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欲晓，斗牛苍淡。
  “巡洋舰”驶离卓资山，孤零零钻入空旷荒蛮的山野；时而腾跃，时而沉落，透迄于崎岖凹凸的山路上。这种铁壳吉普底盘高，适合越野，却也易于翻车。司机目注前方，脸颊紧绷，两手在方向盘上大幅度地滑来滑去。
  车上坐着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
  “周书记，翻过这片山，就到克布尔再向北是二连，向西北是四子王旗。”办公厅秘书指点前方介绍。
  周惠脸色像出土的青铜器，不知是为晨光所染还是由于心情忧郁沉重。他默默地吸烟，偶尔用左手搓搓浑圆的下巴，又搓搓缺少睡眠而感觉缩紧的面颊。
  车厢静下来。轻装简从的书记只带了两个秘书和一名保卫人员，驶行于空荡荡的高山大岭间更显孤寂。
  他是有孤寂感。举国农业仍在学大寨，奔“阳关道”，先进的已经完成“向大队核算过渡”。中央也有明令：“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许包产到户”……
  可是，周惠提出“可以包产到组嘛；偏远落后的地区也可以包产到户嘛厂
  当时，县、社、队听到此话的干部不啻闻雷，都惊个目瞪口呆。个别知底的干部更悄声议论：“庐山会议的教训他算是白接受了……”
  山路一边是危岩，一边是悬崖，司机脸色苍白，不停地踩间打方向盘，急转那些胳膊肘弯。
  “逼上梁山哟，”周惠从喉咙里咕嗜出声，“人都饿死了，还有什么主义？逃荒讨饭能叫社会主义？”
  卓资山那些菜色的面孔，肋骨巴巴的胸脯，裤腿褴褛的赤脚，衣不蔽体的略有羞赧的女人……这就是当年出生人死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周惠的心在流泪，眼前也变模糊。朦胧中，他看到汽车冲下山岭，冲入一道川；里一半是黄色的戈壁，一半是绿色的草地，有座窄桥横卧于干涸的河床上。他心有所动，又喃一声：“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没法子，逼的！”
  随行三人无言地交换眼色，都理解这位刚出山的第一书记。霜打头鬓的书记不喜欢前呼后拥，不喜欢“鸳歌燕舞”；走一路，不要当地干部陪同，更不听他们的“安排”，把手摇得一阵风：不要不要，全赶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有人搞包装。你们不要当庐山的云、遮眼的雾，部远远走开土。
  自治区党委一名副书记是劳模出身，半路碰到了想一起同行，又被他抬手拒之一边：“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不要陪。”副书记说：“边疆地广无界，我怕你把车开到外蒙去。”周惠苦笑：“我还没糊涂到那个地步。”
  于是，他看到了落后贫穷，看到了真实。
  “共产党甚都好，不打人，不骂人，不剥削，不压迫，就一条不好，不叫人吃饱肚肚。”
  那位满脸皱纹似核桃的纯朴憨直的老农一语惊人，时时闹地震一般在周惠心房里冲撞轰鸣。什么道理能比这句大白话更深刻？
  “解放三十年了，种粮人都吃不饱肚肚，还要咱们这些人干球甚？”周惠对他的随行骂一句刚学来的内蒙土话。“一个大队吃不饱，大队长和书记是干球甚哩；一个公社吃不饱，社长和书记是干球甚哩；几十个公社，几百个大队，这一路下来都吃不饱，莫非这些队长、社长、书记们全是笨蛋，全在干球甚哩？”
  他猛地闭了眼，屏住一口气，仿佛受到内心情绪的激荡而有些晕眩。静过几秒钟，他睁开眼，眼圈红红地叹口气：“唉，还是政策哟……愧对父母，愧对天下黎民！”
  一
  二道上，一辆古老迟暮的蒸汽机车像老人一样咳着喘着，将裹着煤屑烟灰的蒸汽一团一股地吐向肮脏的道基；车前的大灯，像生了红眼病一般瞪住迎面驶入一道的年轻的电机车。电机车已经落闸，客车厢轻轻震颤，车轮在惯性的驱动下旋转着，将闸瓦磨得冒出缕缕淡青的烟丝。
  列车终于停稳在月台上。
  周惠穿一件灰色风衣，入乡随俗地戴一顶前进帽，倒背双手立在站台上朝车厢望。
  “来了，”秘书在旁边指点，“那边。”
  周惠随手势迎过去，对面走来的是身高马大的薄一波，头发也白了，原来挺直的脊梁不堪十年重负，已经微驼，只有那个著名的大鼻子仍然不失血色地直立在面孔中央，威风依旧。
  “你好啊，一波同志。”周惠伸出手去，他们是太行山时期的熟人，上下级。
  “你好，周惠同志。”薄一波像那个时期所有刚解放的老干部一样，喜欢感叹损失的时光，“十年不见了……”
  “二十年。”周惠更正。
  “噢，”薄一波稍怔，忆起周惠的账更要早算十年，点头道：“可不是嘛。二十年哟！”他握握周惠的手，松开道：“我刚出来，中央叫我先到各处转转，看看。还有马洪同志。”
  周惠与共产党的这位秀才马洪，也是旧相识，互相握手问候，一行人出站上车，驶向包头市的青山宾馆。
  汽车上，周惠与薄一波同坐后排位，一开始便谈了农村和农民。
  “我来内蒙几个月，跑了乌盟、巴盟、锡盟、伊盟的十几个县，几十个公社。农村穷啊，农民苦，连肚子都吃不饱。”周惠用低沉缓慢的声音介绍说，“我到卓资山，有的村子人均口粮才二百来斤，扒火车外出逃荒。那么多地搁荒了，见不到干活的人……”
