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成年中期的社会性和人格发展
作者：乔丹?彼得森 更新：2024-03-24 16:17
8.3 成年中期的社会性和人格发展在家庭当中
杰夫与父亲、配偶胡安以及他和胡安共同收养的6岁儿子保罗一起生活。当被问及中年生活如何时，48岁的杰夫笑了。“一切都还不错，”他说，“我20岁的时候一定无法想象自己中年时这种杂乱而又丰富的生活。”杰夫教五年级，他非常热爱这份工作。“身为父母，工作中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让自己时刻保持警觉。”收养保罗丰富了他的人格。“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在成长过程中，我并没有完全接纳自己。”他承认，“但有了孩子，你就置身于一个人人都会经历的‘为人父母’的社交场景中。现在，我经常和其他的父母一起聊各自的抚养经历，并彼此分担忧虑。”
两年前，杰夫的父亲中风了，并因此导致偏瘫。“我们从来没有相处得这么好过。因为他一直不希望自己唯一的儿子是同性恋。”杰夫说，“但我说：‘你必须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因为你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开始的几个月并不顺利，胡安厌倦了办公室政治，辞去了他在药品研究公司的工作，然后待在家里写一些关于环境问题的文章。不过这个决定很成功。“那之后，胡安变得更快乐了，并且开始有耐心和我爸爸打交道，”杰夫说，“事实上，他改变了我父亲对同性恋婚姻的看法。如今，我们都相处得很好，我爸爸开玩笑说他住在一个‘真正的男人窝’里。”
杰夫和胡安家庭生活模式的复杂和多变并不罕见：很少有人能让生活一直遵循一个固定的、可预测的模式到中年。事实上，个体在成年中期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多样性，因为不同的人选择的人生道路开始呈现多样化。在这一节中，我们关注的是个体在成年中期的个性和社会性发展。我们首先会考察这一时期的典型变化，还会探索发展心理学家对中年时期理解上存在的一些争议，包括现今媒体上经常报道的中年危机到底是真是假。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个体在中年时期所处的家庭联结是怎样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或使之彼此分离的，包括经营婚姻、离异、空巢和隔代教养。我们还会探讨家庭关系中阴暗但普遍存在的一面：家庭暴力。
这一节最后考察的是中年时期个体的工作和休闲。我们将探讨工作在个体生活中的作用将如何变化以及一些和工作相关的困难，比如工作倦怠和失业。这一节最后的部分是对中年个体休闲时间的讨论，这一问题在中年时期变得越来越重要。
人格发展
我的40岁生日可不好过。并不是说这天早晨醒来的感觉有什么不同，而是40岁这一年我开始意识到生命的有限和死亡的迫近。我曾经野心勃勃地幻想自己当上美国总统或某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但现在我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了。时间不再是我的朋友，而更像是我的对手。然而奇妙的是：过去我更关注未来，计划做这做那，但现在我开始感激眼前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审视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成就很满意。我开始关注那些进展顺利的事儿，而不是我所没有的东西。这种心态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产生的，而是在40岁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是在之前的几年里慢慢形成的。甚至现在，我也很难完全接受自己已经人到中年的事实。
正如这名男子所说，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中年的感觉并不好。在多数社会中，40岁毫无疑问已被认为进入了中年，并且还代表着这些人跨入了“中年危机”的行列。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当然，答案取决于你个人的观点。
关于成年人格发展的不同观点
学习目标8.7 解释成年中期人格发展的不同观点。
传统的人格发展观点认为，人们会经历一系列固定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都与年龄有着密切的联系。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危机，个体也会从中经历疑惑和心理混乱的紧张时期。这种观点是人格发展的常规危机模型的一个特征。常规危机模型（normative-crisis models）将人格发展看作是由连续且与年龄相关的危机组成的一系列阶段，例如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性理论预测人们在一生中将经历一系列阶段和危机。
有些评论家认为常规危机模型已经过时了。这种模型产生于社会角色相对僵化且单一的时期。传统观点认为男性应该工作养家，女性应该相夫教子。这些角色会在相对统一的年龄阶段表现出来。
如今，人们的角色和各阶段的起始年龄都非常多样化。有些人40岁才结婚生子，有些人则更晚，甚至还有些人根本不生孩子，他们会和同性或异性伴侣一起领养或放弃生育一个孩子。总的来说，社会的变迁开始让人们打破与年龄紧密相关的常规危机模型了（Fugate & Mitchell, 1997; Barnett & Hyde, 2001; Fraenkel, 2003）。
从社会工作者的视角看问题
人格发展的常规危机模型在哪些方面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
由于上述变化，如拉文娜·赫尔森（Ravenna Helson）等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生活事件模型（life events models），他们认为决定人格发展的不是年龄，而是特定的生活事件。一个21岁生了第一个孩子的女性可能和39岁时才生第一个孩子的女性拥有相同的心理压力。这两名女性虽然年龄不同，但都经历着相同的人格发展（Roberts, Helson, & Klohnen, 2002; Luhmann et al., 2013; Arnarson et al., 2016）。
常规危机模型和生活事件模型哪个能更准确地描绘成年期个体的人格发展情况呢？现在还无法得出肯定的答案。但有一点很清楚，即所有的发展心理学家都认为成年中期是心理持续且显著发展的时期。
埃里克森理论中的再生力对停滞阶段 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把成年中期描述为再生力对停滞（generativity-versus-stagnation）阶段。埃里克森认为，一个人的中年时期要么为家庭、社区、工作和社会做贡献，即埃里克森所称的再生力，要么进入停滞状态。具有再生力的人会努力引导和鼓励下一代的发展。人们通常可以通过养育孩子来获得再生力，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满足这种需要，如直接和年轻人一起工作，担任他们的导师，或者通过合作具有创造性、艺术性的作品来留下长期的贡献，从而满足其对再生力的需求。当个体能够通过他人看到自己生命的延续时，他对再生力的关注往往就会超越自我（Penningroth & Scott, 2012; Schoklitsch & Baumann, 2012; Wink & Staudinger, 2016）。
心理成长的缺乏会导致个体在这一时期的停滞。这类人把关注点集中在日常琐事中，觉得自己为社会做的贡献很少，存在的价值也很小。有些人仍在挣扎，试图寻找新的、可能更充实的职业，有些人则已经感到挫败并厌倦了。
埃里克森提出了关于人格发展的宽泛观点，但一些发展心理学家建议我们需要更精确地了解中年时期人格的变化。我们接下来将看到三个不同的理论。
建立在埃里克森的观点之上：韦兰特、古尔德和莱文森 韦兰特提出个体在45～55岁有一个重要的时期：“保持意义”对僵化，即除了寻找生命意义的精华所在，成年中期个体还会通过接受他们的优势和不足来寻找“保持意义”的感觉。尽管认识到世界是不完美的，他们还是会努力保卫自己的世界，并相对感到满足。例如本节开头所提到的那名中年人杰夫，他就对自己在生命中发现的意义而感到满足。无法保持生命意义的人就有变得僵化和日益与他人疏远的危险。
精神病学家罗杰·古尔德（Roger Gould）在1978年提出了与埃里克森和韦兰特的理论不同的一种看法，他认同人们会经历一系列阶段和潜在的危机，并提出成人将经历七个和特定年龄段相关的阶段（见表8-2）。古尔德认为，人们会在40岁左右时，因为意识到时间的有限而感到实现生命目标的紧迫性。对于生命是有限的这一事实的领悟，能使人们变得更加成熟。
表8-2 古尔德的七个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Transformations, by Gould, 1978,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古尔德的七个发展阶段是从一个相对较小的样本中提出来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自己的临床判断。事实上，他对不同阶段的描述受到了精神分析观点的很大影响，几乎没有得到具体研究的支持。
另一个不同于埃里克森理论的是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Levinson）所提出的生命季节（seasons of life）理论。莱文森（1986, 1992）对一组成年男性进行了集中访谈后，认为40岁出头是个体面临危机和转变的时期。他认为成年男性从成年早期，即大约从20岁开始，一直到中年时期，将经历一系列生命阶段，开始阶段的核心是离开家并加入成人世界。
然而，大约在40岁至45岁时，人们会进入莱文森所称的中年转变的阶段。这是一个充满质疑的时期，人们开始关注生命有限的本质，并质疑自己此前的一些基本假设。他们体验到了衰老的最初迹象，并将面对在死前仍无法实现自己所有目标这一现实。
在莱文森看来，这一评估很可能导致中年危机（midlife crisis），即个体不确定和优柔寡断的时期。面对生理上衰老的迹象，男性可能还会发现，即使以前那些自己最自豪的成就所带来的满足感，现在看起来也不像自己预期的那样多。他们可能试图找出哪里出了错，并寻找可以纠正过去错误的方法。中年危机是充满疑惑、痛苦和混乱的时期。
莱文森认为，大多数人都易受中年危机的影响。在接受这一观点之前，我们需要考虑莱文森的一些关键研究背景。第一，他最初的理论提出是基于40岁男性的数据，女性的数据是在几年后才补上的，而且样本量也较少。第二，莱文森夸大了自己所找的模型的稳定性和普遍性。事实上，普遍中年危机的理论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McFadden & Rawson Swan, 2012; Cousins, 2013; Thorpe et al., 2014）。
中年危机：现实还是虚构 莱文森模型的核心是有关中年危机的概念，他假设中年危机是在40岁出头时发生的、以强烈的心理混乱为标志的时期。这个概念自身具有一定的生活含义：美国社会普遍认为40多岁是个体重要的心理转变时期。
这种看法缺乏证据的支持。大多数研究显示，多数人会相对轻松地度过中年时期。绝大部分人认为中年时期还是得到回报的时期。如果他们是父母，那他们对孩子的抚养已经基本结束，在某些家庭中，孩子已经离开了家，这给了父母重新点燃他们亲密感的机会。很多人发现他们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而且对生活感到很满意。他们开始关注眼前，最大限度地参与和投入家庭、朋友和其他一些社交圈。那些对自己之前的生命历程感到后悔的人会希望改变方向，而这些成功得以改变的人通常会收获心理上的满足。而且，大多数进入中年期的个体觉得自己比实际年轻（Wethington, Cooper, & Holmes, 1997; Stewart & Vandewater, 1999; Willis, Martin, & Rocke, 2010）。
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人们都会经历“中年危机”，但这种观点仍然普遍存在。为什么这个观点会如此流行？
此外，一个人对自己年龄的感觉与其健康状况有关。那些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更小的人更不容易死亡（见图8-6）。换句话说，感觉自己更年轻的人在8年内死亡的概率更低（Miche et al., 2014; Rippon & Steptoe, 2015）。
图8-6 自我感觉年轻与死亡率的关系
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小的人更容易长寿。
资料来源：Rippon & Steptoe, 2015.
简言之，“不可避免的中年危机”的证据远没有之前讨论过的“暴风雨般的青春期”的证据那么有说服力。然而，有关中年危机的观点仍然成了一种“常识”，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是个体在中年时期的混乱会更明显，且更容易被看见的人记住。一个40岁的男人离了婚，把稳重的福特旅行车换成了红色敞篷车，还和一个比他年纪小很多的女人再婚，看起来会比另一个还维持着与原配的婚姻并保留福特汽车的幸福已婚男子要显眼很多。我们更可能关注和联想到中年个体婚姻的不幸而不是幸福的一面。就这样，虚构、混乱又普遍的中年危机的说法一直流传开来。对大多数人来说，中年危机更多的是一种虚幻而不是现实。其实大部分人的中年时期很少会有什么改变，而且在一些文化下，中年甚至不会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生命阶段（见“文化维度”专栏）。
文化维度中年时期：在某些文化中并不存在
没有中年这样一段时期。
如果我们看到印度奥里亚人文化下女性的生活，就会得出以上的结论。发展人类学家理查德·施韦德（Richard Shweder）对种姓等级较高的印度女性如何看待衰老过程进行了研究，发现她们根本不存在中年时期。这些女性看待她们的生命进程并不是基于实际年龄，而是基于特定时间内自己的社会责任性质、家庭管理问题及道德感而定的（Shweder, 1998, 2003）。
奥里亚女性的衰老模型围绕着两个阶段：在父母家和在婆家的生活。这两个生活阶段在包办婚姻、多代大家族组成的奥里亚家庭生活中具有一定的意义。婚后，丈夫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妻子则要搬到婆家。结婚就意味着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她将由某人的女儿转变为一个儿媳。
这种从女儿到儿媳的转变通常发生在18～20岁，但是，实际年龄并不能划分奥里亚女性的生活阶段，月经初潮或是停经这种生理上的改变也不能作为划分标准。相反，从女儿到儿媳的这种社会责任的显著转变，才是她们生活阶段的分水岭。例如，女性需要把关注点从父母转移到公婆身上，而且她们必须开始性生活，来为丈夫传宗接代。
或许许多人会认为这些印度女性的生活是极其不自由的，因为多数情况下，她们都不能外出工作。但她们自己并不这么看。实际上，在奥里亚文化中，家庭事务很受人尊敬也很有价值。此外，奥里亚女性认为她们比必须在外工作的男性更有文化和教养。
独立的中年时期这一观点明显是文化的产物。事实上，不同文化对特定年龄阶段的划分有着显著的差异。
人格的稳定与变化
学习目标8.8 分析人格在一生当中是稳定的还是变化的。
53岁的哈里·享尼西是一家投资银行的副总裁，他觉得自己的内心仍然像个孩子。很多成年人都赞同这种想法。尽管多数人常说自己自青春期后改变了很多，而且大部分是向好的方向改变，但很多人仍感觉自己现在的基本人格特质和年轻时非常相似。
人格在一生中是保持稳定还是会有所变化？这是研究成年中期人格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埃里克森和莱文森等人明确指出，人格会随时间的发展产生巨大变化。埃里克森的阶段论和莱文森的生命季节理论都描述了变化的固定模式。这些改变可能是可预测的，与年龄相关并确实存在。
然而，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指出，至少在个人特质上，人格还是非常稳定的，并会贯穿人的一生。发展心理学家保罗·科斯塔（Paul Costa）和罗伯特·麦克雷（Robert McCrae）发现，特定特质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见图8-7）。20岁时好脾气的人，75岁时仍然是好脾气；25岁时充满感情的人，50岁时仍然充满慈爱；26岁时个性紊乱的人，到60岁时仍然如此。类似地，借由30岁时的自我概念可以很好地预测80岁时的自我概念。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特质是非常稳定的（Terracciano, McCrae, & Costa, 2009; Mottus, Johnson, & Deary, 2012; Curtis, Windsor, & Soubelet, 2015）。
图8-7 人格的稳定性
根据科斯塔和麦克雷的观点，个体的诸如神经质、外向性和开放性等基本人格特质在整个成人阶段都保持稳定和一致。
资料来源：Costa & McCrae, 1989, p.148.
