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者：[美]李翊云 更新：2024-03-22 19:19
当个孤儿没有那么难，我说，试图能够重新开口讲话。
想来你讲得对。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说“不”，阻止不了病痛、死亡、战争或任何我遇到的小灾小难。
但谁也不可能张开双臂欢迎这些不幸的事，我说。
不是张开双臂，而是以不在乎的态度。
然后呢？
顺其自然地活下去。例如，要不是因为我的表亲，我们恐怕不会相遇。但相不相遇要紧吗？没什么关系。眼下，我可能坐在这儿与另一个年轻人聊天，你可能和另一个女人聊天。
我努力不露出受伤的表情，但我的脸想必出卖了我。
————
要是西德尔和我有机会见面就好了。有个人驻留在你的脑海中这么久，而她却从不晓得有你的存在，这样听起来也许不公平。可事实是，我不想陌生人了解我的生活。西德尔也不会喜欢，但她没什么办法阻止我认识她。
她失去了一个孩子。我也一样。虽然可以说她失去的是她唯一的孩子，但孩子的死是无法用数学计算的。她失去了两任丈夫。我失去了三任。那也无法用数学计算。
我们不习惯对什么都说不。西德尔讲得对：倾尽全力反抗，徒劳无益。
我希望能了解更多的是西德尔是个什么样的母亲。从罗兰的日记里也许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她不是一位热情的女人，但他并不了解她为人母的一面。她可能没有让他看到那一面。
还有另一种可能。罗兰自小没有母亲，所以通往母亲天地的门并不自动为他敞开。换一个人，也许会意识到西德尔是一位母亲。这一点，不是一定要看见女人带着她的孩子才知晓。或许之前我搞错了，误以为是赫蒂不能为他生育。或许是他不能给她一个孩子，因为他无法想象自己的妻子当母亲。在这件事上，让我们破例把责任归咎于他，而不是赫蒂。
由始至终，罗兰一直迷恋西德尔，所以关于她，他不知道的事恐怕多于他知道的。我把琢磨那些他不知道的事当作游戏。有些事大，有些事小。现仍勾起我好奇心的是那些小事。一束花刚掉了一片花瓣，她是不是就把它扔了？（赫蒂，我猜，永远只在他们家里摆放最新鲜的花。）她临终前有没有戴假发？（赫蒂会戴，你们不觉得吗？）她焦虑时会不会动动脚指头？（我仍会这么做，我极少数的癖好之一。）她是不是和我一样，有时一下子记不起罗兰的相貌？或他的声音？或若不是罗兰，则是她两任死去的丈夫？她是否思念她的孩子，重温他在世的时光？可他幼年夭折，她没有那么多可回顾的岁月。
死去的孩子不会变老。露西活到二十七岁，现在她仍是二十七岁。我无法给过了那岁数的她编造一段人生，但我重温了那二十七年许多遍。
自露西死后，我每天早晨醒来，对自己说：今天又是露西拒绝度过的一天。不是她放弃的一天。假如她放弃某样东西，我也可以放弃那样东西。可她是干脆不要今天、明天、后一天、再后一天。正因为如此，对我来说，度过每一天，是要证明一点：我拒绝接受她的不要。
她死的时候我没有痛哭流涕。我猜不管哪个母亲，碰到我的情况，忍住的泪水不会多于我。假如奥运会有那么一个比赛项目，我说不定能拿金牌。可不哭对一个人产生奇特的影响好比用一道堤坝拦住所有要流的眼泪，一辈子活得像个值班的看守。日日夜夜。确保没有裂缝、没有渗漏、没有洪涝的危险。倘若是那样的话，将是帮了每个人的大忙。可你年复一年看守那道堤坝，有一天，你对自己说：我想再看一眼那里面的水。堤坝说，什么水，女士？于是你爬到坝顶。对呀，什么水？另一边是一片沙漠。
我想说——哦，我以前从未讲过这句话：露西真的令我心碎。她令我心碎的程度超出我的想象，我没料到一颗心会碎成这样。如果我泫然泪下，那些眼泪也许会使心的碎片漂浮在我的周围。不求修补，但让这些碎片留在视线内倒可能是好事。
好吧，木已成舟，没必要伤心。西尔德也没为她儿子的死而落泪。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
————
1929年9月3日
清晨。马上要与奥格登太太一起乘坐十小时火车。我将第一次与一位女士共度这么久的长途之旅。当然，不算上和家人的出行，那些时候兴致勃勃，转眼又意兴阑珊。这次情形将不同——若即若离的亲密。令人心跳的好酒必须保持适度的陌生感。
昨晚，尽管夜已深，我还是去拜访了隔壁的那对夫妇，科特尔先生和科特尔太太。表亲克莉欧娜说过，有紧急事时，我可以找科特尔夫妇求助。接下来的几天，我不在，要有人照料鹦鹉的安康——我把这情况算作紧急事件。那对夫妇乐于助人。科特尔太太说，她会派他们的侄女艾琳一天过去两次，照看科特库。我不知道他们家住着一个侄女。我只遇见过他们的两个年少的儿子。艾琳是个靠得住的人，科特尔先生说，并派其中一个儿子去把那女孩找来。结果发现，艾琳比我更晚来到这座城市。若非她冷峻的眉毛和严肃紧闭的双唇，她的脸称得上漂亮。那眉毛和嘴唇也许会因这新的生活天地而软化，但同样很有可能变得更冷酷无情。
事后我思考艾琳的未来，对这女孩产生一种身为作者的喜爱，她在这逆境中的命运始终是个未知数。想想那各种将降临到一个少不更事者身上的悲剧，给人多么得意的感觉。在临行前夕，我们常对那些留下的人怀有温存，即使在上面这个情境里，对象不过是一个仅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亦然。
————
晚上。彭威廉酒店。
今天会是我人生的一个新篇章吗？可这陈词滥调令我发笑。不，罗兰，你的人生经历还不足以写出一页开场白。你有的仅是一两行题词。即便题词也是你剽窃自贺拉斯或莎士比亚。
但今天过后会有更多篇章。也许现在我终于该认真对待我准备撰写的那部杰作。
我们乘八点零五分的火车出发，待在一个两人专用的包间。有一阵子，奥格登太太声称头疼，躺在沙发上，那张沙发不够长，所以她把脚搁在扶手上。一个优雅的摆出侧卧姿势的女模特，但我挥之不去的感觉是，有更合适的艺术家，能以多几分批判、少几分痴迷的目光刻画出她的全貌。
我坐在窗旁，假装读书。我很快看乏了盛夏浓绿的乡间景色，兴味索然。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穿行过一片富饶、充满生气的土地，一路舒适奢华，不必自己负担费用——在艾琳、阿梅莉亚或甚至伊薇特看来，我是个幸运的人。但运气这样东西，有等于反过来突显了没有的东西。
我们过了费城后，奥格登太太来到我坐的窗边。你在读什么？她问。
我给她看那本书。罗纳德·弗班克的一部小说。
噢，是他，奥格登太太说。
你认识他吗？我问。
不太熟，有过接触。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对他有太大兴趣。
我的脸颊发烫。我的品味和我这个人一样，没见过世面，我说。
别讲傻话，奥格登太太说。不过，这世界有一个弗班克足矣。
假如，我心想，这个世界根本不需要一个罗兰·布莱会怎么样？
我觉得他令人乏味，但查尔斯称他是天才。
一位死去的丈夫犹如一个陷阱，我是那种直接往里跳的家伙。他……他？他怎么死的？
确切的死因吗？我不知道。我并不想知道。战争是一件可怕、非常可怕的事，但那不稀奇。查尔斯本可以像弗班克那样置身于战争之外。但你瞧，现在他们都死了。
可你是爱他的，不是吗？
不然我为什么嫁给他呢？
我纳闷，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忍得住，不想知道丈夫去世的真切细节。可话说回来，我从未试图想象过我父母的死。他们活着的岁月，我倒经常沉思。
死亡是一件寻常事，奥格登太太说。每个人都会死。可大多数人并不明白那道理。我们把死说得好像多不寻常。同理还有人的出生。
那么，什么是不寻常的事？我问。没有，我既料到又害怕她会这样回答。
昨晚，我在读塞维涅夫人的书信，奥格登太太说。她向她的女儿诉苦，说她的儿子与一位女演员恋爱。
真是典型的法国人，我说。
当这位女演员终于愿意接受她儿子时，他们没办法圆房，塞维涅夫人把这个插曲当作大笑柄。假如你是那个男的，你的母亲写给你姐姐的这封信恐怕会让你觉得丢脸极了，你说呢？可正是他自己，在与女演员同房失败后，当即冲进他母亲的卧房，叙述了他的窘迫，由始至终，他明知道他的母亲会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姐姐。
顷刻，我的嘴里有股苦涩的味道。我记起自己同奥格登太太谈论阿梅莉亚和伊薇特的事。说不定我也让她有机会与某人分享一个大笑话。
奥格登太太似乎并未注意到我的不安。我想知道那位母亲与她的两个孩子之间是怎么回事，她说。我会把那称作不寻常。
她听起来叫人讨厌，我说。
我们不应谴责她。假如休没有夭折，长大成人的话，谁能保证我不会是个同样骇人的母亲呢？
我能勉强忍受奥格登太太的丈夫，无论在世的还是死去的。但她提起一个已入土的孩子，让我在这夏末的日子里打了个寒颤。我们都有过早死去的人写入在我们的往事里，但我们之间仍隔着一道深渊。对我而言，那经历无非是知识。我希望我们能达成一个协议：我将永远不再谈起我的父母，她不再谈起她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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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尔说她不关心人的出生或死亡，那是因为她在这两件事上无能为力。那又怎样，人们老那么说，我不在乎。而这是有史以来编造出的一个最大的谎言。
现在，当我回想我的人生，我常想起的是有人出生和死去：我子女的出生，孙儿孙女的降生，还有约拉和你的出生。你想必觉得自己有一点特别，因为在我有生之年，我可能不会再迎来一个曾孙辈的后人——如今，年轻人喜欢做永远的少男少女，尽可能推迟生儿育女的时间。
每个人的出生犹如一封瓶中信。你希望他们漂得远远的，永远别回来。
我人生中那些死去的人——他们的死均始于别人捎来的信——是的，我很欣慰收到他们的死讯。只有露西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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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夫妇刚从我的门外走过，因美酒或有望即将沉浸在极乐中而迷醉。我涉世未深，不必在寂寞的酒店房间里谛听别人的欢愉。奥格登太太表现得好像没有事要紧到能搅乱她的心绪。我也可以摆出那副模样。一个演戏的人看穿另一个演戏的人。
要发掘什么对她来说至关紧要，什么让她心绪不宁，不会是一件单调乏味的差事。说不定我甚至是答案之一呢。
这个念头如一杯热牛奶般抚慰着我，让我今晚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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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我们有时的确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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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9月4日
今天，奥格登太太和我在匹兹堡最无游人问津的地区游览了一日。这座城市比纽约更加肮脏和压抑。那从烟囱里滚滚冒出的烟，简直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假如美国是建立在这样的根基上，难怪母亲的家人执意反对。谁也不想被一种如此没人情味的东西所吞噬，但在让自己被别的东西吞噬上，美国人似乎比其他地方的人更胜一筹。
一吃完早餐，我们被带去参观亨氏工厂。为什么去亨氏？我在车里问奥格登太太。你该不会要创作一首关于腌菜的史诗吧？我表现得油嘴滑舌，但我不由自主。当我感到苦闷时，我经常听起来油嘴滑舌。假如我变成那种在葬礼上放声大笑的人会怎样？甚至更糟，在自己临终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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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你是否在罗兰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哪怕一点？我不介意你在我的葬礼上或我临终时放声大笑，但当你感到难过时，不要觉得你有义务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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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就闷热不堪，形容憔悴的工人从我们的车旁走过，极可能是刚下夜班。白人、有色人种，在刺目的阳光下，一个个看上去没精打采——这一切令我感到难过。我一直想见见世面。但有必要吗？假如我是一只蜜蜂，我可否满足地留在我最熟悉的花丛中？新斯科舍省是我抛下的草场。可为了什么——眼前这些钢筋水泥做的捕蝇草吗？
奥格登太太不理会我的小性子。和往常一样，当我想成为讨论的中心时，她把话题引向陌生人。她的一个朋友曾受托给亨氏家族创作几件艺术品，她说。要是闻悉她终于来访，他一定很高兴。
在工厂，一位史密斯先生带我们四处参观。我必须承认，看见金属薄片顺着传送带下来，经过切割、折叠，变成可供使用的有盖有底的罐头，那过程甚是有趣。四分十五秒，史密斯先生给它计了时。核心在于连贯性，他说，每个人各司其职，每一步严格按照章程进行。我望着他捻弄他的胡须，忍不住觉得恶心。墨守成规和营利赚钱是本世纪毒害人的思想。就算我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也想谴责史密斯先生。
随后，奥格登太太与几位工人见面，有男有女。她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还做笔记，认真的态度令我困惑。怎么把这个女人与火车上懒洋洋躺着的那个联系起来？而我又在这儿干什么，我本该乘坐远洋班轮前往牛津，现在却在阅读随处可见的亨氏五十七种产品的广告口号。
我信步走进一间毗邻的礼堂，打量表现工厂工人的大理石雕塑。这些人是我们时代的赫拉克勒斯吗？想到一家工厂请一位艺术家把制作腌菜这种平庸的事变成永恒，我放声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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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什么是不朽？今天没几个人记得西德尔，知道她的诗的人更是少数。在我死后，谁会记得我？然而亨氏是不朽的。作为个体，作为人类，我们注定不如机器和腌菜那么经久不衰。——罗兰·布莱，1989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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嗳，有我呢，记着你。谁记得昨天晚饭吃的腌菜呀？不管哪餐吃的什么腌菜，谁记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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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9月5日
今天我们参观了美国炼钢厂。一种对人类智慧的否定而非颂扬。那两名操作阀门、让熔化的金属灌注进去的男子——我实在看不惯他们——半裸的身体大汗淋漓，双眼不再因那令我们屏息的现象而恍惚。一流的演员，把我们视如敝屣。
他们是捷克人，后来他们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们。一旦脱离了那噪声和热气，他们似乎少了几分狂暴。不过我还是厌恶他们。他们的人生中容不下诗歌或哲学，但他们的身体具有这般天生传神的表现力。
然而谁也不想认输。是不是由于那个原因，奥格登太太——不，西德尔——与我成了恋人？也许她只是又一株捕蝇草。我是不是本该抗拒才对？可她制服我的程度超过炼钢厂。我没有毅力回击她的意志。一个老套、必然的结果：屈服。
旅途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西德尔是与我同行的伙伴。谁在家里？赫蒂。哎，想到她，我怀念起我失去的青春。
只是并非真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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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你们不会认为它是一座浪漫的城市。但浪漫的恋情随处发生。假如我早知道他们在匹兹堡成为恋人的话，我本可以带罗兰看看我们这儿的匹兹堡。我们可以在洛斯麦丹诺的庭院里吃午饭，坐在棕榈树下，像两个电影明星似的碰杯喝酒。我有姿色。他有风范。我们之间有故事。
洛斯麦丹诺——我不知道那地方是否还在。优美古老的场所。我的父亲曾与我们的邻居威廉森一家合作计划一门生意，把一家旅馆和一座牧场结合起来，吸引游客。生意经营得不大成功，但我委实在那期间认识了人。好吧，我说人，但我其实指的是，我在那时认识了罗兰。没错，他来我们的牧场住了两天。是的，当时我才十六岁，但对有些人而言，年龄无关紧要。看看西德尔，岁数大得足以当罗兰的母亲。但我从不评判她，所以请你们不要评判我。
在我的父亲和威廉森先生开张营业前，他们参观了几家酒店，带回免费的明信片。在他们去的所有酒店中，我最喜欢洛斯麦丹诺的外观。它在匹兹堡，我的父亲说。那座小城曾被称作太平洋沿岸的纽约。它和纽约一样繁华迷人吗？我们问。他说，当然不是。否则那个名字会沿用下来。
因为镇上有炼钢厂，所以他们把名字改成匹兹堡。他们想，如果这座城镇不能像纽约一样高贵，它至少可以像匹兹堡一样富有。好比一个家道中落的名门闺秀，为了钱而嫁给一个地位较低的男人。
我的立陶宛裔曾祖父在芝加哥的一家造船厂工作，但他也可能在匹兹堡的一家腌菜厂或炼钢厂工作。西德尔和罗兰遇见的那些工人，假如生得早一点，他们也许会加入1849年淘金客的行列。这些事对罗兰来说无关紧要。但在我阅读他的日记时，我喜欢寻根究底，回想最早的先人。他们中有的人缔造了加利福尼亚。有的人造就了我们。假如我那样思考人生的话，我不觉得它令人失望。我们都尽了各自的一份力，我们中没有谁是特别的。
罗兰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不怪他。他活在他写下这些日记的岁月中。他没有可仰仗的东西。西德尔与我，我们有我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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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9月7日今晚西德尔问我，接下来的几个月，想不想和她一起旅行。奥格登先生，她说，需要留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什么地方，我想知道，但她没说。是她支付我的旅费吗，还是他？我算什么，秘书、贴身男仆、在破损的轮胎等待修补时的备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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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七个月，西德尔与我游历了美国的中西部和西南部。我们从西南部越过边境，游历了墨西哥，然后返回加利福尼亚。西德尔替身患肺结核、正在法国一所疗养院养病的哈里·奥格登采访行业工人和农民。
哈里并未将我们收集的资料著书出版。我们编纂整理的这些文件，存档在三处地方的图书馆：匹兹堡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加州州立大学费雷斯诺分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它们查找出来，但我不推荐这么做。从那些纸上读到的不过是一份活动时间表，以及依照这份时间表我们所走过的地方。真正的故事——现在只有我知晓。
我们于1930年4月回到纽约，1930年8月，西德尔乘船去英国。
日记读到这里出现一段空白，不是我的本意。西德尔在动身去英国前，要求我把记录我们西行和我们在纽约逗留的时光的日记销毁。当时，我没想过违背她的愿望。
我对那几个月始终记忆犹新。但我觉得我不可能重新写出那些日记。事后之见并不总带来益处。要能重读那部分日记，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罗兰·布莱，198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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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因为他写了太多他们浪漫之旅的事吗？我想知道，西德尔有没有亲自监督焚烧他日记的过程。我能想象他们坐在一起的画面，喝着酒，听着一点音乐，把日记一页一页地丢进壁炉里烧毁。她怎么说服他做这件事的？他得到了什么回报？这些问题，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
可怜的罗兰。他不是那种能轻易割舍自己东西的人。我的母亲也是那样。你们真该看看她多年积攒下的明信片和书信。有些人靠他们积攒的东西过活。但他们忘了，积攒的东西有时会因洪水、地震或火灾而毁于一旦。（我母亲积攒的东西被我的父亲烧了。）
我的经验之谈：凡是可以销毁的东西均不值得保留。
（而且没错，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听一听实话，任何东西都可以销毁。）
我曾经对无法读到那一年他的人生经历而感气愤。但现在我想，那又如何？少一年没关系。每个人的人生犹如瑞士干酪。
（以下所述全是题外话，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新来的家伙克拉克似勾起我的兴趣，今天他坚持给我上了一堂有关瑞士干酪的课。他说，没有孔的瑞士干酪被称作瞎子，因为那些孔叫作眼睛。可盲人还是有眼睛的，我说。我们不要太拘泥于字面的意思，他说。有许多贴切的比喻可以当作行为准则。于是我问，什么是比喻？他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我说，我以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是钱。他说，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莉利亚，钱是我们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一个最佳比喻。我怕他会喋喋不休，于是我说，感谢赐教。我趁他还没继续开口前走了。）
————
1930年11月19日
今天我二十岁了。
生日快乐，早晨当我准备和赫蒂一起吃早餐时她说。
我回来并非为了庆祝生日，但我不惊讶于赫蒂记得。今天是我回到埃尔姆塞宅的第三天，有点像小住的客人，有点像过去寄人篱下的我。到底我为什么在这儿？也许因为怀旧，或尽最后的努力，剖析一件从未——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明了的事。这个家没有迎接我的出生，也不会见证我的死亡。我是谁的孩子？一个人是不是需要先搞清那个问题，才不再是谁的孩子？
我的人生过去了四分之一，充斥着无知与不幸，我说。
下一个四分之一肯定会更好，赫蒂说。
她相信三寸之舌是对付命运不公的良药——假如赫蒂是奥维德，没有生物要变形。
我说，更好的未来之于我，听起来好像松露之于那些猪。它们搜寻仅是出于本能，它们的酬劳是什么？到底，我和野猪有何区别？
赫蒂面不改色，俨然一朵玻璃做的花。你有见过找松露的猪吗？她问。
没有，我说。
我也没见过，她说。
我说我怀疑它们和普通的猪无异。赫蒂说，有个校友与一块放在罩子里的白松露合过影。在哪里，我问，她说在弗罗伦萨的一间酒店大堂。那块松露可能不是真的，我说。但不可能是松露模型吧，她问，会吗？我说，为什么不会，我们有人体模型和成套的火车模型。她说，啊，你讲得确有道理，但想象有个人专门制作松露模型，岂不奇怪？他不会有很多生意上门。也许他还做别的模型，我说。谁知道呢，这世界需要的假东西也许多得你我做梦也想不到。
赫蒂和我进行的对话注定如上面这样。没有老夫老妻之间的不耐烦或怨气；也无恋人之间的激情，夹杂着恰如其分的疑虑、不信任和狂热。我甚至不能说我感到厌烦。与赫蒂的谈话，结果永远不会有危险或令人兴奋之处。话题多半又回到起点。没头没尾。
我舅舅们的财务状况有所好转。弗格森一家运气总是不错。但钱未能把他们从固步自封的现状中解救出来，钱必定也不会延缓他们走向终结的旅程。我这样议断他们是忘恩负义。但有何不可。他们对我不闻不问。他们迎接我的态度淡薄敷衍，不及埃塞尔和贝茜给予我的一半热情。血浓于水是一句天大的谎言。血缘关系有时会因离别与重聚、背叛与忠诚而变得疏远。
赫蒂也变了，不像以前那么容易脸红。她在春末时从圣玛丽毕业，但没有照原本一直为她所计划地前往瑞士。是菲茨杰拉德家财力受损，供不起吗？但她看起来称心满意，所以可能是有别的原因。有人追求她？有好几个追求她的人？一场正在酝酿中的婚事？真希望有伊舅妈在这儿可以告诉我。
