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作者：[美]李翊云 更新：2024-03-22 19:25
火灾令我想起我的曾外祖母露西尔传下来的一首歌。我只记得这样一句歌词。“带我回到昔日的马——丁——内兹。”一句如此悲伤的歌词，你知道，不管谁在歌唱昔日的马丁内兹，都不可能再见到那个地方。
但自那以降，可怜的马丁内兹少了几许风光。今天谁还歌唱它？谁知道那些矿工曾对马丁内兹怀着什么样的梦想？热乎乎的食物，干净的床，祝他们好运、答应一旦他们带着金子回来就嫁给他们的女人？我寻思，现在的马丁内兹是不是好比半死的人，因为所有曾经向往过那儿的男人都不在了。想象一下，假如全世界的人都不再向往巴黎、伦敦或纽约。这些城市会一个个变作死城，和那座被火山埋葬的城市一样，你们知道我在讲的是哪座城市。
曾外祖母露西尔可以这样讲：假如我在山谷的地图上随便指一个矿区，我都找得出来自欧洲诸国的男人。比西德尔的话更厉害，你们不觉得吗？
使人们走到一起的不是和平，而是金子。要是我能告诉吉尔伯特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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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18日
我没去过法国。我没踏足过巴黎。现在巴黎陷落了，我想拉住一个路人说，怎么会这样？我们怎么会上当受骗，认为这个世界的建立是为了让我们幸福快乐？
但我一边在口头上表达和其他人同样的惊愕，一边纳闷，我是不是只在装腔作势。我依旧认为，对我而言，我的人生不仅限于巴黎。我在哀悼一种生活的终结。我本可能过的生活。更确切地说，应该过的生活。
奥格登先生相信英国会遭入侵。他已开始说要搬去美国或加拿大。
缺乏爱国精神，不是吗？今天我对西德尔说。
西德尔提醒我，奥格登先生已经为英帝国牺牲了一个儿子。
奥格登先生不在场时，西德尔总是维护他。奥格登先生在旁边时，情形正相反：我称赞他有远见，西德尔取笑他的谨慎。
后来。
阅读今晚的新闻时，我感到一阵心痛，想到伊薇特，那个法国小裁缝。她和阿梅莉亚回法国了吗？或说不定她们都在纽约结婚成家？伊薇特不愁找不到肯娶她的男人。阿梅莉亚呢？她够机灵，可以弥补她外貌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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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年轻时是个美男子。他虽然不具备罗兰有的那些电影明星的特质，但仍算得上够英俊。
如果他娶的人像阿梅莉亚，那个多半长得不外乎像萝卜头的小裁缝，那会怎样？他还会是一个恢廓大度的丈夫吗？假如一个相貌平平又温顺的妻子把吉尔伯特变作另外一个人，那会怎样？
上周，一位作者来做讲座，我跟着去听听有什么关于这个世界的新鲜事。这位女士说，我们人类没有改变，我们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更像我们自己的人。
尽胡扯。我有的是证据表明，男人会变，通常取决于他们娶的是谁。例如米尔特。记得吗，凯瑟琳，在我嫁给他以前，你们个个认为这么做是荒唐的主意。你想最后风流一回，随你，莫莉对我说，但我们可不需要再有一群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你也不需要再有一个丈夫。
然而，你们都完全错了。我嫁给他是有原因的。
米尔特娶了我儿时的朋友玛吉·威廉森。对玛吉而言，他不是一个好丈夫。具体情况不必细述，但关于那段婚姻我可以讲的是：玛吉既不漂亮也不凶狠，米尔特太把自己当回事。（也许那是所有不幸的婚姻的症结所在，丈夫或妻子太把自己当回事。）
不管怎样，米尔特令玛吉活得不开心。我记得，当他们的四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后，我对玛吉说她应当离婚。她大惊失色。我明年就五十了，她说。我一个人要怎么过？
五十！玛吉应该听我的才对。五十岁的人，不管谁，仍是个小宝宝。可她继续困在那段婚姻里，又忍受了二十年。你不厌烦他吗？我经常问她。她只回答，有消息，又有一个孙儿或孙女要出生了。
所以假如我不是疯了，我为什么要嫁给米尔特呢？我知道你们心里有这个疑问。首先，米尔特虽然可能不是一个那么好的丈夫，但他真心实意地哀悼玛吉的死。看得出，办完葬礼后，他一夜间老了十岁。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我很容易对成为鳏夫后变得迷惘的男人动情。
诺尔曼前一年过世了。我对自己说：莉利亚，你是幸运的，嫁了两个好男人。假如这次你找一个不及吉尔伯特或诺尔曼一半好的男人会怎样？也许你会煞煞米尔特的气焰。也许他会煞煞你的气焰。
和米尔特的婚姻出乎我的意料。诚然，米尔特和我，我们都从生活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在我的三任丈夫中，他是最风趣的。和玛吉结婚时，他没那么欢闹滑稽。他根本懒得逗她笑，我的看法是，他把那项特殊才能留到人生最后八年，留给像我这样特别的人。
前些天，一位访客在电梯里对我说：“要是一个人能先当祖母再当母亲就好了。”我没时间搞清这个女的是谁的女儿。但没错，要是男人能先当鳏夫再结婚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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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3日
奥格登先生已决定去北美。我有能力使他相信，去加拿大会比去美国更容易。
隶属加拿大驻英高级专员公署的格雷厄姆·哈里斯告诉我，他们的办事处里挤满了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去或自己想去加拿大的人。我刚收到亚历山大·贝恩的口信，问我能否帮他想个办法，加入英国皇家空军。人们往这两个方向奔去，寻求平安或荣耀，同样不切实际。
如果奥格登先生和西德尔离开英国，我也该跟他们走吗？就在我开始喜欢上这份工作之际？我在构想公关口号方面颇有头脑。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撰写骗人的话是一项非常抢手的技能。从那个意义上讲，我和理发师一样不可或缺，除非战争将人类消灭得一干二净，否则理发师绝不会歇业。唯一的区别：理发师对秃头基本无计可施；凭借只字片语，我能使那脑袋显得仿佛留着令人羡慕的发型。搞宣传的人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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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罗兰说动西德尔和她的丈夫一起走会怎样？如果罗兰跟他们一起上了那条船会怎么样？我的人生中就不会有罗兰。也不会有露西。
我提早透露了日记的内容。活了这些年，反复阅读他的一篇篇日记，很难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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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8月24日
今早警报又响了。但在上海经历的轰炸使我对伦敦遭遇的轰炸见怪不怪。
就这样，事情已定，奥格登先生将坐船去加拿大，同行的是两位和他有往来的匈牙利人。
西德尔说她认为无需贸然行事。
离开战区似乎一点不算贸然吧，我说。
人不应该被外力牵着走——西德尔的意思是这个，奥格登先生对我说。他习惯向我解释西德尔话中的含义。她怎么受得了这么一位没有幽默感的丈夫？我努力遏制我的沮丧心情。奥格登先生十足像个动词的过去完成时态，不是吗？
你恐怕没注意到，他继续说，战争在西德尔看来不是紧急事件。
我不骗自己相信除了奥格登先生之外，我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我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怀疑，她正在对那个脸蛋光溜溜的埃迪·莱格心生特别的爱意。他为她写诗，他有肺痨。这些都是西德尔告诉我的。我曾要求看看他的诗，但她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根本没听到我的话。
奥格登先生继续叨叨了一会儿，说西德尔任性、要独立自主。但我想，最主要是为说服他自己相信，他没有因西德尔决定留下而感到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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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出生时，吉尔伯特的父母前来探望。吉尔伯特的父亲带他出门去一间酒吧，父子俩单独聊了聊，留下他的母亲向我传授照料婴儿的事宜。既然你和吉尔伯特有了孩子，她说，你必须为下一次地震做好准备。
我说，什么？
迟早会再有一场大地震，她告诉我。她五岁时，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与他们的父母失散。最终他们找到我们中的六个，她说，但我们再没见过最小的妹妹凯蒂。
我的天哪，我说。吉尔伯特没跟我讲过。真可怕。
是很可怕，她说。吉尔伯特不知道。
你没告诉他吗？
我也没告诉杰克，她说。
多奇怪呀，她把那个故事告诉我，我心想。她与我素来不亲。或许有哪个好心人收养了凯蒂？我说。
也许她死了，吉尔伯特的母亲回道。她还不满两岁。不可能指望像她这样的小不点儿会自谋生路。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吉尔伯特的母亲在露西才几天大时带着这个恐怖故事来示威，我认为这样做不对。
杰克和我成家时，她继续说道，我坚持预先计划好，万一再发生地震该怎么办。我把一块有我们姓名和住址的标签缝在孩子们的内衣和内裤上。我坚持这么做，直到迈克和莫参军为止。吉尔伯特有没有告诉过你那件事？
没有，我说。
我真的这么做了，她说。此外，一旦发生地震，不管有没有时间帮我们，杰克会立刻跑出屋子。我没有能力赚足够的钱，抚养那些孩子。
假如因为杰克没有留下来救你们，你们死了，那怎么办？
我们没有死，不是吗？她说。我们让孩子们和我们一起演习，这样我们人人知道该做什么。
你并未告诉他们凯蒂的事吗？
不是迫不得已，为何要让人伤心？
原来如此，我心想。我的婆婆希望我承诺，即使其他人个个会被压死在碎石瓦砾下，我也要让她的儿子活下来。我会跟吉尔伯特谈一谈这个事，我说。
但别告诉他凯蒂的事，她说，接着又补充道，她在她的两个女儿和吉尔伯特的两个嫂子生下头一胎时也和她们这么讲过。做好准备是我们女人的事。
吉尔伯特和我并未抽出时间制订那个计划。但现在我想到奥格登先生，抚养他长大的母亲必定和吉尔伯特的母亲一样。在奥格登先生从小住的房子里，每扇门上大概都写着：男士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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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18日
中午时分，传来贝拿勒斯市号轮船沉没的消息。我立刻赶往加拿大驻英高级专员公署。冲上楼梯时，我险些撞倒个头矮小的秘书。抱歉，我吼道，然后说有个朋友随那艘船落水了。
但那儿没有更多可获知的东西。大家都在等消息，父母和亲人开始陆续到来。
我还没敲门，西德尔的厨娘贝克太太已打开门。奥格登太太让我今天放半天假，她说。不，我们还没收到任何有关奥格登先生的消息。
我望着贝克太太离去，在楼梯口踌躇不决。换作其他男人，他们会冲上楼。西德尔被抛入等待的虚空中，一如船上那些掉进海里的不幸乘客。放下救生艇，与冰冷的水搏斗，伸出一只坚定的手：我讨厌让我有义务作出行动，这样丢脸吗？我不是勇敢的男人。我唯一正派的地方在于，我并不冒充勇士。
西德尔出奇地镇定。我一走进起居室，她就说，她已经和哈里的律师及他的两个女儿通过话。
我从未见过奥格登先生的女儿，我说。
她们不常来，西德尔说。
她们与奥格登先生不亲吗？（我讨厌打探别人的事。不，那样讲不对。我不是讨厌打探。我讨厌不知就里。）
哦，她们和他挺亲的，但她们有她们自己的生活。
我继续询问那两个女儿的事，还有她们的婚姻，与此同时，我始终看得出西德尔分明没兴趣讨论她们。问题是，我不知道该讲点什么别的话。
你为何如此坐立不安？西德尔问。
我的手和脚看起来与平时绞扭双手或顿足时没什么两样。我回答，我这辈子还没经历过我认识的人意外身亡的事。
你的父母呢？西德尔说。不过你免受了那个打击。
我想在这场战争中，有的是我要学的东西，我说。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学的，西德尔说。人们对死亡如此大惊小怪。
人只有一条命——那一点无可辩驳吧？
人只有一种命运，西德尔纠正我的话。不过在有确切的消息以前，请别让我们被无用的想象所左右。
如果我是奥格登先生，我会因她的冷静而感到受伤。几乎无言以对的我，去为她和为我自己各拿了一杯酒。
你不必留在这儿，她说。有任何消息，我会打电话给你。
撇下她一个人，还是坚称我有权利陪在她身边，等待——假如——奥格登先生的死讯传来，我抉择不下怎样做更好。
我想你还是走的好，她说。
在地铁上，我挥之不去两个念头：西德尔没有决定陪奥格登先生同行，我感到如释重负；如果奥格登先生遇难，我相当于扮演了凶手的角色，或至少是帮凶。
但奥格登先生还没死。有些人在差点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后生还。有的人因一小口吐司而噎死。
任何正派人士的死都是损失。奥格登先生是朋友，不是敌人。他不应该丧命。罗兰，在你和他之间，你才是那个对世界没什么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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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常站出来维护罗兰，但这次我要破例那样做。苹果树冬天不开花。黄水仙七月不绽放。事物有其秩序。那是我对天堂的定义。如果有个神把世上全部的人排列起来，像一组多米诺骨牌，让老的总是倒在年轻的前面，我会信奉这个神。
罗兰是年轻人，哈里·奥格登是上了年纪的人。让我们别质疑为什么哈里·奥格登在战争中死了，罗兰却活了下来。
露西死后，有个女人对我说，孩子竟比父母走得早，这样让人觉得不合理。你也许永远不会再觉得这个世界是合理的。
我不知道她是否认为她在为我着想，预先给我一个忠告。露西死后，人们说的话各式各样。大部分关切热心，有些言之有物，别的空洞浮泛。但也有极其滑稽的——噢，那些话真是岂有此理，令我发笑。一天，莫莉以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遇到我。你不用一直穿黑的，你知道吗？她说。如今，即便女人死了丈夫也不必穿很久丧服。还有一位邻居莎莉，待人和善、优雅高贵，坚持请我去她家喝茶。当时我忙得团团转，但我还是应邀去了，以为只是和她简短地喝杯茶。她烤了司康饼、覆盆子馅饼和一个柠檬蛋糕，外加一篮含巧克力片的曲奇饼干，让我带回家。连续两个小时里，她讲述她和她的丈夫因一次意外溺水，失去了一个在襁褓中的孩子。事情已过去近五十年，但莎莉哭得惨极了。
你现在没有哭，但原因是你处于震惊中，她说。且等着瞧。她又告诉我，当她的子女，那些在第一个孩子死后他们所生的孩子，提出要养一条小狗时，她的丈夫带回家一只乌龟，因为乌龟长命百岁！
如果我们像多米诺骨牌似的排在一只巨型乌龟前面，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你的愿望是什么，我的孩子？那只乌龟会对我低语。（我猜乌龟是那样讲话的。乌龟具有上帝没有的一切耐心。上帝只会发怒。）我希望到我该走的时候，我的儿女、孙辈、曾孙辈，他们个个都在世，我会说。我将为你实现这个愿望，它会低语，并用它巨大的乌龟脚趾轻推我一把。莉利亚倒下，撞翻队伍里的下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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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21日
生还者的恐怖经历开始浮出水面。知道奥格登先生与他的朋友是即刻丧生，简直令人安慰。
想来奇怪，我在每次战争中都会失去一个丈夫，今早西德尔对我说。
过去两天，我一直在她那儿过夜。令人意外的是，晚上既无警报也没空袭。两个早晨，我醒来时都感到欣喜万分。要是只需一个人死得有意义就能结束这场战争该多好。
这场战争将旷日持久，我空泛地说。
他们都死于战争初期，西德尔说。日后，这样的丧生会让人觉得更稀松平常。不那么引人注目。
没有死亡会不引人注目，但近日我没心情争辩。我无法说我是在为奥格登先生感到伤心。
西德尔思念他吗？一个人会哀悼生命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吗？她在一定程度上的铁石心肠是幸，或不幸。骨子里，我怀疑自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昨晚，我甚至走进奥格登先生的书房，让自己记起他的笔迹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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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不明白的是，西德尔需要那份铁石心肠。否则怎么能在失去唯一的孩子后继续活下去？
我们家每一代的女孩子，个个受教于我的曾外祖母露西尔传下的这句话：当先驱的是男人，但开荒拓土是女人的工作。
我的家族是拓荒出身。罗兰的家族也是。你们认为那份包含在移民和拓荒者基因里的铁石心肠，需要经过多少代人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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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26日
我在奥格登先生的葬礼上遇见他的女儿。我惊讶地发现她们美若天仙。她们的母亲想必是个不寻常的女人。真奇怪，一个像奥格登先生那样乏味透顶的人，两度娶了令人艳羡的女子。
既然西德尔成了寡妇，我们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或者，思考未来并无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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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见过奥格登先生的照片，也没花时间想象过他的模样，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我上周得知的事。克拉克在与他的妻子结婚期间，曾有过三个情妇——同一时间！克拉克，那个干瘪的小老头子！“一位退休的精算师，一个把爱平均分给他的妻子和情妇的男人，一个很会保守秘密的家伙”——要是由我主笔，我会把上述几点写在他的讣闻里。
这件事是南希通过她表亲的朋友的表亲发现的。那几个情妇互不认识，但她们知道有那位妻子，妻子知道有她们仨。
我对克拉克素来没多大兴趣，但现在我忍不住想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的那些情妇都是真的吗？她们看上了你什么？
我想我知道答案。我注意到男人的耳朵不会随着变老而有很大变化。耳朵不会变秃，不会长皱纹，不会因骨质疏松而弯曲。固然，耳朵可能失聪，但我讲的是事物的外观。闪闪发光的东西未必尽是黄金，但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有特色的。
所以说，事物的外观。克拉克的耳朵太大、太尖，与他的头太不相称。想象一个男人，穿着体面的西装，拎着一个体面的公文包，有位体面的妻子，住在一栋体面的房子里，但他的耳朵却始终看似可疑，仿佛在嘲弄这个男人和他的人生。你们不会觉得那样的耳朵令人着迷吗？而且，那对耳朵使他显得貌丑。当一个貌丑的男人有胆子追求女人时，她们可能会错误地更高看他。
哈里·奥格登必然具有某种魅力。罗兰不明白西德尔看上了哈里·奥格登什么，或不管哪个女人看上了哪个男人什么。
你看上了罗兰什么，你们也许想要问我。
昨晚我思忖：如果我们未孕育出一个女儿，我会不会把罗兰忘了？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无法把露西从这个故事中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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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战时的日记：话太多，意义太少。随便查阅一篇这一时期的新闻剪报或其他日记作者的记录，披露的都是相同、老一套的往事：轰炸、火灾、致残的躯体、一大早清扫玻璃碎片的声音、一个民族的勇气等等。以下所选的日记叙述了相关的、长远看会改变一些人人生的事。然而此刻我坐在这儿，与已换了几任屋主的埃尔姆塞宅隔着海湾，离赫蒂从小住的房子一个街区，离她的坟墓一小段路，西德尔则葬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回首过去，我只能说，那相关性完全是傻人有傻福。——罗兰·布莱，1990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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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葬在赫蒂旁边。米尔特葬在我的朋友玛吉旁边。诺尔曼在他的第一任妻子克里斯蒂娜旁边。吉尔伯特葬在他的父母附近。露西葬在我的父母附近。前阵子，我们看了一部有关水蝽的纪录片。它们在白天过着群居的生活，几千只虫子组成庞大的队伍，四处活动，交流小道消息。但到了晚上，它们开溜，独自漂浮。接着又回到白天，它们也重新归队。它们无所谓是和数百万同类一起生活，还是自己单独漂浮。
我们在活着时，无法不与他人共处。一旦死了，只有我们自己。但我们不像那些水蝽一样幸运。它们会在每天晚上学习一些关于死亡的事，它们会在早晨重新集合，交换意见。那种虫子间的忠诚是它们永远不爆发战争的原因。
我们死后会见到比我们先死的人吗？我认为不会，但我还没死，我怎么知道会不会。前些天，某人的孙女来访，她告诉大家，那天是她的七岁生日。七岁！伊莱恩说。这是最好的年纪，你将拥有前途无量的一年。那女孩回道，我才刚满七岁，所以我无法告诉你，未来一年会不会前途无量。我哈哈大笑。多聪明的一个七岁孩童。
在阴间见不到米尔特或诺尔曼，或我的亲属，我觉得没关系。我相信不用我操心，他们都已在那儿舒适地安顿下来。露西呢？我想瞅她一眼，但只是远远地。假如我们撞见彼此，我会问她是否后悔自杀。最无意义的问题。
罗兰呢？即便我能找到他，如今我在他眼里也成了陌生人。不过也许我可以捉弄他一下。我可以谈谈他的多位情人，一些零星的细节。你是谁，他会问。一个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人，我会说。一个从你出生到死一直在观察你的人。假如他说，母亲，是你吗，那样岂不好笑？
我唯一想再见到的人是吉尔伯特。我想问他：你是否认为我们把彼此想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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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2月23日
昆廷·琼斯告诉我，位于华盛顿的战时情报局*可能有个空缺。他认为这个职位很适合一名具有像我这样经验的人。我既然已在一场烽火连天、令人精疲力竭的战争中找到理想的太平生活，从事一份无可挑剔、单调乏味的工作，我还想不想去美国呢？
我告诉西德尔这个机会，谈及时显得比我实际感到的更兴致勃勃。她会不会因此觉得，我不在乎离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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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情报局的前身是资料数据统计局。我多希望我是为一个名叫资料数据统计局的机构工作。过着由资料和数据组成的生活。
西德尔和我于1943年春坐船去美国。我在华盛顿与埃尔默·戴维斯的副手见面，谋得一份在他们伦敦分部的差事，致力于心理战。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始终有个好习惯，不保留与工作相关的笔记。我可以概略地交代一下我事业发展的脉络。正是在伦敦办事处，我与几位正式的共产党员及他们的东欧联络人成为朋友。1945年，我离开战时情报局，为《工人日报》当起记者，但在那时，这两份差事均无法满足我更宏大的志向。我在联合国大会上协助东欧国家是出于一个高尚的意图，想帮那些夹在大国中间的小国家摆脱困境。当时我相信，东欧会成为战后欧洲大陆的中心。我想得没错。近日来的新闻不断证实着我的先见之明。造成我事业运势滑坡的，不是我的短处，而是有个盟友不忠，他给我和他祖国的一位女同胞安排了一次不合宜的会面。但具体情况无需细述。我能说的只有，我的外交愿景和我的写作事业一样，因命运而中断。——罗兰·布莱，1990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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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没有觉得罗兰尽在编造这些间谍故事？但他是现身加利福尼亚。我也的确看见他和外国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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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西德尔和我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前往哈利法克斯。应她的要求。——罗兰·布莱，1990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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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部分更加精彩。别跳过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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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8日
前往哈利法克斯的途中，带着我的非准新娘西德尔。关于我们的未来，我间歇性地试图探取她的一点口风。
你肯定不会，她说，是在讲结婚吧？
如果我是呢？我问。
休比你年长四岁，西德尔说。想想他会有什么反应。