  “我们对不起农民”薄一波深锁双眉，仿佛是面对当年太行山的农民在检讨，“我们是靠了农民才打下江山，坐了江山，没有农民就没有我们。可我们又为农民做了什么？连饱饭都吃不上……”
  “我们是什么都管，到头来就是什么都不管。大道理能当饭吃八亿农民都在消极怠工，不得了调动不起积极性还能叫好道理，好政策农业学大寨，全国有几个公社几个大队学到有数的嘛。可中国有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怠工，只靠几个先进的公社和大队能解决全国农业问题白猫黑猫，逮住老鼠才是好猫。我就赞成这个观点，这才是真道理，好道理。”
  “我同意这个观点。”薄一波明确表态支持。
  “转了那么多公社，老百姓穷得可怕大队管不了，公社管不了，我也管不我看国家也管不谁能管？别人谁也管不了，只有农民自己能管我就是这个观点：放手让农民去自谋生路。”周惠向这位老上级讲了心里话，“我走一路，讲了一路：包产到户。我跟干部们讲：你们管不了农民的肚皮，就叫农民自己管。我知道讲的不合中央规定，不合中央政策。我是被逼的，要饿死人了，先找条活路再说。”
  “不叫农民吃饱肚子，大家都别想吃饱。”薄一波点头，“你搞你的，逼上梁山嘛！就是你讲的，先找条活路再说。”
  周惠将身体仰靠过去，沉重地吁出一口气。薄一波的态度使他得到一些被理解的宽慰，但身上的压力并没减轻多少。他知道，去年底中共中央下发的四十九号文件，提出“学大寨”，对“向大队核算过渡”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要求各级党委“今冬明春，可以再选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百分之十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取得经验。”现在，相邻的一些兄弟省正敲锣打鼓，争先恐后地刮起“过渡风”，便更衬托出他在内蒙古搞的包产到户跟中央唱反调，简直是南辕北辙。他也知道自己并非唱独角戏。安徽的万里在周惠出山之前便已碰了“包”字的禁区，是全国第一家。接着又出了四川的赵紫阳，也将一双脚踏入禁区。他周惠只能算老三。但是他相信，如果自己去年出山，那么去年他就会碰这个“包产到户”的禁区，他必须为治下的农民负责。然而前程究竟能搞多久？
  心里没数。
  政治生活的经验告诉他，如果中央讲话，一夜之间就能将他的全部作为否定，他也会再次远离政治舞台。这种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已经有征兆。
  前几天，一位干部忧心件件地汇报说，与兄弟省交界的一些社队压力很大。这边悄悄搞“包产到户”，那边轰轰烈烈搞“向大队核算过渡”；这边理亏似地不敢叫人知道，那边大喇叭朝这边喊口号，广播批判文章，说内蒙古搞资本主义，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些观点都是出自权威的《人民日报》。
  周惠将手一摆：“农民没有饭吃，是找咱们还是找人民日报？我看也不会找兄弟省。”
  话是这么讲，神态也从容，内心可并不轻松。夜里一枝接一枝吸烟，睡不着觉。他忽然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了新感受，似乎比过去的理解更深切更具体
  “唉，说严重点，我不上梁山，农民很可能就会有人上梁山哟！”他对同样睡不着觉的妻子说。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讲的极富哲理的一句话。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改朝换代都出自农民起义。如果说，靠了共产党几十年艰苦奋斗而在农民中树立的崇高威望及一支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也没出大乱子，那么经过十年浩劫，党的威望及干部队伍都受到极大的损伤，若再出现那样的失误和困难，就难免不出大乱子。
  谁能保证饿肚子的农民不会“上梁山”？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和责任心，周惠才“逼上梁山”，没有和中央的声音保持一致而“另搞一套”他希望这种“另搞一套”能够被更多的人理解，能够为中央一些决策者理解。到了宾馆，他来到马洪的房间。
  “喂，我说你们这些秀才，你们也干点实际事好不好？”因为是熟人，周惠用随意的口气对马洪讲，“你也给咱们写篇文章，呼吁呼吁。”
  “写什么文章？”马洪警惕地望着周惠，深知这位“仁兄”是个“不安分的人”。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你写这个文章，宣传宣传这个观点嘛。”
  “你怎么不写？”马洪反问，“你自己写嘛。”
  “我要能写还找你说什么。”周惠吸燃香烟，认真道，“我只会干，笔杆子还得靠你们这些穷秀才嘛。”
  “我不写，”马洪摇头，“你们干就是了，文章我写不”