“大五”人格特质的稳定性和变化性 关于“大五”人格特质的研究有很多，因为它们代表了最主要的人格特质，即包括以下五个特质：
· 神经质（nueroticism），个体情绪化、焦虑和自责的程度。
· 外向性（extraversion），个体外向或害羞的程度。
· 开放性（openness），个体对新异事物的好奇心和兴趣水平。
· 宜人性（agreeableness），个体是否好相处，是否乐于助人。
· 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个体使事情有组织性和对其责任感的程度。
大部分研究都发现，“大五”人格特质在30岁后会保持相对稳定，但是某些特质仍会有一些变化。具体来说，神经质、外向性和开放性相对成年早期来说有一定的下降，宜人性和尽责性则有上升的倾向，而且该结果还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不过基本的模式在整个成人阶段都会保持稳定（Mc-Crae & Costa, 2003; Srivastava, John, & Gosling, 2003; Renner, 2010; Hahn, Gottschling, & Spinath, 2012）。
有关人格特质保持稳定的证据是否与以埃里克森、古尔德和莱文森为代表的人格变化理论相冲突？并不完全如此，冲突之处实际上并没有看起来那样明显。
个体的基本人格特质的确在整个成人时期都具有连贯性，但也较容易发生变化，因为成人的生活充满了家庭、职业甚至经济上的各种重要变动。衰老引起的生理变化、疾病、所爱之人的死亡和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生命的有限都会刺激个体很大程度上改变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Krueger & Heckhausen, 1993; Robert, Walton, & Viechtbauer, 2006）。
同样支持这一观点的，是以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个体为研究对象的新研究，该研究发现从大学时期开始的人格特质的变化会一直延伸到成年期。
毕生的幸福感 假设你在威力球乐透彩中了大奖，你会变成更快乐的人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答案是否定的。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成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或整体幸福感在一生中都保持稳定，甚至中彩票也只能暂时地增加主观幸福感，一年后，人们的幸福感又会恢复到中彩票前的水平（Diener, 2000; Stone et al., 2010）。
主观幸福感的稳定性显示出多数人都有一个幸福感的“设定点”（set point），即使生活起伏波动，幸福感也会保持稳定的水平。尽管特定事件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提升或降低一个人的情绪水平，比如一次杰出的工作评价或者失业，但人们最终会恢复到自己的一般水平。
此外，幸福感的设定点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在某些情况下，设定点会因受到离婚、伴侣死亡、失业和残疾等特殊生活事件的影响而发生改变。而且，个体对生活事件的适应能力也有所不同（Lucas, 2007; Diener, Lucas, & Scollon, 2009）。
大多数人的幸福设定点看起来都比较高。3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只有10%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很幸福”，而大多数人都说自己“很幸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所得的调查结果都类似。男性和女性对幸福程度的评估结果是一样的，非裔美国人评估自己“非常快乐”的程度只比白人低一点。不管经济状况如何、来自哪个社区或哪个国家，全世界人的幸福感水平都类似（Diener, 2000; Diener, Oishi, & Lucas, 2003; Kahneman et al., 2006; Delle Fave et al., 2013）。所以结论就是：钱买不到幸福。
关系：中年时期的家庭
对凯茜和鲍勃来说，将儿子乔恩送进大学是家庭生活中的一个震撼性的新体验。到美国的另一端上大学并不真正意味着他会离开家，这本来并没有让他们觉得会给家里带来什么改变，直到儿子和他们道别并留在了新校园，他们才感受到很大的痛苦。像所有父母一样，凯茜和鲍勃很担心儿子，并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失落，他们最基本的工作——抚养儿子已完成了。现在乔恩已经长大了，开始万事靠自己。这个想法让他们充满了骄傲和对儿子未来的期待，但也充满了伤感。他们会想念乔恩的。
在许多文化中，往往几代人一生都生活在一个家庭里，这些传统大家庭的成员在中年时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但在西方文化中，家庭动态在中年时期的变化非常显著。对夫妇来说，这主要是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当然他们和其他成员的关系也有变化。在21世纪的西方文化中，中年时期是一个角色变化的阶段，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组合和排列。我们首先来看这一时期中婚姻的发展及变化，然后关注当今家庭生活中的其他几种家庭形式（Kaslow, 2001）。
婚姻和离异
学习目标8.9 描述成年中期典型的婚姻模式以及离婚。
50年前，中年对多数人来说都是大同小异的，男人和女人在成年早期结婚，到中年仍然和原配在一起。而在人们普遍寿命不长的20世纪初，40岁的人通常都是已婚，但不一定就是和原配在一起，因为原配通常已经去世了，所以中年时人们很可能正值步入第二次婚姻。
如今，情况又有所不同，而且变得非常多样化。很多人在中年时仍然单身，而且从未结过婚。单身的人可能独自生活，也可能和伴侣在一起。对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来说，虽然婚姻不一定会成为必然选择，但他们仍然很可能会长期和伴侣保持亲密关系。在异性恋中，一些人离婚后可能会独自生活也可能会再婚。很多人的婚姻会以离婚告终，很多家庭又“重组”成新的家庭，成员包含自己的亲生孩子和再婚配偶前一次婚姻中的孩子。很多夫妇仍会一起生活40～50年，这其中一大段时间就处于中年期。有些人的中年期是婚姻幸福感处于最高峰的时期。
婚姻的起伏波动 即使幸福的婚姻也有起伏波动，个体在整个婚姻历程中对婚姻的满意度会有上升下降。多数研究显示，婚姻的满意度呈U形曲线（Figley, 1973）。具体地说，婚姻满意度会在结婚后开始下降，一直下降到孩子出生并达到最低点（见图8-8）。在该点之后，满意度开始上升，最终会恢复到与结婚初期相同的水平（Gorchoff, John, & Helson, 2008; Medina, Lederhos, & Lillis, 2009; Stroope, McFarland, & Uecker, 2015）。
图8-8 夫妇在不同阶段的婚姻满意度
对很多夫妇来说，婚姻满意度呈U形，先下降后上升。具体来说，婚姻满意度是在孩子出生后开始下降，但在最小的孩子也离开家后回升，最终达到与婚姻刚开始时相同的水平。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满意度模式？
资料来源：Rollins & Cannon, 1974.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对U形曲线提出了质疑。该研究结果显示，在毕生发展的过程中，婚姻满意度是持续下降的（Umberson et al., 2006; Liu, Elliott, & Umberson, 2010）。
这一分歧的原因尚不明确，可能是个体的人格差异导致了结果的不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年夫妻有很多婚姻满意度的来源。一般情况下，男性和女性都会喜欢自己配偶那样的人，并认为他们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夫妻双方还把婚姻视为需要长期忠诚和追求一致目标的过程。最后，大多数人还感觉他们的配偶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有趣了（Schmitt, Kliegel, & Shapiro, 2007; Landis et al., 2013）。
性生活满意度和婚姻整体满意度相关。性生活满意度与夫妻多久进行一次性生活无关，而与夫妻性生活是否和谐有关（Spence, 1997; Litzinger & Gordon, 2005; Butzer & Campbell, 2008）。
幸福的婚姻并没有“秘诀”，但有一些应对机制能够提高夫妻的幸福水平。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四点（Orbuch, 2009; Bernstein, 2010; Williams, 2016）：
· 保持现实的期望。幸福的夫妻明白，他们的伴侣会有一些让自己不那么喜欢的地方，并且他们能够接受伴侣在某些情况下做出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事情。
· 关注积极的方面。想想伴侣身上那些他们欣赏的优点，能够帮助其接受伴侣的缺点。
· 妥协。拥有幸福婚姻的伴侣知道，他们不必每次争论都占得上风，这又不是比赛。
· 拒绝冷暴力。他们会让伴侣知道有些事情让他们感到了不快，但他们不会指责对方，相反，他们会在双方都很冷静的时候再沟通。
离婚 结婚才一年，路易丝就明白他们的婚姻注定会失败。汤姆从不听她说话，不问问她一天过得怎么样，也从不做家务。他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其他人的存在。但23年后，她才鼓起勇气告诉丈夫她想要离婚。丈夫的回答很随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对我来说没有差别。”一开始，她以事情很顺利来安慰自己，但随后就感觉遭到了背叛和愚弄。这段婚姻带来的所有苦恼和痛苦，以及他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毫无意义。“为什么我们从没面对过现实？”她想知道。
即使整体的离婚率在近几年都有所下降，但实际上中年夫妇的离婚率却上升了（见图8-9）。第一次婚姻中的女性有1/8会在40岁后离婚（Enright, 2004; Brown & Lin, 2012; Thomas, 2012）。
图8-9 逐渐上升的成年中期离婚率
在过去的50年，离婚率和离婚人数都显著上升，而且根据预测，这种上升趋势会一直持续。
资料来源：Brown & Lin, 2012, Figure 1.
导致离婚的原因有很多。其一，中年期人们在一起的时间比年轻时在一起的时间要少很多。尤其在崇尚个体主义的国家，个人更关注自身的快乐。如果婚姻不能带来快乐，也许离婚能提升他们的幸福感。离婚相对于过去也更容易被接受，而且离婚的法律障碍和大多数情况下的经济成本都不大。其二，随着女性的机遇越来越多，妻子们不管是情感上还是经济上都更少依赖自己的丈夫了（Fincham, 2003; Brown & Lin, 2012; Canham et al., 2014）。
其三，可能是浪漫和激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减退了，没有激情往往会成为人们离婚的重要理由。其四，因为现在大部分夫妻会同时处在职场，这无疑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从而使婚姻生活极度紧张，毕竟曾经直接花在家庭和婚姻关系上的精力，现在都用在工作或其他家庭之外的义务上了（Macionis, 2001; Tsapelas, Aron, & Orbuch, 2009）。
其五，对伴侣不忠，即与第三者发生性关系，也是导致离婚的原因。一项调查发现，不足35岁的人群中，20%的男性和15%的女性承认他们曾对伴侣不忠，12%的男性和7%的女性承认近一年中与第三者发生过性关系（Atkins & Furrow, 2008; Steiner et al., 2015）。但数据的可信度备受质疑——这些人既然能对自己的伴侣撒谎，又怎么会对数据调查人员诚实呢？
不论原因是什么，中年时期的离婚都意味着非常艰难的生活，尤其对于一直充当母亲的角色、在外没有实质性工作的女性来说。她们可能会受到年龄歧视，因为即使那些要求最低的工作都更愿意选择年轻人。这些离婚后的女性可能缺少职业训练和资源，又缺乏突出的工作能力，也就很可能一直都找不到工作（McDaniel & Coleman, 2003; Williams & Dunne-Bryant, 2006; Hilton & Anderson, 2009）。
但是很多中年离婚的人最终都能幸福，尤其是女性，她们更容易发展出新的、独立的自我认同，这也是离婚的一个积极结果。中年离婚的男性和女性很可能形成新的关系，而且他们一般都会再婚（Enright, 2004）。
再婚 75%～80%离婚的人最终都会再次结婚，而且一般是在2～5年内。他们往往会和那些同样离过婚的人结婚，因为对方也单身，并且拥有类似的经历（Pew Research Center, 2014a）。
虽然再婚率普遍较高，但某些人群的再婚率远远高于其他群体。比如，女性再婚要比男性难，尤其是较为年长的女性。90%的25岁以下的离婚女性会再婚，而只有不到1/3的40岁以上的女性会再婚（Bumpass, Sweet, & Martin, 1990; Besharov & West, 2002）。
这种年龄上的差异来源于之前讨论过的婚姻梯度：社会规范鼓励男性娶比自己年轻、矮小，社会地位更低的女性。女性年纪越大，社会规范认可的、可供选择的男性就越少，因为和她们年龄相匹配的男性可能都在找更年轻的女性。社会在男、女性外在吸引力上采取的双重标准也成为女性的劣势。年龄较大的女性可能会被认为没有吸引力，而年长的男性则被看作是“杰出的”和“成熟的”（Bernard, 1982; Buss, 2003; Doyle, 2004b）。
有很多原因使再婚比保持单身更吸引人。再婚的人可以避免离婚带来的负面社会结果。虽然已经进入21世纪，离婚变得很普遍，但人们对离婚仍然存在一定的偏见。此外，比起那些已婚的人，离婚的人整体上报告了更低的生活满意度（Lucas, 2005）。
离婚的人会怀念婚姻所能提供的那种伴侣关系，尤其是男性报告说会感到孤独，并且人们在离婚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问题。婚姻还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如一起分担房子的花销以及夫妻互保的医疗保险（Ross, Microwsky, & Goldsteen, 1991; Stewart et al., 1997）。
第二次婚姻和第一次婚姻会有所不同。较为年长的夫妇在对婚姻的预期上会显得更成熟且现实。相对于年轻夫妇来说，他们不那么追求浪漫，并且更加谨慎，而且在角色和职责上更加灵活，在做家务、杂事以及做决策时地位更加平等（Mirecki et al., 2013）。
大约75%的离婚个体会在2～5年内再婚。
不幸的是，这些都不能保证第二次婚姻的持久。甚至第二次婚姻的离婚率比第一次的还要稍微高一点。原因之一可能是，第二次婚姻中会有一些第一次婚姻中没有的压力，比如不同家庭的混合。原因之二可能是经历并熬过第一次离异后，配偶们之间或许不再那么忠诚，并为走出第二个不快乐的婚姻做好了更多的准备。原因之三可能是他们自身也有一些个性和情绪特质，使他们不好相处（Cherlin, 1993; Warshak, 2000; Coleman, Ganong, & Weaver, 2001）。
虽然第二次婚姻的离婚率很高，但很多人的再婚也很成功。在这些情况中，再婚夫妇报告的满意度水平和初婚夫妇的一样高（Bird & Melville, 1994; Michaels, 2006; Ayalon & Koren, 2015）。
家庭变化
学习目标8.10 分析成年中期个体家庭模式变化的影响和意义。
对很多父母来说，中年时期一个主要的转变就是和去上大学、结婚、参军或远离家庭去工作的孩子分离。即使那些较晚才当父母的人也会面临这样的转变，因为中年期会持续将近25年。正如我们看到的凯西和鲍勃的故事，和孩子分离是很痛苦的过程，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空巢综合征（empty nest syndrome），即一些家长在孩子离开后体验到不快乐、担忧、孤独和抑郁的感受（Lauer & Lauer, 1999; Erickson, Martinengo, & Hill, 2010）。
很多父母报告说自己需要对生活做一些大的调整。对那些待在家里的母亲来说，这种转变更加痛苦。传统的家庭主妇此前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这时她们就会面临极大的挑战。
虽然转变会很艰难，但是父母们发现这个转变也有积极的方面。即使是家庭主妇也都发现，孩子离开后，她们开始有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兴趣了，如参加社区或娱乐活动等，而且她们很乐意能拥有工作或重返学校的机会。调查显示，很多女性都承认做母亲没有以前那样简单了，这样的女性可能现在会觉得终于从一系列艰难的职责中解脱出来了（Heubuch, 1997; Morfei et al., 2004; Chen, Yang, & Dale Aagard, 2012）。
虽然失落感很普遍，但研究表明，这种失落和沮丧的感觉只是短暂的，对那些在外工作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Crowley, Hayslip, & Hobdy, 2003; Kadam, 2014）。
实际上，孩子离开家有很多显而易见的好处。比如配偶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彼此身上了；已婚或未婚的人都能更投入地工作，而不用再担心要辅导孩子的功课以及和孩子共用汽车了；房子可以保持得更加整洁，电话铃响的次数也少了（Gorchoff, John, & Helson, 2008）。
多数有关空巢综合征的研究都集中于女性。由于男性传统上较少参与养育孩子，所以一般来说男性更容易接受这种转变。不过也有研究显示，男性同样会因孩子离开而感到失落，但是他们的感受可能和女性不同。
一项研究发现，虽然大多数父亲对孩子的离开感到开心或没感觉，但约有1/4的父亲会感到不开心（Lewis, Freneau, & Roberts, 1979）。这些父亲会强调自己错失了可以为孩子做很多事的机会。一些父亲则懊恼他们太忙了，以至于没法或没有充分地养育和照顾孩子。
孩子离开家后，一些父母成了“直升机式父母”，遥控干预孩子的生活。直升机式父母的明显表现就是会干预孩子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会向教职人员抱怨孩子成绩差，或想方设法让孩子选某些课程。有时，这种情况会一直延续到工作之后，有些雇主曾抱怨应聘者的父母会给人事部门打电话，吹嘘自己的孩子。
尽管数据显示直升机式父母并不占多数，但其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一项包括799名雇主的调查发现，1/3的雇主表示接到过父母代投的简历，有时他们的孩子甚至不知道这件事。1/4的雇主表示曾有父母联系过他们，劝说雇主录用自己的孩子。当孩子得到工作后，有些父母甚至会帮助孩子完成工作任务（Gardner, 2007; Ludden, 2012; Frey & Tatum, 2016）。
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孩子离开家后，父母都能够放手，但在许多家庭中，孩子可能并不会永远地离开家。我们接下来就会讨论“飞去来器般的孩子”，他们正慢慢返回，并重新填满空巢。
飞去来器般的孩子：重填空巢 卡萝尔不知道该拿她23岁的儿子罗布怎么办。自从两年多前大学毕业后他就一直待在家里，而她另外6个较大的孩子通常只回家待几个月就走。
“我问过他：‘为什么不搬出去和你的朋友们住？’”卡萝尔说。罗布也准备好了答案：“他们也都住在家里。”
卡萝尔家的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在美国，很多年轻人都会重返家中，和自己中年的父母住在一起。
这些所谓飞去来器般的孩子（boomerang children），主要是因为经济状况而回到家中的，俗称啃老族。现在的经济状况下，很多毕业生都无法找到工作，还有一些虽然找到了工作，但赚的钱根本无法糊口。还有些孩子是在离婚后重回家里的。总体来说，接近1/3的25～34岁的人正与父母住在一起。在一些欧洲国家，这个比例更高（Roberts, 2009; Parker, 2012）。
大约50%的飞去来器般的孩子会给父母租金，让父母有所收益。这种安排也不会影响家庭内部的成员关系：50%的人表示没有变化，有些甚至表示这比单独居住好（见图8-10）。只有1/4的飞去来器般的孩子表示重填空巢使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恶化了（Parker, 2012）。
图8-10 飞去来器般的孩子和父母的关系
飞去来器般的孩子与父母关系很好、不好和没有变化的比例。
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2012.