你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连我自己儿子的也不在乎吗？
以今天而论，一个假想的儿子，但我没有向她指出这一点。假如我想当一个已婚男人呢？我说。假如我想要孩子呢？
那么你可以给自己找一位贤惠的妻子，为你生儿育女。
我当即后悔我给了她一个简单的台阶下。好吧，也许我不想要孩子，我说。
那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一些与我俩都不相干的事？我们绝不可能迈入婚姻的殿堂。不——她用平时估量的眼神审视我，仿佛我是一顶帽子或一双手套——只要我们能忍住就不会。
如果我们忍不住呢？
你指，如果你忍不住吗？西德尔说。那么娶一个女人，结束你的想入非非。我相信不管你娶谁，我们不会决裂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愿意拨出各自生活的多少给对方？
她没有拨给我的——那些部分属于谁？
1943年6月9日
赫蒂呀——叫我说什么好呢，赫蒂令我惊讶。我不记得她有能力深深打动我。也许是我变得更容易动情了？或是她学习掌握了某种巫术？假如赫蒂戴上一顶花冠，她会是反面版的奥菲丽雅，用香豌豆、雏菊、百合和北欧罂粟装点她的头发，迷人地唱着简单的曲调。一丝不苟、神志正常、永生不朽。
也许正是这些年的拈花惹草使我看到她新的一面。她如此有底气，一种不费吹灰之力的底气。
西德尔在纳尔逊勋爵酒店订了一个房间。我礼貌性地去了一趟埃尔姆塞宅，但决定住在赫蒂家。乔纳森不在，在海军服役。托马斯仍在上学。但愿战争在轮到他服役前结束。
今天与西德尔及赫蒂一起到外面吃午饭。想象不出一个比赫蒂更知书达理的姑娘，或一个比西德尔更圆滑的妇人。然而无论谁，若在天上看着我们，准会同情我，一个可怜的男人，被硬塞了两盘昂贵的菜肴，没有一盘是他完全吃得起的。
在我一边研究菜单、一边听她们的谈话——细腻微妙，犹如最上等的骨瓷——之际，我想到，小说家可以大笔一挥，让赫蒂嫁给西德尔的儿子。她们会是一对争宠的婆媳，想博取同一个男人的爱。就算那个男人死了也不会改变任何事。她们会各自坚持她们在回忆和哀悼方面的专有权。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和一个较年轻的女人中间，定然夹着一个男人。
现在夹的是我，好似我情人的儿子，与我的新娘情同兄妹。对小说家来说，这样的关系容易处理多了。他能得逞的地方可多得多。小说家不像我们，不必为他的想象付出巨额代价。
在赫蒂旁边，西德尔显露她真实的年纪。她那不为所动、铁石心肠的特质透出几分粗鄙。依稀，但仍逃不过情人的眼睛。想到这里，吃午饭时我吓了一跳，但现在我觉得有种报复感。
赫蒂呢？似乎一尘不染。
后来。
赫蒂与我彻夜聊天，再次变成两个无大人看管的孩子。埃尔姆塞宅经历了诸多变化。埃塞尔在她的白内障日益严重后走了，去跟一个外甥同住。贝茜不再年轻。在没有很多选择的情况下，她嫁给了弗雷迪的孙子，现在，这个孙子已把养马的马房变成汽车修理厂。很快，他们的三个孩子将开始在厂里帮忙。老弗雷迪死了。他养的马里有几匹也死了。其他的卖了。杰拉尔丁舅妈死后不久，威廉舅舅也死了。维克托舅舅去年中风。我的表兄弟姐妹都过得不错。男的善于经商。女的嫁对了人。
既然医术最好的脑外科医生被派遣去了英国，赫蒂父亲的业务变得异常兴旺，病人远道而来。玛丽安娜姨妈欢迎我的态度不冷不热，又挑不出毛病，之后她一直没怎么露面。
同窗友人和世交友人：这么多故事，大同小异。结婚、孩子、征兵、早逝。
奥格登太太有什么打算？家乡的故事讲完后，赫蒂问道。
我告诉赫蒂，西德尔没有明确的计划。战争有时令人心力交瘁，我说。她需要休息一下。
她做什么工作？
没什么工作，我说。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讲西德尔是个诗人，因为近来她不谈诗。
我问了一个多么可笑的问题，赫蒂说。如果人们问我做什么，我恐怕只能说，什么也不干。
奥格登先生在世时，奥格登太太帮他联系一些生意上的事，我说。她经常陪他出差旅行。
现在她连旅行也没办法，赫蒂叹了口气说。（她是指由于战争，还是由于没了丈夫，所以西德尔失去旅行的机会？）
只是暂时的，我说。
赫蒂微笑表示同意。我盼着那个我希望她提出的问题，这样我可以给她一个含糊的答案。她一声不吭，于是我说，女人不必总要做点什么。
没错，她说。我想我们女人闲着更好。
从赫蒂的语气中，我分辨不出她有无挖苦之意，但我想没有你不用光闲着，我说。你可以出门旅行。我没有说的是，旅行肯定会让赫蒂找到一位夫君，坐在这家里则无济于事。
赫蒂身上有种漠然的姿态，是我以前不记得有的。她会不会变成这样一个老处女，有朝一日盯着被车载往教堂的新娘，转瞬又把注意力重新投向她在编织的毛衣？赫蒂今年三十一岁。很快我们将是两个人到中年的表兄妹，坐在壁炉旁，缅怀死去的先人。
再见赫蒂，确认了我年轻时隐隐感到的东西。她的身上有某些令我害怕的地方。我总是对人生怀着过高的期望，超出人生愿意给予我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连西德尔也期望某些事，不肯退而求其次。赫蒂不同。不是说赫蒂不想要什么——她想要的很多，包括我。但她想得到我，和她想得到一切一样，不是靠欲望，不是靠追求，甚至不是靠先发制人，而是靠预言。如果一个小姑娘在公园前面张开双臂说，这整座公园是我的，我们会莞尔一笑，不去戳破她把公园据为己有的梦想，因为那样做对我们无碍。接着我们会绕过她，走进公园，旋即忘了她。如果同一个小姑娘，指着一片沼泽地说，这儿是我的花园，我们谁也不会有异议，相信她是在玩同样的假扮游戏，只是这次我们没兴趣走进那个花园。可如果我们一眨眼，发现那片沼泽地变成了花园，栽满昂贵和进口的品种，那会怎样？那个女孩只是道出了某些她眼中的事实。我们甚至无法对那张纯真的脸讲出“女巫”一词。
始终好奇，小女孩时的赫蒂有没有曾经看着我，对她自己说，这个是罗兰，我未来的丈夫。当时我最好的办法是消失，像柴郡猫一样，仅留下一个微笑。
我们讲的好像要赶紧给我的人生做个决定似的，赫蒂说。我倒应该问问你有何打算。
我告诉她在华盛顿有个职位，夏天过后，我可能会调去伦敦。
你在实现你的梦想，罗兰。
我的梦想？我问。
以写作为生。见识这个世界。过着惊险刺激的生活。
换作是别的女孩，真该给她一巴掌。
1943年6月10日
赫蒂带我去拜杰拉尔丁舅妈的坟墓。我没有落泪，但单膝跪下，清除墓碑上的部分苔藓。赫蒂站在我后面。她的影子被快近傍晚时分的太阳拉长，覆盖不止一个而是许多坟墓。
1943年6月11日
你来之前，我正想到你的赫蒂，西德尔在我赴约与她喝下午茶时说。
别拿她开玩笑，我说。她是我家里唯一与我亲近的人。
是啊，西德尔说。我们都有那一天，最后剩的常常是我们当作救生圈抓着不放的人。
没那么严重，我争辩道。赫蒂与我可能各自嫁娶，把我们两个人变成四个人。
你为何不那样建议她一下？她要抓紧时间。今早，我看着那些大客车载了军人开走。想想看，他们中有多少人将一去不返。她竞争不过那些将要失去心上人的女孩。
你这张毒嘴，我说。
因为我讲话务实吗？
若真务实的话，赫蒂早嫁人了，我说。
先前我在读莎士比亚，西德尔说。我想象赫蒂是可怜的拉维妮娅。赫蒂甚至不用让人把她的双手切了或舌头割了，她也会像拉维妮娅一样默默无语，不是吗？
我打了个哆嗦。多年前我已预见到这一点，发誓不能让她们见面，可我还是没做到。你为什么在谈起赫蒂时，显得你恨她似的？我说。
你见过我恨谁吗？西德尔问。
你乐此不疲地想象她活在痛苦中。
你有没有意识到，我可是在成全你和她呀？就算当一个悲剧里不会讲话的女主角也胜过当无名氏。你把她变成一个无名氏。更糟的是，她任由你这样做。
在你眼里，人人都是无名氏，我反驳道。而且，我相信赫蒂不喜欢小题大做。她会毫无怨言地过着她波澜不惊的生活。
总有一天，西德尔说，香烟的烟雾蒙上她的脸，总有一天，罗兰，你会明白你这样想是愚蠢的。
————
西德尔讲得对。我愚蠢得没有遵照我给自己的劝告，又让她们见了一面。也许甚至是我故意安排的。我这样做是出于无聊吗？或出于好奇，想看看我能对这两个女人做点什么？我人生中最戏剧性的一刻——不，容我修正一下——我与西德尔的恋情中最戏剧性的一刻出现在当时。
也是我与赫蒂婚姻中唯一戏剧性的时刻。
我们三个都不再年轻，可我们险些让自己变得多么年幼无知。
我记下那些日子发生的事，但决定不把这几篇日记收录在内。我深知什么是羞辱，我无意给自己留情面。但1954年的那次相会还是别旧事重提的好。——罗兰·布莱，1990年5月6日
————
上面讲的事发生于罗兰到访、我带露西去见他的那一年。他来加利福尼亚，想躲开赫蒂和西德尔两人。
今天伊莱恩说，每个人的人生是一幅拼图，直到现在，在他们的回忆录写作课上，大家才获得“智慧和勇气”，把拼图拼好。好几个人表示同意。他们都认为自己在创造大师级的作品。杰——作？更像是习作。
如果人生是一幅拼图，所有碎片都能拼合起来，那这样的人生想必乏味无聊。还能比这样更糟吗？小宝宝玩的拼图。羊放在羊的格子里，狗放在狗的格子里，奶牛、谷仓、农舍。如果硬要我把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我的丈夫、儿女及孙儿孙女、还有罗兰和罗兰日记中每个如今我烂熟于心的女人当作拼图那样——如果不让我有选择，只能将他们放入正确的格子里，我情愿死掉。
这样讲并不表示我不好奇罗兰、西德尔和赫蒂之间发生了什么。初读时，我对他很生气。他毁掉了什么？他怎么可以这么做？现在我气消了。我的母亲怎么可以活得如此凄惨？露西怎么可以用这么残忍的方式离我们而去？谁怎么可以这样或那样？人们提出这类问题，无非是想把人生变作一个有解的谜。真实的人生呢？它遗漏重要的片断，又包含着没用和多余的东西。
今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他们即将开庭审判那起凶杀案。去年，一个来自俄罗斯的邮购新娘被人勒死，据称是她自己的丈夫干的，在他们家的客厅，被他们唯一的孩子看见。这位丈夫说这个妻子不是从网上订购的普通新娘，而是前克格勃特工。仍在为俄国人从事间谍工作。她死了，所以没法为自己辩护。为了这次审判，他们把那个小男孩从他的俄罗斯外祖父母那儿接回来。实际凶案的唯一目击者。去年六岁，今年七岁。他的父母怎么能让这段婚姻在他们的孩子面前恶化演变成谋杀？那位法官怎么想得出让这孩子在庭上重温那恐怖的情景？可这些问题会对谁有任何帮助吗？
传言，伊莱恩去找琼，问她是否可以为我们组织一次社会考察，旁听那场审判。
话虽如此，但我不得不说，我死也想知道1954年那次见面时发生了什么。赫蒂偷偷在西德尔的茶里下了毒吗？西德尔拿一把手枪指着赫蒂的胸口吗？罗兰恳求这两个女人为他的幸福着想，达成一个和平协议吗？有生以来，这一回——好吧，仅此一回——我可以说我真正感到气馁。不管我能提出什么样的构想，都会被罗兰称作二流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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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16日
今天我们坐船外出，去乔治岛。一个晴朗无云的夏日。在灯塔下野餐。漂亮的篮子和巧手准备的食物。我认为西德尔搞错了一件事。赫蒂不是无名氏。她的专长在于隐身。倘若把她放在希腊神话里，没有男的神可以接近她，没有女的神会嫉妒她。
我们沿着海滩散步，途遇几对年轻的情侣，男的雄赳赳、气昂昂，仿佛他们的英勇无畏是最挺括的军装，女孩哀哀戚戚，仿佛她们的忧愁是最凄美的礼服。由于强烈意识到，此刻在一起是因为想必觉得这是他们最后在一起的时光，所以他们个个看上去像做戏一般。每个人在战争中被分到一个角色。每个人照着剧本演下去。
返家途中，我们遇见拜太太，她成为寡妇后从多伦多搬回镇上。杰拉尔丁舅妈与她交好，现在赫蒂接手了她，如同接手一株无脑的多年生植物一样。拜太太告诉我，她喜欢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使人们更方便与她道别：拜拜，拜太太。人们爱那样对她讲，她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何不让告别少点悲伤呢。
明天西德尔与我动身去纽约。经过这么多年后，我仍未摆脱坐火车是一件有去无回的事这个念头。如果一趟无辜的火车之旅能要了我父母的命，那么谁都可能有此遭遇。弗格森家的人以前郑重对待每一次旅行，即便是短途出差，也会全家人到月台上为维克托舅舅或威廉舅舅送行。再见，一路顺风，平安归来。
我叫赫蒂别来车站。她一口答应，令我感到失落。
————
赫蒂善于在小事情上施展报复。拒绝为罗兰送行。带罗兰与他们的表亲团聚。国内外愉快的日日夜夜。漂亮的生日礼物。她会像小女孩数彩珠似的积攒她的报复。不仅针对罗兰，她也等足时间，实现了她对西德尔的报复。
罗兰也实现了他对她们的报复。他比她们活得长，所以他能有最后的发言权。有些人为了最后的发言权而活。
西德尔没有作出她的报复，但她无需那么做。意志薄弱的人误把人当成生活，觉得自己被这个人或那个人所伤。对西德尔和对我来说：伤我们的只有生活。我们不向生活报复。
我比他们都活得长。但和西德尔一样，我不为报复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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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17日
前往纽约途中。西德尔优雅地闭着眼睛。有时我思忖，她想没想过从微翕的眼睑后面偷窥，看我在笔记本上写些什么。我老是偷窥。
在圣安德鲁念书时，我常认为我在给卓越的人生书写最吉利的开端；我草拟了通往功成名就的篇章，中间穿插一点风流韵事、阴谋和悬念。但现在感觉，我仿佛才刚写到我生平事迹的第一个分号；目前的成就还不足填满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想到，自马尔科姆·霍布斯以降，我没找到过一个能完全接纳我这个人的朋友。是不是只有年少时建立的友谊才算名副其实的联系？我人生中走马灯般的女人，完全复现不了这种无条件的奉献精神。昔日，马尔科姆与我躺在草地上，看书聊天：鸟儿更自由地歌唱，一道道阳光更富生机，我们的内心更充满甜美的向往。如果重温我以前的日记，我翻到的是一页接一页这样的欣喜若狂，仿佛只要有一个念头就能活下去，如同蜜蜂以花蜜为食一般，让热爱生活的心生生不息的不是肉身，而是活着这个概念本身。
现在我感到遗憾，我没有重视与他保持更紧密的联系。都怪我懒。等回到伦敦，我要马上给他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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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果真去了法院，可我们来得太早，戏还没开始。他们还要花一周时间确定陪审团的人选。所以我们集体打道回府，像被带去看一场未到上映时间的电影的孩子一样。我也参与了这件傻事。
但我不怪我自己。我有特别的原因想去看这场审判。俄国间谍素来是精彩的故事题材。罗兰，你会怎样看待这件事？俄国间谍再度现身旧金山？在2010年？那样岂不可以让你写出一部精彩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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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20日
森博基夫人和表亲克莉欧娜组成的小家庭没有变化。十三年——时间真的可能过去了那么久吗？她们老了，但跟她们的家具一样，她们有种近似不朽的神韵。那只傲慢的鹦鹉仍在。但比起我上次在这儿，她们的家多了几分灰暗的感觉。
森夫人的衣服保不齐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所穿的那套行头，可当年，这身衣服只是看起来古怪过时，现在却是毫无疑问的破旧。她的头发仍编成辫子，高高地盘在头上，但现在看起来像干草。西德尔和我受邀与她们共进午餐，席间她沉默寡言。大部分时候是表亲克莉欧娜在讲话。虽然她素来也不是个健谈的人，但她向我提出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不让谈话冷场。西德尔一副矜持样，没怎么插话。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推上舞台，面对三位老妇。连想讨好她们其中一人似乎也难如登天。
不对，我是被置于三名法官面前。她们中似乎谁都没兴趣作出裁决，尤其是正面的裁决。
今天在和西德尔一起吃晚饭时，我对她说，表亲克莉欧娜讲了点她工作上的事。我想她们过得不错。（表亲克莉欧娜告诉我，她一周去纽约上州两次，给一所教会的音乐学校上课。）
她们行事谨慎，西德尔说。她们也许有才华，但她们缺的是钱。此外，她说，莉齐现在也绝无办法把她的钱从苏联转出来。
我愣了片刻才明白，西德尔在讲的是森夫人——听人用小女孩的昵称叫她，感觉怪怪的。所以她在苏联有积蓄？
她的小说在那儿的销量没有几百万，也有几十万。
你读过她的小说吗？
没有，西德尔说。她用俄语写的。
现在肯定有人把这些小说翻译成英语了吧。
就算有译本，我也不想了解，她说。我早明白，莉齐是我要敬而远之的人。你瞧，莉齐比我大十二岁，在我会识字以前，她已经是个神童。她用一种连小孩子也听得出的严肃口吻对我讲，我在音乐方面没有前途。你可以试试写诗，她说。写诗是你能做的最接近音乐的事。就那样，手指一点。
我敬畏有信心从他人身上夺走某些东西的人，但我更敬畏那些有信心授予某些东西却丝毫不担心会出错的人。
拜她所赐，我成了一个只算得上二流的诗人，西德尔说。但她真正教给我的是认清现实。我这辈子只痴迷过她。从此我不再痴迷任何人。
她何时不再从事钢琴演奏的？
结婚以后。
值得为了家庭幸福而作出这样的牺牲吗？
我想有时婚姻会变成一个女人的志向，西德尔说。
但婚后她还是成了一名畅销的俄语作家，我说。
我们不清楚她的书是否有任何价值。我只知道，她以前是杰出的音乐家，现在不再是。
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个女人，我说。我实际在想的是：西德尔谈论森夫人的口气仿佛她已经死了似的。
没什么不可思议的。莉齐是个专一的女人。我相信人们并未认识到，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她缺乏那种你我和其他许多人赖以保持神志正常的想象力。
她必须具备想象力才能演奏音乐或写作，不是吗？我说。
那种想象力有套路可循，西德尔说。光凭那种想象力不足以让人维生。
后来。
我在从旅行社归来途中遇见表亲克莉欧娜。她穿着一身粗花呢套裙，看起来远不像那次吃午饭时那么衣衫褴褛。她说，她刚给人上完课要回家。
你喜欢教音乐吗？我一边陪她往她的住处走，一边问道。
我喜欢音乐，她说，但我恐怕不是一个好老师。
我说我确信她是大材小用。但跑来跑去着实辛苦，我说。你不能在家授课吗？
表亲克莉欧娜骤然停住脚步。我好奇她是不是从未想过当家庭教师。噢，不行，她惊骇地说。我们绝不可以那样。
为什么？我问。
我们不想家里有一点音乐声，她说。
什么奇谈怪论，她们家住着的可是两位音乐家。
如有可能，我很想和表亲克莉欧娜单独多聊一聊，避开西德尔审视的目光和森夫人的冷眼旁观。我想了解她为何如此心甘情愿地听命于一个怪人。
我寻思，是不是每一个我邂逅的女人都掌握着开启我未来的钥匙。不，不是每个女人。加拿大驻英高级专员公署的伊索贝尔·坎宁安就不是。她漂亮，但仅此而已。把我的未来扣作人质的女人是那些能轻易不把我当一回事的女人。连好心肠的表亲克莉欧娜也会在我离去的那刻将我遗忘。
————
当罗兰重读这些年的日记，然后把它们交给彼得·威尔逊时，他是否仍能记得他生命中的每一个女人？当然不可能。那他为何如此害怕被人遗忘，他自己却这么不花心思记住别人？
那样矛盾的人肯定不止他一个。大多数人想发财，却不在乎别人穷困潦倒。他们喜欢美食，却不在乎别人终日饿肚子。约拉，我希望你能尽早明白这个道理。人们给予你的大多数东西，是他们舍得失去的东西。接受那些东西没有问题，但请把它们视如万圣节的糖果和生日聚会所发的廉价礼品袋。
相应地，只付出你舍得失去的东西。你们想必一直明了，我记忆中的罗兰即属于那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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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21日
应西德尔的要求，我陪她参加了与米尔德丽德·福尔克夫人的一个午餐会。
福尔克夫人长得不好看。也许是因为她的眉毛——浓密，照我的审美过于阳刚。或因为她的嘴，撇着、充满鄙夷之色。我们一坐下，她就开始直言不讳，说明她正在为建设一个战时文明的欧洲出一份力。她试图与森博基夫人联系，她说，因为他们想在德国出版和演出她的声乐套曲。森博基夫人——福尔克夫人称她是欧洲真正的瑰宝——将会吸引许多听众。
我想她算不上正经的作曲家，西德尔说。
那个问题得由作曲家本人来回答，不是吗？
我恐怕帮不上你多少忙。
您本人，福尔克夫人说，我们仰慕您的诗歌。我们可以将您的诗翻译成最优美的德语出版。我能亲自保证那一点。
我佩服西德尔的冷静，仿佛福尔克夫人仅是询问可否出售一件家具。不管这个丑女人是谁，不管她怎么千方百计来到美国，我确信她已得知奥格登先生的死。我们可以在刚谋害了一个女人的丈夫后，找上门、向她提出做爱的要求吗？但那种事是男人常干的。到头来，各种戏剧性的事件、各种战争，不都是那么回事吗？
我插嘴。恕我疏忽，我没听到你说你和你的丈夫是做什么的，福尔克夫人？
我们从事文化领域的工作。
那透着威胁的含糊其词：我想象一个球，他们把所有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扔到那里面。
我不认为我的诗有值得供人阅读之处，西德尔说。我会十分同情那个被迫翻译我诗歌的人。
您太苛评您自己的作品了，福尔克夫人说。
而且，我的诗写的是鸡毛蒜皮之事，西德尔说。
并非每个艺术家有勇气承认那一点，福尔克夫人说。您不认为，就冲这个原因，您的诗，和森博基夫人的音乐一样，值得被人发现和欣赏吗？
西德尔微微一笑。谨慎，她说，即大勇。你不同意吗，福尔克夫人？
服务生过来请我们点菜。谈话顺理成章地暂停，点完菜，福尔克夫人和西德尔聊起双方都认识的熟人、滑雪之旅和她们看过的戏。我从未考虑过女人歇斯底里时的威力，但听她们讲话，让人寻思战争是否有道理。固然，战争会毁灭许多东西，但起码我们不用目睹这般冰冷的场面。
后来我问西德尔，她怎么认识福尔克夫人。
福尔克先生和哈里的叔叔有些生意上的往来，她说。
可这些傲慢无礼的人是什么来头？
你觉得他们傲慢无礼吗？福尔克夫人的父亲是德国人，但母亲是英国人。她和英国的关系如同我和英国的关系。甚至如同你和英国的关系。你和我也许不是英国最忠实的臣民，但我们选好了站在哪一边。福尔克夫人也是。
所以不管好歹，人总得赌一把。
我们不知道未来，罗兰。说不定这一盘她会赢。
我从未想过我们可能是这场战争输掉的一方。她必当知道，她站错了队，我说。
胜利的一方和正确的一方有何区别？西德尔问。
我谅必露出惊恐的表情。西德尔莞尔一笑说，放心。我还是有一些原则的。
我素来以自己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为傲。我养成了一种不屈从于任何传统价值的态度。我曾站在听起来也许不光彩或不道德的立场，而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自己有几分崇高和道义。不过，我无法想象自己处于福尔克夫人的境地。叛国是不是头等大罪，和乱伦一样？可我并不介意从哲学或美学的角度为乱伦辩护。我可以同样为叛国辩护吗？
如果我是个小说家、作曲家或诗人，如果福尔克夫人向我开出同样的条件，我会不会能够拒绝？
————
20世纪50年代末，在一次去西德时，我在接待我的那户人家看到一本书，里面罗列了那些致力于从内部暗中破坏第三帝国、并已遭处决的人的名字和简要生平。其中有米尔德丽德·福尔克（但没有阿尔弗雷德·福尔克）。我把这个发现藏于心中，直至一年后，我碰巧向一位以前是共产党员的朋友（马尔科姆·霍布斯，那时他已经在乡间安顿下来）提起。福尔克夫妇，马尔科姆说，为英国共产党做事。不可能，我说，并叙述起那次在纽约的会面。马尔科姆解释，她接洽的那些人要么是敌视或批评共产党的人，要么是像森夫人这种，已经偏离党的事业的人。
我不知道米尔德丽德·福尔克是怎么被捕的，也不知道她的丈夫怎样了。但即便今天，回想起他们密谋胁迫或引诱某个像森夫人这样不问世事的人，使她成为受纳粹欢迎的名人——一项打着革命事业的名义而进行的计划——我瞧不起福尔克夫人的殉难。——罗兰·布莱，1990年5月22日
————
如果你是腿部肌肉的一部分或心脏的某个小瓣膜，你怎么会知道大脑在策划某些伤人的事？想想每个在露西自杀时正认真地为那具年轻漂亮的身体各尽其责的细胞。
它们和森夫人一样，落入或没能落入一个阴谋中，被消灭或没能被消灭，一切取决于运气。
噢，运气。永远最孜孜不倦的厨师。你可以婉拒，说你饱了。或可以借口肠胃不适。或像小孩子一样噘嘴，不肯碰那些东西。但这位厨师仍给你一道接一道的菜。讲真的，不吃完最后一口没办法离席。然后，在你付了账单、终于可以离开时，哦，不，事情还没结束。就像莫莉带我去品尝那个主厨特选套餐时的情形一样。在我们离开前，那位殷勤的服务员给我一个漂亮的袋子。里面是送您的南瓜方包，太太，用我们的特别配方烘焙的。
在我的子女中，谁会提供那道被带走的南瓜方包？不会是莫莉。我知道。卡萝尔吗？她像我的妹妹玛戈。她没有狂野的一面。没有刺。不给人意外。蒂姆和威尔呢？不会是他们。
凯瑟琳，我必须向你坦白。现在（终于！）我已经吃到最后一道菜，当我思量运气正在偷偷为我烘焙什么时，我想到的正是你。
————
1943年8月29日
回到伦敦。有时我好奇，希特勒对这样大动干戈地让大家惦记他，究竟是何感想。我们人人活得像一副被洗来洗去的牌，事事听凭他的心血来潮。
我的现状：满足于撰写宣传文章。加拿大是我母亲所属的国家。美国是我父亲所属的国家。英国，两人祖上所属的国家。鲜少有机会让人可以同时忠于这三个国家，今天我对西德尔说。需要一场战争才能实现。
不忠是我们的特权，西德尔说。别弃而不用。
你的特权，我说。我这一代人享受不起那样的福分，什么福分都没有。
每一代人想必都那么觉得，她说。这世界欠年轻人的总是多于欠老人的。
不是每一代人。瞧我们，仿佛终于够年纪可以在一家知名餐厅里坐下，可连餐前的开胃小吃还没上，附近就有一颗炸弹爆炸了。
你可以改天再去，西德尔说。
改天重返，那家餐厅已夷为平地，我说。
耐心，西德尔说。我劝你保持耐心。
要多久呢？
我们打赢战争，或战败。不管胜负，到时前途会更加明朗。
就算战争明天结束，也无法保证我有任何前途。但我不能没有前途，我说，我还年轻。
我也没老得不能结婚。
我瞪着她。我的人生原来不是掌握在希特勒的一念之间，而是一个女人的一念之间。
你的表情好像我侮辱了你似的，可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她说。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和你结婚吗？我问。我想，我的人生将变得轻松许多——我可以安心写我的书。我们不会相互生厌。我们谁也不会在一个地方扎根。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一起旅行。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地方——或是在新墨西哥州？沙漠里的某处——一个在一家旅馆给我们提供食物的男人告诉我们，那周围没什么可看的东西。这儿，连长耳大野兔也随身自带午餐，他说。可我和长耳大野兔有什么区别，这些年我唯一做的事是怀揣着一份痴恋。我千万不能和西德尔结婚。男人不能一辈子只穿一套西装，吃一盘菜，和一个女人过一生。
不过你犹豫是对的，她说。
我的心稍稍一沉。
回去的路上，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一个姑娘，她的相貌和声音似乎如此熟悉，让我慌张了片刻。我肯定和她发生过亲密的举动，但结果发现，我只与她在塞耶之家见过一面，她在那儿当护士。她是加拿大人，在欧洲大陆长大。让我称她为D吧。
她说，她到伦敦来送别一位要去美国的友人——她上学时结交的一位罗马尼亚朋友。这位朋友和她的家人几经周折才逃出罗马尼亚，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所有财产。
又一张被从整体中洗出的牌。
我问D，她为什么不回加拿大。那儿更安全，你知道吗？
也更乏味，她说。
可你的父母呢，他们不担心吗？
她灿烂的脸蛋失去了几分光彩。我差点认定她会说她是个孤儿。我正准备搬出我自己的故事，这样她会立刻觉得与我拉近了距离。
他们没有意见，她说。他们是爱国的父母。
