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皮埃尔之惑
作者：郭建龙 更新：2024-04-06 15:48
第四章 皮埃尔之惑
自由还是发展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曾经提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总是处于选择之中。对于新兴国家，在行使选择权时，问题比哈姆雷特还要复杂百倍。
这样的国家一旦独立，首先要面对的选择权是：到底选择人权还是主权。对于发达国家的人们来说，人权和主权是并行不悖的。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却可能成为一个“to be”和“not to be”的复杂的二选一问题。
在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中，塑造最成功的人物是主人公皮埃尔。在小说中，其余的人或者高尚或者卑鄙，但他们的生活总是有一个目标或者精神支撑。皮埃尔却是一个困惑的人，他的行动和思想不断地自我怀疑，甚至自我否定。在他的思想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关于国家和个人的困惑，我们不妨称之为“皮埃尔之惑”。
在小说刚开始时，当沙皇宫廷里的人们咒骂拿破仑时，只有皮埃尔热情地为拿破仑辩护，他认为拿破仑代表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才是人类的未来，而任何企图维持特权的阶层，都是和人权相背离的，其中就包括沙皇所代表的俄国统治阶层。
然而，随着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皮埃尔却痛苦地发现，即便他依然相信人权，却不得不和祖国站在一条战线上，与自己曾经的偶像拿破仑作战。这是因为拿破仑入侵了他的国家，而他是个俄国人，必须抵御入侵者。皮埃尔为了“主权”不得不暂时放弃“人权”。
心中向往人权，却不得不服从于主权，这就是新兴国家的“皮埃尔之惑”。
在西方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大都有着同样的困惑，他们首先羡慕和学习西方的人权，希望向对方靠拢，但在和西方打交道时却发现，对方的人权只是针对内部的，不会把平等的人权扩散到其他地区。
印度的圣雄甘地接受了西方的人权教育，但当他在南非时，却发现事实上印度人永远不可能和英国人平等，而英国人也看不起印度人。要想让印度人和英国人平等，唯一的办法不是顺从，而是反抗，首先通过争取独立获得国家的主权，在两个主权国家的基础之上，才能求得两国国民在政治上的平等。
许多新独立国家都是在主权优先的原则下，通过与前宗主国的斗争而获得独立的。他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大都是主权论者。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曾经坐过前宗主国的牢，本身就是为了“主权”而牺牲了自己“人权”的代表人物，也往往要求人民达到和自己一样的道德标准。
可是，如果一个国家在独立之后，依然过度单纯强调主权，就又陷入了另一个陷阱之中。人们虽然拥有了主权，却可能在国家内部建立起复杂的阶层制度，使得阶层之间的压迫反而比外部压迫更加残酷，就像当初沙皇对待农奴一样。
因此，一个国家在没有独立时，人们往往会强调主权。一旦获得了独立，人们感受到了主权带来的压迫感，又会慢慢地转向人权。几乎所有的新独立国家都在主权和人权之间摇摆着。而其中的根源，则是人们对于平等的渴望和特权的痛恨，他们既痛恨来自不同人种的特权，也痛恨人种和社会内部的特权。
西方国家大都已经过渡到了争取人权的阶段，而许多后进国家却依然停留在以主权为首要目标的道路上。就这样，“皮埃尔之惑”依然在困扰着大部分的地区。
在那些存在严重的“皮埃尔之惑”问题的国家，统治者将这两种模式称为“自由还是发展”的问题，他们将人权称为自由，而认为只有在主权观下才能获得发展，其中隐含的意义是，只有牺牲了人权，才能获得发展。只有取得了足够的发展（比如达到了西方标准），才能去追求人权。
但大部分国家却停滞在了追求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即便拥有了主权，强调主权，但在主权的大旗下追求发展，依然异常艰难，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从而阻碍了发展。因此，这些国家的人民就长期地止步在自由（人权）的大门槛之外了。
那么，那些强调主权和发展的国家，为什么在主权的大旗下却很难求得发展呢？这主要是因为在行使主权时，人们往往错误地将“主权”和“自由市场”相对立起来，强调政府控制和官方投资。岂不知，一旦政府控制了经济发展的所有手段，他们不仅很难促进发展，反而会站到了社会发展的对立面。
计划还是市场
由于相信政府的力量，大多数的新独立国家都很容易选择一条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道路，一种计划经济的形式。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经济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但在当时，人们习惯于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这是认识上的局限。
这些国家之所以容易选择计划经济，一部分责任并不在他们的领导人，而是在于前宗主国。事实上，即便最提倡市场化的宗主国在对待殖民地时，也会选择一种类似于计划控制的方法，只准许殖民地发展他们允许发展的经济，避免与宗主国产生竞争，用殖民地的经济潜力为宗主国输血。这种控制就是一种变相的计划经济。可以说，人类的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殖民主义一同成长的。
比如在印度，最信奉自由经济的英国对于印度的出口是管制的，农民们被迫种植鸦片和茶叶，但他们种植的产品只能卖给英国一家，再由英国人将茶叶送往英国本土，将鸦片送往中国和东南亚。这种计划经济的做法，直接决定了印度农村对于世界经济的认知。
当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由于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们的领导人首先想到的是继承宗主国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工具，继续让经济服从于政治需要，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是都不信奉市场的。
但计划经济也并非全然是宗主国造成的，另一部分责任依然要由他们的领导人来负。由于和前宗主国斗争的胜利，新独立国家的领袖们往往非常自信，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一切事务，只有自己才能指导经济的发展。加之独立之后，领导人往往希望尽快拿出成果来证明独立的好处，于是提出了各种各样超越西方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事实上都属于计划经济的范畴。
在所有的计划经济模式中，除了苏联、中国、南斯拉夫等国的理论之外，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也提出了一种非常经典的模式，并被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讨论。
1964年，东非地区出现了一次划时代的事件：两个独立不久的国家决定合并成为一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是坦噶尼喀（Tanganyika）和桑给巴尔（Zanzibar）。坦噶尼喀位于非洲大陆部分，以国境上的一个大湖坦噶尼喀命名，而桑给巴尔是一个岛国，曾经长期被也门的阿拉伯苏丹占据，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它们合并之后，采用了坦桑尼亚（Tanzania）这个名字，也就是坦噶尼喀（Tan-）和桑给巴尔（-zan-）的土地（-nia）。担任坦桑尼亚总统和副总统的，分别是原来坦噶尼喀的总统尼雷尔，以及原桑给巴尔的总统卡鲁米（Abeid Karume）。
在非洲，许多新兴国家都有着很强的离心力，一旦独立就开始了痛苦的分裂过程，比如，埃塞俄比亚、苏丹、乍得、尼日利亚、刚果（金）、马里等都爆发过分裂战争，但只有坦桑尼亚是个例外，两个国家（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相信合并的好处大于分裂，在坦噶尼喀总统尼雷尔的操刀下，将国家合并，并维系到了今天依然和睦相处。桑给巴尔之所以愿意与坦噶尼喀联合，在于之前它是由阿拉伯人统治的，当黑人依靠政变获得了政权之后，为了防止阿拉伯人卷土重来，只有和一个大陆上的黑人国家合并，才能保证黑人的长期执政，这就给了尼雷尔操刀的机会。
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次合并受益最大的是尼雷尔本人。他曾经因以和平方式让坦噶尼喀从英国人手中独立获得了名声，现在又和平地合并了另一个国家，更是成了地区的领袖人物。
尼雷尔也不愧为领袖，在所有的非洲领导人中，他是最具有理想精神、最温和又最无私的家长制领袖。他平易近人，身无余财，善于鼓动，对理想充满了热情。他在国际关系上显得很温和，即便实行计划经济，也没有和西方政府彻底搞僵，为国家争取了大量的外汇援助。
在坦桑尼亚，尼雷尔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姆瓦里姆（Mwalimu），在斯瓦希里语（东非流行的混杂了阿拉伯语的本地语言）中是“导师”的意思。但让他更加著名，甚至成为整个发展中世界的领袖之一的，还是他著名的理论：乌贾玛（Ujamaa）。
所谓乌贾玛，在斯瓦西里语中是大家庭的意思，它是一种集体农庄，意味着非洲特色的计划经济。1967年，尼雷尔发布了一个名为《阿鲁沙宣言》（Arusha Declaration）的文件，这份文件探讨了坦桑尼亚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应该如何发展经济。虽然坦桑尼亚与世界关系很好，能够获得大量的援助，但尼雷尔却很清醒地知道，不能对外援形成依赖，一旦上了瘾，意味着大量的铺张浪费，以及高额的外债。
既然不能依靠外援，那么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自力更生。
在非洲，自力更生必然以农业为主。由于还有许多人吃不上饭，只有把农业搞上去了，才能谈其他部门的发展。但是，在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人民的素质都还很低下，如何才能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呢？显然必须靠政府的指导。于是，一个非洲特色社会主义框架就出现了。
尼雷尔的社会主义框架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实行一党制。这一点是为了统一人们的认识，加强政府的效率。
第二，在工业上，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必须以政府和公有制为主导。他把大量的银行、工业都变成了国有企业，只保留了那些规模小、不重要的，继续由私人掌握。奇怪的是，当其他国家试图进行国有化时，往往会引起巨大的反抗，但在坦桑尼亚进行得却很平静。富人大多数是外来的白人和印度人，他们成了利益受损方，许多人选择了离开，但同情他们的人却很少，掀不起风浪。黑人大都是穷人，这个政策对他们影响不大。坦桑尼亚的工业本身也是小部门，政府的国有工业实际上许多是新建立的，私人感觉不到损失。
真正对普通人影响大的，是第三项政策，即建立乌贾玛。此时，已经是中国实行人民公社10年后，尼雷尔显然听说过中国的人民公社，他的乌贾玛也是依靠国家的强制力，让农民把土地聚集在一起，实行集体耕种。
中国的人民公社在一两年之内就推行下去了，坦桑尼亚的乌贾玛却推行了10年，才将人们都赶进了农庄。不出所料，乌贾玛也出现了和中国一样的弊端，导致了社会经济的紊乱。成立农庄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但尼雷尔显然高估了人心，进入农庄后，反而没有人干活了，偷盗盛行，磨洋工严重。
除了农业，工业国有化也导致了大量的浪费，不管怎么提纪律性，怎么实行一党制，仍然无法解决效率问题。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已经看出，所谓的乌贾玛已经失败了。事实证明，当时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只会束缚社会，让人们失去创造性。到后来，不仅别人看清了，就连创始人尼雷尔也看出来了。幸运的是，和其他非洲领导人不同，尼雷尔是一个勇于承担错误的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政策无法推行时，他辞职了。
1985年，改革失败的尼雷尔主动放弃了总统位置，将执政权交给了他的继任者。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是一个理论家和思想家，却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人。坦桑尼亚开始了经济自由化改革，由此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这或许是因为尼雷尔时期的经济已经糟糕到了极点，稍作改变，就开始了报复性反弹。
尼雷尔的乌贾玛也代表了一代非洲领导人的思潮，除了坦桑尼亚，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还有很多，且结果比坦桑尼亚更差。尼雷尔走了许多弯路，却保持了稳定，没有放松教育，这比起那些虽然有选举，却无法保证局势稳定，只能靠贿选和强迫来维持政权的国家已经好太多。
即便在非洲之外，计划经济依然是一个诱人的选项。事实上，自从20世纪初期苏联开始了计划经济的实践，就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即便在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强国内部，也有着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流派，而在美国，罗斯福的新政也带着政府管制和计划的影子。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国家成了世界第二大强国，又吸引了更多新独立国家追随他们的步伐。