三明治一代：夹在孩子和父母之间 在孩子离开家，或像飞去来器那样返回家的同时，很多中年人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照顾年老的父母。三明治一代（sandwich generation）指的是那些夹在孩子和父母中间的中年人，上下老小都需要他们的关照（Riley & Bowen, 2005; Grundy & Hebretta, 2006; Chassin et al., 2009）。
三明治一代是因一系列趋势的汇集而产生的比较新的现象。首先，人们越来越晚结婚，生孩子的年龄也越来越晚。同时，人们也越来越长寿。因此大部分中年人可能既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又要抚养年幼的孩子。
从心理角度上来说，照顾年老的父母很棘手。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年人和他们的父母出现了角色对换，孩子开始更像父母，而父母变得越来越不独立。我们之后会讨论，曾很独立的人年老之后，可能会怨恨和抗拒孩子的帮助，因为他们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几乎所有单独生活的老人都说他们不希望和孩子们住在一起（Commonwealth Fund Commission on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1986; Merrill, 1997）。
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中年人能在生活上为父母提供许多帮助。他们可能为退休金不够用的父母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还能帮忙做家务，例如在春天时移除风窗或在冬天时铲雪。
在一些情况下，年老的父母可能会住在孩子的家里。人口调查结果显示，三代及以上的多代家庭是所有家庭模式中增长最快的一种，其增长率在1990年到2000年期间高达33%，占所有家庭种类的4%（Navarro, 2006）。
多代家庭的情况往往比较复杂。一般来说，长大成年的孩子要对整个家庭负责了。他们和父母都要做出调整并在做决策时找到共同点。年老的父母可能很不适应自己对孩子的依赖，而对孩子来说，这个适应的过程也很痛苦。年轻一代和年老的一代都有可能产生抵触情绪。
在很多情况下，夫妻双方并不是平等分担照料家庭的责任的，人们往往认为女性需要多负担一些。即使丈夫和妻子都在外工作，妻子也会更多地参与日复一日的照料，甚至对自己的公婆也是如此（Soldo, 1996; Putney & Bengtson, 2001）。
文化也会影响看护者怎样看待自己的角色。亚洲文化的成员更注重集体主义，更有可能会把照料看作一种传统而正常的职责。与此相反，个体主义文化中的成员可能觉得家庭纽带并不是很重要，并且把照顾老人看成负担（Kim & Lee, 2003; Ron, 2014; Kiilo, Kasearu, & Kutsar, 2016）。
虽然作为夹在两代之间的三明治一代会有负担，但是和父母一起生活能拓展照料孩子的资源，其回报也是很重要的。中年子女和老年家长之间的心理联结会持续增强，双方都会以更现实的态度来看待彼此。他们可能会更亲密，更能包容对方的不足，并且更加感激对方的付出（Vincent, Phillipson, & Downs, 2006）。
成为祖父母 当她最大的儿子和儿媳有了第一个孩子时，利娅真不敢相信，54岁的她做了祖母！她一直都在告诉自己她很年轻，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祖母。
成年中期，个体往往会遇到一个毋庸置疑的年老的标志：成为祖父母。对某些人来说，这个新角色可能是他们已经期盼了很久的。他们可能很喜欢小孩子的那种活力和激情，甚至会主动提出当祖父母的要求，他们可能把为人祖父母看作是生命自然进程的下一个阶段。另一些人则不喜欢当祖父母，他们认为这是衰老的标志。
一般来说，祖父母可以分为几种类型。卷入型（involved）祖父母会积极地参与并影响孙辈的生活，他们对孙辈们的行为表现有明确的期盼。卷入型祖父母在退休后会帮助自己在外工作的儿女照顾孙辈（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Fergusson, Maughan, & Golding, 2008; Mansson, 2013）。
同伴型（companionate）祖父母比较轻松。他们往往扮演着一个支持者或伙伴的角色，而不是承担对孙辈的责任。这类祖父母经常给孙辈们打电话、带他们度假或者邀请他们到家里来，也会去儿孙辈家里拜访。
最后，最冷漠的就是疏远型（remote）祖父母。这类祖父母对孙辈们很不感兴趣，甚至疏远他们并表现得很冷漠。举例来说，疏远型祖父母几乎不去看自己的孙辈，并且可能在看见时还会抱怨他们幼稚。
人们乐于成为祖父母的程度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一般来说，祖母比祖父更乐意成为祖母并能体验到更多的满意感，尤其是在祖孙间有较多的互动时更是如此（Smith, 1995; Smith & Drew, 2002）。
非裔美国人相比于白人来说更容易成为卷入型祖父母。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多代家庭在非裔美国人中比在白人中更加普遍。此外，非裔美国人的家庭较容易由家长一方掌管，因此他们通常需要祖父母来帮助日常照看孩子，而且他们的文化标准倾向于支持祖父母在抚育下一代时起到积极的作用（Stevenson, Henderson, & Baugh, 2007; Keene, Prokos, & Held, 2012; Bertera & Crewe, 2013; Cox & Miner, 2014）。
家庭暴力：隐蔽的流行病
学习目标8.11 描述美国家庭暴力的产生原因和特点。
家庭暴力在美国堪称流行病，约1/4的婚姻中都存在家庭暴力（见图8-11）。近10年被杀的女性中，超过一半都是被配偶所杀。21%～34%的女性会至少一次被亲密伴侣（包括现任或前任配偶、男女朋友）扇、踢、掐、威胁或用武器攻击过，还有不少施暴者是受害者的直系亲属（包括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实际上，美国近15%的婚姻中都持续地充斥着严重的暴力行为。另外，很多女性可能会成为包括言语和情感虐待在内的心理虐待的受害者。家庭暴力也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据估计，全球有1/3的女性在生活中遭受过严重的暴力（Walker, 1999; Garcia-Moreno et al., 2005）。
图8-11 2003—2012年暴力侵犯案件中受害者与罪犯的关系
资料来源：Truman & Morgan, 2014.
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均无法避免配偶虐待的发生。暴力发生在各个社会阶层、种族、民族以及各种不同信仰的人群之中。同性恋和异性恋伴侣都有可能成为施暴者。暴力还会在不同性别间发生：虽然多数情况下丈夫是施暴者，但在约8%的情况中，妻子也会对丈夫进行身体攻击（Harway, 2000; Cameron, 2003; Dixon & Browne, 2003）。
一些特定的因素会增加虐待发生的可能性。对配偶的虐待更可能发生在经济紧张、言语攻击普遍的大家庭中。那些自己就在暴力环境中长大的丈夫或妻子，自己也更有可能出现暴力行为（Straus & Yodanis, 1996; Ehrensaft, Cohen, & Brown, 2003; Lackey, 2003）。
导致家庭处于暴力危险中的因素和另一种家庭暴力形式——儿童虐待的相关因素非常相似。儿童虐待在高压力环境、低社会经济水平、单亲家庭以及紧张的婚姻矛盾下发生的频率更高。有4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有较高的虐待发生比例，而那些年薪在15 000美元以下的家庭发生虐待的概率是较高收入家庭的7倍。但并不是所有虐待形式都发生在贫困家庭中。乱伦更可能在富裕家庭中发生（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1996; Cox, Kotch, & Everson, 2003）。
配偶虐待的各个阶段 由丈夫实施的婚姻暴力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Walker, 1999）。在最初的紧张气氛建立阶段（tensionbuilding stage）中，暴力者开始变得不安并通过言语攻击表示不满（见图8-12）。他可能还会进行一些身体攻击，如推或猛抓。妻子可能会拼命阻止正在逼近的暴力，并试图安抚伴侣或逃离这种处境。这种行为也许只会激怒丈夫，使他察觉到妻子的弱势。她的努力逃离可能会增加丈夫施暴的危险性。
图8-12 暴力的阶段
资料来源：Walker, 1979, 1984; Gondolf, 1985.
下一个阶段是激烈的殴打事件（acute batterring incident）。身体攻击会真实发生，持续时间从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妻子可能被撞到墙上、被勒、被扇、被拳打脚踢以及踩踏。她们的手臂可能会被扭伤或骨折，她们也可能被猛烈摇晃、被从一段楼梯上推下去，或被香烟及滚烫的液体烫伤。大约1/4的妻子被迫发生过性行为，其形式与性侵犯和强奸相同。
最后，在一些情况中，事件终止于爱的忏悔阶段（loving contrition stage）。在这个阶段，丈夫会感到懊悔，并为自己的行为道歉。他可能会第一时间为妻子提供急救措施并表示深刻的同情，同时向妻子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使用暴力。由于妻子可能觉得自己也有一部分错误，因此会接受道歉并原谅丈夫，而且愿意相信攻击事件不会再出现。
爱的忏悔阶段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妻子仍然和暴力的丈夫在一起生活并继续成为受害者。她们极其希望保持婚姻的完整，并相信自己再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一些妻子甚至还有一种模糊的错觉，即自己也应当为虐待行为的发生负责。在另一些情况中，妻子则会担心即便自己离开后丈夫也会纠缠不休，因此无法决心脱身。
暴力的循环 有些妻子仍然会和施暴者生活在一起，是因为她们和丈夫一样，在童年就习得了“暴力是一种可接受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观念。
虐待自己配偶和孩子的个体通常自己也是暴力的受害者。根据暴力循环假说，被虐待和忽视的儿童长大成人后也会有暴力倾向。就社会学习理论来看，暴力循环假说意味着家庭暴力将一代接一代地永远持续下去。会虐待自己妻子的丈夫通常在儿童时期就曾目击过父母虐待配偶，就像会虐待自己孩子的家长往往自己小时候就是虐待的受害者一样（Serbin & Karp, 2004; Renner & Slack, 2006; Whiting et al., 2009; Eriksson & Mazerolle, 2015）。
从医疗保健工作者的视角看问题
如何结束暴力的循环？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来阻止一个曾被虐待的儿童长大后成为虐待者？
并不是所有在暴力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成人后都会变成施暴者。只有1/3被虐待和忽视的儿童在长大成人后会虐待自己的孩子，而2/3的被虐者成人后并不会虐待自己的孩子。暴力循环假说并不能预测所有的虐待行为（Jacobson & Gottman, 1998）。
无论是什么导致的暴力，都有方法可以尝试解决，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会虐待自己配偶和孩子的家长通常自己小的时候也是暴力的受害者，这反映出暴力的循环。
配偶虐待和社会：暴力的文化根源 陈东禄把妻子打死后，他被判了二级谋杀罪，缓期5年执行。他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但宣称是因为妻子对他不忠。他的律师也是位人类学家，在法庭上辩解称，可能是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导致了他认为可以以暴力反击妻子的不忠。
李方是一名老挝移民，他在拐骗了一名16岁的少女后，却被宣告其绑架、性侵和威胁的罪名不成立。在审判中，他的律师辩解称，“偷新娘”在老挝是一种传统习俗。
两个案件都是在美国进行审判的。在这两个案件中，律师都宣称被告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在某些亚洲文化中，对女性使用暴力是很常见的，甚至还会得到社会的默许。陪审团在审判时显然会把这种“文化辩护”的正当性考虑在内（Findlen, 1990）。
虽然婚姻暴力和侵犯通常看起来是北美特有的现象，但也有另一些文化认为暴力行为是可接受的（Rao, 1997）。在男尊女卑或只把女性当作一种财产的文化中，殴打妻子尤其普遍。
在西方社会，殴打妻子曾经也是可接受的。“英国普通法”（English Common Law）允许丈夫殴打自己的妻子，该法也是美国法制体系建立的基础。在19世纪初期，该法被调整为只允许特定类型的殴打，特别是丈夫不能用比自己拇指粗的棍棒殴打妻子，这也是短语“拇指规则”的起源。直到19世纪晚期，美国才摒弃这项条律（Davidson, 1977）。
对此，一些暴力行为专家指出，殴打妻子如此常见的根本原因来自传统的男女权利结构。他们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地位差异越大，虐待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暴力行为专家们查阅了一项针对男性和女性在法律、政治、教育以及经济等方面所扮演角色的研究，以及对美国不同州的暴力行为数据的比较（见“成为发展心理学知识的明智运用者”专栏）。专家们发现，和其他地区相比，虐待行为更可能发生在女性地位特别低或特别高的州。显然，地位低下的女性很容易成为施暴对象，但比较令人意外的是，女性处在较高地位时丈夫也更有可能采取暴力行为，因为丈夫可能觉得因此受到了威胁（Dutton, 1994; Vandello & Cohen, 2003; Banks, 2016）。
成为发展心理学知识的明智运用者如何应对配偶的虐待
配偶虐待在所有婚姻中的发生率达25%。国家提供的资金远不能解决问题，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还远远不够。实际上，一些心理学家提出，由于某些原因，社会多年来都低估了配偶虐待的问题，以致阻碍了社会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不过仍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遭配偶虐待的受害者（Browne, 1993; Koss et al., 1993）。
· 让夫妻双方明白最基本的前提：在任何情况下，以暴力解决争论的方法都不可取。
· 报警。包括来自配偶在内的攻击都是违法的。虽然人们可能不希望法律和警察介入自己的问题，但报警是一个现实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法官还可以发出禁令，要求暴力的丈夫远离妻子。
· 要明白，配偶的忏悔不论有多真诚动人，都不影响他未来继续施暴。即使丈夫显示出爱的忏悔，并发誓再也不会施暴，这种许诺都绝对无法保证他未来不会再出现虐待行为。
· 暴力受害者要找到安全的避难所。一些相关部门会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主妇和孩子们提供避难所。避难所的管理人会保守秘密，不会让施暴者找到你。
· 如果你感觉和暴虐的伴侣在一起很危险，就可以从法官处寻求禁令。禁令会禁止配偶接近你，否则他就会受到处罚。
工作和休闲
享受每周末一次的高尔夫球运动，开始一个邻居互相监督的项目，指导一个小的棒球联盟队，参加一个投资俱乐部，和朋友去看电影，参加烹饪课程，参加一个戏剧活动，参与本地镇议会竞选，修整屋后的走廊，陪伴读高中的孩子参加一次旅行或独自旅行，在一年一度的度假时间里躺在沙滩上看书……
实际上，人们在成年中期可以享受到大量丰富多彩的活动。虽然成年中期往往处在事业和权力的最高峰，但这也是人们全身心投入闲暇和娱乐活动的时期。事实上，成年中期可能是工作和娱乐活动最容易达到平衡的时期。人们再也不会觉得需要在事业上证明自己，并渐渐更重视自己对家庭、社区以及社会所做的贡献，成年中期的人们可能会发现工作和休闲其实可以互补，从而增加整体幸福感。
成年中期的工作：好处和坏处
学习目标8.12 描述成年中期工作的裨益和挑战。
对很多人来说，中年时期是生产力最旺盛、赚钱能力最强也最容易成功的时期，但职业成功可能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诱人了，尤其是对那些在事业上还没有成功地达到自己所希望目标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和其他兴趣将变得比工作更加重要（Howard, 1992; Simonton, 1997）。
工作和职业：中年时期的工作 在中年时期，决定个体是否对工作满意的因素会发生改变。年轻人关注抽象的和未来指向的因素，如升迁的机遇或者是他人的认可和赞许。中年员工更关心的则是眼前的工作质量。他们更在意工资、工作环境和特殊政策，如假期时间的计算方式。和之前的生命阶段一样，这一时期男女整体的工作质量变化都和压力水平的变化密切相关（Peterson & Wilson, 2004; Cohrs, Abele, & Dette, 2006; Rantanen et al., 2012; Hamlet & Herrick, 2014）。
总体上年龄和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员工年龄越大，其体验到的整体工作满意度就越高。这个结果很好理解：年轻人如果不喜欢他们的工作，就会辞职并寻找他们更喜欢的新工作；而较老的员工换工作的机会较少，他们就可能会学着去适应现有的工作，并认为这就是他们能得到的最好的。这种认知可能最终会转化为满意度的一部分（Tangri, Thomas, & Mednick, 2003）。
工作的挑战：工作中的不满 高工作满意度在成年中期并不普遍。对一些人来说，对工作环境或工作本质的不满会增加他们的压力。长此以往，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以至于人们会有工作倦怠或决定换工作。