  周惠理解这种态度。许多同志对“包产到户”是赞同的，但是不敢公开讲。他苦笑着承认：“说实话，我也是敢做不敢写呀，写了发表出去，那就不是内蒙古而是全国的事了……”
  二
  北京市民纷纷涌往香山看红叶之际，京西宾馆又聚集了一群决定政策、为民做主的出类拔萃的政治人物。
  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午睡起来，周惠拉开窗帘，两眼在骤然降临的光明中眯细片刻，才适应地睁大眼，痛快地长出一口气。他的心情同现在的天空一样高旷辽远。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有一大批非中央委员的高级领导干部参加，他们既然参加了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便铁定地要参加中央全会。多年的政治生活经验告诉他，这是“气候”转变的前兆。大凡有重大历史转折或政治变故之际都会有一批过去不在决策圈里的“新人”列席到圈子中来，他们是“组织保证”，保证确立新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这些“新人”当然属于政治上占主动，取“攻势”的一边。同以往所不同的是，无论八届十二中全会还是党的“九大”、“十大”，这些列席到圈子里的“新人”多是“儿童团”，今日列席到圈子里来的却是大批曾在圈子里举足轻重后被赶出圈子的“还乡团”。
  对，这些“老家伙”互相串门聊天，都戏滤地自称是“还乡团”。这个不雅的名称是政治对手过去赠送的，现在他们百感交集地自己拾了起来。他们或在“反右”斗争，或在“反右倾”斗争，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放逐，今日重新聚集在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下，决心结束一个时代，开创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洗一把脸，周惠头脑清醒地走向小会议室。视觉在红地毯的作用下，全身生出一种莫名的兴奋。上午，在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他放了一炮。刚刚出国访问回来的邓小平虽然不动声色地坐在华国锋旁边，但周惠从他那一瞥目光，一声轻咳，乃至倏然吐出一口香烟的姿态里，看到了一种赞赏和会意的感情流动。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坐在前排沙发里，各大区有两名代表坐在他们的对面。华国锋先讲了话，没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容，而是大篇幅地讲生产。显然，经老同志们的努力，华国锋已经同意了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这一“转移”，除老同志们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形势所然。华国锋明白，若不作这个转移，他将失去早就厌恶甚至是惧怕“阶级斗争”的广大党员和民众的支持。几十年的“斗争”，使他们精疲力竭，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其中，邓小平走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棋：走出去，请进来。
  刚刚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归来的邓小平，曾下令大规模地组织派遣中共的高级干部出国访问、考查。正如他对访问英、法归来的周惠所言：“要革命主义加改良主义，要大量派人出国。”所有出国访问过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无不震惊：“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世界经济发达状况对他们长期自我中心，夜郎自大的心理简直是粉碎性的打击。无须讲更多的道理，那种改变路线，改变政策，改变现状的要求和呼唤便必不可免地汇聚成席卷之势。
  这样的形势对周惠来讲，无疑是赏心说意的快事。比较他在内蒙古悄悄搞“包产到户”的时候，确是松了一口气。但也不无忧虑，毕竟这种“解放”、“求实”和“宽松”尚未得到党中央的正式认可，写入决议。
  中国政治的特色：只有写入“决议’的东西才能取得“合法”身份，才能“名正言顺”。只有‘名正言顺”的事情，才能大张旗鼓、大刀阔斧地去做。
  坐在中央常委斜对面的华北地区代表是段君毅和周惠。段君毅发言之后，主持会议的华国锋点将：“周惠同志，你也讲讲吧？”
  “不讲”周惠摆手，“段君毅同志讲得很具体了，我没什么讲的。”
  “讲讲吧。”叶剑英慢条斯理说，“你是个敢讲话的嘛。”
  陈云点头：“谈谈想法也好。”