凯末尔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彻底改革，涉及国家体制、司法制度、教育、文化和日常生活等领域。1926 年10 月4 日，改革深入到司法领域，颁布了《民法典》，宣布伊斯兰教不再是国教，土耳其是世俗共和国。通过凯末尔的一系列改革，土耳其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农业—工业国。考虑到凯末尔对土耳其现代国家的贡献，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1934 年11 月24 日通过一项特别法，决定授予他“阿塔图尔克”的尊称，意即“土耳其国父”。参见马细谱、余志和：《巴尔干百年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 年版，第104—106 页。
除了苏联之外，最早的计划经济影子可以在土耳其阿塔图尔克的改革中找到痕迹。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选错了边，到了几近亡国的地步，最终被阿塔图尔克拉出了深渊。自此以后，阿塔图尔克开展了社会方面的世俗化的改革 ，但在经济政策上，阿塔图尔克也赞同利用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
我们可以把阿塔图尔克的经济政策称为国家主义，一个弱化版的计划经济。国家主义要求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和控制权。阿塔图尔克的国家主义政策包括：在农业上，国家采取倾斜政策，对农业进行鼓励。在工业上，政府建立国有企业，实现工业的超常规发展。
他的政策在农业上比较成功，但是，对于工业，政府的做法却浪费严重。政府主导投资往往会产生依赖性：政府投资最旺盛的几年，经济看上去在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但是政府一旦没钱，投资放缓，整个社会经济也立刻出现危机和混乱。
阿塔图尔克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改革非常成功，掩盖了经济上的弱点。但在他去世后，土耳其却陷入了二元难题：所有继承他政策的政党，在社会进步和世俗化上毫不退缩，但他们却搞不好经济，因为他们也继承了阿塔图尔克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而那些反对他社会化政策的宗教保守主义者，却总是能在经济上做得更好一些。现在的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是一位经济能手，却是个宗教保守主义者，总是希望土耳其回到伊斯兰教的关怀之中，从而给土耳其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由于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的威望，带动了中东一大批的国家追随着他的改革步伐，于是土耳其的国家主义又传染了周边不少国家，其中伊朗、阿富汗等都是受害者。
在中东地区，还有一个著名的政党谱系，在许多实行共和制（非君主制）的阿拉伯国家内部都有同一类执政党，这类执政党毫不犹豫地反对宗教主义，站在了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轨道上，促进了社会的开化，但是这类政党都支持计划经济。
这些国家中，最著名的是埃及（纳赛尔时代）、伊拉克（萨达姆时代）、叙利亚以及埃及革命鼓舞的利比亚（卡扎菲时代）。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不管是纳赛尔，还是萨达姆、卡扎菲、阿萨德，都是独裁者，但人们却往往忽视了他们曾经都有着正面的意义。这些人上台之前，所在的国家都具有宗教保守性，妇女们需要戴头巾，男人们遵守伊斯兰教规，而正是这些人依靠革命上台后打破了原来的宗教体系，建立了世俗化的共和国，从这点看，他们的革命是具有明确的进步意义的。
这些国家中，纳赛尔首先在埃及革命成功，推翻了国王，建立了共和国，在制度上采取类似于西方的政治体系。与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类似，纳赛尔在经济制度上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制度，甚至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之后的埃及经济就进入了停滞状态。
埃及革命又鼓舞了利比亚，纳赛尔发动政变时的组织叫自由军官组织，卡扎菲在利比亚也建立了同样名称的组织，并且用几乎同样的方式发动了政变，建立了政权。但是，卡扎菲的国家也同样有计划经济的弊端。
在埃及和利比亚之后，阿拉伯世界出现了一股潮流，可以用三个词总结，那就是“世俗主义（非宗教）”、“共和主义（非君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纳赛尔认为，阿拉伯世界也应该走现代化和世俗化，少一点宗教的东西，多一点科学的东西。在如何达到富强这个问题上，他认为阿拉伯世界不可能在西方世界寻找到公平地位，所以，需要联合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形成独特的品牌，同时，在经济上实行计划主义和国家主义，进行国有化，由国家来推进超常规的发展。
世俗化和计划经济，这两块金光闪闪的招牌让纳赛尔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出现了大批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成立了一个政党，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Arab Socialist Ba’ath Party）。这个政党是一个跨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有活动，在其他许多国家也有影响力，并掀起了一股与君主制对抗的潮流。
1963年2月和3月，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分别发动政变成功。成功之后，两国随即与埃及商量，希望将三个国家合并，纳赛尔也抓住机会与之进行谈判。虽然这次合并没有成功，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社会党却在起起落落中保持了下来。
最终，复兴党的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和萨达姆·侯赛因分别掌控了政权，建立了准独裁统治。虽然是独裁统治，但纳赛尔理想中的世俗化和社会主义倾向却在两个国家中保持了下来。
由于有石油资源，伊拉克成了中东地区的富裕国家，计划经济色彩让总统萨达姆可以大权独揽，与外界发生了冲突，从而造成了一系列的战争。当美国人推翻了伊拉克的世俗统治之后，即便引入了民主成分，却依然无法阻止伊拉克在世俗化方面的严重倒退。
至于叙利亚，由于缺乏资源禀赋，发展并不如伊拉克，但在经历了重重危机之后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在亚洲国家中，受到计划经济影响的除了中东国家之外，还有人口大国印度。
印度一直被拿来与中国进行比较，两国人口数量相当，但政治制度不同，常常被人们当作不同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比较例证。但事实上，印度与中国的经济制度差别比人们想象的要小。自从从英国殖民统治独立后，印度一直采取的是一种半计划经济的制度，或者叫政府管制式经济。
印度之所以崇尚管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有：第一，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人们已经习惯于做臣民，却没有学会做一个管理者，他们将政府发出的一切都当作合理的予以接受；第二，印度独立时，世界依然处于对计划经济充满了好感的循环之中，不仅是印度本土，就连宗主国英国以及欧洲和美国都对神秘的苏联模式颇为推崇，左派经济学家们强调政府控制、计划经济，这都影响了印度一代的政治家。
印度开国领袖尼赫鲁本身就是一个拥有圣人情结的领导人，他在国际关系上提倡不结盟运动，而在经济上则采取了政府指导经济的模式。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印度将大量的国计民生行业都收归了国有，比如采矿、钢铁等，到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尼赫鲁的女儿）时代，又把银行也收归了国有。
另外，对于民间经济，印度采取许可证制度。这使得民间如果要开办企业，必须获得无数的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又掌握在腐败和低效的官僚手中，使得民间经济几乎不可能发展。
对外贸易上，由于印度的殖民地记忆，使得尼赫鲁对于外贸充满了警惕，几乎抵制一切进口，把进口替代的重要性无限放大，采取了一种闭关锁国的制度。
在外交上印度也与西方国家主动拉开距离，和苏联走得非常近，并且试图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寻找自己的定位。
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使得印度变成了一个低效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腐败严重，也决定了印度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处于贫困之中。
1992年拉奥（Pamulaparthi Venkata Narasimha Rao）总理上台后，开始了一次新的改革运动，以增加企业效率，减少政府管制，鼓励私人经济为目标，称为“拉奥革命”。这时，印度有了较快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看，印度的改革比起中国的改革晚了十几年。
然而拉奥任职时间不长，他的改革运动释放的活力到了2010年前后就已经释放干净，印度又陷入了停滞之中。现任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试图进一步经济自由化，他在担任古吉拉特邦的首脑时曾经做得不错，在他担任国家总理后，人们也曾经报以巨大的希望，印度经济也有过一波快速增长。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印度依然困难重重，要想打破长期积累的惯性，依然不容乐观。
除了印度这样积重难返的国家，还有另一类国家，这类国家曾经对经济进行过激烈的国有化，但时间不长，他们又迅速开展了私有化运动，获得了不错的发展。这类国家包括越南和伊朗。
以伊朗为例，伊朗曾经是亚洲少有的自由经济政体，在巴列维国王的领导下进行了著名的“白色革命”，试图完全向西方靠拢，进行经济自由化和政治宪政化。“白色革命”虽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却无法解决公平问题，导致伊朗爆发了严重的反国王运动，将国王赶下了台。
之后上台的霍梅尼政权并没有响应人民改善生活的需求，反而不断地强化社会控制，向宗教社会转型，在巴列维时期可以穿超短裙的女人不得不戴起了头巾。
在经济上，霍梅尼也进行了国有化运动。在他的主导下，伊朗的经济事实上从自由经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党产”经济模式，革命卫队和伊斯兰共和党掌握了大量的商业和金融财富，将国家和政府架空了。
但霍梅尼掌权10年后就去世了，接下来的领导人由于缺乏足够的威望，无法维持强硬统治，于是只好采取了用放松经济管制来换取继续执政的策略。从1989年起，伊朗又进入了放松经济、减少管制的道路。虽然这条路并不平坦，但至少保证了伊朗经济的活跃性。当然，伊朗经济中占比最大的石油资源依然掌握在军队和政党的手中，民间无法插足，但民间相当于用石油作为筹码，换取了政党对其他经济资源的放权。
在美国制裁伊朗之前，伊朗的社会和经济已经恢复到了革命之前，虽然妇女依然必须戴头巾，但政党在社会控制和经济控制上的放松，表明一个国家即便受到过管制，但只要及时地放松管制，依然可以恢复活力。
与伊朗相近的还有越南。越南在1975年完成了南北统一。在北方，早已经是计划经济的天下，但在南方直到1975年依然是自由经济。1975年统一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后，南方也变成了计划经济。如果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自由经济就在越南绝迹了。由于闭关锁国和计划经济对社会的破坏很大，越南人在1986年就重新确定了革新开放的策略。这意味着经济最活跃的胡志明市（西贡）等地，事实上只实行了10年的计划经济。在这10年里，市场的观念还没有来得及从人们的思想中拿掉，就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
由于转向快，使得越南改革的阻力甚至比中国还小。最近，随着中国的市场饱和，越南更是承接了许多产业转移的好处，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成也开国者，败也开国者
在人权和主权的切换中，另一个巨大的阻碍是曾经带领人民获得独立的开国领袖们。
以印度领导人尼赫鲁为例，他带领印度从英国和平脱离，可谓居功至伟。但是在印度独立后，又是他引入了计划经济成分，使得印度无法摆脱政府管制，直到今天，印度依然深陷在尼赫鲁遗产中那些不利的方面，不断地尝试如何削弱这方面的遗产。
与尼赫鲁一样，开国领导人大都带有良好的愿望和坚决的行动力，希望在短时间内超越西方，显示出殖民地独立之后的优越性，但他们的知识缺陷，对社会和市场缺乏尊重，造成了新的问题。
除了尼赫鲁，在这些领导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率领加纳首先在非洲获得独立的恩克鲁玛。
与其他大多数非洲开国领导人不同，恩克鲁玛的文化层次并不算低。他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当过小学教员，之后去美国留学。当时，世界正处于一个左倾的时代，恩克鲁玛在美国学习了黑格尔、尼采、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并组建了非洲学生联合会，开始了政治尝试。离开美国后，他前往英国攻读法学博士，又组织了西非学生联合会，还有一系列争取西非独立的斗争机构。到这时，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成了恩克鲁玛最强大的两张牌。
恩克鲁玛回国后，由于他反抗殖民主义的坚定性，使得他取代了原本的温和派，成了黄金海岸（即独立之前的加纳）最受欢迎的人物。
按照英国人的设想，加纳的独立应该是渐进的，为此，他们在邀请当地人制定新宪法时，故意排除了激进派的恩克鲁玛，不想这给了他发动全面罢工的借口，并以暴力收场。虽然他被判了三年徒刑，但由于名声大振，竟然在监狱中被选为总理，从而领导了加纳的独立。
但是，独立之后的加纳人却发现，恩克鲁玛虽然是他们的财富，同时也是他们的包袱。作为总统的恩克鲁玛突然将加纳带入了无法承受的快节奏。
