效组织进行选举的只剩下两方势力，一方是穆巴拉克所代表的精英阶层，这些精英阶层虽然促成了穆巴拉克的下台，但是，对于埃及社会的方向却有着共识，那就是埃及必须走世俗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不能退回到宗教社会去。这些精英阶层由于长期执政，对于政治组织也很有经验。但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与穆巴拉克切割，因为人们认为穆巴拉克政权太腐败了，所有参与者都不是无罪的。但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虽然有着无数的缺陷，但都是希望将国家治理好的。
除了这一方之外，另一方就是底层人民的代表穆斯林兄弟会。兄弟会在埃及的社会中更受欢迎，不管是没有文化的普通人，还是有文化的青年人，因为这些青年人在年幼时大都受过兄弟会的帮助。可是，兄弟会也有一个大缺陷，这个组织是和宗教势力相联系的，它们虽然不提倡暴力，却总是试图通过政治参与，让埃及回归到一个宗教社会，人们不是受到世俗法律的制约，而是受到《古兰经》条文的指导，世界也不再是进化的，而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所谓总统也不再是一家独大，而是必须接受另一个组织的领导，而这个组织是一种保守的宗教势力，与现代化进程是背道而驰的。
到了2012年，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就表现出不可阻挡的势头，当年11月，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几乎占据了一半的席位。第二年总统大选，精英阶层依然不甘心将权力拱手相让，推出了原穆巴拉克政府的总理沙菲克（Ahmed Shafik）与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穆尔西对决。沙菲克虽然出自穆巴拉克政府，但为人正直，经验丰富，依然是一个好的选择，他和穆尔西进入了第二轮选举，却以微弱优势失败。这样，穆斯林兄弟会所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就上台了。
回头来看，穆尔西的上台的确是合法的。埃及2013年的选举具有普遍性，也是透明和公平的，埃及人只要愿意，都可以上街投出自己的选票，也正是因为穆斯林兄弟会之前几十年如一日地深耕在埃及的底层社会，让它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它的上台的确反映了当时的民意。
然而，依靠民主上台的穆斯林兄弟会就真的能够代表现代化的潮流吗？事实上，它首先想解决的反而是埃及的世俗化问题。在他们看来，埃及过于世俗化，背离了安拉，这才是埃及衰弱和不公的所在。
在穆斯林兄弟会执政之初，埃及的经济状况由于革命造成的混乱，已经跌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埃及是个旅游大国，旅游业吸纳了埃及10%以上的劳动力，随着革命的爆发和形势的不安定，外国游客们纷纷避开了埃及，旅游业大受损失。除了旅游业之外，国外对埃及的投资也在持续减少，导致原本每年6%—7%的经济增长陷入了停滞。埃及的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达到了13%以上。需要注意的是，埃及的大部分女性是不工作的，她们并没有被计算到劳动人口之中。
埃及下层人士收入大都在数百埃镑（当时埃镑与人民币汇率大约为1∶1，两年后埃镑贬值为1∶2.6），如饭店、旅馆工作的人，每个月大约在300埃镑，且非常不稳定。埃及也是个贸易赤字国，急需要美元等硬通货来保证进口。但进入革命时期后，埃及的外汇储备出现了大幅度缩水，2011年1月，外汇储备还有360亿美元，到了穆尔西执政时期，已经缩水到了150亿美元。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穆尔西上台后，决定他能否长期执政的是经济，他必须迅速与各界达成谅解，创造一个和平的条件，解除管制，促进民间经济发展。只有经济恢复，埃及才能稳定下来。
但不幸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却对经济完全缺乏经验，无法应对财政赤字、外汇下降、经济收缩、失业等诸多问题。他们的执政目标根本就不在经济上，而是放在了政治斗争上。
为了长期执政，穆尔西政府排挤反对派、加强集权。穆尔西解职了支持他上台的军方代表，试图抓住军队的控制权，不想却失去了军队的支持。
更麻烦的是，一上台，穆尔西就以将埃及宗教化作为己任，试图废除埃及几十年的世俗化成果，将教法的内容加入宪法，以取代世俗性法律。用宗教取代世俗，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司法和立法体系，于是穆尔西又将手伸进了司法和立法环节，让曾经欢呼他上台的人们开始担心埃及会变成另一个塔利班。
