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者：[美]李翊云 更新：2024-03-22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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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为和这次纽约之行做对比，我强烈建议你们看一下1969年5月11日的那篇日记。当天，我陪两位来自莫斯科大剧院的苏联艺术家去探望森夫人，祝贺她的百岁寿辰。西德尔，森夫人最后一位在世的亲人，因病得太重而无法前来，她安排我代她完成这项任务。在远离公众视线多年后中选，身后跟着一个摄制组——我可以这么说吗，比起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首次远征纽约，那次是更风光的时刻？——罗兰·布莱，1989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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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欣赏这两个女人。首先，她们寡言少语。
今天中午吃饭时，八楼的两个傻瓜插到我们桌上来，就节食的心理特征大发议论，唠叨个没完，他们共同提出六七套理论，我没继续数下去。学问多得足以要了任何妻子的命。不管怎样，他们一个劲儿地啰哩啰嗦，于是我切开一个小圆面包，给其中一半涂上黄油，另一半没涂。喂，我对他们说，请给这个面包做一番透彻的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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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
早饭后我去散步。街上的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水果小贩将他们木箱周围的空间划为自己的地盘，行人脚步匆匆、目标明确。但他们汗津津、疲惫的面孔让人觉得，不管他们做什么，或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一切只是暂时的。他们将来的命运会怎样？我将来的命运会怎样？
纽约宛如一个芳华已逝的娼妇。没办法揭去这层衰老的、既油腻又肮脏的外壳，看到这座城市最初的原貌。有没有一座大都市可以保持处女之身？我还没去过巴黎，它始终令我心驰神往，但它具有的是一个不会变老的名妓的魅力。
由此我想到去年夏天去纽芬兰的露营之旅。威廉舅舅的一个朋友，正职工作是在人的牙齿上钻洞，业余爱好地质学，他叫我陪他去搜寻一个小湖。在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后，我们找到那个湖，与他先前根据当地人的描述而推测出的位置相去甚远。他打算给它取名哈丽雅特湖，他说。为什么叫哈丽雅特湖，我一边问，一边心想，这个肯定是他妻子或情人的名字。他解释，他是按字母顺序，并告诉我，他给他上一个发现的湖取名格奥尔吉尼亚湖。
想来，三生有幸的话，也许可以发现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这座城市的裂隙。克瑞西达裂缝。鲍西娅洞。
一个年轻人不管什么时候到纽约，总是迟了一点。好比来见一个心上人，而她早就嫁于富豪，为他生儿育女，现在是继承了亡夫财产的遗孀。你甚至没机会在宴会上怯怯地朝那些家族成员走去，介绍自己是他们的一位乡下远亲。哪个看门人会让你跨过那道门槛？
后来。
难以想象克表亲和森夫人怎么在这栋房子里消磨时光。它不是一栋单调乏味的房子，里面摆满各种奇怪、没用的物品，一个铜佛像头在伞架后面做深思状，一块辨认不出刻了什么的牌匾正面朝上，放在窗台上。钢琴上方有一幅镶框的素描，画的是一个男人，秃头、表情忧郁。成叠的乐谱堆在琴凳上。一面日式屏风——厚重的金色背景上用令人不安的笔触绘以看上去更厚重的群山——将起居室一分为二，使那个房间给人感觉益发昏暗、拥挤。饭厅、走廊、楼梯平台和安顿我住的小客房——目光所及之处，看到的东西都更适合陈列在博物馆或坟墓里。屋内一尘不染，但岁月留下抹不去的印痕。
想象和一个如赫蒂那样的妻子在这栋房子里变老。
或不管什么样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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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想象过这件事吗，罗兰？
赫蒂是给你结婚成家那口棺材所垫的品质绝佳的丝绸衬里。天天有人给里面的物品掸尘。这些物品无其他用途。花瓶里永远插着鲜花。那个家里还能塞得下什么？这些事我不必想也知道。想象这项活动最好留给你看不清的事。而我对你的婚姻看得一清二楚。
我无法看清的是，你怎么从旧金山的那个罗兰变成结婚的罗兰。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了解其中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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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森博基夫人的故事，故事的梗概，部分是我从伊舅妈处听说的，剩余是我拼凑起来的。伊丽莎白·纽金特出生在爱尔兰，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盎格鲁-爱尔兰人。和但凡有意思的人一样，她是孤儿——虽不是幼年失怙，但岁数仍小，必须由一位监护人负责照管，两人不合，她反抗监护人的那股劲头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所需的热情相当。获得独立后，她前往欧洲大陆，在布拉格学了几年音乐。她在那里认识了米洛斯·森博基，一个比她大三十岁的男人——一位波兰的革命党人，不久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在被流放以前，他使他的女门徒相信，她对他的革命事业和他的个人幸福负有崇高的义务。当时已改名莱丝·森博基的伊丽莎白·纽金特没有跟随丈夫一起被流放。相反，她搬去莫斯科，先是当英语家庭教师，到头来开始出版用俄语写的短篇和长篇小说。不过她的文学事业因收到米洛斯·森博基的死讯而中断。森博基夫人返回英国，继而回到爱尔兰，1912年，她从爱尔兰移民美国。她定居于纽约，在同一栋楼里住到一百零二岁过世为止。
据闻马克西姆·高尔基曾将她的作品引荐给列宁。1917年后，托这两个男人的福，她的书被誉为逼真地刻画了欧洲大陆的革命者、宣告了人类共产主义的未来，因此变得畅销，成为苏联学校教授的课文。——罗兰·布莱，1989年4月4日
1929年8月10日
今天，森夫人和克表亲去海滨度假了。伊舅妈已订好去芝加哥的行程。她说，既然她已见过克莉欧娜，知道一切安好，她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这儿。
她怎么会有事？我问。
要知道，有的人一辈子注定只有一项作为。一旦他们在那方面失去前途，他们的人生将找不到方向。
她不像是没有方向的人，我说。（森夫人创作声乐套曲，但不是为了发表或拿来演出——我在与克表亲的一次交谈中获悉这件事。她们一起办了一个音乐社，教职业妇女和身无分文的少女。）
你不认识以前的她，伊舅妈说。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那种只能有一项作为的人。假如写作这份职业没有让我名利双收会怎么样？可名利双收的可能性有多少呢？不可能的事照样发生——火车会脱轨，去牛津的前景会成泡影，但那些事不在一个人的掌控之内。形诸笔墨是我能够做到的。我绝不可抱着认输的心情去做。
克表亲对我疼爱有加。她在某个亲戚的婚礼上见过我父母一次。论岁数，他们不是现场最年轻的，她说，但他们看上去最青春洋溢。好像一对从波希米亚民歌里走出来的恋人，她说。
把他们想成两个从音乐盒里迸出来的跳舞的人……假如他们是那对童话般的恋人，他们会永远地跳下去，这个世界不会迎来罗兰·布莱的降生。
一个人可以幻想自己的父母是处子吗？这问题一旦提出，不能收回。我的父亲婚前肯定有过别的女人。想到这里，我心生焦虑，尤其因为我还看不到有何办法可以改变我身为处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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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区分归类的办法无穷无尽。若看电视新闻或读报纸的话，你会发现人们无时无刻不那么做，当他们用尽现有的类别称谓后，就会发明新的。越多越热闹，越自以为聪明。但迟早，这些称谓将多到把每个人与每个人区分开还绰绰有余。接下来怎么样？我们人人举着自己的名号，没有两个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理由谴责其余世人。也许到那时候，我们会实现吉尔伯特所相信的全世界的人可以团结起来。如果我们不能在相亲相爱的基础上团结，那么只能靠恨了，不是吗？
讲一个我保证更有趣的事。我把人分作两类。一类人，我能想象他们做爱的画面，我会在我想这样做时这样做。另一类人，我想象不出他们有浪漫亲密的举动。
和罗兰一样，我从来无法设想我的父母同房。孩子惯于在他们的想象中否认他们的父母有此类行为。我指的是，那些仁厚的孩子。
可我有一件不为人知的乐事。到了一定年纪——十二三岁时——我开始给我的母亲编造风流韵事。你知道多少小姑娘幻想有年轻男子追求她们吗？我常在我的活动范围内四处为她物色情郎。牧场的帮工、邮递员、推销员、店员、教师。一直编到她将密谋与那个男人私奔为止。我不再继续往下构想他们入住某地的一家旅店或在另一座小镇安顿下来。
也许我给我的母亲编故事，和她给桃金娘小姐编故事如出一辙。我大概在找寻一条途径，让她可以走出她的婚姻（也走出我的人生）。但我所编的故事仅存在于我的脑中。把故事形诸笔墨后，总会有像我这样的人阅读它们。有时是在违背本人的心愿下。
这些留给你们的札记不同。我知道它们是写给谁的，将来谁会阅读它们。
我可以不费脑筋地想象我的弟弟妹妹结婚后的画面。即便是在他们的卧房内。这儿挂下一条腿，那儿丢着一件内衣。不过除非有人拿枪抵着我的头，否则我不会想得那么远！人不应当把想象浪费在每个认识的人身上，除非委实心理变态。我心智正常。
我对幻想罗兰与赫蒂上床的事没多大兴趣。那过程想必漫长、沉闷。如同我八十岁生日时莫莉坚持要我品尝的主厨特选套餐——以其“精美的摆盘和充满诗意的细腻口味”而著称！我凭借强大的自制力才忍住，没问侍应生有没有老人死在他面前过。“史密斯先生在吃一个水煮鹌鹑蛋时心脏病发。”“史密斯太太被一块烟熏洋蓟噎住，没救活过来。”精彩的讣告素材。
主厨特选套餐不是一顿让人享用的美食，而是一次让你保持头脑敏锐的训练。为了不打瞌睡，我一个劲地夸赞那位侍应生的行头。他穿着一件白色外套，系了一个黑蝴蝶结领结。我穿了一条带白领子的黑色连衣裙。我说，要是我年轻二十岁，我会跟他私奔。他问我会不会准许他和别的女人调情，我说，只要他不介意我和别的男人调情就行。当他又端了一道新的菜回来时，我找到一张我从报上剪下来、藏在我手提包里的分类广告。读一下，我对他说，他说他没带他的老花眼镜，于是我大声把那条广告念出来。“选我吧，狐媚、性感的老妇人，受过良好教育，健康、活泼。穿着干净整洁、优雅得体，诚觅一位绅士，一百岁以下，无感情包袱，经济宽裕。对我不得有二心。若要与别的女人调情，烦请不必应征。我的心态是习惯被人追求。”那名侍应生说他不合格，我说，那个女人不是我。我俩一致认为应该祝她好运。从头至尾，你能听见莫莉在算着要多给多少小费，用她事后对我讲的话来说，补偿“那位彬彬有礼的男士不得不忍受的持续、无休止的骚扰”。
哦？我心想。也许从今以后，她对点主厨特选套餐会三思而行。
话说回来，我跑题了。不，一旦罗兰和赫蒂调暗卧室的灯光，他们之间无论发生什么，我一概不感兴趣。但我倒是很想看看他们吃早饭的场景。赫蒂搅着咖啡——我猜想，每天早晨她会数到同样的数目，二十下，三十下，然后拿起杯子喝咖啡——罗兰，他会向她道谢，感谢她为他准备了他面前的一切，在整个用餐过程中数着自己讲了几句话。一旦讲得差不多够数，他便会翻开报纸。
念及他的情人时，我喜欢想象她们在他床上的样子，但不管是谁，罗兰对她们的描述不超过一两句话。有几个现在想必早已亡故。但年轻点的几个可能还活着。无论是死是生，她们都要感激我，因为我想象的她们，停留在她们最好的年华，而且是通过一个情人的眼睛所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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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
当晚，伊舅妈说，如果有什么想知道的事，尽管问她。谁晓得我们下次会何时相见？她说。赫蒂为我送行时讲了类似的话。为什么女人喜欢用这么戏剧性又消极的口气说话？连伊舅妈也不例外，如此多愁善感。
我要跟你去西部，我说。
不，别这样，伊舅妈说。
那我干什么呢？我问。离家前，经过争吵恳求，我和维克托舅舅及威廉舅舅就我二十一岁前管理我名下的部分财产达成协议。
留在纽约。在这儿给自己找一份有前途的事。
伊舅妈给了我一张我可以联系的人的名单。她还建议，不妨和布莱家联系一下。我答应会对她要我做的事一一照办，但一个年轻男子所做的许诺有时永远不会兑现。
今天森夫人和克表亲发来一封电报。森夫人的一位远亲，西德尔·奥格登太太将造访纽约。我可否腾出时间，以防万一她需要有人接待？想到来纽约不足一个星期，我已能做东，令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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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从这页一直往下读，读到最后，你们的感觉可能仍和我一样——我想象不出西德尔作为罗兰情人的样子。但愿这么讲对你们来说不是泄底。没错，西德尔和罗兰当了若干年情人。