对于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而言，最迫切的不是变革，而是维持。当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撤走后，如何维持稳定的政治运行？最好让人们感觉不到政权的变迁，该做生意的继续做生意，该教书的继续教书；政府照常运转，该维持秩序的继续维持秩序，该保卫安全的继续保卫安全。
但新独立国家懂得行政工作的人数量不足，要想维持现状也并不容易。这就牵扯到必须将前宗主国的人留下，继续为这些新兴国家服务。英国人虽然也很腐败和自私，但他们至少懂得如何避免任人唯亲、减少腐败、防止自私。而新兴国家的领导人普遍没有这种意识。他们在赶走了外国人之后，由于行政人员数量不足，总统总是倾向于任命大量的熟人，以为靠熟人就可以控制社会，靠人情就能避免腐败。但实际上，在总统身边会迅速形成一个核心腐败圈，让整个社会都对它充满了怨恨。
在行政治理上，他们也和总统一样毫无经验，当这些没有经验的人代替了制度，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之后，整个社会就进入了衰退甚至崩塌的阶段。
但这些开国者却往往看不到问题，只相信自己的直觉。毕竟是他们亲手领导了独立运动，眼看着一个不存在的国家从强大的对手手中挣脱而出。他们自信只要愿意，可以做成任何事情。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不会放权，只会想抓取更多的权力。
当腐败横行时，他们不是考虑建设制度，而是认定这是自己权力不够造成的，只要能够控制国家的方方面面，可以看清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就可以杜绝腐败了。但事实上，谁也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抓权的举动只会将更多的权力从宪法转移到总统的熟人小圈子，进一步破坏社会的正常运转。
恩克鲁玛上台后也总是感到权力不够，他推出了一系列的法律，剥夺反对党的权力，甚至认为反对他就是反对真理，就是犯罪。这种做法使得英国人当年制定的宪法失效了。
在经济上，一个政府如果想做更多的事情，势必要花费更多的钱财，政府花的钱必然都来自税收。加纳作为小国，能够承受的税收是有限的，如果负担加重，只会造成民间经济的凋敝，从而进一步影响国家的税收。
但经济问题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才能明白，恩克鲁玛对此一窍不通。他浪费了太多的钱在许多不必要的面子工程上，却没有考虑到民间已经不堪重负了。
加纳的主要作物是可可，在独立之前，可可农属于加纳比较富裕的阶层，于是成了加纳政府主要的征税对象。为了向可可农征税，政府建立了一套统购统销的制度，可可农不得擅自买卖可可，必须由政府统一收购后，再卖给海外的商人。按照正常程序，政府应该根据市场价向可可农付钱，但由于政府总是缺钱，就故意压低收购价格，乃至恩克鲁玛执政的五年间，可可收购价格下降了60%，农民已经接近破产。
黑市横行，农民们不愿卖给政府。恩克鲁玛只好想其他的办法，建立了许多国营农场。但这些农场随后就进入了病态：岗位上充斥着领导的七大姑八大姨，却没有人去干活。恩克鲁玛为国营农场配备了不少进口设备，却没有人会用，也没有人去学。这些人不仅不能创造价值，反而成了社会的负担，只拿工资不干活儿。
当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时，恩克鲁玛不仅认识不到这是因为自己搅乱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反而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弊端，解决方法应该是全盘国有化，实行彻底的计划经济。在这种基调下，他向苏联和东方寻求帮助，建立了更多的国有企业，希望通过投资大型项目来带动国家的发展。
不幸的是，他的大型项目大都是没用的。他建设了巨大的总统府，但这带不来效益。他建设了不少炼钢厂、造船厂，但这些工厂从建成的那一天开始，就由于规划不合理、找不到足够的技术工人、没有原料等各种原因停工。
更可怕的是，整个政府都缺乏最基本的财务知识，作为一个共和国，连国家财政数据都没有。总统并不知道国库有多少钱，也不知道一年的预算应该是多少。他只管拍脑袋想项目，签字，或者听别人描绘宏大的目标。到他下台时，加纳的国库早已空空如也，他下台很多年后，还会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他签字的项目。
到了1964年，对他的批评声音已经不绝于耳，为了压制批评声音，他取消了反对党，从而完成了从民主国家到半独裁国家的转型。
1966年2月，恩克鲁玛途经中国前往越南调解两越问题时，在加纳国内却发生了政变。这一幕也形成了巨大的讽刺，一方面，他正在从国家领袖变成世界领袖，有资格参与重大国际事件的调解。与此同时，他还总是组织各种类型的泛非主义大会，试图在非洲成立联盟，首领自然是他。但另一方面，他的本国人却都已经养不起这个世界领袖了。在加纳的周边国家，恩克鲁玛指责欧洲的新殖民主义者换了一种方式（经济）继续掠夺非洲，为此他支持各国的游击队，不仅让他们对抗白人，还对抗那些“屈从于”新殖民主义的国家，于是周边国家与加纳的关系恶化。在国内，恩克鲁玛不仅要在经济上从民间压榨更多的资金，还由于参与了太多的外事，让这个已经不堪的国家承担更多的外事负担。
领袖与民间的认知错位已经不可能通过对话进行修复，于是他被推翻了。
不管在非洲还是在亚洲，许多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都类似于恩克鲁玛，他们的下场有的比恩克鲁玛还惨，而有的则得到了善终，只是在他们去世后，他们曾经领导的国家却在继续颠簸。除了恩克鲁玛之外，几内亚的塞古·杜尔、塞内加尔的桑戈尔、科特迪瓦的乌弗埃—博瓦尼等都可以算是魅力型领袖，他们领导了国家独立，却又有大搞个人崇拜的一面。但是，桑戈尔最终以放弃权力的方式让塞内加尔走上了一条民主之路，而剩下的两人却坚持不下台，给国家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在所有魅力型领袖中，中国人最熟悉的莫过于津巴布韦的穆加贝以及南非的曼德拉。这两个国家都是黑人经过斗争从白人手中获得了政权，两人都有计划主义的倾向，没有能够领导国家走出经济衰落。南非由于时间还短，何去何从依然存在争议，但对于津巴布韦和穆加贝，世界却充满了惋惜。
事实上，如果只看津巴布韦黑人掌权的前十年，穆加贝应该获得更加正面的评价。1980年黑人掌权后，津巴布韦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在这里，土生白人拥有全国一半左右的土地，且这些土地都是最好的，他们还控制了津巴布韦的工商业，而白人人口却不到津巴布韦总人口的5%。
穆加贝上台后，最紧要的任务是如何在黑人白人之间取得平衡：如果维持现状，意味着黑人的普遍贫穷和不满，早晚会发生骚乱，或者利用政治影响力将白人逼走；如果强行把白人土地分给黑人，白人就会流失，他们代表了津巴布韦最主要的技术人才和商业人才，一旦白人走了，这个国家经济也就垮掉了。
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黑人政权必须允许白人在一个较长期的时间段内继续控制经济，寄希望通过时间，让黑人逐渐获得白人的土地和其他经济资源。这里最难的是，黑人必须等待足够长的时间，让白人和平地将一部分资源转移出来，同时又不能让白人感觉到痛苦和压迫。这需要极大的技巧才能做到。
穆加贝在一开始近乎于做到了。他一掌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赞扬。他对英国人大胆地承诺，津巴布韦的经济制度十年内不做改变，还给白人保留了一定的政府职位，甚至把两个部长名额送给了白人，这一系列措施给白人吃了定心丸。
在土地上，由于过于不公平，必须做出一定的改变。穆加贝的土地政策叫“愿打愿挨”政策，也就是建立在双方自愿原则上的土地转移。首先，在战争中有一部分白人已经离开，如果有的土地实在找不到主人，就由政府出面分配给没有土地的穷苦黑人。但这部分土地只是少数，更多的土地仍然掌握在白人手中。
其次，津巴布韦鼓励白人自愿出售土地，白人资源出售时，可以自行规定土地价格，这些土地一部分由私人购买，另一部分由政府出面进行购买。政府购买了土地后，再根据各地的情况，发给没有土地的黑人。在交易过程中，政府刻意避免任何强迫成分，一切都出于自愿。为了鼓励津巴布韦的和平转型，英国政府也参与进来。由于津巴布韦的白人大都来自英国，英国也希望能够帮助津巴布韦在白人无痛苦的基调下完成转型。津巴布韦最缺乏的是购地资金，于是英国政府筹措建立了一个资金池，当津巴布韦政府从白人手中购买土地时，一半的费用出自这个资金池，津巴布韦政府实际只用出资一半就可以了。
在这种制度的安排下，经过10年，白人将手中掌握土地的20%卖给了黑人和政府，保留了其余80%的土地（也就是总量的40%左右）。
在和平、安定的资源环境中，不管是保留了土地的白人，还是新获得了土地的黑人，都爆发出了极大的热情，共同创造了津巴布韦独立之后的繁荣，经济增长迅速。
当时，国际上之所以如此称赞津巴布韦，还和需要一个榜样压迫不远处的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有关。只有津巴布韦的局势得以平缓过渡，才能让南非的白人放松警惕，自愿让渡出统治权。
然而成也南非败也南非，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南非在津巴布韦的号召下，完成了黑白交权之后，津巴布韦却突然间出现了急剧的恶化。
这一方面是由于穆加贝也犯了第一代领导人的普遍问题，过于相信自己的权力，消灭了反对派，另一方面也是世界风向转变的结果，津巴布韦原本是作为南非的榜样存在的，既然南非已经转变，这个榜样受到的关注度也降低了，来自世界的援助也少了。
与此同时，随着穆加贝政权的迅速扩大，他的派系中众多的山头需要抚慰，政府对于财政的需求大大增加。购买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也使得政府变得入不敷出。如果要想摆平国内众多的势力，光靠财政补贴是不够的，必须将更多的土地分配给支持者，才能解决眼前的困难。
在“愿打愿挨”政策下，白人卖出的土地是有限的。当人们看到过了10年白人才卖出20%的土地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等不及了。
穆加贝的土地政策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政府被授予了强制力，以公众利益的名义征用白人的土地。但为了给白人以交代，规定白人仍然可以根据市场价，要求合理的补偿。
这个阶段成了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的关键时期，白人曾经相信穆加贝的诚意，照常经营着本国的企业。这时，许多人开始怀疑政府是贪得无厌、没有止境的，在一个黑人统治的国家，占据经济优势的白人迟早会被剥夺掉财富。他们纷纷向海外转移资产，减少甚至关闭本国的企业。津巴布韦的经济出现了大幅度下滑。
那些分给了黑人的土地，也没有好好利用。在白人手里时，白人随时可以向银行借钱，购买新设备，维持土地的高产出。但黑人并不懂得治理，也无法从银行贷款（他们还没有积累足够的信用），土地虽然分下去了，产量却大幅下滑。他们把土地看成是财富本身，只是守着，而不是用于生产。
与此同时，随着政府权力的增加，围绕着穆加贝却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最初的土地分配中，还能考虑到贫苦黑人的利益，尽量将土地平均分配给穷人。随着政府权力的加大，土地逐渐从穷人转向了富人，于是腐败出现了。津巴布韦成了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随着白人对津巴布韦失去信心，英国新上台的工党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也撤掉了津巴布韦土地补偿金，不再对这个国家进行补贴。在英国提供资金之时，津巴布韦政府虽然有钱购买土地，但英国资金也造成了土地价格过高的局面。随着政府征用土地过多，已经没有能力按照市场价格给予白人补偿了。英国停止支付，穆加贝开始名正言顺地没收土地。于是，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进入了第三阶段：政府征收土地，且没有补偿。在这个阶段，土地改革也骤然加速，将津巴布韦的白人阶层迅速消灭。
到了世纪之交，津巴布韦已经破产了。由于白人离开后，社会经济垮掉了，一半以上的人陷入了失业，通货膨胀高达60%，有70%以上的人陷入赤贫。
为了应付新来的挑战，穆加贝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全民公敌，树立一个靶子供大家发泄，于是，最后一批有钱的白人不幸就成了这个靶子。2000年，穆加贝修改宪法巩固权力，却在全民公决中以45%对55%失败了。这次失败成了导火索，10天后，各地民众开始轮番向各地的白人农场进军，他们袭击白人，占领农场，甚至杀害那些为白人干活的黑人。这次运动将津巴布韦残存的经济报销了。
随着津巴布韦局势的恶化，国际上开始制裁它针对白人的暴力活动，全世界的资本市场也由于津巴布韦无法还债而关闭了大门。一场完美风暴终于形成了。
与土地改革并行的是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由于世界资本市场对津巴布韦关闭了大门，津巴布韦国内的经济彻底崩溃，原本“非洲的粮仓”连自给自足都达不到，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用于出口，外汇储备彻底枯竭。而政府需要花钱的地方却越来越多，最后只好依靠印钞来解决。
1980年刚建国时，津巴布韦货币津元是与美元挂钩的，汇率与美元不相上下。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由于经济仍然在增长，通货膨胀还不算特别高，最高也没有超过20%，有的年份仍然保持了个位数。20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已经到了每年20%到40%之间，世纪之交时达到了50%以上。
2001年，是津元贬值高峰的开始，这一年，津元贬值达到了112.1%，第二年，就已经接近200%，第三年高达598.75%。这时，津元就已经彻底失控了。2007年，津巴布韦通胀达到了66212.3%。2008年7月份的通胀达到了231150888.87%，11月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79600000000%。
在这个过程中，穆加贝也从人们口中的英雄变成了恶魔。但平心而论，他本人的变化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在他的长期执政中，贯穿着一根主线，那就是用尽量少的痛苦，完成津巴布韦的经济和财富从白人向黑人的转移。这样的转型是这个国家必须面对的，即便换成其他人，也必须要做这件事。
在津巴布韦失败后，南非也步入了转型的艰难期，他们同样需要考虑如何在减少白人痛苦的前提下，完成财富向黑人转移。南非黑人政权的创立者曼德拉同样无力做到这一点，但他选择了及时离任，将解决问题寄托在后人的智慧上。虽然我们无法预料南非改革最终的方向，但也许，曼德拉的选择给了世界更大的希望，希望南非能够渡过难关。
两个国家的对比
虽然开国领导人往往会采取集权和计划经济的手段，但也有另一种领导人却顺应了时世，帮助国家顺利地度过了颠簸期。这在新兴国家中极为少见，却并非完全绝迹。