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吗？
还有我的哥哥，她说。他是飞行员。
我约她明天见面。她将在伦敦停留几日。
那样的事犹如天气变化。每次发生时总让人感到振奋。
————
想到一件事。罗兰有过的女人里无一人的名字是以Z打头的。他怎么也没法吹嘘自己包揽了二十六个字母。佐薇、泽尔达、扎扎，个个以Z开头的名字，他全错失。
今早，在做定期的眼科检查时，阿特勒医生告诉我，我的视力之好，堪比1958年的第一代雪佛兰羚羊车。我看得出他今天工作清闲。我告诉他，假如他认为他可以与我调情，那么他错了。你算算看，医生，我对他说。1958年时我已经有四个孩子。他面红耳赤！他说我俨然似他的母亲。让你难堪是她的职责，我说，不是我的。
没有男人竟蠢到和一个女人谈论另一个女人。（我寻思，是不是因为那样，阿特勒医生把自己搞到离婚，由于他向他的妻子称赞一位女病人的视力。）但进而与另一个女人谈论他的母亲……好像我在乎似的！
愿那可怜的女人安息。如果她知道她的儿子成天与他的病人谈起她，她会作何想法？我敢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有机会在那间幽暗的诊所听闻她，同时看着视力表，努力猜测选哪一个更好，一或二。
我不会讲太多她的事来烦你们，但今天阿特勒医生泪眼婆娑，他说，在他五十岁时，母亲送给他一份意外的礼物。上学期间他一直是单簧管手，他说。他的老师认为他可以继续下去，成为专业的演奏家，但他的父母认为从事音乐没有钱赚。他遵照他们的建议，开了一间生意不错的诊所，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他的母亲送给他一盏用他以前的单簧管改造的灯。
他甚至给我看他手机上的照片。一盏挺好看的灯，我说。很适合你，因为现在你不用它奏出音乐，而让你的病人见到光明。
他向我道谢，仿佛我的话是赞美之词。
我为那支单簧管感到难过。如果有安葬旧乐器的墓地，那支单簧管可能宁愿去那儿。谁知道呢？各种乐器可能会在半夜从坟墓里复活，自行指挥演奏一曲鬼魂交响乐。只缺这支单簧管。
也许在我走了以后，我的子女没有一个会因我以前送他们的礼物而变得泪眼婆娑。另一方面，我也从未夺走过他们的某些东西，再把那东西制成木乃伊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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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2日
在D回塞耶之家上班前又和她约会了一次。不得不承认，虽然我们尚未在此次战争中解放谁，但起码解放了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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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人是我为你们标注出的最后一个。后面还有的是。如今我对她们个个烂熟于心，要再阅读有关她们的事，我会不胜其烦。令人称奇的是，罗兰似乎从不感到厌倦。男人出人意表。在最可想而知的方面。
我决定不去旁听杀害俄罗斯邮购新娘/间谍一案的审判。南希告诉我，他们让那男孩出庭作证。他在地上蜷起身子，说明他发现他母亲时她看起来的模样。照理，那法院内的每个成年人不该糊涂到让一个孩子演示那一幕。他们也应该有起码的操守在他这么做时闭上眼睛。
人天生喜欢看热闹。露西死后那些日子发生的事，你们连听都不想听。
可怜的露西。自十几岁以来，她就讨厌我接近她。露西，如此固执，如此善于把每个人推开，但到头来，她知道我们将不得不为她收拾残局。
昨晚，我想起证人席上的那个男孩。假如我是他的母亲，我会从坟墓里出来，为他流下我没有为露西而流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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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10日
我和马尔科姆去橡树岭屋待了一个周末。他变化不大，和我们上次见面他乘船前往牛津时差不多。我猜想我是出于嫉妒而没有和他保持联系。
但现在那一切已是过眼云烟。我们必须归功于这场战争，它可以把任何事变作过眼云烟。留下的是这宝贵的生命。我这话指的是，我宝贵的生命。
我们在傍晚时分抵达。他的叔叔和姨妈膝下无子。马尔科姆无疑是他们的继承人。他们必然把他当作继承人那样待他。
吃完晚饭，端着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埃德蒙叔叔开始唱起《不列颠万岁！》。唱完后，埃德蒙说，战争期间——我花了片刻才明白他是在讲布尔战争——人们经常在晚宴后去白金汉宫，在王宫外面唱爱国歌曲。给女王陛下打气，他说。有一晚，他说，起了雾，天很冷，我们中的一些人点起篝火。接着王宫的一个房间亮了灯，我们全体鸦雀无声。通往阳台的落地窗打开，走出两名卫兵，中间夹着一个矮小、一身黑衣的人影。
埃德蒙叔叔的怀旧如此富有诗意，使得我在他讲完后和他一起歌唱《天佑女王》。我料想马尔科姆会嘲笑我们，可他看起来似乎有别的心事。
没有很多英国人，马尔科姆后来说，明白苏联正在帮我们做什么。我们讨论战后的欧洲和政策制定，仿佛我们将凭一己之力赢得这场战争。可我们中有多少人问过，这场战争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也许一百年后人们会说，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转折点，纳粹给共产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如果这场战争过后，我们中的一些人将准备举起锤子和镰刀，我不会感到意外，马尔科姆说。该是这个岛国甚至全世界变成红色的时候了。
————
我不会假装我很懂历史。但我深知，吉尔伯特只是误打误撞没有变成共产主义者。年轻人的梦想什么颜色都有。吉尔伯特梦想的是橄榄枝的绿与和平鸽的白，但他也可能梦想红色，不过他仍会是同样那个人见人爱的吉尔伯特。
我的弟弟肯尼也梦想绿色，但是绿色的钞票，当那个梦想引他走上歧途时，他锒铛入狱。我不知道坐牢时或出狱后，他的梦想是什么颜色。我们和他失去联系，但如果他幼年夭折，我们会永远记得他。
罗兰的梦想是什么颜色？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名气、功业、不朽，合起来是什么颜色？是七彩的小糖粒吗？
露西死后不久，吉尔伯特对我说，这个世界让他觉得过于明亮。
你说什么？我问。人们一般的讲法正相反，我心想。在某个人死后，这个世界失去了几许光芒。电影里是那样演的。天地变成灰色。
他说颜色看起来显得不一样。红的太红，绿的太绿，蓝的太蓝，白的太白。也许你应该去检查一下眼睛，我说。为露西流了那么多眼泪，想必使你的眼睛有些异样。接着，吉尔伯特诧异地看着我说，你真是故意装傻，莉利亚。我哪里装傻，我问，不过事实是，我清楚知道他在讲什么。
露西死时是五月，雨季的尾声。那一年，我们更适合生活在雨和雾中。但五月，阳光重现，金灿灿的罂粟花开得到处都是。
我这辈子，自那以后，每当看见金灿灿的罂粟花就想起露西。
吉尔伯特也许认为我没有对露西表现出一个母亲该有的哀悼之情。我不会为自己辩护，不是因为我不能，而是因为再多的眼泪、再怎么辩护，不管怎样都换不回她。
露西的死对吉尔伯特的打击之重，使我经常觉得他由于一颗破碎的心而少活了二十年。照理，受影响的人应当是我。可以说吉尔伯特为我挨了一颗子弹。他从一开始便甘愿这么做。他甚至在追求我时就对我讲过那些话，不过当时他指的是另一番意思。谁想得到，那颗子弹不是源自战争，而是源自我们一同抚养长大的女儿？
今天我思绪万千。我试着回忆某些别的事。但是什么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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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14日
和马尔科姆一起吃午饭。若不是他话里透出的挖苦之意，我会认为他对苏联的兴趣可怕地预示了他新的政治热情。
他说，俄罗斯东正教会一直在祈祷苏联战胜希特勒，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共产主义里寻找（或找到了）基督教的萌芽。记住下面的话，他说，我们口口声声谈论和平与战后的秩序，仿佛我们相信，苏联会高尚服帖地把欧洲留给我们，继续耕种他们本国的社会主义土壤。
最后那番评语令我想到，也许马尔科姆不像我忧心的那么支持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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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看来，我想指出一点，马尔科姆·霍布斯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却基本毫发无损。我能说什么呢？他是个随便玩玩政治的外行，因为他有条件那么做。我，在当时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不放过任何让自己晋升的机会。——罗兰·布莱，199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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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起我忘记说的话了。莫莉讲，吉尔伯特和孩子们谈论露西的事，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个个认为我害死了露西吗？他们认为我一直安然无恙地继续过着我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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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2月31日
我们度过了怎样的一年，不过这句话可以用来形容每一年。
全天和西德尔在一起，今晚她感时伤怀。因为生病或不胜酒力？突如其来地——或喝了太多酒后——我问她，你有别的情人吗？
真好笑，你会这么想，她说。
好笑，过了这么久我才问，我说。
你应当知晓，我是个生性懒惰的女人。
那句话恐怕是能从一个女人口中得到的最具侮辱性的回答。我努力保持平和的语气。我们相识已有一段时间，我说。你最初看中我什么——没有经验、年轻、势利、贪图你的地位和一心想引起你的注意吗？维持我们这段关系的是什么——习惯、熟悉、执念，或什么？
不能是出于一点爱吗？她说。
一点爱，我说。你把我们讲得像一对老夫妻，彼此间只剩一点爱。
没几个男人能自豪地宣称赢取了我的一点点爱。
肯定有几个，我说。他们当时做了什么？双膝下跪、向你求婚吗？
罗兰，我结过两次婚，一次为了爱，一次为求安稳的生活。我觉得够了。
所以你真正想说的是，吊吊我的胃口岂不挺好，因为我是保险的选择？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前途，所以你不必担心落入我的圈套。
为什么女人不能因为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时感到开心而想得到那个男人，西德尔一边说，一边拿起她的酒杯，与我碰杯。
对此我无话可讲，我说，但显得有点气势不足。
哦，罗兰，我们在一起时有一点开心，不是吗？
我发觉，从不喝醉酒的西德尔肯定是喝醉了，因为那样适合她今晚的心情。当然，我说。
在世人看来，我们也许像两个小气鬼，彼此嫉妒对方拥有某些更好的东西，西德尔说。但当我们不付出太多时，我们呈现我们自己最佳的一面。从那个意义上讲，我们堪称绝配。在这点上，你一定要信任我，因为我极少出错。
果真如此吗？
否则，她说，我为什么丝毫不觉得你的众多情人对我有威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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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们仍做爱吗？我很难相信有。西德尔真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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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1日
又是一年。同样的战争。伤亡人员的增长犹如学校比赛记分牌上的数字。
我开始参与国际劳工大会的事务。我喜欢这份工作胜过写宣传文章。所有选手，不分主次，皆像橄榄球场上的男生那样严肃对待这场博弈。经验越少的选手，越无所畏惧、胆大妄为。
昨天马尔科姆说，同盟国梦想德国打败苏联，同时又在取得胜利后蒸发不见。他送给我一册《孙子兵法》，这份礼物太适合我目前从事的活动。原来翻译这本书的是马尔科姆的父亲在牛津的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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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读去年的日记。我已经变成一个多么高明的谎言家。或多么卑鄙无耻的谎言家。会不会有谁，在阅读这一篇篇充斥着自欺欺人之语的日记时，看穿我？
别的人在他们的日记里撒谎吗？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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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你真相信有一天人们会阅读你的日记吗？
当然，我就是，正在阅读他的日记。但我这样做纯粹出于偶然。人生绕来绕去，领我走到今天。我不感到意外。但假如人生转了不同的弯，我也不会感到意外。那样的话，我会忘了他。或从一开始就不会认识他。
但想象他留着他多年的日记。每次搬家时，他将不得不把那些笔记本打包装箱，每年，那行李箱会变得更重。在与赫蒂结婚以前，他几乎居无定所，一个居无定所而不能舍弃他的文字的男人，值得些许尊敬。我不大理解的是，他为什么托彼得·威尔逊为他完成最后的工作。在这本书的尾声，他说他与一个朋友名下的出版社商定，将他的日记付印。为什么不在那时出版，这样他可以见到最终的成果，三卷本，而不是被缩减成一卷？
但他恐怕很难不隔三岔五去书店，询问有没有人买他的日记。也许更易做到的是幻想那些人都在他死后来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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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4日
任何形式的不贞导致更高层次的忠诚。近来我觉得我的新生活更振奋人心。以前我常会幻想，我做的一切是为了写出那些将署有我名字的杰出小说。现在我使自己相信，我在为美国的、欧洲的、人类的前途效力。为战后的秩序。这项工作听起来棒极了，令人感到光荣。
今天西德尔评价我看起来更坚决果断了。世界和平的念头想必对你有益，她说。
总得有东西出现，打破旧世界的秩序，我说。否则这场战争就白打了，人们会白白牺牲性命。
你听起来拥护社会主义。
我想到马尔科姆。他怎么仍能够影响我的思想，既耐人寻味，又引起人警觉。
你一两天那么想没问题，西德尔说。但相信我，如果你加入那个圈子，你同样会感到无聊。
哪个圈子？
从瓦解旧秩序中获得莫大乐趣的人。
你这么认为？
否则你以为我为何放弃诗歌与绘画？
你还画画？我问。我可不知道。
比我在写诗方面还更缺乏天赋。
也许你太谦虚了。
有时我觉得我可以用韵文创作一部旧体小说，关于我认识的每个人，没有人会想要读这部小说，所以没有人会知道自己被写入其中。
为何不写呢？我说。你可以成为我们时代的女普希金。或创作一部轻歌剧？
跟这些现代主义诗人一起在台上手舞足蹈地跳来跳去吗？想象一下莉齐的惊恐，西德尔说。
莉齐？
我忘了。你所称的森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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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懒得向图书管理员安德森太太询问森夫人的生平。她也许是一位知名作家，也许寂寂无闻。什么样的数学计算可以算出一个人多快被遗忘？如果我在早餐时提出那个问题，估计会有不少男人争着给我答案。用长长的公式和复杂的图表。
西德尔只在另一位诗人的传记中占了一页篇幅。她死后，有多少人记得她？我料想我自己死后也一样。我们——我指西德尔与我——活着不是为了被人铭记。我们甚至不想要改变谁的人生。如果有人受我们的影响，无论好坏，他们得自己为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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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9日
吃午饭时马尔科姆说，他的门卫一直纠缠他，讨他那套不太旧的西装。
试想如果苏联独力打赢这场战争，我说。伦敦的行李员、门卫和侍应生，个个会索要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确保英国不出现这样的事。我们需要一套进步、公平的体制，不是一套用来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那种对抗只会助长布尔什维克主义。
我有种预感，我可能一直误解了马尔科姆。斯拉夫人是我们的希望，他今天说，接着借给我一本丽贝卡·韦斯特写南斯拉夫的书。
后来。
西德尔问我，我预计自己战后会去哪里，我说，美国吧，我想。加拿大是我的少年时代，我说。美国将是我的成人时代。
英国呢？
我的罗曼司，我说。
多么富有诗意的三位一体，西德尔说。
上述对话发生在我与她共度了一个晚上以后。马尔科姆总让我感到迫切地想采取行动、投身一项事业、找到更崇高的意义。西德尔提醒我不做出承诺的乐趣。
再后来。
赫蒂的来信，及时的当头一棒。我上一次想到她是什么时候？上一次在这本日记里提到她是什么时候？噢，赫蒂呀。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如此轻易地被我遗忘，倘若我说我的确思念她，没有人会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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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如同空气一般。
随便挑一本杂志，读读那些谈婚姻问题、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问题、朋友之间的问题的文章，很快会发现，大家共有的一个抱怨是人们觉得自己被当作空气一般对待，被视若无睹。真是的，我总想说，你们就只有那点自信吗？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孩子、你们最好的朋友——假如你们果真这么重要，对他们来说，你们正应像空气一样呀。如果你们想确认一下，让自己离开片刻，看他们怎么气喘吁吁地不能没有你。
我取笑赫蒂，但有一件事她做得对。她安之若素地只当罗兰眼中的空气。你们或许想说吉尔伯特也一样，但我们一起抚养了六个孩子。养孩子是一件奥妙的事。每个孩子犹如一个新的季节，等你适应了这个季节后，接着又来一个。令人头痛的事层出不穷，但在每个季节开始之际，你觉得有新鲜的事、不一样的事在发生。
吉尔伯特与我一起经受了季节的洗礼。像一对被涂了许多香料的咸鱼。诺尔曼和米尔特——他们走入我的生活时已经被腌好了。
我倒是有一个问题：罗兰与西德尔在彼此的眼中是什么？对他来说，她肯定不只是空——气。他对她来说呢？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他是个没用的男人。但唯独她了解他对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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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22日
我们过回早期的生活，为了战争而吃饭睡觉，不顾战争而饮酒作乐，由于战争而苟合做爱。和过去几次一样，我又希望能去当兵就好了。西德尔指出，像我这种战士，会比其他人都更早中枪，当别人干脆不要命时，我则千方百计想保住我珍贵的性命。如此一来，会有那些不得不为了我而牺牲他们性命的人，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在乡间别墅养伤，等待我的勋章。
我说，大多数男人会把她的话视作侮辱。
你不认为过一种完全自私的生活需要几分勇气吗？西德尔说。
除非自私自利是其本性，我说。
你煞费苦心，想把自私自利变成你的本性，西德尔说。相信我，自私自利的人不把他们的自私自利像徽章似的别在帽子上招摇过市。他们想展现的是他们的美德。
你经常讲得比我自己还了解我，我说。
有些人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西德尔回道。而且，是我塑造了你。
从未听她亲口讲出这句话，但心中一直怀疑是这么回事的我，打了个哆嗦。
不，你不必感到气愤，她说。我们不让彼此生厌，我们一同创造了这种生活，因为我们谁也不想觉得无聊。我们无法撤销这种关系。
我们为什么不能？
你不可能与另一个女人复制这样的关系，她说。我没兴趣和另一个男人复制这样的关系。
因为那样，所以人们才不离婚吗？因为解除关系太耗时间和精力？我说。
哦，罗兰，她说，我们拥有的胜过任何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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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兰与赫蒂结婚后，西德尔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们可以继续往下读，但我与你们赌一百美元，你们和我一样，找不出答案。因为罗兰自己也不知道。他声称她并未再接纳一个情人。那一点我愿意相信。她有她的忠诚，这种忠诚非比寻常。
西德尔与我是同一类人。遗憾的是我们素未谋面。如果见面，我们不会形同陌路。我们会相互理解。男人不明白，一切故事，到头来，是女人的故事。正因为如此，他们发动战争、停火言和，这样他们才能声称自己拥有某些东西。
罗兰和西德尔的传奇故事也许能拍成一部精彩的电影。电影可以跳过许多部分，直奔结尾。要我标注出写西德尔临终时的那一页吗？还有写赫蒂临终时的？她们都死了，这样讲不算泄底，但如果我告诉你们我对她们的死的看法，那样是泄底。
马上要到联合国大会了。我不用再读那部分日记。我遇见了罗兰。我遇见了吉尔伯特。吉尔伯特和我结了婚。
你们可以读，并在罗兰的日记里找到几行有关我的话。但我不会为你们把这些话标注出来。如今这些话毫不重要，正如和平大会上那全体男人的抱负一样。瞧瞧1945年后发生的战争。那次和平大会几乎一事无成，但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
“没有命运，人可以活得很好”，这本书里有个地方写到类似那样一句话。美好的痴心妄想。就好比说没有性命，人可以活得很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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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5日，从南安普顿驶往纽约港的玛丽王后号载着一千七百余位英国的战争新娘和六百个孩子，去和他们的美国大兵丈夫及父亲团聚。我和几名男士一同做了这次跨大西洋之旅。——罗兰·布莱，199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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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你们标注出上面这段话。
露西在罗兰横渡大西洋之际出生。把几张他在船上的照片和几张婴儿露西与她的新手父母的合影放在一起，加上配乐，可以充当一个电影片段。但电影总是让分离的人走到一起。现实生活正相反。现实生活的主题永远是疏远。
露西出生于罗兰结婚前。那时我不知道这一点，可当然，就算知道，我也不会有不同的做法。我有我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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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28日
昨天，约翰斯顿的电报晚到了。他为我弄到玛丽王后号上的一个舱位，这样我就不必等毛里塔尼亚号了。是奇迹还是征兆？今早，当我告诉T时，她伸手去拿我的烟盒。我昨晚给她的烟盒装满了烟。我会再为她装满的，所以为何这样显出贪婪，犹如孩子气的反抗？
只相差几天而已，我说。
男人就是这样，不与人商量就私自更改出发日期，T说。
我为什么老与这些麻烦的女人搞在一起？我早该设法在谈情说爱时多点原则。不过这句话，我想必已在过去十年中对自己讲了几百遍。
归返日期，我更正她的话。我是回家。
关于T，没有更多可言的，但我反复琢磨我的说法。既然我的外交事业化作灰烬，我想不想重新找一份在公关公司的工作，做我闭着眼睛能做的事？或者，我是否应该把成家当作一项新的抱负？
1946年1月30日
冒雨出门，与西德尔一起吃午饭。寒冷、阴沉、凄苦。正是这种天气让人疑惑，我们千辛万苦打赢战争到底为了什么。我情愿仍能够翻开报纸，阅读有关战役和撤退的消息、国内外的伤亡人员。某些让人为自己尚活着而感到心头一颤的东西。
西德尔听我讲我的行程计划有变，无动于衷，仿佛我是在告诉她一趟不偕她同去的周末之旅。（即便那样，也希望她会露出惊讶之色或探询的表情。）我相信是她的漠然导致了我近来许多无意义的风流韵事。多渴望进行一番不像外面的天色那般了无生气的谈话，我照实这么对她说。她面带微笑地谛听，仿佛我在试图向她兜售某些假货，她宽宏大量得很，不直接道破。
但我的确感兴趣，在我指责她反应冷淡时她说。我真心想听你具体的生活境况。
哪些部分？我问。
凡是你愿意割舍的部分，她说。
对我不肯割舍的部分感兴趣，岂不更合情理？我说。
你唯一舍不得的女人是我。我对我自己没兴趣。
我大吃一惊。为掩饰我的惊愕，我笑起来，那种吸引他人注意的尖厉的苦笑声。几位顾客看着我们。我瞪着其中一人，他耸耸肩。
所以对于我回去，你一点不在乎吗？我问。
你想要我在乎什么？
我想用离别伤她的心。想在我转身走的那一刻，她会迫不得已地求我留下。
离别带来许多实际的后果，我说。假如我在那儿与人结婚了会怎样？比如，与赫蒂。
你凭什么认为，你结婚会改变我们在彼此心中的地位？你不能把婚姻设作给自己的陷阱，你也不能指望我甘愿落入那个陷阱。
要结婚的人不该怀着不忠的心，我说。
对谁不忠？西德尔说。假如我辩称，你结婚是对我的不忠呢？但别担心，我不会那么想。
我倒宁可你那么想，我说。
你不在这儿，我会思念你。我会非常思念你。但我这辈子花了许多时间思念许多人。要我撒谎，说少了你比少了其他人更让我伤心吗？你会相信我的话吗？