露西死后，我向图书管理员安德森太太询问一位名叫西德尔·奥格登的诗人。她找不到任何署名西德尔的诗作。我又问我的邻居霍利的女儿，她在读研究生。罗兰提过一次西德尔的名字，但直到很久以后，我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她的故事。
露西死后，我周围的女人——妹妹玛戈，我的姻亲、朋友和邻居——她们个个想方设法讲恰当合宜的话。但恰当合宜的话往往是最没用的。当时我寻思西德尔会说什么——罗兰口中的她听起来不同寻常。
霍利的女儿在大学图书馆为我找到一本书。某个女诗人的传记，现在我想不起是谁了。她似乎比西德尔有名得多，但连那位女士，霍利的女儿说，也已经过时，没人再读她的作品。
诗人不像电影明星。如果罗兰与琼·芳登或琼·克劳馥有过一段情，他会千古留名。但他没找对情人。他对西德尔的这种专一不可思议，仿佛无人能与她相提并论。因此他选的其他女人是他能够轻易忘记的，让她们像歌舞队一般在西德尔身后又唱又跳。
那本传记里有几张插图，展示的是那位女诗人做的一本关于她朋友的剪贴簿。有一页介绍西德尔，六幅照片。我本该拿着那本书去复印店，请他们为我把那一页影印下来，可当时我太自傲。我不想觉得自己对西德尔念念不忘。现在我后悔了。
我不记得那位诗人的名字，所以我无法告诉你们查找的线索。一条教训：眼下劝自己舍弃的东西，有一天可能正是你想要的。我没有许多可传授的教训，所以每当我提出一条时，敬请注意。
由于眼前没有照片，我能告诉你们的仅是我记忆中的西德尔。在一张相片里，她抽着烟，留着黑色的短发，身穿一件男式外套。另一张里，她穿了一件带毛皮领子的黑色长袍，袍子外面覆了一块毛皮披肩。眼睛深邃，鼻子狭长，下巴尖尖的。一个精明的女人。其他照片是与朋友等男男女女的合影。没有一张照片里的她是笑着的。
她美吗？有些人可能会这么认为，但我不关心那个问题。我的难处在于，我可以想象罗兰端给她一杯葡萄酒、为她取来一件毛皮大衣或帮她点烟的画面。我可以想象他与她在公园散步或一起坐出租车的画面，我也可以想象他对她低声细语，一如好莱坞老电影里那样的场景。但不管我怎么努力，我无法想象他们上床的画面。
西德尔脸上这种凌厉的表情甚得我心。我有着类似的表情。我们农场的一位帮工老容尼常说，男人在娶我以前得先去铁匠那儿买一副盔甲。我那时顶多七八岁，否则我会狠狠踢他。你自己照一下镜子，他说。你看每个人的神情，好像你要扑过去、杀死他们一样。像狮子吗？我问。像豹，老容尼说。
从那时起，我开始仔细照镜子。这辈子我对自己的面容了如指掌。
在我们第二次约会时，我把老容尼的话讲给吉尔伯特听，吉尔伯特大笑。你不是一头豹，他说。你是一只小猫。他多么真心实意地让自己受骗。有时我觉得我怪想念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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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16日
伊舅妈又一次走了。现在我怀疑我对她所谓的痴情仅仅是生活在埃尔姆塞宅反常的氛围下而产生的。如果神明之手把我们抓起，放回到那儿，我会不会仍对她痴心一片？
过去几天，和她相处时，我感到一种以前没有过的让人卸下防备的自在。我们四处游玩，对整体世界而言，我们同等无足轻重，但在我们自己的天地里，我们是同等的主角。这么看来，我们无异于两条身处两个小碗里的金鱼，暂时被并排放在一起。
望着伊舅妈的火车启程，我想到安娜·卡列尼娜。任何火车、任何月台都使我想起恋爱的恐怖。有一瞬间，我想问我旁边的那个男人，他是否有过相同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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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西德尔渐渐熟络后，这个关于火车站的问题出现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不，她从未想过安娜的死有何恐怖之处，西德尔说。假如安娜留在世上活下去，那样才恐怖。她又讲了一件在康斯坦斯·伽内特的乡间别墅遇见她本人的轶事。康斯坦斯·伽内特透过厚厚的镜片窥视每个人。如果有人不知道她是谁，西德尔说，她看起来谅必和她院子里的南瓜一样慈祥木讷。——罗兰·布莱，1989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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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
我应当记下几天前伊舅妈和我的谈话，但首先，我要提醒自己这句不久前我在读书时标记出的话：
Prosperum et felix scelus virtus vocatur.*【*成王败寇。】
我向伊舅妈打听那些过去在家时从未讨论过的事，尤其是我父母的事。
你父亲出身不错，伊舅妈说。惹恼你几个舅舅的是他过分单纯地以身为美国人自豪。
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吗？我问。
不，一点不简单。但你瞧，问题就在那儿。在你的几个舅舅看来，美国人最大的毛病是他们有时坚持他们的美国性，仿佛它具有魔力。
你认为他有那个毛病吗？我问伊舅妈。
任何单一文化背景下的人免不了染上一定的傻气。像你我这样的人——你知道我母亲一方是美国人，两个种族的混血儿更善于保持怀疑精神。
我不知道伊舅妈的母亲是美国人。所以你打算去美国，去看你母亲那边的家人吗？我问。
我和他们分离得太久。现在他们更像是陌生人。
我应该把布莱家的人当成陌生人吗？
你应该试图与他们建立联系。他们中也许有一人能够帮你。但别抱太高期望。他们不认同你的父亲。
因为他娶了我的母亲吗？
因为他一辈子尽干没用的事，一无所成。你应当小心，别像他那样，伊舅妈说。
我尽量不露出受伤的表情。每个儿子都要接受这样的教诲，不要重蹈父亲的旧路吗？伊舅妈是在代我的母亲这样做吗？
下面是伊舅妈告诉我的故事：父亲和母亲相识于皇家港，正值法国人庆祝在那儿建立殖民地三百周年。当时母亲还在上学，随她的合唱团从哈利法克斯一同前去。父亲从美国越过边境而来，因为那时候他没别的事可干。他怎么独独挑中她，令她倾心于他，只有上帝知道。回到家后，她告诉她的几个哥哥，她计划去美国，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梵语学位。
你的几个舅舅均不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如你所知，一场无人赞成的婚姻，还有一个孩子。你应该庆幸，那次旅行他们没带上你。
他们把我留在哪儿？
留给在伊萨卡的一个保姆。我们立刻派人去接你。布莱家过了一阵子才收到消息。他们丝毫没表示想把你要回去。
伊舅妈没有告诉我很多有关她自己婚姻的事。穷极思变，她讲的仅此而已。我必须牢记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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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纳闷，伊舅妈为何在新斯科舍省那个家待了那么久。是的，确实，她得抚养她的女儿，但她可以带着她们一起嫁人。有志者事竟成——我喜欢把她想成是那样的人。罗兰根本没考虑过那问题。他想的只有他自己。那是阅读他日记的一个缺憾。随便翻到哪页都有疑问。那本书被填得满满的，犹如一座拥挤的城市。但碰上的各种疑问，早晚变成无解之谜。
伊舅妈的命运如何？从这本书余下的部分里可获知的不多。罗兰没忘记她。否则他不会把写她的那几篇日记保留下来。但他记住她，并把她写到日记里，原因是她使他显得像个耐人寻味的小伙子。她是个耐人寻味的女子。这一点，他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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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20日
闷热的一天，是那种我从以纽约为背景的小说中了解到的夏日。体会某种早已通过文字而为我所知的东西——说来奇怪，那效果削弱了。
此刻，我正坐在比尔特莫酒店，等着奥格登太太。这家酒店的宏伟气魄与我想象的一点不差，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我应该感到失望。我尽管心高气傲，但并不认为自己具备一流的想象力。（一流的观察力，我可以承认有。）我纳闷，莫非这整个世界是一件二流的产物。
后来。
与一位令人难忘的女士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
奥格登太太可以称得上貌美吗？我对自己的判断没什么把握。天生丽质的女人往往表现得像华冠丽服的吉娣。有多少女人能在举手投足间表现出像奥格登太太那般惊人的从容自若，一个衣着普通而引人注目的安娜？
我们喝了茶。奥格登太太问我有关我的家庭和出身背景的问题。我给我的故事稍加润色：父亲和母亲违背双方家人的意愿而结婚，我从小是孤儿，现在的我，自己出来闯天下。我没有讲我是一个在纽约看不到前途的人。在奥格登太太问我有何打算时我说，见一点世面，并写写东西。我回答的语气仿佛我是除却了优柔寡断的哈姆莱特，或添补了愤世嫉俗的堂吉诃德。我甚至拿有一天我会写出的那些书开玩笑。
奥格登太太还向我问起克表亲和森夫人的情况。我相信，我像杰出的小说家描绘他心爱的人物那样描述了她们。我深情地模仿她们的鹦鹉。我额外讲了几句有关伊舅妈的话。和托尔斯泰一样，不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喝完茶后，我们上到楼顶，在花园里漫步。我努力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可当赫蒂读到我信里的这种颓废情绪时，她会作何想法？）
亏他们想得出来，以为自己是在这儿建造卢浮宫，我说。我没去过卢浮宫，但我认为这句评语世故老成。
我们需要记住，卢浮宫本身不是在一夜之间建成的，奥格登太太说。凡是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都生于毫末。
当即我后悔自己出言太轻率，但奥格登太太放过我，没作进一步评论。她不以让人下不了台为乐。她不用那样做，因为无论谁，在她面前已经感到窘迫。
她提议我们星期四再见。她不像克表亲或森夫人那样乖僻。在这座城市，她肯定有的是可以见的人。为什么找我？为什么还一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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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我与罗兰不同。我绝不会问那个问题，为什么轮到我？
没有法律禁止灾难降临在你头上。反过来，也没有法律禁止幸福落到你头上。换一个当母亲的，处于我的境地，也许会因一个孩子的死而恸哭：为什么是我？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我？
凯瑟琳，你听过你的外祖父讲述在联合国大会上邂逅我的事，我们认识后的那周，他上门来，我对他颇有好感，所以继续与他约会。他带我去市政码头野餐。我们望着渔夫，尽管是六月，他们头上包着头巾或破布。我们试图辨识恶魔岛上守卫和狱犯的身影。吉尔伯特讲了一则报道，说有个男的因绑架一名少女而被关押在那里。他是报纸的热心读者，他说。他接着拿出一条牧场的广告给我看。我是从这儿找到你的，他说。我微微一笑，没讲话。要不是我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指出这条广告，他不可能知道从何查找。不过让一个男人自满一下，对女人而言没有损失。
我们还干了什么？我们聊天。父母、兄弟姐妹、他兄弟姐妹的孩子、我们最近看的电影。后来旁边一位渔夫，一个彬彬有礼的老人，问我们可否沿码头去远一点的地方。我们以为是我们的谈话吓跑了他的鱼，可我们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先道歉。他无冒犯之意，他解释，但他当了一辈子男仆。身为仆人，人们料想除了在跟自己讲话时以外，一概不听不闻，他说，可实际正相反。我的职业使我的听力更加敏锐。现在人们以为我老了，听不见他们的话，但不巧我有着过人的听力。我不以此为傲。
我向他打听有关他工作的事，我总是对人们的谋生手段感到好奇。
男人说，他得从头讲起，从他在日本成为孤儿的那天开始。他正在创作一首记叙他人生的诗，他说，一部关于他人生的长篇大作，结尾将是他被迫与其他日本人一起撤往内陆。
可你的人生还没走到尽头，吉尔伯特说。现在你可以自由地做许多事。别给那首诗画上一个悲伤的句号。
那位老人说，以一个悲伤的音符作结好过以一个给人希望的音符。我看得出吉尔伯特想反驳。我捏了他一下，并问那位老人，他将花多久时间完成那首诗。
再过几个月，他说。他背诵了一组对句。我忘记具体的措辞，但大致意思是揣着一颗沉重的心和一个瘪瘪的钱包乘船赴美。他说他才写到他开始为第三任雇主干活的部分，这位雇主是个女人，他不喜欢她，因为她苛待她的所有仆人。结果呢？我问。之后你有没有找到更好的人家？
那位老人只莞尔一笑，叫我耐心。他主动提出寄一册副本给我们。吉尔伯特写下他的地址，给这男人。我们向他道别，沿着海岸线散步。后来吉尔伯特讲了几句有关那个男人的话，令我停下脚步。你不会有兴趣阅读那首诗吧？我问。
哄一位老人开心不碍事，吉尔伯特说。要紧的是，让别人自我感觉良好。每次有人讲笑话时，即使那个笑话不好笑或我以前听过，我都大笑。
没有法律禁止一个男人有好奇心，但吉尔伯特看不到事情的那一面。
他接着给我讲了一则故事，有个给小镇报纸写笑话的作者去到大城市，他各种以裤衩和树杈为梗的笑话均无法引人发笑。最后一位老人递给他一本字典说，除非你能使裤子和树杈押韵，否则你在这儿待不下去。
什么和裤子押韵？我问。