说来奇怪，伊舅妈不再是埃尔姆塞宅的一员。更奇怪的是，我似乎并不深切地思念她。去年，她嫁给了科罗拉多的一位银矿矿主。我在加利福尼亚时，从赫蒂那儿得知这桩婚事。想到伊舅妈没有写信通知我这个消息，我难过了一天。我本可以去参加婚礼的。
杰拉尔丁舅妈来与我们一起吃早餐时，赫蒂告诉她，今天是我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朝，罗兰，杰舅妈有点心不在焉地说。我的离去大大伤了她的心。她是唯一始终不渝、煞费苦心抚养我长大的人。她会很高兴看到赫蒂与我结婚，见到我们生一窝孩子，她会激动不已；更重要的是，无论谁对我有意见或不满，她会捍卫我，这个身无分文的罗兰。假如那不算母爱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是母爱。
杰舅妈不但在她自己平凡的人生中找到快乐，而且能够在别人平凡的人生中发现快乐。可现在她看上去多么无精打采。快乐的人应该只准活到一定年纪。我怀着内疚的心情，向她打听我的每个表亲的情况。从她的回答中，人们会以为他们个个过着童话般的生活。想象一下，当有人对我表现出丝毫兴趣时，她会作何回答。
杰舅妈问我接下来的打算。她不想知道之前发生的事。这个家里的人似乎都不想知道。唯有赫蒂晓得我横穿了北美大陆，但我没告诉她我在一家保险公司当职员的短暂工作经历，从中我充分认识到，纽约并非遍地黄金。我在旅途中给她写过信，描绘沿路的风景，但未述及那个和我一起看那些风景的女人。我让她觉得我是和几名与我同龄的男子一起出行。我还暗示，不要向家人透漏这样一趟旅程。她绝不会辜负我的信任。
我提到可能去伦敦。有个在广告公司的关系户写信给我，我说，但我还在抉择，是去那儿还是接受在香港的一份职务。
香港，罗兰？杰舅妈说。在那里做什么？那里离这儿很远。
我说一切还没定下来。
我相信你的舅舅们可以为你在哈利法克斯觅得一件好差事，她说。
杰舅妈不懂讲反话，否则我会对这个建议大笑出声。我不介意去远一点的地方，见见世面，我说。
当然，总有我们没见过的外面的世界，杰舅妈伤感地说。
同样，这儿有一个别人没机会见到的世界，赫蒂说。
我大吃一惊。有一段时间，赫蒂饶有兴致地谈起要去瑞士上学。我可以接受一个对自己不感兴趣的赫蒂，但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一丝好奇呢？一时间，我相信西德尔仅凭一个眼神即能彻底击败赫蒂。我被那个念头吓坏了。她们决不可见面。这点我确定无疑，是我这辈子迄今觉得最确定无疑的一件事。
尽管如此，杰舅妈说，有些人认为我们可怜。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不是我。或伊舅妈。
哦，杰拉尔丁舅妈，没有人可怜我们，赫蒂说。只是你自己心里那么想而已。
我不知道杰舅妈有她自己内心的想法。这必定是过去一年里才出现的。
没有人敢可怜你，杰舅妈对赫蒂说。她接着问赫蒂是否仍计划在节日前去拜访雷纳一家。把任何在场的人排除在对话之外不像是杰舅妈的作风。这突如其来的转变想必是她惩罚我的不忠。
赫蒂说，她会晚些时候去。我告诉他们，罗兰回来探亲，她说。
我说她无需改变她的计划。
哦，家人优先，杰舅妈替赫蒂讲话。我们全都何其善于惺惺作态。雷纳。想必是世界这一隅新添的成员。他们中追求赫蒂的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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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在二十岁时担当起露西的父亲一职。我在二十岁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露西二十岁时在干什么？年轻的男友换了一个又一个，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了伯克利烧毁兵役应征卡的抗议活动。吉尔伯特嘴上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他心中认为露西与不良分子混在一起。一天，她喜滋滋地向我们讲述她在一个聚会上与一位富家女大打出手的事。她道出那女人的名字，仿佛我们应该听说过她。谁，我问。她叫我们去一趟山景城墓园。找到里面最宏伟的陵墓，她说，她家族的人就葬在那儿。
那时候，吉尔伯特苦闷不已。虽然露西和她的朋友帮蒂米越过边境，去了温哥华，但他并未觉得好受一点。又一场战争，那一个个拒绝尽其职责的年轻人。吉尔伯特不明白，他们梦想的爱与和平和他本人梦想的大同小异。是的，爱与和平，永不过时。
可那些苦难呢，它们有何关系？露西死于战争结束前。生于和平时期，死于战时。那句话也许适合刻在墓碑上，但会引起误读，得出的故事与实际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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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1月21日
天气甚是不错。赫蒂和我散步朝公园走去。第一场雪下得快，化得也快。今年的冬天姗姗来迟。
撞见已不记得我（或假装不记得我）的老熟人、需要说明我是谁，或和那些声称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人打招呼，我分不清哪种状况更令我懊恼。奥内尔先生和我一直坚信你会回来的，奥内尔太太对我说。
赫蒂身上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令我心生不满。我的人生充斥着非机密的抱负，赫蒂似乎能将这些抱负当作蛛网般拂去。我真想激她一下。
你知道，你不必困在这儿，当我们在水边一处风较小的地方坐下时我说。
噢，赫蒂说。但我从未觉得自己被困住。
外面有个世界，人得去看一看。
非看不可吗？赫蒂说。
应当看一看，我说。
她朝旁边一只年迈的海鸥投去一片海藻。我们注视了这只海鸥一阵子。它的一只脚爪始终蜷成一团，这只海鸥偏爱另一条腿，却既不会飞，也无法伫立不动。那只鸟的身体里禁锢着一个瘸腿的人，我心想，如此叛逆、不屈不挠，牢牢吸引着世人目睹他的惨状。
你喜欢见识世界吗？赫蒂问。
当然喜欢，我说。
但原因是你有朋友和你一起，不是吗？
我一个人去过不少地方，我说。这句话基本是撒谎。独处提供最难忘的经验。
我在这儿就是一个人，赫蒂说，时刻如此。
我看着她。她有父母和兄弟姐妹。她有称赞她德貌双全的亲戚。她有爱慕她的人。她有钱。她不知道孤苦伶仃意味着什么。
你言过其实了，我说。你在闹情绪。
我所过的生活不允许有太多情绪。但这种生活实际也挺好。
可以想象赫蒂到三十岁、四十岁或七十岁，仍保持这肤浅的恬静个性不变。那种个性是不是人们该在一个妻子身上期待看到的？
可是罗兰，你怎么能如此肯定，赫蒂还属于你？很有可能，下个月你会收到一封电报，说她要结婚了。不，不可能。我看得出她的心在谁身上。男人永远知道女人的心在谁身上。
————
不，罗兰，你不知道。像你这样的男人决不知道。
赫蒂对人生、对罗兰，甚至对她自己的了解，超过她想知道的，但她处之泰然。是的，我嘲弄她，但有一件事她做得对：她不介意装聋作哑或扮无知。大多数人活得像轮子里的仓鼠。总要向世人证明点东西。赫蒂扮负鼠。她也许曾暗中笑话那些跑轮里自得的仓鼠。她有她笑的理由。
我今天想必自己心情不畅。倘若赫蒂生在我们家，她大概会像玛戈一样。
玛戈起码有孩子。而且对她而言幸运的是，在她过世时，这些孩子紧随他们的父亲，全在她的床边。
有一次玛戈对我说……我不记得具体什么时候，但是在我们的子女仍十分幼小，让我们能把自己视为年轻母亲的那段岁月里。她说，你有没有觉得奇怪，我们可以当母亲？我说，你什么意思？她说，有时我寻思，母亲会不会对我们感到失望。为什么，我问她。一点感触而已，玛戈说。假如我们中谁也不结婚的话，她可能更高兴。确实，我说。哦，我指的是我们几个女儿不结婚，她说。她当然希望她的儿子结婚。确实，我又说了一遍。
有时我觉得我像极了她，她说。等道格和哈里森长大后，我希望他们有贤惠的妻子，但我不希望林恩或埃莉给任何男人当贤妻。假如她们决定不嫁人，没问题。
我愕然。我不习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玛戈，于是我叫她别说傻话。我想讲的是：照你的人生脚本，该干吗干吗。
我收回我的话。赫蒂不是玛戈。从罗兰的日记看，她从不出错，也不失言。
————
天哪，这本书已经变得多厚。很快我将用完这本笔记簿里的纸。还有这支笔的墨水。以及这管胶水。也许彼得·威尔逊说罗兰重复赘述是有道理的。我曾认为威尔逊对罗兰的日记做了太多删减，遗漏了许多重要的内容。但现在我认为责任恐怕在罗兰本人。他压根儿分不清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有时我读他写的东西，里面充斥着他对自己的各种问号，真想对他说：罗兰，够了，这么多问题！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一些答案呢？或者，多写点别人的事。他们会有助于使你变成一个更有意思的人。
我指的别人不包括赫蒂。如果你们认为他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里变得有点令人厌烦，就怪赫蒂。连一个法国小裁缝的故事，读起来也比她的事更有趣。
假如你们想弄清发生的一切，继续慢慢读下去。自行探索。我会在转角迎候你们。我会拿一些便条贴，标出我感兴趣的地方。你们可能会嘲笑我，说我做的是和彼得·威尔逊一样的压缩工作。但有所不同。这本书我已经读了很久。罗兰记录的日子不是每个都值得记录。不是人人都应受到他的关注。我的任务是找出你们会喜欢的内容。我不希望你们读到一半放弃。
我会像在湖面上打水漂的石子般略过罗兰的一段段文字。那一点，我能做到。
————
1931年1月1日
晚上，邓洛普顺路来访，问我对墨索里尼新年致辞的看法。我故意没收听这个演说。我在专心创作我小说的第二部分。在元旦这天重新起步，那样做比沉思人类共同的命运更有意义。
邓洛普觉得难以置信，我竟没听那个演说。
他英语讲得好吗？我问。
但凡政客什么话都讲得好。可你怎么能如此无动于衷？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性的时期，我们应当不错过每个时刻的点点滴滴。
我说，经历过世界大战的人当时想必也这么觉得。还有1812年战争期间的那些人。和麦哲伦一起航海的那些人。历史是一个蛋糕，我说。谁都可以自取一块。
你那么年轻，不该玩世不恭，邓洛普说。
你那么年长，不该多愁善感，我说。
我非常喜欢邓洛普。他的处境与我相似，暂时不得不干着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给我们买不起的东西撰写广告。他一心想投身外交事业。他相信全球的未来掌握在外交官手中，眼下正是加入那一行的时机。
他问我香港那边的消息。没有消息，我说。他又说，假如他是我，不管有无消息，他会立刻搭船去那儿。战争即将爆发，他说。你决不想被困在这儿。
我环顾四周。换作一年前，我愿付出任何代价走到我今天这一步。有一个房间。一份工作。在纽约。哪怕这座城市是个围城，它也是一个大于人生的围城。
或者从军，他说。
在美国吗？
有何不可？但你比较幸运，你能在加拿大入伍当兵，不是吗？我多希望我们可以交换身份。战争不是天天有。我们不能让这历史的车轮与我们交臂而过。
邓洛普比我大三岁，但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比他多三十年的智慧。首先，他死心塌地地爱着那个娇小的打字员米莉。邓洛普永远想象不出一个像西德尔那样的女人。有时我觉得自己腰缠万贯，却无法真正向谁展示我的财富。
后来。
收到西德尔的信。她说我该打定主意去伦敦。为什么，因为她在那儿吗？
————
且备注一笔，这回是他第一次没有听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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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3月10日
香港。于昨天下午抵达。艾伦·普里斯莫尔在海关总税务司工作，答应帮我谋取一件差事，或在这儿，或在上海。
远东。那么对这儿的本地人来说，我是不是“远西”的一员？我们相距遥远，也远不是平等的人。从码头到半岛酒店，那名拉三轮车的男子汗流浃背。如果他是一匹马，我会让车停下，领他去饮水槽。可那些坐车的人和在他们前面拉车的人，大家似乎都安之若素。我试着用我仅会一点的粤语和人力车夫及行李生交谈，但两人都不以为然地摇头，用洋泾浜英语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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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日记提醒我：我该找塞西莉亚聊一聊。她上个月搬进来，她太孤僻，不利于健康。她和她的丈夫是香港人。他们在婚后移民美国，她的丈夫在旧金山开了一间牙科诊所。一天早晨，在他走去诊所的途中，有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他。塞西莉亚只字未提过这件事。是伊莱恩告诉我们的——当年，她曾密切关注《纪事报》上有关这起凶杀案和审判的报道，并向塞西莉亚的子女求证了实情。她多半向那些子女保证，她和她的朋友会对他们的母亲多加照顾。我同情任何信赖伊莱恩的人。
我应该和塞西莉亚说说话。不是谈她丈夫的死，而是谈香港。如果我问她罗兰在那儿住的酒店什么样，她也许会感到不那么伤心。
————
1931年3月25日
在这座岛上：英国人和他们的妻子有自己的俱乐部，举办茶会、野餐、舞会，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交圈子；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称兄道弟，建立不稳固的兄弟情谊；再者是余下的我们，各式各样的冒险家——新西兰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当然还有美国人，他们扎眼的程度完全不亚于英国人。我们全都漂浮在一道浑浊的洪流之上，组成这道洪流的是一张张看上去彼此没有分别的本地人的面孔。兴许西德尔说得对，我会觉得香港令人失望。异国风情类似于童贞。一个内心更乖张的人或能从中有所收获。
若你果真像你讲的那样飘零无依，西德尔在她的上一封信里写道，何不迁居到适宜你的地方？
在去上班、去完成我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这项令人提不起精神的任务的途中，我在一个报摊旁停下，阅读《论坛报》的新闻头条。巴加特·辛格、拉古鲁和苏克德夫遭处决。处决。我感到这局面我不能坐视不理。起码，买一份报纸。但犹如一个拒绝回答校长提出的问题的男生一般，我把双手插在口袋里，一走了之。在我们这个时代，新闻和路边小贩留下的菜叶子一样，很快变得不新鲜。
陌生人遭处决：这类报道只在告诉亲近的人时才有意思。我想起从洛杉矶坐火车去旧金山时，西德尔大声念给我听的一段叙述，一个法国贵族写一名法国女子遭处决的事。法庭上的流言蜚语，耸动的描绘。那名女子毒杀了她的丈夫和公公（分开进行，所以无容置疑，她是蓄意的），在一路走上断头台时，她以为自己肯定会获救。可怜的凶手，一介女流，她的婚姻如此悲惨，以致单单杀死丈夫不足以解恨。
我们这些殖民者应当把上面的故事当作教训，铭记于心。那些本地人绝不是自愿嫁给我们的。
————
吃早餐时，本杰明大声朗读一条新闻，说他以前在斯坦福的同事发现了能够以砒霜为食的细菌。那样的发现值得庆祝吗？我问。失策了。失策引来一番说教。我的意思是，我们应不应该祝贺那些细菌在饮食方面如此独特？不过当然，本杰明关心的是人的卓越才华。我实在无聊，于是用果酱在一片烤面包上写下：Arse（屁股）。他凑近看了一眼。砒霜(Arsenic)，他说，并指着报上的那个词给我看，好像我不知道怎么拼似的。我告诉他，面包片上地方不够。他又拿了一片烤面包，写下后三个字母nic。他见不得任何不完整的东西，他向我解释。好像我在乎似的！
人们乐于视自己比别人聪明。我随他们去——除非他们试图要指点我。虽然我的名字前没有额外附加的头衔，但我仍在方框里打钩，说我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我有的正是人生专业的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从威廉森先生为客人订阅报纸那时起，我一直自学人情世故。吉尔伯特也热衷于读报，但他是在找寻自己和事件之间的联系。他一辈子关注每年九月的联合国会议，仿佛他以某种方式出了力，让那些政客有望全部集合起来。要我说，那样思考新闻不对。我读报纸的目的是看我躲过了多少灾难。那每一场火灾、地震、战争、暗杀和恐怖袭击，那每一次火车失事、桥梁坍塌、油箱爆炸和生菜受污染，或各种破产、身份被盗、金钱或颜面的损失。谢谢，不需要。亲爱的生活，我没兴趣参与你的戏。假如我想要的话，我可以创造我自己的戏。
你们看今天的新闻了吗，有人走进风铃教堂，偷走一个背包？原来照计划要举行一个悼念仪式，那背包里是装着骨灰的瓮。逝者的家人和朋友，警察和安全监视器，等等，但在我看来，记者忽略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当那名窃贼打开背包时会多么失望。真倒霉。在做了一件善事而没有得到回报时，我们说人生不公平，可至少那些做善事的人都因此而有机会觉得自己以身殉道，可以哭诉申冤，给他们的履历继续贴金。如果是一件坏事，一件纯粹为了牟利而做的坏事没有获得回报时，我们会说人生什么呢？如果偷来的赃物仅是一坛骨灰？如果布下一个捕熊的陷阱，逮到的只是一头食蚁兽？如果一个自私的人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不要说那结果是报应。打击就是打击。不，我不是在为恶人辩护。我想说的只是，生活对谁都不公平。
罗兰关于新闻失去新鲜感的牢骚其实话里有话。是新闻都会失去新鲜感。假如不会，那才滑稽，好比花园里的花不肯枯萎。那大概是一园子的假花。
令罗兰难以接受的是他在报上读到的东西与他无关。很多男人都难以接受。要不是那超水平发挥的细菌和他夫人(wife)沾上点边，本杰明远不会那么多话。噢噢，我写错了。我想说的是他的生活(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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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19日
我断断续续地坚持写这本日记。自离开纽约以来，我的小说毫无进展。没有在这座岛上交到真正的朋友。（在任何岛上都没有。直至最近我才想到，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岛上：新斯科舍省、曼哈顿、香港。假如我要去英国，那儿也是一座岛。我唯一不在岛上的时间，是和西德尔一同旅行时。）
我尚无值得记录的浪漫邂逅，除非算上我去鸦片馆的艳遇。一段在多重意义上令人沮丧的经历。总有一天，我会把我在这儿的失意当成趣事讲给一个女人听。但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一天的来临必须建立在事业有成的基础上。
后来。
事业有成。什么样的成就，罗兰？
心情阴郁。阴郁到令我环视四周，看我的手边有没有摆着一把枪。
过去的十分钟里，我一直注视马路对面的杂种狗。两条黄的和一条黑的，热得无精打采，舌头伸得老长，过分歪向一侧挂下来。光屁股的婴儿坐在三条腿的凳子上，他的姐姐，顶多四五岁，在看管着他，不懂得随着太阳的移动，他们应当跟着动才不会被晒到。哦，狗和孩子，想不出办法挣脱他们卑微命运的生物。我真忌妒你们。
西德尔回归她美满的婚姻，寄来情真意切的信，表面上看是出于友谊（或说不定是母爱）？！赫蒂尽心尽责地捎来新斯科舍省的消息。似乎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从这心灰意冷中振作起来。连去上海就职的消息也无用，这个消息似乎在与我共事的职员中招来不少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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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我接受海关总税务司在上海的一个职位。我相信正是在上海，我开始习惯仅用一个字母代号指称大多数我交往过的女人。回想起来，这慷慨的做法等于一视同仁地给既想要记住又打算忘记的面孔蒙上面纱，对此我感到后悔。有时，我真希望能记起一个完整的名字，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只是几个速写的瞬间。——罗兰·布莱，198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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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记住什么，文字毫无帮助。我直到现在才开始将事情诉诸笔端。但我需要用来记住露西、吉尔伯特、罗兰或其他人的一切材料全在我心里。随便问我一个我人生中出现过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们几则故事。原因不只是我记性好。我收藏人。不是出于贪心。我没有囤积癖。我收藏人，因为我喜欢活在他们中间。他们并不总是知晓那一点。我有我的自尊。
造就人的是一个人没忘记的东西。可怜的罗兰——他像个勤劳的农夫般记他的日记，从不错过一个时节。但除了遗忘，他还收获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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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2日
几天前的晚上在宴会上遇到K，我们已见过两次面。她嫁给那个讨厌的LL。我认为她根本不爱他。
今天下午，与K去俄国人的餐馆吃茶点。从某个角度看，她的脸几乎可以算漂亮。但再看，心中纳闷，这张脸毫无血色，是不是丑得很。多么奇特的一个女人。
来上海前她在海口。那儿只有少量欧洲人，她说，大部分是传教士，为了宗教教义互相争斗。唯一可以团结他们的是我，她说，因为我是无神论者。
他们有没有设法挽救你？
我患病时，他们竞相给我喝他们能弄到的鲜牛奶，K说。用鲜牛奶治疗一个无可救药的灵魂。
后来K病得太重，不能继续留在那座岛上，于是他们把LL调到上海，让她可以有条件看西医。我们动身那天，她说，我虚弱不堪，必须由乌克兰裔的港务长抱我上船。她描述她靠在那个乌克兰人的肩上，看着LL走在他们前面，踏上跳板。我心中暗想：如果那位港务长失足，我们一起掉进水里，我的丈夫大概不会想到回头，看出了什么乱子。
我问她，她和LL是怎么认识的。她说，她怀着想当旅行作家的念头离开英国来到亚洲。她卖出几篇文章在英国发表，并得以在新加坡的一份报纸上开设一个专栏。后来我病了，她说。我本就不是合适的结婚对象，这下谁愿意娶一个有病的女人呢？
无疑，LL愿意。
后来，在我们上床时，我问她，除了她的丈夫，是不是只有我这个男人有伤风化地抱过她。噢，不过还有那位港务长，她说。上船后，在他把我放下前，我亲了他的嘴。
————
一段风流韵事吗？听起来这个女人好像对男人从无兴趣，现在她快死了。她想骗过的是她的丈夫还是等待她的死神？
我怀疑罗兰有时为了戏剧效果而修改他的日记。也许对罗兰来说，扮演丈夫的情敌还不够。他必须创造一个插曲，在那里面，他比死神更厉害。
————
1931年9月25日
满洲剑拔弩张的局势是此地每日的话题，但其他几大洲似乎基本不以为意。至少我从阅读英语报纸中得到的印象是那样。当然，不管在亚洲、欧洲，还是任何地方，都会有战争。自上次战争以来，什么教训也没学到。身为人，我们有一项共同爱好，重蹈覆辙。当音乐响起时，无人能忍住不加入副歌部分。
后来。
亲爱的主啊。马修刚进来，说K昨晚死了。死了？我正打算这周晚些时候去找她。其他人，没有谁对她的死感到意外。我是不是她为求保命抓的最后那根稻草？
————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吧？我认为罗兰在用打字机打出他的日记时添加了内容，把自己写成这个女人生命中最后的男人。罗兰善于通过他自己的想象奖赏自己。哎，谁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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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0月12日
在报上见到我的名字，那感觉多么奇特，哪怕不是我的真实姓名亦然。整件事出自机缘巧合。我们希望机缘巧合会带来快乐或财富，但在这件事上，两样皆无。有的顶多只是一种徒劳感。上周，我和米勒在国泰酒店喝酒，跟他在一起的一个男人叫莫里斯。骨子里典型的殖民主义者。听着他们为迫近的战争争辩，我在一张餐巾纸上信手涂鸦。莫里斯原来是《大美晚报》的副主编，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在政治漫画上试试身手，晚报的总漫画师已决定回伦敦。我没把那番对话当真，喝酒时说的话都不能当真。但翌日，经过左思右想，我觉得何不试试。铅笔、纸、时间，我在上班时这些应有尽有。我画了两张类似约翰·诺特风格的素描画和两张我自己风格的。令我惊讶的是，莫里斯喜欢有一把日本剑和一条中国蚕的那张，还有另一张，画的是一个中国人力车夫拉着一车球，每个球都被胡乱切开，流着血，好像受伤的西瓜。