小餐馆的嘈杂声令我想把我的叉子扔向她身后的镜子。如果她指的是她两任死去的丈夫和一个死去的儿子，我没办法与他们竞争。西德尔想必看穿了我激动的情绪。你不会考虑回加拿大定居吧？她说。
假定我是呢？
你想要我提出一个理由，让你留在这儿吗？
可以提出什么理由？我问。留在这儿，做什么？
做你擅长的事，她说。你可以在这儿找份差事。詹金斯会很高兴让你回去。
我对西德尔概略地讲了讲我在联合国和平大会上犯的错。我把它说成是一次失足，找错了女人——许多男人的通病。与西德尔分享一段不光彩的经历会使这段经历听起来像个笑话。她向来善于化解一定的痛苦。
伦敦需要再多一个毕生致力于公共关系的笨蛋吗？我说。男人想要有所作为。
加拿大会让你有所作为吗？
从旧金山回来后，我一直怀疑，在伦敦或华盛顿的某个地方，有个卷宗，里面累积了我的资料，多得让我觉得不踏实。但也可能所有出现在大会上的人都逃不过。我只是《工人日报》的一名记者，不是吗？我与不同阵营的人交谈，无非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加拿大应该没有对我不利的东西。
起码我可以让赫蒂的人生有所不同，我说。如果我留下，我能让你的人生有所不同吗？
西德尔直视着我，我在她的眼中看到怜悯。
1946年2月4日
离开伦敦。只有我们几个人坐港口联运火车，到下午五点时，我已经在我的房舱里安歇下来。除了约翰斯顿，无人到滑铁卢为我送行，我们最后握了一次手，他对迅速为我安排好行程充满沾沾自喜之情。
我们明天起航时，没有人会来送别我。
到傍晚时分，当一千七百余位战争新娘和六百个战时宝宝登船后，清静成为泡影。回想起来，约翰斯顿在祝我一路顺风时的确露出暧昧的笑容。他必定预见到这混乱，颇有商业头脑地不事先提醒我。
1946年2月5日
南安普顿的市长大人上船来，欢送战争新娘和她们的孩子。他提醒他们，他们将是代表这个王国的民间使节。民间使节，我对我旁边的一个男人说。我这辈子从未与这么多外交官同行过。
他没回话。为缓解尴尬，我问他去哪里。经纽约去澳大利亚，他说。
1946年2月6日
不管谁阅读这本日记：我谅你们不敢想象与这么多战争新娘和战时宝宝同搭一条船。尿布、喂奶、吃饭、应急救生艇演习，各种戏剧性的事足以使每一天令人感觉好像长达四十八小时。我试图在那些可能会被逼疯的男性乘客中甄别一个或不止一个内心脆弱的人。一个男人自己投海，或更糟的，把一个摇摇晃晃从他身旁走过的幼儿投入海中——那种事可以作为一部小说的引子。
不过，迄今为止，所有男士似乎都足够坚强。我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战争新娘夹杂着，在商店购买长筒丝袜、香水和巧克力，店里每次总有三四层顾客之多。
我给T买了几块香皂。她可能收不到这些香皂，但贵在心意。
————
我把那些香皂给了谁？船上的某个人，我想，但船上有太多女人。我这辈子，曾几度须臾地想起过她们。对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那次横渡，没有她们的父母和丈夫在身边，想必是她们人生的顶峰。想象她们散落在北美大陆的各个角落，奔着婚姻、子女、孙儿孙女而去，然后想象那艘船在那次航行途中沉没了。谁能说，活得长决不会让人因长寿而生厌？假如我们全在那次旅途中落水身亡，我们将全部千古留名：年轻的妻子、天使般的孩童，和几个潜力巨大的男人。——罗兰·布莱，1990年4月4日
1946年2月7日
我看得出，经过此行，我欲繁衍后代的愿望将降低至零。我要找一个不会把她的志向扩展到将为人母包含在内的妻子。我确知的就这么多。每个被你送到这世上的孩子，只是让你等着这个世道把他变成孤儿——下一个被那回力镖夺走生命的人除了我还会是谁？
从那个意义上讲，西德尔会是理想的妻子。如果我发电报向她求婚，她会说什么？赞许我的勇气？笑话我的冲动？
1946年2月8日
望着大西洋和海上的天空露出新一天的颜色，我从未像今早那般觉得愁云惨雾，对我而言，这一天与随便哪一天一样，无甚特别。甲板上冰冷刺骨，但若不是这么早，没办法不撞见同船的英勇的乘客。昨天是个晕船日，所以今天比头两天安静些。不过，无论晕船与否，一种明显可感的兴奋之情仍继续存在。
不是说我没发现那批战争新娘中有几个长得妩媚迷人。为什么那样称呼她们，仿佛她们各自嫁给个人独有的战争？到处是写着“仅供战争新娘”的牌子。音乐为她们演奏。乒乓球为她们而弹来弹去。大海为她们而从中间分开。
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欣喜若狂。想象莎士比亚戏剧里那些信步走出城市、迈入森林的可怜的家伙，他们会感受到同样恣意的幸福。一旦她们再度踏上坚实的陆地，她们将有什么样的命运？新娘何时变为仅是妻子？取决于时间还是丈夫的爱的销蚀？
吃完早饭，我把一块巧克力递给一个头上的波浪卷多过嘴里牙齿的小姑娘，她误把我的腿当作某样比折叠帆布躺椅更稳固的东西。那位年轻的母亲自己咬去半块，把剩下的递给那女孩，并对我莞尔一笑。一场对话应运而生。这位少妇名叫希尔达，她十九岁。她的女儿叫鲁比。她们来自卡迪夫，她们将前往艾奥瓦州的滑铁卢，与希尔达的丈夫厄尔团聚。很好。
我偶遇了希尔达几次。她被我迷住。连鲁比也被我迷住。
可怜的厄尔。
我不觉得希尔达难看。但和船上的其他所有女人一样，她是别人的妻子，背负着别人的子嗣。
所以。可怜的是我。
1946年2月9日
乘务长佩顿喜欢时时提醒我，我可以在图书馆觅得安静的一隅。今天下午他对我说，他从未碰到过这么多小孩误把他当成他们的父亲。
他们想必看中了你什么，我说。
不，问题出在那些野女人身上。她们不会准许她们的小孩打扰你们这些先生，却不来阻止他们抓着我的腿。
她们可能太累了。别因此记恨这些可怜的母亲。
谁叫其中有两人说我老得不像父亲，佩顿怏怏地说。
如果我放弃那本迟迟未完成的关于我自己的小说，转而写一部以佩顿为题材的，那会怎样？一个航海的主人公总归有惊险刺激的经历。佩顿平凡的举止风度也许只是用来隐瞒一段深不可测的过去，包含着秘密和戏剧性的事件。
1946年2月10日
罗兰，让我们头脑冷静，别再逃避你必须回答的问题。
你为什么忽然急着想结婚？
——给失败找一条出路。我不是相信失败乃成功之母的人。
婚姻对你意味着什么？
——无论娶西德尔还是赫蒂，都会改变我未来的财务状况。
你有没有想象过，和西德尔结婚会是什么情形？
——她会让我保留部分自由。
赫蒂呢？
——我不知道。
不要想眼前，而是再过十年后：你会后悔当时没娶她们中的任一个吗？
二十年，或三十年后呢？谈到婚姻，人是拿时间赌博。二十年后，西德尔将七十六岁。三十年后，她可能已经入土。即使她把我写进她的遗嘱中，我也成不了真的继承人，得不到我想从她那儿得到的东西。我永远得不到我想从她身上得到的东西。如果我娶她，我要终身甘当一个失败者。
赫蒂呢？我对她一无所求。
1946年2月12日
后人，注意啦：今天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给西德尔，说我对我的婚姻已有决定，但一切会尽如人意。她会明白，什么都不会变，因为我们之间的一切不可改变。
另一封给赫蒂。你和我之间，赫蒂，让我总是当自私的那方——但这句话，我不必对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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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日，露西三天大。我注意到，我们经常在婴儿出生后或在孩子死去以后，一天一天地数日子。也许在任何亲近的人死去后都会数。
西德尔与我会有不同意见，但我还是相信我们用出生和死亡来度量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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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蒂的书架上曾有一本书：《女孩娱人娱己指南》。通读我自战争期间以来的日记，显然，我会是执笔撰写《在世界大战中生还的懦夫指南》这本书的最佳人选。可连一个懦夫也会被他想名垂青史的志向所愚弄。我的、被战争比下去的雄心壮志，因联合国和平大会而膨胀。致力于给世界提供另外一种选择的可能、让它摆脱由那些无赖大国决定的命运，我确实做了我的分内事，在相关各方之间进行外交斡旋。然而，那番努力因与一位波兰伙伴的争吵而中断，此人介绍我认识了一名金发同事，暗中破坏我取得的成果。但现在这些事有什么要紧？斯大林死了，杜鲁门也死了。西德尔死了，赫蒂也死了。不，我本该写的那本书不是关于战争。我最适合写的书是：《一个男人如何在一辈子的失意中活下来》。——罗兰·布莱，1990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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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毫无雄心壮志。也没有人会叫我写一本书。但如果我能写，我会写什么书？女人的……什么指南？人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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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27日
浑浑噩噩中，走到了我作为单身汉的最后一天。冬日的新斯科舍省，冷得足以保藏我的青春。重返此地的途中，我感觉自己像躺在棺材里的契诃夫，由装载牡蛎的火车运送。只是没有成群结队的人在终点欢迎我，没有人哀悼，没有东西载入史册。
这儿是我将被驯化的地方吗，与妻子和若干子孙后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喔，不会有子孙后代，那一点我敢保证。赫蒂马上三十四岁了。
自我回来以后，亲戚们都对我很客气。有几个最年长的表亲，糊涂地以为赫蒂与我订过婚，若不是由于战争，早就结婚了。
弗格森这边同辈的亲戚，一如既往地兴旺发达，我不再被他们吓住。虽然我没有他们那样的财富，但我凭我的世故弥补这一不足。他们有新斯科舍省当靠山。我有美国、亚洲和欧洲为我撑腰。
婚后的生活带来一连串实际要应付的事，无一样有特别令人兴奋之处，但谢天谢地，赫蒂善于处理实务。我们将等着买一套房子，暂时向吉利斯一家租了塔夫特伍德宅，家具齐全。我猜想赫蒂想象着有朝一日，我们将带着她少女时期积攒的东西一起，搬入我们自己的房子。我感觉自己像个当上驸马的穷小子，两袖清风。诚然，我这么说是夸大其词。否则怎么能让一个贫寒的家伙觉得自己富足呢？
那个仍未有答案的问题：婚后我打算干什么？在地方报社任职？或在市政机关当个职员？我在镇上认识的一个人建议我涉足本地政坛。你确信，你或这镇上的随便哪个人需要我吗？我差点问道。这池塘对你们这些鹅卵石来说够大了，但在我看来，恐怕还没准备好被撞击成一个陨石坑。
赫蒂说我应该慢慢来，也许我可以专心做一件我计划做的事。她仁慈地没有暗示，那部小说早在几十年前就该完成的。我当不了小说家，我如今意识到，但我肯定能冒充一把，在妻子的支持下，创作一部留待身后被发现的杰作。
我告诉她，我琢磨着可否创办一家专营地图的书店。这个世界变化很快，国界被重新划分是家常便饭，我说，所以最好有人把老地图保留下来，给那些仍想拥有它们的人。
赫蒂听着，那份专注足以把任何异想天开的念头变得合乎情理。如果我说我想开一间卖渡渡鸟的店，她会不会拍手称赞我的别出心裁？
说不定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兴趣，我说。
但这个主意很棒，赫蒂说，那口气好比一位老处女姨妈夸赞一个婴儿，婴儿没有牙齿的笑容留下的印象仅止于视网膜而已。
还有植物学方面的书，我说。纵然国界被重新划分，植物保持不变。
地图和植物，赫蒂说。这个世界将被包罗全了。
真好啊，罗兰。你想余生潜心当一个杂货经销商吗？树和灌木，玫瑰和紫罗兰——它们在我们意识到以前消失，在我们注意到它们前重现。难怪每一部俄语或英语小说都会特写一棵老树。被闪电劈成两半，被一次粗心造成的火灾烧毁。但它们总会重新活过来。也许真正的不朽需要根系。不起眼地存在于世上最黑暗的地方。尚无人从他的脚趾间长出一些根来。尚无人，为了长命百岁而甘愿留在原地不动。
当然，总归有恺撒大帝、拿破仑、叶卡捷琳娜二世，靠传记而名垂千古。但那些书有的只是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比创作文字的我们更无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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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文字，文字。有时我同情罗兰，因为他没有勇气不与赫蒂结婚。西德尔也同情他吗？
他们迈入的是什么样的婚姻呀！于他方便，因为赫蒂冷若冰霜，又温顺得像绵羊。她多少次对他的风流韵事视而不见？想到她在1954年因西德尔而大发脾气，令人称奇。我们不知道发了什么样的脾气，但无论如何，赫蒂选中这世上的一个女人，与她为敌。本身即一场世界大战。
罗兰想从赫蒂身上得到什么？没有。她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不多。对于那样一种婚姻，你把手边碰巧有的几样食材丢入烧锅。不指望煮出精美的佳肴。一道吃得下去的炖菜就够了，足以填饱几个饥肠辘辘的肚子，有时如果加点这个，加点那个，甚至可以做出相当不错的东西。（赫蒂加不出任何一点什么。但罗兰，正相反……在那方面，他永远不会令人失望。）
最糟的婚姻是以幸福为目标的那种。别跟我讲每段婚姻都应有那般宏大的理想。争取幸福的婚姻，好比一个普通人想做出与珠穆朗玛峰一样高、与热带岛屿一样五彩斑斓的蛋糕。而且，要做得可食用。我不是说办不到。但请告诉我，有多少人给得起那种幸福？我们可以凑合吃一个烂糟糟的蛋糕，只要它不倒就行。干裂，可以。不够松软，没问题。太甜，我们能忍受。没烤熟，吃不死人。
我曾看过一部电影，片中的女人给她的丈夫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后来她觉得那蛋糕不完美，遂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嗬，我哈哈大笑，笑得如此厉害，电影院里有人不得不出声叫我安静。
但人们有时顽固不化。我不该嘲笑电影里的那个女人。露西希望她的人生最后变得像那完美的蛋糕。结果没有，所以她撒手，什么都不要了。
凯瑟琳，你和安迪的婚姻也许仍有几分希望：如果你俩能学会喜爱一个歪斜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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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31日
当我正在适应我风平浪静、历时一月之久的婚姻生活时，这个世界在忙于制造头条新闻。斯大林、丘吉尔、杜鲁门；又一场战争危及脆弱的和平；通敌纳粹的人在东欧被行刑队处决；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没被选为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新斯科舍省省议会的成员就职上任；战争新娘抵达哈利法克斯。最后一条新闻唤起我含泪的愁思。另一个和满船的战争新娘同行的男人，也许不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活在万劫不复的极乐中。今早，我审视了我的发际线良久。是我的幻想，还是我正在丧失活力，变成一个游手好闲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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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罗兰会经常像这样喊着狼来了。不要把他的话当真。游手好闲的问题不是会导致罪过。大多数人不明白空闲意味着什么。
下面教你们一下怎么明智地游手好闲。我在操持一个家、抚养我的孩子时，从未空闲过。那么多活儿啊！意志薄弱点的女人会梦想有清闲的时光，如同女佣梦想当公主一样。但那种事多久发生一次？我让游手好闲来替我做梦。比如露西两岁、蒂米一岁时。下午，我让他们并排坐好，喂他们吃苏打饼干，我会说，一块给你，露西，一块给你，蒂米。小孩子喜欢可重复的事。但当我递饼干给他们时，我心里真正在想的是：一块给你的女儿，罗兰，一块给你的儿子，吉尔伯特。或者，像是晚上我在洗碗时。有一个特别的盘子，被露西小时候碰了个缺口，因此，在清洗和擦干其他所有餐具时，我告诉自己吉尔伯特为我做的美好的事。我把那个有缺口的盘子留到最后，当我在清洗和擦干它时，我提醒自己罗兰对我讲过的话。看着我的人——连吉尔伯特的母亲在内——谁也挑不出毛病，或能说我在游手好闲。但瞧，我确实闲着。我把游手好闲纳入我做的每件事中。
但别让自己被冲昏头脑。有一次我问露西——应该是她四五岁时——等她长大后想不想要小孩。想要，她说，要七个小孩。七个？我说。为什么，那样很多。我又问她会给他们起什么名字。那个问题让她措手不及。如果你想不出七个名字，也许你并不想要那么多小孩，我逗弄她。她哭了起来。我说，我替你想了个好名字。如果你生一个男宝宝，取名罗兰怎么样？难听死了，她说。但也好过你知道的所有名字，我说。
噢，天哪，她开始耍性子。我等待她平静下来，几分钟后，我考虑只带蒂米和威利出去散步。我们回来时，露西还在气头上。我感到讶异。如果要我哭哭啼啼，就算只流那十分之一的眼泪，我也会精疲力竭。
吉尔伯特下班回来时，他问露西，她的脸为何那么肿，像个红苹果。露西说是因为她不喜欢罗兰这个名字。不喜欢这名字没问题呀，吉尔伯特说。我也不喜欢。
那是我最后一次向我的家人道出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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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2日
一封西德尔的来信。自我结婚以来的第二十一封，却是第一封使我对我的婚姻产生怀疑的信。为求确认，我重读她以前的信。在此之前，西德尔听起来心满意足，她的生活犹如一列有着可靠时刻表的火车，在下午茶、晚宴、看戏、听音乐会、周末去乡间小住、在爱尔兰和葡萄牙境内开车旅行的驱动下，运转良好。她似乎是游戏人生的完美典范。
可这封信给人更阴郁的感觉。西德尔陪一位朋友去巴黎参加和平大会。她在上一封信里提到他的名字，迈克尔·贾尔斯，但我没把他看作什么特别之人。他将以记者身份参加那个大会，西德尔说她想看看目前处于特殊阶段的巴黎。
不知何故，我猜想这位贾尔斯比我大不了多少。我希望她和某个我认识的人一同去就好了。一个新名字，脸对不上号，这种陌生感让人无所适从。
但令我烦心的不只是那个男人。她还寄来一篇从《曼彻斯特卫报》上剪下来的文章，文章把和平大会比作一出萨特的戏剧，她觉得这种提法庸俗不当。“想来每一代人都得翻新以前的地狱，仿佛它对他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她写道。我恍然大悟，她这一代人肯定觉得他们很快将被时代冲走。不久领风骚的会是我这一代人。
信中，她描述了一场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庆秋分的音乐会，她一个人去听。“亨德尔与海顿，在管风琴手和三位歌手精妙绝伦的演出下，却难给人信心。音乐是一样多么奇怪的东西。在这个丑陋的世界里，音乐仍能提供美的借口。想起我们在看戈雅的战争版画时所感到的憎恶。对有些人来说，连描写这类暴行的文字都不忍卒读。可音乐，它多么残忍地欺骗了我们。”
丑陋——这种粗野的词——不是西德尔的用语。她的论点漏洞百出。如果我在她旁边，我们会展开一场辩论。我们会彻夜不眠，在思想的海洋中泡着冷水浴，精神焕发。
她的这种益发阴郁的心情，究竟与那位面目不明的贾尔斯有无关系？
赫蒂与我也常去看戏和听音乐会——地方性的演出，舒缓抚慰，如同一位不偏心的保姆在临睡前为人掖好被窝的那双灵巧、干燥的手。
在巴黎的音乐会上，西德尔写道，她不幸坐在几个聒噪的美国人前面。“一个声音，充满粗俗的自信，令我想起我们在圣达菲遇见的那名男子。或你有没有觉得，半数的美国人符合这条件？女人们又说又笑，仿佛在她们的胸腔里举办着一个交响音乐会，由此我寻思，在你的新生活中，你是否正享受着上述特点带来的乐趣，那种只在新大陆的女人身上才有的特征。”
她知道赫蒂不是那类爱出风头的女人，所以为何如此刻毒？抑或她是在暗示我会背着我的妻子而交往的其他女人？我以为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她对我的婚姻将不置一词，正如赫蒂与我之间的共识一样，她将绝口不问我以前有过的女人。就赫蒂而言，她已经用她的勤劳持家涤清了我的过去。
接着，在西德尔的信中：“罗兰，如果你在这儿岂不畅快？巴黎不适合一本正经。”
我寻思西德尔是否感到寂寞。但她有这么多朋友可以打发日子。真正寂寞的人是眼前这个傻瓜，等待钟声响起，让我可以假装在阅读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与我的妻子会合，睡在我们不起一丝涟漪的婚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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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尔感到寂寞吗？罗兰感到寂寞吗？寂寞想必好似一种嗜欲。我怀孕时一点没有想嗜吃什么。但每当我们周围有人提到怀孕的消息时——女儿、媳妇、侄女、孙侄女、孙女，随便谁，但凡有这样的消息——几个女人总会开始比较她们怀孕时嗜吃的东西。早餐想吃腌菜，午餐想喝奶昔，晚餐想吃油炸绿番茄，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人会因她们嗜吃的东西而被铭记。想象有这么一块墓碑：罗斯玛丽·贝萨妮·沃克安息于此，她是受人钟爱的妻子、母亲、祖母，怀孕期间喜欢嚼墨西哥辣椒。
嗜欲——对此我没什么可讲的。但对寂寞，我要说几句。我们以前常在电台里听到的各种唱寂寞的歌，一个人恋爱时、失恋时、遭恋人背叛时、受爱的折磨时——人们为什么把爱和寂寞混为一谈？这样不是在正面地宣扬爱。或许爱是一则完美的广告，推销否则无人会购买的寂寞。如果有更厉害的人，他的工作也许是在明天的寂寞被送到以前，把今天的寂寞兜售一空。
我们搬到奥林达后，吉尔伯特在后院为每个孩子栽种了一棵橄榄树。我们开始有两棵，给露西和蒂米的，很快有了三棵，后变成四棵。我们没有为莫莉栽种一棵，因为到她出生时，那些树都得了橄榄节疤病。它们没有死，但它们的外观不美。寂寞的人好似那几棵橄榄树。他们什么话也不必讲。寂寞全写在他们的脸上。
我们为莫莉种了一棵会开花的榅桲树，让她觉得自己与别人不同。要是我们为每个孩子各种一棵，而不是种那些一脸苦相的树就好了。或是绣球花丛。绣球花是我的最爱。凯瑟琳，你记得那一束束花吗，我们送去公共图书馆和吉松太太的店？她给你糖果，为你做小的日本玩偶。那些玩偶你可能没再留着，但我有一副寿司卷形状的耳环，是她给我的。我死后，这对耳环归你。对此，我会记得注上一笔。我的曾外祖母露西尔传下的那枚金戒指。它是属于你的，将来有一天你可以把它给约拉。
只可惜将戒指传给你的人不是露西。
吉松太太是一位寂寞的妇人。记得我跟你们讲起的那位日本仆人吗？那位吉尔伯特与我在第一次约会时遇见的老人？他也叫吉松，后来，他把他的叙事长诗寄给我们，我们收到的那册副本竟是用优美的书法手写而成，一半英语，一半日语。假如他不辞辛苦地寄一册给我们——两个少不更事的陌生人，天知道他寄出了多少册。但吉尔伯特从不冷落谁。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继而与吉松先生成为朋友。多么不可思议，人们有时以这种方式相识，直到其中一人死去才分离。吉松先生死于1952年。我们搬到奥林达后，我发现村里那家花店名叫吉松。店主是一位寡妇，吉松太太。她跟吉尔伯特结交的吉松先生没有亲属关系，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和她成了朋友。后来，我开始给她提供我花园种植的绣球花，条件是她不给我一分钱酬劳。她死于1985年。在她去世的几年前，她不再能掌管经营那家店。她的身体状况还行。但她的脑子开始糊涂，变得只讲日语。吉尔伯特与我帮她在日本城找了个住所。那家花店转手给另一户人家，这次是中国人。我不喜欢他们，所以不再送花去卖。
所有那些漂亮的绣球花。现在它们属于别人。
不用成为寡妇或鳏夫才尝到寂寞的滋味。我知道吉尔伯特时而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感到寂寞。他嘴上不讲。他感到寂寞，不是因为我不贤惠，或我们的孩子不乖，而是因为仍有那么多他不能为我们做的事。同样，还有很多我们无法给予他的东西。
我有没有感到寂寞？我只能讲，我不热衷于当寂寞的顾客。
有一次，在露西死后，吉尔伯特提到他“无缘无故”觉得寂寞。你说无缘无故是什么意思？我问。我们失去了露西。不，不只是那个原因，他坚称，但当我追问时，他也解释不清。那次以后，连续几个月，他喝起酒来。他的父亲是个酒徒，不过没贪杯到误事的地步。他的母亲也酗酒，她以为无人知晓。因此，看见吉尔伯特沾酒引起人警觉，我如实讲了出来。这儿有东西，他捶打他的胸口，我没办法将它吐出来。喝酒帮不了你，我说。有一点帮助，他说。这样子持续了几周。最后我采取强硬立场。露西死了，我说。你可以继续靠喝酒试着减少自己的悲伤，或你可以把那酒瓶收起来，接受我们余生都将活在悲伤中的现实。
她也使你心碎，不是吗？吉尔伯特说。
露西死后，我第一次感到眼皮发沉，于是我说，除了在那些荒唐的歌里，没有人的心会真的破碎。吉尔伯特点头，然后说，莉利亚，我们两人中，你是心怀傲气活着的那个。
我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其实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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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31日
反思时间。
婚姻：平淡的幸福。添加一把太阳伞和一根手杖，赫蒂与我可以像瓷盘或藏书票上的夫妇那样定格成永恒。可想而知，大多数夫妇在结婚时承诺要天长地久地走下去，希望一帆风顺——但总会有寒雨、炙热、晕船、难以消化的食物。有些可能会翻船。有些可能会被食人族吃掉。但多少人在预定这趟旅程前估量过这些风险？我的父母没有。赫蒂的姐姐苏茜没有，她和赫蒂在相同的教养下长大，是个不比赫蒂逊色的优雅产物，理应享受不管什么样的幸福生活，却在一年前死于癌症。甚至可以说西德尔也没躲过那种命运。相反，赫蒂与我明白这样的努力是徒劳。不，谢谢，我们现在这样挺好。若我们想要，我们可以悠闲地走去港口，看那一艘艘小型的诺亚方舟，每艘坐着一位丈夫和一位妻子，愚勇地张起袖珍的帆。再见，我们朝他们挥手。我们预祝你们在这趟走向毁灭的旅程中一切好运。
爱情：我与西德尔的友谊，照我向赫蒂描绘的，起起落落。如果其中有规律可循，我看不清那些规律是什么。我们是时运不济、注定分隔两地的恋人，还是一对老去的笔友？问这些问题不合适，罗兰——我能听见她那么讲。在西德尔的手册里，很多事不行。她不是平白无故成为西德尔·奥格登的。
爱情与婚姻之间：J。按我的口味，她也许有点丰腴和粗俗，不过谁能说婚姻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喜好呢？我是在用这种无意义的不忠报复赫蒂或西德尔吗？
职业：我看得出，在图书交易这门生意上，我将永远是个外行。不过，我对这方面的兴趣不会因此而蒙上阴影。我在画漫画、写宣传文章、协商世界和平方面也是外行。大多数外行想要获得重视，其中最业余的那些总有办法获得重视。那个结果似乎是今日和明日世界将不得不面临的隐患。人们可以难得尽情地做自己，昔日这种好时光一去不返。做自己时，我们没有业余的问题。可当然，如今的问题是：怎么令人信服地做一个违背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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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天天变老，一天天变蠢，罗兰。那个道理不显而易见吗？