吉尔伯特做出一副苦思状，朝我转过脸，显得满面愁容、垂头丧气。屌子，他说。
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他也许比我所想的更加风趣。那么，当一个男人费尽心思逗一个女人笑时，且说，为什么不是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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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22日
今早醒来，我感到胸口发闷。起初，我归咎于压抑的热浪和令人憋得慌的空气，还有街上传来的无休止的鸣笛声、汽车喇叭声和尖叫声。我想我要去中央公园，我把那儿定为一个我可以认真做点思考而不是想些鸡毛蒜皮琐事的地方。可当我终于躺倒在树荫下时，没有一丝缓解热浪的微风，也没有一点诗情才思启迪我的头脑。我到纽约已经两个星期。我给伊舅妈名单上那些人寄去的信，至今未有回音。我猜那些能帮我的人此刻都出了城。等森夫人和克表亲回来后，我将何去何从？我有勇气千里迢迢回埃尔姆塞宅吗，假装我甘心继续生活在那个冷漠的屋檐下？
可事情有了起色。我无意中听见两个姑娘在用法语交谈。一人坚称另一人撒了谎，后者否认，并援引某人论述真实的话，我没听清。我请她重复一遍。她们可以嘲笑我的法语，但我讲的还是比这儿的大多数人强。我的偷听令她们起了敌意，但我有本事哄逗她们。黑头发、黑眼睛、比较活跃的那个叫伊薇特（另一个是阿梅莉亚，长相平凡得多，也更矮），问我有何看法。
她们的故事如下：
她们是女装裁缝，以前在巴黎的某个地方当学徒。伊薇特把那家时装店讲得仿佛家喻户晓似的，我装作熟悉，流露仰慕之情。她们于六个月前来这儿。她们不会讲英语，在二十三街的一家商店工作，那儿的女工头讲英语，同时从她们身上取走一大部分报酬。今天，伊薇特和阿梅莉亚休息，仗着比她们六月前刚到时更流利的英语，她们去第五大道上毛遂自荐。她们走进的第一家店的女店主，听说她们当过学徒，立刻表现出兴趣。她问她们现在的薪水，伊薇特说一周二十四美元。
那位女店主说，你们来为我打工的话，我付你们一周三十。
从头至尾，伊薇特讲得踌躇满志。阿梅莉亚一直用双手捂着脸。她撒谎，她对我说。在二十三街，他们付我们一周十二美元。
哦，我说，她讲的也不尽是假话。你们挣的是二十四美元。
一点没错，伊薇特用法语说。
我们同行了一段路。你们怎么决定来美国的，我问她们，伊薇特说，在她们当学徒的店里，有一位家世好的姑娘，是从美国来的常客，据说她的父亲拥有长达一万英里的电报线。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那样富有，我想。所以我们决定来美国，伊薇特说。对吧？她对阿梅莉亚说。
阿梅莉亚点头。
我向她们打听她们的住址，喜形于色的她们毫不犹豫地告诉了我。不过现在回想整件事，我感到一丝嫉妒，还有一丝羞愧。她们明确知道怎么在异国找到前途。一直以来阻碍我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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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个人都能漂洋过海，发现一块新大陆。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个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王朝。有些人生来开荒拓土，移居他乡。有些人生来过着安逸、慵懒的日子。罗兰的母亲一方是落脚于新斯科舍省的移民，他的父亲一方是落脚于美国的移民。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切听起来对他而言如此困难。
反过来，我为什么要抱怨我的子孙一点不像我的母亲、我的外祖母或我的曾外祖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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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23日
今天下午又去见奥格登太太。出于礼貌，我问候她过去几日是否安康。迷恋没有减退。
你不在期间，迄今还没死人，她说。
我吓了一跳，不知该作何回应。她微笑着说，这句话出自她想创作的一首诗。
我问，等这首诗完成后，我是否有幸拜读。就在这时，酒店经理过来，送上一封放在银色托盘上的电报。奥格登太太草草瞥了一眼。有一瞬间，我产生一股奇特的妒意，深信那封电报是一名男子发来的，他一天会给她发好多封电报。
她的丈夫因病耽搁了，她解释。他们本来要去西南部的沙漠旅行，但现在计划不得不推迟。
这是奥格登先生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对他一无所知，奥格登太太也没做更多介绍。我断定他必然是那种样样俱全的男人，能够时刻让像我这样的男人自惭形秽。（昨晚，我开始阅读《一个失意人的日记》，忍不住忖量，也许有一天，我会把这些日记集结出版，取名“一个平庸的梦想者的日记”——不，必须等我成名以后再出版。悲惨可怜本身并无有趣之处。）
————
你不在期间，迄今还没死人。无论西德尔挂念的是谁，此人是幸运的。想象那些临终时的人，撑着最后一口气，就为等这个人。也或许他是灾星。他一现身——哗啦啦，我们全都化为灰烬。
我不读诗。罗兰记录了那么多西德尔的话，但只在这篇里提到一句她的诗。为什么？我推测，她的诗写的不是他。
她喜欢谈死亡。那是她吸引他的地方吗？他是那种想要长命百岁、拥有一切的男人。他无法斩断情丝，也许是因为她把每个人的死像木偶般玩弄于指尖。
罗兰没记录很多赫蒂的话。我猜即使隔壁有人命在旦夕，她也会谈论压花、蛋糕食谱、金鱼、鸟和墙纸。当她自己卧床不起、性命垂危直至死去时，她想的可能还是那些事。
想象她们在你这个年纪，约拉。赫蒂会收集蝴蝶，把它们放进杀虫瓶里快速处决，然后钉住，做成一排排整齐的标本。她会小心翼翼地摆弄翅膀和触角，在写下那些蝴蝶的名称时，她的笔迹会和那些死蝴蝶一样匀整，排列得分毫不差。
人们现在还收集蝴蝶吗？吉尔伯特以前为杜普雷先生工作。他去世时，把他收集的蝴蝶遗赠给吉尔伯特。质地精良、带玻璃罩的木匣子，每个匣子里有许多只蝴蝶。我建议处理掉这些匣子。它们既占地方又积灰尘。吉尔伯特说，它们是杜普雷先生留给他的，所以我们必须保存着。而且，他说，我们恐怕没认识到这样一批藏品的价值。
价值，我暗自嘀咕。这么多死的东西有什么价值？但我知道何时该停止纠缠他。
西德尔不会收集蝴蝶。她会折下它们的翅膀。
你们也许认为我是那种会虐待虫子或青蛙的女孩，可事实是，我从小就明白，因在万物的秩序中占据更高地位而折磨其他生物，这么做没有意义。
（如果你们觉得最后这句话莫名其妙，事情是这样的：卡伦每周都在网上做一个智商测试。昨天，她说服吉尼也去做。吉尼得到的分数不如卡伦高。吉尼说，原因是她累了，所以她开始胡乱填选答案。可以理解，但卡伦在吉尼背后大张声势地嘲笑她。）
————
今早我读我写的东西，说罗兰想要一切，由此记起很久以前的一天。露西三个月大，一日傍晚，吉尔伯特与我带她出去散步。一轮满月悬在海湾大桥上，又圆又亮，和在明信片上见到的一模一样。吉尔伯特对露西说，瞧，月亮，然后继续推着她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转身问我怎么了。我痛哭流涕，那轮月亮在天空中变得模糊一片。
我说，肯尼年幼时，我的母亲喜欢带他出去看月亮。我说，现在我自己有了宝宝，我想念我的母亲。吉尔伯特说他懂。可怜的吉尔伯特，随时愿意采信最简单的借口。换作罗兰，他会讲些更动听的关于月亮的话，像是它只属于露西。他会使东西听起来显得特别。必要时运用谎言。
可是不管谁，在把某样东西或某个人说得很特别时，不都是撒谎吗？不是欺人，就是自欺。
以上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脑中把罗兰和吉尔伯特放在一起比较。这么做对吉尔伯特不公平。对我也没好处。
说起来，那批收藏的蝴蝶到哪里去了？
————
1929年8月24日
前天收到赫蒂的来信，但我现在才拆开。野餐、舞会、家人朋友的来来往往，掩藏在她文雅的措辞和优美的笔迹下的哀愁和沉闷。要说我不想念她是骗人的，但想念她，仅因为她是我能用来比较眼前的新生活和过去生活的准绳。我对我那些舅舅和舅妈的爱快速消退。也许有些情感是用逐渐隐去的墨水谱写的。假如所有情感都是这么谱写的会怎样？
眼下我过得像个特拉普派修道士。我已不再用那只鹦鹉的名字跟它打招呼。它从来没对我友善过。我在这座城市尚未交到朋友。（奥格登太太算朋友吗？白日做梦吧，罗兰。）今天，与我讲话的人不超过五个，其中两个是年轻的兄弟，坐在大楼外的门廊上，从清早坐到深夜。最残酷的磨难是追求一个远大的目标而失败。但任何失败都是磨难。
————
露西曾常威胁我她会自杀。从她很小、十一二岁时开始。她没在吉尔伯特身上试过那招。我由不得她挑衅我，所以不理睬她。我以为有一天，这威胁会变成我们之间的一个玩笑。她有时是个性子暴烈的女孩，没错，但在她不发脾气时，她是我的子女中最快乐的。偶尔她大笑不止。不管笑的是多么小的事。她称她的笑有魔力，蒂米、威利，连卡萝尔也会学她，但他们不具备那魔力。你必须有本事完全放开自己，才能笑成那样。
我不理解她的愤怒，正如我不理解她的那种大笑一样。我以为我的职责是当一根避雷针，或一个电路保护器。这么想是当母亲的失败吗？可有多少母亲不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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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25日
暴风雨过后的星期日。雨水洗刷了我的怠惰。早晨散步时，我绕道至西二十四街，到得刚好晚了一点，没碰到伊薇特。
伊薇特星期日有安排，阿梅莉亚告诉我。她坚持与我讲英语。她想练习那门语言，她说。她费劲的模样给她增添了几许魅力。凡是表现得结结巴巴、努力找到正确用词的姑娘都显出一副撒娇的情态，透着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无防备色彩。
伊薇特星期日兼职去给一帮画家当模特。阿梅莉亚说到“帮”字时的口气，令我当即对这些画家心生厌恶。
她为什么还留在女装裁缝这一行？我问。（为何不干脆过着觥筹交错的生活，柔软的织物轻易滑落下来，挺起胸，侧过头？）
那些画家，他们很穷，阿梅莉亚说。但伊薇特喜欢干点不一样的事，这样等我们回到法国后，她可以有谈资。
你们打算回去？
是的，但等我们赚够钱后，阿梅莉亚说。
美国有什么不好？我问。
这儿的人根本不懂帽子和连衣裙。
我没想到一个朴实无华的姑娘会如此严厉。这样讲很不客气，不是吗？我说。
呸，阿梅莉亚说，柏林、伦敦、纽约的人以为他们了解时尚。那样好比一个不懂音乐的人……
五音不全吗？
是的，阿梅莉亚说。那样好比五音不全的人谈论音乐。
贝多芬是聋子。
他即使聋了仍听得见。就像我们——伊薇特和我——我们买不起我们做的衣服，但我们看得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我们知道怎么让女人认为，如果她们没穿对衣服的话，说明她们愚蠢。
怎么？
我们每一季做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凡是六个月以前的东西，穿在女人身上就显得傻。
原来是那么回事，我说。（赫蒂知晓这个道理吗？她关注每一季的时尚吗？奥格登太太呢？她肯定无所不知。）
这场对话比我预计的更有意思，因此我问起阿梅莉亚她在法国的生活。她出生在乡下，紧邻一座名叫贝桑松的小镇。这座小镇离瑞士的边境不远，和许多住在那儿的男人一样，她的父亲是个钟表匠。他们过着安逸的生活，直至他失明、无法继续工作。她六岁。家里有五个孩子，她的两个哥哥去给一位钟表匠当学徒。母亲种菜。以前她经常看很多书，所以人们嘲笑她，阿梅莉亚说，但当她开始在集市卖菜时，人们意识到他们错了。她对她做的事很在行。
她现在还种菜卖菜吗？
是的，和我的两个妹妹一起。
你的父亲呢？
他仍双目失明。我的母亲念书给他听，可她没有很多时间。她忙于打理菜园，阿梅莉亚说。
法国的乡下，一个多浪漫的地方。我真想去那儿定居，与鲜花、蔬菜和当地的姑娘为伴，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过着作家的生活。你喜欢种菜吗？我问。
我喜欢上集市。对我们而言，那是个好玩的日子。我们坐着马拉的车，身下是蔬菜，手里拿着用餐巾包裹的午饭。我们家的狗莱昂追在马车后面跑，不管我们多大声地吼它，命它回去，它总是一路跟着我们。
我想对狗和人发表一番高论，但看到阿梅莉亚泪眼婆娑时，我打消了此念。陷入遐想的她比平时添了些姿色。也许回忆是女人最佳的饰品。
几年后，阿梅莉亚继续往下说，她的母亲意识到她，阿梅莉亚，和她的妹妹不同，在菜园里帮不上很多忙。她和家里的每个人一样有耐心，她的手一点也不笨，但她不会养花种菜。
所以你去当女装裁缝了？
如果她是个男孩，她解释，可以从事钟表制造业，这样她就不用离开家。但要学女装缝纫，她只能去巴黎。她在那儿认识了伊薇特，她们是店里两个年纪最小的姑娘。
我询问那家店的名字，我曾假装对那家店很熟。
鲁夫。伊薇特的姨妈在那儿工作，阿梅莉亚说。她总是没好气，甚至把伊薇特骂哭。有时她会给她们那条街上的孩子和贫苦的女人做衣服。她在给了他们衣服后祷告。一天，她发烧病倒，几日后，她看上去奄奄一息。她是个邪恶的女人，她哭着对这两个姑娘说。早逝是对她邪恶的惩罚。两个姑娘认为她神志不清，可这位上了年纪的妇人说，她给穷人用的布料是从顾客身上偷取的。她时常祷告，但还是不够弥补这项罪。她含恨而终。
那件事后，伊薇特决定来美国，阿梅莉亚说。
你也想来吗？我问。
她耸耸肩。我无所谓。
你们打算在这儿工作多久再回去？
几年吧，阿梅莉亚说。有时我想念我妈。以前我常觉得她的手臂好像最水灵的萝卜。天热时，她在头上盖一片白菜叶子。我的妹妹和我也盖白菜叶子。我妈从我们的院子里摘些花，镶绕在叶片边缘。我们个个看起来又野又开心，并非我们拿不出一点钱来买像样的帽子。
我瞥了一眼阿梅莉亚的手臂，白皙匀称，但可能不像她母亲那样丰腴。我试图想出点可以讲的话，当我讲不出来时，她谅解地朝我一笑。人们通常来找的是伊薇特，她说。那没关系。
我喜欢听你谈你的人生经历。