他们在今天的报纸上刊登了有西瓜球的那张。他们甚至给我起了一个中文名，搭配那幅漫画：卜罗阑。他们告诉我，这个名字的发音近似我的英文名，那三个精心挑选的汉字，富有古雅的风韵。
我一直想凭我的文才成名，结果胜出的却是我稚气的涂鸦。这讽刺像针扎一般。在我的小说里，我不会让任何人物经历战争。战争这个背景太取巧。可正是即将来临的战争让我已从中获益。好吧，其实并没得到真正的好处，但不能否认总归有点小成就。今晚见到米勒时，我要请他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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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也很会画画。直到读了罗兰的日记，我才明白她的那项天赋从何而来。不管多晚，谜团总有解开的时候。
她的画，我一幅也没有。她用粉笔在人行道上画小人儿，在吉尔伯特报纸的页边空白处信手乱涂，但这些作品注定第二天就被遗忘。我昨天说我什么也没忘记，这话不对。我不记得那些画是什么样的。我只知道那些画令她开心。露西最开心的时候是她能保持安静、做一件让她全神贯注的事：画画，坐在沙发的扶手上、从吉尔伯特的身后探头看报纸，把旧报纸剪切拼接、做成裙子给她的洋娃娃或她自己。但这样的时刻很少。更多时候，她像蜂鸟似的四处翩飞。你们有没有长时间注视过一只蜂鸟？它使你既疲劳又紧张。
当时没有足够的理由引起我的担心。但即使有，我又能做什么？不可能把一只蜂鸟关在笼子里，喂它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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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12日
昨天早晨，在走路去办公室时，我看见一个要饭的小姑娘，最多六七岁，坐在药房外面。我见惯了其他乞丐，白天到公共租界来，晚上销声匿迹，回他们原来的栖所（不管在哪里）。但这个女孩是新面孔。我考虑停下来，打听她的遭遇，问她是要钱还是要我刚在面包店买的法式长棍面包。
当然我没有这么做。我们讲的语言彼此听不懂，不管我能给她什么，都无法救她脱离这悲惨的命运。
今早我没见到她。我在那个无人再摊开双手站着的地方驻足。她不会是昨晚死了吧。想到这里，意外地令人心如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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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篇为你们标记出来，因为可能只有在这篇里，罗兰体会到某些当父亲的感觉。那是不是非同寻常？有时我好奇那天他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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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12日
战争不适合我。对有些人来说，战争可能是一场华丽的飨宴，一个千载难逢的事件。津津有味地享受其中。把黑夜延长至白天。再把白天变回黑夜。我，我情愿粗茶淡饭，只以水和面包果腹。亲爱的人类，谢谢，但不用。
我不禁想起国际联盟。他们怎么如此敷衍塞责地对待中国？他们下一个将置人道于不顾的国家是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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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留在上海，目睹了“一·二八”事变和历时六周的会战，震惊于其间的轰炸和屠杀。西方大国未能阻止日本的入侵，国联商谈达成的停火协议形同虚设，日常生活因战争而受创，一片焦土——上述种种促使我决定去伦敦。我想，如果我不得不目睹一场战争，我希望是和我本民族的人一起。
一位更敬业的编年史家会记录下那几周内发生的事。一个内心对苦难更敏感的人会觉得那些死者和伤者的画面铭刻在他的记忆里。我没有。我就算写，写的也全是关于我自己的事。
我画了不少漫画，但所有原稿尽毁于战争中。我会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去图书馆查阅存档的《大美晚报》，大概在上海或香港的图书馆。通过那些漫画，我试图把发生在远东的恐怖事件转化成短小的趣闻。
我在上海的经历给我的唯一收获是让我对欧洲尚未出现的局面提前有了防备：走在街上，看到数十具尸体，不去寻找自己与他们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从不怀疑那时的我，爱我的人类同胞。现在仍爱。但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更爱我自己。我的魔术戏法即在于此。从我的帽子里变出一只接一只接一只的兔子。一个自给自足的自我：始终会有源源不断的兔子。还有玫瑰和丝绸手绢。——罗兰·布莱，1990年1月1日
————
一只接一只接一只的兔子。我庆幸自己决定跳过这本书的些许内容。我决不可能在每一页上做评注。那样好比一个人总在他的信里写太多话，而对方无言以对。
今早我寻思，有没有另一个阅读罗兰日记的人会像我一样对他有耐心。可谁会读他的东西呢？不会是随便一个陌生人。无论谁，只要读他写的东西，等于已经对他有所包容。
假如罗兰比赫蒂先过世，她也许会遵照他的遗愿，将这三卷日记按他计划的付梓出版，而不删节。她会阅读这些日记吗？不大可能。她会起码做点令世人吃惊的事吗？像是翻阅他的通讯录，寄一册日记给里面的每个女人？或把付印的日记全部烧毁？
思考罗兰在陌生人眼中会是什么形象毫无意义。正如我不幻想不认识露西的人会从她的照片里看出什么。他们会认为她是个天真的小孩，后来长成妩媚的女人。她素来善于假装，使她的目光显得含情脉脉又惹人怜爱。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学来那一招。她是不是认为她可以愚弄她周围的所有人，或她的骗术只用在陌生人身上，如同她爱的也仅是他们一样？
她骗不了我。别误会，我深爱她。现在仍爱。但她眼中藏有的是别的东西——一种野性。我看出来了，但我不明白这种狂野从何而来。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承受那“露西”风暴的冲击。
我不知道，假如那风暴肆虐得更久，情况会怎样。我想我会变成全家人的风暴避难所。或我自己会变成风暴！飓风。龙卷风。台风。
我想告诉你们，不管谁，有时会遭受的最致命的自然灾害是家人。当那灾害袭来时，可以去哪里找庇护所？
那些不十分了解露西的人无不喜欢她。觉得她聪颖漂亮。纵然她的美貌不及在她那个年纪时的我，她也肯定比我更机灵。
罗兰曾说，快乐的人应该只准活到一定年纪。我不同意。快乐的人应该想活多久活多久。倒是不快乐的人，在快年过半百前应当三思。我必须承认露西做到了那一点。年轻人的不快乐犹如烟火。只要保持安全距离，甚至可以当做壮观的景象来欣赏。
中年或老年时的不快乐，情况糟得多。像发了霉，还传染给别人。有时不只是湿漉漉的感觉令人丧气。难过的是丢脸。比如前几天晚上多萝西不得不忍受的事，她尿了床，羞于叫护理人员。一个被自己的小便搞得睡不着的公主。但人老了，发生那种事是正常的。不正常的在于，第二天一早，她不但向护理人员和护士道歉，还向每个在她看来可能会替她觉得难堪的人致以歉意。由此可见，那是一个一辈子活在道歉中的女人。
一般而言，活到我这个年纪并无乐趣，但我认为我比大多数人做得好。以下是几条对付不快乐的忠告。我希望你们向我学习。
首先，别郁郁寡欢。不快乐的开端好似洒出来的水或一处可修补的渗漏。可假如不马上把那水擦掉或把问题解决，结果是什么？受潮坏损，霉菌潜入，地板弯折、发出嘎吱声，影响一直深入地基。
假如你们想要我继续往下讲，我有这方面的知识。我嫁了一个熟谙房子的男人米尔特。退休后，他喜欢翻阅他以前保留下来的房屋检查文件。他给我看他的笔记，全都打印了出来。他谈起那些房子，犹如一个父亲谈起他的孩子上大学、找到工作或建立自己的家庭。噢，米尔特热爱房子。彼得·威尔逊大概也会觉得米尔特啰嗦。但彼得·威尔逊不懂，当人老了时，任何可以置于生死之间的东西都不是白费唇舌。我敢说，他也对他的妻子重复讲过的话：也许他并不喜欢那肥皂的味道，可她连续五十年一直买同一个品牌，或他讨厌奶油拌玉米，因为玉米渣会卡在他的假牙里。我凭感觉认为他不是一个随和的人。至于安妮·威尔逊，她想必是和赫蒂·布莱同一类型的妻子。否则赫蒂怎么会在她的所有侄女外甥女中独独青睐她？
诺尔曼不一样。米尔特悉心记得那每一栋房子，但诺尔曼当了四十七年驾驶教练，对教过的学生，他一个也没谈起过。在他眼里，他们没有区别，好比每年收成的南瓜、芜菁、白菜，有些长得漂亮，有些是歪瓜裂枣，有些一开始就烂了。他不能忘怀的是瓦列霍输给费尔菲尔德、未能成为郡首府的那场官司。发生于1873年！谁在乎啊——大家会说。但诺尔曼觉得是头等大事，所以我任他谈论。在诺尔曼临终前，他几度对我说，莉利亚，你是个耐心的女人。我不是，我知道，但在他说这话时我没有反驳。我只是做了一件善事。
女人必须允许男人为某些无用或遥不可及的事而活着：米尔特对那些房子的回忆，诺尔曼对郡史的痴迷，吉尔伯特对世界和平的梦想。从那个角度讲，对他们三人来说，我都是一位贤妻。
一点想法而已：赫蒂可能并不像罗兰和西德尔认为的那样愚钝。她让罗兰以为她是。
————
1932年夏，我离开上海前往伦敦。在西德尔的帮助下，加上我在纽约和远东的工作经验，我在一家广告公司谋得一件差事。接下来的几年中，我的人生轨道始终未远离西德尔。通过她，我结识朋友、情人和泛泛之交。我和奥格登一家共度了几个节日。我开始花更多时间和哈里·奥格登相处。他深信可以用经济手段阻止战争。我深信他错了。
历史证明我的悲观是对的。战争非打不可。必须分出输赢。但事后来看，战争不如花园宴会、不如快速扫视音乐厅时瞥见一张不熟悉的面孔、不如一次长时间的出租车之行有意思。我本着这条指导原则，从我的日记中选取了以下内容。在这些篇章中，历史，那个不肯离开任何人人生舞台中央的自我主义者，被赶到提词员的角落。
如此一来，一个男人可以宣称他最终战胜了历史，不是靠比历史活得长，而是靠修改。——罗兰·布莱，1990年4月4日
————
1933年1月1日
主啊，对我发发慈悲吧。
假如手边有一把手枪，我也许会把自己变成少年维特，可西德尔不是夏洛特。她会在我的坟墓边竖起眉毛，对她旁边的那人说——天知道，她的身旁永远有个人——我没觉得给一出平庸的戏添加一个不幸的结局可以使这出戏不那么平庸。
对她而言，没有什么比谈心更俗不可耐。我怎么让她在我青春年少时伏击了我？我怎么让自己脱口说出我万万不该对任何女人讲的话，别提是对西德尔？
罗兰，你知道，你能信赖的人只有你自己。让我们筛出所有令你沮丧的事，让我们、我和你，把这些事全部变成使你振作的动力。我们的智慧和毅力管保会有点石成金的作用。
铅变成氦，我们起飞咯。
你在烦什么？烦西德尔身边有太多男男女女吗？
——我不在乎西德尔不是一个忠贞的妻子。但我想要她当一个忠贞的情人。
忠于谁？
——当然是我。
好哇，罗兰。真够大胆的。我们是要忘记你有别的恋人吗？
——她永远排在别的女人前面。
哈里·奥格登，如你所知，永远排在别的男人前面。
——哈里·奥格登纯良无辜。他像别祖霍夫伯爵，但可能有一天，他会使西德尔成为寡妇。
你下决心要取代他吗？
——我不想取代任何丈夫。
你担心别的男人会取代你吗？恕我提醒你，没有人是不可取代的。连西德尔也一样。
——问题不是被取代。这句话我得讲多少遍？
你觉得她对你的爱里少了点什么吗？
——她的爱？她不是一个有爱的女人。
那样讲也许不公平。
——一个有爱的人不可能像她那样始终坚不可摧。
你对她发起过攻击吗？
——是的。
讲出你的心里话，并要求她也讲出她的心里话吗？
——总要冒一下险。
这下自食苦果、被逐出来了吧？
——自我驱逐。她没有赶我走。
有何区别？
——总要留点尊严。
尊严是医治受伤心灵的万灵油。讲真的，你想从她身上得到什么？
——我唯一想要的是……一切。
啊。现在我们离真相更近了。想要一切好过一无所求。
——是吗？我以为正因为如此，所以西德尔处于比我有利的地位。她一无所求。
对你，还是对任何人？
——我不知道！对我肯定无所求。
你希望她对你有所求，罗兰。
——我希望她想要一切，罗兰，我希望她只想从我一个人身上得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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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了，罗兰？就我所知，只有母亲想要你所要的东西。从他们的子女身上。这样的索求，即便对母亲而言也是一件可怕的事。
吉尔伯特的母亲对他是那样。我的母亲对肯尼也是。排行老幺的倒霉之处。有些由贪求爱的母亲抚养长大的儿子，结果变成贪婪的男人。比如肯尼。但不是每个儿子都这样。吉尔伯特付出的多于他得到的。那不只是出于慷慨。就算慷慨的人，有时也会诛求无厌。有些人想要的如此之多，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慷慨理应受到特别的奖赏。这样的人往往最愤懑不平。
吉尔伯特母亲去世的前几天，他和我在她家里陪她。我正在洗碗，他在和一个哥哥或姐姐通电话。他的母亲说，吉尔伯特，你在干什么，那么吵？我说，是我，我在厨房。她说，你在我的厨房里干什么，莉利亚？不管你在做什么，你肯定做得不对。
令我惊讶的是，我在她的葬礼上哭了。我没有在我自己母亲的葬礼上哭。我相信是吉尔伯特的眼泪，还有他哥哥姐姐和所有孙儿孙女的眼泪使我变得意志薄弱。我一边擦眼睛，一边对自己说，真是鳄鱼的眼泪啊。
吉尔伯特的母亲不喜欢我。在她眼里，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只是她儿子所娶的女人。吉尔伯特爱我，但假如他娶的是另一个女人，他也会那样无私地爱她，和爱我一样。我的母亲待我们尚可，但不同于肯尼，我们只是她的子女。让她再生一群孩子，她也不会觉得有差别。你们看出这中间的规律了吗？人可以长命百岁，身边有人围绕，但这些人中若有一两个能接纳你就是你、不是你对他们来说是谁，那你才三生有幸。
吉尔伯特与我在婚后没有犯上面的错。我们始终是吉尔伯特和莉利亚，不是吉尔伯特的莉利亚或莉利亚的吉尔伯特。
西德尔和赫蒂都把罗兰当作罗兰。他对她们来说是什么无关紧要。她们看穿了他。她们在她们的人生中为这个她们看穿的人留了一个位置。
我也看穿了他，但仅是现在。在他死前，在阅读他的日记以前，我接纳他并非因为他是谁，而因为他对我而言是谁，还有对露西而言。或许我也那样对待露西，看她对我而言，还有对罗兰而言是谁，却没有想过她是谁。
可露西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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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2日
待在家里——独饮了几杯酒后心情益发平静。过去一个月我经历的那些激越的情绪，现在觉得简直微不足道。
我像是那类被魔术师请上台的人。他发牌，然后说，请选一张。假如我更聪明些，我会交叉双臂说，不，我不能，也不会帮你。无论我选哪张牌，都是你指定给我的牌。
可我是个傻瓜。我是会被任何魔术师当作道具的人。我无法不选那张牌。我无法不相信，挑中我是有原因的。
我开始觉得我气西德尔是气她所处的境界：她掌握着她的命运。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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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也掌握着她自己的命运。罗兰人生中无法拥有的那个女人和他不知道的亲生女儿——她们都实现了他想做到的事。还有我。
但西德尔不喜欢过激的情感或行为。我也不喜欢。在某种意义上，她和我相似。
露西，可怜的露西，她掌握着她的命运，但她像罗兰，永远活在偏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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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12日
等待M的到来。她令我想起赫蒂，但对赫蒂，我起码不必费任何心思。M不像赫蒂那么泰然自若。或许正是由于那个原因，我让自己继续对M保持兴趣。但另一方面，我对她不像我对赫蒂那样心怀敬意。或称之为同情。
如今，我在西德尔身上发现一个我两年前未发现的危险。大多数女人做不到两全其美：她们要么头脑太贫乏，使得她们外在的光彩难以持续，要么身体弱不禁风，支撑不了她们的头脑。西德尔是罕见的头脑与身体不此消彼长的例子。
西德尔是不是素来这样？她曾像M那么天真幼稚过吗？她有没有骗自己做一个一厢情愿的恋人，像赫蒂执意的那样？我打算什么时候才停止拿每个人与她对比？把西德尔当作衡量一个女人的起点是不公平的。最残酷的莫过于告诉赌徒他头一把已经大获全胜。乐趣在于下一把总会赢得更多。
自元旦那次不欢而散的谈话后，我尚未见过西德尔。我还要这样忍多久？
在某种意义上，M应当是我的理想人选。她足够爱我。我们在生理上合得来。我可以想象自己心满意足地与她结婚。不忠的问题也许会出现，但如果我们谁都不把它太当一回事……她不像是会成为好母亲的那种人，但我对传宗接代没有兴趣。如果我向M求婚会怎么样？我可以带着这个胜利的消息，出现在西德尔的起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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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高估自己，但若知道怎么一笑置之，那么做无伤大雅。你们认为，假如他随便向一个女人求婚，西德尔会觉得受伤吗？
真正的伤害来自低估自己的人。我的母亲使自己相信她当不了一个贤妻良母，所以她就不做贤妻良母。露西怀着相同的信念，她采取的行动更加决绝。她和我的母亲一样，婚后不快乐，她又和罗兰的母亲一样，英年早逝。有时我觉得那未免奇怪。
我在远还未到该考虑结婚的年纪时就发誓，我要活得不一样。我一直如此，做到所有我母亲没做到的事：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位好母亲，当上祖母，同时又不失自我。可从母亲身上吸取的那种种教训不表示能够挽救女儿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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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3日
回到西德尔身边。这次重聚以讨论战时的截肢为开端，以在我单身汉的安乐窝里度过一个亲密的下午而收场。
尽管放心，你不会在任何战争中失去手脚，事后西德尔说。
我问她凭什么放心。
你太爱自己，不会让那样的事发生。
假如我丧命呢？我说。我本可能在他们轰炸上海时遇难。
那是运气不好，她说。但对你而言，丢掉性命远不比少一条腿或一条胳膊来得严重。
我琢磨她讲得对不对。假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爱超脱不了爱自己完美无损的外表，那么任何一点变化——头发花白、腿力减弱、技艺衰退，更别提受伤、疤痕、永久的印记——都会使那种爱面临挑战。再过六十年，我还会像今天这样爱我自己吗？一个女人也许会在男人老去的必然过程中始终爱他。起码希望是这样。如此说来，她对他的爱是不是不及他对他自己的爱？
我记起一则赫蒂以前讲给我听的东方传说，举国最漂亮的贵族小姐和她的皇家未婚夫之间的爱情故事。有一次灾难毁了她的容——火灾？生病？——她想解除婚约。他刺瞎自己的双眼，仅让她天籁般的嗓音为他保留记忆中她的美貌。就这样，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对西德尔转述了这个故事。
好烦人的一对夫妇，她说。
这样的悲剧不打动你吗？我问。
他已经爱得如此盲目，刺瞎双眼有何意义？
你不认为这样一种偏激的举动中包含美吗？
我不认为偏激的东西有何美。失去一条腿或胳膊是一件骇人的事。主动刺瞎双眼教人惨不忍睹。以爱之名的反常之举是对爱的极大侮辱。
人用什么举动表现爱呢？我说。
西德尔伸直她的双腿，交叉双脚，像个在小憩的芭蕾舞演员。当我凑过去，手指摸着一个膝盖的轮廓时，她说，我们不是在演戏。我不是爱演的女人。
这么说，全是我在演戏吗？
你跟你的其他女人在一起时也这样吗？
我不知道，我回答。我想不是。
但愿不是，西德尔说。
为什么，因为这样一来，你会珍惜你对我人生的掌控权吗？
我不掌控，她说。是你选择受人掌控。
在你把我从芸芸众生中挑出来以前，你应当三思，我说。我想，把我扔回去，对你不会有很大损失。
罗兰，别无事生非，西德尔说。
你想说这——我指了指她和我自己——不是真人真事吗？
我没有骗自己相信你把它当真，她说。那么：到底是真的吗？
对你来说不是真的吗？我问。
不管什么事，我想让它成真，对我来说都可以是真的，但你，罗兰，你引以为傲的是照你的意愿，把一切事情变得不真实，不是吗？
我不知道——现在仍不知道——她的话应当让我感到受伤还是安慰。我有没有把我眼前的人生当作是真的？这个人生是我唯一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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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分不清现实和非现实，你们认为这种性格特点是遗传的吗？
露西三岁时，有一天，她告诉我，她打算搬出去。搬去哪里，我问，她说去哈里森街的宠物店。那儿晚上没有人，我说。那儿有夜间的保姆，她说。真的吗，我问，照看宠物还是照看儿童？照看凡是不满五岁的人，她说。你从哪里听来的？我问。她不肯说。她只露出她那特有的笑容，表示她比我聪明。她带着同样的笑容告诉我，有个男人在马路那头的公园里生下一个宝宝。我想肯定是个流浪汉在被禁止的地方大便。结果竟是一位无辜的老人在贩售几个木偶。但我还是质问了他为什么和没有大人陪伴的女孩讲话。后来他不再现身，露西说那男人和他的宝宝一起搬走了。
我感到不安。那只是小孩子的幻想，吉尔伯特说。这是每个小孩都会经历的阶段。无疑他讲得没错。但问题是，在一个孩子死后，你会忍不住想起那些幻想，仿佛它们传达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让露西早在年幼时就说要离开家？那个生下自己女儿的男人是不是罗兰？他喜欢演戏。他想吸引许多人的目光。他评估世人的标准是世人对他做了什么。那些性格特点，露西都有。但有一样东西他没传下来。他爱自己之深，不会冒险做任何可能伤害自己的事，可能性再小也不会。露西为什么没有继承那一点？
我不会称自己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我的确格外关照露西。尽管如此，我知道在人们闻悉露西死讯的那一刻，他们会问：那位母亲对那个可怜的孩子做了什么？那位母亲怎么能如此失职？
露西死时，人们寄来慰唁卡和信，说这件事是个悲剧。我不理解他们。她的祖父母死于火车失事，委实，就一对年轻夫妇而言，那是个天大的悲剧。假如把人生过得和大多数人有一点不同，那样算很不幸吗？选择一种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死法也算吗？
露西死时，我用的措辞和别人一样。我说我的心碎了。她的死带走了一部分的我。一颗破碎的心能持续稳定地泵送血液三十六年吗？不，到现在是三十七年？一颗心不可能破碎，因为我们的心都不是用玻璃或陶瓷做的。一场悲剧，它犹如怪物用爪子和牙齿把你撕裂吗？还是用手术刀或甚至某种像南希的女儿给她眼睛动的刀，某种包含激光和计算机的先进技术？有时，在听到人们使用上述讲法时，我想说：给我看看你的心，给我看看哪里碎了；你身上有什么东西被取走了，一颗肾、一块肝，还是几条肋骨？
语言如草。如野草。在这栋建筑——这人生——里住的时间够久，我愿意当一名除草工。咔嚓咔嚓。所有那些没用的话不见了。接着我们可以清静地吃我们的饭，如同他们在宣传册上口口声声所承诺的。
可假如我停止讲话，连最简单的言语也没有，他们会认为我疯了。他们会要求你们付更多钱，这样他们可以把我送去另一科室。所以你们瞧，语言是最无用的东西，但我们承担不起失去它的代价。如果钱财尽丧，可以申请破产。对待语言，那样行不通。
我们放走那么多重要的东西，因为有人告诉我们，放手是一种美好、高尚、勇敢、有益身心的做法。到头来，我们抓着不放的仅是杂草般的言词。以我当了一辈子园丁的经验，我可以向你们担保：没有多少言词值得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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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30日