经过一年的执政，许多埃及人都已经意识到，穆斯林兄弟会的统治不会带来和平与发展，反而会将埃及仅存的世俗化成果破坏掉，将埃及在20世纪的发展归零。到这时，不管是军方还是精英阶层，都已经开始讨论怎样才能让穆尔西下台了。
但是，由于民主选举的神话，穆尔西又能够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同，特别是那些刚刚进入社会不久的大学生们。他们见证了埃及的民主选举，相信穆尔西的确是合法上台的，按照程序正义原则，穆尔西不应该随便下台。他们依然指望穆尔西能够信守承诺，带动埃及的发展。而事实上，埃及却距离发展的初衷越来越远了。
2013年6月，为了应付越来越失控的局面，穆尔西决定免除埃及的17名省长，以此来对付他的反对者。这次明显违宪的举动终于让人们不再沉默，于是埃及又爆发了被称作“6月30日革命”的第二次革命。
一年前选举穆斯林兄弟会上台的人们再次走上街头，希望促使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下台，并提前举行大选。这次革命中，人们组织了敦促穆尔西下台的签名活动，一共收集到了2200万埃及人的签名，相当于埃及总人口的1/4还多。
革命的收场，是穆尔西亲自任命的国防部长塞西宣布接管权力，组建了临时政府，将穆尔西赶下了台。于是，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民主政府失败了。埃及经过了短暂的临时政府时期，又通过选举，将强人塞西选为总统。塞西的执政风格再次回到了穆巴拉克的轨道上，以强权压制反抗，但是，至少在军方的领导下，埃及没有完全滑入原教旨之中，穆斯林兄弟会把埃及带入宗教社会的企图失败了。
通过埃及革命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个还没有完成世俗化的国家，即便实行民主制，依然无法打破传统带来的束缚，在依靠选举上台的领导人领导下，很有可能会倒退回与世为敌的状态。
这样的情况其实出现了不止一次。在许多情况下，民主制并不必然带来好的结局。除了埃及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也是在合法的选举中最终选择了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西班牙，激进的左派政府也是在选举中上台的，他们立刻实行了激进的计划经济政策，导致了全国性的灾难，以至于自由派不得不聚集在极端右派佛朗哥将军的旗下，用暴力将激进派政府击碎。之后，佛朗哥将军又实行了数十年的独裁。与西班牙类似的还有阿连德和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左派的阿连德依靠选举上台，之后立刻采取了“推翻桌子”的激进改革，如果不是皮诺切特用暴力回应了阿连德，那么智利也将陷入泥沼无法自拔。
与埃及类似的还有伊朗和阿富汗，这两者都通过革命或者内战，拥护了极端宗教保守派的上台。随后，那些曾经拥护新政权的人们，却发现已经摆脱不掉新政权的压榨了，从而将国家彻底带入了原教旨的轨道之中。
强制性改造是必须的吗
在本章的开头，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阿姆河两岸国家巨大的差别也显示出了人们忽略的一点，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优势。
现在，世界看待苏式社会主义，往往看到了它计划经济的一面，却忽视了另外的一面。以阿富汗为例，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即便苏联已经入侵了阿富汗，但在阿富汗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世俗化成果，妇女们依然可以在外上班，女孩子也必须到学校去接受教育，而不是从小就在家里适应罩袍下的生活。也就是说，苏式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上表现不佳，但在社会变革特别是世俗化上，却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亚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存在，由乌兹别克人建立的几大汗国（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被认为是最难进入的地区。英国人曾经想尽一切办法，才偶尔能够看到这个极其封闭、信奉伊斯兰教的区域。但是，到了20世纪，经过了几十年的苏联时代，中亚虽然依然带着神秘感，但每一个去过的人却发现，这里的确已经被世俗化了。这里人们依然信奉伊斯兰教，也带着很强的开明特征，女孩子依然在街头活动，男人也不受制于一天五次的朝拜，而当地的法律系统也是世俗化的，而非由那些阿訇们控制。
在中亚，虽然也有个别的地区更加宗教化，但这些地区更多表现的是对政治不满，才采取了这种姿态而已。