真的吗？她问。不过你当然喜欢啦。原因是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彼此。
————
阿梅莉亚是个相貌平平的女孩，但她把一切编成故事。她知道用那种方法可以让人们记住她。活在故事里的人给人印象比实际的他们更动人一点。我们对我们记得的人宽宏大量。我们忘却他们的许多缺点。
生来无多少姿色可言，那样是什么感觉？你们一定认为我听起来不可理喻，好比一个有钱人在纳闷，当穷人是什么感觉。但我的意思是：我无法想象，如果我天生是个相貌平平的女孩，我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或天生是个丑姑娘。我还会是今天的莉利亚吗？没有人规定相貌平平或长得丑的女孩，她的人生不能有所作为。
有一点我确信无疑：我不必靠讲故事让自己觉得与众不同。那是他们在回忆录写作班做的事。讲故事——他们不断重复这个说法，仿佛它有神奇的魔力。找一个没有故事的人给我看。然而令我发笑的是，他们格外强调讲述的成分。穿上华美的外衣，化上适量的妆，随便什么故事都能更添几分难忘的色彩。有人可以把这个小裁缝的故事拍成电影，我们谁也不记得她无一点吸引人的地方。
话说回来，我必须更正一下。赫蒂没有可讲的故事。她长相不凡。她不穷。但谁能用玩具烤箱做菜呢，端出的是塑料食物和不会割破婴儿手指的袖珍塑料餐具？赫蒂的人生正是如此。不管什么东西、什么人，均无烫伤、受伤或毁灭的危险。
如果你们认为我对她的评语过于严苛，好吧，确实。有何不可？一旦活到我的岁数，你们会明白，人生中有一些真正的痛。那种痛绕不过去。它不像在电视上看到的雷区，人们带着特殊装备在那儿标出地雷的位置，然后携带另一批特殊装备的人把这些地雷除去。哦，不，你不知道何时何地会有事发生在你身上，但迟早会。唯一的区别呢？你的下场可能不是行动时少了一条胳膊或腿。在世人眼里，你看起来没有两样。
大多数人，连罗兰在内，不得不容忍几回那样的意外。但赫蒂不然。她活得如此小心谨慎，恐怕从未扭伤过脚踝或淋过雨。没有事故、没有痛，什么麻烦都没有。不，不是说我嫉妒她。我同情罗兰，他害怕感到无聊。到头来他给自己找的竟是个无聊的妻子。
————
1929年8月26日
奥格登太太今天问我是否愿意陪她去一趟匹兹堡。我猜肯定是她的丈夫来不了，所以她必须找一位男士同行，可为什么挑我呢？
什么时候？我问。
随时，她说。除非你有事走不开？
我反思我的人生，它行进得像一列没有时刻表的火车。那列火车需要多久会脱轨或撞毁？
为什么找我？我问。
年轻人不该对事事存疑，她说。
我只是在评估我能否当一个好旅伴。
在这座城市里，有十几名男子想当你所谓的好旅伴，陪我同行，她说。在这座城市里，你找不到十几个让你有这种机会效劳的女人，也没有十几个女人愿意带你见识你没见过的世面，你说呢？
一个女人凭什么认为她对一个男人的了解胜过这个男人对他自己的了解？我说，假装奥格登太太和我之间平起平坐。若我开口的话，阿梅莉亚会讲述钟表匠和女装裁缝的故事。伊薇特说不定愿意介绍我认识那些穷画家。但她们是前途有限的女人。我的前途不可能在她们身上。
你是一个在寻找未来出路的年轻人，奥格登太太说。你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怎么找到出路，而不是为什么人们做他们所做的事，让你有可能找到出路。
我常常思考，我们之所以是人，因为我们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使别人走投无路，我说。
奥格登太太看着我，不愿——我忿忿地认为——进行一场在她看来无意义的对话。我誓不罢休。难道不是那么回事吗？动物不关心其他动物的未来。只要有食物，它们连自己的未来也不关心。
奥格登太太微微一笑，然后谈起前一晚与她见面共进晚餐的一位雕塑家。我注意到她的这种做法。当我听起来开始让人觉得厌烦时，她转变话题。可我还是忍不住。我受她的影响，在她面前变得愚蠢起来。更糟的是，我非但必须靠她引导走出那愣头磕脑的窘境，而且在这样被她牵着走的情况下，我感到几分愉悦和释然。她并不对我的失态大惊小怪。从不停下质问我。对此我心怀感激，直至我能重新变得无拘无束，展开另一番争论。
她继续讲述昨天的晚餐。她去的原因是好奇，想看看那位雕塑家是否仍爱着她的一位表亲，这位表亲据说一度是托洛斯基的情人。
她是俄国人吗？我问。
一半英国血统，一半欧陆血统，奥格登太太说。我们和所有人一样，祖先来自四面八方。
我不是，我说。我是从新斯科舍省出来的乡下少年。
你让我想起我的这位表亲。一次，在一个别墅宴会上，她坐下五分钟，然后令大家骇然地取来她刚交给女仆的冬衣。整个晚上，她一直把自己裹得紧紧的。要不是她出了名的性格古怪，别人会认为她一点不懂礼貌。
也许她冷呢？我说。也许她着了凉？
关键不是你怎么觉得，而是你让女主人有何感觉，奥格登太太说。
她的话刺痛我。我说在我看来，我的身份不足以让她有任何感觉。
我在跟你讲的正是我的表亲伊丽莎白，你认识的森博基夫人。
噢，后来怎样了？
我想她最后得到了宽恕。人们宽恕她。有些人招人钦佩，有些人招人同情，还有些人招人讨厌。她招人宽恕。
那么……我想说，那么你呢，也或许我想说，那么我呢。不管哪一个，我及时止了口。
真正危险的是那些让人百感交集的人——那些是你务必躲开的人。
为什么？
当一个人让你百感交集时，你会误以为自己恋爱了。你不同意吗？
我想起伊舅妈。我还没有过坠入爱河的福气，我说。
要我讲，那不算损失。
即便在我这个年纪吗？我说。当即我知道自己讲错话了。
一个人如果到十三四岁时尚未充分想清楚人生的许多事，我相信他没有希望，奥格登太太说。
可如果，我说，一个人确实让人五味杂陈怎么办？如果我真的相信自己恋爱了怎么办？
那样的话，不要作任何付出。
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吧？
否则怎么掌握自己的人生呢？
那是你掌握人生的办法吗？
不，但我有我可以仰仗的经验。
我没有一点可仰仗的东西吗？我问。
你有我这个朋友。
奥格登太太讲故事的本领不见得高于阿梅莉亚，但她知道我如饥似渴地谛听她。她知道我永远宁可听一个奥格登太太，而不是一千个阿梅莉亚，或甚至一千个伊薇特。我气愤她知道那一点，可如果她不知道，我会更气愤。
这样的我显得温驯吗？不，比起逃跑，一个人需要拿出多十倍的勇气，留在一位像奥格登太太那样的女人身边。假如我只在阿梅莉亚和伊薇特这类人的圈子里寻求安逸和爱，我才是一个温驯的男人。
————
西德尔讲得对，危险的是那些让你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中的人。幸运的罗兰，有人向他说明那番道理。无人提醒我。我凭直觉认识到。
他俩都做得漂亮，我指西德尔和罗兰。多年来，我一直对罗兰在西德尔死后写的一段话百思不解：“我们，西德尔和我，终生履行做减法的技能。我们之间不管发生什么，我们一致同意，我们可以当作没那回事。找一个能在这方面与我和她匹敌的人给我看。无人企及。连赫蒂也不行。”
但现在我认为我读懂了。在两个人决定他们可以什么都不要，而且是他们共同做出那个决定的情况下，好吧，最终他们不能没有的是彼此。维持日常生活所不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真正的奢侈品，关系并改变你的人生。罗兰是否在乎与赫蒂并坐在沙发上、聆听古典音乐的每个夜晚，或她在各种慈善委员会任职期间，他不得不陪她参加的宴会，或他们的旅行，把井井有条的生活打包成行李，然后在千里之外的度假屋内打开取出？我们记不记得我们早餐吃的每一块烤面包？
我曾想从罗兰那儿得到一个梦，他确实给了我那个梦。远远不止那个梦。
想象去找亲爱的吉尔伯特要一个梦。那么做好比在麦片盒里搜寻钻石。
————
1929年8月29日
傍晚，我去拜访伊薇特和阿梅莉亚，这次她俩都在。我告诉她们，我将出城几日。伊薇特转向阿梅莉亚，露出会意的表情，仿佛我已功败垂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被伊薇特（或她俩？）预言中。
这次拜访为时短暂、气氛冷淡。事后，阿梅莉亚下楼，送我到门口。你什么时候走？她问。
下个礼拜，我说。
她没接话。我被她的沉默搞得不知所措，感觉需要说点什么。我问她，她想不想周六一起看场电影。
噢，她说，仿佛因话锋的转向而错愕。我只是在看你的衬衫，她说着，指指我的袖子。那颗扣子松了。要不要我去拿针线？很快。
阿梅莉亚身上有某些地方令我恐慌，那不等人开口就主动献殷勤的态度。换作别的男人，也许会利用这种个性特点而占便宜，可我是那么卑鄙无耻的吗？我告诉阿梅莉亚，她不必操心那颗扣子。
可谁来管这颗扣子呢？她问。
我差点讲出贝茜。哦，会有人的，我说。房东的女儿，我撒谎。阿梅莉亚用她灰色的双眸看着我。那就这样，我们星期六一起看场电影？她说，那语气介于疑问和陈述之间。
————
在这本书的后面，罗兰承认他有时在日记里撒谎。或更改事件的顺序。夸大其词。凡是一个男人可以用来让他觉得自己“一流”的手段。你们认为罗兰这样做是不是那么回事？
————
1929年8月31日
我不再是童男。记下这一笔时，我是怀着庆祝还是哀悼的心情？
伊薇特引诱了我。不对，是我让她引诱我的，而且她确保阿梅莉亚逮到我们。我的行为可耻吗？如果可耻，伤害的是谁？如今，我被赶出她们合住的小窝。可以想象，她们之间无论出现什么裂缝，凭借伊薇特的足智多谋，加上阿梅莉亚的忠心，准会弥合。她们的友谊定能继续长存，和以前一样顺遂，仿佛只是一时被一根掉落的树枝或一块碍事的大圆石打破了平静。
————
在我上学前班时，班上有一位老师，我最好的朋友埃米和我都满心喜欢她。她叫科里老师。她是个好老师吗？我不记得从她那儿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最喜欢的是她的红头发，始终剪得短短的，弄出完美的手指波浪卷。
科里老师习惯在我们的练习册上画小花和动物。她这样做想必是为了美化我们的作业，即便有时我们的字写得奇丑无比，这样一来也能显得更好看些。但她并不一以贯之。你永远猜不到某天她会选中谁的练习册。到头来，埃米和我都认定科里老师偏袒对方。我相信科里老师其实不知道她造成的伤害。罗兰也是如此，但我想那两个法国姑娘肯定比埃米和我聪明。他说得对。不管有没有罗兰，她们的友谊不变。
从中得出一个教训：不要让自己因他人轻率的行为而受伤。倘若有人一心想伤害你或摧毁你，你至少不能漠视他。但更多时候，人们由于粗心大意而伤害别人。他们挤你、推你，因为他们没想到那地方可能会有你的存在。约拉，你必须谨记这一点。
粗心大意是第八大罪。
————
1929年9月2日
和奥格登太太在她的酒店共进晚餐。屋顶凉快一点。尽管如此，到用餐结束时，我的衣领还是完全走了样。我寻思，那些侍应生是不是每隔一个小时换一次领子。他们看上去干练、清爽、处之泰然。样样是我心目中一个成熟的男子汉该具备的特质。可再看他们所处的岗位，上述优秀特质为他们谋得一份招待人的工作。
如同夏日任何慵懒的谈话一样，我们慢慢地聊起来。未几，奥格登太太终于能够像撬开蛤蜊般撬开我的话匣。吐露的是有关和伊薇特及阿梅莉亚的事，没什么价值。
我不明白这件事为何让你如此烦心，她说。
我解释，我感到自己被利用了，吃了亏。
你没多少损失，奥格登太太说。这个法国姑娘，据你讲，是个美人。
我说，假如她对我有几分真心，我会什么损失也没有。
不过另一个姑娘对你有兴趣呀。倘若她当你的恋人，你会开心一点吗？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不会。
因为她相貌平平吗？
是的，我说。
奥格登太太点了一根烟。我每次想给她点烟时，总是慢一拍。我端详她的脸。她会不会把那回答视为对她本人的批评？她不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但决没有谁会说她长相平平。
不但如此，我急忙补充道。我对她没有任何浪漫的情愫，所以不管用什么无耻的方式把她卷进来，都有违绅士风度。
你前面的人生还长着，罗兰。不要养成习惯，为不必要的事苦恼。
那么，什么是必要的事？
尽我们所能过得好。没有什么事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假如我们担心发愁，等于庸人自扰。例如，万一明天我们从这儿到匹兹堡的火车脱轨会怎样？你还会为你不圆满的恋情而难过吗？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告诉奥格登太太，我的父母死于火车失事。她是健忘，还是故意戳人痛处？）
对你而言，过得好是件比较容易的事，我说。
你想说，我活得比较容易吗？
你拥有你想要的东西，我说。
但我也有我不想要的。
我猜，女王有时会为一枚镶嵌得不完美的戒指而难过。公主会因一颗豌豆而睡不好觉，我说。
奥格登太太挥手驱散她眼前的烟。想一想，罗兰。我们小时候最早学会说的一个词是“不”，但我们的抗议对我们有用吗？我们依旧要听从父母、保姆、女家庭教师，然后是什么？上帝？命运？如果我们百依百顺会怎样？
百依百顺？
不管好坏、酸甜、善良或残忍，奥格登太太说，有什么区别？
区别是，我心想，假如我把那样做当成人生的信条，我压根儿不会离开哈利法克斯。那种我已经拥有的一成不变，体现在赫蒂身上。她像一座灯塔，代表着不变与不可变：任凭天空中暴风骤雨或繁星闪烁，我找不到改变的理由；这个世界危机四伏，但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让你安枕无忧；没错，我在这儿，到我身边来；没错，到我身边来，一切会平安无事，相反，离开我，离开我，风险自负。
想起一个女人了？奥格登太太说。我试图否认，但她说，她看得出一个男人何时把心思转移到另一个女人身上。不在场的人总有办法加入谈话，她说。那个幸运的女孩是谁？
噢，只是一个表亲，我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奥格登太太微微一笑。堂表亲结婚的可多了，她说。
她是个小女孩而已，我说。我们的感情像兄妹，仅止于此。
很多人结婚不是因为爱，那种被你当作先决条件的爱。
你的婚姻是那样吗？我说。老是被她逼得无力反驳，教人难堪。
你指我嫁给奥格登先生，还是前任先生？
你之前结过婚？
还守过寡，她说。
奥格登太太讲这话的口气仿佛我们是在就事论事地讨论某个人，对其不应掺杂任何个人感情色彩。我一直自豪地认为我能够把人生中经历的各种事看成将来有一天我要写的那些书的潜在素材。可那份自豪感在奥格登太太面前消失不见。她有比我多十倍的素材，但她轻易地无视过往，如同她轻易地无视我的雄心壮志一样。
我不是……很抱歉，听你这么讲。
你不必感到抱歉。这恰巧是我人生中确实发生过的事。没错，一个姑娘会为了爱和幸福嫁给一个小伙子，但无人可以保证他能在一场死了几百万人的战争中生还。没错，她会再婚，嫁给一个老得不可能再被送去上战场的男人——战争会有的，记住我的话——但无人可以保证这个不一身戎装的男人不会病故。