晚上我和西德尔及奥格登先生在一起。假如窗帘没有拉拢，假如街上有个人渴切地看着我们，我们呈现的也许是完美的画面：西德尔斜靠在沙发上；奥格登先生与我坐在两把凑近的椅子上，他把她如雕塑般的头尽收眼底，我蜷缩在她穿着皮鞋的双脚旁。有一刻，我恨不得将我的白兰地全倒在她的长筒袜上，看那液体在织物上留下痕迹。
我一直没搞清他们的婚姻状况。这个话题是禁忌。有我在时，奥格登先生只纯洁地拍拍她的手。连亲吻都没有。西德尔对她的不忠似乎心安理得。在一封早前给我的信里，她写道：“在世上的所有人中，我以我的方式，只对哈里保持真正的忠贞不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永远不会说明。
我举杯向历史敬酒，西德尔说，每一代人想必都敬过同样的酒。
愿子孙后代为我们指点迷津，帮我们认识我们身处的这个时刻，我说。
你不高兴吗，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必须考虑为人父母要考虑的事？西德尔说。心系子孙后代地活着？
可她当过一回母亲。奥格登先生唯一的儿子死于大战中。还有两个成年的女儿，是他第一段婚姻留下的。但假如西德尔否认她们的存在，奥格登先生也不表示异议，我觉得提起她们是多此一举。酒喝足后，我会相信，我们拥有我们在这座岛上所需的一切，由我们三个人创造：时间、和平、美与融洽。诚然，岛外有一片大陆或说一个大洲，但从我们所在的位置看，那儿完全可以一直是无限远的海外。
奥格登先生告诉我，他计划在乡间买一栋房子。我假装表现出兴趣，因为我不是第一次听他讲这个计划。过去几个月里，他开始显出疲态。他的这副模样让我从未像现在这般感激我所拥有的：青春、活力、对生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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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兰写下上面这些话时，他比露西死时还要年轻。他完全不了解，养一个孩子是怎么回事，或在考虑未来时惦记着那个孩子是什么心情。相反，露西想到了你的未来，凯瑟琳。正因为如此，她留下那张字条。她没有具体注明它是写给谁的。“请代我照顾这个宝宝。我太累了。”
凯瑟琳，我们从未告诉过你很多有关露西死的事。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等你读到下面这段话时，我已经像门钉一样死翘翘。（对了，为什么说门钉？人生主要由无生命的东西所组成。门钉有什么如此特别的地方？我不是那种接受敲打的人。也许我可以说，我像花园的水管一样死翘翘。或是防烫布垫、晾衣夹子。刨花怎么样？我一向很喜欢那些名字里包含有生命之物的无生命的东西：刨花、蛇管、起酥热狗卷。）
露西在那日中午离家出走。她留了张字条在你的摇篮旁，凯瑟琳。发现那张字条的人是史蒂夫，他过了两小时才想到给我们打电话。他以为露西可能是出去走一走。他说，他不是第一次回到家，发现只有你一个人。你睡得很乖。正如史蒂夫事后所言，如果你是那种爱哭闹的婴儿就好了，露西估计不会那么容易开溜。
史蒂夫打电话来时，我当即知道露西死了。我无法解释我怎么知道的。当母亲的就是知道。我没有立刻对吉尔伯特讲什么。你可以说那么做是出于好意。我没有在似乎仍有理由抱有希望的时候扼杀他的希望。或你可以说那么做很残忍。我让他继续相信我明知是虚假的事。那两天，我保守着这个秘密：只有这一次，我真正对他不忠，我差一点坚持不住。这么做令人心力交瘁。欺骗丈夫总是累人的，但在死这件事上欺骗丈夫呢？
可怜的吉尔伯特。他努力保持乐观。他如此卖力，以致他讲起话来语气开始像联合国和平大会期间的报纸文章。各种像是“未来”“暂时受挫”之类的用语。我看得出他害怕，而且他不知道他怕的是什么。他抚养了露西，他爱她，但在她身上有某些他无法理解的东西。总有某些东西使人与人之间变得生疏。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人走到一起，相亲相爱、和平共处？联合国大会真是个笑话。
在他们找到露西前的那两日里，蒂姆每天从加拿大打电话来，询问需不需要他回家。突然间，他不再是个毛头小子，而长大成人了。我们叫他静候消息。我们不想给他添麻烦。威尔当时在城里上班，他下午提早下班，带莫莉去公园，去冰激凌店，甚至给她买了一个昂贵的玩具娃娃。
我感激蒂姆，尽管我叫他只在晚上打电话来，这样话费有折扣，他还是在白天打了数通长途电话。我感激威尔。我好像没有在他身上付出很多，但他和吉尔伯特一样，有一副好心肠。可我也同情他们。看得出，他们觉得只要他们能做点什么，一切都会好起来。我同情他们，因为我无法告诉他们，最终什么也不会好起来。
此外还有卡萝尔。她不上学，空等着，哭啊哭，因此有一个下午，我把她送到她的朋友邦尼家。正好是警察来的那个下午。假如我可以选择，我会在消息传来之际把全家人召集到一块儿。知道死讯后全家人的再聚首难受极了。仿佛必须把死亡重演一遍。而第二遍，必须有个人充当凶手的角色。
是我打电话给蒂姆，也是我在卡萝尔回到家时让她坐下。
卡萝尔，哦，可怜的卡萝尔。在我的所有子女中，她是唯一没什么特殊本事的。露西刚烈、狂野（这两点让她很受用，直至她决定她不再需要它们）。威尔是个乖孩子，长大后稳重可靠。他没有很多雄心壮志，但他交友广泛，是我所有子女中朋友最多的。蒂姆最聪明。莫莉是个小霸王，她懂得利用那份霸道占便宜。可卡萝尔，我说不上来。以前我常觉得，如果发生地震或山火，她会是我第一个失去的孩子。我可以用眼睛时刻盯着她，我可以用手铐把她和我铐在一起，但当祸事临头时，她仍会俨然像蜡烛般熔化。
可怜的卡萝尔。起码她嫁得不差。克里斯可能是世上最乏味的男人，但乏味的男人不大会在家里引起自然灾难。不造成伤害，那条应当是对任何丈夫的首要要求。
我为什么喋喋不休地讲其他人，你可是在等着听有关你父母的事啊？那两天，史蒂夫和我们待在一起。他不方便回他们的公寓，吉尔伯特说，我们必须收留他，他是家中的一员。我不得不破例为史蒂夫讲句公道话，我跟你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流的眼泪比我认识的任何男人都多。诚然，我们可以把很多事归咎于他，但对着一个如此痛哭不止的无赖，能说什么呢？那些眼泪背后总有几分真情吧。
警察上门通知露西的死讯时，吉尔伯特开始啜泣，史蒂夫的眼泪却戛然而止。噢，这些男人呀，莫名其妙地哭，因为他们哭得莫名其妙，所以当他们止住哭泣时，他们以为自己做了什么光荣或勇敢的事。
他们在水库找到露西的尸体。她素来水性很好。
我没有哭。哭不是我的作风。争论才是。三十七年来，我没停止和露西争论。我抚养长大的孩子、我在病榻前送别的丈夫、我的花园、我阅读罗兰的日记——我人生中的每一件事都包含在与露西那场漫长的争论中。她是我的女儿。她不该那么早撒手人寰。
露西死后的第一个节日假期最不好过。凡是生日，凡是假日，凡是有蓝天或有雨的日子，都令人想起那个决定选择不活在这些日子里的孩子。但我们有别的子女要照顾。我们有你，凯瑟琳。那年秋天，吉尔伯特的母亲住院，要动手术。我煮了汤，装在保温瓶里，让吉尔伯特带去给他的母亲，又用另一个保温瓶装一份给他的父亲，他碍于面子，不肯来跟我们同住。不，他不想觉得自己是我们的负担。可什么是负担？我可以剁尽世上的蔬菜和肉，我可以喂饱一礼堂的人，但做那些事何来负担？有一阵子——啊，这件事会使你们发笑——我无法照我母亲的食谱做出菠菜蘸酱或菠菜馅饼。菠菜是一种古怪的蔬菜。初始有一大把。再多对一家七口来说也不嫌多，但最后变成可怜的一小碗。烤面包真是容易得多。膨胀个没完！烤面包让你相信奇迹可能出现，有朝一日，你甚至能让人起死回生。
哦，露西使我有所变化。日后再没有东西让我觉得有重量。一切都轻飘飘的。羽量级。我一向知道这个术语，但自露西死后，它不再与拳击有关。羽毛有重量，但要称量羽毛，必须杀了那只鸟，剥下它的皮，如此千辛万苦，得到的是一小撮——无足轻重的东西。露西死后，我对她的感觉就是那样。留下来的她如此之微。
哦，胡话连篇。我看出这是把任何事写下来的危险之处。快乐的人不需要言词。我向来是个快乐的人，但你们瞧，由于我把这些话形诸笔端，我变得扫兴起来。
————
1934年4月28日
阳光明媚的一天。处处是春的迹象。花坛里的郁金香如酒醉的舞者，凌乱的程度恰到好处，但仍美丽动人，在参加宴会、度过漫长的一夜后，终于迎来晨光，准备恢复姿态。一个女孩从一棵玉兰树旁走过，捡起落在地上的一片花瓣，那片花瓣大得足够让人在上面写一首简短的情诗。在这样的日子里，很难想象，嫁给生活（是的，你们说有哪个活着的生物不是和生活缔结连理的！）这件事会叫人失望。我们有树、花、鸟和喷泉，我们有诗、音乐、青春和酒，我们将永远拥有它们，无论顺境逆境、富贵贫贱、生病还是健康。谁能为我安排一个比我的生活更合适的新娘呢？
后来。
出门野餐，只有西德尔和我，像初恋的情人，但我们对彼此的了解之深，类似夫妻，一种我们自己制定的婚姻。野餐完后，我们在一间小教堂驻足。让我们瞧瞧等待着人类的是什么，她说着，随便翻到《圣经》的某一页。听这句话，她说。随后，“暗嫩极其恨她，那恨她的心比先前爱她的心更甚”。
幸好我俩谁也不是暗嫩，我说。
我讲的是实话吗？有好几次，我真该借写暗嫩的话，用来对抗西德尔。没有别的女人逼得我那么偏激过。
你怎么知道？她说，然后朝我伸出一只手——一个奇怪的举动。我亲吻了那只手。
我们对彼此的爱之深，深到有一天我们肯定会反目成仇吗？我说。我以为我们不会犯那个众人犯的错。
我们对彼此而言多么无足挂齿，她说。
那日，阳光依旧，却失去了暖意。
十九年前的今天，查尔斯死了，她说。在加里波利。
我似乎并未能够相信她有过第一任丈夫。或在那次婚姻中生过孩子。或甚至把西德尔想成一位年轻的妻子。我如此不看重她的过去，仿佛她根本是个没有过去的女人。
今天我在想象，查尔斯到中年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她说。
然后呢？
我想不出来，正如我无法想象哈里年轻时一样。
在我看来，哈里·奥格登可以作为中年男人的样板，最终还可为死去的第一任丈夫提供老来的样板，但我没把这句话说出口。你不用总是靠亲身经历一切来了解某些事，我说。你只需经历一些事就能了解全部。
你讲的不在点子上，西德尔说。
我知道，我说，但我还是这么讲。
为什么？
哦，自私吧，我说。除非你要表达的意思把我包含在内，否则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要费心迎合那个意思。
你不像以前那样受自我怀疑的困扰了，是吗？西德尔说。
自我怀疑好比是松露，我不介意撒一点给我的日常活动增添滋味，但太多则不行。谁愿意付高昂的代价，换取如此……可有可无的东西？我说。
你听起来真明白事理。
明白事理，没错，也敏锐地知道我自己需要什么，我说。我又解释了我最近对自私和敏感的看法。自私得不敏感的人和敏感到无私的人同样苛求，我们应尽量在生活中避开他们。不敏感和无私加在一起会使每个人苦不堪言。自私而敏感的人，喔，我说，假如只剩下他们，这个世界岂不会没那么无聊吗？
我想你在他们之列，西德尔问。
我把你也算在其中，我说。我没说奥格登先生自私，而且自私得不敏感。
西德尔未作回应，于是我追问她：怎么，你觉得我的理论有问题吗？
噢，没有，这番见解新颖独到，她说。你这个年纪的男人应当总是在建立某种理论体系。
我真讨厌她那样。你这个年纪的人呢？我说。既然她冷漠到拿我的年纪说事，我为何不能提醒她一下她的年纪呢？
当一个人经历过够多体系……
你不再相信它们吗？开始推翻它们吗？
干脆既来之则安之。
所以前一套体系和后一套体系一样好吗？
一样不完美，她说。
没有一样东西比其他东西更不凡吗？没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更特别吗？我问。那熟悉的怨恨再度揪住我的心。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她偶然发现的样本，一只因有罕见缺陷而歌声更悦耳的鸟，或一头毛皮上有奇特花样的狐狸。她对我感兴趣，固然，但只到下午茶时间为止。
哦，我们都开始在斗气了，她说。我们沿这条小路走一走吧。若能瞥见一头狐狸岂不好玩。
这话让我慌张，让我受到触动，让我想要像个小伙子般向她示爱，因为我们的思绪殊途同归，一起想到了幼狐。
后来。
我是这样一个人吗？碌碌之辈，但在年轻时被西德尔认识，人生的每一阶段都将在她的眼前展开。我填补的空缺是一位太年轻而过世的丈夫，还是一个太早失去的孩子？
意外的是，西德尔尚未把我放弃，当作研究报告似的，完成、准备归档。但或许一个一流的样本，即便在最挑剔的检查员心中也应当能够为自己争得一个永恒的位置。
————
西德尔果真把罗兰变成一个样本，集一段早已逝去的婚姻中的丈夫和儿子于一体吗？我认为没有。说到女人，他老是弄错。噢，不行，罗兰，你别用一个女人生平经历的死亡来解释她。
但我喜欢罗兰的那套理论。
我的父亲自私又麻木。我猜许多霸道的人都是这样。我的弟弟海斯、米尔特（我了解，你们谁也不了解他的那一面）、伊莱恩，无需再赘述。
我的母亲敏感而无私。典型代表了那类用自己的痛苦使其他人痛苦不堪的人。
吉尔伯特麻木而无私。我不会说他让谁活受罪，但他没有那样纯粹是侥幸——因为娶了我。如果他娶的是别人——比如，我的妹妹露西尔，他的麻木和他的无私会使她变作一个恶魔。她会乱发脾气，因为他对她太好，又因为他不够好。如果他娶的女人像我的另一个妹妹玛戈，他的善良会令她透不过气。
敏感又自私的人：罗兰是一个。我是一个。露西也是。令人头疼的家伙，你们可以说，但一个世界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
1934年8月8日
哈里·奥格登和西德尔以及几个朋友在西班牙。尽管她知道我已答应在詹金斯休假期间监督部门的工作，我还是收到虚应的邀请。离让自己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更近了一步。一旦我在小说创作上取得成就，最终所有经历都将派得上用场。要不是有这个信念，我会沉沦，不是落入致命的绝望中，而是陷在自恨的烂泥里，先是齐腰深，后深至胸口。
那些意外闯进我人生的女人，她们不过是几片叶子，漂浮在这个名叫罗兰的天地的池塘上，不是吗？
————
我总认为罗兰在谈起他对自己的这份憎恶时，是在夸大其词，但现在我纳闷，他讲的到底是不是实话。一个人可以像罗兰一样，那么爱自己却又仍讨厌自己吗？也许在对自己的爱之深和对自己的恨之切之间并无区别。两者缺一不可。
我不受自恨的困扰。但原因是我没有爱自己爱到极点。
恨和爱是蹊跷的用语。大家会认为它们是最严肃正经的话，但其实不然。你们可以做个实验，数数一个人在一天内说多少次爱。我会试一下，但只怕数到上午九点我就疯了。你们会认为，周围有这么多爱，人人会觉得这个世界美好极了。爱啊，爱啊，爱啊。前几天，我们看一个烹饪节目，里面有个女人“慷慨地”给色拉淋上某种“浸泡了香料的油”。没错，爱就像那样，可以慷慨地浇淋，油腻腻的。
恨也好不到哪儿去。人们使用这个词甚至比使用爱更随意。吃午饭时有人发牢骚，我“恨”西兰花。真的吗，我想转过去问她，西兰花杀害了你的某个祖先吗？你的丈夫找了棵西兰花当情人吗？
昨晚我做了一个有露西的梦。说来奇怪，我仍梦见她。梦里的她十几岁，我在一个空荡荡的地方撞见她，是室内——没有窗户，所以想必有某种照明设备，但我分辨不出是什么。她坐在一块粉刷过的木头之上，穿着一条粉红连衣裙。我看见她，我说，哦，露西。我正要继续往下讲，可她忿忿地看着我，和她以前常对我投来的那种愤怒神情一样，那神情表示，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过去，她动辄就对我说那几个字，并对我投来那样的表情。实际生活中，我从未让她阻止我讲出任何我想讲的话，但在梦里，我犹豫了一下。说真的，我在梦里变得有点害羞。不是觉得受了冤枉或挑衅，而是害羞。好比想讲一些体贴的话，却找不到合适的措辞。我生平几度有过那种感觉？从未有过。
刚醒来时，我为自己没对她讲任何话感到遗憾。但现在我寻思，梦里的害羞是不是一件好事。正如在实际生活中，害羞是一种被低估的美德。想象一下，如果人们停止浇淋爱和到处嚷嚷恨，而是做到害羞。那一点从未被所有与会的要人和政客视为和平大会的目标。或人类一个更光明的前途的目标。
我更常梦见吉尔伯特，有时梦见诺尔曼和米尔特，偶尔梦见我的兄弟姐妹。我很少梦见我的子女。我回想他们。想到或梦到，哪个更好？
我寻思，吉尔伯特有没有时常梦见露西。如果有，他并未告诉我。露西死后的头几个月或可能头一年里，他喜欢谈论她——从她在襁褓中到她结婚嫁人，各种各样的事。我是那个每当有人提起露西的名字时就变得冷冰冰的人。不，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我不想，每当听到她的名字时，要再对自己讲一遍，她死了，她死了，她死了。
过了一段时日后，我对吉尔伯特说，你能行行好吗？我们别再谈起露西了。
他一脸哀伤。我是不想忘记她，他说。
我们不会，我说。即使我们余生不在嘴上念她的名字，我们也会时刻记着她。
他应允。但现在我思忖，是不是因为我拒绝与他谈论露西，所以他和我们的孩子继续谈论她。在我背后。当孩子们大了点后，他也许对他们讲了更多有关露西的事。那样不像吉尔伯特，但前些天，莫莉说爸爸告诉他们有关露西的事比我告诉他们的多，那话是什么意思？
露西死后，我不但考虑离家出走，而且想联系罗兰。不是因为他会提供任何慰藉。他是最不可能那样做的人。不，理由是，我想和一个心里几乎只装着自己的人在一起。
我没有联络罗兰。我决定保持忠贞。不仅是忠于我的婚姻和家庭。其实是忠于我的悲痛。人们说这般悲痛、那般悲痛，但让我告诉你们，有时悲痛是最贪心的恋人。你一动走掉的念头就等于犯了不忠。接着呢？悲痛宣布，你将永远无权再拥有它。悲痛背弃了你。悲痛是惩罚人的高手。
我想到头来我不够勇敢。
但我确实每年去图书馆，向我心爱的图书管理员安德森太太打听，有没有一本署名罗兰的书。当我终于拿到这本书时，我后悔没有写信告诉他露西的死。见到她的名字出现在这本书里，阅读他会写些什么，事情会大不同。
晚做比不做强，人们喜欢这么讲。有时我想提醒他们，但请别晚到人死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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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10日
今日，赫蒂的信捎来杰拉尔丁舅妈过世的消息。人总有一死。在前往远东的轮船上，一位谦逊的日本绅士悄无声息地死了，我们肃穆地聚于一堂，让太平洋给予他最后的安息。在香港，我曾见过一位老汉，驼得很厉害的背上扛着一捆竹竿，他在热浪中晕倒，再没起来。在上海，人们被炸死、冻死、饿死。上周有新闻报道，在一条运河里发现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是个孕妇，怀着一个新生命和一份旧有的绝望。人总有一死，但像杰舅妈那样纯良无辜的女人，如此安于现状，她为什么不能永远活下去？没有人比她更善于坚持活得平庸，并把这些平庸变得不平庸。大家会认为，那各种毫无分量的想法会为她制造一艘永久的飞船，飘浮在上空，下面是被称作生活的沼泽和被称作死亡的漩涡。
有些人只在他们找到把人生活成悲剧的办法时才开始活着。对这类人中的非等闲之辈而言——哈姆莱特、我，或甚至我的母亲——那样的命运包含几分甜美色彩。但杰舅妈应当始终平平安安，连最不可避免的悲剧也不应落在她身上。我多么不愿把她的死看作是违反了上述协定。
后来。
什么时候举行葬礼？西德尔问。
我想我参加不了，我说。
如果我们一起去呢？
去哈利法克斯吗？
我在考虑去美国。你可以在参加完葬礼后到那儿与我碰头。趁着还能自由来去，我们应当旅行一趟。
自由不是穷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我说。
自怜也不是，她说。
恰是由于那个原因，我打算留在这儿，我心想，但我没把话说出口。我没说我想挣够钱，买一套豪华公寓，摆上昂贵的装饰品，跟不会让我觉得自己丑陋卑鄙的女人在一起。
哈里呢？我问。他不想与你同行吗？西德尔挥了挥她的烟，没有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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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埃蒙对我说，一日三餐里，我向来最喜欢早餐。我说，是吗？他说，是的，猜猜为什么。我说，你何不告诉我呢，因为不管我猜什么，你准会说不对。他说，这餐饭难有可炫耀的地方。我讨厌人们谈论他们的晚餐，红酒啊，香槟啊，一道接一道的菜。早餐较易消化，较难描绘，你不觉得吗？
我暗自思量，你对这世道的了解不及我的一半。前些天我在报上读到，现今当母亲的若在早餐时不给她的孩子提供两种不同的水果，将被视为失职。固然只是某人的一己之见，但凭我当园丁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看法不是无端冒出来的。
你不妨开启一个新风尚，让早餐成为谈资，我说。
我相信，所有我们考虑过的风尚都已经被人开启了，他说。
我敢肯定有些事尚无人做过，我说。瞧你和你的朋友，忙着写你们的回忆录。要我说，不是最实用的活动。
什么是实用的活动？
上个插花班，这样你可以自己设计你葬礼现场的布置，我说。
埃蒙露出痛苦的表情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听起来让我觉得有点病态。
为什么？思考死亡不会让死亡来得更快，我说。一旦你有了自己喜爱的方案，你可以留下指示，交给花店。那样不好吗？或给你自己葬礼后的招待会构思一份主厨特选套餐。那样如何？
你想的和我们大多数人不一样，埃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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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罗兰在战时所写的日记不如战争电影。我们唯一获知的是并非人人死于战争，并非人人成为英雄，并非人人当叛徒，并非人人受苦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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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3日
战事胶着，犹如一门敷衍的婚约，既无理由解除，也没婚礼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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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的婚约并非原本就不该缔结的那种。不，最糟的婚约是你明知会结不成婚，却仍说服自己订立的婚约。以下是你该知道的一些事，凯瑟琳。当史蒂夫来找吉尔伯特，提出要娶露西时，我们没有说“不”的唯一原因是，无论史蒂夫还是露西，谁都不会接受“不”这个答复。史蒂夫可能会变，吉尔伯特说。吉尔伯特是个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
我以为露西迟早会意识到这场婚姻不会美满。我以为她会成为我们家第一个离婚的人。本身即是一个纪录。但我也是乐观主义者。我以为一旦事情不成，露西会采取行动。
我相信她有能力那么做。我希望她在采取行动上表现得无能会更好。优柔寡断是一个不受赏识的优点。但要怪就怪我。罗兰更擅长优柔寡断。假如这世上都是像罗兰这样的男人，我们会免遭一些劫难。小灾小祸，我们避免不了。事实上，有些男人专门引发小灾小祸。像是罗兰和史蒂夫，或许我的父亲也在内。
好吧，凯瑟琳，但愿等你读到这段话时，你已经离开你的那个丈夫。安迪也在他们之列。
假如不能嫁给真命天子，起码嫁个好男人。像吉尔伯特那样的。我曾对他说，他的心如此宽广，犹如公园里的那类游乐设施。小朋友可以在你的心里玩真人大小的蛇梯棋，我会说。我没有说的是：那种种秘密可以四处游走，他一个也逮不到。我指的是，我的秘密。
露西和史蒂夫订婚后，有时我会一边做菜，一边猛然感觉从噩梦中惊醒。接着我会重新继续切菜炒菜。她是你的女儿，我会对自己说。种瓜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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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4日
战争再度打响，这次更动真格。比利时与荷兰遭入侵，一小块大陆上的小国家。欧洲依然令我觉得陌生。我们容易对陌生人的苦难置之不理。
今天西德尔说，哈里与我可以闭着眼睛指着一张地图，不管指到哪个国家，那儿都会有我们认识的、可能在这场战争中丧生的人。
我把那席话当作批评，但没有为自己辩护。
回忆起去年十二月摄政公园结冰的池塘，S与我在寒冷的湿气中抱作一团。我情愿活在那一刻，而不是眼下，难民像随意移植的花在这春光中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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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我们看新闻报道，马丁内兹的几家老工厂发生火灾。楼里的工作人员四处奔忙，确保所有窗户关好。去日本园的郊游取消。失望的人很多，我算幸运的一个，不在他们之列。我不介意待在我的房间，回想长在我自己花园里的我自己种的花。喜爱现在绽放的玫瑰和喜爱五十年前绽放的玫瑰，两者有何区别？
想来你讲得对。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说“不”，阻止不了病痛、死亡、战争或任何我遇到的小灾小难。
但谁也不可能张开双臂欢迎这些不幸的事，我说。
不是张开双臂，而是以不在乎的态度。
然后呢？