相比较而言，乌兹别克斯坦以南的阿富汗在结束了苏占之后，整个社会反而完全变成了宗教化的世界，世俗化成果几乎完全丧失。一旦没有了世俗化，这个社会就变得内卷、排外，向着封闭转化了。这或许可以说，是苏式社会主义保住了中亚的世俗化成果，苏联时代大力提倡女性权力、打压宗教极端势力，结出了丰富的果实，这就和当年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所做的是一样的。
社会主义在社会变革上的正面作用不仅在中亚地区可以观察到。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也可以总结出一条规律，那就是：它在世俗化、普及教育和全民医疗这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世俗化问题已经如前所述，下面再举两个普及教育和全民医疗的例子。
中国和印度人口相当，但中国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印度，因此人们往往习惯于寻找中印之间的差别。有人（如黄亚生）就认为，中国和印度最主要的差别在教育。事实上，20世纪40年代末中印两国都是文盲遍地，但随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教育上发力，虽然无法一下子形成高质量教育，却采取了托底的方式消灭了文盲。大量能够读写计算的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这里，能够读写和计算，成了融入现代化经济的必要条件。而印度虽然在经济上采取了半计划经济的方式，但在教育上，印度的投入却严重不足。这并不是说印度没有好的高校，事实上在高等教育方面印度的起步甚至比中国还早。但是，印度却由于没有托底，在底层依然存在大量的文盲，识字率不足，这些人很难被整合进入新的经济形式之中，造成了对社会的巨大拖累。加上放任自流无法击碎3000年的宗教氛围，使得印度的工人素质参差不齐，不容易找到足够的合格工人。
与中国相似的还有越南，甚至包括韩国和日本等汉文化圈中的国家，它们无一例外都极端强调教育，保证了每一个人的识字权。越南最近的超高速发展除了地缘关系之外，显然也和充足的合格劳动力有着极大的关系。
在非洲，事实上也能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当我们谈论坦桑尼亚时，往往看到了尼雷尔的“乌贾玛主义”的短处，即国有企业无法调动足够的积极性发展经济。但是，尼雷尔的政策在另一方面，也就是社会层面上，依然有他的长处。在坦桑尼亚访问时，我发现他的遗产至今仍然保留着。最大的遗产是，坦桑尼亚在非洲的识字率是最高的。
对于后殖民地国家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是教育。但在坦桑尼亚，由于采取了强制性的上学措施，集体农庄的孩子必须学文化。坦桑尼亚的识字率达到了90%以上，在街头或者农村随便碰到的人几乎都可以写字和阅读。当政府重新实行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之后，坦桑尼亚人大量涌入工厂和商业部门，他们接受教育的优势就发挥了出来。
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式很适合培养整齐划一的工人。先普及基本教育，当基本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再追求多元化，这也许是坦桑尼亚摸索出来的最大经验。
除此之外，坦桑尼亚相对于邻国还有几个优势：第一，坦桑尼亚的公共设施，包括医院、清洁水以及现在的电信设施，都处于非洲国家的前列。第二，在尼雷尔的鼓舞下，坦桑尼亚人追求幸福的冲动要比别的国家更强烈。在其他非洲国家，哪怕发展较好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人们也总是抱怨生活的艰辛，更多看到黑暗面而不是光明面，但坦桑尼亚人的精神状态却要好得多。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曾经有一个天真的、善良的领导人。第三，尼雷尔给坦桑尼亚留下了较为稳定的政治。
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医疗卫生，这也是必须由政府主导推进的一个项目，在富裕的国家更加重视医疗设施的市场条件，但在极端贫穷的国家，政府的作用在医疗上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除了坦桑尼亚，非洲还有一个特殊的国家：布基纳法索。这个国家国名的含义是“正直者的土地”，而名字来自于曾经的总统桑卡拉（Thomas Sankara）。
桑卡拉是一个性格简单、但历史身份复杂的人。至今人们还不知道如何评价他。人们习惯于称他为“非洲的切·格瓦拉”，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左翼革命者。但这样的说法又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桑卡拉更加爱好和平，但他个人的魅力却和格瓦拉一样有穿透力。他的政策好坏参半，在经济上并不成功，但他在社会变革上的作用至今依然激励着布基纳法索乃至整个非洲。