奥格登先生，他不会——我结巴起来——我想他的病情没那么严重吧？
讲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时，没有谁知道死神的心思，她说。讲到小孩子时也一样。
你有……？
对，我有一个儿子。比你小不了多少。但也许让一个母亲失去孩子，好过让一个孩子失去他的双亲。休比他的父亲先死。或者我应该说，查尔斯参加战争是为了忘记他儿子的死。
亲爱的读者，为和这次纽约之行做对比，我强烈建议你们看一下1969年5月11日的那篇日记。当天，我陪两位来自莫斯科大剧院的苏联艺术家去探望森夫人，祝贺她的百岁寿辰。西德尔，森夫人最后一位在世的亲人，因病得太重而无法前来，她安排我代她完成这项任务。在远离公众视线多年后中选，身后跟着一个摄制组——我可以这么说吗，比起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首次远征纽约，那次是更风光的时刻？——罗兰·布莱，1989年3月27日
————
我欣赏这两个女人。首先，她们寡言少语。
今天中午吃饭时，八楼的两个傻瓜插到我们桌上来，就节食的心理特征大发议论，唠叨个没完，他们共同提出六七套理论，我没继续数下去。学问多得足以要了任何妻子的命。不管怎样，他们一个劲儿地啰哩啰嗦，于是我切开一个小圆面包，给其中一半涂上黄油，另一半没涂。喂，我对他们说，请给这个面包做一番透彻的心理分析。
————
后来。
早饭后我去散步。街上的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水果小贩将他们木箱周围的空间划为自己的地盘，行人脚步匆匆、目标明确。但他们汗津津、疲惫的面孔让人觉得，不管他们做什么，或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一切只是暂时的。他们将来的命运会怎样？我将来的命运会怎样？
纽约宛如一个芳华已逝的娼妇。没办法揭去这层衰老的、既油腻又肮脏的外壳，看到这座城市最初的原貌。有没有一座大都市可以保持处女之身？我还没去过巴黎，它始终令我心驰神往，但它具有的是一个不会变老的名妓的魅力。
由此我想到去年夏天去纽芬兰的露营之旅。威廉舅舅的一个朋友，正职工作是在人的牙齿上钻洞，业余爱好地质学，他叫我陪他去搜寻一个小湖。在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后，我们找到那个湖，与他先前根据当地人的描述而推测出的位置相去甚远。他打算给它取名哈丽雅特湖，他说。为什么叫哈丽雅特湖，我一边问，一边心想，这个肯定是他妻子或情人的名字。他解释，他是按字母顺序，并告诉我，他给他上一个发现的湖取名格奥尔吉尼亚湖。
想来，三生有幸的话，也许可以发现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这座城市的裂隙。克瑞西达裂缝。鲍西娅洞。
一个年轻人不管什么时候到纽约，总是迟了一点。好比来见一个心上人，而她早就嫁于富豪，为他生儿育女，现在是继承了亡夫财产的遗孀。你甚至没机会在宴会上怯怯地朝那些家族成员走去，介绍自己是他们的一位乡下远亲。哪个看门人会让你跨过那道门槛？
后来。
难以想象克表亲和森夫人怎么在这栋房子里消磨时光。它不是一栋单调乏味的房子，里面摆满各种奇怪、没用的物品，一个铜佛像头在伞架后面做深思状，一块辨认不出刻了什么的牌匾正面朝上，放在窗台上。钢琴上方有一幅镶框的素描，画的是一个男人，秃头、表情忧郁。成叠的乐谱堆在琴凳上。一面日式屏风——厚重的金色背景上用令人不安的笔触绘以看上去更厚重的群山——将起居室一分为二，使那个房间给人感觉益发昏暗、拥挤。饭厅、走廊、楼梯平台和安顿我住的小客房——目光所及之处，看到的东西都更适合陈列在博物馆或坟墓里。屋内一尘不染，但岁月留下抹不去的印痕。
想象和一个如赫蒂那样的妻子在这栋房子里变老。
或不管什么样的妻子。
————
你真想象过这件事吗，罗兰？
赫蒂是给你结婚成家那口棺材所垫的品质绝佳的丝绸衬里。天天有人给里面的物品掸尘。这些物品无其他用途。花瓶里永远插着鲜花。那个家里还能塞得下什么？这些事我不必想也知道。想象这项活动最好留给你看不清的事。而我对你的婚姻看得一清二楚。
我无法看清的是，你怎么从旧金山的那个罗兰变成结婚的罗兰。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了解其中的转变。
————
以下是森博基夫人的故事，故事的梗概，部分是我从伊舅妈处听说的，剩余是我拼凑起来的。伊丽莎白·纽金特出生在爱尔兰，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盎格鲁-爱尔兰人。和但凡有意思的人一样，她是孤儿——虽不是幼年失怙，但岁数仍小，必须由一位监护人负责照管，两人不合，她反抗监护人的那股劲头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所需的热情相当。获得独立后，她前往欧洲大陆，在布拉格学了几年音乐。她在那里认识了米洛斯·森博基，一个比她大三十岁的男人——一位波兰的革命党人，不久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在被流放以前，他使他的女门徒相信，她对他的革命事业和他的个人幸福负有崇高的义务。当时已改名莱丝·森博基的伊丽莎白·纽金特没有跟随丈夫一起被流放。相反，她搬去莫斯科，先是当英语家庭教师，到头来开始出版用俄语写的短篇和长篇小说。不过她的文学事业因收到米洛斯·森博基的死讯而中断。森博基夫人返回英国，继而回到爱尔兰，1912年，她从爱尔兰移民美国。她定居于纽约，在同一栋楼里住到一百零二岁过世为止。
据闻马克西姆·高尔基曾将她的作品引荐给列宁。1917年后，托这两个男人的福，她的书被誉为逼真地刻画了欧洲大陆的革命者、宣告了人类共产主义的未来，因此变得畅销，成为苏联学校教授的课文。——罗兰·布莱，1989年4月4日
1929年8月10日
今天，森夫人和克表亲去海滨度假了。伊舅妈已订好去芝加哥的行程。她说，既然她已见过克莉欧娜，知道一切安好，她没有理由继续留在这儿。
她怎么会有事？我问。
要知道，有的人一辈子注定只有一项作为。一旦他们在那方面失去前途，他们的人生将找不到方向。
她不像是没有方向的人，我说。（森夫人创作声乐套曲，但不是为了发表或拿来演出——我在与克表亲的一次交谈中获悉这件事。她们一起办了一个音乐社，教职业妇女和身无分文的少女。）
你不认识以前的她，伊舅妈说。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那种只能有一项作为的人。假如写作这份职业没有让我名利双收会怎么样？可名利双收的可能性有多少呢？不可能的事照样发生——火车会脱轨，去牛津的前景会成泡影，但那些事不在一个人的掌控之内。形诸笔墨是我能够做到的。我绝不可抱着认输的心情去做。
克表亲对我疼爱有加。她在某个亲戚的婚礼上见过我父母一次。论岁数，他们不是现场最年轻的，她说，但他们看上去最青春洋溢。好像一对从波希米亚民歌里走出来的恋人，她说。
把他们想成两个从音乐盒里迸出来的跳舞的人……假如他们是那对童话般的恋人，他们会永远地跳下去，这个世界不会迎来罗兰·布莱的降生。
一个人可以幻想自己的父母是处子吗？这问题一旦提出，不能收回。我的父亲婚前肯定有过别的女人。想到这里，我心生焦虑，尤其因为我还看不到有何办法可以改变我身为处子的命运。
————
把人区分归类的办法无穷无尽。若看电视新闻或读报纸的话，你会发现人们无时无刻不那么做，当他们用尽现有的类别称谓后，就会发明新的。越多越热闹，越自以为聪明。但迟早，这些称谓将多到把每个人与每个人区分开还绰绰有余。接下来怎么样？我们人人举着自己的名号，没有两个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理由谴责其余世人。也许到那时候，我们会实现吉尔伯特所相信的全世界的人可以团结起来。如果我们不能在相亲相爱的基础上团结，那么只能靠恨了，不是吗？
讲一个我保证更有趣的事。我把人分作两类。一类人，我能想象他们做爱的画面，我会在我想这样做时这样做。另一类人，我想象不出他们有浪漫亲密的举动。
和罗兰一样，我从来无法设想我的父母同房。孩子惯于在他们的想象中否认他们的父母有此类行为。我指的是，那些仁厚的孩子。
可我有一件不为人知的乐事。到了一定年纪——十二三岁时——我开始给我的母亲编造风流韵事。你知道多少小姑娘幻想有年轻男子追求她们吗？我常在我的活动范围内四处为她物色情郎。牧场的帮工、邮递员、推销员、店员、教师。一直编到她将密谋与那个男人私奔为止。我不再继续往下构想他们入住某地的一家旅店或在另一座小镇安顿下来。
也许我给我的母亲编故事，和她给桃金娘小姐编故事如出一辙。我大概在找寻一条途径，让她可以走出她的婚姻（也走出我的人生）。但我所编的故事仅存在于我的脑中。把故事形诸笔墨后，总会有像我这样的人阅读它们。有时是在违背本人的心愿下。
这些留给你们的札记不同。我知道它们是写给谁的，将来谁会阅读它们。
我可以不费脑筋地想象我的弟弟妹妹结婚后的画面。即便是在他们的卧房内。这儿挂下一条腿，那儿丢着一件内衣。不过除非有人拿枪抵着我的头，否则我不会想得那么远！人不应当把想象浪费在每个认识的人身上，除非委实心理变态。我心智正常。
我对幻想罗兰与赫蒂上床的事没多大兴趣。那过程想必漫长、沉闷。如同我八十岁生日时莫莉坚持要我品尝的主厨特选套餐——以其“精美的摆盘和充满诗意的细腻口味”而著称！我凭借强大的自制力才忍住，没问侍应生有没有老人死在他面前过。“史密斯先生在吃一个水煮鹌鹑蛋时心脏病发。”“史密斯太太被一块烟熏洋蓟噎住，没救活过来。”精彩的讣告素材。
主厨特选套餐不是一顿让人享用的美食，而是一次让你保持头脑敏锐的训练。为了不打瞌睡，我一个劲地夸赞那位侍应生的行头。他穿着一件白色外套，系了一个黑蝴蝶结领结。我穿了一条带白领子的黑色连衣裙。我说，要是我年轻二十岁，我会跟他私奔。他问我会不会准许他和别的女人调情，我说，只要他不介意我和别的男人调情就行。当他又端了一道新的菜回来时，我找到一张我从报上剪下来、藏在我手提包里的分类广告。读一下，我对他说，他说他没带他的老花眼镜，于是我大声把那条广告念出来。“选我吧，狐媚、性感的老妇人，受过良好教育，健康、活泼。穿着干净整洁、优雅得体，诚觅一位绅士，一百岁以下，无感情包袱，经济宽裕。对我不得有二心。若要与别的女人调情，烦请不必应征。我的心态是习惯被人追求。”那名侍应生说他不合格，我说，那个女人不是我。我俩一致认为应该祝她好运。从头至尾，你能听见莫莉在算着要多给多少小费，用她事后对我讲的话来说，补偿“那位彬彬有礼的男士不得不忍受的持续、无休止的骚扰”。
哦？我心想。也许从今以后，她对点主厨特选套餐会三思而行。
话说回来，我跑题了。不，一旦罗兰和赫蒂调暗卧室的灯光，他们之间无论发生什么，我一概不感兴趣。但我倒是很想看看他们吃早饭的场景。赫蒂搅着咖啡——我猜想，每天早晨她会数到同样的数目，二十下，三十下，然后拿起杯子喝咖啡——罗兰，他会向她道谢，感谢她为他准备了他面前的一切，在整个用餐过程中数着自己讲了几句话。一旦讲得差不多够数，他便会翻开报纸。
念及他的情人时，我喜欢想象她们在他床上的样子，但不管是谁，罗兰对她们的描述不超过一两句话。有几个现在想必早已亡故。但年轻点的几个可能还活着。无论是死是生，她们都要感激我，因为我想象的她们，停留在她们最好的年华，而且是通过一个情人的眼睛所看到的。
————
后来。
当晚，伊舅妈说，如果有什么想知道的事，尽管问她。谁晓得我们下次会何时相见？她说。赫蒂为我送行时讲了类似的话。为什么女人喜欢用这么戏剧性又消极的口气说话？连伊舅妈也不例外，如此多愁善感。
我要跟你去西部，我说。
不，别这样，伊舅妈说。
那我干什么呢？我问。离家前，经过争吵恳求，我和维克托舅舅及威廉舅舅就我二十一岁前管理我名下的部分财产达成协议。
留在纽约。在这儿给自己找一份有前途的事。
伊舅妈给了我一张我可以联系的人的名单。她还建议，不妨和布莱家联系一下。我答应会对她要我做的事一一照办，但一个年轻男子所做的许诺有时永远不会兑现。
今天森夫人和克表亲发来一封电报。森夫人的一位远亲，西德尔·奥格登太太将造访纽约。我可否腾出时间，以防万一她需要有人接待？想到来纽约不足一个星期，我已能做东，令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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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从这页一直往下读，读到最后，你们的感觉可能仍和我一样——我想象不出西德尔作为罗兰情人的样子。但愿这么讲对你们来说不是泄底。没错，西德尔和罗兰当了若干年情人。
露西死后，我向图书管理员安德森太太询问一位名叫西德尔·奥格登的诗人。她找不到任何署名西德尔的诗作。我又问我的邻居霍利的女儿，她在读研究生。罗兰提过一次西德尔的名字，但直到很久以后，我读了这本书，才知道她的故事。
露西死后，我周围的女人——妹妹玛戈，我的姻亲、朋友和邻居——她们个个想方设法讲恰当合宜的话。但恰当合宜的话往往是最没用的。当时我寻思西德尔会说什么——罗兰口中的她听起来不同寻常。
霍利的女儿在大学图书馆为我找到一本书。某个女诗人的传记，现在我想不起是谁了。她似乎比西德尔有名得多，但连那位女士，霍利的女儿说，也已经过时，没人再读她的作品。
诗人不像电影明星。如果罗兰与琼·芳登或琼·克劳馥有过一段情，他会千古留名。但他没找对情人。他对西德尔的这种专一不可思议，仿佛无人能与她相提并论。因此他选的其他女人是他能够轻易忘记的，让她们像歌舞队一般在西德尔身后又唱又跳。
那本传记里有几张插图，展示的是那位女诗人做的一本关于她朋友的剪贴簿。有一页介绍西德尔，六幅照片。我本该拿着那本书去复印店，请他们为我把那一页影印下来，可当时我太自傲。我不想觉得自己对西德尔念念不忘。现在我后悔了。
我不记得那位诗人的名字，所以我无法告诉你们查找的线索。一条教训：眼下劝自己舍弃的东西，有一天可能正是你想要的。我没有许多可传授的教训，所以每当我提出一条时，敬请注意。
由于眼前没有照片，我能告诉你们的仅是我记忆中的西德尔。在一张相片里，她抽着烟，留着黑色的短发，身穿一件男式外套。另一张里，她穿了一件带毛皮领子的黑色长袍，袍子外面覆了一块毛皮披肩。眼睛深邃，鼻子狭长，下巴尖尖的。一个精明的女人。其他照片是与朋友等男男女女的合影。没有一张照片里的她是笑着的。
她美吗？有些人可能会这么认为，但我不关心那个问题。我的难处在于，我可以想象罗兰端给她一杯葡萄酒、为她取来一件毛皮大衣或帮她点烟的画面。我可以想象他与她在公园散步或一起坐出租车的画面，我也可以想象他对她低声细语，一如好莱坞老电影里那样的场景。但不管我怎么努力，我无法想象他们上床的画面。