顺其自然地活下去。例如，要不是因为我的表亲，我们恐怕不会相遇。但相不相遇要紧吗？没什么关系。眼下，我可能坐在这儿与另一个年轻人聊天，你可能和另一个女人聊天。
我努力不露出受伤的表情，但我的脸想必出卖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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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西德尔和我有机会见面就好了。有个人驻留在你的脑海中这么久，而她却从不晓得有你的存在，这样听起来也许不公平。可事实是，我不想陌生人了解我的生活。西德尔也不会喜欢，但她没什么办法阻止我认识她。
她失去了一个孩子。我也一样。虽然可以说她失去的是她唯一的孩子，但孩子的死是无法用数学计算的。她失去了两任丈夫。我失去了三任。那也无法用数学计算。
我们不习惯对什么都说不。西德尔讲得对：倾尽全力反抗，徒劳无益。
我希望能了解更多的是西德尔是个什么样的母亲。从罗兰的日记里也许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她不是一位热情的女人，但他并不了解她为人母的一面。她可能没有让他看到那一面。
还有另一种可能。罗兰自小没有母亲，所以通往母亲天地的门并不自动为他敞开。换一个人，也许会意识到西德尔是一位母亲。这一点，不是一定要看见女人带着她的孩子才知晓。或许之前我搞错了，误以为是赫蒂不能为他生育。或许是他不能给她一个孩子，因为他无法想象自己的妻子当母亲。在这件事上，让我们破例把责任归咎于他，而不是赫蒂。
由始至终，罗兰一直迷恋西德尔，所以关于她，他不知道的事恐怕多于他知道的。我把琢磨那些他不知道的事当作游戏。有些事大，有些事小。现仍勾起我好奇心的是那些小事。一束花刚掉了一片花瓣，她是不是就把它扔了？（赫蒂，我猜，永远只在他们家里摆放最新鲜的花。）她临终前有没有戴假发？（赫蒂会戴，你们不觉得吗？）她焦虑时会不会动动脚指头？（我仍会这么做，我极少数的癖好之一。）她是不是和我一样，有时一下子记不起罗兰的相貌？或他的声音？或若不是罗兰，则是她两任死去的丈夫？她是否思念她的孩子，重温他在世的时光？可他幼年夭折，她没有那么多可回顾的岁月。
死去的孩子不会变老。露西活到二十七岁，现在她仍是二十七岁。我无法给过了那岁数的她编造一段人生，但我重温了那二十七年许多遍。
自露西死后，我每天早晨醒来，对自己说：今天又是露西拒绝度过的一天。不是她放弃的一天。假如她放弃某样东西，我也可以放弃那样东西。可她是干脆不要今天、明天、后一天、再后一天。正因为如此，对我来说，度过每一天，是要证明一点：我拒绝接受她的不要。
她死的时候我没有痛哭流涕。我猜不管哪个母亲，碰到我的情况，忍住的泪水不会多于我。假如奥运会有那么一个比赛项目，我说不定能拿金牌。可不哭对一个人产生奇特的影响好比用一道堤坝拦住所有要流的眼泪，一辈子活得像个值班的看守。日日夜夜。确保没有裂缝、没有渗漏、没有洪涝的危险。倘若是那样的话，将是帮了每个人的大忙。可你年复一年看守那道堤坝，有一天，你对自己说：我想再看一眼那里面的水。堤坝说，什么水，女士？于是你爬到坝顶。对呀，什么水？另一边是一片沙漠。
我想说——哦，我以前从未讲过这句话：露西真的令我心碎。她令我心碎的程度超出我的想象，我没料到一颗心会碎成这样。如果我泫然泪下，那些眼泪也许会使心的碎片漂浮在我的周围。不求修补，但让这些碎片留在视线内倒可能是好事。
好吧，木已成舟，没必要伤心。西尔德也没为她儿子的死而落泪。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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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9月3日
清晨。马上要与奥格登太太一起乘坐十小时火车。我将第一次与一位女士共度这么久的长途之旅。当然，不算上和家人的出行，那些时候兴致勃勃，转眼又意兴阑珊。这次情形将不同——若即若离的亲密。令人心跳的好酒必须保持适度的陌生感。
昨晚，尽管夜已深，我还是去拜访了隔壁的那对夫妇，科特尔先生和科特尔太太。表亲克莉欧娜说过，有紧急事时，我可以找科特尔夫妇求助。接下来的几天，我不在，要有人照料鹦鹉的安康——我把这情况算作紧急事件。那对夫妇乐于助人。科特尔太太说，她会派他们的侄女艾琳一天过去两次，照看科特库。我不知道他们家住着一个侄女。我只遇见过他们的两个年少的儿子。艾琳是个靠得住的人，科特尔先生说，并派其中一个儿子去把那女孩找来。结果发现，艾琳比我更晚来到这座城市。若非她冷峻的眉毛和严肃紧闭的双唇，她的脸称得上漂亮。那眉毛和嘴唇也许会因这新的生活天地而软化，但同样很有可能变得更冷酷无情。
事后我思考艾琳的未来，对这女孩产生一种身为作者的喜爱，她在这逆境中的命运始终是个未知数。想想那各种将降临到一个少不更事者身上的悲剧，给人多么得意的感觉。在临行前夕，我们常对那些留下的人怀有温存，即使在上面这个情境里，对象不过是一个仅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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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彭威廉酒店。
今天会是我人生的一个新篇章吗？可这陈词滥调令我发笑。不，罗兰，你的人生经历还不足以写出一页开场白。你有的仅是一两行题词。即便题词也是你剽窃自贺拉斯或莎士比亚。
但今天过后会有更多篇章。也许现在我终于该认真对待我准备撰写的那部杰作。
我们乘八点零五分的火车出发，待在一个两人专用的包间。有一阵子，奥格登太太声称头疼，躺在沙发上，那张沙发不够长，所以她把脚搁在扶手上。一个优雅的摆出侧卧姿势的女模特，但我挥之不去的感觉是，有更合适的艺术家，能以多几分批判、少几分痴迷的目光刻画出她的全貌。
我坐在窗旁，假装读书。我很快看乏了盛夏浓绿的乡间景色，兴味索然。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穿行过一片富饶、充满生气的土地，一路舒适奢华，不必自己负担费用——在艾琳、阿梅莉亚或甚至伊薇特看来，我是个幸运的人。但运气这样东西，有等于反过来突显了没有的东西。
我们过了费城后，奥格登太太来到我坐的窗边。你在读什么？她问。
我给她看那本书。罗纳德·弗班克的一部小说。
噢，是他，奥格登太太说。
你认识他吗？我问。
不太熟，有过接触。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对他有太大兴趣。
我的脸颊发烫。我的品味和我这个人一样，没见过世面，我说。
别讲傻话，奥格登太太说。不过，这世界有一个弗班克足矣。
假如，我心想，这个世界根本不需要一个罗兰·布莱会怎么样？
我觉得他令人乏味，但查尔斯称他是天才。
一位死去的丈夫犹如一个陷阱，我是那种直接往里跳的家伙。他……他？他怎么死的？
确切的死因吗？我不知道。我并不想知道。战争是一件可怕、非常可怕的事，但那不稀奇。查尔斯本可以像弗班克那样置身于战争之外。但你瞧，现在他们都死了。
可你是爱他的，不是吗？
不然我为什么嫁给他呢？
我纳闷，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忍得住，不想知道丈夫去世的真切细节。可话说回来，我从未试图想象过我父母的死。他们活着的岁月，我倒经常沉思。
死亡是一件寻常事，奥格登太太说。每个人都会死。可大多数人并不明白那道理。我们把死说得好像多不寻常。同理还有人的出生。
那么，什么是不寻常的事？我问。没有，我既料到又害怕她会这样回答。
昨晚，我在读塞维涅夫人的书信，奥格登太太说。她向她的女儿诉苦，说她的儿子与一位女演员恋爱。
真是典型的法国人，我说。
当这位女演员终于愿意接受她儿子时，他们没办法圆房，塞维涅夫人把这个插曲当作大笑柄。假如你是那个男的，你的母亲写给你姐姐的这封信恐怕会让你觉得丢脸极了，你说呢？可正是他自己，在与女演员同房失败后，当即冲进他母亲的卧房，叙述了他的窘迫，由始至终，他明知道他的母亲会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姐姐。
顷刻，我的嘴里有股苦涩的味道。我记起自己同奥格登太太谈论阿梅莉亚和伊薇特的事。说不定我也让她有机会与某人分享一个大笑话。
奥格登太太似乎并未注意到我的不安。我想知道那位母亲与她的两个孩子之间是怎么回事，她说。我会把那称作不寻常。
她听起来叫人讨厌，我说。
我们不应谴责她。假如休没有夭折，长大成人的话，谁能保证我不会是个同样骇人的母亲呢？
我能勉强忍受奥格登太太的丈夫，无论在世的还是死去的。但她提起一个已入土的孩子，让我在这夏末的日子里打了个寒颤。我们都有过早死去的人写入在我们的往事里，但我们之间仍隔着一道深渊。对我而言，那经历无非是知识。我希望我们能达成一个协议：我将永远不再谈起我的父母，她不再谈起她的孩子。
————
西德尔说她不关心人的出生或死亡，那是因为她在这两件事上无能为力。那又怎样，人们老那么说，我不在乎。而这是有史以来编造出的一个最大的谎言。
现在，当我回想我的人生，我常想起的是有人出生和死去：我子女的出生，孙儿孙女的降生，还有约拉和你的出生。你想必觉得自己有一点特别，因为在我有生之年，我可能不会再迎来一个曾孙辈的后人——如今，年轻人喜欢做永远的少男少女，尽可能推迟生儿育女的时间。
每个人的出生犹如一封瓶中信。你希望他们漂得远远的，永远别回来。
我人生中那些死去的人——他们的死均始于别人捎来的信——是的，我很欣慰收到他们的死讯。只有露西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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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夫妇刚从我的门外走过，因美酒或有望即将沉浸在极乐中而迷醉。我涉世未深，不必在寂寞的酒店房间里谛听别人的欢愉。奥格登太太表现得好像没有事要紧到能搅乱她的心绪。我也可以摆出那副模样。一个演戏的人看穿另一个演戏的人。
要发掘什么对她来说至关紧要，什么让她心绪不宁，不会是一件单调乏味的差事。说不定我甚至是答案之一呢。
这个念头如一杯热牛奶般抚慰着我，让我今晚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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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我们有时的确所见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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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9月4日
今天，奥格登太太和我在匹兹堡最无游人问津的地区游览了一日。这座城市比纽约更加肮脏和压抑。那从烟囱里滚滚冒出的烟，简直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假如美国是建立在这样的根基上，难怪母亲的家人执意反对。谁也不想被一种如此没人情味的东西所吞噬，但在让自己被别的东西吞噬上，美国人似乎比其他地方的人更胜一筹。
一吃完早餐，我们被带去参观亨氏工厂。为什么去亨氏？我在车里问奥格登太太。你该不会要创作一首关于腌菜的史诗吧？我表现得油嘴滑舌，但我不由自主。当我感到苦闷时，我经常听起来油嘴滑舌。假如我变成那种在葬礼上放声大笑的人会怎样？甚至更糟，在自己临终时呢？
————
凯瑟琳：你是否在罗兰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哪怕一点？我不介意你在我的葬礼上或我临终时放声大笑，但当你感到难过时，不要觉得你有义务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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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就闷热不堪，形容憔悴的工人从我们的车旁走过，极可能是刚下夜班。白人、有色人种，在刺目的阳光下，一个个看上去没精打采——这一切令我感到难过。我一直想见见世面。但有必要吗？假如我是一只蜜蜂，我可否满足地留在我最熟悉的花丛中？新斯科舍省是我抛下的草场。可为了什么——眼前这些钢筋水泥做的捕蝇草吗？
奥格登太太不理会我的小性子。和往常一样，当我想成为讨论的中心时，她把话题引向陌生人。她的一个朋友曾受托给亨氏家族创作几件艺术品，她说。要是闻悉她终于来访，他一定很高兴。
在工厂，一位史密斯先生带我们四处参观。我必须承认，看见金属薄片顺着传送带下来，经过切割、折叠，变成可供使用的有盖有底的罐头，那过程甚是有趣。四分十五秒，史密斯先生给它计了时。核心在于连贯性，他说，每个人各司其职，每一步严格按照章程进行。我望着他捻弄他的胡须，忍不住觉得恶心。墨守成规和营利赚钱是本世纪毒害人的思想。就算我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也想谴责史密斯先生。
随后，奥格登太太与几位工人见面，有男有女。她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还做笔记，认真的态度令我困惑。怎么把这个女人与火车上懒洋洋躺着的那个联系起来？而我又在这儿干什么，我本该乘坐远洋班轮前往牛津，现在却在阅读随处可见的亨氏五十七种产品的广告口号。
我信步走进一间毗邻的礼堂，打量表现工厂工人的大理石雕塑。这些人是我们时代的赫拉克勒斯吗？想到一家工厂请一位艺术家把制作腌菜这种平庸的事变成永恒，我放声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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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什么是不朽？今天没几个人记得西德尔，知道她的诗的人更是少数。在我死后，谁会记得我？然而亨氏是不朽的。作为个体，作为人类，我们注定不如机器和腌菜那么经久不衰。——罗兰·布莱，1989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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嗳，有我呢，记着你。谁记得昨天晚饭吃的腌菜呀？不管哪餐吃的什么腌菜，谁记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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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9月5日
今天我们参观了美国炼钢厂。一种对人类智慧的否定而非颂扬。那两名操作阀门、让熔化的金属灌注进去的男子——我实在看不惯他们——半裸的身体大汗淋漓，双眼不再因那令我们屏息的现象而恍惚。一流的演员，把我们视如敝屣。
他们是捷克人，后来他们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们。一旦脱离了那噪声和热气，他们似乎少了几分狂暴。不过我还是厌恶他们。他们的人生中容不下诗歌或哲学，但他们的身体具有这般天生传神的表现力。
然而谁也不想认输。是不是由于那个原因，奥格登太太——不，西德尔——与我成了恋人？也许她只是又一株捕蝇草。我是不是本该抗拒才对？可她制服我的程度超过炼钢厂。我没有毅力回击她的意志。一个老套、必然的结果：屈服。
旅途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西德尔是与我同行的伙伴。谁在家里？赫蒂。哎，想到她，我怀念起我失去的青春。
只是并非真的怀念。
————
匹兹堡，你们不会认为它是一座浪漫的城市。但浪漫的恋情随处发生。假如我早知道他们在匹兹堡成为恋人的话，我本可以带罗兰看看我们这儿的匹兹堡。我们可以在洛斯麦丹诺的庭院里吃午饭，坐在棕榈树下，像两个电影明星似的碰杯喝酒。我有姿色。他有风范。我们之间有故事。
洛斯麦丹诺——我不知道那地方是否还在。优美古老的场所。我的父亲曾与我们的邻居威廉森一家合作计划一门生意，把一家旅馆和一座牧场结合起来，吸引游客。生意经营得不大成功，但我委实在那期间认识了人。好吧，我说人，但我其实指的是，我在那时认识了罗兰。没错，他来我们的牧场住了两天。是的，当时我才十六岁，但对有些人而言，年龄无关紧要。看看西德尔，岁数大得足以当罗兰的母亲。但我从不评判她，所以请你们不要评判我。
在我的父亲和威廉森先生开张营业前，他们参观了几家酒店，带回免费的明信片。在他们去的所有酒店中，我最喜欢洛斯麦丹诺的外观。它在匹兹堡，我的父亲说。那座小城曾被称作太平洋沿岸的纽约。它和纽约一样繁华迷人吗？我们问。他说，当然不是。否则那个名字会沿用下来。
因为镇上有炼钢厂，所以他们把名字改成匹兹堡。他们想，如果这座城镇不能像纽约一样高贵，它至少可以像匹兹堡一样富有。好比一个家道中落的名门闺秀，为了钱而嫁给一个地位较低的男人。
我的立陶宛裔曾祖父在芝加哥的一家造船厂工作，但他也可能在匹兹堡的一家腌菜厂或炼钢厂工作。西德尔和罗兰遇见的那些工人，假如生得早一点，他们也许会加入1849年淘金客的行列。这些事对罗兰来说无关紧要。但在我阅读他的日记时，我喜欢寻根究底，回想最早的先人。他们中有的人缔造了加利福尼亚。有的人造就了我们。假如我那样思考人生的话，我不觉得它令人失望。我们都尽了各自的一份力，我们中没有谁是特别的。
罗兰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不怪他。他活在他写下这些日记的岁月中。他没有可仰仗的东西。西德尔与我，我们有我们的经验。
————
1929年9月7日今晚西德尔问我，接下来的几个月，想不想和她一起旅行。奥格登先生，她说，需要留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什么地方，我想知道，但她没说。是她支付我的旅费吗，还是他？我算什么，秘书、贴身男仆、在破损的轮胎等待修补时的备胎吗？
————
此后的七个月，西德尔与我游历了美国的中西部和西南部。我们从西南部越过边境，游历了墨西哥，然后返回加利福尼亚。西德尔替身患肺结核、正在法国一所疗养院养病的哈里·奥格登采访行业工人和农民。
哈里并未将我们收集的资料著书出版。我们编纂整理的这些文件，存档在三处地方的图书馆：匹兹堡大学、新墨西哥大学、加州州立大学费雷斯诺分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它们查找出来，但我不推荐这么做。从那些纸上读到的不过是一份活动时间表，以及依照这份时间表我们所走过的地方。真正的故事——现在只有我知晓。
我们于1930年4月回到纽约，1930年8月，西德尔乘船去英国。
日记读到这里出现一段空白，不是我的本意。西德尔在动身去英国前，要求我把记录我们西行和我们在纽约逗留的时光的日记销毁。当时，我没想过违背她的愿望。
我对那几个月始终记忆犹新。但我觉得我不可能重新写出那些日记。事后之见并不总带来益处。要能重读那部分日记，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罗兰·布莱，1989年5月6日
————
为什么？因为他写了太多他们浪漫之旅的事吗？我想知道，西德尔有没有亲自监督焚烧他日记的过程。我能想象他们坐在一起的画面，喝着酒，听着一点音乐，把日记一页一页地丢进壁炉里烧毁。她怎么说服他做这件事的？他得到了什么回报？这些问题，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
可怜的罗兰。他不是那种能轻易割舍自己东西的人。我的母亲也是那样。你们真该看看她多年积攒下的明信片和书信。有些人靠他们积攒的东西过活。但他们忘了，积攒的东西有时会因洪水、地震或火灾而毁于一旦。（我母亲积攒的东西被我的父亲烧了。）
我的经验之谈：凡是可以销毁的东西均不值得保留。
（而且没错，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听一听实话，任何东西都可以销毁。）
我曾经对无法读到那一年他的人生经历而感气愤。但现在我想，那又如何？少一年没关系。每个人的人生犹如瑞士干酪。
（以下所述全是题外话，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新来的家伙克拉克似勾起我的兴趣，今天他坚持给我上了一堂有关瑞士干酪的课。他说，没有孔的瑞士干酪被称作瞎子，因为那些孔叫作眼睛。可盲人还是有眼睛的，我说。我们不要太拘泥于字面的意思，他说。有许多贴切的比喻可以当作行为准则。于是我问，什么是比喻？他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我说，我以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是钱。他说，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莉利亚，钱是我们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一个最佳比喻。我怕他会喋喋不休，于是我说，感谢赐教。我趁他还没继续开口前走了。）
————
1930年11月19日
今天我二十岁了。
生日快乐，早晨当我准备和赫蒂一起吃早餐时她说。
我回来并非为了庆祝生日，但我不惊讶于赫蒂记得。今天是我回到埃尔姆塞宅的第三天，有点像小住的客人，有点像过去寄人篱下的我。到底我为什么在这儿？也许因为怀旧，或尽最后的努力，剖析一件从未——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明了的事。这个家没有迎接我的出生，也不会见证我的死亡。我是谁的孩子？一个人是不是需要先搞清那个问题，才不再是谁的孩子？
我的人生过去了四分之一，充斥着无知与不幸，我说。
下一个四分之一肯定会更好，赫蒂说。
她相信三寸之舌是对付命运不公的良药——假如赫蒂是奥维德，没有生物要变形。
我说，更好的未来之于我，听起来好像松露之于那些猪。它们搜寻仅是出于本能，它们的酬劳是什么？到底，我和野猪有何区别？
赫蒂面不改色，俨然一朵玻璃做的花。你有见过找松露的猪吗？她问。
没有，我说。
我也没见过，她说。
我说我怀疑它们和普通的猪无异。赫蒂说，有个校友与一块放在罩子里的白松露合过影。在哪里，我问，她说在弗罗伦萨的一间酒店大堂。那块松露可能不是真的，我说。但不可能是松露模型吧，她问，会吗？我说，为什么不会，我们有人体模型和成套的火车模型。她说，啊，你讲得确有道理，但想象有个人专门制作松露模型，岂不奇怪？他不会有很多生意上门。也许他还做别的模型，我说。谁知道呢，这世界需要的假东西也许多得你我做梦也想不到。
赫蒂和我进行的对话注定如上面这样。没有老夫老妻之间的不耐烦或怨气；也无恋人之间的激情，夹杂着恰如其分的疑虑、不信任和狂热。我甚至不能说我感到厌烦。与赫蒂的谈话，结果永远不会有危险或令人兴奋之处。话题多半又回到起点。没头没尾。
我舅舅们的财务状况有所好转。弗格森一家运气总是不错。但钱未能把他们从固步自封的现状中解救出来，钱必定也不会延缓他们走向终结的旅程。我这样议断他们是忘恩负义。但有何不可。他们对我不闻不问。他们迎接我的态度淡薄敷衍，不及埃塞尔和贝茜给予我的一半热情。血浓于水是一句天大的谎言。血缘关系有时会因离别与重聚、背叛与忠诚而变得疏远。
赫蒂也变了，不像以前那么容易脸红。她在春末时从圣玛丽毕业，但没有照原本一直为她所计划地前往瑞士。是菲茨杰拉德家财力受损，供不起吗？但她看起来称心满意，所以可能是有别的原因。有人追求她？有好几个追求她的人？一场正在酝酿中的婚事？真希望有伊舅妈在这儿可以告诉我。
说来奇怪，伊舅妈不再是埃尔姆塞宅的一员。更奇怪的是，我似乎并不深切地思念她。去年，她嫁给了科罗拉多的一位银矿矿主。我在加利福尼亚时，从赫蒂那儿得知这桩婚事。想到伊舅妈没有写信通知我这个消息，我难过了一天。我本可以去参加婚礼的。
杰拉尔丁舅妈来与我们一起吃早餐时，赫蒂告诉她，今天是我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朝，罗兰，杰舅妈有点心不在焉地说。我的离去大大伤了她的心。她是唯一始终不渝、煞费苦心抚养我长大的人。她会很高兴看到赫蒂与我结婚，见到我们生一窝孩子，她会激动不已；更重要的是，无论谁对我有意见或不满，她会捍卫我，这个身无分文的罗兰。假如那不算母爱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是母爱。
杰舅妈不但在她自己平凡的人生中找到快乐，而且能够在别人平凡的人生中发现快乐。可现在她看上去多么无精打采。快乐的人应该只准活到一定年纪。我怀着内疚的心情，向她打听我的每个表亲的情况。从她的回答中，人们会以为他们个个过着童话般的生活。想象一下，当有人对我表现出丝毫兴趣时，她会作何回答。
杰舅妈问我接下来的打算。她不想知道之前发生的事。这个家里的人似乎都不想知道。唯有赫蒂晓得我横穿了北美大陆，但我没告诉她我在一家保险公司当职员的短暂工作经历，从中我充分认识到，纽约并非遍地黄金。我在旅途中给她写过信，描绘沿路的风景，但未述及那个和我一起看那些风景的女人。我让她觉得我是和几名与我同龄的男子一起出行。我还暗示，不要向家人透漏这样一趟旅程。她绝不会辜负我的信任。
我提到可能去伦敦。有个在广告公司的关系户写信给我，我说，但我还在抉择，是去那儿还是接受在香港的一份职务。
香港，罗兰？杰舅妈说。在那里做什么？那里离这儿很远。
我说一切还没定下来。
我相信你的舅舅们可以为你在哈利法克斯觅得一件好差事，她说。