  周惠的心动了，那些蓄积已久的话便活跃着想吐出来，其中不乏一些深邃的思考，那是对建国以来许多政策的反省。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之前，他经常可以见到毛泽东，可以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在一次次海阔天空的畅聊中，他更深刻地了解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奥秘和历史。当毛泽东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到井冈山“落草”，当了“山大王”时，便意识到中国的命运取决于农民。不但要组织农民，而且要宣传教育农民，因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的这一路线经历了多次党内斗争，特别是经历了多次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之后才逐渐被全党承认，毛泽东也因此成为党的领袖。这条路线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由农村包围城市，并终于把这个党从山沟带人城市，取得全国政权。无论在北京，长沙还是在庐山，毛泽东都曾教育、告诫周惠：“路线决定一切，路线走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换言之，失策就会危及生命。
  周惠至今确信这是真理。问题在于，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否一贯正确，有没有重大失误？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惠是个“活跃分子”，与各路“诸侯”作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对于“文化大革命”“左”的失策失误，绝大多数同僚或明或暗都有了共识。但是对党的农村工作路线，党对农民的政策，分歧和争论却时时发生。
  争论中，周惠所持的观点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际帝国主义封锁国门的严峻形势，党采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策是正确的，别无选择。党决策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路线和政策也是正确的；没有工业化，在世界强国的窥觎下中国就无法完整的生存下去。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在国门被紧密封锁，别无资金来源的情势下，党不得不采取“牺牲”农民一部分利益来积聚资金投入工业建设的政策，一次又一次以勒紧农民的裤带为代价，建起自己比较完整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并且拥有了自己的核威慑力量都是正确的。是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
  然而，失误正是萌芽于正确之中。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反右倾”，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将国家利益同农民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了，以政权的力量，将农民的生产组织形式，种什么，怎么种的种植权，农民的产品分配权乃至吃多少口粮的权力统统收过来，管起来。掰着指头算算，农民还剩什么权力？这种过分的甚至是野蛮的剥夺，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周惠在走过几十个公社之后，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八亿农民都在消极怠工！到了这时，理想和教育已经无法再唤起农民作出牺牲奋斗的热情。而且，国家已经强大到了足以自立于世界，完全可以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平等交往，世界政治气候也不像过去那么严酷得令人甘心无偿地作出最大牺牲。
  于是，改变政策便不容置疑地摆在党的面前。度过了非常时期，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关心自己的利益。八亿农民怠工，国家利益从何谈起？就是城市里的教职员工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就没有党和国家的利益。