西德尔脸上这种凌厉的表情甚得我心。我有着类似的表情。我们农场的一位帮工老容尼常说，男人在娶我以前得先去铁匠那儿买一副盔甲。我那时顶多七八岁，否则我会狠狠踢他。你自己照一下镜子，他说。你看每个人的神情，好像你要扑过去、杀死他们一样。像狮子吗？我问。像豹，老容尼说。
从那时起，我开始仔细照镜子。这辈子我对自己的面容了如指掌。
在我们第二次约会时，我把老容尼的话讲给吉尔伯特听，吉尔伯特大笑。你不是一头豹，他说。你是一只小猫。他多么真心实意地让自己受骗。有时我觉得我怪想念他的。
————
1929年8月16日
伊舅妈又一次走了。现在我怀疑我对她所谓的痴情仅仅是生活在埃尔姆塞宅反常的氛围下而产生的。如果神明之手把我们抓起，放回到那儿，我会不会仍对她痴心一片？
过去几天，和她相处时，我感到一种以前没有过的让人卸下防备的自在。我们四处游玩，对整体世界而言，我们同等无足轻重，但在我们自己的天地里，我们是同等的主角。这么看来，我们无异于两条身处两个小碗里的金鱼，暂时被并排放在一起。
望着伊舅妈的火车启程，我想到安娜·卡列尼娜。任何火车、任何月台都使我想起恋爱的恐怖。有一瞬间，我想问我旁边的那个男人，他是否有过相同的念头。
————
我和西德尔渐渐熟络后，这个关于火车站的问题出现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不，她从未想过安娜的死有何恐怖之处，西德尔说。假如安娜留在世上活下去，那样才恐怖。她又讲了一件在康斯坦斯·伽内特的乡间别墅遇见她本人的轶事。康斯坦斯·伽内特透过厚厚的镜片窥视每个人。如果有人不知道她是谁，西德尔说，她看起来谅必和她院子里的南瓜一样慈祥木讷。——罗兰·布莱，1989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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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
我应当记下几天前伊舅妈和我的谈话，但首先，我要提醒自己这句不久前我在读书时标记出的话：
Prosperum et felix scelus virtus vocatur.*【*成王败寇。】
我向伊舅妈打听那些过去在家时从未讨论过的事，尤其是我父母的事。
你父亲出身不错，伊舅妈说。惹恼你几个舅舅的是他过分单纯地以身为美国人自豪。
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吗？我问。
不，一点不简单。但你瞧，问题就在那儿。在你的几个舅舅看来，美国人最大的毛病是他们有时坚持他们的美国性，仿佛它具有魔力。
你认为他有那个毛病吗？我问伊舅妈。
任何单一文化背景下的人免不了染上一定的傻气。像你我这样的人——你知道我母亲一方是美国人，两个种族的混血儿更善于保持怀疑精神。
我不知道伊舅妈的母亲是美国人。所以你打算去美国，去看你母亲那边的家人吗？我问。
我和他们分离得太久。现在他们更像是陌生人。
我应该把布莱家的人当成陌生人吗？
你应该试图与他们建立联系。他们中也许有一人能够帮你。但别抱太高期望。他们不认同你的父亲。
因为他娶了我的母亲吗？
因为他一辈子尽干没用的事，一无所成。你应当小心，别像他那样，伊舅妈说。
我尽量不露出受伤的表情。每个儿子都要接受这样的教诲，不要重蹈父亲的旧路吗？伊舅妈是在代我的母亲这样做吗？
下面是伊舅妈告诉我的故事：父亲和母亲相识于皇家港，正值法国人庆祝在那儿建立殖民地三百周年。当时母亲还在上学，随她的合唱团从哈利法克斯一同前去。父亲从美国越过边境而来，因为那时候他没别的事可干。他怎么独独挑中她，令她倾心于他，只有上帝知道。回到家后，她告诉她的几个哥哥，她计划去美国，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梵语学位。
你的几个舅舅均不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如你所知，一场无人赞成的婚姻，还有一个孩子。你应该庆幸，那次旅行他们没带上你。
他们把我留在哪儿？
留给在伊萨卡的一个保姆。我们立刻派人去接你。布莱家过了一阵子才收到消息。他们丝毫没表示想把你要回去。
伊舅妈没有告诉我很多有关她自己婚姻的事。穷极思变，她讲的仅此而已。我必须牢记那句话。
————
我时常纳闷，伊舅妈为何在新斯科舍省那个家待了那么久。是的，确实，她得抚养她的女儿，但她可以带着她们一起嫁人。有志者事竟成——我喜欢把她想成是那样的人。罗兰根本没考虑过那问题。他想的只有他自己。那是阅读他日记的一个缺憾。随便翻到哪页都有疑问。那本书被填得满满的，犹如一座拥挤的城市。但碰上的各种疑问，早晚变成无解之谜。
伊舅妈的命运如何？从这本书余下的部分里可获知的不多。罗兰没忘记她。否则他不会把写她的那几篇日记保留下来。但他记住她，并把她写到日记里，原因是她使他显得像个耐人寻味的小伙子。她是个耐人寻味的女子。这一点，他忘了。
————
1929年8月20日
闷热的一天，是那种我从以纽约为背景的小说中了解到的夏日。体会某种早已通过文字而为我所知的东西——说来奇怪，那效果削弱了。
此刻，我正坐在比尔特莫酒店，等着奥格登太太。这家酒店的宏伟气魄与我想象的一点不差，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我应该感到失望。我尽管心高气傲，但并不认为自己具备一流的想象力。（一流的观察力，我可以承认有。）我纳闷，莫非这整个世界是一件二流的产物。
后来。
与一位令人难忘的女士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
奥格登太太可以称得上貌美吗？我对自己的判断没什么把握。天生丽质的女人往往表现得像华冠丽服的吉娣。有多少女人能在举手投足间表现出像奥格登太太那般惊人的从容自若，一个衣着普通而引人注目的安娜？
我们喝了茶。奥格登太太问我有关我的家庭和出身背景的问题。我给我的故事稍加润色：父亲和母亲违背双方家人的意愿而结婚，我从小是孤儿，现在的我，自己出来闯天下。我没有讲我是一个在纽约看不到前途的人。在奥格登太太问我有何打算时我说，见一点世面，并写写东西。我回答的语气仿佛我是除却了优柔寡断的哈姆莱特，或添补了愤世嫉俗的堂吉诃德。我甚至拿有一天我会写出的那些书开玩笑。
奥格登太太还向我问起克表亲和森夫人的情况。我相信，我像杰出的小说家描绘他心爱的人物那样描述了她们。我深情地模仿她们的鹦鹉。我额外讲了几句有关伊舅妈的话。和托尔斯泰一样，不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喝完茶后，我们上到楼顶，在花园里漫步。我努力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可当赫蒂读到我信里的这种颓废情绪时，她会作何想法？）
亏他们想得出来，以为自己是在这儿建造卢浮宫，我说。我没去过卢浮宫，但我认为这句评语世故老成。
我们需要记住，卢浮宫本身不是在一夜之间建成的，奥格登太太说。凡是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都生于毫末。
当即我后悔自己出言太轻率，但奥格登太太放过我，没作进一步评论。她不以让人下不了台为乐。她不用那样做，因为无论谁，在她面前已经感到窘迫。
她提议我们星期四再见。她不像克表亲或森夫人那样乖僻。在这座城市，她肯定有的是可以见的人。为什么找我？为什么还一而再？
————
这一点我与罗兰不同。我绝不会问那个问题，为什么轮到我？
没有法律禁止灾难降临在你头上。反过来，也没有法律禁止幸福落到你头上。换一个当母亲的，处于我的境地，也许会因一个孩子的死而恸哭：为什么是我？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我？
凯瑟琳，你听过你的外祖父讲述在联合国大会上邂逅我的事，我们认识后的那周，他上门来，我对他颇有好感，所以继续与他约会。他带我去市政码头野餐。我们望着渔夫，尽管是六月，他们头上包着头巾或破布。我们试图辨识恶魔岛上守卫和狱犯的身影。吉尔伯特讲了一则报道，说有个男的因绑架一名少女而被关押在那里。他是报纸的热心读者，他说。他接着拿出一条牧场的广告给我看。我是从这儿找到你的，他说。我微微一笑，没讲话。要不是我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指出这条广告，他不可能知道从何查找。不过让一个男人自满一下，对女人而言没有损失。
我们还干了什么？我们聊天。父母、兄弟姐妹、他兄弟姐妹的孩子、我们最近看的电影。后来旁边一位渔夫，一个彬彬有礼的老人，问我们可否沿码头去远一点的地方。我们以为是我们的谈话吓跑了他的鱼，可我们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先道歉。他无冒犯之意，他解释，但他当了一辈子男仆。身为仆人，人们料想除了在跟自己讲话时以外，一概不听不闻，他说，可实际正相反。我的职业使我的听力更加敏锐。现在人们以为我老了，听不见他们的话，但不巧我有着过人的听力。我不以此为傲。
我向他打听有关他工作的事，我总是对人们的谋生手段感到好奇。
男人说，他得从头讲起，从他在日本成为孤儿的那天开始。他正在创作一首记叙他人生的诗，他说，一部关于他人生的长篇大作，结尾将是他被迫与其他日本人一起撤往内陆。
可你的人生还没走到尽头，吉尔伯特说。现在你可以自由地做许多事。别给那首诗画上一个悲伤的句号。
那位老人说，以一个悲伤的音符作结好过以一个给人希望的音符。我看得出吉尔伯特想反驳。我捏了他一下，并问那位老人，他将花多久时间完成那首诗。
再过几个月，他说。他背诵了一组对句。我忘记具体的措辞，但大致意思是揣着一颗沉重的心和一个瘪瘪的钱包乘船赴美。他说他才写到他开始为第三任雇主干活的部分，这位雇主是个女人，他不喜欢她，因为她苛待她的所有仆人。结果呢？我问。之后你有没有找到更好的人家？
那位老人只莞尔一笑，叫我耐心。他主动提出寄一册副本给我们。吉尔伯特写下他的地址，给这男人。我们向他道别，沿着海岸线散步。后来吉尔伯特讲了几句有关那个男人的话，令我停下脚步。你不会有兴趣阅读那首诗吧？我问。
哄一位老人开心不碍事，吉尔伯特说。要紧的是，让别人自我感觉良好。每次有人讲笑话时，即使那个笑话不好笑或我以前听过，我都大笑。
没有法律禁止一个男人有好奇心，但吉尔伯特看不到事情的那一面。
他接着给我讲了一则故事，有个给小镇报纸写笑话的作者去到大城市，他各种以裤衩和树杈为梗的笑话均无法引人发笑。最后一位老人递给他一本字典说，除非你能使裤子和树杈押韵，否则你在这儿待不下去。
什么和裤子押韵？我问。
吉尔伯特做出一副苦思状，朝我转过脸，显得满面愁容、垂头丧气。屌子，他说。
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他也许比我所想的更加风趣。那么，当一个男人费尽心思逗一个女人笑时，且说，为什么不是我呢？
————
1929年8月22日
今早醒来，我感到胸口发闷。起初，我归咎于压抑的热浪和令人憋得慌的空气，还有街上传来的无休止的鸣笛声、汽车喇叭声和尖叫声。我想我要去中央公园，我把那儿定为一个我可以认真做点思考而不是想些鸡毛蒜皮琐事的地方。可当我终于躺倒在树荫下时，没有一丝缓解热浪的微风，也没有一点诗情才思启迪我的头脑。我到纽约已经两个星期。我给伊舅妈名单上那些人寄去的信，至今未有回音。我猜那些能帮我的人此刻都出了城。等森夫人和克表亲回来后，我将何去何从？我有勇气千里迢迢回埃尔姆塞宅吗，假装我甘心继续生活在那个冷漠的屋檐下？
可事情有了起色。我无意中听见两个姑娘在用法语交谈。一人坚称另一人撒了谎，后者否认，并援引某人论述真实的话，我没听清。我请她重复一遍。她们可以嘲笑我的法语，但我讲的还是比这儿的大多数人强。我的偷听令她们起了敌意，但我有本事哄逗她们。黑头发、黑眼睛、比较活跃的那个叫伊薇特（另一个是阿梅莉亚，长相平凡得多，也更矮），问我有何看法。
她们的故事如下：
她们是女装裁缝，以前在巴黎的某个地方当学徒。伊薇特把那家时装店讲得仿佛家喻户晓似的，我装作熟悉，流露仰慕之情。她们于六个月前来这儿。她们不会讲英语，在二十三街的一家商店工作，那儿的女工头讲英语，同时从她们身上取走一大部分报酬。今天，伊薇特和阿梅莉亚休息，仗着比她们六月前刚到时更流利的英语，她们去第五大道上毛遂自荐。她们走进的第一家店的女店主，听说她们当过学徒，立刻表现出兴趣。她问她们现在的薪水，伊薇特说一周二十四美元。
那位女店主说，你们来为我打工的话，我付你们一周三十。
从头至尾，伊薇特讲得踌躇满志。阿梅莉亚一直用双手捂着脸。她撒谎，她对我说。在二十三街，他们付我们一周十二美元。
哦，我说，她讲的也不尽是假话。你们挣的是二十四美元。
一点没错，伊薇特用法语说。
我们同行了一段路。你们怎么决定来美国的，我问她们，伊薇特说，在她们当学徒的店里，有一位家世好的姑娘，是从美国来的常客，据说她的父亲拥有长达一万英里的电报线。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那样富有，我想。所以我们决定来美国，伊薇特说。对吧？她对阿梅莉亚说。
阿梅莉亚点头。
我向她们打听她们的住址，喜形于色的她们毫不犹豫地告诉了我。不过现在回想整件事，我感到一丝嫉妒，还有一丝羞愧。她们明确知道怎么在异国找到前途。一直以来阻碍我的是什么？
————
不是每个人都能漂洋过海，发现一块新大陆。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个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王朝。有些人生来开荒拓土，移居他乡。有些人生来过着安逸、慵懒的日子。罗兰的母亲一方是落脚于新斯科舍省的移民，他的父亲一方是落脚于美国的移民。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切听起来对他而言如此困难。
反过来，我为什么要抱怨我的子孙一点不像我的母亲、我的外祖母或我的曾外祖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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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23日
今天下午又去见奥格登太太。出于礼貌，我问候她过去几日是否安康。迷恋没有减退。
你不在期间，迄今还没死人，她说。
我吓了一跳，不知该作何回应。她微笑着说，这句话出自她想创作的一首诗。