杰舅妈不懂讲反话，否则我会对这个建议大笑出声。我不介意去远一点的地方，见见世面，我说。
当然，总有我们没见过的外面的世界，杰舅妈伤感地说。
同样，这儿有一个别人没机会见到的世界，赫蒂说。
我大吃一惊。有一段时间，赫蒂饶有兴致地谈起要去瑞士上学。我可以接受一个对自己不感兴趣的赫蒂，但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一丝好奇呢？一时间，我相信西德尔仅凭一个眼神即能彻底击败赫蒂。我被那个念头吓坏了。她们决不可见面。这点我确定无疑，是我这辈子迄今觉得最确定无疑的一件事。
尽管如此，杰舅妈说，有些人认为我们可怜。
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不是我。或伊舅妈。
哦，杰拉尔丁舅妈，没有人可怜我们，赫蒂说。只是你自己心里那么想而已。
我不知道杰舅妈有她自己内心的想法。这必定是过去一年里才出现的。
没有人敢可怜你，杰舅妈对赫蒂说。她接着问赫蒂是否仍计划在节日前去拜访雷纳一家。把任何在场的人排除在对话之外不像是杰舅妈的作风。这突如其来的转变想必是她惩罚我的不忠。
赫蒂说，她会晚些时候去。我告诉他们，罗兰回来探亲，她说。
我说她无需改变她的计划。
哦，家人优先，杰舅妈替赫蒂讲话。我们全都何其善于惺惺作态。雷纳。想必是世界这一隅新添的成员。他们中追求赫蒂的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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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在二十岁时担当起露西的父亲一职。我在二十岁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露西二十岁时在干什么？年轻的男友换了一个又一个，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了伯克利烧毁兵役应征卡的抗议活动。吉尔伯特嘴上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他心中认为露西与不良分子混在一起。一天，她喜滋滋地向我们讲述她在一个聚会上与一位富家女大打出手的事。她道出那女人的名字，仿佛我们应该听说过她。谁，我问。她叫我们去一趟山景城墓园。找到里面最宏伟的陵墓，她说，她家族的人就葬在那儿。
那时候，吉尔伯特苦闷不已。虽然露西和她的朋友帮蒂米越过边境，去了温哥华，但他并未觉得好受一点。又一场战争，那一个个拒绝尽其职责的年轻人。吉尔伯特不明白，他们梦想的爱与和平和他本人梦想的大同小异。是的，爱与和平，永不过时。
可那些苦难呢，它们有何关系？露西死于战争结束前。生于和平时期，死于战时。那句话也许适合刻在墓碑上，但会引起误读，得出的故事与实际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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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1月21日
天气甚是不错。赫蒂和我散步朝公园走去。第一场雪下得快，化得也快。今年的冬天姗姗来迟。
撞见已不记得我（或假装不记得我）的老熟人、需要说明我是谁，或和那些声称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人打招呼，我分不清哪种状况更令我懊恼。奥内尔先生和我一直坚信你会回来的，奥内尔太太对我说。
赫蒂身上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令我心生不满。我的人生充斥着非机密的抱负，赫蒂似乎能将这些抱负当作蛛网般拂去。我真想激她一下。
你知道，你不必困在这儿，当我们在水边一处风较小的地方坐下时我说。
噢，赫蒂说。但我从未觉得自己被困住。
外面有个世界，人得去看一看。
非看不可吗？赫蒂说。
应当看一看，我说。
她朝旁边一只年迈的海鸥投去一片海藻。我们注视了这只海鸥一阵子。它的一只脚爪始终蜷成一团，这只海鸥偏爱另一条腿，却既不会飞，也无法伫立不动。那只鸟的身体里禁锢着一个瘸腿的人，我心想，如此叛逆、不屈不挠，牢牢吸引着世人目睹他的惨状。
你喜欢见识世界吗？赫蒂问。
当然喜欢，我说。
但原因是你有朋友和你一起，不是吗？
我一个人去过不少地方，我说。这句话基本是撒谎。独处提供最难忘的经验。
我在这儿就是一个人，赫蒂说，时刻如此。
我看着她。她有父母和兄弟姐妹。她有称赞她德貌双全的亲戚。她有爱慕她的人。她有钱。她不知道孤苦伶仃意味着什么。
你言过其实了，我说。你在闹情绪。
我所过的生活不允许有太多情绪。但这种生活实际也挺好。
可以想象赫蒂到三十岁、四十岁或七十岁，仍保持这肤浅的恬静个性不变。那种个性是不是人们该在一个妻子身上期待看到的？
可是罗兰，你怎么能如此肯定，赫蒂还属于你？很有可能，下个月你会收到一封电报，说她要结婚了。不，不可能。我看得出她的心在谁身上。男人永远知道女人的心在谁身上。
————
不，罗兰，你不知道。像你这样的男人决不知道。
赫蒂对人生、对罗兰，甚至对她自己的了解，超过她想知道的，但她处之泰然。是的，我嘲弄她，但有一件事她做得对：她不介意装聋作哑或扮无知。大多数人活得像轮子里的仓鼠。总要向世人证明点东西。赫蒂扮负鼠。她也许曾暗中笑话那些跑轮里自得的仓鼠。她有她笑的理由。
我今天想必自己心情不畅。倘若赫蒂生在我们家，她大概会像玛戈一样。
玛戈起码有孩子。而且对她而言幸运的是，在她过世时，这些孩子紧随他们的父亲，全在她的床边。
有一次玛戈对我说……我不记得具体什么时候，但是在我们的子女仍十分幼小，让我们能把自己视为年轻母亲的那段岁月里。她说，你有没有觉得奇怪，我们可以当母亲？我说，你什么意思？她说，有时我寻思，母亲会不会对我们感到失望。为什么，我问她。一点感触而已，玛戈说。假如我们中谁也不结婚的话，她可能更高兴。确实，我说。哦，我指的是我们几个女儿不结婚，她说。她当然希望她的儿子结婚。确实，我又说了一遍。
有时我觉得我像极了她，她说。等道格和哈里森长大后，我希望他们有贤惠的妻子，但我不希望林恩或埃莉给任何男人当贤妻。假如她们决定不嫁人，没问题。
我愕然。我不习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玛戈，于是我叫她别说傻话。我想讲的是：照你的人生脚本，该干吗干吗。
我收回我的话。赫蒂不是玛戈。从罗兰的日记看，她从不出错，也不失言。
————
天哪，这本书已经变得多厚。很快我将用完这本笔记簿里的纸。还有这支笔的墨水。以及这管胶水。也许彼得·威尔逊说罗兰重复赘述是有道理的。我曾认为威尔逊对罗兰的日记做了太多删减，遗漏了许多重要的内容。但现在我认为责任恐怕在罗兰本人。他压根儿分不清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有时我读他写的东西，里面充斥着他对自己的各种问号，真想对他说：罗兰，够了，这么多问题！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一些答案呢？或者，多写点别人的事。他们会有助于使你变成一个更有意思的人。
我指的别人不包括赫蒂。如果你们认为他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里变得有点令人厌烦，就怪赫蒂。连一个法国小裁缝的故事，读起来也比她的事更有趣。
假如你们想弄清发生的一切，继续慢慢读下去。自行探索。我会在转角迎候你们。我会拿一些便条贴，标出我感兴趣的地方。你们可能会嘲笑我，说我做的是和彼得·威尔逊一样的压缩工作。但有所不同。这本书我已经读了很久。罗兰记录的日子不是每个都值得记录。不是人人都应受到他的关注。我的任务是找出你们会喜欢的内容。我不希望你们读到一半放弃。
我会像在湖面上打水漂的石子般略过罗兰的一段段文字。那一点，我能做到。
————
1931年1月1日
晚上，邓洛普顺路来访，问我对墨索里尼新年致辞的看法。我故意没收听这个演说。我在专心创作我小说的第二部分。在元旦这天重新起步，那样做比沉思人类共同的命运更有意义。
邓洛普觉得难以置信，我竟没听那个演说。
他英语讲得好吗？我问。
但凡政客什么话都讲得好。可你怎么能如此无动于衷？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性的时期，我们应当不错过每个时刻的点点滴滴。
我说，经历过世界大战的人当时想必也这么觉得。还有1812年战争期间的那些人。和麦哲伦一起航海的那些人。历史是一个蛋糕，我说。谁都可以自取一块。
你那么年轻，不该玩世不恭，邓洛普说。
你那么年长，不该多愁善感，我说。
我非常喜欢邓洛普。他的处境与我相似，暂时不得不干着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给我们买不起的东西撰写广告。他一心想投身外交事业。他相信全球的未来掌握在外交官手中，眼下正是加入那一行的时机。
他问我香港那边的消息。没有消息，我说。他又说，假如他是我，不管有无消息，他会立刻搭船去那儿。战争即将爆发，他说。你决不想被困在这儿。
我环顾四周。换作一年前，我愿付出任何代价走到我今天这一步。有一个房间。一份工作。在纽约。哪怕这座城市是个围城，它也是一个大于人生的围城。
或者从军，他说。
在美国吗？
有何不可？但你比较幸运，你能在加拿大入伍当兵，不是吗？我多希望我们可以交换身份。战争不是天天有。我们不能让这历史的车轮与我们交臂而过。
邓洛普比我大三岁，但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比他多三十年的智慧。首先，他死心塌地地爱着那个娇小的打字员米莉。邓洛普永远想象不出一个像西德尔那样的女人。有时我觉得自己腰缠万贯，却无法真正向谁展示我的财富。
后来。
收到西德尔的信。她说我该打定主意去伦敦。为什么，因为她在那儿吗？
————
且备注一笔，这回是他第一次没有听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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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3月10日
香港。于昨天下午抵达。艾伦·普里斯莫尔在海关总税务司工作，答应帮我谋取一件差事，或在这儿，或在上海。
远东。那么对这儿的本地人来说，我是不是“远西”的一员？我们相距遥远，也远不是平等的人。从码头到半岛酒店，那名拉三轮车的男子汗流浃背。如果他是一匹马，我会让车停下，领他去饮水槽。可那些坐车的人和在他们前面拉车的人，大家似乎都安之若素。我试着用我仅会一点的粤语和人力车夫及行李生交谈，但两人都不以为然地摇头，用洋泾浜英语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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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日记提醒我：我该找塞西莉亚聊一聊。她上个月搬进来，她太孤僻，不利于健康。她和她的丈夫是香港人。他们在婚后移民美国，她的丈夫在旧金山开了一间牙科诊所。一天早晨，在他走去诊所的途中，有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他。塞西莉亚只字未提过这件事。是伊莱恩告诉我们的——当年，她曾密切关注《纪事报》上有关这起凶杀案和审判的报道，并向塞西莉亚的子女求证了实情。她多半向那些子女保证，她和她的朋友会对他们的母亲多加照顾。我同情任何信赖伊莱恩的人。
我应该和塞西莉亚说说话。不是谈她丈夫的死，而是谈香港。如果我问她罗兰在那儿住的酒店什么样，她也许会感到不那么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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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3月25日
在这座岛上：英国人和他们的妻子有自己的俱乐部，举办茶会、野餐、舞会，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交圈子；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称兄道弟，建立不稳固的兄弟情谊；再者是余下的我们，各式各样的冒险家——新西兰人、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当然还有美国人，他们扎眼的程度完全不亚于英国人。我们全都漂浮在一道浑浊的洪流之上，组成这道洪流的是一张张看上去彼此没有分别的本地人的面孔。兴许西德尔说得对，我会觉得香港令人失望。异国风情类似于童贞。一个内心更乖张的人或能从中有所收获。
若你果真像你讲的那样飘零无依，西德尔在她的上一封信里写道，何不迁居到适宜你的地方？
在去上班、去完成我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这项令人提不起精神的任务的途中，我在一个报摊旁停下，阅读《论坛报》的新闻头条。巴加特·辛格、拉古鲁和苏克德夫遭处决。处决。我感到这局面我不能坐视不理。起码，买一份报纸。但犹如一个拒绝回答校长提出的问题的男生一般，我把双手插在口袋里，一走了之。在我们这个时代，新闻和路边小贩留下的菜叶子一样，很快变得不新鲜。
陌生人遭处决：这类报道只在告诉亲近的人时才有意思。我想起从洛杉矶坐火车去旧金山时，西德尔大声念给我听的一段叙述，一个法国贵族写一名法国女子遭处决的事。法庭上的流言蜚语，耸动的描绘。那名女子毒杀了她的丈夫和公公（分开进行，所以无容置疑，她是蓄意的），在一路走上断头台时，她以为自己肯定会获救。可怜的凶手，一介女流，她的婚姻如此悲惨，以致单单杀死丈夫不足以解恨。
我们这些殖民者应当把上面的故事当作教训，铭记于心。那些本地人绝不是自愿嫁给我们的。
————
吃早餐时，本杰明大声朗读一条新闻，说他以前在斯坦福的同事发现了能够以砒霜为食的细菌。那样的发现值得庆祝吗？我问。失策了。失策引来一番说教。我的意思是，我们应不应该祝贺那些细菌在饮食方面如此独特？不过当然，本杰明关心的是人的卓越才华。我实在无聊，于是用果酱在一片烤面包上写下：Arse（屁股）。他凑近看了一眼。砒霜(Arsenic)，他说，并指着报上的那个词给我看，好像我不知道怎么拼似的。我告诉他，面包片上地方不够。他又拿了一片烤面包，写下后三个字母nic。他见不得任何不完整的东西，他向我解释。好像我在乎似的！
人们乐于视自己比别人聪明。我随他们去——除非他们试图要指点我。虽然我的名字前没有额外附加的头衔，但我仍在方框里打钩，说我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我有的正是人生专业的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从威廉森先生为客人订阅报纸那时起，我一直自学人情世故。吉尔伯特也热衷于读报，但他是在找寻自己和事件之间的联系。他一辈子关注每年九月的联合国会议，仿佛他以某种方式出了力，让那些政客有望全部集合起来。要我说，那样思考新闻不对。我读报纸的目的是看我躲过了多少灾难。那每一场火灾、地震、战争、暗杀和恐怖袭击，那每一次火车失事、桥梁坍塌、油箱爆炸和生菜受污染，或各种破产、身份被盗、金钱或颜面的损失。谢谢，不需要。亲爱的生活，我没兴趣参与你的戏。假如我想要的话，我可以创造我自己的戏。
你们看今天的新闻了吗，有人走进风铃教堂，偷走一个背包？原来照计划要举行一个悼念仪式，那背包里是装着骨灰的瓮。逝者的家人和朋友，警察和安全监视器，等等，但在我看来，记者忽略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当那名窃贼打开背包时会多么失望。真倒霉。在做了一件善事而没有得到回报时，我们说人生不公平，可至少那些做善事的人都因此而有机会觉得自己以身殉道，可以哭诉申冤，给他们的履历继续贴金。如果是一件坏事，一件纯粹为了牟利而做的坏事没有获得回报时，我们会说人生什么呢？如果偷来的赃物仅是一坛骨灰？如果布下一个捕熊的陷阱，逮到的只是一头食蚁兽？如果一个自私的人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不要说那结果是报应。打击就是打击。不，我不是在为恶人辩护。我想说的只是，生活对谁都不公平。
罗兰关于新闻失去新鲜感的牢骚其实话里有话。是新闻都会失去新鲜感。假如不会，那才滑稽，好比花园里的花不肯枯萎。那大概是一园子的假花。
令罗兰难以接受的是他在报上读到的东西与他无关。很多男人都难以接受。要不是那超水平发挥的细菌和他夫人(wife)沾上点边，本杰明远不会那么多话。噢噢，我写错了。我想说的是他的生活(life)！
————
1931年6月19日
我断断续续地坚持写这本日记。自离开纽约以来，我的小说毫无进展。没有在这座岛上交到真正的朋友。（在任何岛上都没有。直至最近我才想到，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岛上：新斯科舍省、曼哈顿、香港。假如我要去英国，那儿也是一座岛。我唯一不在岛上的时间，是和西德尔一同旅行时。）
我尚无值得记录的浪漫邂逅，除非算上我去鸦片馆的艳遇。一段在多重意义上令人沮丧的经历。总有一天，我会把我在这儿的失意当成趣事讲给一个女人听。但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一天的来临必须建立在事业有成的基础上。
后来。
事业有成。什么样的成就，罗兰？
心情阴郁。阴郁到令我环视四周，看我的手边有没有摆着一把枪。
过去的十分钟里，我一直注视马路对面的杂种狗。两条黄的和一条黑的，热得无精打采，舌头伸得老长，过分歪向一侧挂下来。光屁股的婴儿坐在三条腿的凳子上，他的姐姐，顶多四五岁，在看管着他，不懂得随着太阳的移动，他们应当跟着动才不会被晒到。哦，狗和孩子，想不出办法挣脱他们卑微命运的生物。我真忌妒你们。
西德尔回归她美满的婚姻，寄来情真意切的信，表面上看是出于友谊（或说不定是母爱）？！赫蒂尽心尽责地捎来新斯科舍省的消息。似乎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从这心灰意冷中振作起来。连去上海就职的消息也无用，这个消息似乎在与我共事的职员中招来不少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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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我接受海关总税务司在上海的一个职位。我相信正是在上海，我开始习惯仅用一个字母代号指称大多数我交往过的女人。回想起来，这慷慨的做法等于一视同仁地给既想要记住又打算忘记的面孔蒙上面纱，对此我感到后悔。有时，我真希望能记起一个完整的名字，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不只是几个速写的瞬间。——罗兰·布莱，198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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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记住什么，文字毫无帮助。我直到现在才开始将事情诉诸笔端。但我需要用来记住露西、吉尔伯特、罗兰或其他人的一切材料全在我心里。随便问我一个我人生中出现过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们几则故事。原因不只是我记性好。我收藏人。不是出于贪心。我没有囤积癖。我收藏人，因为我喜欢活在他们中间。他们并不总是知晓那一点。我有我的自尊。
造就人的是一个人没忘记的东西。可怜的罗兰——他像个勤劳的农夫般记他的日记，从不错过一个时节。但除了遗忘，他还收获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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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2日
几天前的晚上在宴会上遇到K，我们已见过两次面。她嫁给那个讨厌的LL。我认为她根本不爱他。
今天下午，与K去俄国人的餐馆吃茶点。从某个角度看，她的脸几乎可以算漂亮。但再看，心中纳闷，这张脸毫无血色，是不是丑得很。多么奇特的一个女人。
来上海前她在海口。那儿只有少量欧洲人，她说，大部分是传教士，为了宗教教义互相争斗。唯一可以团结他们的是我，她说，因为我是无神论者。
他们有没有设法挽救你？
我患病时，他们竞相给我喝他们能弄到的鲜牛奶，K说。用鲜牛奶治疗一个无可救药的灵魂。
后来K病得太重，不能继续留在那座岛上，于是他们把LL调到上海，让她可以有条件看西医。我们动身那天，她说，我虚弱不堪，必须由乌克兰裔的港务长抱我上船。她描述她靠在那个乌克兰人的肩上，看着LL走在他们前面，踏上跳板。我心中暗想：如果那位港务长失足，我们一起掉进水里，我的丈夫大概不会想到回头，看出了什么乱子。
我问她，她和LL是怎么认识的。她说，她怀着想当旅行作家的念头离开英国来到亚洲。她卖出几篇文章在英国发表，并得以在新加坡的一份报纸上开设一个专栏。后来我病了，她说。我本就不是合适的结婚对象，这下谁愿意娶一个有病的女人呢？
无疑，LL愿意。
后来，在我们上床时，我问她，除了她的丈夫，是不是只有我这个男人有伤风化地抱过她。噢，不过还有那位港务长，她说。上船后，在他把我放下前，我亲了他的嘴。
————
一段风流韵事吗？听起来这个女人好像对男人从无兴趣，现在她快死了。她想骗过的是她的丈夫还是等待她的死神？
我怀疑罗兰有时为了戏剧效果而修改他的日记。也许对罗兰来说，扮演丈夫的情敌还不够。他必须创造一个插曲，在那里面，他比死神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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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25日
满洲剑拔弩张的局势是此地每日的话题，但其他几大洲似乎基本不以为意。至少我从阅读英语报纸中得到的印象是那样。当然，不管在亚洲、欧洲，还是任何地方，都会有战争。自上次战争以来，什么教训也没学到。身为人，我们有一项共同爱好，重蹈覆辙。当音乐响起时，无人能忍住不加入副歌部分。
后来。
亲爱的主啊。马修刚进来，说K昨晚死了。死了？我正打算这周晚些时候去找她。其他人，没有谁对她的死感到意外。我是不是她为求保命抓的最后那根稻草？
————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吧？我认为罗兰在用打字机打出他的日记时添加了内容，把自己写成这个女人生命中最后的男人。罗兰善于通过他自己的想象奖赏自己。哎，谁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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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0月12日
在报上见到我的名字，那感觉多么奇特，哪怕不是我的真实姓名亦然。整件事出自机缘巧合。我们希望机缘巧合会带来快乐或财富，但在这件事上，两样皆无。有的顶多只是一种徒劳感。上周，我和米勒在国泰酒店喝酒，跟他在一起的一个男人叫莫里斯。骨子里典型的殖民主义者。听着他们为迫近的战争争辩，我在一张餐巾纸上信手涂鸦。莫里斯原来是《大美晚报》的副主编，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在政治漫画上试试身手，晚报的总漫画师已决定回伦敦。我没把那番对话当真，喝酒时说的话都不能当真。但翌日，经过左思右想，我觉得何不试试。铅笔、纸、时间，我在上班时这些应有尽有。我画了两张类似约翰·诺特风格的素描画和两张我自己风格的。令我惊讶的是，莫里斯喜欢有一把日本剑和一条中国蚕的那张，还有另一张，画的是一个中国人力车夫拉着一车球，每个球都被胡乱切开，流着血，好像受伤的西瓜。
他们在今天的报纸上刊登了有西瓜球的那张。他们甚至给我起了一个中文名，搭配那幅漫画：卜罗阑。他们告诉我，这个名字的发音近似我的英文名，那三个精心挑选的汉字，富有古雅的风韵。
我一直想凭我的文才成名，结果胜出的却是我稚气的涂鸦。这讽刺像针扎一般。在我的小说里，我不会让任何人物经历战争。战争这个背景太取巧。可正是即将来临的战争让我已从中获益。好吧，其实并没得到真正的好处，但不能否认总归有点小成就。今晚见到米勒时，我要请他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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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也很会画画。直到读了罗兰的日记，我才明白她的那项天赋从何而来。不管多晚，谜团总有解开的时候。
她的画，我一幅也没有。她用粉笔在人行道上画小人儿，在吉尔伯特报纸的页边空白处信手乱涂，但这些作品注定第二天就被遗忘。我昨天说我什么也没忘记，这话不对。我不记得那些画是什么样的。我只知道那些画令她开心。露西最开心的时候是她能保持安静、做一件让她全神贯注的事：画画，坐在沙发的扶手上、从吉尔伯特的身后探头看报纸，把旧报纸剪切拼接、做成裙子给她的洋娃娃或她自己。但这样的时刻很少。更多时候，她像蜂鸟似的四处翩飞。你们有没有长时间注视过一只蜂鸟？它使你既疲劳又紧张。