  但是，政治精明的周惠还明白一个道理，讲话必须把握时机、选择场合。各“诸侯”，互相议论交流是一回事，在决策圈里正式发表政见又是一回事。他想起晋见邓小平时的情景，他谈“想法，”“谈形势”，都被邓小平以“不用了，我都知道”而淡淡揭过去。周惠相信，什么时候讲什么话，讲到多么深，做到哪一步，邓小平比自己更会准确地把握时机。那么自己现在能讲什么
  “那好吧，我就讲点内蒙古。”周惠终于张了口，慢条斯理，斟字酌句，“我去了三个月，跑了几十个公社，看了农民缸里的粮，锅里的糊糊，扒火车逃荒的人流，还有一群群不种地，晒太阳的青壮年，问题的核心是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比如卓资山那里，粮食产得很少，还不够自己吃。每年征购上来的粮还不够返销。劳民伤财，不得人心。我在那里跟一些领导议了议，采取了一点措施……”
  “听说内蒙有些地方在搞包产到户。”不知谁插言。周惠不动声色，也不置可否，继续讲自己的。
  “‘文化大革命’得了伤寒症，民不聊生，现在是吃了点药，刚发出点汗，事情很明显：谁能比种地的人更懂种地？我们有些同志什么都要管，结果是什么也不管，连农民的死活都不管。我是管不了哟，我只好放手叫农民去自谋生路，自己救自己。老百姓是愿意的，他们有办法自谋生路。现在刚刚春暖，刚刚出点汗，可不能再来刮西北风”周惠讲到这里，情绪已经起伏难耐，冲着前排的政治局常委们几乎是呼唤：“刚出点汗就来风寒，把汗顶回去就要出人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向前，这是我们对中央的期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整将发言虽然含蓄，却是意思明确，态度恳切。常委们互相看看，颇有些动容……
  “为民请命又一次吧。”周惠这样评价自己上午的发言，不无满意地经过长廊，走进小会议室，见李先念与姚依林等人正在聊什么，走到旁边沙发坐下。
  李先念望来一眼，忽然抬起右手指过这边：
  “妈个×的，周惠，你怎么把多少亿都不要”
  周惠被骂得一怔，很快便明白是怎么回事。
  内蒙古农民苦，许多地方的农民一年到头喝糊糊，有道是“糊糊还不如马尿稠”。穷困至此，还须为发展工业作贡献。区里农机厂生产了产品必须有市场，但农民买不起。内蒙的农民喝糊糊，有的农民一年四季就是一身光板羊皮袄，冬天毛冲里穿，夏天毛冲外穿。这样的农民还有什么购买力？为了“发展工业”，只好由银行给农民贷款，这些款不能到农民手中，而是直接给了农机厂，而农民到手的只是农机厂的“产品”。周惠曾被愤怒的农民领去参观这些“支援农业”的农机具，千真万确是一堆废铜烂铁。
  这是颇具特色的工人与农民兄弟间的矛盾，并且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锅里就是那么点饭，工人多吃几口，农民就得再勒勒裤腰带。
  没用的废铜烂铁以贷款形式给了农民，这是变相的剥夺或叫“转嫁危机”。结果，农民债台高筑，根本还不起。周惠算了算，这种债款有几个亿，在可预见的未来，根本没有一点偿还的可能。
  有人提议免了农民的债。说既然没有偿还的任何可能，压在农民头上，除了影响生产积极性，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索性免掉还可让农民喘口气，提高信心，增加生产积极性。
  银行维护国家利益，断然拒绝免债。消息传到兄弟省，那里本来就对内蒙古的“包产到户”有意见，便向李先念告一状：“周惠一句话，农民欠银行的几个亿贷款就都不还”
  这又是典型的国家利益与农民群众利益的矛盾。
  李先念是负责财经的副总理，当然要维护国家利益，向周惠提出责问。
  “哪有的事啊，先念同志，这不是造谣”周惠不慌不忙解释道，“事出有因，但不是那么回事……”
  周惠将真实情况汇报一遍，李先念点头：“噢，这么回事。免除债务事关重大，不能贸然决定。”
  “这个道理我明白，可生产发展不上去，欠债永远还不了，只会越欠越多，说到底，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农业是基础嘛，农业上不去必然要拖工业化的后腿。”周惠顺理成章地提出申请：“先念同志啊，我来找你和姚依林同志就是想解决点具体问题。内蒙古生产落后，农民穷到家了，现在是饭都没的吃，还得请国家拉一把，给点钱，给点粮”
  “国家给内蒙古的已经不少”
  “不解决问题哪，还得再给些。”周惠苦着脸说，“我刚去了三个月，改变面貌也得有个基础有个过程。去之前，乌兰夫同志跟我讲，内蒙古落后，还得跟中央伸手。不要不好意思，该要还得要啊，总不能饿死了吧？”
  “唉，国家也难”李先念叹气，道，“我们研究研究，再给你们解决一些吧。”
  “国家管的越多越死，背的包袱也就越沉重。企业要扩大自主权，农民又有多少自主权”周惠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讲给两位领导听，“报纸上吹冷风，反对包产到户；会上会下也有许多人反对包产到户。既然不许农民有自主权，那国家就都包起来吧。真不知还要贴多少钱，总有一天农民也穷光蛋了，国家也贴光拖垮了……”
  李先念和姚依林互相望望，没有讲话。周惠明白，他们的身份和所处位置，在中央没有正式决定前小会随便讲话；但他们不制止周惠的牢骚，也可算是“纵容”吧。