今天，他们上了最后一堂回忆录写作课。我的妈呀，透露了什么真相，洒下什么泪水，创造了什么遗产。吃午饭时，南希交给我一张印好的纸。她坚持把讲义带出来给我。这一份特别好，她说。全是我们在思考我们的人生时可以引用的名言。我说我没拿我的老花镜，看不清那些字。她说，你可以晚点读，但我能和你分享我回忆录的最后一行话吗？受那纸上的一段引语启发。老师说我的结尾辛酸、感人、完美。
你的老师靠欺骗天真无邪的人为生，我暗自嘀咕。
什么？南希问，但她并不擅长听见她不想听的话。这是我今天写的最后一行话，她说。我们活着，为了理解爱，我们爱，为了让活着有意义。
我看着她。怎么了，她说。我说幸好我吃了主菜，因为现在，听完她的结尾，我只好跳过布丁。她露出骇然的表情，但问题出在她呀！找个会称赞她的人完全不难，但是不，她要那个称赞的人是我。
莉利亚，你瞧，你经常待人不大友好，南希说。
谁讲的，我说。
大家都这么讲，她说。
好吧，我同意。你是否想过，是我不想当一个友好的人？
换作伊莱恩，她会讲出一些机智的话，认为她可以伤及我，但可怜的南希只能看着我，眼中含有同情。可你从来就不想当一个友好的人吗？她反问。
但自那以降，可怜的马丁内兹少了几许风光。今天谁还歌唱它？谁知道那些矿工曾对马丁内兹怀着什么样的梦想？热乎乎的食物，干净的床，祝他们好运、答应一旦他们带着金子回来就嫁给他们的女人？我寻思，现在的马丁内兹是不是好比半死的人，因为所有曾经向往过那儿的男人都不在了。想象一下，假如全世界的人都不再向往巴黎、伦敦或纽约。这些城市会一个个变作死城，和那座被火山埋葬的城市一样，你们知道我在讲的是哪座城市。
曾外祖母露西尔可以这样讲：假如我在山谷的地图上随便指一个矿区，我都找得出来自欧洲诸国的男人。比西德尔的话更厉害，你们不觉得吗？
使人们走到一起的不是和平，而是金子。要是我能告诉吉尔伯特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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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18日
我没去过法国。我没踏足过巴黎。现在巴黎陷落了，我想拉住一个路人说，怎么会这样？我们怎么会上当受骗，认为这个世界的建立是为了让我们幸福快乐？
但我一边在口头上表达和其他人同样的惊愕，一边纳闷，我是不是只在装腔作势。我依旧认为，对我而言，我的人生不仅限于巴黎。我在哀悼一种生活的终结。我本可能过的生活。更确切地说，应该过的生活。
奥格登先生相信英国会遭入侵。他已开始说要搬去美国或加拿大。
缺乏爱国精神，不是吗？今天我对西德尔说。
西德尔提醒我，奥格登先生已经为英帝国牺牲了一个儿子。
奥格登先生不在场时，西德尔总是维护他。奥格登先生在旁边时，情形正相反：我称赞他有远见，西德尔取笑他的谨慎。
后来。
阅读今晚的新闻时，我感到一阵心痛，想到伊薇特，那个法国小裁缝。她和阿梅莉亚回法国了吗？或说不定她们都在纽约结婚成家？伊薇特不愁找不到肯娶她的男人。阿梅莉亚呢？她够机灵，可以弥补她外貌的不足。
————
吉尔伯特年轻时是个美男子。他虽然不具备罗兰有的那些电影明星的特质，但仍算得上够英俊。
如果他娶的人像阿梅莉亚，那个多半长得不外乎像萝卜头的小裁缝，那会怎样？他还会是一个恢廓大度的丈夫吗？假如一个相貌平平又温顺的妻子把吉尔伯特变作另外一个人，那会怎样？
上周，一位作者来做讲座，我跟着去听听有什么关于这个世界的新鲜事。这位女士说，我们人类没有改变，我们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更像我们自己的人。
尽胡扯。我有的是证据表明，男人会变，通常取决于他们娶的是谁。例如米尔特。记得吗，凯瑟琳，在我嫁给他以前，你们个个认为这么做是荒唐的主意。你想最后风流一回，随你，莫莉对我说，但我们可不需要再有一群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你也不需要再有一个丈夫。
然而，你们都完全错了。我嫁给他是有原因的。
米尔特娶了我儿时的朋友玛吉·威廉森。对玛吉而言，他不是一个好丈夫。具体情况不必细述，但关于那段婚姻我可以讲的是：玛吉既不漂亮也不凶狠，米尔特太把自己当回事。（也许那是所有不幸的婚姻的症结所在，丈夫或妻子太把自己当回事。）
不管怎样，米尔特令玛吉活得不开心。我记得，当他们的四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后，我对玛吉说她应当离婚。她大惊失色。我明年就五十了，她说。我一个人要怎么过？
五十！玛吉应该听我的才对。五十岁的人，不管谁，仍是个小宝宝。可她继续困在那段婚姻里，又忍受了二十年。你不厌烦他吗？我经常问她。她只回答，有消息，又有一个孙儿或孙女要出生了。
所以假如我不是疯了，我为什么要嫁给米尔特呢？我知道你们心里有这个疑问。首先，米尔特虽然可能不是一个那么好的丈夫，但他真心实意地哀悼玛吉的死。看得出，办完葬礼后，他一夜间老了十岁。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我很容易对成为鳏夫后变得迷惘的男人动情。
诺尔曼前一年过世了。我对自己说：莉利亚，你是幸运的，嫁了两个好男人。假如这次你找一个不及吉尔伯特或诺尔曼一半好的男人会怎样？也许你会煞煞米尔特的气焰。也许他会煞煞你的气焰。
和米尔特的婚姻出乎我的意料。诚然，米尔特和我，我们都从生活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在我的三任丈夫中，他是最风趣的。和玛吉结婚时，他没那么欢闹滑稽。他根本懒得逗她笑，我的看法是，他把那项特殊才能留到人生最后八年，留给像我这样特别的人。
前些天，一位访客在电梯里对我说：“要是一个人能先当祖母再当母亲就好了。”我没时间搞清这个女的是谁的女儿。但没错，要是男人能先当鳏夫再结婚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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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3日
奥格登先生已决定去北美。我有能力使他相信，去加拿大会比去美国更容易。
隶属加拿大驻英高级专员公署的格雷厄姆·哈里斯告诉我，他们的办事处里挤满了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去或自己想去加拿大的人。我刚收到亚历山大·贝恩的口信，问我能否帮他想个办法，加入英国皇家空军。人们往这两个方向奔去，寻求平安或荣耀，同样不切实际。
如果奥格登先生和西德尔离开英国，我也该跟他们走吗？就在我开始喜欢上这份工作之际？我在构想公关口号方面颇有头脑。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撰写骗人的话是一项非常抢手的技能。从那个意义上讲，我和理发师一样不可或缺，除非战争将人类消灭得一干二净，否则理发师绝不会歇业。唯一的区别：理发师对秃头基本无计可施；凭借只字片语，我能使那脑袋显得仿佛留着令人羡慕的发型。搞宣传的人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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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罗兰说动西德尔和她的丈夫一起走会怎样？如果罗兰跟他们一起上了那条船会怎么样？我的人生中就不会有罗兰。也不会有露西。
我提早透露了日记的内容。活了这些年，反复阅读他的一篇篇日记，很难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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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8月24日
今早警报又响了。但在上海经历的轰炸使我对伦敦遭遇的轰炸见怪不怪。
就这样，事情已定，奥格登先生将坐船去加拿大，同行的是两位和他有往来的匈牙利人。
西德尔说她认为无需贸然行事。
离开战区似乎一点不算贸然吧，我说。
人不应该被外力牵着走——西德尔的意思是这个，奥格登先生对我说。他习惯向我解释西德尔话中的含义。她怎么受得了这么一位没有幽默感的丈夫？我努力遏制我的沮丧心情。奥格登先生十足像个动词的过去完成时态，不是吗？
你恐怕没注意到，他继续说，战争在西德尔看来不是紧急事件。
我不骗自己相信除了奥格登先生之外，我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我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怀疑，她正在对那个脸蛋光溜溜的埃迪·莱格心生特别的爱意。他为她写诗，他有肺痨。这些都是西德尔告诉我的。我曾要求看看他的诗，但她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根本没听到我的话。
奥格登先生继续叨叨了一会儿，说西德尔任性、要独立自主。但我想，最主要是为说服他自己相信，他没有因西德尔决定留下而感到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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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出生时，吉尔伯特的父母前来探望。吉尔伯特的父亲带他出门去一间酒吧，父子俩单独聊了聊，留下他的母亲向我传授照料婴儿的事宜。既然你和吉尔伯特有了孩子，她说，你必须为下一次地震做好准备。
我说，什么？
迟早会再有一场大地震，她告诉我。她五岁时，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与他们的父母失散。最终他们找到我们中的六个，她说，但我们再没见过最小的妹妹凯蒂。
我的天哪，我说。吉尔伯特没跟我讲过。真可怕。
是很可怕，她说。吉尔伯特不知道。
你没告诉他吗？
我也没告诉杰克，她说。
多奇怪呀，她把那个故事告诉我，我心想。她与我素来不亲。或许有哪个好心人收养了凯蒂？我说。
也许她死了，吉尔伯特的母亲回道。她还不满两岁。不可能指望像她这样的小不点儿会自谋生路。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吉尔伯特的母亲在露西才几天大时带着这个恐怖故事来示威，我认为这样做不对。
杰克和我成家时，她继续说道，我坚持预先计划好，万一再发生地震该怎么办。我把一块有我们姓名和住址的标签缝在孩子们的内衣和内裤上。我坚持这么做，直到迈克和莫参军为止。吉尔伯特有没有告诉过你那件事？
没有，我说。
我真的这么做了，她说。此外，一旦发生地震，不管有没有时间帮我们，杰克会立刻跑出屋子。我没有能力赚足够的钱，抚养那些孩子。
假如因为杰克没有留下来救你们，你们死了，那怎么办？
我们没有死，不是吗？她说。我们让孩子们和我们一起演习，这样我们人人知道该做什么。
你并未告诉他们凯蒂的事吗？
不是迫不得已，为何要让人伤心？
原来如此，我心想。我的婆婆希望我承诺，即使其他人个个会被压死在碎石瓦砾下，我也要让她的儿子活下来。我会跟吉尔伯特谈一谈这个事，我说。
但别告诉他凯蒂的事，她说，接着又补充道，她在她的两个女儿和吉尔伯特的两个嫂子生下头一胎时也和她们这么讲过。做好准备是我们女人的事。
吉尔伯特和我并未抽出时间制订那个计划。但现在我想到奥格登先生，抚养他长大的母亲必定和吉尔伯特的母亲一样。在奥格登先生从小住的房子里，每扇门上大概都写着：男士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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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18日
中午时分，传来贝拿勒斯市号轮船沉没的消息。我立刻赶往加拿大驻英高级专员公署。冲上楼梯时，我险些撞倒个头矮小的秘书。抱歉，我吼道，然后说有个朋友随那艘船落水了。
但那儿没有更多可获知的东西。大家都在等消息，父母和亲人开始陆续到来。
我还没敲门，西德尔的厨娘贝克太太已打开门。奥格登太太让我今天放半天假，她说。不，我们还没收到任何有关奥格登先生的消息。
我望着贝克太太离去，在楼梯口踌躇不决。换作其他男人，他们会冲上楼。西德尔被抛入等待的虚空中，一如船上那些掉进海里的不幸乘客。放下救生艇，与冰冷的水搏斗，伸出一只坚定的手：我讨厌让我有义务作出行动，这样丢脸吗？我不是勇敢的男人。我唯一正派的地方在于，我并不冒充勇士。
西德尔出奇地镇定。我一走进起居室，她就说，她已经和哈里的律师及他的两个女儿通过话。
我从未见过奥格登先生的女儿，我说。
她们不常来，西德尔说。
她们与奥格登先生不亲吗？（我讨厌打探别人的事。不，那样讲不对。我不是讨厌打探。我讨厌不知就里。）
哦，她们和他挺亲的，但她们有她们自己的生活。
我继续询问那两个女儿的事，还有她们的婚姻，与此同时，我始终看得出西德尔分明没兴趣讨论她们。问题是，我不知道该讲点什么别的话。
你为何如此坐立不安？西德尔问。
我的手和脚看起来与平时绞扭双手或顿足时没什么两样。我回答，我这辈子还没经历过我认识的人意外身亡的事。
你的父母呢？西德尔说。不过你免受了那个打击。
我想在这场战争中，有的是我要学的东西，我说。
我不知道有什么可学的，西德尔说。人们对死亡如此大惊小怪。
人只有一条命——那一点无可辩驳吧？
人只有一种命运，西德尔纠正我的话。不过在有确切的消息以前，请别让我们被无用的想象所左右。
如果我是奥格登先生，我会因她的冷静而感到受伤。几乎无言以对的我，去为她和为我自己各拿了一杯酒。
你不必留在这儿，她说。有任何消息，我会打电话给你。
撇下她一个人，还是坚称我有权利陪在她身边，等待——假如——奥格登先生的死讯传来，我抉择不下怎样做更好。
我想你还是走的好，她说。
在地铁上，我挥之不去两个念头：西德尔没有决定陪奥格登先生同行，我感到如释重负；如果奥格登先生遇难，我相当于扮演了凶手的角色，或至少是帮凶。
但奥格登先生还没死。有些人在差点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后生还。有的人因一小口吐司而噎死。
任何正派人士的死都是损失。奥格登先生是朋友，不是敌人。他不应该丧命。罗兰，在你和他之间，你才是那个对世界没什么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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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常站出来维护罗兰，但这次我要破例那样做。苹果树冬天不开花。黄水仙七月不绽放。事物有其秩序。那是我对天堂的定义。如果有个神把世上全部的人排列起来，像一组多米诺骨牌，让老的总是倒在年轻的前面，我会信奉这个神。
罗兰是年轻人，哈里·奥格登是上了年纪的人。让我们别质疑为什么哈里·奥格登在战争中死了，罗兰却活了下来。
露西死后，有个女人对我说，孩子竟比父母走得早，这样让人觉得不合理。你也许永远不会再觉得这个世界是合理的。
我不知道她是否认为她在为我着想，预先给我一个忠告。露西死后，人们说的话各式各样。大部分关切热心，有些言之有物，别的空洞浮泛。但也有极其滑稽的——噢，那些话真是岂有此理，令我发笑。一天，莫莉以前幼儿园的一位老师遇到我。你不用一直穿黑的，你知道吗？她说。如今，即便女人死了丈夫也不必穿很久丧服。还有一位邻居莎莉，待人和善、优雅高贵，坚持请我去她家喝茶。当时我忙得团团转，但我还是应邀去了，以为只是和她简短地喝杯茶。她烤了司康饼、覆盆子馅饼和一个柠檬蛋糕，外加一篮含巧克力片的曲奇饼干，让我带回家。连续两个小时里，她讲述她和她的丈夫因一次意外溺水，失去了一个在襁褓中的孩子。事情已过去近五十年，但莎莉哭得惨极了。
你现在没有哭，但原因是你处于震惊中，她说。且等着瞧。她又告诉我，当她的子女，那些在第一个孩子死后他们所生的孩子，提出要养一条小狗时，她的丈夫带回家一只乌龟，因为乌龟长命百岁！
如果我们像多米诺骨牌似的排在一只巨型乌龟前面，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你的愿望是什么，我的孩子？那只乌龟会对我低语。（我猜乌龟是那样讲话的。乌龟具有上帝没有的一切耐心。上帝只会发怒。）我希望到我该走的时候，我的儿女、孙辈、曾孙辈，他们个个都在世，我会说。我将为你实现这个愿望，它会低语，并用它巨大的乌龟脚趾轻推我一把。莉利亚倒下，撞翻队伍里的下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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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21日
生还者的恐怖经历开始浮出水面。知道奥格登先生与他的朋友是即刻丧生，简直令人安慰。
想来奇怪，我在每次战争中都会失去一个丈夫，今早西德尔对我说。
过去两天，我一直在她那儿过夜。令人意外的是，晚上既无警报也没空袭。两个早晨，我醒来时都感到欣喜万分。要是只需一个人死得有意义就能结束这场战争该多好。
这场战争将旷日持久，我空泛地说。
他们都死于战争初期，西德尔说。日后，这样的丧生会让人觉得更稀松平常。不那么引人注目。
没有死亡会不引人注目，但近日我没心情争辩。我无法说我是在为奥格登先生感到伤心。
西德尔思念他吗？一个人会哀悼生命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吗？她在一定程度上的铁石心肠是幸，或不幸。骨子里，我怀疑自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昨晚，我甚至走进奥格登先生的书房，让自己记起他的笔迹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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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不明白的是，西德尔需要那份铁石心肠。否则怎么能在失去唯一的孩子后继续活下去？
我们家每一代的女孩子，个个受教于我的曾外祖母露西尔传下的这句话：当先驱的是男人，但开荒拓土是女人的工作。
我的家族是拓荒出身。罗兰的家族也是。你们认为那份包含在移民和拓荒者基因里的铁石心肠，需要经过多少代人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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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9月26日
我在奥格登先生的葬礼上遇见他的女儿。我惊讶地发现她们美若天仙。她们的母亲想必是个不寻常的女人。真奇怪，一个像奥格登先生那样乏味透顶的人，两度娶了令人艳羡的女子。
既然西德尔成了寡妇，我们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或者，思考未来并无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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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见过奥格登先生的照片，也没花时间想象过他的模样，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我上周得知的事。克拉克在与他的妻子结婚期间，曾有过三个情妇——同一时间！克拉克，那个干瘪的小老头子！“一位退休的精算师，一个把爱平均分给他的妻子和情妇的男人，一个很会保守秘密的家伙”——要是由我主笔，我会把上述几点写在他的讣闻里。
这件事是南希通过她表亲的朋友的表亲发现的。那几个情妇互不认识，但她们知道有那位妻子，妻子知道有她们仨。
我对克拉克素来没多大兴趣，但现在我忍不住想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的那些情妇都是真的吗？她们看上了你什么？
我想我知道答案。我注意到男人的耳朵不会随着变老而有很大变化。耳朵不会变秃，不会长皱纹，不会因骨质疏松而弯曲。固然，耳朵可能失聪，但我讲的是事物的外观。闪闪发光的东西未必尽是黄金，但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有特色的。
所以说，事物的外观。克拉克的耳朵太大、太尖，与他的头太不相称。想象一个男人，穿着体面的西装，拎着一个体面的公文包，有位体面的妻子，住在一栋体面的房子里，但他的耳朵却始终看似可疑，仿佛在嘲弄这个男人和他的人生。你们不会觉得那样的耳朵令人着迷吗？而且，那对耳朵使他显得貌丑。当一个貌丑的男人有胆子追求女人时，她们可能会错误地更高看他。
哈里·奥格登必然具有某种魅力。罗兰不明白西德尔看上了哈里·奥格登什么，或不管哪个女人看上了哪个男人什么。
你看上了罗兰什么，你们也许想要问我。
昨晚我思忖：如果我们未孕育出一个女儿，我会不会把罗兰忘了？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无法把露西从这个故事中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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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战时的日记：话太多，意义太少。随便查阅一篇这一时期的新闻剪报或其他日记作者的记录，披露的都是相同、老一套的往事：轰炸、火灾、致残的躯体、一大早清扫玻璃碎片的声音、一个民族的勇气等等。以下所选的日记叙述了相关的、长远看会改变一些人人生的事。然而此刻我坐在这儿，与已换了几任屋主的埃尔姆塞宅隔着海湾，离赫蒂从小住的房子一个街区，离她的坟墓一小段路，西德尔则葬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回首过去，我只能说，那相关性完全是傻人有傻福。——罗兰·布莱，1990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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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葬在赫蒂旁边。米尔特葬在我的朋友玛吉旁边。诺尔曼在他的第一任妻子克里斯蒂娜旁边。吉尔伯特葬在他的父母附近。露西葬在我的父母附近。前阵子，我们看了一部有关水蝽的纪录片。它们在白天过着群居的生活，几千只虫子组成庞大的队伍，四处活动，交流小道消息。但到了晚上，它们开溜，独自漂浮。接着又回到白天，它们也重新归队。它们无所谓是和数百万同类一起生活，还是自己单独漂浮。
我们在活着时，无法不与他人共处。一旦死了，只有我们自己。但我们不像那些水蝽一样幸运。它们会在每天晚上学习一些关于死亡的事，它们会在早晨重新集合，交换意见。那种虫子间的忠诚是它们永远不爆发战争的原因。
我们死后会见到比我们先死的人吗？我认为不会，但我还没死，我怎么知道会不会。前些天，某人的孙女来访，她告诉大家，那天是她的七岁生日。七岁！伊莱恩说。这是最好的年纪，你将拥有前途无量的一年。那女孩回道，我才刚满七岁，所以我无法告诉你，未来一年会不会前途无量。我哈哈大笑。多聪明的一个七岁孩童。
在阴间见不到米尔特或诺尔曼，或我的亲属，我觉得没关系。我相信不用我操心，他们都已在那儿舒适地安顿下来。露西呢？我想瞅她一眼，但只是远远地。假如我们撞见彼此，我会问她是否后悔自杀。最无意义的问题。
罗兰呢？即便我能找到他，如今我在他眼里也成了陌生人。不过也许我可以捉弄他一下。我可以谈谈他的多位情人，一些零星的细节。你是谁，他会问。一个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人，我会说。一个从你出生到死一直在观察你的人。假如他说，母亲，是你吗，那样岂不好笑？
我唯一想再见到的人是吉尔伯特。我想问他：你是否认为我们把彼此想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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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2月23日
昆廷·琼斯告诉我，位于华盛顿的战时情报局*可能有个空缺。他认为这个职位很适合一名具有像我这样经验的人。我既然已在一场烽火连天、令人精疲力竭的战争中找到理想的太平生活，从事一份无可挑剔、单调乏味的工作，我还想不想去美国呢？
我告诉西德尔这个机会，谈及时显得比我实际感到的更兴致勃勃。她会不会因此觉得，我不在乎离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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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情报局的前身是资料数据统计局。我多希望我是为一个名叫资料数据统计局的机构工作。过着由资料和数据组成的生活。
西德尔和我于1943年春坐船去美国。我在华盛顿与埃尔默·戴维斯的副手见面，谋得一份在他们伦敦分部的差事，致力于心理战。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始终有个好习惯，不保留与工作相关的笔记。我可以概略地交代一下我事业发展的脉络。正是在伦敦办事处，我与几位正式的共产党员及他们的东欧联络人成为朋友。1945年，我离开战时情报局，为《工人日报》当起记者，但在那时，这两份差事均无法满足我更宏大的志向。我在联合国大会上协助东欧国家是出于一个高尚的意图，想帮那些夹在大国中间的小国家摆脱困境。当时我相信，东欧会成为战后欧洲大陆的中心。我想得没错。近日来的新闻不断证实着我的先见之明。造成我事业运势滑坡的，不是我的短处，而是有个盟友不忠，他给我和他祖国的一位女同胞安排了一次不合宜的会面。但具体情况无需细述。我能说的只有，我的外交愿景和我的写作事业一样，因命运而中断。——罗兰·布莱，1990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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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没有觉得罗兰尽在编造这些间谍故事？但他是现身加利福尼亚。我也的确看见他和外国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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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西德尔和我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前往哈利法克斯。应她的要求。——罗兰·布莱，1990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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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部分更加精彩。别跳过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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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8日