当时没有足够的理由引起我的担心。但即使有，我又能做什么？不可能把一只蜂鸟关在笼子里，喂它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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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12日
昨天早晨，在走路去办公室时，我看见一个要饭的小姑娘，最多六七岁，坐在药房外面。我见惯了其他乞丐，白天到公共租界来，晚上销声匿迹，回他们原来的栖所（不管在哪里）。但这个女孩是新面孔。我考虑停下来，打听她的遭遇，问她是要钱还是要我刚在面包店买的法式长棍面包。
当然我没有这么做。我们讲的语言彼此听不懂，不管我能给她什么，都无法救她脱离这悲惨的命运。
今早我没见到她。我在那个无人再摊开双手站着的地方驻足。她不会是昨晚死了吧。想到这里，意外地令人心如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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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篇为你们标记出来，因为可能只有在这篇里，罗兰体会到某些当父亲的感觉。那是不是非同寻常？有时我好奇那天他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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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12日
战争不适合我。对有些人来说，战争可能是一场华丽的飨宴，一个千载难逢的事件。津津有味地享受其中。把黑夜延长至白天。再把白天变回黑夜。我，我情愿粗茶淡饭，只以水和面包果腹。亲爱的人类，谢谢，但不用。
我不禁想起国际联盟。他们怎么如此敷衍塞责地对待中国？他们下一个将置人道于不顾的国家是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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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留在上海，目睹了“一·二八”事变和历时六周的会战，震惊于其间的轰炸和屠杀。西方大国未能阻止日本的入侵，国联商谈达成的停火协议形同虚设，日常生活因战争而受创，一片焦土——上述种种促使我决定去伦敦。我想，如果我不得不目睹一场战争，我希望是和我本民族的人一起。
一位更敬业的编年史家会记录下那几周内发生的事。一个内心对苦难更敏感的人会觉得那些死者和伤者的画面铭刻在他的记忆里。我没有。我就算写，写的也全是关于我自己的事。
我画了不少漫画，但所有原稿尽毁于战争中。我会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去图书馆查阅存档的《大美晚报》，大概在上海或香港的图书馆。通过那些漫画，我试图把发生在远东的恐怖事件转化成短小的趣闻。
我在上海的经历给我的唯一收获是让我对欧洲尚未出现的局面提前有了防备：走在街上，看到数十具尸体，不去寻找自己与他们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从不怀疑那时的我，爱我的人类同胞。现在仍爱。但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更爱我自己。我的魔术戏法即在于此。从我的帽子里变出一只接一只接一只的兔子。一个自给自足的自我：始终会有源源不断的兔子。还有玫瑰和丝绸手绢。——罗兰·布莱，1990年1月1日
————
一只接一只接一只的兔子。我庆幸自己决定跳过这本书的些许内容。我决不可能在每一页上做评注。那样好比一个人总在他的信里写太多话，而对方无言以对。
今早我寻思，有没有另一个阅读罗兰日记的人会像我一样对他有耐心。可谁会读他的东西呢？不会是随便一个陌生人。无论谁，只要读他写的东西，等于已经对他有所包容。
假如罗兰比赫蒂先过世，她也许会遵照他的遗愿，将这三卷日记按他计划的付梓出版，而不删节。她会阅读这些日记吗？不大可能。她会起码做点令世人吃惊的事吗？像是翻阅他的通讯录，寄一册日记给里面的每个女人？或把付印的日记全部烧毁？
思考罗兰在陌生人眼中会是什么形象毫无意义。正如我不幻想不认识露西的人会从她的照片里看出什么。他们会认为她是个天真的小孩，后来长成妩媚的女人。她素来善于假装，使她的目光显得含情脉脉又惹人怜爱。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学来那一招。她是不是认为她可以愚弄她周围的所有人，或她的骗术只用在陌生人身上，如同她爱的也仅是他们一样？
她骗不了我。别误会，我深爱她。现在仍爱。但她眼中藏有的是别的东西——一种野性。我看出来了，但我不明白这种狂野从何而来。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承受那“露西”风暴的冲击。
我不知道，假如那风暴肆虐得更久，情况会怎样。我想我会变成全家人的风暴避难所。或我自己会变成风暴！飓风。龙卷风。台风。
我想告诉你们，不管谁，有时会遭受的最致命的自然灾害是家人。当那灾害袭来时，可以去哪里找庇护所？
那些不十分了解露西的人无不喜欢她。觉得她聪颖漂亮。纵然她的美貌不及在她那个年纪时的我，她也肯定比我更机灵。
罗兰曾说，快乐的人应该只准活到一定年纪。我不同意。快乐的人应该想活多久活多久。倒是不快乐的人，在快年过半百前应当三思。我必须承认露西做到了那一点。年轻人的不快乐犹如烟火。只要保持安全距离，甚至可以当做壮观的景象来欣赏。
中年或老年时的不快乐，情况糟得多。像发了霉，还传染给别人。有时不只是湿漉漉的感觉令人丧气。难过的是丢脸。比如前几天晚上多萝西不得不忍受的事，她尿了床，羞于叫护理人员。一个被自己的小便搞得睡不着的公主。但人老了，发生那种事是正常的。不正常的在于，第二天一早，她不但向护理人员和护士道歉，还向每个在她看来可能会替她觉得难堪的人致以歉意。由此可见，那是一个一辈子活在道歉中的女人。
一般而言，活到我这个年纪并无乐趣，但我认为我比大多数人做得好。以下是几条对付不快乐的忠告。我希望你们向我学习。
首先，别郁郁寡欢。不快乐的开端好似洒出来的水或一处可修补的渗漏。可假如不马上把那水擦掉或把问题解决，结果是什么？受潮坏损，霉菌潜入，地板弯折、发出嘎吱声，影响一直深入地基。
假如你们想要我继续往下讲，我有这方面的知识。我嫁了一个熟谙房子的男人米尔特。退休后，他喜欢翻阅他以前保留下来的房屋检查文件。他给我看他的笔记，全都打印了出来。他谈起那些房子，犹如一个父亲谈起他的孩子上大学、找到工作或建立自己的家庭。噢，米尔特热爱房子。彼得·威尔逊大概也会觉得米尔特啰嗦。但彼得·威尔逊不懂，当人老了时，任何可以置于生死之间的东西都不是白费唇舌。我敢说，他也对他的妻子重复讲过的话：也许他并不喜欢那肥皂的味道，可她连续五十年一直买同一个品牌，或他讨厌奶油拌玉米，因为玉米渣会卡在他的假牙里。我凭感觉认为他不是一个随和的人。至于安妮·威尔逊，她想必是和赫蒂·布莱同一类型的妻子。否则赫蒂怎么会在她的所有侄女外甥女中独独青睐她？
诺尔曼不一样。米尔特悉心记得那每一栋房子，但诺尔曼当了四十七年驾驶教练，对教过的学生，他一个也没谈起过。在他眼里，他们没有区别，好比每年收成的南瓜、芜菁、白菜，有些长得漂亮，有些是歪瓜裂枣，有些一开始就烂了。他不能忘怀的是瓦列霍输给费尔菲尔德、未能成为郡首府的那场官司。发生于1873年！谁在乎啊——大家会说。但诺尔曼觉得是头等大事，所以我任他谈论。在诺尔曼临终前，他几度对我说，莉利亚，你是个耐心的女人。我不是，我知道，但在他说这话时我没有反驳。我只是做了一件善事。
女人必须允许男人为某些无用或遥不可及的事而活着：米尔特对那些房子的回忆，诺尔曼对郡史的痴迷，吉尔伯特对世界和平的梦想。从那个角度讲，对他们三人来说，我都是一位贤妻。
一点想法而已：赫蒂可能并不像罗兰和西德尔认为的那样愚钝。她让罗兰以为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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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夏，我离开上海前往伦敦。在西德尔的帮助下，加上我在纽约和远东的工作经验，我在一家广告公司谋得一件差事。接下来的几年中，我的人生轨道始终未远离西德尔。通过她，我结识朋友、情人和泛泛之交。我和奥格登一家共度了几个节日。我开始花更多时间和哈里·奥格登相处。他深信可以用经济手段阻止战争。我深信他错了。
历史证明我的悲观是对的。战争非打不可。必须分出输赢。但事后来看，战争不如花园宴会、不如快速扫视音乐厅时瞥见一张不熟悉的面孔、不如一次长时间的出租车之行有意思。我本着这条指导原则，从我的日记中选取了以下内容。在这些篇章中，历史，那个不肯离开任何人人生舞台中央的自我主义者，被赶到提词员的角落。
如此一来，一个男人可以宣称他最终战胜了历史，不是靠比历史活得长，而是靠修改。——罗兰·布莱，1990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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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1日
主啊，对我发发慈悲吧。
假如手边有一把手枪，我也许会把自己变成少年维特，可西德尔不是夏洛特。她会在我的坟墓边竖起眉毛，对她旁边的那人说——天知道，她的身旁永远有个人——我没觉得给一出平庸的戏添加一个不幸的结局可以使这出戏不那么平庸。
对她而言，没有什么比谈心更俗不可耐。我怎么让她在我青春年少时伏击了我？我怎么让自己脱口说出我万万不该对任何女人讲的话，别提是对西德尔？
罗兰，你知道，你能信赖的人只有你自己。让我们筛出所有令你沮丧的事，让我们、我和你，把这些事全部变成使你振作的动力。我们的智慧和毅力管保会有点石成金的作用。
铅变成氦，我们起飞咯。
你在烦什么？烦西德尔身边有太多男男女女吗？
——我不在乎西德尔不是一个忠贞的妻子。但我想要她当一个忠贞的情人。
忠于谁？
——当然是我。
好哇，罗兰。真够大胆的。我们是要忘记你有别的恋人吗？
——她永远排在别的女人前面。
哈里·奥格登，如你所知，永远排在别的男人前面。
——哈里·奥格登纯良无辜。他像别祖霍夫伯爵，但可能有一天，他会使西德尔成为寡妇。
你下决心要取代他吗？
——我不想取代任何丈夫。
你担心别的男人会取代你吗？恕我提醒你，没有人是不可取代的。连西德尔也一样。
——问题不是被取代。这句话我得讲多少遍？
你觉得她对你的爱里少了点什么吗？
——她的爱？她不是一个有爱的女人。
那样讲也许不公平。
——一个有爱的人不可能像她那样始终坚不可摧。
你对她发起过攻击吗？
——是的。
讲出你的心里话，并要求她也讲出她的心里话吗？
——总要冒一下险。
这下自食苦果、被逐出来了吧？
——自我驱逐。她没有赶我走。
有何区别？
——总要留点尊严。
尊严是医治受伤心灵的万灵油。讲真的，你想从她身上得到什么？
——我唯一想要的是……一切。
啊。现在我们离真相更近了。想要一切好过一无所求。
——是吗？我以为正因为如此，所以西德尔处于比我有利的地位。她一无所求。
对你，还是对任何人？
——我不知道！对我肯定无所求。
你希望她对你有所求，罗兰。
——我希望她想要一切，罗兰，我希望她只想从我一个人身上得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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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了，罗兰？就我所知，只有母亲想要你所要的东西。从他们的子女身上。这样的索求，即便对母亲而言也是一件可怕的事。
吉尔伯特的母亲对他是那样。我的母亲对肯尼也是。排行老幺的倒霉之处。有些由贪求爱的母亲抚养长大的儿子，结果变成贪婪的男人。比如肯尼。但不是每个儿子都这样。吉尔伯特付出的多于他得到的。那不只是出于慷慨。就算慷慨的人，有时也会诛求无厌。有些人想要的如此之多，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慷慨理应受到特别的奖赏。这样的人往往最愤懑不平。
吉尔伯特母亲去世的前几天，他和我在她家里陪她。我正在洗碗，他在和一个哥哥或姐姐通电话。他的母亲说，吉尔伯特，你在干什么，那么吵？我说，是我，我在厨房。她说，你在我的厨房里干什么，莉利亚？不管你在做什么，你肯定做得不对。
令我惊讶的是，我在她的葬礼上哭了。我没有在我自己母亲的葬礼上哭。我相信是吉尔伯特的眼泪，还有他哥哥姐姐和所有孙儿孙女的眼泪使我变得意志薄弱。我一边擦眼睛，一边对自己说，真是鳄鱼的眼泪啊。
吉尔伯特的母亲不喜欢我。在她眼里，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只是她儿子所娶的女人。吉尔伯特爱我，但假如他娶的是另一个女人，他也会那样无私地爱她，和爱我一样。我的母亲待我们尚可，但不同于肯尼，我们只是她的子女。让她再生一群孩子，她也不会觉得有差别。你们看出这中间的规律了吗？人可以长命百岁，身边有人围绕，但这些人中若有一两个能接纳你就是你、不是你对他们来说是谁，那你才三生有幸。
吉尔伯特与我在婚后没有犯上面的错。我们始终是吉尔伯特和莉利亚，不是吉尔伯特的莉利亚或莉利亚的吉尔伯特。
西德尔和赫蒂都把罗兰当作罗兰。他对她们来说是什么无关紧要。她们看穿了他。她们在她们的人生中为这个她们看穿的人留了一个位置。
我也看穿了他，但仅是现在。在他死前，在阅读他的日记以前，我接纳他并非因为他是谁，而因为他对我而言是谁，还有对露西而言。或许我也那样对待露西，看她对我而言，还有对罗兰而言是谁，却没有想过她是谁。
可露西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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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2日
待在家里——独饮了几杯酒后心情益发平静。过去一个月我经历的那些激越的情绪，现在觉得简直微不足道。
我像是那类被魔术师请上台的人。他发牌，然后说，请选一张。假如我更聪明些，我会交叉双臂说，不，我不能，也不会帮你。无论我选哪张牌，都是你指定给我的牌。
可我是个傻瓜。我是会被任何魔术师当作道具的人。我无法不选那张牌。我无法不相信，挑中我是有原因的。
我开始觉得我气西德尔是气她所处的境界：她掌握着她的命运。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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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也掌握着她自己的命运。罗兰人生中无法拥有的那个女人和他不知道的亲生女儿——她们都实现了他想做到的事。还有我。
但西德尔不喜欢过激的情感或行为。我也不喜欢。在某种意义上，她和我相似。
露西，可怜的露西，她掌握着她的命运，但她像罗兰，永远活在偏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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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12日
等待M的到来。她令我想起赫蒂，但对赫蒂，我起码不必费任何心思。M不像赫蒂那么泰然自若。或许正是由于那个原因，我让自己继续对M保持兴趣。但另一方面，我对她不像我对赫蒂那样心怀敬意。或称之为同情。
如今，我在西德尔身上发现一个我两年前未发现的危险。大多数女人做不到两全其美：她们要么头脑太贫乏，使得她们外在的光彩难以持续，要么身体弱不禁风，支撑不了她们的头脑。西德尔是罕见的头脑与身体不此消彼长的例子。
西德尔是不是素来这样？她曾像M那么天真幼稚过吗？她有没有骗自己做一个一厢情愿的恋人，像赫蒂执意的那样？我打算什么时候才停止拿每个人与她对比？把西德尔当作衡量一个女人的起点是不公平的。最残酷的莫过于告诉赌徒他头一把已经大获全胜。乐趣在于下一把总会赢得更多。
自元旦那次不欢而散的谈话后，我尚未见过西德尔。我还要这样忍多久？
在某种意义上，M应当是我的理想人选。她足够爱我。我们在生理上合得来。我可以想象自己心满意足地与她结婚。不忠的问题也许会出现，但如果我们谁都不把它太当一回事……她不像是会成为好母亲的那种人，但我对传宗接代没有兴趣。如果我向M求婚会怎么样？我可以带着这个胜利的消息，出现在西德尔的起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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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高估自己，但若知道怎么一笑置之，那么做无伤大雅。你们认为，假如他随便向一个女人求婚，西德尔会觉得受伤吗？
真正的伤害来自低估自己的人。我的母亲使自己相信她当不了一个贤妻良母，所以她就不做贤妻良母。露西怀着相同的信念，她采取的行动更加决绝。她和我的母亲一样，婚后不快乐，她又和罗兰的母亲一样，英年早逝。有时我觉得那未免奇怪。
我在远还未到该考虑结婚的年纪时就发誓，我要活得不一样。我一直如此，做到所有我母亲没做到的事：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位好母亲，当上祖母，同时又不失自我。可从母亲身上吸取的那种种教训不表示能够挽救女儿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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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3日
回到西德尔身边。这次重聚以讨论战时的截肢为开端，以在我单身汉的安乐窝里度过一个亲密的下午而收场。
尽管放心，你不会在任何战争中失去手脚，事后西德尔说。
我问她凭什么放心。
你太爱自己，不会让那样的事发生。
假如我丧命呢？我说。我本可能在他们轰炸上海时遇难。
那是运气不好，她说。但对你而言，丢掉性命远不比少一条腿或一条胳膊来得严重。
我琢磨她讲得对不对。假如一个人对自己的爱超脱不了爱自己完美无损的外表，那么任何一点变化——头发花白、腿力减弱、技艺衰退，更别提受伤、疤痕、永久的印记——都会使那种爱面临挑战。再过六十年，我还会像今天这样爱我自己吗？一个女人也许会在男人老去的必然过程中始终爱他。起码希望是这样。如此说来，她对他的爱是不是不及他对他自己的爱？
我记起一则赫蒂以前讲给我听的东方传说，举国最漂亮的贵族小姐和她的皇家未婚夫之间的爱情故事。有一次灾难毁了她的容——火灾？生病？——她想解除婚约。他刺瞎自己的双眼，仅让她天籁般的嗓音为他保留记忆中她的美貌。就这样，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对西德尔转述了这个故事。
好烦人的一对夫妇，她说。
这样的悲剧不打动你吗？我问。
他已经爱得如此盲目，刺瞎双眼有何意义？
你不认为这样一种偏激的举动中包含美吗？
我不认为偏激的东西有何美。失去一条腿或胳膊是一件骇人的事。主动刺瞎双眼教人惨不忍睹。以爱之名的反常之举是对爱的极大侮辱。
人用什么举动表现爱呢？我说。
西德尔伸直她的双腿，交叉双脚，像个在小憩的芭蕾舞演员。当我凑过去，手指摸着一个膝盖的轮廓时，她说，我们不是在演戏。我不是爱演的女人。
这么说，全是我在演戏吗？
你跟你的其他女人在一起时也这样吗？
我不知道，我回答。我想不是。
但愿不是，西德尔说。
为什么，因为这样一来，你会珍惜你对我人生的掌控权吗？
我不掌控，她说。是你选择受人掌控。
在你把我从芸芸众生中挑出来以前，你应当三思，我说。我想，把我扔回去，对你不会有很大损失。
罗兰，别无事生非，西德尔说。
你想说这——我指了指她和我自己——不是真人真事吗？
我没有骗自己相信你把它当真，她说。那么：到底是真的吗？
对你来说不是真的吗？我问。
不管什么事，我想让它成真，对我来说都可以是真的，但你，罗兰，你引以为傲的是照你的意愿，把一切事情变得不真实，不是吗？
我不知道——现在仍不知道——她的话应当让我感到受伤还是安慰。我有没有把我眼前的人生当作是真的？这个人生是我唯一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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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分不清现实和非现实，你们认为这种性格特点是遗传的吗？
露西三岁时，有一天，她告诉我，她打算搬出去。搬去哪里，我问，她说去哈里森街的宠物店。那儿晚上没有人，我说。那儿有夜间的保姆，她说。真的吗，我问，照看宠物还是照看儿童？照看凡是不满五岁的人，她说。你从哪里听来的？我问。她不肯说。她只露出她那特有的笑容，表示她比我聪明。她带着同样的笑容告诉我，有个男人在马路那头的公园里生下一个宝宝。我想肯定是个流浪汉在被禁止的地方大便。结果竟是一位无辜的老人在贩售几个木偶。但我还是质问了他为什么和没有大人陪伴的女孩讲话。后来他不再现身，露西说那男人和他的宝宝一起搬走了。
我感到不安。那只是小孩子的幻想，吉尔伯特说。这是每个小孩都会经历的阶段。无疑他讲得没错。但问题是，在一个孩子死后，你会忍不住想起那些幻想，仿佛它们传达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让露西早在年幼时就说要离开家？那个生下自己女儿的男人是不是罗兰？他喜欢演戏。他想吸引许多人的目光。他评估世人的标准是世人对他做了什么。那些性格特点，露西都有。但有一样东西他没传下来。他爱自己之深，不会冒险做任何可能伤害自己的事，可能性再小也不会。露西为什么没有继承那一点？
我不会称自己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我的确格外关照露西。尽管如此，我知道在人们闻悉露西死讯的那一刻，他们会问：那位母亲对那个可怜的孩子做了什么？那位母亲怎么能如此失职？
露西死时，人们寄来慰唁卡和信，说这件事是个悲剧。我不理解他们。她的祖父母死于火车失事，委实，就一对年轻夫妇而言，那是个天大的悲剧。假如把人生过得和大多数人有一点不同，那样算很不幸吗？选择一种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死法也算吗？
露西死时，我用的措辞和别人一样。我说我的心碎了。她的死带走了一部分的我。一颗破碎的心能持续稳定地泵送血液三十六年吗？不，到现在是三十七年？一颗心不可能破碎，因为我们的心都不是用玻璃或陶瓷做的。一场悲剧，它犹如怪物用爪子和牙齿把你撕裂吗？还是用手术刀或甚至某种像南希的女儿给她眼睛动的刀，某种包含激光和计算机的先进技术？有时，在听到人们使用上述讲法时，我想说：给我看看你的心，给我看看哪里碎了；你身上有什么东西被取走了，一颗肾、一块肝，还是几条肋骨？
语言如草。如野草。在这栋建筑——这人生——里住的时间够久，我愿意当一名除草工。咔嚓咔嚓。所有那些没用的话不见了。接着我们可以清静地吃我们的饭，如同他们在宣传册上口口声声所承诺的。
可假如我停止讲话，连最简单的言语也没有，他们会认为我疯了。他们会要求你们付更多钱，这样他们可以把我送去另一科室。所以你们瞧，语言是最无用的东西，但我们承担不起失去它的代价。如果钱财尽丧，可以申请破产。对待语言，那样行不通。
我们放走那么多重要的东西，因为有人告诉我们，放手是一种美好、高尚、勇敢、有益身心的做法。到头来，我们抓着不放的仅是杂草般的言词。以我当了一辈子园丁的经验，我可以向你们担保：没有多少言词值得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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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30日
晚上我和西德尔及奥格登先生在一起。假如窗帘没有拉拢，假如街上有个人渴切地看着我们，我们呈现的也许是完美的画面：西德尔斜靠在沙发上；奥格登先生与我坐在两把凑近的椅子上，他把她如雕塑般的头尽收眼底，我蜷缩在她穿着皮鞋的双脚旁。有一刻，我恨不得将我的白兰地全倒在她的长筒袜上，看那液体在织物上留下痕迹。
我一直没搞清他们的婚姻状况。这个话题是禁忌。有我在时，奥格登先生只纯洁地拍拍她的手。连亲吻都没有。西德尔对她的不忠似乎心安理得。在一封早前给我的信里，她写道：“在世上的所有人中，我以我的方式，只对哈里保持真正的忠贞不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永远不会说明。
我举杯向历史敬酒，西德尔说，每一代人想必都敬过同样的酒。
愿子孙后代为我们指点迷津，帮我们认识我们身处的这个时刻，我说。
你不高兴吗，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必须考虑为人父母要考虑的事？西德尔说。心系子孙后代地活着？