在东非，有两个国家可以作为鲜明的对比，其中之一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坦桑尼亚，这个国家在开国者尼雷尔的率领下步入了计划经济的泥沼，所幸尼雷尔发现势头不对，决定辞职，将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的机会留给了后来人。
除了坦桑尼亚之外，东非的另一个国家肯尼亚，在领导人的率领下走了一条全然不同的道路，让我们看到了新兴国家的另一种可能性。
人们现在到东非之后，会对两个国家不同的风格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坦桑尼亚的基础设施要差些，这主要是由于它们较晚才走向自由经济的道路，但坦桑尼亚的文盲率却较低，人们也更加有纪律，在转入自由经济后的后劲可以期待。而在肯尼亚则是另一种风格，这个国家似乎永远处于混乱之中，却又总是能够在混乱中保持秩序，不发生动乱。
与坦桑尼亚一样，肯尼亚也是世界上抢劫、偷窃的高发区域，但在政治上却一直保持着连续性，从建国后至今没有发生过政变和大的对内镇压。它的政府极为腐败，贫富差距巨大，但是经济却非常活跃，一直处于增长之中。
它周围的国家中，除了坦桑尼亚曾经陷入了计划经济的泥沼，剩余的国家则更加悲惨。卢旺达发生过种族灭绝；乌干达出过非洲最著名的独裁者之一阿明；苏丹发生了国家分裂，至今分裂形成的南苏丹依然处于战争之中；埃塞俄比亚是灾难复杂深重的国家，既有过皇帝的黑色独裁，又有过一段红色政权；索马里则陷入了四分五裂，索马里海盗几乎成了世界对它的唯一认知。只有位于中央的肯尼亚泰然处之，在一片混乱之中悠然自得，这一点非常难得。它的人民总是处于吵架之中，却从来没有大打出手。
肯尼亚的稳定性也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如今，外国资本要想前往东非地区，首先的落脚点大都选择肯尼亚。虽然人们都知道这里的警察和官员非常腐败，时常要靠贿赂才能通行，但这里至少还有规则存在，只要努力，事情都可以走通。外国资本在肯尼亚落脚后，再前往周边国家发展。
说了它的许多好处，人们也应该看到它的问题。由于放任自由的方式，肯尼亚比起邻居坦桑尼亚来也有不少的弱点，文盲率高于坦桑尼亚，贫富差距巨大，这样的社会适合发展商业，但制造业潜力已经不如坦桑尼亚和北面的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Nairobi）是东非的贸易、金融枢纽。市中心高楼林立，市郊却有着世界最大规模的贫民窟，两者共同构成了这个非洲大都市。
这种肯尼亚风格，代表了新兴国家发展最自然的样本。如果一个国家在独立后没有陷入内战、政变和外来入侵，也没有发生分裂，没有被独裁者所侵蚀，而是按照它自然的节奏发展下去，那么就有可能变成另一个肯尼亚。
肯尼亚今天的特性，要归功于它的国父肯雅塔（Jomo Kenyatta）。1964年，肯雅塔在对英斗争中成了肯尼亚的国父。这个国家在独立之前采取首相制，英国女王仍然是名义上的国家首脑，但独立后转变成了总统制，国家元首变成了黑人总统。
肯尼亚虽然独立了，肯雅塔却并没有像邻国的尼雷尔那样立刻开始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计划，试图在国家的金字上打下独创的标签。肯雅塔的性格中带着点花花公子的特征，没有表现出雄心壮志，更没有对英国及资本主义的深仇大恨。
他似乎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他的确在理论上提出，要实行非洲特色的混合经济，一定的社会主义加上一定的资本主义。但是在实践时，也许是因为他太懒了，实在懒得将理论变成现实，于是肯尼亚就顺着原来的惯性走了下去。
在独立之前，来自英国的白人控制了不少土地和企业。独立之后，这样的政策照样继续下去。肯雅塔没有想到要去没收这些人的土地，而是仍然坚持着资本主义的方向，继续鼓励他们经营。唯一不同的是，鼓励白人的同时，也鼓励黑人开办企业。
另外，肯雅塔对于政府官员也没有任何限制，只要他们愿意开办企业，都是允许的。结果，很快，肯尼亚的黑人政府官员、知识阶层纷纷创业，建立了一批企业，10年间黑人企业或者股份已经占据了肯尼亚的半壁江山。
虽然黑人当官的多了，但是肯雅塔也并没有清理政府中的白人雇员，在技术性的职位上，白人继续干着他们的活儿，与独立之前没什么区别。后来随着黑人竞争力的提高，白人雇员的数量少了，但这更是一种自然竞争的结果，政府的强迫性不大。
肯雅塔也曾经想要通过赎买的方式，将一部分白人土地转移到黑人手中，也的确做了一小部分，让一批黑人获得了土地。但由于行政效率低，做得很不彻底，到最后土地问题的解决也主要靠自然流转，而不是政府。
当时的非洲国家总是陷入站队的麻烦之中。由于处于“冷战”时期，它们不是选择资本主义阵营，就是选择社会主义阵营，以期获得更多的援助。肯雅塔虽然在经济上实行放任自由主义，但在外交上却保持中立，和哪一家都保持良好关系。当然，他和英国的关系仍然是最好的，这是因为可以从英国拿补贴。
由于处于东非，与印度次大陆只隔着一片海洋，肯尼亚也是印度人出海闯荡的最佳地点之一。这里的印度人控制了小买卖和一定的金融行业。肯雅塔对印度人的打击让这个阶层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许多人移民英国，离开了肯尼亚。
肯雅塔执政的那些年，人们形容他的自由放任，认为总统干活，无非是等睡醒了，带着他的班子四处转一转，指点一下，晚上唱唱歌、跳跳舞，结束一天的生活。总统几乎什么都不用做，只是顺其自然地让肯尼亚人民自己找事儿做罢了。但谁也不明白，为什么唱歌过后，肯尼亚经济就继续发展了。当周围国家一片混乱时，肯尼亚人却享受着难得的和平气息。
当然，对肯雅塔也不能过于神化。实际上肯雅塔的放任自流也带着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的问题就会积累下来，总有一天会造成混乱。
另外，由于他对官员不加限制，肯尼亚的腐败在他的任期内就有很强的苗头。官员们借助权力为自己牟利，由于全国处于增长之中，人们也不大在乎。当这种行为成为全社会的风气时，就有可能会失控。
事实上，肯尼亚一直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肯雅塔实行的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这个问题迟早会爆发，只是被拖到了他死后。
肯尼亚虽然实行多党制选举制，但在肯雅塔时期，一直是执政党一家独大，肯雅塔没有必要对选举做太多限制就可以顺利当选。到了他执政末期，已经有人对他的地位提出挑战，抨击他的不作为和资本主义倾向，肯雅塔只是简单地将反对者抓起来，不予理睬。他有足够的威望，人们仍然爱戴他。而当他去世后，继任者如果没有这个威望，就可能将这种独裁倾向变成真正的独裁。
1978年，肯雅塔去世。接替肯雅塔的是副总统莫伊（Daniel arap Moi）。在莫伊时代，肯雅塔留下的问题开始爆发。莫伊不具备肯雅塔的威望，无法获得人们无条件的支持，对于反对派，他必须依靠镇压的手段，才能保持一直在台上。在担任总统四年后，莫伊通过法律规定了肯尼亚的一党制，当时反对他的人正要组织新党参与竞争，从此成为非法。接着，莫伊通过审查资格的方式，让所有批评他的人都失去了竞选资格，他终于可以长期任职了。
由于没有了批评者，莫伊的亲信集团变得更加腐败和不受控制。肯尼亚的腐败深入到了每一个角落，政府官员公然向外国人索贿，警察随意抓人和勒索，法官们根据案件的严重程度订立收费标准，中饱私囊。在肯尼亚，没有什么事情是钱不可以搞定的，从开办企业到杀人脱罪，只要给钱都可以解决。
然而奇怪的是，莫伊政府虽然腐败，但肯尼亚的经济仍然是东非最好的。莫伊统治时期，周边国家要么处于大屠杀前夜，要么刚刚经历独裁。莫伊政府在整体方针上没有改动肯雅塔的政策。这里仍然实行重商主义和放任主义的政策，也没有闭关锁国。准确地说，是莫伊政府无力控制社会的每一方面，给民间经济留下了大量的机会，使得肯尼亚仍然一枝独秀。
肯尼亚如同一个现代潮流中颠簸的传统之舟，没有规划，没有助推，掌舵人不仅无力掌控，还要监守自盗。但这个小舟却因为保持了政权的稳定性，躲过了更大的灾难，跟随着潮流漂到了现在。
莫伊虽然也曾经镇压甚至暗杀反对派，但肯尼亚的反对派仍一直存在。1992年，当人们再也不愿意忍受莫伊的独裁和政治高压，开始反抗时，莫伊表现出了强硬的姿态。但随后，国内发生了小规模骚乱，国际社会对莫伊政权进行制裁，取消了对肯尼亚政府的援助。
作为非洲外向型经济代表的肯尼亚一遭受制裁，莫伊就受不了了，立刻屈服。于是，肯尼亚修改了宪法，将多党制引回了政治之中。肯尼亚总统一直是没有任期限制的，现在这个漏洞被堵上了，最多两届。宪法修改不能追溯既往，所以莫伊还可以连任两届。
肯尼亚的政治稳定表现在，即便人们对莫伊很不满，即便人们知道他作了弊，但人们并不是考虑立刻暴力推翻他，而是将精力集中在10年后，并认真准备10年后的大选。从这一点看，肯雅塔时期建立的对宪法的尊重已经保留了下来，人们学会了在宪法之下做事情。
2002年，莫伊在徒然挣扎之后，不得不怆然下台。反对派领袖基巴基（Mwai Kibaki）在竞选时差点遭到暗杀，在车祸中受了伤，他竞选获胜后，就坐着轮椅参加了就职仪式。内罗毕人山人海欢呼莫伊下台。
肯尼亚人民并没有形成秋后算账的传统。莫伊下台后，不仅没有被追究，还时常出席一些政治性活动。由于他对政治和国际形势都熟悉，他还被任命担任过苏丹的和平特使。肯尼亚社会被每一个强人打下了烙印，但不管是好是坏，它都带着这些烙印继续前行，而不是试图将它们擦去。
基巴基以反腐的口号上台，但在他还没有任完第一个任期，人们已经知道，依靠他不可能完成反腐的任务。在肯尼亚大酱缸之中，新来者首先必须学会贪污，捞够了钱，才能顺利地执政。政客们上台已经形成了一个术语，叫“轮到我们吃饭了”（It’s our turn to eat），这也成了一本畅销书的名字。
由于基巴基过于不受欢迎，2007年的第二任选举中，他在充满争议的选举中勉强获胜。到底他是否真的当选已经不重要，这成了骚乱的契机，在肯尼亚充满了混乱的历史中又加上了一笔，这次骚乱造成了上千人的死亡。骚乱的结果是基巴基不得不做出让步，在分权协议中，让他的对手奥丁加（Raila Amolo Odinga）担任了总理一职。
肯尼亚的政客们熟练地控制着制度平衡，不让这座大厦倒塌，但又获取各自的利益。至于肯尼亚的社会，在骚乱之后，虽然裂痕加大，却仍保持着足够的稳定。
肯尼亚代表了稳定的一翼，但那些采取过计划经济和大政府的国家又怎么才能走出来呢？
当第一代领导人让人们失望之后，国民们开始指望第二代领导人。但第二代领导人的表现却让人们大吃一惊。非洲和亚洲等地的第二代领导人有不少选择了独裁，以对抗第一代领导人。
以恩克鲁玛之后的加纳为例，恩克鲁玛倒台后，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加纳经历了两次军政府时期和两次共和国时期，一共七位总统如走马灯一般匆匆走过。如果要总结加纳这段时间的走向，可以归结为一代不如一代。恩克鲁玛虽然不懂得治理，却怀有很深的理想色彩。推翻他的是安克拉（Joseph Arthur Ankrah）中将，中将建立了第一军政府，他本人还算正直，也不失理想色彩，却同样无法控制无孔不入的腐败问题。在一次受贿丑闻中，安克拉怆然下台，将位置留给了阿福里法（Akwasi Afrifa）准将。
阿福里法也不是个恋权的人，意识到无法利用军人统治来发展加纳，必须还政于民选政府。于是，在他的张罗下，加纳第二共和国仓促出台，阿福里法在经过了短暂的过渡期后，将政权让出。
但第二共和国只存在了三年时间，就遭遇了连环军事政变。1972年，阿昌庞（Acheampong）将军推翻了第二共和国，加纳进入了第二次军政府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时，独立之后所有的理想色彩都已经褪尽，参与政权就是为了利益。
阿昌庞执政五年后，再次被推翻，政变的是阿库佛（Akuffo）中将，但阿库佛的位子还没有坐稳，就又遭遇了连环政变，将他推翻的是罗林斯（Jerry Rawlings）空军上尉。
我们可以以恩克鲁玛和罗林斯为界，将加纳领导人分成三代，其中恩克鲁玛是第一代，这一代人有理想，相信自己的力量，却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和平。第二代领导人没有第一代领袖的理想主义，又由于是在殖民地时期长大的，缺乏必要的教育，他们许多都是军人，依靠政变上台。他们最大的诉求是保持权力，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只能依靠本能，建立起一个个的政治怪物。
在加纳，恩克鲁玛之后、罗林斯之前的历代领导人都可以归结为第二代。到了罗林斯，开始思考加纳的问题，他试图将前面的历史做一个结束，再开启一段新的历史。
作结的方式也很特殊，1979年6月，罗林斯把能够找到的三位前总统都抓了起来，分别是阿福里法、阿昌庞和阿库佛，又抓了五位军方的高级将领。这八人在经历了死刑判决后，被枪决。
清算了上一代之后，罗林斯试图恢复加纳的秩序，再次开始了建立民选共和国的尝试。在他的安排下，加纳第三共和国匆忙登场，并有了一位民选的总统李曼（Hilla Limann）。但他也是第三共和国的唯一的总统，这个共和国存在的时间比第二共和国更短，到了1981年，罗林斯再次发动兵变，推翻了亲手建立的第三共和国，开始了另一次军政时期。
但幸运的是，作为第三代领导人的罗林斯并非是一个迷恋权力的人，此时经过了诸多的混乱，加纳更多的人都在思考怎样帮助它走出混乱。
在罗林斯执政的前两年，加纳的经济继续向着恶化走去。为了控制腐败，罗林斯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手段对付官僚，但随即社会又由于他的严厉，反而更加失控了。从恩克鲁玛开始，加纳一直实行计划经济的制度，推崇政府控制下发展大企业、大工程。这些企业没有给社会带来效益，反而侵蚀了大量的社会福利，造成了腐败和贫穷。罗林斯反腐时，随着政府对官僚和企业的控制力加强，许多人不敢做事，经济更加瘫痪了。
经过反思，罗林斯认定，问题的根源出在了加纳采取的国有经济制度，正是这种制度消耗了加纳的经济活力，给了政府官员过多的控制权，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从1983年，加纳开始了一次不声不响的经济革命，在大力引进海外援助的同时，接受海外的监督，进行经济私有化、行政透明化、取消补贴和价格管制。加纳在经过了恩克鲁玛、军政府折腾了20年后，终于又找到了经济发展之路。随着自由市场的恢复，加纳也成了西非发展最快的国家。
到了1992年，加纳的社会已经足够稳定，可以举行一次多党制的大选了。罗林斯开始重新制定宪法，这已经是加纳的第四部宪法。根据宪法规定，加纳实行多党制民主制，总统一任四年，最多只能任两届。罗林斯作为总统候选人参与了选举，成了加纳新的民选总统。
2001年，罗林斯两届任满，他挥手离去。他指定的政治接班人并没有能够接班，而是败给了反对派，加纳完成了第一次政党轮替。
与加纳一样，许多国家也经历了三代领导人的轮替，才最终步入较为平坦的阶段。如果说第一代领导人是靠激情来引导民众，如果说第二代领导人大都是既没有理想也没有能力的“独裁者”，那么第三代领导人确实展现了不同一般的独特性。
第三代领导人大都经过了正规的教育，许多人是大学生。他们有了足够的政治学知识储备，知道选举和民主的重要，也明白发展经济必须依靠民间而不仅仅是政府计划。
比如，乌干达曾经在第二代领导人阿明手中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但到了第三代穆塞韦尼手中时，他将乌干达带入了发展的轨道。乌干达的邻国卢旺达更是在经过了大屠杀后，在新一代领导人卡加梅的手中获得了稳定和发展。