对44岁的佩姬来说，一大早在郊外医院的加护病房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尽管患者的过世一直都让人难过，但最近她发现自己会在很奇怪的时刻为患者哭泣：就在她洗衣服、洗碗、看电视的时候。当她终于开始害怕去工作时，她意识到自己对工作的感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佩姬的反应也许就是工作倦怠现象的反映。工作倦怠（burnout）是当员工从工作中体验到不满、幻想破灭、受挫和对工作感到厌倦时发生的现象。它经常发生于需要为公众服务的工作中，并常常使那些曾经最理想主义和最热情的个体深受打击。这些个体在工作中常常过度投入，可当他们觉得自己对诸如贫穷和医护等巨大的社会问题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时，就会感到非常失望和挫败（Taris, van Horn, & Schaufeli, 2004; Bakker & Heuven, 2006; Dunford et al., 2012; Rössler et al., 2015）。
工作倦怠会在员工对工作感到不满、幻想破灭、受挫或对工作感到厌倦时发生。
工作倦怠的一个表现是对工作的牢骚日益增加。一名员工也许会对自己说：“我们这么辛苦地工作是为了什么？没有谁注意到过去两年我的付出。”员工也会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得漠不关心。一个对职业充满理想的员工可能从此变得悲观并改变态度，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本不存在（Lock, 1992）。
事实上，人们是可以克服工作倦怠的，即使那些要求很高、负担很重的职业也是如此。首先，有些护士会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照顾每一个患者而感到绝望，但他们可以采取更切实可行的护理目标，如给患者擦后背时擦得更快些。其次，可以让工作变得更有条理，这样即使疾病、贫穷、种族和不完善的教育体系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员工及其监督者也能注意到那些微小的成就，如顾客的感激等，并从中获得激励。最后，休闲的时候就不要想工作上的事情，这也是克服工作倦怠的重要方法（de Jonge et al., 2012; Sonnentag, 2012; Bährer-Kohler, 2013; Crowe, 2016）。
失业：梦想的破碎 对很多人来说，失业是很残酷的现实，这对他们的心理和经济状况有着双重影响。尤其是那些被解雇的、因企业缩减规模而被裁员的，或因技术发展而被迫离职的人，离开工作会对他们产生心理上甚至生理上的毁灭性影响（Sharf, 1992）。
失业会使人感到焦虑、抑郁和易怒。失业者的信心可能会受到严重打击，而且他们可能变得很难集中注意力。一项分析显示，每当失业率增长1%，自杀率就会增长4%，进入精神病机构的人数中男性会增长4%、女性人数会增长2%（Connor, 1992; Inoue et al., 2006; Paul & Moser, 2009）。
甚至，连失业后看起来有利的方面，如拥有更多的时间，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失业的人可能会觉得抑郁和过于闲散，这让他们比在职者更少参加社区活动、去图书馆或进行阅读。他们非常有可能在约会或吃饭时迟到（Ball & Orford, 2002; Tyre & McGinn, 2003）。
失业造成的问题也许会一直延续。相对于年轻人，中年人失业的时间会更久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获得满意工作的机会也更少了。雇主可能会歧视年长的应聘者，这让他们在找新工作时难上加难。这种歧视既不合法，也是基于错误假设的做法，因为研究发现，年长员工的旷工时间更少、工作时间更长、更可靠且更愿意学习新的技术（Connor, 1992）。
中年时期失业是令人心碎的经历。对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再也找不到有意义的工作的人来说，这可能会改变他们对生活的看法。这种非自愿的且永久性的退休会导致失业者的悲观、玩世不恭和失望。他们往往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自己，以应对新的处境。就算是那些找到新工作的人，也面临着很多挑战（Waters & Moore, 2002; Pelzer, Schaffrath, & Vernaleken, 2014）。
中年时期失业是令人心碎的经历，可能会改变一个人对生活的看法。
成年中期的事业：转换和重新开始 对很多人来说，成年中期都充满了对改变的渴望。那些对自己工作不满的人、失业后转行的人或离开多年后又重返职场的人，他们依然在不断开拓和发展新的事业。
人们在成年中期更换职业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他们的工作不再有挑战性了；可能是他们逐渐成熟的专业水平使过去很难的工作变得乏味了；可能是因为工作本身变得没意思了；可能是他们失业了；可能是他们必须用很少的资源去完成大量的工作；也可能是科技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活动，让他们再也无法享受工作了。
还有一些人改变职业是因为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并希望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些人是因为感到倦怠或觉得工作太单调；还有些人仅仅是想尝试一些新鲜事物，他们认为中年是做出有意义的事业并改变自己的最后机会。
最后，有相当数量的人会在孩子长大后重返职场，这些人大都是女性。还有一些人重返职场是因为离婚后需要找一个经济来源。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职场中50岁以上女性的数量显著增加了。大约一半的55～64岁的女性现在正在职场中，而大学毕业的人中，女性处于职场的比例更大。
人们可能会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进入新的职业领域，然后对现实感到失望。开始新职业的中年人可能也会被安排在初级职位，他们的同事都比自己年轻很多（Sharf, 1992; Barnett & Hyde, 2001）。
但从长远来看，在成年中期开始新的职业还是会让人欢欣鼓舞。那些转换或开始新职业的人也许会成为特别有价值的职员（Bromberger & Matthews, 1994; Otto, Dette-Hagenmeyer, & Dalbert, 2010; Feldman & Ng, 2013）。
一些人预言职业的改变将不再是特例，而将成为惯例。科技发展突飞猛进，迫使人们周期性地改变职业，而且这种改变常常是戏剧性的。人们在一生中将不只拥有一个职业，而是会有很多个。正像接下来的“文化维度”专栏所说的那样，改变职业对那些成人后移民到另一个国家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从社会工作者的视角看问题
你觉得为什么移民的雄心和成就常常会被低估？就像人们会把对中年危机和青春期危机的特质自动套在处于相应阶段的人身上一样，那些有关移民的消极案例是否对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呢？
文化维度移民在美国的快速发展
17年前，曼凯科洛·马兰古-恩科博由于被诬陷参与恐怖活动而在南非的莫勒山警察局被单独关了21天禁闭。1980年，当她再次因为参与反种族隔离抗议而面临监禁时，她把12岁的儿子托付给母亲，然后逃到了博茨瓦纳。1981年，她来到美国，并在4年后获得了合法身份，她现在正和13岁的女儿住在巴尔的摩一套价值6万美元的连栋住宅中。
恩科博的人生在这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很多移民同伴一样，教育是他们成功的关键。恩科博来到这里之后，用奖学金和自己的积蓄先后攻读了一个神学学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以及一个博士学位。恩科博的学历和帮助他人而做的贡献帮她获得了两份满意的工作，一个是在巴尔的摩摩根州立大学做公共健康讲师，另一个是在华盛顿一座教堂做助理牧师（Kim, 1995, p.133）。
美国人口中大约有4 000万人是移民，约占总数的15%，接近1970年时移民人口的3倍（见图8-13）。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占美国人口的近1/4。
图8-13 美国的移民
自1970年以来，美国的移民人数一直在稳步攀升，正在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而且这还不包括1 200万的非法移民。
资料来源：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013.
如今的移民情况和20世纪初时的有些不同。1960年以前，美国人口中几乎90%都是白人，而现在白人只占了1/3。
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些移民缺乏为美国发展高科技经济做贡献的技能。然而，就如下数据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些批评者在很多基本方面都错了（Camarota，2001; Flanigan, 2005; Gorman, 2010）：
· 大多合法和非法移民最终都取得了经济方面的成功。虽然他们最初大都比较贫困，但1980年以前来到美国并站稳脚跟的移民比本土美国人拥有更高的家庭收入。移民和非移民一同竞争企业家的位置，1/9的移民都能建立自己的企业。
· 只有少数移民是为了福利救济而来到美国的。相反，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为了争取工作和成功的机会而来的。处于工作年龄的非难民移民相对美国本土公民来说，依靠政府福利救济的比重更小。
· 长久来看，移民对经济所做的贡献比他们得到的更多。虽然接纳移民最初对政府来说成本较高（这通常是因为他们从事低收入工作，因此不缴纳所得税），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移民们的生产率会不断提高。
移民常常会取得经济上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那些选择离开自己本国的人都是动机十足且有好胜心的人。
闲暇时光：工作以外的生活
学习目标8.13 描述成年中期的个体如何度过闲暇时间。
美国典型的工作周一般包括35～40小时，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正越来越短，大部分中年人每周有70个小时清醒的闲暇时间（Kacapyr, 1997）。他们都用这些时间来做什么呢？
首先，中年人会看电视。他们平均每周要看大约15个小时的电视。但除电视之外，中年人在闲暇时还会干很多其他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成年中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到室外活动的全新机会。随着孩子的离开，父母开始有大量时间参与更广泛的活动，比如做运动或参加城镇委员会。美国中年人每周约有6小时用于参与社会活动（Robinson & Godbey, 1997; Lindstrom et al., 2005）。
相当多的人发现闲暇时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纷纷选择提早退休。对那些有足够的经济来源以维持余生的人来说，提早退休的生活是令人非常满意的。提早退休的人往往健康状况良好，而且会从事各种新的活动（Cliff, 1991; Jopp & Hertzog, 2010）。
尽管中年期提供了更多休闲的机会，但大多数人表示，他们生活的节奏并没有因此变慢。因为人们希望参加多种多样的活动，所以每周的大部分休闲时间都被切割成了15～30分钟不等的时间块。因此，虽然相比1965年以前人们每周休闲的时间增加了5小时，但很多人并不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空闲时间（Robinson & Godbey, 1997）。
多余的休闲时间看起来消失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的生活节奏比其他很多国家都要快很多。有研究测量了步行者行走18米所需的平均时间、顾客购买一张邮票的时间以及公共钟表的精确度，并通过这些数据比较了不同国家的生活节奏。这些测量结果显示，美国的生活节奏比很多国家都快，尤其是跟许多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比起来。但很多国家的生活节奏也超过了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就比美国快很多，瑞士更是名列第一（Levine, 1997a, 1997b）。
回顾、检测和应用回顾
学习目标8.7 解释成年中期人格发展的不同观点。
在常规危机模型中，人们将经历与年龄相关的各个阶段；生活事件模型则关注人们对不同的生活事件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和发生何种变化。埃里克森把中年生活描述为再生力对停滞的一段时期。韦兰特、古尔德和莱文森则对埃里克森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莱文森认为中年时期的转变会导致中年危机，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此论点。
学习目标8.8 分析人格在一生当中是稳定的还是变化的。
个体最基本的人格特征将保持相对稳定，但某些特定的方面的确会因各种生活事件而发生改变。一般来说，人们的幸福水平在一生中都会保持相对稳定。
学习目标8.9 描述成年中期典型的婚姻模式以及离婚。
个体在整个婚姻历程中对婚姻的满意度会有升有降，婚姻的满意度呈U形曲线。在幸福的婚姻中，大多数人会觉得他们的配偶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有趣了。离婚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满意度缺失、聚少离多和不忠等。离婚可能会提高幸福感，同时社会也越来越能接受离婚。
学习目标8.10 分析成年中期个体家庭模式变化的影响和意义。
中年时期，家庭变化包括了和孩子的分离。而近几年，开始出现“飞去来器般的孩子”现象。人们在中年时期对年迈父母的责任通常会越来越大。
学习目标8.11 描述美国家庭暴力的产生原因和特点。
虐待更可能发生在经济紧张、言语攻击普遍的大家庭中。那些本身就在暴力环境中长大的成人更有可能出现暴力行为。婚姻暴力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紧张气氛的建立、激烈的殴打事件和爱的忏悔。
学习目标8.12 描述成年中期工作的裨益和挑战。
成年中期的个体看待工作的方式会和以前有所不同，他们更关注现实因素，而且会对职业奋斗和雄心壮志的关注度降低。中年时期的职业转换会变得更加普遍，主要原因是对工作的不满、对挑战和地位的需求，或是希望在孩子长大之后重返职场。
学习目标8.13 描述成年中期的个体如何度过闲暇时间。
成年中期的个体一般会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他们通常会用这些时间来参与更多的户外娱乐或社区活动。
自我检测
1．根据___模型，处在不同年龄的个体可能会经历相同的情绪和人格变化，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有共同的经历。
a．常规危机
b．心理性的
c．生活事件
d．自我理解
2．那些既要照顾父母又要养育孩子的中年夫妇被心理学家称为____。
a．婴儿潮
b．两者之间的
c．三明治一代
d．“飞去来器般的孩子”
3．婚姻侵犯中，殴打者对暴力行为表示悔恨和道歉，被称为____阶段。
a．暴力循环
b．急性打击
c．紧张气氛建立
d．爱的忏悔
4．和年轻人比起来，中年时期失业的人会___。
a．保持失业状态的时间更久，且随着年龄增长，找到满意工作的机会也更少
b．由于技术好而能更快找到工作，但很难维持在职时间
c．很难找到新工作，但只要找到就能拥有较稳定的工作
d．更不可能抑郁，这让他们他们更容易获得工作
应用于毕生发展
为什么和以前相比，职业奋斗对中年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什么样的认知和人格变化有可能导致这一现象？总结
本章开头提到的50岁的特里，由于之前忙于工作和家庭，她发现几十年来自己的休闲时间一直很少。到了成年中期，她把最小的孩子送去了大学，在流动厨房从事志愿服务，辞去了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并参加州议会的竞选。与此同时，她与丈夫重燃了激情。尽管特里正处于中年转变期，但并没有经历中年危机。她意识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她还有一半的人生要经历。尽管特里正忙于竞选，但她还是会努力地维系自己与丈夫、孙辈、那些在流动厨房遇到的人的关系，并通过竞选州议会的席位来与整个社区建立牢固的关系。
8.1 成年中期的生理发展
尽管成年中期会出现一些慢性疾病，如关节炎和高血压，但和大部分中年人一样，特里十分健康。
·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里通过步行来保持健康和敏捷，很多同龄人也是这样做的。
· 如果特里将步行作为一项日常训练，那她就可以弥补自己在成年中期逐渐损失的力量。
· 因为无须继续抚养子女，特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丈夫享受性生活。但是，如果没有绝经，那她就仍需避孕。
8.2 成年中期的认知发展
· 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特里掌握了相关的专业技能，极富职业竞争力。因此，即使成年中期智力下降了，她仍旧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成功。
· 如果特里感兴趣，她对城市规划的了解能够帮助她快速评估潜在的项目，了解需要做什么，并做出决定。
· 除了传统的智力之外，特里还可能拥有大量的实践智力。
8.3 成年中期的社会性和人格发展