前往哈利法克斯的途中，带着我的非准新娘西德尔。关于我们的未来，我间歇性地试图探取她的一点口风。
你肯定不会，她说，是在讲结婚吧？
如果我是呢？我问。
休比你年长四岁，西德尔说。想想他会有什么反应。
你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连我自己儿子的也不在乎吗？
以今天而论，一个假想的儿子，但我没有向她指出这一点。假如我想当一个已婚男人呢？我说。假如我想要孩子呢？
那么你可以给自己找一位贤惠的妻子，为你生儿育女。
我当即后悔我给了她一个简单的台阶下。好吧，也许我不想要孩子，我说。
那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一些与我俩都不相干的事？我们绝不可能迈入婚姻的殿堂。不——她用平时估量的眼神审视我，仿佛我是一顶帽子或一双手套——只要我们能忍住就不会。
如果我们忍不住呢？
你指，如果你忍不住吗？西德尔说。那么娶一个女人，结束你的想入非非。我相信不管你娶谁，我们不会决裂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愿意拨出各自生活的多少给对方？
她没有拨给我的——那些部分属于谁？
1943年6月9日
赫蒂呀——叫我说什么好呢，赫蒂令我惊讶。我不记得她有能力深深打动我。也许是我变得更容易动情了？或是她学习掌握了某种巫术？假如赫蒂戴上一顶花冠，她会是反面版的奥菲丽雅，用香豌豆、雏菊、百合和北欧罂粟装点她的头发，迷人地唱着简单的曲调。一丝不苟、神志正常、永生不朽。
也许正是这些年的拈花惹草使我看到她新的一面。她如此有底气，一种不费吹灰之力的底气。
西德尔在纳尔逊勋爵酒店订了一个房间。我礼貌性地去了一趟埃尔姆塞宅，但决定住在赫蒂家。乔纳森不在，在海军服役。托马斯仍在上学。但愿战争在轮到他服役前结束。
今天与西德尔及赫蒂一起到外面吃午饭。想象不出一个比赫蒂更知书达理的姑娘，或一个比西德尔更圆滑的妇人。然而无论谁，若在天上看着我们，准会同情我，一个可怜的男人，被硬塞了两盘昂贵的菜肴，没有一盘是他完全吃得起的。
在我一边研究菜单、一边听她们的谈话——细腻微妙，犹如最上等的骨瓷——之际，我想到，小说家可以大笔一挥，让赫蒂嫁给西德尔的儿子。她们会是一对争宠的婆媳，想博取同一个男人的爱。就算那个男人死了也不会改变任何事。她们会各自坚持她们在回忆和哀悼方面的专有权。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和一个较年轻的女人中间，定然夹着一个男人。
现在夹的是我，好似我情人的儿子，与我的新娘情同兄妹。对小说家来说，这样的关系容易处理多了。他能得逞的地方可多得多。小说家不像我们，不必为他的想象付出巨额代价。
在赫蒂旁边，西德尔显露她真实的年纪。她那不为所动、铁石心肠的特质透出几分粗鄙。依稀，但仍逃不过情人的眼睛。想到这里，吃午饭时我吓了一跳，但现在我觉得有种报复感。
赫蒂呢？似乎一尘不染。
后来。
赫蒂与我彻夜聊天，再次变成两个无大人看管的孩子。埃尔姆塞宅经历了诸多变化。埃塞尔在她的白内障日益严重后走了，去跟一个外甥同住。贝茜不再年轻。在没有很多选择的情况下，她嫁给了弗雷迪的孙子，现在，这个孙子已把养马的马房变成汽车修理厂。很快，他们的三个孩子将开始在厂里帮忙。老弗雷迪死了。他养的马里有几匹也死了。其他的卖了。杰拉尔丁舅妈死后不久，威廉舅舅也死了。维克托舅舅去年中风。我的表兄弟姐妹都过得不错。男的善于经商。女的嫁对了人。
既然医术最好的脑外科医生被派遣去了英国，赫蒂父亲的业务变得异常兴旺，病人远道而来。玛丽安娜姨妈欢迎我的态度不冷不热，又挑不出毛病，之后她一直没怎么露面。
同窗友人和世交友人：这么多故事，大同小异。结婚、孩子、征兵、早逝。
奥格登太太有什么打算？家乡的故事讲完后，赫蒂问道。
我告诉赫蒂，西德尔没有明确的计划。战争有时令人心力交瘁，我说。她需要休息一下。
她做什么工作？
没什么工作，我说。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讲西德尔是个诗人，因为近来她不谈诗。
我问了一个多么可笑的问题，赫蒂说。如果人们问我做什么，我恐怕只能说，什么也不干。
奥格登先生在世时，奥格登太太帮他联系一些生意上的事，我说。她经常陪他出差旅行。
现在她连旅行也没办法，赫蒂叹了口气说。（她是指由于战争，还是由于没了丈夫，所以西德尔失去旅行的机会？）
只是暂时的，我说。
赫蒂微笑表示同意。我盼着那个我希望她提出的问题，这样我可以给她一个含糊的答案。她一声不吭，于是我说，女人不必总要做点什么。
没错，她说。我想我们女人闲着更好。
从赫蒂的语气中，我分辨不出她有无挖苦之意，但我想没有你不用光闲着，我说。你可以出门旅行。我没有说的是，旅行肯定会让赫蒂找到一位夫君，坐在这家里则无济于事。
赫蒂身上有种漠然的姿态，是我以前不记得有的。她会不会变成这样一个老处女，有朝一日盯着被车载往教堂的新娘，转瞬又把注意力重新投向她在编织的毛衣？赫蒂今年三十一岁。很快我们将是两个人到中年的表兄妹，坐在壁炉旁，缅怀死去的先人。
再见赫蒂，确认了我年轻时隐隐感到的东西。她的身上有某些令我害怕的地方。我总是对人生怀着过高的期望，超出人生愿意给予我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连西德尔也期望某些事，不肯退而求其次。赫蒂不同。不是说赫蒂不想要什么——她想要的很多，包括我。但她想得到我，和她想得到一切一样，不是靠欲望，不是靠追求，甚至不是靠先发制人，而是靠预言。如果一个小姑娘在公园前面张开双臂说，这整座公园是我的，我们会莞尔一笑，不去戳破她把公园据为己有的梦想，因为那样做对我们无碍。接着我们会绕过她，走进公园，旋即忘了她。如果同一个小姑娘，指着一片沼泽地说，这儿是我的花园，我们谁也不会有异议，相信她是在玩同样的假扮游戏，只是这次我们没兴趣走进那个花园。可如果我们一眨眼，发现那片沼泽地变成了花园，栽满昂贵和进口的品种，那会怎样？那个女孩只是道出了某些她眼中的事实。我们甚至无法对那张纯真的脸讲出“女巫”一词。
始终好奇，小女孩时的赫蒂有没有曾经看着我，对她自己说，这个是罗兰，我未来的丈夫。当时我最好的办法是消失，像柴郡猫一样，仅留下一个微笑。
我们讲的好像要赶紧给我的人生做个决定似的，赫蒂说。我倒应该问问你有何打算。
我告诉她在华盛顿有个职位，夏天过后，我可能会调去伦敦。
你在实现你的梦想，罗兰。
我的梦想？我问。
以写作为生。见识这个世界。过着惊险刺激的生活。
换作是别的女孩，真该给她一巴掌。
1943年6月10日
赫蒂带我去拜杰拉尔丁舅妈的坟墓。我没有落泪，但单膝跪下，清除墓碑上的部分苔藓。赫蒂站在我后面。她的影子被快近傍晚时分的太阳拉长，覆盖不止一个而是许多坟墓。
1943年6月11日
你来之前，我正想到你的赫蒂，西德尔在我赴约与她喝下午茶时说。
别拿她开玩笑，我说。她是我家里唯一与我亲近的人。
是啊，西德尔说。我们都有那一天，最后剩的常常是我们当作救生圈抓着不放的人。
没那么严重，我争辩道。赫蒂与我可能各自嫁娶，把我们两个人变成四个人。
你为何不那样建议她一下？她要抓紧时间。今早，我看着那些大客车载了军人开走。想想看，他们中有多少人将一去不返。她竞争不过那些将要失去心上人的女孩。
你这张毒嘴，我说。
因为我讲话务实吗？
若真务实的话，赫蒂早嫁人了，我说。
先前我在读莎士比亚，西德尔说。我想象赫蒂是可怜的拉维妮娅。赫蒂甚至不用让人把她的双手切了或舌头割了，她也会像拉维妮娅一样默默无语，不是吗？
我打了个哆嗦。多年前我已预见到这一点，发誓不能让她们见面，可我还是没做到。你为什么在谈起赫蒂时，显得你恨她似的？我说。
你见过我恨谁吗？西德尔问。
你乐此不疲地想象她活在痛苦中。
你有没有意识到，我可是在成全你和她呀？就算当一个悲剧里不会讲话的女主角也胜过当无名氏。你把她变成一个无名氏。更糟的是，她任由你这样做。
在你眼里，人人都是无名氏，我反驳道。而且，我相信赫蒂不喜欢小题大做。她会毫无怨言地过着她波澜不惊的生活。
总有一天，西德尔说，香烟的烟雾蒙上她的脸，总有一天，罗兰，你会明白你这样想是愚蠢的。
————
西德尔讲得对。我愚蠢得没有遵照我给自己的劝告，又让她们见了一面。也许甚至是我故意安排的。我这样做是出于无聊吗？或出于好奇，想看看我能对这两个女人做点什么？我人生中最戏剧性的一刻——不，容我修正一下——我与西德尔的恋情中最戏剧性的一刻出现在当时。
也是我与赫蒂婚姻中唯一戏剧性的时刻。
我们三个都不再年轻，可我们险些让自己变得多么年幼无知。
我记下那些日子发生的事，但决定不把这几篇日记收录在内。我深知什么是羞辱，我无意给自己留情面。但1954年的那次相会还是别旧事重提的好。——罗兰·布莱，1990年5月6日
————
上面讲的事发生于罗兰到访、我带露西去见他的那一年。他来加利福尼亚，想躲开赫蒂和西德尔两人。
今天伊莱恩说，每个人的人生是一幅拼图，直到现在，在他们的回忆录写作课上，大家才获得“智慧和勇气”，把拼图拼好。好几个人表示同意。他们都认为自己在创造大师级的作品。杰——作？更像是习作。
如果人生是一幅拼图，所有碎片都能拼合起来，那这样的人生想必乏味无聊。还能比这样更糟吗？小宝宝玩的拼图。羊放在羊的格子里，狗放在狗的格子里，奶牛、谷仓、农舍。如果硬要我把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我的丈夫、儿女及孙儿孙女、还有罗兰和罗兰日记中每个如今我烂熟于心的女人当作拼图那样——如果不让我有选择，只能将他们放入正确的格子里，我情愿死掉。
这样讲并不表示我不好奇罗兰、西德尔和赫蒂之间发生了什么。初读时，我对他很生气。他毁掉了什么？他怎么可以这么做？现在我气消了。我的母亲怎么可以活得如此凄惨？露西怎么可以用这么残忍的方式离我们而去？谁怎么可以这样或那样？人们提出这类问题，无非是想把人生变作一个有解的谜。真实的人生呢？它遗漏重要的片断，又包含着没用和多余的东西。
今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他们即将开庭审判那起凶杀案。去年，一个来自俄罗斯的邮购新娘被人勒死，据称是她自己的丈夫干的，在他们家的客厅，被他们唯一的孩子看见。这位丈夫说这个妻子不是从网上订购的普通新娘，而是前克格勃特工。仍在为俄国人从事间谍工作。她死了，所以没法为自己辩护。为了这次审判，他们把那个小男孩从他的俄罗斯外祖父母那儿接回来。实际凶案的唯一目击者。去年六岁，今年七岁。他的父母怎么能让这段婚姻在他们的孩子面前恶化演变成谋杀？那位法官怎么想得出让这孩子在庭上重温那恐怖的情景？可这些问题会对谁有任何帮助吗？
传言，伊莱恩去找琼，问她是否可以为我们组织一次社会考察，旁听那场审判。
话虽如此，但我不得不说，我死也想知道1954年那次见面时发生了什么。赫蒂偷偷在西德尔的茶里下了毒吗？西德尔拿一把手枪指着赫蒂的胸口吗？罗兰恳求这两个女人为他的幸福着想，达成一个和平协议吗？有生以来，这一回——好吧，仅此一回——我可以说我真正感到气馁。不管我能提出什么样的构想，都会被罗兰称作二流产物。
————
1943年6月16日
今天我们坐船外出，去乔治岛。一个晴朗无云的夏日。在灯塔下野餐。漂亮的篮子和巧手准备的食物。我认为西德尔搞错了一件事。赫蒂不是无名氏。她的专长在于隐身。倘若把她放在希腊神话里，没有男的神可以接近她，没有女的神会嫉妒她。
我们沿着海滩散步，途遇几对年轻的情侣，男的雄赳赳、气昂昂，仿佛他们的英勇无畏是最挺括的军装，女孩哀哀戚戚，仿佛她们的忧愁是最凄美的礼服。由于强烈意识到，此刻在一起是因为想必觉得这是他们最后在一起的时光，所以他们个个看上去像做戏一般。每个人在战争中被分到一个角色。每个人照着剧本演下去。
返家途中，我们遇见拜太太，她成为寡妇后从多伦多搬回镇上。杰拉尔丁舅妈与她交好，现在赫蒂接手了她，如同接手一株无脑的多年生植物一样。拜太太告诉我，她喜欢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使人们更方便与她道别：拜拜，拜太太。人们爱那样对她讲，她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何不让告别少点悲伤呢。
明天西德尔与我动身去纽约。经过这么多年后，我仍未摆脱坐火车是一件有去无回的事这个念头。如果一趟无辜的火车之旅能要了我父母的命，那么谁都可能有此遭遇。弗格森家的人以前郑重对待每一次旅行，即便是短途出差，也会全家人到月台上为维克托舅舅或威廉舅舅送行。再见，一路顺风，平安归来。
我叫赫蒂别来车站。她一口答应，令我感到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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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蒂善于在小事情上施展报复。拒绝为罗兰送行。带罗兰与他们的表亲团聚。国内外愉快的日日夜夜。漂亮的生日礼物。她会像小女孩数彩珠似的积攒她的报复。不仅针对罗兰，她也等足时间，实现了她对西德尔的报复。
罗兰也实现了他对她们的报复。他比她们活得长，所以他能有最后的发言权。有些人为了最后的发言权而活。
西德尔没有作出她的报复，但她无需那么做。意志薄弱的人误把人当成生活，觉得自己被这个人或那个人所伤。对西德尔和对我来说：伤我们的只有生活。我们不向生活报复。
我比他们都活得长。但和西德尔一样，我不为报复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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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17日
前往纽约途中。西德尔优雅地闭着眼睛。有时我思忖，她想没想过从微翕的眼睑后面偷窥，看我在笔记本上写些什么。我老是偷窥。
在圣安德鲁念书时，我常认为我在给卓越的人生书写最吉利的开端；我草拟了通往功成名就的篇章，中间穿插一点风流韵事、阴谋和悬念。但现在感觉，我仿佛才刚写到我生平事迹的第一个分号；目前的成就还不足填满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想到，自马尔科姆·霍布斯以降，我没找到过一个能完全接纳我这个人的朋友。是不是只有年少时建立的友谊才算名副其实的联系？我人生中走马灯般的女人，完全复现不了这种无条件的奉献精神。昔日，马尔科姆与我躺在草地上，看书聊天：鸟儿更自由地歌唱，一道道阳光更富生机，我们的内心更充满甜美的向往。如果重温我以前的日记，我翻到的是一页接一页这样的欣喜若狂，仿佛只要有一个念头就能活下去，如同蜜蜂以花蜜为食一般，让热爱生活的心生生不息的不是肉身，而是活着这个概念本身。
现在我感到遗憾，我没有重视与他保持更紧密的联系。都怪我懒。等回到伦敦，我要马上给他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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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果真去了法院，可我们来得太早，戏还没开始。他们还要花一周时间确定陪审团的人选。所以我们集体打道回府，像被带去看一场未到上映时间的电影的孩子一样。我也参与了这件傻事。
但我不怪我自己。我有特别的原因想去看这场审判。俄国间谍素来是精彩的故事题材。罗兰，你会怎样看待这件事？俄国间谍再度现身旧金山？在2010年？那样岂不可以让你写出一部精彩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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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20日
森博基夫人和表亲克莉欧娜组成的小家庭没有变化。十三年——时间真的可能过去了那么久吗？她们老了，但跟她们的家具一样，她们有种近似不朽的神韵。那只傲慢的鹦鹉仍在。但比起我上次在这儿，她们的家多了几分灰暗的感觉。
森夫人的衣服保不齐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所穿的那套行头，可当年，这身衣服只是看起来古怪过时，现在却是毫无疑问的破旧。她的头发仍编成辫子，高高地盘在头上，但现在看起来像干草。西德尔和我受邀与她们共进午餐，席间她沉默寡言。大部分时候是表亲克莉欧娜在讲话。虽然她素来也不是个健谈的人，但她向我提出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不让谈话冷场。西德尔一副矜持样，没怎么插话。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推上舞台，面对三位老妇。连想讨好她们其中一人似乎也难如登天。
不对，我是被置于三名法官面前。她们中似乎谁都没兴趣作出裁决，尤其是正面的裁决。
今天在和西德尔一起吃晚饭时，我对她说，表亲克莉欧娜讲了点她工作上的事。我想她们过得不错。（表亲克莉欧娜告诉我，她一周去纽约上州两次，给一所教会的音乐学校上课。）
她们行事谨慎，西德尔说。她们也许有才华，但她们缺的是钱。此外，她说，莉齐现在也绝无办法把她的钱从苏联转出来。
我愣了片刻才明白，西德尔在讲的是森夫人——听人用小女孩的昵称叫她，感觉怪怪的。所以她在苏联有积蓄？
她的小说在那儿的销量没有几百万，也有几十万。
你读过她的小说吗？
没有，西德尔说。她用俄语写的。
现在肯定有人把这些小说翻译成英语了吧。
就算有译本，我也不想了解，她说。我早明白，莉齐是我要敬而远之的人。你瞧，莉齐比我大十二岁，在我会识字以前，她已经是个神童。她用一种连小孩子也听得出的严肃口吻对我讲，我在音乐方面没有前途。你可以试试写诗，她说。写诗是你能做的最接近音乐的事。就那样，手指一点。
我敬畏有信心从他人身上夺走某些东西的人，但我更敬畏那些有信心授予某些东西却丝毫不担心会出错的人。
拜她所赐，我成了一个只算得上二流的诗人，西德尔说。但她真正教给我的是认清现实。我这辈子只痴迷过她。从此我不再痴迷任何人。
她何时不再从事钢琴演奏的？
结婚以后。
值得为了家庭幸福而作出这样的牺牲吗？
我想有时婚姻会变成一个女人的志向，西德尔说。
但婚后她还是成了一名畅销的俄语作家，我说。
我们不清楚她的书是否有任何价值。我只知道，她以前是杰出的音乐家，现在不再是。
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个女人，我说。我实际在想的是：西德尔谈论森夫人的口气仿佛她已经死了似的。
没什么不可思议的。莉齐是个专一的女人。我相信人们并未认识到，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她缺乏那种你我和其他许多人赖以保持神志正常的想象力。
她必须具备想象力才能演奏音乐或写作，不是吗？我说。
那种想象力有套路可循，西德尔说。光凭那种想象力不足以让人维生。
后来。
我在从旅行社归来途中遇见表亲克莉欧娜。她穿着一身粗花呢套裙，看起来远不像那次吃午饭时那么衣衫褴褛。她说，她刚给人上完课要回家。
你喜欢教音乐吗？我一边陪她往她的住处走，一边问道。
我喜欢音乐，她说，但我恐怕不是一个好老师。
我说我确信她是大材小用。但跑来跑去着实辛苦，我说。你不能在家授课吗？
表亲克莉欧娜骤然停住脚步。我好奇她是不是从未想过当家庭教师。噢，不行，她惊骇地说。我们绝不可以那样。
为什么？我问。
我们不想家里有一点音乐声，她说。
什么奇谈怪论，她们家住着的可是两位音乐家。
如有可能，我很想和表亲克莉欧娜单独多聊一聊，避开西德尔审视的目光和森夫人的冷眼旁观。我想了解她为何如此心甘情愿地听命于一个怪人。
我寻思，是不是每一个我邂逅的女人都掌握着开启我未来的钥匙。不，不是每个女人。加拿大驻英高级专员公署的伊索贝尔·坎宁安就不是。她漂亮，但仅此而已。把我的未来扣作人质的女人是那些能轻易不把我当一回事的女人。连好心肠的表亲克莉欧娜也会在我离去的那刻将我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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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兰重读这些年的日记，然后把它们交给彼得·威尔逊时，他是否仍能记得他生命中的每一个女人？当然不可能。那他为何如此害怕被人遗忘，他自己却这么不花心思记住别人？
那样矛盾的人肯定不止他一个。大多数人想发财，却不在乎别人穷困潦倒。他们喜欢美食，却不在乎别人终日饿肚子。约拉，我希望你能尽早明白这个道理。人们给予你的大多数东西，是他们舍得失去的东西。接受那些东西没有问题，但请把它们视如万圣节的糖果和生日聚会所发的廉价礼品袋。
相应地，只付出你舍得失去的东西。你们想必一直明了，我记忆中的罗兰即属于那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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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21日
应西德尔的要求，我陪她参加了与米尔德丽德·福尔克夫人的一个午餐会。
福尔克夫人长得不好看。也许是因为她的眉毛——浓密，照我的审美过于阳刚。或因为她的嘴，撇着、充满鄙夷之色。我们一坐下，她就开始直言不讳，说明她正在为建设一个战时文明的欧洲出一份力。她试图与森博基夫人联系，她说，因为他们想在德国出版和演出她的声乐套曲。森博基夫人——福尔克夫人称她是欧洲真正的瑰宝——将会吸引许多听众。
我想她算不上正经的作曲家，西德尔说。
那个问题得由作曲家本人来回答，不是吗？
我恐怕帮不上你多少忙。
您本人，福尔克夫人说，我们仰慕您的诗歌。我们可以将您的诗翻译成最优美的德语出版。我能亲自保证那一点。
我佩服西德尔的冷静，仿佛福尔克夫人仅是询问可否出售一件家具。不管这个丑女人是谁，不管她怎么千方百计来到美国，我确信她已得知奥格登先生的死。我们可以在刚谋害了一个女人的丈夫后，找上门、向她提出做爱的要求吗？但那种事是男人常干的。到头来，各种戏剧性的事件、各种战争，不都是那么回事吗？
我插嘴。恕我疏忽，我没听到你说你和你的丈夫是做什么的，福尔克夫人？
我们从事文化领域的工作。
那透着威胁的含糊其词：我想象一个球，他们把所有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都扔到那里面。
我不认为我的诗有值得供人阅读之处，西德尔说。我会十分同情那个被迫翻译我诗歌的人。
您太苛评您自己的作品了，福尔克夫人说。
而且，我的诗写的是鸡毛蒜皮之事，西德尔说。
并非每个艺术家有勇气承认那一点，福尔克夫人说。您不认为，就冲这个原因，您的诗，和森博基夫人的音乐一样，值得被人发现和欣赏吗？
西德尔微微一笑。谨慎，她说，即大勇。你不同意吗，福尔克夫人？
服务生过来请我们点菜。谈话顺理成章地暂停，点完菜，福尔克夫人和西德尔聊起双方都认识的熟人、滑雪之旅和她们看过的戏。我从未考虑过女人歇斯底里时的威力，但听她们讲话，让人寻思战争是否有道理。固然，战争会毁灭许多东西，但起码我们不用目睹这般冰冷的场面。
后来我问西德尔，她怎么认识福尔克夫人。
福尔克先生和哈里的叔叔有些生意上的往来，她说。
可这些傲慢无礼的人是什么来头？
你觉得他们傲慢无礼吗？福尔克夫人的父亲是德国人，但母亲是英国人。她和英国的关系如同我和英国的关系。甚至如同你和英国的关系。你和我也许不是英国最忠实的臣民，但我们选好了站在哪一边。福尔克夫人也是。
所以不管好歹，人总得赌一把。
我们不知道未来，罗兰。说不定这一盘她会赢。
我从未想过我们可能是这场战争输掉的一方。她必当知道，她站错了队，我说。
胜利的一方和正确的一方有何区别？西德尔问。
我谅必露出惊恐的表情。西德尔莞尔一笑说，放心。我还是有一些原则的。
我素来以自己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为傲。我养成了一种不屈从于任何传统价值的态度。我曾站在听起来也许不光彩或不道德的立场，而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自己有几分崇高和道义。不过，我无法想象自己处于福尔克夫人的境地。叛国是不是头等大罪，和乱伦一样？可我并不介意从哲学或美学的角度为乱伦辩护。我可以同样为叛国辩护吗？
如果我是个小说家、作曲家或诗人，如果福尔克夫人向我开出同样的条件，我会不会能够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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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在一次去西德时，我在接待我的那户人家看到一本书，里面罗列了那些致力于从内部暗中破坏第三帝国、并已遭处决的人的名字和简要生平。其中有米尔德丽德·福尔克（但没有阿尔弗雷德·福尔克）。我把这个发现藏于心中，直至一年后，我碰巧向一位以前是共产党员的朋友（马尔科姆·霍布斯，那时他已经在乡间安顿下来）提起。福尔克夫妇，马尔科姆说，为英国共产党做事。不可能，我说，并叙述起那次在纽约的会面。马尔科姆解释，她接洽的那些人要么是敌视或批评共产党的人，要么是像森夫人这种，已经偏离党的事业的人。
我不知道米尔德丽德·福尔克是怎么被捕的，也不知道她的丈夫怎样了。但即便今天，回想起他们密谋胁迫或引诱某个像森夫人这样不问世事的人，使她成为受纳粹欢迎的名人——一项打着革命事业的名义而进行的计划——我瞧不起福尔克夫人的殉难。——罗兰·布莱，199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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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腿部肌肉的一部分或心脏的某个小瓣膜，你怎么会知道大脑在策划某些伤人的事？想想每个在露西自杀时正认真地为那具年轻漂亮的身体各尽其责的细胞。
它们和森夫人一样，落入或没能落入一个阴谋中，被消灭或没能被消灭，一切取决于运气。
噢，运气。永远最孜孜不倦的厨师。你可以婉拒，说你饱了。或可以借口肠胃不适。或像小孩子一样噘嘴，不肯碰那些东西。但这位厨师仍给你一道接一道的菜。讲真的，不吃完最后一口没办法离席。然后，在你付了账单、终于可以离开时，哦，不，事情还没结束。就像莫莉带我去品尝那个主厨特选套餐时的情形一样。在我们离开前，那位殷勤的服务员给我一个漂亮的袋子。里面是送您的南瓜方包，太太，用我们的特别配方烘焙的。
在我的子女中，谁会提供那道被带走的南瓜方包？不会是莫莉。我知道。卡萝尔吗？她像我的妹妹玛戈。她没有狂野的一面。没有刺。不给人意外。蒂姆和威尔呢？不会是他们。
凯瑟琳，我必须向你坦白。现在（终于！）我已经吃到最后一道菜，当我思量运气正在偷偷为我烘焙什么时，我想到的正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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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8月29日
回到伦敦。有时我好奇，希特勒对这样大动干戈地让大家惦记他，究竟是何感想。我们人人活得像一副被洗来洗去的牌，事事听凭他的心血来潮。
我的现状：满足于撰写宣传文章。加拿大是我母亲所属的国家。美国是我父亲所属的国家。英国，两人祖上所属的国家。鲜少有机会让人可以同时忠于这三个国家，今天我对西德尔说。需要一场战争才能实现。
不忠是我们的特权，西德尔说。别弃而不用。
你的特权，我说。我这一代人享受不起那样的福分，什么福分都没有。
每一代人想必都那么觉得，她说。这世界欠年轻人的总是多于欠老人的。
不是每一代人。瞧我们，仿佛终于够年纪可以在一家知名餐厅里坐下，可连餐前的开胃小吃还没上，附近就有一颗炸弹爆炸了。
你可以改天再去，西德尔说。
改天重返，那家餐厅已夷为平地，我说。
耐心，西德尔说。我劝你保持耐心。
要多久呢？
我们打赢战争，或战败。不管胜负，到时前途会更加明朗。
就算战争明天结束，也无法保证我有任何前途。但我不能没有前途，我说，我还年轻。
我也没老得不能结婚。
我瞪着她。我的人生原来不是掌握在希特勒的一念之间，而是一个女人的一念之间。