在新兴国家中，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一直是两个最重要的议题，有的国家能够实现暂时的经济发展，却由于政治上的独裁，无法过渡到民选阶段，从而回归了混乱和经济失速。能够像加纳这样，经过了混乱，回归到民主制和发展的轨道上，是极大的幸运。
自由还是发展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曾经提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总是处于选择之中。对于新兴国家，在行使选择权时，问题比哈姆雷特还要复杂百倍。
这样的国家一旦独立，首先要面对的选择权是：到底选择人权还是主权。对于发达国家的人们来说，人权和主权是并行不悖的。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却可能成为一个“to be”和“not to be”的复杂的二选一问题。
在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中，塑造最成功的人物是主人公皮埃尔。在小说中，其余的人或者高尚或者卑鄙，但他们的生活总是有一个目标或者精神支撑。皮埃尔却是一个困惑的人，他的行动和思想不断地自我怀疑，甚至自我否定。在他的思想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关于国家和个人的困惑，我们不妨称之为“皮埃尔之惑”。
在小说刚开始时，当沙皇宫廷里的人们咒骂拿破仑时，只有皮埃尔热情地为拿破仑辩护，他认为拿破仑代表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才是人类的未来，而任何企图维持特权的阶层，都是和人权相背离的，其中就包括沙皇所代表的俄国统治阶层。
然而，随着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皮埃尔却痛苦地发现，即便他依然相信人权，却不得不和祖国站在一条战线上，与自己曾经的偶像拿破仑作战。这是因为拿破仑入侵了他的国家，而他是个俄国人，必须抵御入侵者。皮埃尔为了“主权”不得不暂时放弃“人权”。
心中向往人权，却不得不服从于主权，这就是新兴国家的“皮埃尔之惑”。
在西方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大都有着同样的困惑，他们首先羡慕和学习西方的人权，希望向对方靠拢，但在和西方打交道时却发现，对方的人权只是针对内部的，不会把平等的人权扩散到其他地区。
印度的圣雄甘地接受了西方的人权教育，但当他在南非时，却发现事实上印度人永远不可能和英国人平等，而英国人也看不起印度人。要想让印度人和英国人平等，唯一的办法不是顺从，而是反抗，首先通过争取独立获得国家的主权，在两个主权国家的基础之上，才能求得两国国民在政治上的平等。
许多新独立国家都是在主权优先的原则下，通过与前宗主国的斗争而获得独立的。他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大都是主权论者。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曾经坐过前宗主国的牢，本身就是为了“主权”而牺牲了自己“人权”的代表人物，也往往要求人民达到和自己一样的道德标准。
可是，如果一个国家在独立之后，依然过度单纯强调主权，就又陷入了另一个陷阱之中。人们虽然拥有了主权，却可能在国家内部建立起复杂的阶层制度，使得阶层之间的压迫反而比外部压迫更加残酷，就像当初沙皇对待农奴一样。
因此，一个国家在没有独立时，人们往往会强调主权。一旦获得了独立，人们感受到了主权带来的压迫感，又会慢慢地转向人权。几乎所有的新独立国家都在主权和人权之间摇摆着。而其中的根源，则是人们对于平等的渴望和特权的痛恨，他们既痛恨来自不同人种的特权，也痛恨人种和社会内部的特权。
西方国家大都已经过渡到了争取人权的阶段，而许多后进国家却依然停留在以主权为首要目标的道路上。就这样，“皮埃尔之惑”依然在困扰着大部分的地区。
在那些存在严重的“皮埃尔之惑”问题的国家，统治者将这两种模式称为“自由还是发展”的问题，他们将人权称为自由，而认为只有在主权观下才能获得发展，其中隐含的意义是，只有牺牲了人权，才能获得发展。只有取得了足够的发展（比如达到了西方标准），才能去追求人权。
但大部分国家却停滞在了追求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即便拥有了主权，强调主权，但在主权的大旗下追求发展，依然异常艰难，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从而阻碍了发展。因此，这些国家的人民就长期地止步在自由（人权）的大门槛之外了。
那么，那些强调主权和发展的国家，为什么在主权的大旗下却很难求得发展呢？这主要是因为在行使主权时，人们往往错误地将“主权”和“自由市场”相对立起来，强调政府控制和官方投资。岂不知，一旦政府控制了经济发展的所有手段，他们不仅很难促进发展，反而会站到了社会发展的对立面。
计划还是市场
由于相信政府的力量，大多数的新独立国家都很容易选择一条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道路，一种计划经济的形式。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经济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但在当时，人们习惯于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这是认识上的局限。
这些国家之所以容易选择计划经济，一部分责任并不在他们的领导人，而是在于前宗主国。事实上，即便最提倡市场化的宗主国在对待殖民地时，也会选择一种类似于计划控制的方法，只准许殖民地发展他们允许发展的经济，避免与宗主国产生竞争，用殖民地的经济潜力为宗主国输血。这种控制就是一种变相的计划经济。可以说，人类的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殖民主义一同成长的。
比如在印度，最信奉自由经济的英国对于印度的出口是管制的，农民们被迫种植鸦片和茶叶，但他们种植的产品只能卖给英国一家，再由英国人将茶叶送往英国本土，将鸦片送往中国和东南亚。这种计划经济的做法，直接决定了印度农村对于世界经济的认知。
当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由于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们的领导人首先想到的是继承宗主国对于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工具，继续让经济服从于政治需要，从这个角度说，他们是都不信奉市场的。
但计划经济也并非全然是宗主国造成的，另一部分责任依然要由他们的领导人来负。由于和前宗主国斗争的胜利，新独立国家的领袖们往往非常自信，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一切事务，只有自己才能指导经济的发展。加之独立之后，领导人往往希望尽快拿出成果来证明独立的好处，于是提出了各种各样超越西方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事实上都属于计划经济的范畴。
在所有的计划经济模式中，除了苏联、中国、南斯拉夫等国的理论之外，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也提出了一种非常经典的模式，并被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讨论。
1964年，东非地区出现了一次划时代的事件：两个独立不久的国家决定合并成为一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是坦噶尼喀（Tanganyika）和桑给巴尔（Zanzibar）。坦噶尼喀位于非洲大陆部分，以国境上的一个大湖坦噶尼喀命名，而桑给巴尔是一个岛国，曾经长期被也门的阿拉伯苏丹占据，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它们合并之后，采用了坦桑尼亚（Tanzania）这个名字，也就是坦噶尼喀（Tan-）和桑给巴尔（-zan-）的土地（-nia）。担任坦桑尼亚总统和副总统的，分别是原来坦噶尼喀的总统尼雷尔，以及原桑给巴尔的总统卡鲁米（Abeid Karume）。
在非洲，许多新兴国家都有着很强的离心力，一旦独立就开始了痛苦的分裂过程，比如，埃塞俄比亚、苏丹、乍得、尼日利亚、刚果（金）、马里等都爆发过分裂战争，但只有坦桑尼亚是个例外，两个国家（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相信合并的好处大于分裂，在坦噶尼喀总统尼雷尔的操刀下，将国家合并，并维系到了今天依然和睦相处。桑给巴尔之所以愿意与坦噶尼喀联合，在于之前它是由阿拉伯人统治的，当黑人依靠政变获得了政权之后，为了防止阿拉伯人卷土重来，只有和一个大陆上的黑人国家合并，才能保证黑人的长期执政，这就给了尼雷尔操刀的机会。
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次合并受益最大的是尼雷尔本人。他曾经因以和平方式让坦噶尼喀从英国人手中独立获得了名声，现在又和平地合并了另一个国家，更是成了地区的领袖人物。
尼雷尔也不愧为领袖，在所有的非洲领导人中，他是最具有理想精神、最温和又最无私的家长制领袖。他平易近人，身无余财，善于鼓动，对理想充满了热情。他在国际关系上显得很温和，即便实行计划经济，也没有和西方政府彻底搞僵，为国家争取了大量的外汇援助。
在坦桑尼亚，尼雷尔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姆瓦里姆（Mwalimu），在斯瓦希里语（东非流行的混杂了阿拉伯语的本地语言）中是“导师”的意思。但让他更加著名，甚至成为整个发展中世界的领袖之一的，还是他著名的理论：乌贾玛（Ujamaa）。
所谓乌贾玛，在斯瓦西里语中是大家庭的意思，它是一种集体农庄，意味着非洲特色的计划经济。1967年，尼雷尔发布了一个名为《阿鲁沙宣言》（Arusha Declaration）的文件，这份文件探讨了坦桑尼亚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应该如何发展经济。虽然坦桑尼亚与世界关系很好，能够获得大量的援助，但尼雷尔却很清醒地知道，不能对外援形成依赖，一旦上了瘾，意味着大量的铺张浪费，以及高额的外债。
既然不能依靠外援，那么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自力更生。
在非洲，自力更生必然以农业为主。由于还有许多人吃不上饭，只有把农业搞上去了，才能谈其他部门的发展。但是，在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人民的素质都还很低下，如何才能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呢？显然必须靠政府的指导。于是，一个非洲特色社会主义框架就出现了。
尼雷尔的社会主义框架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实行一党制。这一点是为了统一人们的认识，加强政府的效率。
第二，在工业上，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必须以政府和公有制为主导。他把大量的银行、工业都变成了国有企业，只保留了那些规模小、不重要的，继续由私人掌握。奇怪的是，当其他国家试图进行国有化时，往往会引起巨大的反抗，但在坦桑尼亚进行得却很平静。富人大多数是外来的白人和印度人，他们成了利益受损方，许多人选择了离开，但同情他们的人却很少，掀不起风浪。黑人大都是穷人，这个政策对他们影响不大。坦桑尼亚的工业本身也是小部门，政府的国有工业实际上许多是新建立的，私人感觉不到损失。
真正对普通人影响大的，是第三项政策，即建立乌贾玛。此时，已经是中国实行人民公社10年后，尼雷尔显然听说过中国的人民公社，他的乌贾玛也是依靠国家的强制力，让农民把土地聚集在一起，实行集体耕种。
中国的人民公社在一两年之内就推行下去了，坦桑尼亚的乌贾玛却推行了10年，才将人们都赶进了农庄。不出所料，乌贾玛也出现了和中国一样的弊端，导致了社会经济的紊乱。成立农庄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但尼雷尔显然高估了人心，进入农庄后，反而没有人干活了，偷盗盛行，磨洋工严重。
除了农业，工业国有化也导致了大量的浪费，不管怎么提纪律性，怎么实行一党制，仍然无法解决效率问题。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已经看出，所谓的乌贾玛已经失败了。事实证明，当时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只会束缚社会，让人们失去创造性。到后来，不仅别人看清了，就连创始人尼雷尔也看出来了。幸运的是，和其他非洲领导人不同，尼雷尔是一个勇于承担错误的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政策无法推行时，他辞职了。
1985年，改革失败的尼雷尔主动放弃了总统位置，将执政权交给了他的继任者。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是一个理论家和思想家，却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人。坦桑尼亚开始了经济自由化改革，由此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这或许是因为尼雷尔时期的经济已经糟糕到了极点，稍作改变，就开始了报复性反弹。
尼雷尔的乌贾玛也代表了一代非洲领导人的思潮，除了坦桑尼亚，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还有很多，且结果比坦桑尼亚更差。尼雷尔走了许多弯路，却保持了稳定，没有放松教育，这比起那些虽然有选举，却无法保证局势稳定，只能靠贿选和强迫来维持政权的国家已经好太多。
即便在非洲之外，计划经济依然是一个诱人的选项。事实上，自从20世纪初期苏联开始了计划经济的实践，就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即便在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强国内部，也有着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流派，而在美国，罗斯福的新政也带着政府管制和计划的影子。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国家成了世界第二大强国，又吸引了更多新独立国家追随他们的步伐。
凯末尔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彻底改革，涉及国家体制、司法制度、教育、文化和日常生活等领域。1926 年10 月4 日，改革深入到司法领域，颁布了《民法典》，宣布伊斯兰教不再是国教，土耳其是世俗共和国。通过凯末尔的一系列改革，土耳其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农业—工业国。考虑到凯末尔对土耳其现代国家的贡献，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1934 年11 月24 日通过一项特别法，决定授予他“阿塔图尔克”的尊称，意即“土耳其国父”。参见马细谱、余志和：《巴尔干百年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 年版，第104—106 页。