· 尽管特里正处于中年过渡期，但她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能建立更紧密的社会联系，并以一种真正令她满意的方式来改变职业轨道，所以能够促进她的发展。
· 特里对新事物的开放态度，以及她的外向性和组织才能都属于人格特质，在其一生中都是保持稳定的。
· 在当地流动厨房参与志愿服务、竞选州议会的席位以及同丈夫重燃激情，冲淡了特里由于最小的孩子离家上大学而产生的悲伤。
职业顾问会怎么做？
你会建议特里将她的政治抱负放在一边，而继续从事她十分擅长且能够掌握进度的纽约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吗？
婚姻顾问会怎么做？
你会建议特里专注于与丈夫重燃激情而将竞选推迟一两年吗？如果特里赢得了竞选，当她开始这项极富挑战的工作时，你会给出哪些建议帮助她同时对婚姻保持专注？
医疗保健工作者会怎么做？
鉴于特里的年龄和正在经历的生理变化，你会给她提供哪些饮食和锻炼方面的引导，帮助她应对疲劳以及公共服务工作所带来的压力？
你会怎么做？
你会建议特里放缓过渡期的节奏，以巩固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吗？为什么？
杰夫与父亲、配偶胡安以及他和胡安共同收养的6岁儿子保罗一起生活。当被问及中年生活如何时，48岁的杰夫笑了。“一切都还不错，”他说，“我20岁的时候一定无法想象自己中年时这种杂乱而又丰富的生活。”杰夫教五年级，他非常热爱这份工作。“身为父母，工作中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让自己时刻保持警觉。”收养保罗丰富了他的人格。“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在成长过程中，我并没有完全接纳自己。”他承认，“但有了孩子，你就置身于一个人人都会经历的‘为人父母’的社交场景中。现在，我经常和其他的父母一起聊各自的抚养经历，并彼此分担忧虑。”
两年前，杰夫的父亲中风了，并因此导致偏瘫。“我们从来没有相处得这么好过。因为他一直不希望自己唯一的儿子是同性恋。”杰夫说，“但我说：‘你必须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因为你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开始的几个月并不顺利，胡安厌倦了办公室政治，辞去了他在药品研究公司的工作，然后待在家里写一些关于环境问题的文章。不过这个决定很成功。“那之后，胡安变得更快乐了，并且开始有耐心和我爸爸打交道，”杰夫说，“事实上，他改变了我父亲对同性恋婚姻的看法。如今，我们都相处得很好，我爸爸开玩笑说他住在一个‘真正的男人窝’里。”
杰夫和胡安家庭生活模式的复杂和多变并不罕见：很少有人能让生活一直遵循一个固定的、可预测的模式到中年。事实上，个体在成年中期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多样性，因为不同的人选择的人生道路开始呈现多样化。在这一节中，我们关注的是个体在成年中期的个性和社会性发展。我们首先会考察这一时期的典型变化，还会探索发展心理学家对中年时期理解上存在的一些争议，包括现今媒体上经常报道的中年危机到底是真是假。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个体在中年时期所处的家庭联结是怎样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或使之彼此分离的，包括经营婚姻、离异、空巢和隔代教养。我们还会探讨家庭关系中阴暗但普遍存在的一面：家庭暴力。
这一节最后考察的是中年时期个体的工作和休闲。我们将探讨工作在个体生活中的作用将如何变化以及一些和工作相关的困难，比如工作倦怠和失业。这一节最后的部分是对中年个体休闲时间的讨论，这一问题在中年时期变得越来越重要。
人格发展
我的40岁生日可不好过。并不是说这天早晨醒来的感觉有什么不同，而是40岁这一年我开始意识到生命的有限和死亡的迫近。我曾经野心勃勃地幻想自己当上美国总统或某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但现在我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了。时间不再是我的朋友，而更像是我的对手。然而奇妙的是：过去我更关注未来，计划做这做那，但现在我开始感激眼前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审视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成就很满意。我开始关注那些进展顺利的事儿，而不是我所没有的东西。这种心态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产生的，而是在40岁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是在之前的几年里慢慢形成的。甚至现在，我也很难完全接受自己已经人到中年的事实。
正如这名男子所说，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中年的感觉并不好。在多数社会中，40岁毫无疑问已被认为进入了中年，并且还代表着这些人跨入了“中年危机”的行列。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当然，答案取决于你个人的观点。
关于成年人格发展的不同观点
学习目标8.7 解释成年中期人格发展的不同观点。
传统的人格发展观点认为，人们会经历一系列固定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都与年龄有着密切的联系。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危机，个体也会从中经历疑惑和心理混乱的紧张时期。这种观点是人格发展的常规危机模型的一个特征。常规危机模型（normative-crisis models）将人格发展看作是由连续且与年龄相关的危机组成的一系列阶段，例如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性理论预测人们在一生中将经历一系列阶段和危机。
有些评论家认为常规危机模型已经过时了。这种模型产生于社会角色相对僵化且单一的时期。传统观点认为男性应该工作养家，女性应该相夫教子。这些角色会在相对统一的年龄阶段表现出来。
如今，人们的角色和各阶段的起始年龄都非常多样化。有些人40岁才结婚生子，有些人则更晚，甚至还有些人根本不生孩子，他们会和同性或异性伴侣一起领养或放弃生育一个孩子。总的来说，社会的变迁开始让人们打破与年龄紧密相关的常规危机模型了（Fugate & Mitchell, 1997; Barnett & Hyde, 2001; Fraenkel, 2003）。
从社会工作者的视角看问题
人格发展的常规危机模型在哪些方面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
由于上述变化，如拉文娜·赫尔森（Ravenna Helson）等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生活事件模型（life events models），他们认为决定人格发展的不是年龄，而是特定的生活事件。一个21岁生了第一个孩子的女性可能和39岁时才生第一个孩子的女性拥有相同的心理压力。这两名女性虽然年龄不同，但都经历着相同的人格发展（Roberts, Helson, & Klohnen, 2002; Luhmann et al., 2013; Arnarson et al., 2016）。
常规危机模型和生活事件模型哪个能更准确地描绘成年期个体的人格发展情况呢？现在还无法得出肯定的答案。但有一点很清楚，即所有的发展心理学家都认为成年中期是心理持续且显著发展的时期。
埃里克森理论中的再生力对停滞阶段 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那样，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把成年中期描述为再生力对停滞（generativity-versus-stagnation）阶段。埃里克森认为，一个人的中年时期要么为家庭、社区、工作和社会做贡献，即埃里克森所称的再生力，要么进入停滞状态。具有再生力的人会努力引导和鼓励下一代的发展。人们通常可以通过养育孩子来获得再生力，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满足这种需要，如直接和年轻人一起工作，担任他们的导师，或者通过合作具有创造性、艺术性的作品来留下长期的贡献，从而满足其对再生力的需求。当个体能够通过他人看到自己生命的延续时，他对再生力的关注往往就会超越自我（Penningroth & Scott, 2012; Schoklitsch & Baumann, 2012; Wink & Staudinger, 2016）。
心理成长的缺乏会导致个体在这一时期的停滞。这类人把关注点集中在日常琐事中，觉得自己为社会做的贡献很少，存在的价值也很小。有些人仍在挣扎，试图寻找新的、可能更充实的职业，有些人则已经感到挫败并厌倦了。
埃里克森提出了关于人格发展的宽泛观点，但一些发展心理学家建议我们需要更精确地了解中年时期人格的变化。我们接下来将看到三个不同的理论。
建立在埃里克森的观点之上：韦兰特、古尔德和莱文森 韦兰特提出个体在45～55岁有一个重要的时期：“保持意义”对僵化，即除了寻找生命意义的精华所在，成年中期个体还会通过接受他们的优势和不足来寻找“保持意义”的感觉。尽管认识到世界是不完美的，他们还是会努力保卫自己的世界，并相对感到满足。例如本节开头所提到的那名中年人杰夫，他就对自己在生命中发现的意义而感到满足。无法保持生命意义的人就有变得僵化和日益与他人疏远的危险。
精神病学家罗杰·古尔德（Roger Gould）在1978年提出了与埃里克森和韦兰特的理论不同的一种看法，他认同人们会经历一系列阶段和潜在的危机，并提出成人将经历七个和特定年龄段相关的阶段（见表8-2）。古尔德认为，人们会在40岁左右时，因为意识到时间的有限而感到实现生命目标的紧迫性。对于生命是有限的这一事实的领悟，能使人们变得更加成熟。
表8-2 古尔德的七个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Transformations, by Gould, 1978,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古尔德的七个发展阶段是从一个相对较小的样本中提出来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自己的临床判断。事实上，他对不同阶段的描述受到了精神分析观点的很大影响，几乎没有得到具体研究的支持。
另一个不同于埃里克森理论的是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Daniel Levinson）所提出的生命季节（seasons of life）理论。莱文森（1986, 1992）对一组成年男性进行了集中访谈后，认为40岁出头是个体面临危机和转变的时期。他认为成年男性从成年早期，即大约从20岁开始，一直到中年时期，将经历一系列生命阶段，开始阶段的核心是离开家并加入成人世界。
然而，大约在40岁至45岁时，人们会进入莱文森所称的中年转变的阶段。这是一个充满质疑的时期，人们开始关注生命有限的本质，并质疑自己此前的一些基本假设。他们体验到了衰老的最初迹象，并将面对在死前仍无法实现自己所有目标这一现实。
在莱文森看来，这一评估很可能导致中年危机（midlife crisis），即个体不确定和优柔寡断的时期。面对生理上衰老的迹象，男性可能还会发现，即使以前那些自己最自豪的成就所带来的满足感，现在看起来也不像自己预期的那样多。他们可能试图找出哪里出了错，并寻找可以纠正过去错误的方法。中年危机是充满疑惑、痛苦和混乱的时期。
莱文森认为，大多数人都易受中年危机的影响。在接受这一观点之前，我们需要考虑莱文森的一些关键研究背景。第一，他最初的理论提出是基于40岁男性的数据，女性的数据是在几年后才补上的，而且样本量也较少。第二，莱文森夸大了自己所找的模型的稳定性和普遍性。事实上，普遍中年危机的理论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McFadden & Rawson Swan, 2012; Cousins, 2013; Thorpe et al., 2014）。
中年危机：现实还是虚构 莱文森模型的核心是有关中年危机的概念，他假设中年危机是在40岁出头时发生的、以强烈的心理混乱为标志的时期。这个概念自身具有一定的生活含义：美国社会普遍认为40多岁是个体重要的心理转变时期。
这种看法缺乏证据的支持。大多数研究显示，多数人会相对轻松地度过中年时期。绝大部分人认为中年时期还是得到回报的时期。如果他们是父母，那他们对孩子的抚养已经基本结束，在某些家庭中，孩子已经离开了家，这给了父母重新点燃他们亲密感的机会。很多人发现他们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而且对生活感到很满意。他们开始关注眼前，最大限度地参与和投入家庭、朋友和其他一些社交圈。那些对自己之前的生命历程感到后悔的人会希望改变方向，而这些成功得以改变的人通常会收获心理上的满足。而且，大多数进入中年期的个体觉得自己比实际年轻（Wethington, Cooper, & Holmes, 1997; Stewart & Vandewater, 1999; Willis, Martin, & Rocke, 2010）。
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人们都会经历“中年危机”，但这种观点仍然普遍存在。为什么这个观点会如此流行？
此外，一个人对自己年龄的感觉与其健康状况有关。那些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更小的人更不容易死亡（见图8-6）。换句话说，感觉自己更年轻的人在8年内死亡的概率更低（Miche et al., 2014; Rippon & Steptoe, 2015）。
图8-6 自我感觉年轻与死亡率的关系
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小的人更容易长寿。
资料来源：Rippon & Steptoe, 2015.
简言之，“不可避免的中年危机”的证据远没有之前讨论过的“暴风雨般的青春期”的证据那么有说服力。然而，有关中年危机的观点仍然成了一种“常识”，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是个体在中年时期的混乱会更明显，且更容易被看见的人记住。一个40岁的男人离了婚，把稳重的福特旅行车换成了红色敞篷车，还和一个比他年纪小很多的女人再婚，看起来会比另一个还维持着与原配的婚姻并保留福特汽车的幸福已婚男子要显眼很多。我们更可能关注和联想到中年个体婚姻的不幸而不是幸福的一面。就这样，虚构、混乱又普遍的中年危机的说法一直流传开来。对大多数人来说，中年危机更多的是一种虚幻而不是现实。其实大部分人的中年时期很少会有什么改变，而且在一些文化下，中年甚至不会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生命阶段（见“文化维度”专栏）。
文化维度中年时期：在某些文化中并不存在
没有中年这样一段时期。
如果我们看到印度奥里亚人文化下女性的生活，就会得出以上的结论。发展人类学家理查德·施韦德（Richard Shweder）对种姓等级较高的印度女性如何看待衰老过程进行了研究，发现她们根本不存在中年时期。这些女性看待她们的生命进程并不是基于实际年龄，而是基于特定时间内自己的社会责任性质、家庭管理问题及道德感而定的（Shweder, 1998, 2003）。
奥里亚女性的衰老模型围绕着两个阶段：在父母家和在婆家的生活。这两个生活阶段在包办婚姻、多代大家族组成的奥里亚家庭生活中具有一定的意义。婚后，丈夫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妻子则要搬到婆家。结婚就意味着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她将由某人的女儿转变为一个儿媳。
这种从女儿到儿媳的转变通常发生在18～20岁，但是，实际年龄并不能划分奥里亚女性的生活阶段，月经初潮或是停经这种生理上的改变也不能作为划分标准。相反，从女儿到儿媳的这种社会责任的显著转变，才是她们生活阶段的分水岭。例如，女性需要把关注点从父母转移到公婆身上，而且她们必须开始性生活，来为丈夫传宗接代。
或许许多人会认为这些印度女性的生活是极其不自由的，因为多数情况下，她们都不能外出工作。但她们自己并不这么看。实际上，在奥里亚文化中，家庭事务很受人尊敬也很有价值。此外，奥里亚女性认为她们比必须在外工作的男性更有文化和教养。
独立的中年时期这一观点明显是文化的产物。事实上，不同文化对特定年龄阶段的划分有着显著的差异。
人格的稳定与变化
学习目标8.8 分析人格在一生当中是稳定的还是变化的。
53岁的哈里·享尼西是一家投资银行的副总裁，他觉得自己的内心仍然像个孩子。很多成年人都赞同这种想法。尽管多数人常说自己自青春期后改变了很多，而且大部分是向好的方向改变，但很多人仍感觉自己现在的基本人格特质和年轻时非常相似。
人格在一生中是保持稳定还是会有所变化？这是研究成年中期人格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埃里克森和莱文森等人明确指出，人格会随时间的发展产生巨大变化。埃里克森的阶段论和莱文森的生命季节理论都描述了变化的固定模式。这些改变可能是可预测的，与年龄相关并确实存在。
然而，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指出，至少在个人特质上，人格还是非常稳定的，并会贯穿人的一生。发展心理学家保罗·科斯塔（Paul Costa）和罗伯特·麦克雷（Robert McCrae）发现，特定特质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见图8-7）。20岁时好脾气的人，75岁时仍然是好脾气；25岁时充满感情的人，50岁时仍然充满慈爱；26岁时个性紊乱的人，到60岁时仍然如此。类似地，借由30岁时的自我概念可以很好地预测80岁时的自我概念。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特质是非常稳定的（Terracciano, McCrae, & Costa, 2009; Mottus, Johnson, & Deary, 2012; Curtis, Windsor, & Soubelet, 2015）。
图8-7 人格的稳定性
根据科斯塔和麦克雷的观点，个体的诸如神经质、外向性和开放性等基本人格特质在整个成人阶段都保持稳定和一致。
资料来源：Costa & McCrae, 1989, p.148.