我问，等这首诗完成后，我是否有幸拜读。就在这时，酒店经理过来，送上一封放在银色托盘上的电报。奥格登太太草草瞥了一眼。有一瞬间，我产生一股奇特的妒意，深信那封电报是一名男子发来的，他一天会给她发好多封电报。
她的丈夫因病耽搁了，她解释。他们本来要去西南部的沙漠旅行，但现在计划不得不推迟。
这是奥格登先生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对他一无所知，奥格登太太也没做更多介绍。我断定他必然是那种样样俱全的男人，能够时刻让像我这样的男人自惭形秽。（昨晚，我开始阅读《一个失意人的日记》，忍不住忖量，也许有一天，我会把这些日记集结出版，取名“一个平庸的梦想者的日记”——不，必须等我成名以后再出版。悲惨可怜本身并无有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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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在期间，迄今还没死人。无论西德尔挂念的是谁，此人是幸运的。想象那些临终时的人，撑着最后一口气，就为等这个人。也或许他是灾星。他一现身——哗啦啦，我们全都化为灰烬。
我不读诗。罗兰记录了那么多西德尔的话，但只在这篇里提到一句她的诗。为什么？我推测，她的诗写的不是他。
她喜欢谈死亡。那是她吸引他的地方吗？他是那种想要长命百岁、拥有一切的男人。他无法斩断情丝，也许是因为她把每个人的死像木偶般玩弄于指尖。
罗兰没记录很多赫蒂的话。我猜即使隔壁有人命在旦夕，她也会谈论压花、蛋糕食谱、金鱼、鸟和墙纸。当她自己卧床不起、性命垂危直至死去时，她想的可能还是那些事。
想象她们在你这个年纪，约拉。赫蒂会收集蝴蝶，把它们放进杀虫瓶里快速处决，然后钉住，做成一排排整齐的标本。她会小心翼翼地摆弄翅膀和触角，在写下那些蝴蝶的名称时，她的笔迹会和那些死蝴蝶一样匀整，排列得分毫不差。
人们现在还收集蝴蝶吗？吉尔伯特以前为杜普雷先生工作。他去世时，把他收集的蝴蝶遗赠给吉尔伯特。质地精良、带玻璃罩的木匣子，每个匣子里有许多只蝴蝶。我建议处理掉这些匣子。它们既占地方又积灰尘。吉尔伯特说，它们是杜普雷先生留给他的，所以我们必须保存着。而且，他说，我们恐怕没认识到这样一批藏品的价值。
价值，我暗自嘀咕。这么多死的东西有什么价值？但我知道何时该停止纠缠他。
西德尔不会收集蝴蝶。她会折下它们的翅膀。
你们也许认为我是那种会虐待虫子或青蛙的女孩，可事实是，我从小就明白，因在万物的秩序中占据更高地位而折磨其他生物，这么做没有意义。
（如果你们觉得最后这句话莫名其妙，事情是这样的：卡伦每周都在网上做一个智商测试。昨天，她说服吉尼也去做。吉尼得到的分数不如卡伦高。吉尼说，原因是她累了，所以她开始胡乱填选答案。可以理解，但卡伦在吉尼背后大张声势地嘲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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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我读我写的东西，说罗兰想要一切，由此记起很久以前的一天。露西三个月大，一日傍晚，吉尔伯特与我带她出去散步。一轮满月悬在海湾大桥上，又圆又亮，和在明信片上见到的一模一样。吉尔伯特对露西说，瞧，月亮，然后继续推着她往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转身问我怎么了。我痛哭流涕，那轮月亮在天空中变得模糊一片。
我说，肯尼年幼时，我的母亲喜欢带他出去看月亮。我说，现在我自己有了宝宝，我想念我的母亲。吉尔伯特说他懂。可怜的吉尔伯特，随时愿意采信最简单的借口。换作罗兰，他会讲些更动听的关于月亮的话，像是它只属于露西。他会使东西听起来显得特别。必要时运用谎言。
可是不管谁，在把某样东西或某个人说得很特别时，不都是撒谎吗？不是欺人，就是自欺。
以上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脑中把罗兰和吉尔伯特放在一起比较。这么做对吉尔伯特不公平。对我也没好处。
说起来，那批收藏的蝴蝶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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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24日
前天收到赫蒂的来信，但我现在才拆开。野餐、舞会、家人朋友的来来往往，掩藏在她文雅的措辞和优美的笔迹下的哀愁和沉闷。要说我不想念她是骗人的，但想念她，仅因为她是我能用来比较眼前的新生活和过去生活的准绳。我对我那些舅舅和舅妈的爱快速消退。也许有些情感是用逐渐隐去的墨水谱写的。假如所有情感都是这么谱写的会怎样？
眼下我过得像个特拉普派修道士。我已不再用那只鹦鹉的名字跟它打招呼。它从来没对我友善过。我在这座城市尚未交到朋友。（奥格登太太算朋友吗？白日做梦吧，罗兰。）今天，与我讲话的人不超过五个，其中两个是年轻的兄弟，坐在大楼外的门廊上，从清早坐到深夜。最残酷的磨难是追求一个远大的目标而失败。但任何失败都是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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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曾常威胁我她会自杀。从她很小、十一二岁时开始。她没在吉尔伯特身上试过那招。我由不得她挑衅我，所以不理睬她。我以为有一天，这威胁会变成我们之间的一个玩笑。她有时是个性子暴烈的女孩，没错，但在她不发脾气时，她是我的子女中最快乐的。偶尔她大笑不止。不管笑的是多么小的事。她称她的笑有魔力，蒂米、威利，连卡萝尔也会学她，但他们不具备那魔力。你必须有本事完全放开自己，才能笑成那样。
我不理解她的愤怒，正如我不理解她的那种大笑一样。我以为我的职责是当一根避雷针，或一个电路保护器。这么想是当母亲的失败吗？可有多少母亲不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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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25日
暴风雨过后的星期日。雨水洗刷了我的怠惰。早晨散步时，我绕道至西二十四街，到得刚好晚了一点，没碰到伊薇特。
伊薇特星期日有安排，阿梅莉亚告诉我。她坚持与我讲英语。她想练习那门语言，她说。她费劲的模样给她增添了几许魅力。凡是表现得结结巴巴、努力找到正确用词的姑娘都显出一副撒娇的情态，透着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无防备色彩。
伊薇特星期日兼职去给一帮画家当模特。阿梅莉亚说到“帮”字时的口气，令我当即对这些画家心生厌恶。
她为什么还留在女装裁缝这一行？我问。（为何不干脆过着觥筹交错的生活，柔软的织物轻易滑落下来，挺起胸，侧过头？）
那些画家，他们很穷，阿梅莉亚说。但伊薇特喜欢干点不一样的事，这样等我们回到法国后，她可以有谈资。
你们打算回去？
是的，但等我们赚够钱后，阿梅莉亚说。
美国有什么不好？我问。
这儿的人根本不懂帽子和连衣裙。
我没想到一个朴实无华的姑娘会如此严厉。这样讲很不客气，不是吗？我说。
呸，阿梅莉亚说，柏林、伦敦、纽约的人以为他们了解时尚。那样好比一个不懂音乐的人……
五音不全吗？
是的，阿梅莉亚说。那样好比五音不全的人谈论音乐。
贝多芬是聋子。
他即使聋了仍听得见。就像我们——伊薇特和我——我们买不起我们做的衣服，但我们看得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我们知道怎么让女人认为，如果她们没穿对衣服的话，说明她们愚蠢。
怎么？
我们每一季做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凡是六个月以前的东西，穿在女人身上就显得傻。
原来是那么回事，我说。（赫蒂知晓这个道理吗？她关注每一季的时尚吗？奥格登太太呢？她肯定无所不知。）
这场对话比我预计的更有意思，因此我问起阿梅莉亚她在法国的生活。她出生在乡下，紧邻一座名叫贝桑松的小镇。这座小镇离瑞士的边境不远，和许多住在那儿的男人一样，她的父亲是个钟表匠。他们过着安逸的生活，直至他失明、无法继续工作。她六岁。家里有五个孩子，她的两个哥哥去给一位钟表匠当学徒。母亲种菜。以前她经常看很多书，所以人们嘲笑她，阿梅莉亚说，但当她开始在集市卖菜时，人们意识到他们错了。她对她做的事很在行。
她现在还种菜卖菜吗？
是的，和我的两个妹妹一起。
你的父亲呢？
他仍双目失明。我的母亲念书给他听，可她没有很多时间。她忙于打理菜园，阿梅莉亚说。
法国的乡下，一个多浪漫的地方。我真想去那儿定居，与鲜花、蔬菜和当地的姑娘为伴，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过着作家的生活。你喜欢种菜吗？我问。
我喜欢上集市。对我们而言，那是个好玩的日子。我们坐着马拉的车，身下是蔬菜，手里拿着用餐巾包裹的午饭。我们家的狗莱昂追在马车后面跑，不管我们多大声地吼它，命它回去，它总是一路跟着我们。
我想对狗和人发表一番高论，但看到阿梅莉亚泪眼婆娑时，我打消了此念。陷入遐想的她比平时添了些姿色。也许回忆是女人最佳的饰品。
几年后，阿梅莉亚继续往下说，她的母亲意识到她，阿梅莉亚，和她的妹妹不同，在菜园里帮不上很多忙。她和家里的每个人一样有耐心，她的手一点也不笨，但她不会养花种菜。
所以你去当女装裁缝了？
如果她是个男孩，她解释，可以从事钟表制造业，这样她就不用离开家。但要学女装缝纫，她只能去巴黎。她在那儿认识了伊薇特，她们是店里两个年纪最小的姑娘。
我询问那家店的名字，我曾假装对那家店很熟。
鲁夫。伊薇特的姨妈在那儿工作，阿梅莉亚说。她总是没好气，甚至把伊薇特骂哭。有时她会给她们那条街上的孩子和贫苦的女人做衣服。她在给了他们衣服后祷告。一天，她发烧病倒，几日后，她看上去奄奄一息。她是个邪恶的女人，她哭着对这两个姑娘说。早逝是对她邪恶的惩罚。两个姑娘认为她神志不清，可这位上了年纪的妇人说，她给穷人用的布料是从顾客身上偷取的。她时常祷告，但还是不够弥补这项罪。她含恨而终。
那件事后，伊薇特决定来美国，阿梅莉亚说。
你也想来吗？我问。
她耸耸肩。我无所谓。
你们打算在这儿工作多久再回去？
几年吧，阿梅莉亚说。有时我想念我妈。以前我常觉得她的手臂好像最水灵的萝卜。天热时，她在头上盖一片白菜叶子。我的妹妹和我也盖白菜叶子。我妈从我们的院子里摘些花，镶绕在叶片边缘。我们个个看起来又野又开心，并非我们拿不出一点钱来买像样的帽子。
我瞥了一眼阿梅莉亚的手臂，白皙匀称，但可能不像她母亲那样丰腴。我试图想出点可以讲的话，当我讲不出来时，她谅解地朝我一笑。人们通常来找的是伊薇特，她说。那没关系。
我喜欢听你谈你的人生经历。
真的吗？她问。不过你当然喜欢啦。原因是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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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梅莉亚是个相貌平平的女孩，但她把一切编成故事。她知道用那种方法可以让人们记住她。活在故事里的人给人印象比实际的他们更动人一点。我们对我们记得的人宽宏大量。我们忘却他们的许多缺点。
生来无多少姿色可言，那样是什么感觉？你们一定认为我听起来不可理喻，好比一个有钱人在纳闷，当穷人是什么感觉。但我的意思是：我无法想象，如果我天生是个相貌平平的女孩，我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或天生是个丑姑娘。我还会是今天的莉利亚吗？没有人规定相貌平平或长得丑的女孩，她的人生不能有所作为。
有一点我确信无疑：我不必靠讲故事让自己觉得与众不同。那是他们在回忆录写作班做的事。讲故事——他们不断重复这个说法，仿佛它有神奇的魔力。找一个没有故事的人给我看。然而令我发笑的是，他们格外强调讲述的成分。穿上华美的外衣，化上适量的妆，随便什么故事都能更添几分难忘的色彩。有人可以把这个小裁缝的故事拍成电影，我们谁也不记得她无一点吸引人的地方。
话说回来，我必须更正一下。赫蒂没有可讲的故事。她长相不凡。她不穷。但谁能用玩具烤箱做菜呢，端出的是塑料食物和不会割破婴儿手指的袖珍塑料餐具？赫蒂的人生正是如此。不管什么东西、什么人，均无烫伤、受伤或毁灭的危险。
如果你们认为我对她的评语过于严苛，好吧，确实。有何不可？一旦活到我的岁数，你们会明白，人生中有一些真正的痛。那种痛绕不过去。它不像在电视上看到的雷区，人们带着特殊装备在那儿标出地雷的位置，然后携带另一批特殊装备的人把这些地雷除去。哦，不，你不知道何时何地会有事发生在你身上，但迟早会。唯一的区别呢？你的下场可能不是行动时少了一条胳膊或腿。在世人眼里，你看起来没有两样。
大多数人，连罗兰在内，不得不容忍几回那样的意外。但赫蒂不然。她活得如此小心谨慎，恐怕从未扭伤过脚踝或淋过雨。没有事故、没有痛，什么麻烦都没有。不，不是说我嫉妒她。我同情罗兰，他害怕感到无聊。到头来他给自己找的竟是个无聊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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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26日
奥格登太太今天问我是否愿意陪她去一趟匹兹堡。我猜肯定是她的丈夫来不了，所以她必须找一位男士同行，可为什么挑我呢？
什么时候？我问。
随时，她说。除非你有事走不开？
我反思我的人生，它行进得像一列没有时刻表的火车。那列火车需要多久会脱轨或撞毁？
为什么找我？我问。
年轻人不该对事事存疑，她说。
我只是在评估我能否当一个好旅伴。
在这座城市里，有十几名男子想当你所谓的好旅伴，陪我同行，她说。在这座城市里，你找不到十几个让你有这种机会效劳的女人，也没有十几个女人愿意带你见识你没见过的世面，你说呢？