除了苏联之外，最早的计划经济影子可以在土耳其阿塔图尔克的改革中找到痕迹。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选错了边，到了几近亡国的地步，最终被阿塔图尔克拉出了深渊。自此以后，阿塔图尔克开展了社会方面的世俗化的改革 ，但在经济政策上，阿塔图尔克也赞同利用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
我们可以把阿塔图尔克的经济政策称为国家主义，一个弱化版的计划经济。国家主义要求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和控制权。阿塔图尔克的国家主义政策包括：在农业上，国家采取倾斜政策，对农业进行鼓励。在工业上，政府建立国有企业，实现工业的超常规发展。
他的政策在农业上比较成功，但是，对于工业，政府的做法却浪费严重。政府主导投资往往会产生依赖性：政府投资最旺盛的几年，经济看上去在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但是政府一旦没钱，投资放缓，整个社会经济也立刻出现危机和混乱。
阿塔图尔克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改革非常成功，掩盖了经济上的弱点。但在他去世后，土耳其却陷入了二元难题：所有继承他政策的政党，在社会进步和世俗化上毫不退缩，但他们却搞不好经济，因为他们也继承了阿塔图尔克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而那些反对他社会化政策的宗教保守主义者，却总是能在经济上做得更好一些。现在的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是一位经济能手，却是个宗教保守主义者，总是希望土耳其回到伊斯兰教的关怀之中，从而给土耳其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由于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的威望，带动了中东一大批的国家追随着他的改革步伐，于是土耳其的国家主义又传染了周边不少国家，其中伊朗、阿富汗等都是受害者。
在中东地区，还有一个著名的政党谱系，在许多实行共和制（非君主制）的阿拉伯国家内部都有同一类执政党，这类执政党毫不犹豫地反对宗教主义，站在了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轨道上，促进了社会的开化，但是这类政党都支持计划经济。
这些国家中，最著名的是埃及（纳赛尔时代）、伊拉克（萨达姆时代）、叙利亚以及埃及革命鼓舞的利比亚（卡扎菲时代）。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不管是纳赛尔，还是萨达姆、卡扎菲、阿萨德，都是独裁者，但人们却往往忽视了他们曾经都有着正面的意义。这些人上台之前，所在的国家都具有宗教保守性，妇女们需要戴头巾，男人们遵守伊斯兰教规，而正是这些人依靠革命上台后打破了原来的宗教体系，建立了世俗化的共和国，从这点看，他们的革命是具有明确的进步意义的。
这些国家中，纳赛尔首先在埃及革命成功，推翻了国王，建立了共和国，在制度上采取类似于西方的政治体系。与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类似，纳赛尔在经济制度上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制度，甚至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之后的埃及经济就进入了停滞状态。
埃及革命又鼓舞了利比亚，纳赛尔发动政变时的组织叫自由军官组织，卡扎菲在利比亚也建立了同样名称的组织，并且用几乎同样的方式发动了政变，建立了政权。但是，卡扎菲的国家也同样有计划经济的弊端。
在埃及和利比亚之后，阿拉伯世界出现了一股潮流，可以用三个词总结，那就是“世俗主义（非宗教）”、“共和主义（非君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纳赛尔认为，阿拉伯世界也应该走现代化和世俗化，少一点宗教的东西，多一点科学的东西。在如何达到富强这个问题上，他认为阿拉伯世界不可能在西方世界寻找到公平地位，所以，需要联合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形成独特的品牌，同时，在经济上实行计划主义和国家主义，进行国有化，由国家来推进超常规的发展。
世俗化和计划经济，这两块金光闪闪的招牌让纳赛尔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出现了大批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成立了一个政党，叫阿拉伯复兴社会党（Arab Socialist Ba’ath Party）。这个政党是一个跨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有活动，在其他许多国家也有影响力，并掀起了一股与君主制对抗的潮流。
1963年2月和3月，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分别发动政变成功。成功之后，两国随即与埃及商量，希望将三个国家合并，纳赛尔也抓住机会与之进行谈判。虽然这次合并没有成功，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社会党却在起起落落中保持了下来。
最终，复兴党的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和萨达姆·侯赛因分别掌控了政权，建立了准独裁统治。虽然是独裁统治，但纳赛尔理想中的世俗化和社会主义倾向却在两个国家中保持了下来。
由于有石油资源，伊拉克成了中东地区的富裕国家，计划经济色彩让总统萨达姆可以大权独揽，与外界发生了冲突，从而造成了一系列的战争。当美国人推翻了伊拉克的世俗统治之后，即便引入了民主成分，却依然无法阻止伊拉克在世俗化方面的严重倒退。
至于叙利亚，由于缺乏资源禀赋，发展并不如伊拉克，但在经历了重重危机之后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在亚洲国家中，受到计划经济影响的除了中东国家之外，还有人口大国印度。
印度一直被拿来与中国进行比较，两国人口数量相当，但政治制度不同，常常被人们当作不同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比较例证。但事实上，印度与中国的经济制度差别比人们想象的要小。自从从英国殖民统治独立后，印度一直采取的是一种半计划经济的制度，或者叫政府管制式经济。
印度之所以崇尚管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有：第一，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人们已经习惯于做臣民，却没有学会做一个管理者，他们将政府发出的一切都当作合理的予以接受；第二，印度独立时，世界依然处于对计划经济充满了好感的循环之中，不仅是印度本土，就连宗主国英国以及欧洲和美国都对神秘的苏联模式颇为推崇，左派经济学家们强调政府控制、计划经济，这都影响了印度一代的政治家。
印度开国领袖尼赫鲁本身就是一个拥有圣人情结的领导人，他在国际关系上提倡不结盟运动，而在经济上则采取了政府指导经济的模式。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印度将大量的国计民生行业都收归了国有，比如采矿、钢铁等，到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尼赫鲁的女儿）时代，又把银行也收归了国有。
另外，对于民间经济，印度采取许可证制度。这使得民间如果要开办企业，必须获得无数的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又掌握在腐败和低效的官僚手中，使得民间经济几乎不可能发展。
对外贸易上，由于印度的殖民地记忆，使得尼赫鲁对于外贸充满了警惕，几乎抵制一切进口，把进口替代的重要性无限放大，采取了一种闭关锁国的制度。
在外交上印度也与西方国家主动拉开距离，和苏联走得非常近，并且试图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寻找自己的定位。
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使得印度变成了一个低效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腐败严重，也决定了印度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处于贫困之中。
1992年拉奥（Pamulaparthi Venkata Narasimha Rao）总理上台后，开始了一次新的改革运动，以增加企业效率，减少政府管制，鼓励私人经济为目标，称为“拉奥革命”。这时，印度有了较快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看，印度的改革比起中国的改革晚了十几年。
然而拉奥任职时间不长，他的改革运动释放的活力到了2010年前后就已经释放干净，印度又陷入了停滞之中。现任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Damodardas Modi）试图进一步经济自由化，他在担任古吉拉特邦的首脑时曾经做得不错，在他担任国家总理后，人们也曾经报以巨大的希望，印度经济也有过一波快速增长。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印度依然困难重重，要想打破长期积累的惯性，依然不容乐观。
除了印度这样积重难返的国家，还有另一类国家，这类国家曾经对经济进行过激烈的国有化，但时间不长，他们又迅速开展了私有化运动，获得了不错的发展。这类国家包括越南和伊朗。
以伊朗为例，伊朗曾经是亚洲少有的自由经济政体，在巴列维国王的领导下进行了著名的“白色革命”，试图完全向西方靠拢，进行经济自由化和政治宪政化。“白色革命”虽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却无法解决公平问题，导致伊朗爆发了严重的反国王运动，将国王赶下了台。
之后上台的霍梅尼政权并没有响应人民改善生活的需求，反而不断地强化社会控制，向宗教社会转型，在巴列维时期可以穿超短裙的女人不得不戴起了头巾。
在经济上，霍梅尼也进行了国有化运动。在他的主导下，伊朗的经济事实上从自由经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党产”经济模式，革命卫队和伊斯兰共和党掌握了大量的商业和金融财富，将国家和政府架空了。
但霍梅尼掌权10年后就去世了，接下来的领导人由于缺乏足够的威望，无法维持强硬统治，于是只好采取了用放松经济管制来换取继续执政的策略。从1989年起，伊朗又进入了放松经济、减少管制的道路。虽然这条路并不平坦，但至少保证了伊朗经济的活跃性。当然，伊朗经济中占比最大的石油资源依然掌握在军队和政党的手中，民间无法插足，但民间相当于用石油作为筹码，换取了政党对其他经济资源的放权。
在美国制裁伊朗之前，伊朗的社会和经济已经恢复到了革命之前，虽然妇女依然必须戴头巾，但政党在社会控制和经济控制上的放松，表明一个国家即便受到过管制，但只要及时地放松管制，依然可以恢复活力。
与伊朗相近的还有越南。越南在1975年完成了南北统一。在北方，早已经是计划经济的天下，但在南方直到1975年依然是自由经济。1975年统一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后，南方也变成了计划经济。如果持续足够长的时间，自由经济就在越南绝迹了。由于闭关锁国和计划经济对社会的破坏很大，越南人在1986年就重新确定了革新开放的策略。这意味着经济最活跃的胡志明市（西贡）等地，事实上只实行了10年的计划经济。在这10年里，市场的观念还没有来得及从人们的思想中拿掉，就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
由于转向快，使得越南改革的阻力甚至比中国还小。最近，随着中国的市场饱和，越南更是承接了许多产业转移的好处，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成也开国者，败也开国者
在人权和主权的切换中，另一个巨大的阻碍是曾经带领人民获得独立的开国领袖们。
以印度领导人尼赫鲁为例，他带领印度从英国和平脱离，可谓居功至伟。但是在印度独立后，又是他引入了计划经济成分，使得印度无法摆脱政府管制，直到今天，印度依然深陷在尼赫鲁遗产中那些不利的方面，不断地尝试如何削弱这方面的遗产。
与尼赫鲁一样，开国领导人大都带有良好的愿望和坚决的行动力，希望在短时间内超越西方，显示出殖民地独立之后的优越性，但他们的知识缺陷，对社会和市场缺乏尊重，造成了新的问题。
除了尼赫鲁，在这些领导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率领加纳首先在非洲获得独立的恩克鲁玛。
与其他大多数非洲开国领导人不同，恩克鲁玛的文化层次并不算低。他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当过小学教员，之后去美国留学。当时，世界正处于一个左倾的时代，恩克鲁玛在美国学习了黑格尔、尼采、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并组建了非洲学生联合会，开始了政治尝试。离开美国后，他前往英国攻读法学博士，又组织了西非学生联合会，还有一系列争取西非独立的斗争机构。到这时，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成了恩克鲁玛最强大的两张牌。
恩克鲁玛回国后，由于他反抗殖民主义的坚定性，使得他取代了原本的温和派，成了黄金海岸（即独立之前的加纳）最受欢迎的人物。
按照英国人的设想，加纳的独立应该是渐进的，为此，他们在邀请当地人制定新宪法时，故意排除了激进派的恩克鲁玛，不想这给了他发动全面罢工的借口，并以暴力收场。虽然他被判了三年徒刑，但由于名声大振，竟然在监狱中被选为总理，从而领导了加纳的独立。
但是，独立之后的加纳人却发现，恩克鲁玛虽然是他们的财富，同时也是他们的包袱。作为总统的恩克鲁玛突然将加纳带入了无法承受的快节奏。
对于一个刚刚独立的国家而言，最迫切的不是变革，而是维持。当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撤走后，如何维持稳定的政治运行？最好让人们感觉不到政权的变迁，该做生意的继续做生意，该教书的继续教书；政府照常运转，该维持秩序的继续维持秩序，该保卫安全的继续保卫安全。