“大五”人格特质的稳定性和变化性 关于“大五”人格特质的研究有很多，因为它们代表了最主要的人格特质，即包括以下五个特质：
· 神经质（nueroticism），个体情绪化、焦虑和自责的程度。
· 外向性（extraversion），个体外向或害羞的程度。
· 开放性（openness），个体对新异事物的好奇心和兴趣水平。
· 宜人性（agreeableness），个体是否好相处，是否乐于助人。
· 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个体使事情有组织性和对其责任感的程度。
大部分研究都发现，“大五”人格特质在30岁后会保持相对稳定，但是某些特质仍会有一些变化。具体来说，神经质、外向性和开放性相对成年早期来说有一定的下降，宜人性和尽责性则有上升的倾向，而且该结果还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不过基本的模式在整个成人阶段都会保持稳定（Mc-Crae & Costa, 2003; Srivastava, John, & Gosling, 2003; Renner, 2010; Hahn, Gottschling, & Spinath, 2012）。
有关人格特质保持稳定的证据是否与以埃里克森、古尔德和莱文森为代表的人格变化理论相冲突？并不完全如此，冲突之处实际上并没有看起来那样明显。
个体的基本人格特质的确在整个成人时期都具有连贯性，但也较容易发生变化，因为成人的生活充满了家庭、职业甚至经济上的各种重要变动。衰老引起的生理变化、疾病、所爱之人的死亡和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生命的有限都会刺激个体很大程度上改变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Krueger & Heckhausen, 1993; Robert, Walton, & Viechtbauer, 2006）。
同样支持这一观点的，是以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个体为研究对象的新研究，该研究发现从大学时期开始的人格特质的变化会一直延伸到成年期。
毕生的幸福感 假设你在威力球乐透彩中了大奖，你会变成更快乐的人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答案是否定的。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成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或整体幸福感在一生中都保持稳定，甚至中彩票也只能暂时地增加主观幸福感，一年后，人们的幸福感又会恢复到中彩票前的水平（Diener, 2000; Stone et al., 2010）。
主观幸福感的稳定性显示出多数人都有一个幸福感的“设定点”（set point），即使生活起伏波动，幸福感也会保持稳定的水平。尽管特定事件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提升或降低一个人的情绪水平，比如一次杰出的工作评价或者失业，但人们最终会恢复到自己的一般水平。
此外，幸福感的设定点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在某些情况下，设定点会因受到离婚、伴侣死亡、失业和残疾等特殊生活事件的影响而发生改变。而且，个体对生活事件的适应能力也有所不同（Lucas, 2007; Diener, Lucas, & Scollon, 2009）。
大多数人的幸福设定点看起来都比较高。3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只有10%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很幸福”，而大多数人都说自己“很幸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所得的调查结果都类似。男性和女性对幸福程度的评估结果是一样的，非裔美国人评估自己“非常快乐”的程度只比白人低一点。不管经济状况如何、来自哪个社区或哪个国家，全世界人的幸福感水平都类似（Diener, 2000; Diener, Oishi, & Lucas, 2003; Kahneman et al., 2006; Delle Fave et al., 2013）。所以结论就是：钱买不到幸福。
关系：中年时期的家庭
对凯茜和鲍勃来说，将儿子乔恩送进大学是家庭生活中的一个震撼性的新体验。到美国的另一端上大学并不真正意味着他会离开家，这本来并没有让他们觉得会给家里带来什么改变，直到儿子和他们道别并留在了新校园，他们才感受到很大的痛苦。像所有父母一样，凯茜和鲍勃很担心儿子，并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失落，他们最基本的工作——抚养儿子已完成了。现在乔恩已经长大了，开始万事靠自己。这个想法让他们充满了骄傲和对儿子未来的期待，但也充满了伤感。他们会想念乔恩的。
在许多文化中，往往几代人一生都生活在一个家庭里，这些传统大家庭的成员在中年时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但在西方文化中，家庭动态在中年时期的变化非常显著。对夫妇来说，这主要是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当然他们和其他成员的关系也有变化。在21世纪的西方文化中，中年时期是一个角色变化的阶段，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组合和排列。我们首先来看这一时期中婚姻的发展及变化，然后关注当今家庭生活中的其他几种家庭形式（Kaslow, 2001）。
婚姻和离异
学习目标8.9 描述成年中期典型的婚姻模式以及离婚。
50年前，中年对多数人来说都是大同小异的，男人和女人在成年早期结婚，到中年仍然和原配在一起。而在人们普遍寿命不长的20世纪初，40岁的人通常都是已婚，但不一定就是和原配在一起，因为原配通常已经去世了，所以中年时人们很可能正值步入第二次婚姻。
如今，情况又有所不同，而且变得非常多样化。很多人在中年时仍然单身，而且从未结过婚。单身的人可能独自生活，也可能和伴侣在一起。对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来说，虽然婚姻不一定会成为必然选择，但他们仍然很可能会长期和伴侣保持亲密关系。在异性恋中，一些人离婚后可能会独自生活也可能会再婚。很多人的婚姻会以离婚告终，很多家庭又“重组”成新的家庭，成员包含自己的亲生孩子和再婚配偶前一次婚姻中的孩子。很多夫妇仍会一起生活40～50年，这其中一大段时间就处于中年期。有些人的中年期是婚姻幸福感处于最高峰的时期。
婚姻的起伏波动 即使幸福的婚姻也有起伏波动，个体在整个婚姻历程中对婚姻的满意度会有上升下降。多数研究显示，婚姻的满意度呈U形曲线（Figley, 1973）。具体地说，婚姻满意度会在结婚后开始下降，一直下降到孩子出生并达到最低点（见图8-8）。在该点之后，满意度开始上升，最终会恢复到与结婚初期相同的水平（Gorchoff, John, & Helson, 2008; Medina, Lederhos, & Lillis, 2009; Stroope, McFarland, & Uecker, 2015）。
图8-8 夫妇在不同阶段的婚姻满意度
对很多夫妇来说，婚姻满意度呈U形，先下降后上升。具体来说，婚姻满意度是在孩子出生后开始下降，但在最小的孩子也离开家后回升，最终达到与婚姻刚开始时相同的水平。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满意度模式？
资料来源：Rollins & Cannon, 1974.
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对U形曲线提出了质疑。该研究结果显示，在毕生发展的过程中，婚姻满意度是持续下降的（Umberson et al., 2006; Liu, Elliott, & Umberson, 2010）。
这一分歧的原因尚不明确，可能是个体的人格差异导致了结果的不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年夫妻有很多婚姻满意度的来源。一般情况下，男性和女性都会喜欢自己配偶那样的人，并认为他们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夫妻双方还把婚姻视为需要长期忠诚和追求一致目标的过程。最后，大多数人还感觉他们的配偶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有趣了（Schmitt, Kliegel, & Shapiro, 2007; Landis et al., 2013）。
性生活满意度和婚姻整体满意度相关。性生活满意度与夫妻多久进行一次性生活无关，而与夫妻性生活是否和谐有关（Spence, 1997; Litzinger & Gordon, 2005; Butzer & Campbell, 2008）。
幸福的婚姻并没有“秘诀”，但有一些应对机制能够提高夫妻的幸福水平。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四点（Orbuch, 2009; Bernstein, 2010; Williams, 2016）：
· 保持现实的期望。幸福的夫妻明白，他们的伴侣会有一些让自己不那么喜欢的地方，并且他们能够接受伴侣在某些情况下做出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事情。
· 关注积极的方面。想想伴侣身上那些他们欣赏的优点，能够帮助其接受伴侣的缺点。
· 妥协。拥有幸福婚姻的伴侣知道，他们不必每次争论都占得上风，这又不是比赛。
· 拒绝冷暴力。他们会让伴侣知道有些事情让他们感到了不快，但他们不会指责对方，相反，他们会在双方都很冷静的时候再沟通。
离婚 结婚才一年，路易丝就明白他们的婚姻注定会失败。汤姆从不听她说话，不问问她一天过得怎么样，也从不做家务。他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其他人的存在。但23年后，她才鼓起勇气告诉丈夫她想要离婚。丈夫的回答很随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对我来说没有差别。”一开始，她以事情很顺利来安慰自己，但随后就感觉遭到了背叛和愚弄。这段婚姻带来的所有苦恼和痛苦，以及他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毫无意义。“为什么我们从没面对过现实？”她想知道。
即使整体的离婚率在近几年都有所下降，但实际上中年夫妇的离婚率却上升了（见图8-9）。第一次婚姻中的女性有1/8会在40岁后离婚（Enright, 2004; Brown & Lin, 2012; Thomas, 2012）。
图8-9 逐渐上升的成年中期离婚率
在过去的50年，离婚率和离婚人数都显著上升，而且根据预测，这种上升趋势会一直持续。
资料来源：Brown & Lin, 2012, Figure 1.
导致离婚的原因有很多。其一，中年期人们在一起的时间比年轻时在一起的时间要少很多。尤其在崇尚个体主义的国家，个人更关注自身的快乐。如果婚姻不能带来快乐，也许离婚能提升他们的幸福感。离婚相对于过去也更容易被接受，而且离婚的法律障碍和大多数情况下的经济成本都不大。其二，随着女性的机遇越来越多，妻子们不管是情感上还是经济上都更少依赖自己的丈夫了（Fincham, 2003; Brown & Lin, 2012; Canham et al., 2014）。
其三，可能是浪漫和激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减退了，没有激情往往会成为人们离婚的重要理由。其四，因为现在大部分夫妻会同时处在职场，这无疑会带来更大的压力，从而使婚姻生活极度紧张，毕竟曾经直接花在家庭和婚姻关系上的精力，现在都用在工作或其他家庭之外的义务上了（Macionis, 2001; Tsapelas, Aron, & Orbuch, 2009）。
其五，对伴侣不忠，即与第三者发生性关系，也是导致离婚的原因。一项调查发现，不足35岁的人群中，20%的男性和15%的女性承认他们曾对伴侣不忠，12%的男性和7%的女性承认近一年中与第三者发生过性关系（Atkins & Furrow, 2008; Steiner et al., 2015）。但数据的可信度备受质疑——这些人既然能对自己的伴侣撒谎，又怎么会对数据调查人员诚实呢？
不论原因是什么，中年时期的离婚都意味着非常艰难的生活，尤其对于一直充当母亲的角色、在外没有实质性工作的女性来说。她们可能会受到年龄歧视，因为即使那些要求最低的工作都更愿意选择年轻人。这些离婚后的女性可能缺少职业训练和资源，又缺乏突出的工作能力，也就很可能一直都找不到工作（McDaniel & Coleman, 2003; Williams & Dunne-Bryant, 2006; Hilton & Anderson, 2009）。
但是很多中年离婚的人最终都能幸福，尤其是女性，她们更容易发展出新的、独立的自我认同，这也是离婚的一个积极结果。中年离婚的男性和女性很可能形成新的关系，而且他们一般都会再婚（Enright, 2004）。
再婚 75%～80%离婚的人最终都会再次结婚，而且一般是在2～5年内。他们往往会和那些同样离过婚的人结婚，因为对方也单身，并且拥有类似的经历（Pew Research Center, 2014a）。
虽然再婚率普遍较高，但某些人群的再婚率远远高于其他群体。比如，女性再婚要比男性难，尤其是较为年长的女性。90%的25岁以下的离婚女性会再婚，而只有不到1/3的40岁以上的女性会再婚（Bumpass, Sweet, & Martin, 1990; Besharov & West, 2002）。
这种年龄上的差异来源于之前讨论过的婚姻梯度：社会规范鼓励男性娶比自己年轻、矮小，社会地位更低的女性。女性年纪越大，社会规范认可的、可供选择的男性就越少，因为和她们年龄相匹配的男性可能都在找更年轻的女性。社会在男、女性外在吸引力上采取的双重标准也成为女性的劣势。年龄较大的女性可能会被认为没有吸引力，而年长的男性则被看作是“杰出的”和“成熟的”（Bernard, 1982; Buss, 2003; Doyle, 2004b）。
有很多原因使再婚比保持单身更吸引人。再婚的人可以避免离婚带来的负面社会结果。虽然已经进入21世纪，离婚变得很普遍，但人们对离婚仍然存在一定的偏见。此外，比起那些已婚的人，离婚的人整体上报告了更低的生活满意度（Lucas, 2005）。
离婚的人会怀念婚姻所能提供的那种伴侣关系，尤其是男性报告说会感到孤独，并且人们在离婚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问题。婚姻还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如一起分担房子的花销以及夫妻互保的医疗保险（Ross, Microwsky, & Goldsteen, 1991; Stewart et al., 1997）。
第二次婚姻和第一次婚姻会有所不同。较为年长的夫妇在对婚姻的预期上会显得更成熟且现实。相对于年轻夫妇来说，他们不那么追求浪漫，并且更加谨慎，而且在角色和职责上更加灵活，在做家务、杂事以及做决策时地位更加平等（Mirecki et al., 2013）。
大约75%的离婚个体会在2～5年内再婚。
不幸的是，这些都不能保证第二次婚姻的持久。甚至第二次婚姻的离婚率比第一次的还要稍微高一点。原因之一可能是，第二次婚姻中会有一些第一次婚姻中没有的压力，比如不同家庭的混合。原因之二可能是经历并熬过第一次离异后，配偶们之间或许不再那么忠诚，并为走出第二个不快乐的婚姻做好了更多的准备。原因之三可能是他们自身也有一些个性和情绪特质，使他们不好相处（Cherlin, 1993; Warshak, 2000; Coleman, Ganong, & Weaver, 2001）。
虽然第二次婚姻的离婚率很高，但很多人的再婚也很成功。在这些情况中，再婚夫妇报告的满意度水平和初婚夫妇的一样高（Bird & Melville, 1994; Michaels, 2006; Ayalon & Koren, 2015）。
家庭变化
学习目标8.10 分析成年中期个体家庭模式变化的影响和意义。
对很多父母来说，中年时期一个主要的转变就是和去上大学、结婚、参军或远离家庭去工作的孩子分离。即使那些较晚才当父母的人也会面临这样的转变，因为中年期会持续将近25年。正如我们看到的凯西和鲍勃的故事，和孩子分离是很痛苦的过程，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空巢综合征（empty nest syndrome），即一些家长在孩子离开后体验到不快乐、担忧、孤独和抑郁的感受（Lauer & Lauer, 1999; Erickson, Martinengo, & Hill, 2010）。
很多父母报告说自己需要对生活做一些大的调整。对那些待在家里的母亲来说，这种转变更加痛苦。传统的家庭主妇此前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这时她们就会面临极大的挑战。
虽然转变会很艰难，但是父母们发现这个转变也有积极的方面。即使是家庭主妇也都发现，孩子离开后，她们开始有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兴趣了，如参加社区或娱乐活动等，而且她们很乐意能拥有工作或重返学校的机会。调查显示，很多女性都承认做母亲没有以前那样简单了，这样的女性可能现在会觉得终于从一系列艰难的职责中解脱出来了（Heubuch, 1997; Morfei et al., 2004; Chen, Yang, & Dale Aagard, 2012）。
虽然失落感很普遍，但研究表明，这种失落和沮丧的感觉只是短暂的，对那些在外工作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Crowley, Hayslip, & Hobdy, 2003; Kadam, 2014）。
实际上，孩子离开家有很多显而易见的好处。比如配偶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彼此身上了；已婚或未婚的人都能更投入地工作，而不用再担心要辅导孩子的功课以及和孩子共用汽车了；房子可以保持得更加整洁，电话铃响的次数也少了（Gorchoff, John, & Helson, 2008）。
多数有关空巢综合征的研究都集中于女性。由于男性传统上较少参与养育孩子，所以一般来说男性更容易接受这种转变。不过也有研究显示，男性同样会因孩子离开而感到失落，但是他们的感受可能和女性不同。
一项研究发现，虽然大多数父亲对孩子的离开感到开心或没感觉，但约有1/4的父亲会感到不开心（Lewis, Freneau, & Roberts, 1979）。这些父亲会强调自己错失了可以为孩子做很多事的机会。一些父亲则懊恼他们太忙了，以至于没法或没有充分地养育和照顾孩子。
孩子离开家后，一些父母成了“直升机式父母”，遥控干预孩子的生活。直升机式父母的明显表现就是会干预孩子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会向教职人员抱怨孩子成绩差，或想方设法让孩子选某些课程。有时，这种情况会一直延续到工作之后，有些雇主曾抱怨应聘者的父母会给人事部门打电话，吹嘘自己的孩子。
尽管数据显示直升机式父母并不占多数，但其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一项包括799名雇主的调查发现，1/3的雇主表示接到过父母代投的简历，有时他们的孩子甚至不知道这件事。1/4的雇主表示曾有父母联系过他们，劝说雇主录用自己的孩子。当孩子得到工作后，有些父母甚至会帮助孩子完成工作任务（Gardner, 2007; Ludden, 2012; Frey & Tatum, 2016）。
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孩子离开家后，父母都能够放手，但在许多家庭中，孩子可能并不会永远地离开家。我们接下来就会讨论“飞去来器般的孩子”，他们正慢慢返回，并重新填满空巢。
飞去来器般的孩子：重填空巢 卡萝尔不知道该拿她23岁的儿子罗布怎么办。自从两年多前大学毕业后他就一直待在家里，而她另外6个较大的孩子通常只回家待几个月就走。
“我问过他：‘为什么不搬出去和你的朋友们住？’”卡萝尔说。罗布也准备好了答案：“他们也都住在家里。”
卡萝尔家的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在美国，很多年轻人都会重返家中，和自己中年的父母住在一起。
这些所谓飞去来器般的孩子（boomerang children），主要是因为经济状况而回到家中的，俗称啃老族。现在的经济状况下，很多毕业生都无法找到工作，还有一些虽然找到了工作，但赚的钱根本无法糊口。还有些孩子是在离婚后重回家里的。总体来说，接近1/3的25～34岁的人正与父母住在一起。在一些欧洲国家，这个比例更高（Roberts, 2009; Parker, 2012）。
大约50%的飞去来器般的孩子会给父母租金，让父母有所收益。这种安排也不会影响家庭内部的成员关系：50%的人表示没有变化，有些甚至表示这比单独居住好（见图8-10）。只有1/4的飞去来器般的孩子表示重填空巢使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恶化了（Parker, 2012）。
图8-10 飞去来器般的孩子和父母的关系
飞去来器般的孩子与父母关系很好、不好和没有变化的比例。
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2012.