你的表情好像我侮辱了你似的，可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她说。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和你结婚吗？我问。我想，我的人生将变得轻松许多——我可以安心写我的书。我们不会相互生厌。我们谁也不会在一个地方扎根。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一起旅行。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地方——或是在新墨西哥州？沙漠里的某处——一个在一家旅馆给我们提供食物的男人告诉我们，那周围没什么可看的东西。这儿，连长耳大野兔也随身自带午餐，他说。可我和长耳大野兔有什么区别，这些年我唯一做的事是怀揣着一份痴恋。我千万不能和西德尔结婚。男人不能一辈子只穿一套西装，吃一盘菜，和一个女人过一生。
不过你犹豫是对的，她说。
我的心稍稍一沉。
回去的路上，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一个姑娘，她的相貌和声音似乎如此熟悉，让我慌张了片刻。我肯定和她发生过亲密的举动，但结果发现，我只与她在塞耶之家见过一面，她在那儿当护士。她是加拿大人，在欧洲大陆长大。让我称她为D吧。
她说，她到伦敦来送别一位要去美国的友人——她上学时结交的一位罗马尼亚朋友。这位朋友和她的家人几经周折才逃出罗马尼亚，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所有财产。
又一张被从整体中洗出的牌。
我问D，她为什么不回加拿大。那儿更安全，你知道吗？
也更乏味，她说。
可你的父母呢，他们不担心吗？
她灿烂的脸蛋失去了几分光彩。我差点认定她会说她是个孤儿。我正准备搬出我自己的故事，这样她会立刻觉得与我拉近了距离。
他们没有意见，她说。他们是爱国的父母。
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吗？
还有我的哥哥，她说。他是飞行员。
我约她明天见面。她将在伦敦停留几日。
那样的事犹如天气变化。每次发生时总让人感到振奋。
————
想到一件事。罗兰有过的女人里无一人的名字是以Z打头的。他怎么也没法吹嘘自己包揽了二十六个字母。佐薇、泽尔达、扎扎，个个以Z开头的名字，他全错失。
今早，在做定期的眼科检查时，阿特勒医生告诉我，我的视力之好，堪比1958年的第一代雪佛兰羚羊车。我看得出他今天工作清闲。我告诉他，假如他认为他可以与我调情，那么他错了。你算算看，医生，我对他说。1958年时我已经有四个孩子。他面红耳赤！他说我俨然似他的母亲。让你难堪是她的职责，我说，不是我的。
没有男人竟蠢到和一个女人谈论另一个女人。（我寻思，是不是因为那样，阿特勒医生把自己搞到离婚，由于他向他的妻子称赞一位女病人的视力。）但进而与另一个女人谈论他的母亲……好像我在乎似的！
愿那可怜的女人安息。如果她知道她的儿子成天与他的病人谈起她，她会作何想法？我敢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有机会在那间幽暗的诊所听闻她，同时看着视力表，努力猜测选哪一个更好，一或二。
我不会讲太多她的事来烦你们，但今天阿特勒医生泪眼婆娑，他说，在他五十岁时，母亲送给他一份意外的礼物。上学期间他一直是单簧管手，他说。他的老师认为他可以继续下去，成为专业的演奏家，但他的父母认为从事音乐没有钱赚。他遵照他们的建议，开了一间生意不错的诊所，在他五十岁生日那天，他的母亲送给他一盏用他以前的单簧管改造的灯。
他甚至给我看他手机上的照片。一盏挺好看的灯，我说。很适合你，因为现在你不用它奏出音乐，而让你的病人见到光明。
他向我道谢，仿佛我的话是赞美之词。
我为那支单簧管感到难过。如果有安葬旧乐器的墓地，那支单簧管可能宁愿去那儿。谁知道呢？各种乐器可能会在半夜从坟墓里复活，自行指挥演奏一曲鬼魂交响乐。只缺这支单簧管。
也许在我走了以后，我的子女没有一个会因我以前送他们的礼物而变得泪眼婆娑。另一方面，我也从未夺走过他们的某些东西，再把那东西制成木乃伊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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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2日
在D回塞耶之家上班前又和她约会了一次。不得不承认，虽然我们尚未在此次战争中解放谁，但起码解放了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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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人是我为你们标注出的最后一个。后面还有的是。如今我对她们个个烂熟于心，要再阅读有关她们的事，我会不胜其烦。令人称奇的是，罗兰似乎从不感到厌倦。男人出人意表。在最可想而知的方面。
我决定不去旁听杀害俄罗斯邮购新娘/间谍一案的审判。南希告诉我，他们让那男孩出庭作证。他在地上蜷起身子，说明他发现他母亲时她看起来的模样。照理，那法院内的每个成年人不该糊涂到让一个孩子演示那一幕。他们也应该有起码的操守在他这么做时闭上眼睛。
人天生喜欢看热闹。露西死后那些日子发生的事，你们连听都不想听。
可怜的露西。自十几岁以来，她就讨厌我接近她。露西，如此固执，如此善于把每个人推开，但到头来，她知道我们将不得不为她收拾残局。
昨晚，我想起证人席上的那个男孩。假如我是他的母亲，我会从坟墓里出来，为他流下我没有为露西而流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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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10日
我和马尔科姆去橡树岭屋待了一个周末。他变化不大，和我们上次见面他乘船前往牛津时差不多。我猜想我是出于嫉妒而没有和他保持联系。
但现在那一切已是过眼云烟。我们必须归功于这场战争，它可以把任何事变作过眼云烟。留下的是这宝贵的生命。我这话指的是，我宝贵的生命。
我们在傍晚时分抵达。他的叔叔和姨妈膝下无子。马尔科姆无疑是他们的继承人。他们必然把他当作继承人那样待他。
吃完晚饭，端着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埃德蒙叔叔开始唱起《不列颠万岁！》。唱完后，埃德蒙说，战争期间——我花了片刻才明白他是在讲布尔战争——人们经常在晚宴后去白金汉宫，在王宫外面唱爱国歌曲。给女王陛下打气，他说。有一晚，他说，起了雾，天很冷，我们中的一些人点起篝火。接着王宫的一个房间亮了灯，我们全体鸦雀无声。通往阳台的落地窗打开，走出两名卫兵，中间夹着一个矮小、一身黑衣的人影。
埃德蒙叔叔的怀旧如此富有诗意，使得我在他讲完后和他一起歌唱《天佑女王》。我料想马尔科姆会嘲笑我们，可他看起来似乎有别的心事。
没有很多英国人，马尔科姆后来说，明白苏联正在帮我们做什么。我们讨论战后的欧洲和政策制定，仿佛我们将凭一己之力赢得这场战争。可我们中有多少人问过，这场战争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也许一百年后人们会说，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转折点，纳粹给共产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如果这场战争过后，我们中的一些人将准备举起锤子和镰刀，我不会感到意外，马尔科姆说。该是这个岛国甚至全世界变成红色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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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假装我很懂历史。但我深知，吉尔伯特只是误打误撞没有变成共产主义者。年轻人的梦想什么颜色都有。吉尔伯特梦想的是橄榄枝的绿与和平鸽的白，但他也可能梦想红色，不过他仍会是同样那个人见人爱的吉尔伯特。
我的弟弟肯尼也梦想绿色，但是绿色的钞票，当那个梦想引他走上歧途时，他锒铛入狱。我不知道坐牢时或出狱后，他的梦想是什么颜色。我们和他失去联系，但如果他幼年夭折，我们会永远记得他。
罗兰的梦想是什么颜色？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名气、功业、不朽，合起来是什么颜色？是七彩的小糖粒吗？
露西死后不久，吉尔伯特对我说，这个世界让他觉得过于明亮。
你说什么？我问。人们一般的讲法正相反，我心想。在某个人死后，这个世界失去了几许光芒。电影里是那样演的。天地变成灰色。
他说颜色看起来显得不一样。红的太红，绿的太绿，蓝的太蓝，白的太白。也许你应该去检查一下眼睛，我说。为露西流了那么多眼泪，想必使你的眼睛有些异样。接着，吉尔伯特诧异地看着我说，你真是故意装傻，莉利亚。我哪里装傻，我问，不过事实是，我清楚知道他在讲什么。
露西死时是五月，雨季的尾声。那一年，我们更适合生活在雨和雾中。但五月，阳光重现，金灿灿的罂粟花开得到处都是。
我这辈子，自那以后，每当看见金灿灿的罂粟花就想起露西。
吉尔伯特也许认为我没有对露西表现出一个母亲该有的哀悼之情。我不会为自己辩护，不是因为我不能，而是因为再多的眼泪、再怎么辩护，不管怎样都换不回她。
露西的死对吉尔伯特的打击之重，使我经常觉得他由于一颗破碎的心而少活了二十年。照理，受影响的人应当是我。可以说吉尔伯特为我挨了一颗子弹。他从一开始便甘愿这么做。他甚至在追求我时就对我讲过那些话，不过当时他指的是另一番意思。谁想得到，那颗子弹不是源自战争，而是源自我们一同抚养长大的女儿？
今天我思绪万千。我试着回忆某些别的事。但是什么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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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14日
和马尔科姆一起吃午饭。若不是他话里透出的挖苦之意，我会认为他对苏联的兴趣可怕地预示了他新的政治热情。
他说，俄罗斯东正教会一直在祈祷苏联战胜希特勒，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共产主义里寻找（或找到了）基督教的萌芽。记住下面的话，他说，我们口口声声谈论和平与战后的秩序，仿佛我们相信，苏联会高尚服帖地把欧洲留给我们，继续耕种他们本国的社会主义土壤。
最后那番评语令我想到，也许马尔科姆不像我忧心的那么支持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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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看来，我想指出一点，马尔科姆·霍布斯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却基本毫发无损。我能说什么呢？他是个随便玩玩政治的外行，因为他有条件那么做。我，在当时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不放过任何让自己晋升的机会。——罗兰·布莱，199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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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想起我忘记说的话了。莫莉讲，吉尔伯特和孩子们谈论露西的事，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们个个认为我害死了露西吗？他们认为我一直安然无恙地继续过着我的生活吗？
————
1943年12月31日
我们度过了怎样的一年，不过这句话可以用来形容每一年。
全天和西德尔在一起，今晚她感时伤怀。因为生病或不胜酒力？突如其来地——或喝了太多酒后——我问她，你有别的情人吗？
真好笑，你会这么想，她说。
好笑，过了这么久我才问，我说。
你应当知晓，我是个生性懒惰的女人。
那句话恐怕是能从一个女人口中得到的最具侮辱性的回答。我努力保持平和的语气。我们相识已有一段时间，我说。你最初看中我什么——没有经验、年轻、势利、贪图你的地位和一心想引起你的注意吗？维持我们这段关系的是什么——习惯、熟悉、执念，或什么？
不能是出于一点爱吗？她说。
一点爱，我说。你把我们讲得像一对老夫妻，彼此间只剩一点爱。
没几个男人能自豪地宣称赢取了我的一点点爱。
肯定有几个，我说。他们当时做了什么？双膝下跪、向你求婚吗？
罗兰，我结过两次婚，一次为了爱，一次为求安稳的生活。我觉得够了。
所以你真正想说的是，吊吊我的胃口岂不挺好，因为我是保险的选择？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前途，所以你不必担心落入我的圈套。
为什么女人不能因为她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时感到开心而想得到那个男人，西德尔一边说，一边拿起她的酒杯，与我碰杯。
对此我无话可讲，我说，但显得有点气势不足。
哦，罗兰，我们在一起时有一点开心，不是吗？
我发觉，从不喝醉酒的西德尔肯定是喝醉了，因为那样适合她今晚的心情。当然，我说。
在世人看来，我们也许像两个小气鬼，彼此嫉妒对方拥有某些更好的东西，西德尔说。但当我们不付出太多时，我们呈现我们自己最佳的一面。从那个意义上讲，我们堪称绝配。在这点上，你一定要信任我，因为我极少出错。
果真如此吗？
否则，她说，我为什么丝毫不觉得你的众多情人对我有威胁呢？
————
他们的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们仍做爱吗？我很难相信有。西德尔真可怜。
————
1944年1月1日
又是一年。同样的战争。伤亡人员的增长犹如学校比赛记分牌上的数字。
我开始参与国际劳工大会的事务。我喜欢这份工作胜过写宣传文章。所有选手，不分主次，皆像橄榄球场上的男生那样严肃对待这场博弈。经验越少的选手，越无所畏惧、胆大妄为。
昨天马尔科姆说，同盟国梦想德国打败苏联，同时又在取得胜利后蒸发不见。他送给我一册《孙子兵法》，这份礼物太适合我目前从事的活动。原来翻译这本书的是马尔科姆的父亲在牛津的同窗。
————
我重读去年的日记。我已经变成一个多么高明的谎言家。或多么卑鄙无耻的谎言家。会不会有谁，在阅读这一篇篇充斥着自欺欺人之语的日记时，看穿我？
别的人在他们的日记里撒谎吗？一定有。
————
罗兰，你真相信有一天人们会阅读你的日记吗？
当然，我就是，正在阅读他的日记。但我这样做纯粹出于偶然。人生绕来绕去，领我走到今天。我不感到意外。但假如人生转了不同的弯，我也不会感到意外。那样的话，我会忘了他。或从一开始就不会认识他。
但想象他留着他多年的日记。每次搬家时，他将不得不把那些笔记本打包装箱，每年，那行李箱会变得更重。在与赫蒂结婚以前，他几乎居无定所，一个居无定所而不能舍弃他的文字的男人，值得些许尊敬。我不大理解的是，他为什么托彼得·威尔逊为他完成最后的工作。在这本书的尾声，他说他与一个朋友名下的出版社商定，将他的日记付印。为什么不在那时出版，这样他可以见到最终的成果，三卷本，而不是被缩减成一卷？
但他恐怕很难不隔三岔五去书店，询问有没有人买他的日记。也许更易做到的是幻想那些人都在他死后来认识他。
————
1944年5月4日
任何形式的不贞导致更高层次的忠诚。近来我觉得我的新生活更振奋人心。以前我常会幻想，我做的一切是为了写出那些将署有我名字的杰出小说。现在我使自己相信，我在为美国的、欧洲的、人类的前途效力。为战后的秩序。这项工作听起来棒极了，令人感到光荣。
今天西德尔评价我看起来更坚决果断了。世界和平的念头想必对你有益，她说。
总得有东西出现，打破旧世界的秩序，我说。否则这场战争就白打了，人们会白白牺牲性命。
你听起来拥护社会主义。
我想到马尔科姆。他怎么仍能够影响我的思想，既耐人寻味，又引起人警觉。
你一两天那么想没问题，西德尔说。但相信我，如果你加入那个圈子，你同样会感到无聊。
哪个圈子？
从瓦解旧秩序中获得莫大乐趣的人。
你这么认为？
否则你以为我为何放弃诗歌与绘画？
你还画画？我问。我可不知道。
比我在写诗方面还更缺乏天赋。
也许你太谦虚了。
有时我觉得我可以用韵文创作一部旧体小说，关于我认识的每个人，没有人会想要读这部小说，所以没有人会知道自己被写入其中。
为何不写呢？我说。你可以成为我们时代的女普希金。或创作一部轻歌剧？
跟这些现代主义诗人一起在台上手舞足蹈地跳来跳去吗？想象一下莉齐的惊恐，西德尔说。
莉齐？
我忘了。你所称的森夫人。
————
我一直懒得向图书管理员安德森太太询问森夫人的生平。她也许是一位知名作家，也许寂寂无闻。什么样的数学计算可以算出一个人多快被遗忘？如果我在早餐时提出那个问题，估计会有不少男人争着给我答案。用长长的公式和复杂的图表。
西德尔只在另一位诗人的传记中占了一页篇幅。她死后，有多少人记得她？我料想我自己死后也一样。我们——我指西德尔与我——活着不是为了被人铭记。我们甚至不想要改变谁的人生。如果有人受我们的影响，无论好坏，他们得自己为此负责。
————
1944年5月9日
吃午饭时马尔科姆说，他的门卫一直纠缠他，讨他那套不太旧的西装。
试想如果苏联独力打赢这场战争，我说。伦敦的行李员、门卫和侍应生，个个会索要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确保英国不出现这样的事。我们需要一套进步、公平的体制，不是一套用来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那种对抗只会助长布尔什维克主义。
我有种预感，我可能一直误解了马尔科姆。斯拉夫人是我们的希望，他今天说，接着借给我一本丽贝卡·韦斯特写南斯拉夫的书。
后来。
西德尔问我，我预计自己战后会去哪里，我说，美国吧，我想。加拿大是我的少年时代，我说。美国将是我的成人时代。
英国呢？
我的罗曼司，我说。
多么富有诗意的三位一体，西德尔说。
上述对话发生在我与她共度了一个晚上以后。马尔科姆总让我感到迫切地想采取行动、投身一项事业、找到更崇高的意义。西德尔提醒我不做出承诺的乐趣。
再后来。
赫蒂的来信，及时的当头一棒。我上一次想到她是什么时候？上一次在这本日记里提到她是什么时候？噢，赫蒂呀。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如此轻易地被我遗忘，倘若我说我的确思念她，没有人会相信。
————
相信我，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如同空气一般。
随便挑一本杂志，读读那些谈婚姻问题、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问题、朋友之间的问题的文章，很快会发现，大家共有的一个抱怨是人们觉得自己被当作空气一般对待，被视若无睹。真是的，我总想说，你们就只有那点自信吗？你们的丈夫、你们的孩子、你们最好的朋友——假如你们果真这么重要，对他们来说，你们正应像空气一样呀。如果你们想确认一下，让自己离开片刻，看他们怎么气喘吁吁地不能没有你。
我取笑赫蒂，但有一件事她做得对。她安之若素地只当罗兰眼中的空气。你们或许想说吉尔伯特也一样，但我们一起抚养了六个孩子。养孩子是一件奥妙的事。每个孩子犹如一个新的季节，等你适应了这个季节后，接着又来一个。令人头痛的事层出不穷，但在每个季节开始之际，你觉得有新鲜的事、不一样的事在发生。
吉尔伯特与我一起经受了季节的洗礼。像一对被涂了许多香料的咸鱼。诺尔曼和米尔特——他们走入我的生活时已经被腌好了。
我倒是有一个问题：罗兰与西德尔在彼此的眼中是什么？对他来说，她肯定不只是空——气。他对她来说呢？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他是个没用的男人。但唯独她了解他对她的价值。
————
1944年5月22日
我们过回早期的生活，为了战争而吃饭睡觉，不顾战争而饮酒作乐，由于战争而苟合做爱。和过去几次一样，我又希望能去当兵就好了。西德尔指出，像我这种战士，会比其他人都更早中枪，当别人干脆不要命时，我则千方百计想保住我珍贵的性命。如此一来，会有那些不得不为了我而牺牲他们性命的人，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在乡间别墅养伤，等待我的勋章。
我说，大多数男人会把她的话视作侮辱。
你不认为过一种完全自私的生活需要几分勇气吗？西德尔说。
除非自私自利是其本性，我说。
你煞费苦心，想把自私自利变成你的本性，西德尔说。相信我，自私自利的人不把他们的自私自利像徽章似的别在帽子上招摇过市。他们想展现的是他们的美德。
你经常讲得比我自己还了解我，我说。
有些人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西德尔回道。而且，是我塑造了你。
从未听她亲口讲出这句话，但心中一直怀疑是这么回事的我，打了个哆嗦。
不，你不必感到气愤，她说。我们不让彼此生厌，我们一同创造了这种生活，因为我们谁也不想觉得无聊。我们无法撤销这种关系。
我们为什么不能？
你不可能与另一个女人复制这样的关系，她说。我没兴趣和另一个男人复制这样的关系。
因为那样，所以人们才不离婚吗？因为解除关系太耗时间和精力？我说。
哦，罗兰，她说，我们拥有的胜过任何婚姻。
————
在罗兰与赫蒂结婚后，西德尔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你们可以继续往下读，但我与你们赌一百美元，你们和我一样，找不出答案。因为罗兰自己也不知道。他声称她并未再接纳一个情人。那一点我愿意相信。她有她的忠诚，这种忠诚非比寻常。
西德尔与我是同一类人。遗憾的是我们素未谋面。如果见面，我们不会形同陌路。我们会相互理解。男人不明白，一切故事，到头来，是女人的故事。正因为如此，他们发动战争、停火言和，这样他们才能声称自己拥有某些东西。
罗兰和西德尔的传奇故事也许能拍成一部精彩的电影。电影可以跳过许多部分，直奔结尾。要我标注出写西德尔临终时的那一页吗？还有写赫蒂临终时的？她们都死了，这样讲不算泄底，但如果我告诉你们我对她们的死的看法，那样是泄底。
马上要到联合国大会了。我不用再读那部分日记。我遇见了罗兰。我遇见了吉尔伯特。吉尔伯特和我结了婚。
你们可以读，并在罗兰的日记里找到几行有关我的话。但我不会为你们把这些话标注出来。如今这些话毫不重要，正如和平大会上那全体男人的抱负一样。瞧瞧1945年后发生的战争。那次和平大会几乎一事无成，但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
“没有命运，人可以活得很好”，这本书里有个地方写到类似那样一句话。美好的痴心妄想。就好比说没有性命，人可以活得很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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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5日，从南安普顿驶往纽约港的玛丽王后号载着一千七百余位英国的战争新娘和六百个孩子，去和他们的美国大兵丈夫及父亲团聚。我和几名男士一同做了这次跨大西洋之旅。——罗兰·布莱，199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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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你们标注出上面这段话。
露西在罗兰横渡大西洋之际出生。把几张他在船上的照片和几张婴儿露西与她的新手父母的合影放在一起，加上配乐，可以充当一个电影片段。但电影总是让分离的人走到一起。现实生活正相反。现实生活的主题永远是疏远。
露西出生于罗兰结婚前。那时我不知道这一点，可当然，就算知道，我也不会有不同的做法。我有我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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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28日
昨天，约翰斯顿的电报晚到了。他为我弄到玛丽王后号上的一个舱位，这样我就不必等毛里塔尼亚号了。是奇迹还是征兆？今早，当我告诉T时，她伸手去拿我的烟盒。我昨晚给她的烟盒装满了烟。我会再为她装满的，所以为何这样显出贪婪，犹如孩子气的反抗？
只相差几天而已，我说。
男人就是这样，不与人商量就私自更改出发日期，T说。
我为什么老与这些麻烦的女人搞在一起？我早该设法在谈情说爱时多点原则。不过这句话，我想必已在过去十年中对自己讲了几百遍。
归返日期，我更正她的话。我是回家。
关于T，没有更多可言的，但我反复琢磨我的说法。既然我的外交事业化作灰烬，我想不想重新找一份在公关公司的工作，做我闭着眼睛能做的事？或者，我是否应该把成家当作一项新的抱负？
1946年1月30日
冒雨出门，与西德尔一起吃午饭。寒冷、阴沉、凄苦。正是这种天气让人疑惑，我们千辛万苦打赢战争到底为了什么。我情愿仍能够翻开报纸，阅读有关战役和撤退的消息、国内外的伤亡人员。某些让人为自己尚活着而感到心头一颤的东西。
西德尔听我讲我的行程计划有变，无动于衷，仿佛我是在告诉她一趟不偕她同去的周末之旅。（即便那样，也希望她会露出惊讶之色或探询的表情。）我相信是她的漠然导致了我近来许多无意义的风流韵事。多渴望进行一番不像外面的天色那般了无生气的谈话，我照实这么对她说。她面带微笑地谛听，仿佛我在试图向她兜售某些假货，她宽宏大量得很，不直接道破。
但我的确感兴趣，在我指责她反应冷淡时她说。我真心想听你具体的生活境况。
哪些部分？我问。
凡是你愿意割舍的部分，她说。
对我不肯割舍的部分感兴趣，岂不更合情理？我说。
你唯一舍不得的女人是我。我对我自己没兴趣。
我大吃一惊。为掩饰我的惊愕，我笑起来，那种吸引他人注意的尖厉的苦笑声。几位顾客看着我们。我瞪着其中一人，他耸耸肩。
所以对于我回去，你一点不在乎吗？我问。
你想要我在乎什么？
我想用离别伤她的心。想在我转身走的那一刻，她会迫不得已地求我留下。
离别带来许多实际的后果，我说。假如我在那儿与人结婚了会怎样？比如，与赫蒂。
你凭什么认为，你结婚会改变我们在彼此心中的地位？你不能把婚姻设作给自己的陷阱，你也不能指望我甘愿落入那个陷阱。
要结婚的人不该怀着不忠的心，我说。
对谁不忠？西德尔说。假如我辩称，你结婚是对我的不忠呢？但别担心，我不会那么想。
我倒宁可你那么想，我说。
你不在这儿，我会思念你。我会非常思念你。但我这辈子花了许多时间思念许多人。要我撒谎，说少了你比少了其他人更让我伤心吗？你会相信我的话吗？
小餐馆的嘈杂声令我想把我的叉子扔向她身后的镜子。如果她指的是她两任死去的丈夫和一个死去的儿子，我没办法与他们竞争。西德尔想必看穿了我激动的情绪。你不会考虑回加拿大定居吧？她说。
假定我是呢？
你想要我提出一个理由，让你留在这儿吗？
可以提出什么理由？我问。留在这儿，做什么？
做你擅长的事，她说。你可以在这儿找份差事。詹金斯会很高兴让你回去。
我对西德尔概略地讲了讲我在联合国和平大会上犯的错。我把它说成是一次失足，找错了女人——许多男人的通病。与西德尔分享一段不光彩的经历会使这段经历听起来像个笑话。她向来善于化解一定的痛苦。
伦敦需要再多一个毕生致力于公共关系的笨蛋吗？我说。男人想要有所作为。
加拿大会让你有所作为吗？
从旧金山回来后，我一直怀疑，在伦敦或华盛顿的某个地方，有个卷宗，里面累积了我的资料，多得让我觉得不踏实。但也可能所有出现在大会上的人都逃不过。我只是《工人日报》的一名记者，不是吗？我与不同阵营的人交谈，无非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加拿大应该没有对我不利的东西。
起码我可以让赫蒂的人生有所不同，我说。如果我留下，我能让你的人生有所不同吗？
西德尔直视着我，我在她的眼中看到怜悯。
1946年2月4日
离开伦敦。只有我们几个人坐港口联运火车，到下午五点时，我已经在我的房舱里安歇下来。除了约翰斯顿，无人到滑铁卢为我送行，我们最后握了一次手，他对迅速为我安排好行程充满沾沾自喜之情。
我们明天起航时，没有人会来送别我。
到傍晚时分，当一千七百余位战争新娘和六百个战时宝宝登船后，清静成为泡影。回想起来，约翰斯顿在祝我一路顺风时的确露出暧昧的笑容。他必定预见到这混乱，颇有商业头脑地不事先提醒我。