但新独立国家懂得行政工作的人数量不足，要想维持现状也并不容易。这就牵扯到必须将前宗主国的人留下，继续为这些新兴国家服务。英国人虽然也很腐败和自私，但他们至少懂得如何避免任人唯亲、减少腐败、防止自私。而新兴国家的领导人普遍没有这种意识。他们在赶走了外国人之后，由于行政人员数量不足，总统总是倾向于任命大量的熟人，以为靠熟人就可以控制社会，靠人情就能避免腐败。但实际上，在总统身边会迅速形成一个核心腐败圈，让整个社会都对它充满了怨恨。
在行政治理上，他们也和总统一样毫无经验，当这些没有经验的人代替了制度，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之后，整个社会就进入了衰退甚至崩塌的阶段。
但这些开国者却往往看不到问题，只相信自己的直觉。毕竟是他们亲手领导了独立运动，眼看着一个不存在的国家从强大的对手手中挣脱而出。他们自信只要愿意，可以做成任何事情。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不会放权，只会想抓取更多的权力。
当腐败横行时，他们不是考虑建设制度，而是认定这是自己权力不够造成的，只要能够控制国家的方方面面，可以看清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就可以杜绝腐败了。但事实上，谁也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抓权的举动只会将更多的权力从宪法转移到总统的熟人小圈子，进一步破坏社会的正常运转。
恩克鲁玛上台后也总是感到权力不够，他推出了一系列的法律，剥夺反对党的权力，甚至认为反对他就是反对真理，就是犯罪。这种做法使得英国人当年制定的宪法失效了。
在经济上，一个政府如果想做更多的事情，势必要花费更多的钱财，政府花的钱必然都来自税收。加纳作为小国，能够承受的税收是有限的，如果负担加重，只会造成民间经济的凋敝，从而进一步影响国家的税收。
但经济问题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才能明白，恩克鲁玛对此一窍不通。他浪费了太多的钱在许多不必要的面子工程上，却没有考虑到民间已经不堪重负了。
加纳的主要作物是可可，在独立之前，可可农属于加纳比较富裕的阶层，于是成了加纳政府主要的征税对象。为了向可可农征税，政府建立了一套统购统销的制度，可可农不得擅自买卖可可，必须由政府统一收购后，再卖给海外的商人。按照正常程序，政府应该根据市场价向可可农付钱，但由于政府总是缺钱，就故意压低收购价格，乃至恩克鲁玛执政的五年间，可可收购价格下降了60%，农民已经接近破产。
黑市横行，农民们不愿卖给政府。恩克鲁玛只好想其他的办法，建立了许多国营农场。但这些农场随后就进入了病态：岗位上充斥着领导的七大姑八大姨，却没有人去干活。恩克鲁玛为国营农场配备了不少进口设备，却没有人会用，也没有人去学。这些人不仅不能创造价值，反而成了社会的负担，只拿工资不干活儿。
当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时，恩克鲁玛不仅认识不到这是因为自己搅乱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反而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弊端，解决方法应该是全盘国有化，实行彻底的计划经济。在这种基调下，他向苏联和东方寻求帮助，建立了更多的国有企业，希望通过投资大型项目来带动国家的发展。
不幸的是，他的大型项目大都是没用的。他建设了巨大的总统府，但这带不来效益。他建设了不少炼钢厂、造船厂，但这些工厂从建成的那一天开始，就由于规划不合理、找不到足够的技术工人、没有原料等各种原因停工。
更可怕的是，整个政府都缺乏最基本的财务知识，作为一个共和国，连国家财政数据都没有。总统并不知道国库有多少钱，也不知道一年的预算应该是多少。他只管拍脑袋想项目，签字，或者听别人描绘宏大的目标。到他下台时，加纳的国库早已空空如也，他下台很多年后，还会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他签字的项目。
到了1964年，对他的批评声音已经不绝于耳，为了压制批评声音，他取消了反对党，从而完成了从民主国家到半独裁国家的转型。
1966年2月，恩克鲁玛途经中国前往越南调解两越问题时，在加纳国内却发生了政变。这一幕也形成了巨大的讽刺，一方面，他正在从国家领袖变成世界领袖，有资格参与重大国际事件的调解。与此同时，他还总是组织各种类型的泛非主义大会，试图在非洲成立联盟，首领自然是他。但另一方面，他的本国人却都已经养不起这个世界领袖了。在加纳的周边国家，恩克鲁玛指责欧洲的新殖民主义者换了一种方式（经济）继续掠夺非洲，为此他支持各国的游击队，不仅让他们对抗白人，还对抗那些“屈从于”新殖民主义的国家，于是周边国家与加纳的关系恶化。在国内，恩克鲁玛不仅要在经济上从民间压榨更多的资金，还由于参与了太多的外事，让这个已经不堪的国家承担更多的外事负担。
领袖与民间的认知错位已经不可能通过对话进行修复，于是他被推翻了。
不管在非洲还是在亚洲，许多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都类似于恩克鲁玛，他们的下场有的比恩克鲁玛还惨，而有的则得到了善终，只是在他们去世后，他们曾经领导的国家却在继续颠簸。除了恩克鲁玛之外，几内亚的塞古·杜尔、塞内加尔的桑戈尔、科特迪瓦的乌弗埃—博瓦尼等都可以算是魅力型领袖，他们领导了国家独立，却又有大搞个人崇拜的一面。但是，桑戈尔最终以放弃权力的方式让塞内加尔走上了一条民主之路，而剩下的两人却坚持不下台，给国家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在所有魅力型领袖中，中国人最熟悉的莫过于津巴布韦的穆加贝以及南非的曼德拉。这两个国家都是黑人经过斗争从白人手中获得了政权，两人都有计划主义的倾向，没有能够领导国家走出经济衰落。南非由于时间还短，何去何从依然存在争议，但对于津巴布韦和穆加贝，世界却充满了惋惜。
事实上，如果只看津巴布韦黑人掌权的前十年，穆加贝应该获得更加正面的评价。1980年黑人掌权后，津巴布韦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在这里，土生白人拥有全国一半左右的土地，且这些土地都是最好的，他们还控制了津巴布韦的工商业，而白人人口却不到津巴布韦总人口的5%。
穆加贝上台后，最紧要的任务是如何在黑人白人之间取得平衡：如果维持现状，意味着黑人的普遍贫穷和不满，早晚会发生骚乱，或者利用政治影响力将白人逼走；如果强行把白人土地分给黑人，白人就会流失，他们代表了津巴布韦最主要的技术人才和商业人才，一旦白人走了，这个国家经济也就垮掉了。
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黑人政权必须允许白人在一个较长期的时间段内继续控制经济，寄希望通过时间，让黑人逐渐获得白人的土地和其他经济资源。这里最难的是，黑人必须等待足够长的时间，让白人和平地将一部分资源转移出来，同时又不能让白人感觉到痛苦和压迫。这需要极大的技巧才能做到。
穆加贝在一开始近乎于做到了。他一掌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赞扬。他对英国人大胆地承诺，津巴布韦的经济制度十年内不做改变，还给白人保留了一定的政府职位，甚至把两个部长名额送给了白人，这一系列措施给白人吃了定心丸。
在土地上，由于过于不公平，必须做出一定的改变。穆加贝的土地政策叫“愿打愿挨”政策，也就是建立在双方自愿原则上的土地转移。首先，在战争中有一部分白人已经离开，如果有的土地实在找不到主人，就由政府出面分配给没有土地的穷苦黑人。但这部分土地只是少数，更多的土地仍然掌握在白人手中。
其次，津巴布韦鼓励白人自愿出售土地，白人资源出售时，可以自行规定土地价格，这些土地一部分由私人购买，另一部分由政府出面进行购买。政府购买了土地后，再根据各地的情况，发给没有土地的黑人。在交易过程中，政府刻意避免任何强迫成分，一切都出于自愿。为了鼓励津巴布韦的和平转型，英国政府也参与进来。由于津巴布韦的白人大都来自英国，英国也希望能够帮助津巴布韦在白人无痛苦的基调下完成转型。津巴布韦最缺乏的是购地资金，于是英国政府筹措建立了一个资金池，当津巴布韦政府从白人手中购买土地时，一半的费用出自这个资金池，津巴布韦政府实际只用出资一半就可以了。
在这种制度的安排下，经过10年，白人将手中掌握土地的20%卖给了黑人和政府，保留了其余80%的土地（也就是总量的40%左右）。
在和平、安定的资源环境中，不管是保留了土地的白人，还是新获得了土地的黑人，都爆发出了极大的热情，共同创造了津巴布韦独立之后的繁荣，经济增长迅速。
当时，国际上之所以如此称赞津巴布韦，还和需要一个榜样压迫不远处的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有关。只有津巴布韦的局势得以平缓过渡，才能让南非的白人放松警惕，自愿让渡出统治权。
然而成也南非败也南非，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南非在津巴布韦的号召下，完成了黑白交权之后，津巴布韦却突然间出现了急剧的恶化。
这一方面是由于穆加贝也犯了第一代领导人的普遍问题，过于相信自己的权力，消灭了反对派，另一方面也是世界风向转变的结果，津巴布韦原本是作为南非的榜样存在的，既然南非已经转变，这个榜样受到的关注度也降低了，来自世界的援助也少了。
与此同时，随着穆加贝政权的迅速扩大，他的派系中众多的山头需要抚慰，政府对于财政的需求大大增加。购买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也使得政府变得入不敷出。如果要想摆平国内众多的势力，光靠财政补贴是不够的，必须将更多的土地分配给支持者，才能解决眼前的困难。
在“愿打愿挨”政策下，白人卖出的土地是有限的。当人们看到过了10年白人才卖出20%的土地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等不及了。
穆加贝的土地政策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政府被授予了强制力，以公众利益的名义征用白人的土地。但为了给白人以交代，规定白人仍然可以根据市场价，要求合理的补偿。
这个阶段成了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的关键时期，白人曾经相信穆加贝的诚意，照常经营着本国的企业。这时，许多人开始怀疑政府是贪得无厌、没有止境的，在一个黑人统治的国家，占据经济优势的白人迟早会被剥夺掉财富。他们纷纷向海外转移资产，减少甚至关闭本国的企业。津巴布韦的经济出现了大幅度下滑。
那些分给了黑人的土地，也没有好好利用。在白人手里时，白人随时可以向银行借钱，购买新设备，维持土地的高产出。但黑人并不懂得治理，也无法从银行贷款（他们还没有积累足够的信用），土地虽然分下去了，产量却大幅下滑。他们把土地看成是财富本身，只是守着，而不是用于生产。
与此同时，随着政府权力的增加，围绕着穆加贝却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最初的土地分配中，还能考虑到贫苦黑人的利益，尽量将土地平均分配给穷人。随着政府权力的加大，土地逐渐从穷人转向了富人，于是腐败出现了。津巴布韦成了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随着白人对津巴布韦失去信心，英国新上台的工党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也撤掉了津巴布韦土地补偿金，不再对这个国家进行补贴。在英国提供资金之时，津巴布韦政府虽然有钱购买土地，但英国资金也造成了土地价格过高的局面。随着政府征用土地过多，已经没有能力按照市场价格给予白人补偿了。英国停止支付，穆加贝开始名正言顺地没收土地。于是，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进入了第三阶段：政府征收土地，且没有补偿。在这个阶段，土地改革也骤然加速，将津巴布韦的白人阶层迅速消灭。
到了世纪之交，津巴布韦已经破产了。由于白人离开后，社会经济垮掉了，一半以上的人陷入了失业，通货膨胀高达60%，有70%以上的人陷入赤贫。
为了应付新来的挑战，穆加贝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全民公敌，树立一个靶子供大家发泄，于是，最后一批有钱的白人不幸就成了这个靶子。2000年，穆加贝修改宪法巩固权力，却在全民公决中以45%对55%失败了。这次失败成了导火索，10天后，各地民众开始轮番向各地的白人农场进军，他们袭击白人，占领农场，甚至杀害那些为白人干活的黑人。这次运动将津巴布韦残存的经济报销了。
随着津巴布韦局势的恶化，国际上开始制裁它针对白人的暴力活动，全世界的资本市场也由于津巴布韦无法还债而关闭了大门。一场完美风暴终于形成了。
与土地改革并行的是津巴布韦的超级通货膨胀。由于世界资本市场对津巴布韦关闭了大门，津巴布韦国内的经济彻底崩溃，原本“非洲的粮仓”连自给自足都达不到，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用于出口，外汇储备彻底枯竭。而政府需要花钱的地方却越来越多，最后只好依靠印钞来解决。
1980年刚建国时，津巴布韦货币津元是与美元挂钩的，汇率与美元不相上下。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由于经济仍然在增长，通货膨胀还不算特别高，最高也没有超过20%，有的年份仍然保持了个位数。20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已经到了每年20%到40%之间，世纪之交时达到了50%以上。
2001年，是津元贬值高峰的开始，这一年，津元贬值达到了112.1%，第二年，就已经接近200%，第三年高达598.75%。这时，津元就已经彻底失控了。2007年，津巴布韦通胀达到了66212.3%。2008年7月份的通胀达到了231150888.87%，11月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79600000000%。
在这个过程中，穆加贝也从人们口中的英雄变成了恶魔。但平心而论，他本人的变化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在他的长期执政中，贯穿着一根主线，那就是用尽量少的痛苦，完成津巴布韦的经济和财富从白人向黑人的转移。这样的转型是这个国家必须面对的，即便换成其他人，也必须要做这件事。
在津巴布韦失败后，南非也步入了转型的艰难期，他们同样需要考虑如何在减少白人痛苦的前提下，完成财富向黑人转移。南非黑人政权的创立者曼德拉同样无力做到这一点，但他选择了及时离任，将解决问题寄托在后人的智慧上。虽然我们无法预料南非改革最终的方向，但也许，曼德拉的选择给了世界更大的希望，希望南非能够渡过难关。
两个国家的对比
虽然开国领导人往往会采取集权和计划经济的手段，但也有另一种领导人却顺应了时世，帮助国家顺利地度过了颠簸期。这在新兴国家中极为少见，却并非完全绝迹。
在东非，有两个国家可以作为鲜明的对比，其中之一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坦桑尼亚，这个国家在开国者尼雷尔的率领下步入了计划经济的泥沼，所幸尼雷尔发现势头不对，决定辞职，将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的机会留给了后来人。
除了坦桑尼亚之外，东非的另一个国家肯尼亚，在领导人的率领下走了一条全然不同的道路，让我们看到了新兴国家的另一种可能性。