在非洲旅行，到了布基纳法索入境处，这里的设施也如同邻国马里一样破烂。由于马里的反恐形势不乐观，边境属于强管控地带，穿制服的官员仔细检查了我的护照和签证页，询问了几个问题，随后微笑着给我盖章：欢迎来到布基纳法索！由于刚在出境时被索贿，在这一侧面对如此友好和专业的官员，让我有些不适应。
布基纳法索的专业性，就是桑卡拉的遗产。
布基纳法索的前身是上沃尔特（Upper Volta）。它的名称得自于一条河流沃尔特河（Volta River）。上沃尔特属于法属西非的一部分，在1960年与西非其他国家一起取得了独立。独立后一直无法建立稳定的统治，发动了数次不流血政变，直到1983年桑卡拉上台。他的上台也来自一场政变，由于交火中死了十几个人，此举成了布基纳法索历史上第一次流血政变。
但他的上台又是民心所向。事实上，之前他参与了前一年的政变，甚至被任命为总理。只是由于迅速失势而被抓了起来。但他的对手不敢杀他，因为人民已经在国内开展了游行示威，要将他放出来。之后的小型流血政变只是人民呼声的一部分罢了。
人民之所以支持桑卡拉，是因为国家独立并没有给普通人带来好处。这个国家历经无数的政变，经济被一小撮社会高层所绑架，这样的社会没有展现出具有竞争力的一面，反而充斥着许可证制和权贵经济。
法国人虽然让布基纳法索独立了，但他们仍然控制着西非国家的经济和外贸，法国人是高人一等的存在，让普通人也没有感受到独立和不独立有什么区别。
既然原来的路是一条死路，桑卡拉突然提出来有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自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果然桑卡拉上台后，立刻开始了对于布基纳法索的改造。作为总统，他的工资只有450美元，家产不过是一套没有还清贷款的普通住宅，和一辆最普通的小汽车。即便这点钱，还必须用到他收养的十几个孩子头上。
不仅要求自己，他还要求所有的官员都必须保持廉洁，坐普通车，不准受贿，不准坐头等舱。如果发现腐败，官员的财产会被没收，本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非洲是许多疾病的大本营，许多人年轻时就因为疾病夭折，政客们根本不去关心人们的健康。但桑卡拉是个例外，他在国内大规模推行疫苗计划，为儿童免费接种，并承认艾滋病对于国家的威胁，认真对待这个社会问题。
非洲的文盲非常多，各国政府也无力组织更好的教育。桑卡拉却推出了大规模的教育计划。
非洲的妇女地位非常低，桑卡拉却在每一次演讲中都不忘强调女性的作用。他在政府中招募了大量的女性工作人员，并禁止女性割礼，禁止一夫多妻。
他想做的事情太多，都带着很深的理想成分。布基纳法索位于沙漠边缘，他就提倡植树。这里的交通很差，他就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修路计划。总之，桑卡拉用他带有鼓动性的声音说出了人们希望的天堂社会，并想方设法去实现它。
但当他鼓动起人们的信心时，他的经济政策却并不成功。他的经济政策包括：
第一，谢绝外援，自力更生。桑卡拉说过：我们的国家生产的产品足够我们生活的。只是因为缺乏组织生产的能力，反而不得不向人家祈求食物。正是这种祈求，往我们的精神里注入了乞丐的基因。
谢绝外援，自力更生，这件事看似不合理，但在布基纳法索又带着一定的合理性。殖民地原来的宗主国法国离开后，仍然通过经济联系控制它。虽然法国不能强迫布基纳法索只和自己做生意，但它通过与布基纳法索高层领袖的联系，控制了外贸领域。这使得布基纳法索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自由贸易，它必须把初级品廉价卖给法国，再从法国进口昂贵的工业品。桑卡拉提倡自力更生，更多是为了打破与法国和欧洲的强绑定，减低法国对于国家经济的控制。
当然，为了做到自力更生，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于是就有了第二条。
第二，加强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政治上取消反对党。事后，人们指责桑卡拉独裁，主要指他对反对党和工会的镇压。
在获得了强控制之后，他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全国性扫盲、提升公共健康、与沙漠化抗争、加强女性权利。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时间长了，反作用也极其明显。与其他实行类似政策的国家一样，他的措施无法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反而挫伤了那些最具进取精神的人的积极性，到最后，反而是商品奇缺，物价飞涨。