1946年2月5日
南安普顿的市长大人上船来，欢送战争新娘和她们的孩子。他提醒他们，他们将是代表这个王国的民间使节。民间使节，我对我旁边的一个男人说。我这辈子从未与这么多外交官同行过。
他没回话。为缓解尴尬，我问他去哪里。经纽约去澳大利亚，他说。
1946年2月6日
不管谁阅读这本日记：我谅你们不敢想象与这么多战争新娘和战时宝宝同搭一条船。尿布、喂奶、吃饭、应急救生艇演习，各种戏剧性的事足以使每一天令人感觉好像长达四十八小时。我试图在那些可能会被逼疯的男性乘客中甄别一个或不止一个内心脆弱的人。一个男人自己投海，或更糟的，把一个摇摇晃晃从他身旁走过的幼儿投入海中——那种事可以作为一部小说的引子。
不过，迄今为止，所有男士似乎都足够坚强。我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战争新娘夹杂着，在商店购买长筒丝袜、香水和巧克力，店里每次总有三四层顾客之多。
我给T买了几块香皂。她可能收不到这些香皂，但贵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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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那些香皂给了谁？船上的某个人，我想，但船上有太多女人。我这辈子，曾几度须臾地想起过她们。对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那次横渡，没有她们的父母和丈夫在身边，想必是她们人生的顶峰。想象她们散落在北美大陆的各个角落，奔着婚姻、子女、孙儿孙女而去，然后想象那艘船在那次航行途中沉没了。谁能说，活得长决不会让人因长寿而生厌？假如我们全在那次旅途中落水身亡，我们将全部千古留名：年轻的妻子、天使般的孩童，和几个潜力巨大的男人。——罗兰·布莱，1990年4月4日
1946年2月7日
我看得出，经过此行，我欲繁衍后代的愿望将降低至零。我要找一个不会把她的志向扩展到将为人母包含在内的妻子。我确知的就这么多。每个被你送到这世上的孩子，只是让你等着这个世道把他变成孤儿——下一个被那回力镖夺走生命的人除了我还会是谁？
从那个意义上讲，西德尔会是理想的妻子。如果我发电报向她求婚，她会说什么？赞许我的勇气？笑话我的冲动？
1946年2月8日
望着大西洋和海上的天空露出新一天的颜色，我从未像今早那般觉得愁云惨雾，对我而言，这一天与随便哪一天一样，无甚特别。甲板上冰冷刺骨，但若不是这么早，没办法不撞见同船的英勇的乘客。昨天是个晕船日，所以今天比头两天安静些。不过，无论晕船与否，一种明显可感的兴奋之情仍继续存在。
不是说我没发现那批战争新娘中有几个长得妩媚迷人。为什么那样称呼她们，仿佛她们各自嫁给个人独有的战争？到处是写着“仅供战争新娘”的牌子。音乐为她们演奏。乒乓球为她们而弹来弹去。大海为她们而从中间分开。
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欣喜若狂。想象莎士比亚戏剧里那些信步走出城市、迈入森林的可怜的家伙，他们会感受到同样恣意的幸福。一旦她们再度踏上坚实的陆地，她们将有什么样的命运？新娘何时变为仅是妻子？取决于时间还是丈夫的爱的销蚀？
吃完早饭，我把一块巧克力递给一个头上的波浪卷多过嘴里牙齿的小姑娘，她误把我的腿当作某样比折叠帆布躺椅更稳固的东西。那位年轻的母亲自己咬去半块，把剩下的递给那女孩，并对我莞尔一笑。一场对话应运而生。这位少妇名叫希尔达，她十九岁。她的女儿叫鲁比。她们来自卡迪夫，她们将前往艾奥瓦州的滑铁卢，与希尔达的丈夫厄尔团聚。很好。
我偶遇了希尔达几次。她被我迷住。连鲁比也被我迷住。
可怜的厄尔。
我不觉得希尔达难看。但和船上的其他所有女人一样，她是别人的妻子，背负着别人的子嗣。
所以。可怜的是我。
1946年2月9日
乘务长佩顿喜欢时时提醒我，我可以在图书馆觅得安静的一隅。今天下午他对我说，他从未碰到过这么多小孩误把他当成他们的父亲。
他们想必看中了你什么，我说。
不，问题出在那些野女人身上。她们不会准许她们的小孩打扰你们这些先生，却不来阻止他们抓着我的腿。
她们可能太累了。别因此记恨这些可怜的母亲。
谁叫其中有两人说我老得不像父亲，佩顿怏怏地说。
如果我放弃那本迟迟未完成的关于我自己的小说，转而写一部以佩顿为题材的，那会怎样？一个航海的主人公总归有惊险刺激的经历。佩顿平凡的举止风度也许只是用来隐瞒一段深不可测的过去，包含着秘密和戏剧性的事件。
1946年2月10日
罗兰，让我们头脑冷静，别再逃避你必须回答的问题。
你为什么忽然急着想结婚？
——给失败找一条出路。我不是相信失败乃成功之母的人。
婚姻对你意味着什么？
——无论娶西德尔还是赫蒂，都会改变我未来的财务状况。
你有没有想象过，和西德尔结婚会是什么情形？
——她会让我保留部分自由。
赫蒂呢？
——我不知道。
不要想眼前，而是再过十年后：你会后悔当时没娶她们中的任一个吗？
二十年，或三十年后呢？谈到婚姻，人是拿时间赌博。二十年后，西德尔将七十六岁。三十年后，她可能已经入土。即使她把我写进她的遗嘱中，我也成不了真的继承人，得不到我想从她那儿得到的东西。我永远得不到我想从她身上得到的东西。如果我娶她，我要终身甘当一个失败者。
赫蒂呢？我对她一无所求。
1946年2月12日
后人，注意啦：今天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给西德尔，说我对我的婚姻已有决定，但一切会尽如人意。她会明白，什么都不会变，因为我们之间的一切不可改变。
另一封给赫蒂。你和我之间，赫蒂，让我总是当自私的那方——但这句话，我不必对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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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日，露西三天大。我注意到，我们经常在婴儿出生后或在孩子死去以后，一天一天地数日子。也许在任何亲近的人死去后都会数。
西德尔与我会有不同意见，但我还是相信我们用出生和死亡来度量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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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蒂的书架上曾有一本书：《女孩娱人娱己指南》。通读我自战争期间以来的日记，显然，我会是执笔撰写《在世界大战中生还的懦夫指南》这本书的最佳人选。可连一个懦夫也会被他想名垂青史的志向所愚弄。我的、被战争比下去的雄心壮志，因联合国和平大会而膨胀。致力于给世界提供另外一种选择的可能、让它摆脱由那些无赖大国决定的命运，我确实做了我的分内事，在相关各方之间进行外交斡旋。然而，那番努力因与一位波兰伙伴的争吵而中断，此人介绍我认识了一名金发同事，暗中破坏我取得的成果。但现在这些事有什么要紧？斯大林死了，杜鲁门也死了。西德尔死了，赫蒂也死了。不，我本该写的那本书不是关于战争。我最适合写的书是：《一个男人如何在一辈子的失意中活下来》。——罗兰·布莱，1990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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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毫无雄心壮志。也没有人会叫我写一本书。但如果我能写，我会写什么书？女人的……什么指南？人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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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27日
浑浑噩噩中，走到了我作为单身汉的最后一天。冬日的新斯科舍省，冷得足以保藏我的青春。重返此地的途中，我感觉自己像躺在棺材里的契诃夫，由装载牡蛎的火车运送。只是没有成群结队的人在终点欢迎我，没有人哀悼，没有东西载入史册。
这儿是我将被驯化的地方吗，与妻子和若干子孙后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喔，不会有子孙后代，那一点我敢保证。赫蒂马上三十四岁了。
自我回来以后，亲戚们都对我很客气。有几个最年长的表亲，糊涂地以为赫蒂与我订过婚，若不是由于战争，早就结婚了。
弗格森这边同辈的亲戚，一如既往地兴旺发达，我不再被他们吓住。虽然我没有他们那样的财富，但我凭我的世故弥补这一不足。他们有新斯科舍省当靠山。我有美国、亚洲和欧洲为我撑腰。
婚后的生活带来一连串实际要应付的事，无一样有特别令人兴奋之处，但谢天谢地，赫蒂善于处理实务。我们将等着买一套房子，暂时向吉利斯一家租了塔夫特伍德宅，家具齐全。我猜想赫蒂想象着有朝一日，我们将带着她少女时期积攒的东西一起，搬入我们自己的房子。我感觉自己像个当上驸马的穷小子，两袖清风。诚然，我这么说是夸大其词。否则怎么能让一个贫寒的家伙觉得自己富足呢？
那个仍未有答案的问题：婚后我打算干什么？在地方报社任职？或在市政机关当个职员？我在镇上认识的一个人建议我涉足本地政坛。你确信，你或这镇上的随便哪个人需要我吗？我差点问道。这池塘对你们这些鹅卵石来说够大了，但在我看来，恐怕还没准备好被撞击成一个陨石坑。
赫蒂说我应该慢慢来，也许我可以专心做一件我计划做的事。她仁慈地没有暗示，那部小说早在几十年前就该完成的。我当不了小说家，我如今意识到，但我肯定能冒充一把，在妻子的支持下，创作一部留待身后被发现的杰作。
我告诉她，我琢磨着可否创办一家专营地图的书店。这个世界变化很快，国界被重新划分是家常便饭，我说，所以最好有人把老地图保留下来，给那些仍想拥有它们的人。
赫蒂听着，那份专注足以把任何异想天开的念头变得合乎情理。如果我说我想开一间卖渡渡鸟的店，她会不会拍手称赞我的别出心裁？
说不定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兴趣，我说。
但这个主意很棒，赫蒂说，那口气好比一位老处女姨妈夸赞一个婴儿，婴儿没有牙齿的笑容留下的印象仅止于视网膜而已。
还有植物学方面的书，我说。纵然国界被重新划分，植物保持不变。
地图和植物，赫蒂说。这个世界将被包罗全了。
真好啊，罗兰。你想余生潜心当一个杂货经销商吗？树和灌木，玫瑰和紫罗兰——它们在我们意识到以前消失，在我们注意到它们前重现。难怪每一部俄语或英语小说都会特写一棵老树。被闪电劈成两半，被一次粗心造成的火灾烧毁。但它们总会重新活过来。也许真正的不朽需要根系。不起眼地存在于世上最黑暗的地方。尚无人从他的脚趾间长出一些根来。尚无人，为了长命百岁而甘愿留在原地不动。
当然，总归有恺撒大帝、拿破仑、叶卡捷琳娜二世，靠传记而名垂千古。但那些书有的只是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比创作文字的我们更无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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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文字，文字。有时我同情罗兰，因为他没有勇气不与赫蒂结婚。西德尔也同情他吗？
他们迈入的是什么样的婚姻呀！于他方便，因为赫蒂冷若冰霜，又温顺得像绵羊。她多少次对他的风流韵事视而不见？想到她在1954年因西德尔而大发脾气，令人称奇。我们不知道发了什么样的脾气，但无论如何，赫蒂选中这世上的一个女人，与她为敌。本身即一场世界大战。
罗兰想从赫蒂身上得到什么？没有。她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不多。对于那样一种婚姻，你把手边碰巧有的几样食材丢入烧锅。不指望煮出精美的佳肴。一道吃得下去的炖菜就够了，足以填饱几个饥肠辘辘的肚子，有时如果加点这个，加点那个，甚至可以做出相当不错的东西。（赫蒂加不出任何一点什么。但罗兰，正相反……在那方面，他永远不会令人失望。）
最糟的婚姻是以幸福为目标的那种。别跟我讲每段婚姻都应有那般宏大的理想。争取幸福的婚姻，好比一个普通人想做出与珠穆朗玛峰一样高、与热带岛屿一样五彩斑斓的蛋糕。而且，要做得可食用。我不是说办不到。但请告诉我，有多少人给得起那种幸福？我们可以凑合吃一个烂糟糟的蛋糕，只要它不倒就行。干裂，可以。不够松软，没问题。太甜，我们能忍受。没烤熟，吃不死人。
我曾看过一部电影，片中的女人给她的丈夫烤了一个生日蛋糕。后来她觉得那蛋糕不完美，遂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嗬，我哈哈大笑，笑得如此厉害，电影院里有人不得不出声叫我安静。
但人们有时顽固不化。我不该嘲笑电影里的那个女人。露西希望她的人生最后变得像那完美的蛋糕。结果没有，所以她撒手，什么都不要了。
凯瑟琳，你和安迪的婚姻也许仍有几分希望：如果你俩能学会喜爱一个歪斜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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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31日
当我正在适应我风平浪静、历时一月之久的婚姻生活时，这个世界在忙于制造头条新闻。斯大林、丘吉尔、杜鲁门；又一场战争危及脆弱的和平；通敌纳粹的人在东欧被行刑队处决；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没被选为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新斯科舍省省议会的成员就职上任；战争新娘抵达哈利法克斯。最后一条新闻唤起我含泪的愁思。另一个和满船的战争新娘同行的男人，也许不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活在万劫不复的极乐中。今早，我审视了我的发际线良久。是我的幻想，还是我正在丧失活力，变成一个游手好闲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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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罗兰会经常像这样喊着狼来了。不要把他的话当真。游手好闲的问题不是会导致罪过。大多数人不明白空闲意味着什么。
下面教你们一下怎么明智地游手好闲。我在操持一个家、抚养我的孩子时，从未空闲过。那么多活儿啊！意志薄弱点的女人会梦想有清闲的时光，如同女佣梦想当公主一样。但那种事多久发生一次？我让游手好闲来替我做梦。比如露西两岁、蒂米一岁时。下午，我让他们并排坐好，喂他们吃苏打饼干，我会说，一块给你，露西，一块给你，蒂米。小孩子喜欢可重复的事。但当我递饼干给他们时，我心里真正在想的是：一块给你的女儿，罗兰，一块给你的儿子，吉尔伯特。或者，像是晚上我在洗碗时。有一个特别的盘子，被露西小时候碰了个缺口，因此，在清洗和擦干其他所有餐具时，我告诉自己吉尔伯特为我做的美好的事。我把那个有缺口的盘子留到最后，当我在清洗和擦干它时，我提醒自己罗兰对我讲过的话。看着我的人——连吉尔伯特的母亲在内——谁也挑不出毛病，或能说我在游手好闲。但瞧，我确实闲着。我把游手好闲纳入我做的每件事中。
但别让自己被冲昏头脑。有一次我问露西——应该是她四五岁时——等她长大后想不想要小孩。想要，她说，要七个小孩。七个？我说。为什么，那样很多。我又问她会给他们起什么名字。那个问题让她措手不及。如果你想不出七个名字，也许你并不想要那么多小孩，我逗弄她。她哭了起来。我说，我替你想了个好名字。如果你生一个男宝宝，取名罗兰怎么样？难听死了，她说。但也好过你知道的所有名字，我说。
噢，天哪，她开始耍性子。我等待她平静下来，几分钟后，我考虑只带蒂米和威利出去散步。我们回来时，露西还在气头上。我感到讶异。如果要我哭哭啼啼，就算只流那十分之一的眼泪，我也会精疲力竭。
吉尔伯特下班回来时，他问露西，她的脸为何那么肿，像个红苹果。露西说是因为她不喜欢罗兰这个名字。不喜欢这名字没问题呀，吉尔伯特说。我也不喜欢。
那是我最后一次向我的家人道出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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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2日
一封西德尔的来信。自我结婚以来的第二十一封，却是第一封使我对我的婚姻产生怀疑的信。为求确认，我重读她以前的信。在此之前，西德尔听起来心满意足，她的生活犹如一列有着可靠时刻表的火车，在下午茶、晚宴、看戏、听音乐会、周末去乡间小住、在爱尔兰和葡萄牙境内开车旅行的驱动下，运转良好。她似乎是游戏人生的完美典范。
可这封信给人更阴郁的感觉。西德尔陪一位朋友去巴黎参加和平大会。她在上一封信里提到他的名字，迈克尔·贾尔斯，但我没把他看作什么特别之人。他将以记者身份参加那个大会，西德尔说她想看看目前处于特殊阶段的巴黎。
不知何故，我猜想这位贾尔斯比我大不了多少。我希望她和某个我认识的人一同去就好了。一个新名字，脸对不上号，这种陌生感让人无所适从。
但令我烦心的不只是那个男人。她还寄来一篇从《曼彻斯特卫报》上剪下来的文章，文章把和平大会比作一出萨特的戏剧，她觉得这种提法庸俗不当。“想来每一代人都得翻新以前的地狱，仿佛它对他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她写道。我恍然大悟，她这一代人肯定觉得他们很快将被时代冲走。不久领风骚的会是我这一代人。
信中，她描述了一场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庆秋分的音乐会，她一个人去听。“亨德尔与海顿，在管风琴手和三位歌手精妙绝伦的演出下，却难给人信心。音乐是一样多么奇怪的东西。在这个丑陋的世界里，音乐仍能提供美的借口。想起我们在看戈雅的战争版画时所感到的憎恶。对有些人来说，连描写这类暴行的文字都不忍卒读。可音乐，它多么残忍地欺骗了我们。”
丑陋——这种粗野的词——不是西德尔的用语。她的论点漏洞百出。如果我在她旁边，我们会展开一场辩论。我们会彻夜不眠，在思想的海洋中泡着冷水浴，精神焕发。
她的这种益发阴郁的心情，究竟与那位面目不明的贾尔斯有无关系？
赫蒂与我也常去看戏和听音乐会——地方性的演出，舒缓抚慰，如同一位不偏心的保姆在临睡前为人掖好被窝的那双灵巧、干燥的手。
在巴黎的音乐会上，西德尔写道，她不幸坐在几个聒噪的美国人前面。“一个声音，充满粗俗的自信，令我想起我们在圣达菲遇见的那名男子。或你有没有觉得，半数的美国人符合这条件？女人们又说又笑，仿佛在她们的胸腔里举办着一个交响音乐会，由此我寻思，在你的新生活中，你是否正享受着上述特点带来的乐趣，那种只在新大陆的女人身上才有的特征。”
她知道赫蒂不是那类爱出风头的女人，所以为何如此刻毒？抑或她是在暗示我会背着我的妻子而交往的其他女人？我以为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她对我的婚姻将不置一词，正如赫蒂与我之间的共识一样，她将绝口不问我以前有过的女人。就赫蒂而言，她已经用她的勤劳持家涤清了我的过去。
接着，在西德尔的信中：“罗兰，如果你在这儿岂不畅快？巴黎不适合一本正经。”
我寻思西德尔是否感到寂寞。但她有这么多朋友可以打发日子。真正寂寞的人是眼前这个傻瓜，等待钟声响起，让我可以假装在阅读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与我的妻子会合，睡在我们不起一丝涟漪的婚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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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尔感到寂寞吗？罗兰感到寂寞吗？寂寞想必好似一种嗜欲。我怀孕时一点没有想嗜吃什么。但每当我们周围有人提到怀孕的消息时——女儿、媳妇、侄女、孙侄女、孙女，随便谁，但凡有这样的消息——几个女人总会开始比较她们怀孕时嗜吃的东西。早餐想吃腌菜，午餐想喝奶昔，晚餐想吃油炸绿番茄，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人会因她们嗜吃的东西而被铭记。想象有这么一块墓碑：罗斯玛丽·贝萨妮·沃克安息于此，她是受人钟爱的妻子、母亲、祖母，怀孕期间喜欢嚼墨西哥辣椒。
嗜欲——对此我没什么可讲的。但对寂寞，我要说几句。我们以前常在电台里听到的各种唱寂寞的歌，一个人恋爱时、失恋时、遭恋人背叛时、受爱的折磨时——人们为什么把爱和寂寞混为一谈？这样不是在正面地宣扬爱。或许爱是一则完美的广告，推销否则无人会购买的寂寞。如果有更厉害的人，他的工作也许是在明天的寂寞被送到以前，把今天的寂寞兜售一空。
我们搬到奥林达后，吉尔伯特在后院为每个孩子栽种了一棵橄榄树。我们开始有两棵，给露西和蒂米的，很快有了三棵，后变成四棵。我们没有为莫莉栽种一棵，因为到她出生时，那些树都得了橄榄节疤病。它们没有死，但它们的外观不美。寂寞的人好似那几棵橄榄树。他们什么话也不必讲。寂寞全写在他们的脸上。
我们为莫莉种了一棵会开花的榅桲树，让她觉得自己与别人不同。要是我们为每个孩子各种一棵，而不是种那些一脸苦相的树就好了。或是绣球花丛。绣球花是我的最爱。凯瑟琳，你记得那一束束花吗，我们送去公共图书馆和吉松太太的店？她给你糖果，为你做小的日本玩偶。那些玩偶你可能没再留着，但我有一副寿司卷形状的耳环，是她给我的。我死后，这对耳环归你。对此，我会记得注上一笔。我的曾外祖母露西尔传下的那枚金戒指。它是属于你的，将来有一天你可以把它给约拉。
只可惜将戒指传给你的人不是露西。
吉松太太是一位寂寞的妇人。记得我跟你们讲起的那位日本仆人吗？那位吉尔伯特与我在第一次约会时遇见的老人？他也叫吉松，后来，他把他的叙事长诗寄给我们，我们收到的那册副本竟是用优美的书法手写而成，一半英语，一半日语。假如他不辞辛苦地寄一册给我们——两个少不更事的陌生人，天知道他寄出了多少册。但吉尔伯特从不冷落谁。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继而与吉松先生成为朋友。多么不可思议，人们有时以这种方式相识，直到其中一人死去才分离。吉松先生死于1952年。我们搬到奥林达后，我发现村里那家花店名叫吉松。店主是一位寡妇，吉松太太。她跟吉尔伯特结交的吉松先生没有亲属关系，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和她成了朋友。后来，我开始给她提供我花园种植的绣球花，条件是她不给我一分钱酬劳。她死于1985年。在她去世的几年前，她不再能掌管经营那家店。她的身体状况还行。但她的脑子开始糊涂，变得只讲日语。吉尔伯特与我帮她在日本城找了个住所。那家花店转手给另一户人家，这次是中国人。我不喜欢他们，所以不再送花去卖。
所有那些漂亮的绣球花。现在它们属于别人。
不用成为寡妇或鳏夫才尝到寂寞的滋味。我知道吉尔伯特时而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感到寂寞。他嘴上不讲。他感到寂寞，不是因为我不贤惠，或我们的孩子不乖，而是因为仍有那么多他不能为我们做的事。同样，还有很多我们无法给予他的东西。
我有没有感到寂寞？我只能讲，我不热衷于当寂寞的顾客。
有一次，在露西死后，吉尔伯特提到他“无缘无故”觉得寂寞。你说无缘无故是什么意思？我问。我们失去了露西。不，不只是那个原因，他坚称，但当我追问时，他也解释不清。那次以后，连续几个月，他喝起酒来。他的父亲是个酒徒，不过没贪杯到误事的地步。他的母亲也酗酒，她以为无人知晓。因此，看见吉尔伯特沾酒引起人警觉，我如实讲了出来。这儿有东西，他捶打他的胸口，我没办法将它吐出来。喝酒帮不了你，我说。有一点帮助，他说。这样子持续了几周。最后我采取强硬立场。露西死了，我说。你可以继续靠喝酒试着减少自己的悲伤，或你可以把那酒瓶收起来，接受我们余生都将活在悲伤中的现实。
她也使你心碎，不是吗？吉尔伯特说。
露西死后，我第一次感到眼皮发沉，于是我说，除了在那些荒唐的歌里，没有人的心会真的破碎。吉尔伯特点头，然后说，莉利亚，我们两人中，你是心怀傲气活着的那个。
我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其实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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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31日
反思时间。
婚姻：平淡的幸福。添加一把太阳伞和一根手杖，赫蒂与我可以像瓷盘或藏书票上的夫妇那样定格成永恒。可想而知，大多数夫妇在结婚时承诺要天长地久地走下去，希望一帆风顺——但总会有寒雨、炙热、晕船、难以消化的食物。有些可能会翻船。有些可能会被食人族吃掉。但多少人在预定这趟旅程前估量过这些风险？我的父母没有。赫蒂的姐姐苏茜没有，她和赫蒂在相同的教养下长大，是个不比赫蒂逊色的优雅产物，理应享受不管什么样的幸福生活，却在一年前死于癌症。甚至可以说西德尔也没躲过那种命运。相反，赫蒂与我明白这样的努力是徒劳。不，谢谢，我们现在这样挺好。若我们想要，我们可以悠闲地走去港口，看那一艘艘小型的诺亚方舟，每艘坐着一位丈夫和一位妻子，愚勇地张起袖珍的帆。再见，我们朝他们挥手。我们预祝你们在这趟走向毁灭的旅程中一切好运。
爱情：我与西德尔的友谊，照我向赫蒂描绘的，起起落落。如果其中有规律可循，我看不清那些规律是什么。我们是时运不济、注定分隔两地的恋人，还是一对老去的笔友？问这些问题不合适，罗兰——我能听见她那么讲。在西德尔的手册里，很多事不行。她不是平白无故成为西德尔·奥格登的。
爱情与婚姻之间：J。按我的口味，她也许有点丰腴和粗俗，不过谁能说婚姻不会改变一个人的喜好呢？我是在用这种无意义的不忠报复赫蒂或西德尔吗？
职业：我看得出，在图书交易这门生意上，我将永远是个外行。不过，我对这方面的兴趣不会因此而蒙上阴影。我在画漫画、写宣传文章、协商世界和平方面也是外行。大多数外行想要获得重视，其中最业余的那些总有办法获得重视。那个结果似乎是今日和明日世界将不得不面临的隐患。人们可以难得尽情地做自己，昔日这种好时光一去不返。做自己时，我们没有业余的问题。可当然，如今的问题是：怎么令人信服地做一个违背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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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天天变老，一天天变蠢，罗兰。那个道理不显而易见吗？
今天，他们上了最后一堂回忆录写作课。我的妈呀，透露了什么真相，洒下什么泪水，创造了什么遗产。吃午饭时，南希交给我一张印好的纸。她坚持把讲义带出来给我。这一份特别好，她说。全是我们在思考我们的人生时可以引用的名言。我说我没拿我的老花镜，看不清那些字。她说，你可以晚点读，但我能和你分享我回忆录的最后一行话吗？受那纸上的一段引语启发。老师说我的结尾辛酸、感人、完美。
你的老师靠欺骗天真无邪的人为生，我暗自嘀咕。
什么？南希问，但她并不擅长听见她不想听的话。这是我今天写的最后一行话，她说。我们活着，为了理解爱，我们爱，为了让活着有意义。
我看着她。怎么了，她说。我说幸好我吃了主菜，因为现在，听完她的结尾，我只好跳过布丁。她露出骇然的表情，但问题出在她呀！找个会称赞她的人完全不难，但是不，她要那个称赞的人是我。
莉利亚，你瞧，你经常待人不大友好，南希说。
谁讲的，我说。
大家都这么讲，她说。
好吧，我同意。你是否想过，是我不想当一个友好的人？
换作伊莱恩，她会讲出一些机智的话，认为她可以伤及我，但可怜的南希只能看着我，眼中含有同情。可你从来就不想当一个友好的人吗？她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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