人们现在到东非之后，会对两个国家不同的风格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坦桑尼亚的基础设施要差些，这主要是由于它们较晚才走向自由经济的道路，但坦桑尼亚的文盲率却较低，人们也更加有纪律，在转入自由经济后的后劲可以期待。而在肯尼亚则是另一种风格，这个国家似乎永远处于混乱之中，却又总是能够在混乱中保持秩序，不发生动乱。
与坦桑尼亚一样，肯尼亚也是世界上抢劫、偷窃的高发区域，但在政治上却一直保持着连续性，从建国后至今没有发生过政变和大的对内镇压。它的政府极为腐败，贫富差距巨大，但是经济却非常活跃，一直处于增长之中。
它周围的国家中，除了坦桑尼亚曾经陷入了计划经济的泥沼，剩余的国家则更加悲惨。卢旺达发生过种族灭绝；乌干达出过非洲最著名的独裁者之一阿明；苏丹发生了国家分裂，至今分裂形成的南苏丹依然处于战争之中；埃塞俄比亚是灾难复杂深重的国家，既有过皇帝的黑色独裁，又有过一段红色政权；索马里则陷入了四分五裂，索马里海盗几乎成了世界对它的唯一认知。只有位于中央的肯尼亚泰然处之，在一片混乱之中悠然自得，这一点非常难得。它的人民总是处于吵架之中，却从来没有大打出手。
肯尼亚的稳定性也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如今，外国资本要想前往东非地区，首先的落脚点大都选择肯尼亚。虽然人们都知道这里的警察和官员非常腐败，时常要靠贿赂才能通行，但这里至少还有规则存在，只要努力，事情都可以走通。外国资本在肯尼亚落脚后，再前往周边国家发展。
说了它的许多好处，人们也应该看到它的问题。由于放任自由的方式，肯尼亚比起邻居坦桑尼亚来也有不少的弱点，文盲率高于坦桑尼亚，贫富差距巨大，这样的社会适合发展商业，但制造业潜力已经不如坦桑尼亚和北面的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Nairobi）是东非的贸易、金融枢纽。市中心高楼林立，市郊却有着世界最大规模的贫民窟，两者共同构成了这个非洲大都市。
这种肯尼亚风格，代表了新兴国家发展最自然的样本。如果一个国家在独立后没有陷入内战、政变和外来入侵，也没有发生分裂，没有被独裁者所侵蚀，而是按照它自然的节奏发展下去，那么就有可能变成另一个肯尼亚。
肯尼亚今天的特性，要归功于它的国父肯雅塔（Jomo Kenyatta）。1964年，肯雅塔在对英斗争中成了肯尼亚的国父。这个国家在独立之前采取首相制，英国女王仍然是名义上的国家首脑，但独立后转变成了总统制，国家元首变成了黑人总统。
肯尼亚虽然独立了，肯雅塔却并没有像邻国的尼雷尔那样立刻开始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计划，试图在国家的金字上打下独创的标签。肯雅塔的性格中带着点花花公子的特征，没有表现出雄心壮志，更没有对英国及资本主义的深仇大恨。
他似乎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人。他的确在理论上提出，要实行非洲特色的混合经济，一定的社会主义加上一定的资本主义。但是在实践时，也许是因为他太懒了，实在懒得将理论变成现实，于是肯尼亚就顺着原来的惯性走了下去。
在独立之前，来自英国的白人控制了不少土地和企业。独立之后，这样的政策照样继续下去。肯雅塔没有想到要去没收这些人的土地，而是仍然坚持着资本主义的方向，继续鼓励他们经营。唯一不同的是，鼓励白人的同时，也鼓励黑人开办企业。
另外，肯雅塔对于政府官员也没有任何限制，只要他们愿意开办企业，都是允许的。结果，很快，肯尼亚的黑人政府官员、知识阶层纷纷创业，建立了一批企业，10年间黑人企业或者股份已经占据了肯尼亚的半壁江山。
虽然黑人当官的多了，但是肯雅塔也并没有清理政府中的白人雇员，在技术性的职位上，白人继续干着他们的活儿，与独立之前没什么区别。后来随着黑人竞争力的提高，白人雇员的数量少了，但这更是一种自然竞争的结果，政府的强迫性不大。
肯雅塔也曾经想要通过赎买的方式，将一部分白人土地转移到黑人手中，也的确做了一小部分，让一批黑人获得了土地。但由于行政效率低，做得很不彻底，到最后土地问题的解决也主要靠自然流转，而不是政府。
当时的非洲国家总是陷入站队的麻烦之中。由于处于“冷战”时期，它们不是选择资本主义阵营，就是选择社会主义阵营，以期获得更多的援助。肯雅塔虽然在经济上实行放任自由主义，但在外交上却保持中立，和哪一家都保持良好关系。当然，他和英国的关系仍然是最好的，这是因为可以从英国拿补贴。
由于处于东非，与印度次大陆只隔着一片海洋，肯尼亚也是印度人出海闯荡的最佳地点之一。这里的印度人控制了小买卖和一定的金融行业。肯雅塔对印度人的打击让这个阶层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许多人移民英国，离开了肯尼亚。
肯雅塔执政的那些年，人们形容他的自由放任，认为总统干活，无非是等睡醒了，带着他的班子四处转一转，指点一下，晚上唱唱歌、跳跳舞，结束一天的生活。总统几乎什么都不用做，只是顺其自然地让肯尼亚人民自己找事儿做罢了。但谁也不明白，为什么唱歌过后，肯尼亚经济就继续发展了。当周围国家一片混乱时，肯尼亚人却享受着难得的和平气息。
当然，对肯雅塔也不能过于神化。实际上肯雅塔的放任自流也带着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的问题就会积累下来，总有一天会造成混乱。
另外，由于他对官员不加限制，肯尼亚的腐败在他的任期内就有很强的苗头。官员们借助权力为自己牟利，由于全国处于增长之中，人们也不大在乎。当这种行为成为全社会的风气时，就有可能会失控。
事实上，肯尼亚一直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肯雅塔实行的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这个问题迟早会爆发，只是被拖到了他死后。
肯尼亚虽然实行多党制选举制，但在肯雅塔时期，一直是执政党一家独大，肯雅塔没有必要对选举做太多限制就可以顺利当选。到了他执政末期，已经有人对他的地位提出挑战，抨击他的不作为和资本主义倾向，肯雅塔只是简单地将反对者抓起来，不予理睬。他有足够的威望，人们仍然爱戴他。而当他去世后，继任者如果没有这个威望，就可能将这种独裁倾向变成真正的独裁。
1978年，肯雅塔去世。接替肯雅塔的是副总统莫伊（Daniel arap Moi）。在莫伊时代，肯雅塔留下的问题开始爆发。莫伊不具备肯雅塔的威望，无法获得人们无条件的支持，对于反对派，他必须依靠镇压的手段，才能保持一直在台上。在担任总统四年后，莫伊通过法律规定了肯尼亚的一党制，当时反对他的人正要组织新党参与竞争，从此成为非法。接着，莫伊通过审查资格的方式，让所有批评他的人都失去了竞选资格，他终于可以长期任职了。
由于没有了批评者，莫伊的亲信集团变得更加腐败和不受控制。肯尼亚的腐败深入到了每一个角落，政府官员公然向外国人索贿，警察随意抓人和勒索，法官们根据案件的严重程度订立收费标准，中饱私囊。在肯尼亚，没有什么事情是钱不可以搞定的，从开办企业到杀人脱罪，只要给钱都可以解决。
然而奇怪的是，莫伊政府虽然腐败，但肯尼亚的经济仍然是东非最好的。莫伊统治时期，周边国家要么处于大屠杀前夜，要么刚刚经历独裁。莫伊政府在整体方针上没有改动肯雅塔的政策。这里仍然实行重商主义和放任主义的政策，也没有闭关锁国。准确地说，是莫伊政府无力控制社会的每一方面，给民间经济留下了大量的机会，使得肯尼亚仍然一枝独秀。
肯尼亚如同一个现代潮流中颠簸的传统之舟，没有规划，没有助推，掌舵人不仅无力掌控，还要监守自盗。但这个小舟却因为保持了政权的稳定性，躲过了更大的灾难，跟随着潮流漂到了现在。
莫伊虽然也曾经镇压甚至暗杀反对派，但肯尼亚的反对派仍一直存在。1992年，当人们再也不愿意忍受莫伊的独裁和政治高压，开始反抗时，莫伊表现出了强硬的姿态。但随后，国内发生了小规模骚乱，国际社会对莫伊政权进行制裁，取消了对肯尼亚政府的援助。
作为非洲外向型经济代表的肯尼亚一遭受制裁，莫伊就受不了了，立刻屈服。于是，肯尼亚修改了宪法，将多党制引回了政治之中。肯尼亚总统一直是没有任期限制的，现在这个漏洞被堵上了，最多两届。宪法修改不能追溯既往，所以莫伊还可以连任两届。
肯尼亚的政治稳定表现在，即便人们对莫伊很不满，即便人们知道他作了弊，但人们并不是考虑立刻暴力推翻他，而是将精力集中在10年后，并认真准备10年后的大选。从这一点看，肯雅塔时期建立的对宪法的尊重已经保留了下来，人们学会了在宪法之下做事情。
2002年，莫伊在徒然挣扎之后，不得不怆然下台。反对派领袖基巴基（Mwai Kibaki）在竞选时差点遭到暗杀，在车祸中受了伤，他竞选获胜后，就坐着轮椅参加了就职仪式。内罗毕人山人海欢呼莫伊下台。
肯尼亚人民并没有形成秋后算账的传统。莫伊下台后，不仅没有被追究，还时常出席一些政治性活动。由于他对政治和国际形势都熟悉，他还被任命担任过苏丹的和平特使。肯尼亚社会被每一个强人打下了烙印，但不管是好是坏，它都带着这些烙印继续前行，而不是试图将它们擦去。
基巴基以反腐的口号上台，但在他还没有任完第一个任期，人们已经知道，依靠他不可能完成反腐的任务。在肯尼亚大酱缸之中，新来者首先必须学会贪污，捞够了钱，才能顺利地执政。政客们上台已经形成了一个术语，叫“轮到我们吃饭了”（It’s our turn to eat），这也成了一本畅销书的名字。
由于基巴基过于不受欢迎，2007年的第二任选举中，他在充满争议的选举中勉强获胜。到底他是否真的当选已经不重要，这成了骚乱的契机，在肯尼亚充满了混乱的历史中又加上了一笔，这次骚乱造成了上千人的死亡。骚乱的结果是基巴基不得不做出让步，在分权协议中，让他的对手奥丁加（Raila Amolo Odinga）担任了总理一职。
肯尼亚的政客们熟练地控制着制度平衡，不让这座大厦倒塌，但又获取各自的利益。至于肯尼亚的社会，在骚乱之后，虽然裂痕加大，却仍保持着足够的稳定。
肯尼亚代表了稳定的一翼，但那些采取过计划经济和大政府的国家又怎么才能走出来呢？
当第一代领导人让人们失望之后，国民们开始指望第二代领导人。但第二代领导人的表现却让人们大吃一惊。非洲和亚洲等地的第二代领导人有不少选择了独裁，以对抗第一代领导人。
以恩克鲁玛之后的加纳为例，恩克鲁玛倒台后，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加纳经历了两次军政府时期和两次共和国时期，一共七位总统如走马灯一般匆匆走过。如果要总结加纳这段时间的走向，可以归结为一代不如一代。恩克鲁玛虽然不懂得治理，却怀有很深的理想色彩。推翻他的是安克拉（Joseph Arthur Ankrah）中将，中将建立了第一军政府，他本人还算正直，也不失理想色彩，却同样无法控制无孔不入的腐败问题。在一次受贿丑闻中，安克拉怆然下台，将位置留给了阿福里法（Akwasi Afrifa）准将。
阿福里法也不是个恋权的人，意识到无法利用军人统治来发展加纳，必须还政于民选政府。于是，在他的张罗下，加纳第二共和国仓促出台，阿福里法在经过了短暂的过渡期后，将政权让出。
但第二共和国只存在了三年时间，就遭遇了连环军事政变。1972年，阿昌庞（Acheampong）将军推翻了第二共和国，加纳进入了第二次军政府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时，独立之后所有的理想色彩都已经褪尽，参与政权就是为了利益。
阿昌庞执政五年后，再次被推翻，政变的是阿库佛（Akuffo）中将，但阿库佛的位子还没有坐稳，就又遭遇了连环政变，将他推翻的是罗林斯（Jerry Rawlings）空军上尉。
我们可以以恩克鲁玛和罗林斯为界，将加纳领导人分成三代，其中恩克鲁玛是第一代，这一代人有理想，相信自己的力量，却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和平。第二代领导人没有第一代领袖的理想主义，又由于是在殖民地时期长大的，缺乏必要的教育，他们许多都是军人，依靠政变上台。他们最大的诉求是保持权力，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只能依靠本能，建立起一个个的政治怪物。
在加纳，恩克鲁玛之后、罗林斯之前的历代领导人都可以归结为第二代。到了罗林斯，开始思考加纳的问题，他试图将前面的历史做一个结束，再开启一段新的历史。
作结的方式也很特殊，1979年6月，罗林斯把能够找到的三位前总统都抓了起来，分别是阿福里法、阿昌庞和阿库佛，又抓了五位军方的高级将领。这八人在经历了死刑判决后，被枪决。
清算了上一代之后，罗林斯试图恢复加纳的秩序，再次开始了建立民选共和国的尝试。在他的安排下，加纳第三共和国匆忙登场，并有了一位民选的总统李曼（Hilla Limann）。但他也是第三共和国的唯一的总统，这个共和国存在的时间比第二共和国更短，到了1981年，罗林斯再次发动兵变，推翻了亲手建立的第三共和国，开始了另一次军政时期。
但幸运的是，作为第三代领导人的罗林斯并非是一个迷恋权力的人，此时经过了诸多的混乱，加纳更多的人都在思考怎样帮助它走出混乱。
在罗林斯执政的前两年，加纳的经济继续向着恶化走去。为了控制腐败，罗林斯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手段对付官僚，但随即社会又由于他的严厉，反而更加失控了。从恩克鲁玛开始，加纳一直实行计划经济的制度，推崇政府控制下发展大企业、大工程。这些企业没有给社会带来效益，反而侵蚀了大量的社会福利，造成了腐败和贫穷。罗林斯反腐时，随着政府对官僚和企业的控制力加强，许多人不敢做事，经济更加瘫痪了。
经过反思，罗林斯认定，问题的根源出在了加纳采取的国有经济制度，正是这种制度消耗了加纳的经济活力，给了政府官员过多的控制权，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从1983年，加纳开始了一次不声不响的经济革命，在大力引进海外援助的同时，接受海外的监督，进行经济私有化、行政透明化、取消补贴和价格管制。加纳在经过了恩克鲁玛、军政府折腾了20年后，终于又找到了经济发展之路。随着自由市场的恢复，加纳也成了西非发展最快的国家。
到了1992年，加纳的社会已经足够稳定，可以举行一次多党制的大选了。罗林斯开始重新制定宪法，这已经是加纳的第四部宪法。根据宪法规定，加纳实行多党制民主制，总统一任四年，最多只能任两届。罗林斯作为总统候选人参与了选举，成了加纳新的民选总统。
2001年，罗林斯两届任满，他挥手离去。他指定的政治接班人并没有能够接班，而是败给了反对派，加纳完成了第一次政党轮替。
与加纳一样，许多国家也经历了三代领导人的轮替，才最终步入较为平坦的阶段。如果说第一代领导人是靠激情来引导民众，如果说第二代领导人大都是既没有理想也没有能力的“独裁者”，那么第三代领导人确实展现了不同一般的独特性。
第三代领导人大都经过了正规的教育，许多人是大学生。他们有了足够的政治学知识储备，知道选举和民主的重要，也明白发展经济必须依靠民间而不仅仅是政府计划。
比如，乌干达曾经在第二代领导人阿明手中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但到了第三代穆塞韦尼手中时，他将乌干达带入了发展的轨道。乌干达的邻国卢旺达更是在经过了大屠杀后，在新一代领导人卡加梅的手中获得了稳定和发展。
在新兴国家中，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一直是两个最重要的议题，有的国家能够实现暂时的经济发展，却由于政治上的独裁，无法过渡到民选阶段，从而回归了混乱和经济失速。能够像加纳这样，经过了混乱，回归到民主制和发展的轨道上，是极大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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