一个女人凭什么认为她对一个男人的了解胜过这个男人对他自己的了解？我说，假装奥格登太太和我之间平起平坐。若我开口的话，阿梅莉亚会讲述钟表匠和女装裁缝的故事。伊薇特说不定愿意介绍我认识那些穷画家。但她们是前途有限的女人。我的前途不可能在她们身上。
你是一个在寻找未来出路的年轻人，奥格登太太说。你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怎么找到出路，而不是为什么人们做他们所做的事，让你有可能找到出路。
我常常思考，我们之所以是人，因为我们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使别人走投无路，我说。
奥格登太太看着我，不愿——我忿忿地认为——进行一场在她看来无意义的对话。我誓不罢休。难道不是那么回事吗？动物不关心其他动物的未来。只要有食物，它们连自己的未来也不关心。
奥格登太太微微一笑，然后谈起前一晚与她见面共进晚餐的一位雕塑家。我注意到她的这种做法。当我听起来开始让人觉得厌烦时，她转变话题。可我还是忍不住。我受她的影响，在她面前变得愚蠢起来。更糟的是，我非但必须靠她引导走出那愣头磕脑的窘境，而且在这样被她牵着走的情况下，我感到几分愉悦和释然。她并不对我的失态大惊小怪。从不停下质问我。对此我心怀感激，直至我能重新变得无拘无束，展开另一番争论。
她继续讲述昨天的晚餐。她去的原因是好奇，想看看那位雕塑家是否仍爱着她的一位表亲，这位表亲据说一度是托洛斯基的情人。
她是俄国人吗？我问。
一半英国血统，一半欧陆血统，奥格登太太说。我们和所有人一样，祖先来自四面八方。
我不是，我说。我是从新斯科舍省出来的乡下少年。
你让我想起我的这位表亲。一次，在一个别墅宴会上，她坐下五分钟，然后令大家骇然地取来她刚交给女仆的冬衣。整个晚上，她一直把自己裹得紧紧的。要不是她出了名的性格古怪，别人会认为她一点不懂礼貌。
也许她冷呢？我说。也许她着了凉？
关键不是你怎么觉得，而是你让女主人有何感觉，奥格登太太说。
她的话刺痛我。我说在我看来，我的身份不足以让她有任何感觉。
我在跟你讲的正是我的表亲伊丽莎白，你认识的森博基夫人。
噢，后来怎样了？
我想她最后得到了宽恕。人们宽恕她。有些人招人钦佩，有些人招人同情，还有些人招人讨厌。她招人宽恕。
那么……我想说，那么你呢，也或许我想说，那么我呢。不管哪一个，我及时止了口。
真正危险的是那些让人百感交集的人——那些是你务必躲开的人。
为什么？
当一个人让你百感交集时，你会误以为自己恋爱了。你不同意吗？
我想起伊舅妈。我还没有过坠入爱河的福气，我说。
要我讲，那不算损失。
即便在我这个年纪吗？我说。当即我知道自己讲错话了。
一个人如果到十三四岁时尚未充分想清楚人生的许多事，我相信他没有希望，奥格登太太说。
可如果，我说，一个人确实让人五味杂陈怎么办？如果我真的相信自己恋爱了怎么办？
那样的话，不要作任何付出。
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吧？
否则怎么掌握自己的人生呢？
那是你掌握人生的办法吗？
不，但我有我可以仰仗的经验。
我没有一点可仰仗的东西吗？我问。
你有我这个朋友。
奥格登太太讲故事的本领不见得高于阿梅莉亚，但她知道我如饥似渴地谛听她。她知道我永远宁可听一个奥格登太太，而不是一千个阿梅莉亚，或甚至一千个伊薇特。我气愤她知道那一点，可如果她不知道，我会更气愤。
这样的我显得温驯吗？不，比起逃跑，一个人需要拿出多十倍的勇气，留在一位像奥格登太太那样的女人身边。假如我只在阿梅莉亚和伊薇特这类人的圈子里寻求安逸和爱，我才是一个温驯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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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尔讲得对，危险的是那些让你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中的人。幸运的罗兰，有人向他说明那番道理。无人提醒我。我凭直觉认识到。
他俩都做得漂亮，我指西德尔和罗兰。多年来，我一直对罗兰在西德尔死后写的一段话百思不解：“我们，西德尔和我，终生履行做减法的技能。我们之间不管发生什么，我们一致同意，我们可以当作没那回事。找一个能在这方面与我和她匹敌的人给我看。无人企及。连赫蒂也不行。”
但现在我认为我读懂了。在两个人决定他们可以什么都不要，而且是他们共同做出那个决定的情况下，好吧，最终他们不能没有的是彼此。维持日常生活所不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真正的奢侈品，关系并改变你的人生。罗兰是否在乎与赫蒂并坐在沙发上、聆听古典音乐的每个夜晚，或她在各种慈善委员会任职期间，他不得不陪她参加的宴会，或他们的旅行，把井井有条的生活打包成行李，然后在千里之外的度假屋内打开取出？我们记不记得我们早餐吃的每一块烤面包？
我曾想从罗兰那儿得到一个梦，他确实给了我那个梦。远远不止那个梦。
想象去找亲爱的吉尔伯特要一个梦。那么做好比在麦片盒里搜寻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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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29日
傍晚，我去拜访伊薇特和阿梅莉亚，这次她俩都在。我告诉她们，我将出城几日。伊薇特转向阿梅莉亚，露出会意的表情，仿佛我已功败垂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被伊薇特（或她俩？）预言中。
这次拜访为时短暂、气氛冷淡。事后，阿梅莉亚下楼，送我到门口。你什么时候走？她问。
下个礼拜，我说。
她没接话。我被她的沉默搞得不知所措，感觉需要说点什么。我问她，她想不想周六一起看场电影。
噢，她说，仿佛因话锋的转向而错愕。我只是在看你的衬衫，她说着，指指我的袖子。那颗扣子松了。要不要我去拿针线？很快。
阿梅莉亚身上有某些地方令我恐慌，那不等人开口就主动献殷勤的态度。换作别的男人，也许会利用这种个性特点而占便宜，可我是那么卑鄙无耻的吗？我告诉阿梅莉亚，她不必操心那颗扣子。
可谁来管这颗扣子呢？她问。
我差点讲出贝茜。哦，会有人的，我说。房东的女儿，我撒谎。阿梅莉亚用她灰色的双眸看着我。那就这样，我们星期六一起看场电影？她说，那语气介于疑问和陈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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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的后面，罗兰承认他有时在日记里撒谎。或更改事件的顺序。夸大其词。凡是一个男人可以用来让他觉得自己“一流”的手段。你们认为罗兰这样做是不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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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月31日
我不再是童男。记下这一笔时，我是怀着庆祝还是哀悼的心情？
伊薇特引诱了我。不对，是我让她引诱我的，而且她确保阿梅莉亚逮到我们。我的行为可耻吗？如果可耻，伤害的是谁？如今，我被赶出她们合住的小窝。可以想象，她们之间无论出现什么裂缝，凭借伊薇特的足智多谋，加上阿梅莉亚的忠心，准会弥合。她们的友谊定能继续长存，和以前一样顺遂，仿佛只是一时被一根掉落的树枝或一块碍事的大圆石打破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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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学前班时，班上有一位老师，我最好的朋友埃米和我都满心喜欢她。她叫科里老师。她是个好老师吗？我不记得从她那儿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最喜欢的是她的红头发，始终剪得短短的，弄出完美的手指波浪卷。
科里老师习惯在我们的练习册上画小花和动物。她这样做想必是为了美化我们的作业，即便有时我们的字写得奇丑无比，这样一来也能显得更好看些。但她并不一以贯之。你永远猜不到某天她会选中谁的练习册。到头来，埃米和我都认定科里老师偏袒对方。我相信科里老师其实不知道她造成的伤害。罗兰也是如此，但我想那两个法国姑娘肯定比埃米和我聪明。他说得对。不管有没有罗兰，她们的友谊不变。
从中得出一个教训：不要让自己因他人轻率的行为而受伤。倘若有人一心想伤害你或摧毁你，你至少不能漠视他。但更多时候，人们由于粗心大意而伤害别人。他们挤你、推你，因为他们没想到那地方可能会有你的存在。约拉，你必须谨记这一点。
粗心大意是第八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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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9月2日
和奥格登太太在她的酒店共进晚餐。屋顶凉快一点。尽管如此，到用餐结束时，我的衣领还是完全走了样。我寻思，那些侍应生是不是每隔一个小时换一次领子。他们看上去干练、清爽、处之泰然。样样是我心目中一个成熟的男子汉该具备的特质。可再看他们所处的岗位，上述优秀特质为他们谋得一份招待人的工作。
如同夏日任何慵懒的谈话一样，我们慢慢地聊起来。未几，奥格登太太终于能够像撬开蛤蜊般撬开我的话匣。吐露的是有关和伊薇特及阿梅莉亚的事，没什么价值。
我不明白这件事为何让你如此烦心，她说。
我解释，我感到自己被利用了，吃了亏。
你没多少损失，奥格登太太说。这个法国姑娘，据你讲，是个美人。
我说，假如她对我有几分真心，我会什么损失也没有。
不过另一个姑娘对你有兴趣呀。倘若她当你的恋人，你会开心一点吗？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不会。
因为她相貌平平吗？
是的，我说。
奥格登太太点了一根烟。我每次想给她点烟时，总是慢一拍。我端详她的脸。她会不会把那回答视为对她本人的批评？她不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但决没有谁会说她长相平平。
不但如此，我急忙补充道。我对她没有任何浪漫的情愫，所以不管用什么无耻的方式把她卷进来，都有违绅士风度。
你前面的人生还长着，罗兰。不要养成习惯，为不必要的事苦恼。
那么，什么是必要的事？
尽我们所能过得好。没有什么事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假如我们担心发愁，等于庸人自扰。例如，万一明天我们从这儿到匹兹堡的火车脱轨会怎样？你还会为你不圆满的恋情而难过吗？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告诉奥格登太太，我的父母死于火车失事。她是健忘，还是故意戳人痛处？）
对你而言，过得好是件比较容易的事，我说。
你想说，我活得比较容易吗？
你拥有你想要的东西，我说。
但我也有我不想要的。
我猜，女王有时会为一枚镶嵌得不完美的戒指而难过。公主会因一颗豌豆而睡不好觉，我说。
奥格登太太挥手驱散她眼前的烟。想一想，罗兰。我们小时候最早学会说的一个词是“不”，但我们的抗议对我们有用吗？我们依旧要听从父母、保姆、女家庭教师，然后是什么？上帝？命运？如果我们百依百顺会怎样？
百依百顺？
不管好坏、酸甜、善良或残忍，奥格登太太说，有什么区别？
区别是，我心想，假如我把那样做当成人生的信条，我压根儿不会离开哈利法克斯。那种我已经拥有的一成不变，体现在赫蒂身上。她像一座灯塔，代表着不变与不可变：任凭天空中暴风骤雨或繁星闪烁，我找不到改变的理由；这个世界危机四伏，但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让你安枕无忧；没错，我在这儿，到我身边来；没错，到我身边来，一切会平安无事，相反，离开我，离开我，风险自负。
想起一个女人了？奥格登太太说。我试图否认，但她说，她看得出一个男人何时把心思转移到另一个女人身上。不在场的人总有办法加入谈话，她说。那个幸运的女孩是谁？
噢，只是一个表亲，我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奥格登太太微微一笑。堂表亲结婚的可多了，她说。
她是个小女孩而已，我说。我们的感情像兄妹，仅止于此。
很多人结婚不是因为爱，那种被你当作先决条件的爱。
你的婚姻是那样吗？我说。老是被她逼得无力反驳，教人难堪。
你指我嫁给奥格登先生，还是前任先生？
你之前结过婚？
还守过寡，她说。
奥格登太太讲这话的口气仿佛我们是在就事论事地讨论某个人，对其不应掺杂任何个人感情色彩。我一直自豪地认为我能够把人生中经历的各种事看成将来有一天我要写的那些书的潜在素材。可那份自豪感在奥格登太太面前消失不见。她有比我多十倍的素材，但她轻易地无视过往，如同她轻易地无视我的雄心壮志一样。
我不是……很抱歉，听你这么讲。
你不必感到抱歉。这恰巧是我人生中确实发生过的事。没错，一个姑娘会为了爱和幸福嫁给一个小伙子，但无人可以保证他能在一场死了几百万人的战争中生还。没错，她会再婚，嫁给一个老得不可能再被送去上战场的男人——战争会有的，记住我的话——但无人可以保证这个不一身戎装的男人不会病故。
奥格登先生，他不会——我结巴起来——我想他的病情没那么严重吧？
讲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时，没有谁知道死神的心思，她说。讲到小孩子时也一样。
你有……？
对，我有一个儿子。比你小不了多少。但也许让一个母亲失去孩子，好过让一个孩子失去他的双亲。休比他的父亲先死。或者我应该说，查尔斯参加战争是为了忘记他儿子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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