三明治一代：夹在孩子和父母之间 在孩子离开家，或像飞去来器那样返回家的同时，很多中年人还面临着另一个挑战：照顾年老的父母。三明治一代（sandwich generation）指的是那些夹在孩子和父母中间的中年人，上下老小都需要他们的关照（Riley & Bowen, 2005; Grundy & Hebretta, 2006; Chassin et al., 2009）。
三明治一代是因一系列趋势的汇集而产生的比较新的现象。首先，人们越来越晚结婚，生孩子的年龄也越来越晚。同时，人们也越来越长寿。因此大部分中年人可能既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又要抚养年幼的孩子。
从心理角度上来说，照顾年老的父母很棘手。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年人和他们的父母出现了角色对换，孩子开始更像父母，而父母变得越来越不独立。我们之后会讨论，曾很独立的人年老之后，可能会怨恨和抗拒孩子的帮助，因为他们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几乎所有单独生活的老人都说他们不希望和孩子们住在一起（Commonwealth Fund Commission on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1986; Merrill, 1997）。
和父母住在一起的中年人能在生活上为父母提供许多帮助。他们可能为退休金不够用的父母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还能帮忙做家务，例如在春天时移除风窗或在冬天时铲雪。
在一些情况下，年老的父母可能会住在孩子的家里。人口调查结果显示，三代及以上的多代家庭是所有家庭模式中增长最快的一种，其增长率在1990年到2000年期间高达33%，占所有家庭种类的4%（Navarro, 2006）。
多代家庭的情况往往比较复杂。一般来说，长大成年的孩子要对整个家庭负责了。他们和父母都要做出调整并在做决策时找到共同点。年老的父母可能很不适应自己对孩子的依赖，而对孩子来说，这个适应的过程也很痛苦。年轻一代和年老的一代都有可能产生抵触情绪。
在很多情况下，夫妻双方并不是平等分担照料家庭的责任的，人们往往认为女性需要多负担一些。即使丈夫和妻子都在外工作，妻子也会更多地参与日复一日的照料，甚至对自己的公婆也是如此（Soldo, 1996; Putney & Bengtson, 2001）。
文化也会影响看护者怎样看待自己的角色。亚洲文化的成员更注重集体主义，更有可能会把照料看作一种传统而正常的职责。与此相反，个体主义文化中的成员可能觉得家庭纽带并不是很重要，并且把照顾老人看成负担（Kim & Lee, 2003; Ron, 2014; Kiilo, Kasearu, & Kutsar, 2016）。
虽然作为夹在两代之间的三明治一代会有负担，但是和父母一起生活能拓展照料孩子的资源，其回报也是很重要的。中年子女和老年家长之间的心理联结会持续增强，双方都会以更现实的态度来看待彼此。他们可能会更亲密，更能包容对方的不足，并且更加感激对方的付出（Vincent, Phillipson, & Downs, 2006）。
成为祖父母 当她最大的儿子和儿媳有了第一个孩子时，利娅真不敢相信，54岁的她做了祖母！她一直都在告诉自己她很年轻，不可能成为任何人的祖母。
成年中期，个体往往会遇到一个毋庸置疑的年老的标志：成为祖父母。对某些人来说，这个新角色可能是他们已经期盼了很久的。他们可能很喜欢小孩子的那种活力和激情，甚至会主动提出当祖父母的要求，他们可能把为人祖父母看作是生命自然进程的下一个阶段。另一些人则不喜欢当祖父母，他们认为这是衰老的标志。
一般来说，祖父母可以分为几种类型。卷入型（involved）祖父母会积极地参与并影响孙辈的生活，他们对孙辈们的行为表现有明确的期盼。卷入型祖父母在退休后会帮助自己在外工作的儿女照顾孙辈（Mueller, Wilhelm, & Elder, 2002; Fergusson, Maughan, & Golding, 2008; Mansson, 2013）。
同伴型（companionate）祖父母比较轻松。他们往往扮演着一个支持者或伙伴的角色，而不是承担对孙辈的责任。这类祖父母经常给孙辈们打电话、带他们度假或者邀请他们到家里来，也会去儿孙辈家里拜访。
最后，最冷漠的就是疏远型（remote）祖父母。这类祖父母对孙辈们很不感兴趣，甚至疏远他们并表现得很冷漠。举例来说，疏远型祖父母几乎不去看自己的孙辈，并且可能在看见时还会抱怨他们幼稚。
人们乐于成为祖父母的程度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一般来说，祖母比祖父更乐意成为祖母并能体验到更多的满意感，尤其是在祖孙间有较多的互动时更是如此（Smith, 1995; Smith & Drew, 2002）。
非裔美国人相比于白人来说更容易成为卷入型祖父母。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多代家庭在非裔美国人中比在白人中更加普遍。此外，非裔美国人的家庭较容易由家长一方掌管，因此他们通常需要祖父母来帮助日常照看孩子，而且他们的文化标准倾向于支持祖父母在抚育下一代时起到积极的作用（Stevenson, Henderson, & Baugh, 2007; Keene, Prokos, & Held, 2012; Bertera & Crewe, 2013; Cox & Miner, 2014）。
家庭暴力：隐蔽的流行病
学习目标8.11 描述美国家庭暴力的产生原因和特点。
家庭暴力在美国堪称流行病，约1/4的婚姻中都存在家庭暴力（见图8-11）。近10年被杀的女性中，超过一半都是被配偶所杀。21%～34%的女性会至少一次被亲密伴侣（包括现任或前任配偶、男女朋友）扇、踢、掐、威胁或用武器攻击过，还有不少施暴者是受害者的直系亲属（包括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实际上，美国近15%的婚姻中都持续地充斥着严重的暴力行为。另外，很多女性可能会成为包括言语和情感虐待在内的心理虐待的受害者。家庭暴力也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据估计，全球有1/3的女性在生活中遭受过严重的暴力（Walker, 1999; Garcia-Moreno et al., 2005）。
图8-11 2003—2012年暴力侵犯案件中受害者与罪犯的关系
资料来源：Truman & Morgan, 2014.
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均无法避免配偶虐待的发生。暴力发生在各个社会阶层、种族、民族以及各种不同信仰的人群之中。同性恋和异性恋伴侣都有可能成为施暴者。暴力还会在不同性别间发生：虽然多数情况下丈夫是施暴者，但在约8%的情况中，妻子也会对丈夫进行身体攻击（Harway, 2000; Cameron, 2003; Dixon & Browne, 2003）。
一些特定的因素会增加虐待发生的可能性。对配偶的虐待更可能发生在经济紧张、言语攻击普遍的大家庭中。那些自己就在暴力环境中长大的丈夫或妻子，自己也更有可能出现暴力行为（Straus & Yodanis, 1996; Ehrensaft, Cohen, & Brown, 2003; Lackey, 2003）。
导致家庭处于暴力危险中的因素和另一种家庭暴力形式——儿童虐待的相关因素非常相似。儿童虐待在高压力环境、低社会经济水平、单亲家庭以及紧张的婚姻矛盾下发生的频率更高。有4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有较高的虐待发生比例，而那些年薪在15 000美元以下的家庭发生虐待的概率是较高收入家庭的7倍。但并不是所有虐待形式都发生在贫困家庭中。乱伦更可能在富裕家庭中发生（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1996; Cox, Kotch, & Everson, 2003）。
配偶虐待的各个阶段 由丈夫实施的婚姻暴力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Walker, 1999）。在最初的紧张气氛建立阶段（tensionbuilding stage）中，暴力者开始变得不安并通过言语攻击表示不满（见图8-12）。他可能还会进行一些身体攻击，如推或猛抓。妻子可能会拼命阻止正在逼近的暴力，并试图安抚伴侣或逃离这种处境。这种行为也许只会激怒丈夫，使他察觉到妻子的弱势。她的努力逃离可能会增加丈夫施暴的危险性。
图8-12 暴力的阶段
资料来源：Walker, 1979, 1984; Gondolf, 1985.
下一个阶段是激烈的殴打事件（acute batterring incident）。身体攻击会真实发生，持续时间从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妻子可能被撞到墙上、被勒、被扇、被拳打脚踢以及踩踏。她们的手臂可能会被扭伤或骨折，她们也可能被猛烈摇晃、被从一段楼梯上推下去，或被香烟及滚烫的液体烫伤。大约1/4的妻子被迫发生过性行为，其形式与性侵犯和强奸相同。
最后，在一些情况中，事件终止于爱的忏悔阶段（loving contrition stage）。在这个阶段，丈夫会感到懊悔，并为自己的行为道歉。他可能会第一时间为妻子提供急救措施并表示深刻的同情，同时向妻子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使用暴力。由于妻子可能觉得自己也有一部分错误，因此会接受道歉并原谅丈夫，而且愿意相信攻击事件不会再出现。
爱的忏悔阶段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妻子仍然和暴力的丈夫在一起生活并继续成为受害者。她们极其希望保持婚姻的完整，并相信自己再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一些妻子甚至还有一种模糊的错觉，即自己也应当为虐待行为的发生负责。在另一些情况中，妻子则会担心即便自己离开后丈夫也会纠缠不休，因此无法决心脱身。
暴力的循环 有些妻子仍然会和施暴者生活在一起，是因为她们和丈夫一样，在童年就习得了“暴力是一种可接受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观念。
虐待自己配偶和孩子的个体通常自己也是暴力的受害者。根据暴力循环假说，被虐待和忽视的儿童长大成人后也会有暴力倾向。就社会学习理论来看，暴力循环假说意味着家庭暴力将一代接一代地永远持续下去。会虐待自己妻子的丈夫通常在儿童时期就曾目击过父母虐待配偶，就像会虐待自己孩子的家长往往自己小时候就是虐待的受害者一样（Serbin & Karp, 2004; Renner & Slack, 2006; Whiting et al., 2009; Eriksson & Mazerolle, 2015）。
从医疗保健工作者的视角看问题
如何结束暴力的循环？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来阻止一个曾被虐待的儿童长大后成为虐待者？
并不是所有在暴力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成人后都会变成施暴者。只有1/3被虐待和忽视的儿童在长大成人后会虐待自己的孩子，而2/3的被虐者成人后并不会虐待自己的孩子。暴力循环假说并不能预测所有的虐待行为（Jacobson & Gottman, 1998）。
无论是什么导致的暴力，都有方法可以尝试解决，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会虐待自己配偶和孩子的家长通常自己小的时候也是暴力的受害者，这反映出暴力的循环。
配偶虐待和社会：暴力的文化根源 陈东禄把妻子打死后，他被判了二级谋杀罪，缓期5年执行。他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但宣称是因为妻子对他不忠。他的律师也是位人类学家，在法庭上辩解称，可能是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导致了他认为可以以暴力反击妻子的不忠。
李方是一名老挝移民，他在拐骗了一名16岁的少女后，却被宣告其绑架、性侵和威胁的罪名不成立。在审判中，他的律师辩解称，“偷新娘”在老挝是一种传统习俗。
两个案件都是在美国进行审判的。在这两个案件中，律师都宣称被告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在某些亚洲文化中，对女性使用暴力是很常见的，甚至还会得到社会的默许。陪审团在审判时显然会把这种“文化辩护”的正当性考虑在内（Findlen, 1990）。
虽然婚姻暴力和侵犯通常看起来是北美特有的现象，但也有另一些文化认为暴力行为是可接受的（Rao, 1997）。在男尊女卑或只把女性当作一种财产的文化中，殴打妻子尤其普遍。
在西方社会，殴打妻子曾经也是可接受的。“英国普通法”（English Common Law）允许丈夫殴打自己的妻子，该法也是美国法制体系建立的基础。在19世纪初期，该法被调整为只允许特定类型的殴打，特别是丈夫不能用比自己拇指粗的棍棒殴打妻子，这也是短语“拇指规则”的起源。直到19世纪晚期，美国才摒弃这项条律（Davidson, 1977）。
对此，一些暴力行为专家指出，殴打妻子如此常见的根本原因来自传统的男女权利结构。他们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地位差异越大，虐待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暴力行为专家们查阅了一项针对男性和女性在法律、政治、教育以及经济等方面所扮演角色的研究，以及对美国不同州的暴力行为数据的比较（见“成为发展心理学知识的明智运用者”专栏）。专家们发现，和其他地区相比，虐待行为更可能发生在女性地位特别低或特别高的州。显然，地位低下的女性很容易成为施暴对象，但比较令人意外的是，女性处在较高地位时丈夫也更有可能采取暴力行为，因为丈夫可能觉得因此受到了威胁（Dutton, 1994; Vandello & Cohen, 2003; Banks, 2016）。
成为发展心理学知识的明智运用者如何应对配偶的虐待
配偶虐待在所有婚姻中的发生率达25%。国家提供的资金远不能解决问题，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还远远不够。实际上，一些心理学家提出，由于某些原因，社会多年来都低估了配偶虐待的问题，以致阻碍了社会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不过仍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遭配偶虐待的受害者（Browne, 1993; Koss et al., 1993）。
· 让夫妻双方明白最基本的前提：在任何情况下，以暴力解决争论的方法都不可取。
· 报警。包括来自配偶在内的攻击都是违法的。虽然人们可能不希望法律和警察介入自己的问题，但报警是一个现实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法官还可以发出禁令，要求暴力的丈夫远离妻子。
· 要明白，配偶的忏悔不论有多真诚动人，都不影响他未来继续施暴。即使丈夫显示出爱的忏悔，并发誓再也不会施暴，这种许诺都绝对无法保证他未来不会再出现虐待行为。
· 暴力受害者要找到安全的避难所。一些相关部门会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主妇和孩子们提供避难所。避难所的管理人会保守秘密，不会让施暴者找到你。
· 如果你感觉和暴虐的伴侣在一起很危险，就可以从法官处寻求禁令。禁令会禁止配偶接近你，否则他就会受到处罚。
工作和休闲
享受每周末一次的高尔夫球运动，开始一个邻居互相监督的项目，指导一个小的棒球联盟队，参加一个投资俱乐部，和朋友去看电影，参加烹饪课程，参加一个戏剧活动，参与本地镇议会竞选，修整屋后的走廊，陪伴读高中的孩子参加一次旅行或独自旅行，在一年一度的度假时间里躺在沙滩上看书……
实际上，人们在成年中期可以享受到大量丰富多彩的活动。虽然成年中期往往处在事业和权力的最高峰，但这也是人们全身心投入闲暇和娱乐活动的时期。事实上，成年中期可能是工作和娱乐活动最容易达到平衡的时期。人们再也不会觉得需要在事业上证明自己，并渐渐更重视自己对家庭、社区以及社会所做的贡献，成年中期的人们可能会发现工作和休闲其实可以互补，从而增加整体幸福感。
成年中期的工作：好处和坏处
学习目标8.12 描述成年中期工作的裨益和挑战。
对很多人来说，中年时期是生产力最旺盛、赚钱能力最强也最容易成功的时期，但职业成功可能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诱人了，尤其是对那些在事业上还没有成功地达到自己所希望目标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和其他兴趣将变得比工作更加重要（Howard, 1992; Simonton, 1997）。
工作和职业：中年时期的工作 在中年时期，决定个体是否对工作满意的因素会发生改变。年轻人关注抽象的和未来指向的因素，如升迁的机遇或者是他人的认可和赞许。中年员工更关心的则是眼前的工作质量。他们更在意工资、工作环境和特殊政策，如假期时间的计算方式。和之前的生命阶段一样，这一时期男女整体的工作质量变化都和压力水平的变化密切相关（Peterson & Wilson, 2004; Cohrs, Abele, & Dette, 2006; Rantanen et al., 2012; Hamlet & Herrick, 2014）。
总体上年龄和工作满意度呈正相关：员工年龄越大，其体验到的整体工作满意度就越高。这个结果很好理解：年轻人如果不喜欢他们的工作，就会辞职并寻找他们更喜欢的新工作；而较老的员工换工作的机会较少，他们就可能会学着去适应现有的工作，并认为这就是他们能得到的最好的。这种认知可能最终会转化为满意度的一部分（Tangri, Thomas, & Mednick, 2003）。
工作的挑战：工作中的不满 高工作满意度在成年中期并不普遍。对一些人来说，对工作环境或工作本质的不满会增加他们的压力。长此以往，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以至于人们会有工作倦怠或决定换工作。
对44岁的佩姬来说，一大早在郊外医院的加护病房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尽管患者的过世一直都让人难过，但最近她发现自己会在很奇怪的时刻为患者哭泣：就在她洗衣服、洗碗、看电视的时候。当她终于开始害怕去工作时，她意识到自己对工作的感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佩姬的反应也许就是工作倦怠现象的反映。工作倦怠（burnout）是当员工从工作中体验到不满、幻想破灭、受挫和对工作感到厌倦时发生的现象。它经常发生于需要为公众服务的工作中，并常常使那些曾经最理想主义和最热情的个体深受打击。这些个体在工作中常常过度投入，可当他们觉得自己对诸如贫穷和医护等巨大的社会问题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时，就会感到非常失望和挫败（Taris, van Horn, & Schaufeli, 2004; Bakker & Heuven, 2006; Dunford et al., 2012; Rössler et al., 2015）。