可她当过一回母亲。奥格登先生唯一的儿子死于大战中。还有两个成年的女儿，是他第一段婚姻留下的。但假如西德尔否认她们的存在，奥格登先生也不表示异议，我觉得提起她们是多此一举。酒喝足后，我会相信，我们拥有我们在这座岛上所需的一切，由我们三个人创造：时间、和平、美与融洽。诚然，岛外有一片大陆或说一个大洲，但从我们所在的位置看，那儿完全可以一直是无限远的海外。
奥格登先生告诉我，他计划在乡间买一栋房子。我假装表现出兴趣，因为我不是第一次听他讲这个计划。过去几个月里，他开始显出疲态。他的这副模样让我从未像现在这般感激我所拥有的：青春、活力、对生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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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兰写下上面这些话时，他比露西死时还要年轻。他完全不了解，养一个孩子是怎么回事，或在考虑未来时惦记着那个孩子是什么心情。相反，露西想到了你的未来，凯瑟琳。正因为如此，她留下那张字条。她没有具体注明它是写给谁的。“请代我照顾这个宝宝。我太累了。”
凯瑟琳，我们从未告诉过你很多有关露西死的事。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等你读到下面这段话时，我已经像门钉一样死翘翘。（对了，为什么说门钉？人生主要由无生命的东西所组成。门钉有什么如此特别的地方？我不是那种接受敲打的人。也许我可以说，我像花园的水管一样死翘翘。或是防烫布垫、晾衣夹子。刨花怎么样？我一向很喜欢那些名字里包含有生命之物的无生命的东西：刨花、蛇管、起酥热狗卷。）
露西在那日中午离家出走。她留了张字条在你的摇篮旁，凯瑟琳。发现那张字条的人是史蒂夫，他过了两小时才想到给我们打电话。他以为露西可能是出去走一走。他说，他不是第一次回到家，发现只有你一个人。你睡得很乖。正如史蒂夫事后所言，如果你是那种爱哭闹的婴儿就好了，露西估计不会那么容易开溜。
史蒂夫打电话来时，我当即知道露西死了。我无法解释我怎么知道的。当母亲的就是知道。我没有立刻对吉尔伯特讲什么。你可以说那么做是出于好意。我没有在似乎仍有理由抱有希望的时候扼杀他的希望。或你可以说那么做很残忍。我让他继续相信我明知是虚假的事。那两天，我保守着这个秘密：只有这一次，我真正对他不忠，我差一点坚持不住。这么做令人心力交瘁。欺骗丈夫总是累人的，但在死这件事上欺骗丈夫呢？
可怜的吉尔伯特。他努力保持乐观。他如此卖力，以致他讲起话来语气开始像联合国和平大会期间的报纸文章。各种像是“未来”“暂时受挫”之类的用语。我看得出他害怕，而且他不知道他怕的是什么。他抚养了露西，他爱她，但在她身上有某些他无法理解的东西。总有某些东西使人与人之间变得生疏。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人走到一起，相亲相爱、和平共处？联合国大会真是个笑话。
在他们找到露西前的那两日里，蒂姆每天从加拿大打电话来，询问需不需要他回家。突然间，他不再是个毛头小子，而长大成人了。我们叫他静候消息。我们不想给他添麻烦。威尔当时在城里上班，他下午提早下班，带莫莉去公园，去冰激凌店，甚至给她买了一个昂贵的玩具娃娃。
我感激蒂姆，尽管我叫他只在晚上打电话来，这样话费有折扣，他还是在白天打了数通长途电话。我感激威尔。我好像没有在他身上付出很多，但他和吉尔伯特一样，有一副好心肠。可我也同情他们。看得出，他们觉得只要他们能做点什么，一切都会好起来。我同情他们，因为我无法告诉他们，最终什么也不会好起来。
此外还有卡萝尔。她不上学，空等着，哭啊哭，因此有一个下午，我把她送到她的朋友邦尼家。正好是警察来的那个下午。假如我可以选择，我会在消息传来之际把全家人召集到一块儿。知道死讯后全家人的再聚首难受极了。仿佛必须把死亡重演一遍。而第二遍，必须有个人充当凶手的角色。
是我打电话给蒂姆，也是我在卡萝尔回到家时让她坐下。
卡萝尔，哦，可怜的卡萝尔。在我的所有子女中，她是唯一没什么特殊本事的。露西刚烈、狂野（这两点让她很受用，直至她决定她不再需要它们）。威尔是个乖孩子，长大后稳重可靠。他没有很多雄心壮志，但他交友广泛，是我所有子女中朋友最多的。蒂姆最聪明。莫莉是个小霸王，她懂得利用那份霸道占便宜。可卡萝尔，我说不上来。以前我常觉得，如果发生地震或山火，她会是我第一个失去的孩子。我可以用眼睛时刻盯着她，我可以用手铐把她和我铐在一起，但当祸事临头时，她仍会俨然像蜡烛般熔化。
可怜的卡萝尔。起码她嫁得不差。克里斯可能是世上最乏味的男人，但乏味的男人不大会在家里引起自然灾难。不造成伤害，那条应当是对任何丈夫的首要要求。
我为什么喋喋不休地讲其他人，你可是在等着听有关你父母的事啊？那两天，史蒂夫和我们待在一起。他不方便回他们的公寓，吉尔伯特说，我们必须收留他，他是家中的一员。我不得不破例为史蒂夫讲句公道话，我跟你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流的眼泪比我认识的任何男人都多。诚然，我们可以把很多事归咎于他，但对着一个如此痛哭不止的无赖，能说什么呢？那些眼泪背后总有几分真情吧。
警察上门通知露西的死讯时，吉尔伯特开始啜泣，史蒂夫的眼泪却戛然而止。噢，这些男人呀，莫名其妙地哭，因为他们哭得莫名其妙，所以当他们止住哭泣时，他们以为自己做了什么光荣或勇敢的事。
他们在水库找到露西的尸体。她素来水性很好。
我没有哭。哭不是我的作风。争论才是。三十七年来，我没停止和露西争论。我抚养长大的孩子、我在病榻前送别的丈夫、我的花园、我阅读罗兰的日记——我人生中的每一件事都包含在与露西那场漫长的争论中。她是我的女儿。她不该那么早撒手人寰。
露西死后的第一个节日假期最不好过。凡是生日，凡是假日，凡是有蓝天或有雨的日子，都令人想起那个决定选择不活在这些日子里的孩子。但我们有别的子女要照顾。我们有你，凯瑟琳。那年秋天，吉尔伯特的母亲住院，要动手术。我煮了汤，装在保温瓶里，让吉尔伯特带去给他的母亲，又用另一个保温瓶装一份给他的父亲，他碍于面子，不肯来跟我们同住。不，他不想觉得自己是我们的负担。可什么是负担？我可以剁尽世上的蔬菜和肉，我可以喂饱一礼堂的人，但做那些事何来负担？有一阵子——啊，这件事会使你们发笑——我无法照我母亲的食谱做出菠菜蘸酱或菠菜馅饼。菠菜是一种古怪的蔬菜。初始有一大把。再多对一家七口来说也不嫌多，但最后变成可怜的一小碗。烤面包真是容易得多。膨胀个没完！烤面包让你相信奇迹可能出现，有朝一日，你甚至能让人起死回生。
哦，露西使我有所变化。日后再没有东西让我觉得有重量。一切都轻飘飘的。羽量级。我一向知道这个术语，但自露西死后，它不再与拳击有关。羽毛有重量，但要称量羽毛，必须杀了那只鸟，剥下它的皮，如此千辛万苦，得到的是一小撮——无足轻重的东西。露西死后，我对她的感觉就是那样。留下来的她如此之微。
哦，胡话连篇。我看出这是把任何事写下来的危险之处。快乐的人不需要言词。我向来是个快乐的人，但你们瞧，由于我把这些话形诸笔端，我变得扫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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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28日
阳光明媚的一天。处处是春的迹象。花坛里的郁金香如酒醉的舞者，凌乱的程度恰到好处，但仍美丽动人，在参加宴会、度过漫长的一夜后，终于迎来晨光，准备恢复姿态。一个女孩从一棵玉兰树旁走过，捡起落在地上的一片花瓣，那片花瓣大得足够让人在上面写一首简短的情诗。在这样的日子里，很难想象，嫁给生活（是的，你们说有哪个活着的生物不是和生活缔结连理的！）这件事会叫人失望。我们有树、花、鸟和喷泉，我们有诗、音乐、青春和酒，我们将永远拥有它们，无论顺境逆境、富贵贫贱、生病还是健康。谁能为我安排一个比我的生活更合适的新娘呢？
后来。
出门野餐，只有西德尔和我，像初恋的情人，但我们对彼此的了解之深，类似夫妻，一种我们自己制定的婚姻。野餐完后，我们在一间小教堂驻足。让我们瞧瞧等待着人类的是什么，她说着，随便翻到《圣经》的某一页。听这句话，她说。随后，“暗嫩极其恨她，那恨她的心比先前爱她的心更甚”。
幸好我俩谁也不是暗嫩，我说。
我讲的是实话吗？有好几次，我真该借写暗嫩的话，用来对抗西德尔。没有别的女人逼得我那么偏激过。
你怎么知道？她说，然后朝我伸出一只手——一个奇怪的举动。我亲吻了那只手。
我们对彼此的爱之深，深到有一天我们肯定会反目成仇吗？我说。我以为我们不会犯那个众人犯的错。
我们对彼此而言多么无足挂齿，她说。
那日，阳光依旧，却失去了暖意。
十九年前的今天，查尔斯死了，她说。在加里波利。
我似乎并未能够相信她有过第一任丈夫。或在那次婚姻中生过孩子。或甚至把西德尔想成一位年轻的妻子。我如此不看重她的过去，仿佛她根本是个没有过去的女人。
今天我在想象，查尔斯到中年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她说。
然后呢？
我想不出来，正如我无法想象哈里年轻时一样。
在我看来，哈里·奥格登可以作为中年男人的样板，最终还可为死去的第一任丈夫提供老来的样板，但我没把这句话说出口。你不用总是靠亲身经历一切来了解某些事，我说。你只需经历一些事就能了解全部。
你讲的不在点子上，西德尔说。
我知道，我说，但我还是这么讲。
为什么？
哦，自私吧，我说。除非你要表达的意思把我包含在内，否则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理由要费心迎合那个意思。
你不像以前那样受自我怀疑的困扰了，是吗？西德尔说。
自我怀疑好比是松露，我不介意撒一点给我的日常活动增添滋味，但太多则不行。谁愿意付高昂的代价，换取如此……可有可无的东西？我说。
你听起来真明白事理。
明白事理，没错，也敏锐地知道我自己需要什么，我说。我又解释了我最近对自私和敏感的看法。自私得不敏感的人和敏感到无私的人同样苛求，我们应尽量在生活中避开他们。不敏感和无私加在一起会使每个人苦不堪言。自私而敏感的人，喔，我说，假如只剩下他们，这个世界岂不会没那么无聊吗？
我想你在他们之列，西德尔问。
我把你也算在其中，我说。我没说奥格登先生自私，而且自私得不敏感。
西德尔未作回应，于是我追问她：怎么，你觉得我的理论有问题吗？
噢，没有，这番见解新颖独到，她说。你这个年纪的男人应当总是在建立某种理论体系。
我真讨厌她那样。你这个年纪的人呢？我说。既然她冷漠到拿我的年纪说事，我为何不能提醒她一下她的年纪呢？
当一个人经历过够多体系……
你不再相信它们吗？开始推翻它们吗？
干脆既来之则安之。
所以前一套体系和后一套体系一样好吗？
一样不完美，她说。
没有一样东西比其他东西更不凡吗？没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更特别吗？我问。那熟悉的怨恨再度揪住我的心。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她偶然发现的样本，一只因有罕见缺陷而歌声更悦耳的鸟，或一头毛皮上有奇特花样的狐狸。她对我感兴趣，固然，但只到下午茶时间为止。
哦，我们都开始在斗气了，她说。我们沿这条小路走一走吧。若能瞥见一头狐狸岂不好玩。
这话让我慌张，让我受到触动，让我想要像个小伙子般向她示爱，因为我们的思绪殊途同归，一起想到了幼狐。
后来。
我是这样一个人吗？碌碌之辈，但在年轻时被西德尔认识，人生的每一阶段都将在她的眼前展开。我填补的空缺是一位太年轻而过世的丈夫，还是一个太早失去的孩子？
意外的是，西德尔尚未把我放弃，当作研究报告似的，完成、准备归档。但或许一个一流的样本，即便在最挑剔的检查员心中也应当能够为自己争得一个永恒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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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尔果真把罗兰变成一个样本，集一段早已逝去的婚姻中的丈夫和儿子于一体吗？我认为没有。说到女人，他老是弄错。噢，不行，罗兰，你别用一个女人生平经历的死亡来解释她。
但我喜欢罗兰的那套理论。
我的父亲自私又麻木。我猜许多霸道的人都是这样。我的弟弟海斯、米尔特（我了解，你们谁也不了解他的那一面）、伊莱恩，无需再赘述。
我的母亲敏感而无私。典型代表了那类用自己的痛苦使其他人痛苦不堪的人。
吉尔伯特麻木而无私。我不会说他让谁活受罪，但他没有那样纯粹是侥幸——因为娶了我。如果他娶的是别人——比如，我的妹妹露西尔，他的麻木和他的无私会使她变作一个恶魔。她会乱发脾气，因为他对她太好，又因为他不够好。如果他娶的女人像我的另一个妹妹玛戈，他的善良会令她透不过气。
敏感又自私的人：罗兰是一个。我是一个。露西也是。令人头疼的家伙，你们可以说，但一个世界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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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8日
哈里·奥格登和西德尔以及几个朋友在西班牙。尽管她知道我已答应在詹金斯休假期间监督部门的工作，我还是收到虚应的邀请。离让自己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更近了一步。一旦我在小说创作上取得成就，最终所有经历都将派得上用场。要不是有这个信念，我会沉沦，不是落入致命的绝望中，而是陷在自恨的烂泥里，先是齐腰深，后深至胸口。
那些意外闯进我人生的女人，她们不过是几片叶子，漂浮在这个名叫罗兰的天地的池塘上，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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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认为罗兰在谈起他对自己的这份憎恶时，是在夸大其词，但现在我纳闷，他讲的到底是不是实话。一个人可以像罗兰一样，那么爱自己却又仍讨厌自己吗？也许在对自己的爱之深和对自己的恨之切之间并无区别。两者缺一不可。
我不受自恨的困扰。但原因是我没有爱自己爱到极点。
恨和爱是蹊跷的用语。大家会认为它们是最严肃正经的话，但其实不然。你们可以做个实验，数数一个人在一天内说多少次爱。我会试一下，但只怕数到上午九点我就疯了。你们会认为，周围有这么多爱，人人会觉得这个世界美好极了。爱啊，爱啊，爱啊。前几天，我们看一个烹饪节目，里面有个女人“慷慨地”给色拉淋上某种“浸泡了香料的油”。没错，爱就像那样，可以慷慨地浇淋，油腻腻的。
恨也好不到哪儿去。人们使用这个词甚至比使用爱更随意。吃午饭时有人发牢骚，我“恨”西兰花。真的吗，我想转过去问她，西兰花杀害了你的某个祖先吗？你的丈夫找了棵西兰花当情人吗？
昨晚我做了一个有露西的梦。说来奇怪，我仍梦见她。梦里的她十几岁，我在一个空荡荡的地方撞见她，是室内——没有窗户，所以想必有某种照明设备，但我分辨不出是什么。她坐在一块粉刷过的木头之上，穿着一条粉红连衣裙。我看见她，我说，哦，露西。我正要继续往下讲，可她忿忿地看着我，和她以前常对我投来的那种愤怒神情一样，那神情表示，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过去，她动辄就对我说那几个字，并对我投来那样的表情。实际生活中，我从未让她阻止我讲出任何我想讲的话，但在梦里，我犹豫了一下。说真的，我在梦里变得有点害羞。不是觉得受了冤枉或挑衅，而是害羞。好比想讲一些体贴的话，却找不到合适的措辞。我生平几度有过那种感觉？从未有过。
刚醒来时，我为自己没对她讲任何话感到遗憾。但现在我寻思，梦里的害羞是不是一件好事。正如在实际生活中，害羞是一种被低估的美德。想象一下，如果人们停止浇淋爱和到处嚷嚷恨，而是做到害羞。那一点从未被所有与会的要人和政客视为和平大会的目标。或人类一个更光明的前途的目标。
我更常梦见吉尔伯特，有时梦见诺尔曼和米尔特，偶尔梦见我的兄弟姐妹。我很少梦见我的子女。我回想他们。想到或梦到，哪个更好？
我寻思，吉尔伯特有没有时常梦见露西。如果有，他并未告诉我。露西死后的头几个月或可能头一年里，他喜欢谈论她——从她在襁褓中到她结婚嫁人，各种各样的事。我是那个每当有人提起露西的名字时就变得冷冰冰的人。不，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我不想，每当听到她的名字时，要再对自己讲一遍，她死了，她死了，她死了。
过了一段时日后，我对吉尔伯特说，你能行行好吗？我们别再谈起露西了。
他一脸哀伤。我是不想忘记她，他说。
我们不会，我说。即使我们余生不在嘴上念她的名字，我们也会时刻记着她。
他应允。但现在我思忖，是不是因为我拒绝与他谈论露西，所以他和我们的孩子继续谈论她。在我背后。当孩子们大了点后，他也许对他们讲了更多有关露西的事。那样不像吉尔伯特，但前些天，莫莉说爸爸告诉他们有关露西的事比我告诉他们的多，那话是什么意思？
露西死后，我不但考虑离家出走，而且想联系罗兰。不是因为他会提供任何慰藉。他是最不可能那样做的人。不，理由是，我想和一个心里几乎只装着自己的人在一起。
我没有联络罗兰。我决定保持忠贞。不仅是忠于我的婚姻和家庭。其实是忠于我的悲痛。人们说这般悲痛、那般悲痛，但让我告诉你们，有时悲痛是最贪心的恋人。你一动走掉的念头就等于犯了不忠。接着呢？悲痛宣布，你将永远无权再拥有它。悲痛背弃了你。悲痛是惩罚人的高手。
我想到头来我不够勇敢。
但我确实每年去图书馆，向我心爱的图书管理员安德森太太打听，有没有一本署名罗兰的书。当我终于拿到这本书时，我后悔没有写信告诉他露西的死。见到她的名字出现在这本书里，阅读他会写些什么，事情会大不同。
晚做比不做强，人们喜欢这么讲。有时我想提醒他们，但请别晚到人死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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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10日
今日，赫蒂的信捎来杰拉尔丁舅妈过世的消息。人总有一死。在前往远东的轮船上，一位谦逊的日本绅士悄无声息地死了，我们肃穆地聚于一堂，让太平洋给予他最后的安息。在香港，我曾见过一位老汉，驼得很厉害的背上扛着一捆竹竿，他在热浪中晕倒，再没起来。在上海，人们被炸死、冻死、饿死。上周有新闻报道，在一条运河里发现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是个孕妇，怀着一个新生命和一份旧有的绝望。人总有一死，但像杰舅妈那样纯良无辜的女人，如此安于现状，她为什么不能永远活下去？没有人比她更善于坚持活得平庸，并把这些平庸变得不平庸。大家会认为，那各种毫无分量的想法会为她制造一艘永久的飞船，飘浮在上空，下面是被称作生活的沼泽和被称作死亡的漩涡。
有些人只在他们找到把人生活成悲剧的办法时才开始活着。对这类人中的非等闲之辈而言——哈姆莱特、我，或甚至我的母亲——那样的命运包含几分甜美色彩。但杰舅妈应当始终平平安安，连最不可避免的悲剧也不应落在她身上。我多么不愿把她的死看作是违反了上述协定。
后来。
什么时候举行葬礼？西德尔问。
我想我参加不了，我说。
如果我们一起去呢？
去哈利法克斯吗？
我在考虑去美国。你可以在参加完葬礼后到那儿与我碰头。趁着还能自由来去，我们应当旅行一趟。
自由不是穷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我说。
自怜也不是，她说。
恰是由于那个原因，我打算留在这儿，我心想，但我没把话说出口。我没说我想挣够钱，买一套豪华公寓，摆上昂贵的装饰品，跟不会让我觉得自己丑陋卑鄙的女人在一起。
哈里呢？我问。他不想与你同行吗？西德尔挥了挥她的烟，没有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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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埃蒙对我说，一日三餐里，我向来最喜欢早餐。我说，是吗？他说，是的，猜猜为什么。我说，你何不告诉我呢，因为不管我猜什么，你准会说不对。他说，这餐饭难有可炫耀的地方。我讨厌人们谈论他们的晚餐，红酒啊，香槟啊，一道接一道的菜。早餐较易消化，较难描绘，你不觉得吗？
我暗自思量，你对这世道的了解不及我的一半。前些天我在报上读到，现今当母亲的若在早餐时不给她的孩子提供两种不同的水果，将被视为失职。固然只是某人的一己之见，但凭我当园丁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看法不是无端冒出来的。
你不妨开启一个新风尚，让早餐成为谈资，我说。
我相信，所有我们考虑过的风尚都已经被人开启了，他说。
我敢肯定有些事尚无人做过，我说。瞧你和你的朋友，忙着写你们的回忆录。要我说，不是最实用的活动。
什么是实用的活动？
上个插花班，这样你可以自己设计你葬礼现场的布置，我说。
埃蒙露出痛苦的表情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听起来让我觉得有点病态。
为什么？思考死亡不会让死亡来得更快，我说。一旦你有了自己喜爱的方案，你可以留下指示，交给花店。那样不好吗？或给你自己葬礼后的招待会构思一份主厨特选套餐。那样如何？
你想的和我们大多数人不一样，埃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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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罗兰在战时所写的日记不如战争电影。我们唯一获知的是并非人人死于战争，并非人人成为英雄，并非人人当叛徒，并非人人受苦受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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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3月3日
战事胶着，犹如一门敷衍的婚约，既无理由解除，也没婚礼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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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的婚约并非原本就不该缔结的那种。不，最糟的婚约是你明知会结不成婚，却仍说服自己订立的婚约。以下是你该知道的一些事，凯瑟琳。当史蒂夫来找吉尔伯特，提出要娶露西时，我们没有说“不”的唯一原因是，无论史蒂夫还是露西，谁都不会接受“不”这个答复。史蒂夫可能会变，吉尔伯特说。吉尔伯特是个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
我以为露西迟早会意识到这场婚姻不会美满。我以为她会成为我们家第一个离婚的人。本身即是一个纪录。但我也是乐观主义者。我以为一旦事情不成，露西会采取行动。
我相信她有能力那么做。我希望她在采取行动上表现得无能会更好。优柔寡断是一个不受赏识的优点。但要怪就怪我。罗兰更擅长优柔寡断。假如这世上都是像罗兰这样的男人，我们会免遭一些劫难。小灾小祸，我们避免不了。事实上，有些男人专门引发小灾小祸。像是罗兰和史蒂夫，或许我的父亲也在内。
好吧，凯瑟琳，但愿等你读到这段话时，你已经离开你的那个丈夫。安迪也在他们之列。
假如不能嫁给真命天子，起码嫁个好男人。像吉尔伯特那样的。我曾对他说，他的心如此宽广，犹如公园里的那类游乐设施。小朋友可以在你的心里玩真人大小的蛇梯棋，我会说。我没有说的是：那种种秘密可以四处游走，他一个也逮不到。我指的是，我的秘密。
露西和史蒂夫订婚后，有时我会一边做菜，一边猛然感觉从噩梦中惊醒。接着我会重新继续切菜炒菜。她是你的女儿，我会对自己说。种瓜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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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4日
战争再度打响，这次更动真格。比利时与荷兰遭入侵，一小块大陆上的小国家。欧洲依然令我觉得陌生。我们容易对陌生人的苦难置之不理。
今天西德尔说，哈里与我可以闭着眼睛指着一张地图，不管指到哪个国家，那儿都会有我们认识的、可能在这场战争中丧生的人。
我把那席话当作批评，但没有为自己辩护。
回忆起去年十二月摄政公园结冰的池塘，S与我在寒冷的湿气中抱作一团。我情愿活在那一刻，而不是眼下，难民像随意移植的花在这春光中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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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我们看新闻报道，马丁内兹的几家老工厂发生火灾。楼里的工作人员四处奔忙，确保所有窗户关好。去日本园的郊游取消。失望的人很多，我算幸运的一个，不在他们之列。我不介意待在我的房间，回想长在我自己花园里的我自己种的花。喜爱现在绽放的玫瑰和喜爱五十年前绽放的玫瑰，两者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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