以粮食为例，在改革之初，由于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粮食产量立刻大幅增加，看上去布基纳法索距离粮食自足已经近在咫尺。但时间长了，当政治进一步干扰到人们正常的经济行为时，粮食产量又开始下降了。
第三，在外交上向苏联、中国、古巴、利比亚等国家靠拢，斥责殖民主义。他试图实现全非洲的大联合，对于那些与前宗主国保持强联系的国家都嗤之以鼻。
事后，人们批评桑卡拉，往往是从这些政策入手，认为这些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做法不仅不会成功，反而会拖累社会。但是，人们又忽略了另一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虽然的确根子上是经济问题，可是，经济发展也是有许多前提条件的，甚至许多国家连这些前提条件都不具备，这时即便谈论经济，也很难达到效果。
桑卡拉虽然在发展经济上不成功，却给布基纳法索注入了另外几种精神：发展教育，自主和独立，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如今在布基纳法索，即便是首都地区，还有很多土路街道，房子破破烂烂，带着年久失修的痕迹，布基纳法索仍然是非洲最穷国家之一。但是，与非洲其他地区相比，这里的街头很少有乞丐。穷孩子们顶着饮用水、香蕉和鸡蛋售卖，也不愿意直接向行人要钱，这和周围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学校更加干净，我在这里旅行时，住的旅馆旁边就有一个学校，每天传出的读书声、操课声，让我以为回到了中国。这里的人们也更加有礼貌，相信他们的生活会逐渐变好。
也许这种向心力是一个国家成型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只有这些条件都具备了，才能够在未来更好地为发展经济服务。
在桑卡拉之前，这里被当作一个希望渺茫的地区，人们最缺乏的是信心，桑卡拉把建设天堂社会的信心交给了当地人，让他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在桑卡拉的鼓励下，人们学会了自力更生、努力工作、勤劳、乐观，而不是靠天吃饭、懒洋洋等待着世界银行的援助。
1987年，桑卡拉遇刺身亡，布基纳法索结束了27年的独裁统治，回归了民选。但是，桑卡拉留下的精神至今依然鼓励着当地人。
当然，在这里我想更扩大一点，看一看许多国家发生的对社会的强制性改造问题。
在不少国家也出现过整个社会走错了道路，却被个别人强力扭转的情况。就像在土耳其，阿塔图尔克曾经力挽狂澜，避免了灭国的命运。现代人们只看到了土耳其与欧洲的争吵，认为这是一个难以琢磨的国家，但事实上，土耳其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灭国之痛，明白西方国家只要有机会，肢解起它来毫不手软，也丝毫不在乎道义。任何一个国家的选择都是历史的产物。
战后，即便被阿塔图尔克利用武力维持了独立，但土耳其的社会依然是宗教保守主义的天下，要想实现现代化依然是极其艰难的任务。阿塔图尔克为了强迫土耳其现代化，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威望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强制性改造，才让它存活到今天，并且依然是一个区域性强国。
除了土耳其之外，西班牙的佛朗哥、智利的皮诺切特更是充满了争议的人物，当秉持某种极权主义的对手经过选举上台，并以摧毁原来的社会结构为目的开始改造时，他们依靠暴力上台，摧毁了对手，依靠强力将社会强行掰回了原来的轨道。至今人们依然谴责他们的暴力，但也必须承认他们的暴力的确影响了国家未来的方向。
也许在某种时刻，一个社会的确会出现这样的极端情况，必须靠少数人的毅力才能将整个国家带上发展的轨道，或者避免滑入极权的泥沼。或许可以说，有时候强迫性的改造的确可能给一个社会带来正面的效果。
然而，又有更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当少数人依靠强迫性对社会改造时，更多的时候反而是一种悲剧或者狂妄，会带来更大的灾祸。
所谓强制性改造，更多依靠的是领导人个人的素质和能力，而不是制度性的保障。如果领导人认准了世俗化和经济发展之路，可能就能带领人民走出激流险滩，但如果领导人本身的知识结构不足，最后往往会陷入更大的泥沼。这条路本身就是充满了危险性的，只有在特殊的时段、特殊的机遇下，才有可能存在领导人强迫社会变革，导致正面效果的情况。
虽然我们无法预言某个具体的事件，但从概率上来说，强制性改造的危险性依然是巨大的，获得的正面效果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例外情况。
作品本身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如因而由此导致任何法律问题或后果，本站均不负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