工作倦怠会在员工对工作感到不满、幻想破灭、受挫或对工作感到厌倦时发生。
工作倦怠的一个表现是对工作的牢骚日益增加。一名员工也许会对自己说：“我们这么辛苦地工作是为了什么？没有谁注意到过去两年我的付出。”员工也会对自己的工作表现得漠不关心。一个对职业充满理想的员工可能从此变得悲观并改变态度，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本不存在（Lock, 1992）。
事实上，人们是可以克服工作倦怠的，即使那些要求很高、负担很重的职业也是如此。首先，有些护士会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照顾每一个患者而感到绝望，但他们可以采取更切实可行的护理目标，如给患者擦后背时擦得更快些。其次，可以让工作变得更有条理，这样即使疾病、贫穷、种族和不完善的教育体系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员工及其监督者也能注意到那些微小的成就，如顾客的感激等，并从中获得激励。最后，休闲的时候就不要想工作上的事情，这也是克服工作倦怠的重要方法（de Jonge et al., 2012; Sonnentag, 2012; Bährer-Kohler, 2013; Crowe, 2016）。
失业：梦想的破碎 对很多人来说，失业是很残酷的现实，这对他们的心理和经济状况有着双重影响。尤其是那些被解雇的、因企业缩减规模而被裁员的，或因技术发展而被迫离职的人，离开工作会对他们产生心理上甚至生理上的毁灭性影响（Sharf, 1992）。
失业会使人感到焦虑、抑郁和易怒。失业者的信心可能会受到严重打击，而且他们可能变得很难集中注意力。一项分析显示，每当失业率增长1%，自杀率就会增长4%，进入精神病机构的人数中男性会增长4%、女性人数会增长2%（Connor, 1992; Inoue et al., 2006; Paul & Moser, 2009）。
甚至，连失业后看起来有利的方面，如拥有更多的时间，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失业的人可能会觉得抑郁和过于闲散，这让他们比在职者更少参加社区活动、去图书馆或进行阅读。他们非常有可能在约会或吃饭时迟到（Ball & Orford, 2002; Tyre & McGinn, 2003）。
失业造成的问题也许会一直延续。相对于年轻人，中年人失业的时间会更久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获得满意工作的机会也更少了。雇主可能会歧视年长的应聘者，这让他们在找新工作时难上加难。这种歧视既不合法，也是基于错误假设的做法，因为研究发现，年长员工的旷工时间更少、工作时间更长、更可靠且更愿意学习新的技术（Connor, 1992）。
中年时期失业是令人心碎的经历。对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再也找不到有意义的工作的人来说，这可能会改变他们对生活的看法。这种非自愿的且永久性的退休会导致失业者的悲观、玩世不恭和失望。他们往往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自己，以应对新的处境。就算是那些找到新工作的人，也面临着很多挑战（Waters & Moore, 2002; Pelzer, Schaffrath, & Vernaleken, 2014）。
中年时期失业是令人心碎的经历，可能会改变一个人对生活的看法。
成年中期的事业：转换和重新开始 对很多人来说，成年中期都充满了对改变的渴望。那些对自己工作不满的人、失业后转行的人或离开多年后又重返职场的人，他们依然在不断开拓和发展新的事业。
人们在成年中期更换职业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他们的工作不再有挑战性了；可能是他们逐渐成熟的专业水平使过去很难的工作变得乏味了；可能是因为工作本身变得没意思了；可能是他们失业了；可能是他们必须用很少的资源去完成大量的工作；也可能是科技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日常活动，让他们再也无法享受工作了。
还有一些人改变职业是因为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并希望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些人是因为感到倦怠或觉得工作太单调；还有些人仅仅是想尝试一些新鲜事物，他们认为中年是做出有意义的事业并改变自己的最后机会。
最后，有相当数量的人会在孩子长大后重返职场，这些人大都是女性。还有一些人重返职场是因为离婚后需要找一个经济来源。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职场中50岁以上女性的数量显著增加了。大约一半的55～64岁的女性现在正在职场中，而大学毕业的人中，女性处于职场的比例更大。
人们可能会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进入新的职业领域，然后对现实感到失望。开始新职业的中年人可能也会被安排在初级职位，他们的同事都比自己年轻很多（Sharf, 1992; Barnett & Hyde, 2001）。
但从长远来看，在成年中期开始新的职业还是会让人欢欣鼓舞。那些转换或开始新职业的人也许会成为特别有价值的职员（Bromberger & Matthews, 1994; Otto, Dette-Hagenmeyer, & Dalbert, 2010; Feldman & Ng, 2013）。
一些人预言职业的改变将不再是特例，而将成为惯例。科技发展突飞猛进，迫使人们周期性地改变职业，而且这种改变常常是戏剧性的。人们在一生中将不只拥有一个职业，而是会有很多个。正像接下来的“文化维度”专栏所说的那样，改变职业对那些成人后移民到另一个国家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从社会工作者的视角看问题
你觉得为什么移民的雄心和成就常常会被低估？就像人们会把对中年危机和青春期危机的特质自动套在处于相应阶段的人身上一样，那些有关移民的消极案例是否对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呢？
文化维度移民在美国的快速发展
17年前，曼凯科洛·马兰古-恩科博由于被诬陷参与恐怖活动而在南非的莫勒山警察局被单独关了21天禁闭。1980年，当她再次因为参与反种族隔离抗议而面临监禁时，她把12岁的儿子托付给母亲，然后逃到了博茨瓦纳。1981年，她来到美国，并在4年后获得了合法身份，她现在正和13岁的女儿住在巴尔的摩一套价值6万美元的连栋住宅中。
恩科博的人生在这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很多移民同伴一样，教育是他们成功的关键。恩科博来到这里之后，用奖学金和自己的积蓄先后攻读了一个神学学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以及一个博士学位。恩科博的学历和帮助他人而做的贡献帮她获得了两份满意的工作，一个是在巴尔的摩摩根州立大学做公共健康讲师，另一个是在华盛顿一座教堂做助理牧师（Kim, 1995, p.133）。
美国人口中大约有4 000万人是移民，约占总数的15%，接近1970年时移民人口的3倍（见图8-13）。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占美国人口的近1/4。
图8-13 美国的移民
自1970年以来，美国的移民人数一直在稳步攀升，正在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而且这还不包括1 200万的非法移民。
资料来源：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013.
如今的移民情况和20世纪初时的有些不同。1960年以前，美国人口中几乎90%都是白人，而现在白人只占了1/3。
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些移民缺乏为美国发展高科技经济做贡献的技能。然而，就如下数据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些批评者在很多基本方面都错了（Camarota，2001; Flanigan, 2005; Gorman, 2010）：
· 大多合法和非法移民最终都取得了经济方面的成功。虽然他们最初大都比较贫困，但1980年以前来到美国并站稳脚跟的移民比本土美国人拥有更高的家庭收入。移民和非移民一同竞争企业家的位置，1/9的移民都能建立自己的企业。
· 只有少数移民是为了福利救济而来到美国的。相反，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为了争取工作和成功的机会而来的。处于工作年龄的非难民移民相对美国本土公民来说，依靠政府福利救济的比重更小。
· 长久来看，移民对经济所做的贡献比他们得到的更多。虽然接纳移民最初对政府来说成本较高（这通常是因为他们从事低收入工作，因此不缴纳所得税），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移民们的生产率会不断提高。
移民常常会取得经济上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那些选择离开自己本国的人都是动机十足且有好胜心的人。
闲暇时光：工作以外的生活
学习目标8.13 描述成年中期的个体如何度过闲暇时间。
美国典型的工作周一般包括35～40小时，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正越来越短，大部分中年人每周有70个小时清醒的闲暇时间（Kacapyr, 1997）。他们都用这些时间来做什么呢？
首先，中年人会看电视。他们平均每周要看大约15个小时的电视。但除电视之外，中年人在闲暇时还会干很多其他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成年中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到室外活动的全新机会。随着孩子的离开，父母开始有大量时间参与更广泛的活动，比如做运动或参加城镇委员会。美国中年人每周约有6小时用于参与社会活动（Robinson & Godbey, 1997; Lindstrom et al., 2005）。
相当多的人发现闲暇时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纷纷选择提早退休。对那些有足够的经济来源以维持余生的人来说，提早退休的生活是令人非常满意的。提早退休的人往往健康状况良好，而且会从事各种新的活动（Cliff, 1991; Jopp & Hertzog, 2010）。
尽管中年期提供了更多休闲的机会，但大多数人表示，他们生活的节奏并没有因此变慢。因为人们希望参加多种多样的活动，所以每周的大部分休闲时间都被切割成了15～30分钟不等的时间块。因此，虽然相比1965年以前人们每周休闲的时间增加了5小时，但很多人并不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空闲时间（Robinson & Godbey, 1997）。
多余的休闲时间看起来消失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的生活节奏比其他很多国家都要快很多。有研究测量了步行者行走18米所需的平均时间、顾客购买一张邮票的时间以及公共钟表的精确度，并通过这些数据比较了不同国家的生活节奏。这些测量结果显示，美国的生活节奏比很多国家都快，尤其是跟许多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国家比起来。但很多国家的生活节奏也超过了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就比美国快很多，瑞士更是名列第一（Levine, 1997a, 1997b）。
回顾、检测和应用回顾
学习目标8.7 解释成年中期人格发展的不同观点。
在常规危机模型中，人们将经历与年龄相关的各个阶段；生活事件模型则关注人们对不同的生活事件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和发生何种变化。埃里克森把中年生活描述为再生力对停滞的一段时期。韦兰特、古尔德和莱文森则对埃里克森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莱文森认为中年时期的转变会导致中年危机，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此论点。
学习目标8.8 分析人格在一生当中是稳定的还是变化的。
个体最基本的人格特征将保持相对稳定，但某些特定的方面的确会因各种生活事件而发生改变。一般来说，人们的幸福水平在一生中都会保持相对稳定。
学习目标8.9 描述成年中期典型的婚姻模式以及离婚。
个体在整个婚姻历程中对婚姻的满意度会有升有降，婚姻的满意度呈U形曲线。在幸福的婚姻中，大多数人会觉得他们的配偶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有趣了。离婚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满意度缺失、聚少离多和不忠等。离婚可能会提高幸福感，同时社会也越来越能接受离婚。
学习目标8.10 分析成年中期个体家庭模式变化的影响和意义。
中年时期，家庭变化包括了和孩子的分离。而近几年，开始出现“飞去来器般的孩子”现象。人们在中年时期对年迈父母的责任通常会越来越大。
学习目标8.11 描述美国家庭暴力的产生原因和特点。
虐待更可能发生在经济紧张、言语攻击普遍的大家庭中。那些本身就在暴力环境中长大的成人更有可能出现暴力行为。婚姻暴力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紧张气氛的建立、激烈的殴打事件和爱的忏悔。
学习目标8.12 描述成年中期工作的裨益和挑战。
成年中期的个体看待工作的方式会和以前有所不同，他们更关注现实因素，而且会对职业奋斗和雄心壮志的关注度降低。中年时期的职业转换会变得更加普遍，主要原因是对工作的不满、对挑战和地位的需求，或是希望在孩子长大之后重返职场。
学习目标8.13 描述成年中期的个体如何度过闲暇时间。
成年中期的个体一般会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他们通常会用这些时间来参与更多的户外娱乐或社区活动。
自我检测
1．根据___模型，处在不同年龄的个体可能会经历相同的情绪和人格变化，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有共同的经历。
a．常规危机
b．心理性的
c．生活事件
d．自我理解
2．那些既要照顾父母又要养育孩子的中年夫妇被心理学家称为____。
a．婴儿潮
b．两者之间的
c．三明治一代
d．“飞去来器般的孩子”
3．婚姻侵犯中，殴打者对暴力行为表示悔恨和道歉，被称为____阶段。
a．暴力循环
b．急性打击
c．紧张气氛建立
d．爱的忏悔
4．和年轻人比起来，中年时期失业的人会___。
a．保持失业状态的时间更久，且随着年龄增长，找到满意工作的机会也更少
b．由于技术好而能更快找到工作，但很难维持在职时间
c．很难找到新工作，但只要找到就能拥有较稳定的工作
d．更不可能抑郁，这让他们他们更容易获得工作
应用于毕生发展
为什么和以前相比，职业奋斗对中年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什么样的认知和人格变化有可能导致这一现象？总结
本章开头提到的50岁的特里，由于之前忙于工作和家庭，她发现几十年来自己的休闲时间一直很少。到了成年中期，她把最小的孩子送去了大学，在流动厨房从事志愿服务，辞去了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并参加州议会的竞选。与此同时，她与丈夫重燃了激情。尽管特里正处于中年转变期，但并没有经历中年危机。她意识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她还有一半的人生要经历。尽管特里正忙于竞选，但她还是会努力地维系自己与丈夫、孙辈、那些在流动厨房遇到的人的关系，并通过竞选州议会的席位来与整个社区建立牢固的关系。
8.1 成年中期的生理发展
尽管成年中期会出现一些慢性疾病，如关节炎和高血压，但和大部分中年人一样，特里十分健康。
·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里通过步行来保持健康和敏捷，很多同龄人也是这样做的。
· 如果特里将步行作为一项日常训练，那她就可以弥补自己在成年中期逐渐损失的力量。
· 因为无须继续抚养子女，特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丈夫享受性生活。但是，如果没有绝经，那她就仍需避孕。
8.2 成年中期的认知发展
· 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特里掌握了相关的专业技能，极富职业竞争力。因此，即使成年中期智力下降了，她仍旧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成功。
· 如果特里感兴趣，她对城市规划的了解能够帮助她快速评估潜在的项目，了解需要做什么，并做出决定。
· 除了传统的智力之外，特里还可能拥有大量的实践智力。
8.3 成年中期的社会性和人格发展
· 尽管特里正处于中年过渡期，但她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能建立更紧密的社会联系，并以一种真正令她满意的方式来改变职业轨道，所以能够促进她的发展。
· 特里对新事物的开放态度，以及她的外向性和组织才能都属于人格特质，在其一生中都是保持稳定的。
· 在当地流动厨房参与志愿服务、竞选州议会的席位以及同丈夫重燃激情，冲淡了特里由于最小的孩子离家上大学而产生的悲伤。
职业顾问会怎么做？
你会建议特里将她的政治抱负放在一边，而继续从事她十分擅长且能够掌握进度的纽约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吗？
婚姻顾问会怎么做？
你会建议特里专注于与丈夫重燃激情而将竞选推迟一两年吗？如果特里赢得了竞选，当她开始这项极富挑战的工作时，你会给出哪些建议帮助她同时对婚姻保持专注？
医疗保健工作者会怎么做？
鉴于特里的年龄和正在经历的生理变化，你会给她提供哪些饮食和锻炼方面的引导，帮助她应对疲劳以及公共服务工作所带来的压力？
你会怎么做？
你会建议特里放缓过渡期的节奏，以巩固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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