  三
  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的文章、文件、文献，都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举凡“转折”，都伴随了“尖锐、激烈、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充满你死我活的血腥味，比如王明、张国焘，他们实现“转折”时，不但有激烈的思想路线上的斗争，更伴随了大量的“肉体消灭”。
  毛泽东所领导的党的历史上的“转折”，无论遵议会议。延安整风还是建国后两次庐山会议乃至“文化大革命”，也都充满了“尖锐、激烈、复杂”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会下斗智斗谋斗勇，会上唇枪舌剑，暴风骤雨，背对背的权谋策略，面对面的大吵大嗡甚至拍桌骂娘，使这些“转折”充满了戏剧性的令世人惊叹的场面。
  惟独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似乎“令人失望”地没有任何这种激烈场面。从预备阶段的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大会小会未曾发生任何大吵大嗡、唇枪舌剑的激烈对峙与交锋，一切都是在温和、理智、克制，说理讲礼的气氛中悄悄进行的。
  有人说，这是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人们都极度厌恶并坚决唾弃了那种“暴风骤雨”的斗争方式。
  有人说，这是因为华国锋禀性温和、敦厚，甚至柔弱而且他原无多少资历和基础，此时已成“强弩之末”，不具备对抗的实力和勇气
  也有人说，这是因为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不似毛泽东冲动、激烈、贵我、勇斗。
  ……
  大凡世人评说，往往事出有因，却未必准确全面。几种说法都有道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转折的时机，已经成熟。其中陈云等老同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在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是陈云郑重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山”，主张重新评价***事件，支持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他以自己在党内外所享有的崇高威望为一年后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是他率先提出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平反，改正对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的错误结论，承认彭德怀对革命事业的功勋，提出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建议中央审查。他的发言起到了“号角”的作用，对实现“转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都熟悉“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提法，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中的人物。当仅剩的“陈”与“邓”站到一起时，这个党内便没有谁能同其对抗
  还不止于此。华国锋战胜“四人帮”，在军队凭借的是叶剑英，在国务院凭借的是李先念。这两位共产党军队和政府的元老也坚定地站到邓小平一边时，华国锋剩下的只能是“独善其身”，保持自己对毛泽东的全部忠诚不变，而逞论他人
  更深入一步讲，据说江青被捕后，曾激烈地大喊大叫：“你们告诉华国锋，晾衣服杆还得两边扯呢。我在，他还可以在，今天我不在，明天就轮到他！”
  毛泽东青壮年时，常讲“生命在于运动”，到了晚年，越来越多地强调“平衡”。运动员没有长寿者，长寿者都是讲平衡。政治也讲平衡，领导更须讲平衡。在意识形态上，华国锋也许可以算毛泽东的好学生，但在政治上，他还不如江青学懂了一点。
  毛泽东多次讲：“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坚持革命队伍必须是“五湖四海”，不允许“清一色”，谁搞“清一色”，肯定是野心家。哪怕亲密如林彪、江青这样的人物，一旦露出搞“清一色”的苗头，毛泽东会毫无犹豫地指斥其“有野心”，给予严厉批判或处理。因为能够体现领袖权威的，莫过于“仲裁者”的地位和权力。派系和不同意见越多，越需要权威、仲裁，需要有个说了算的领袖。这一切都不属理想、信念之列，而是政治谋略、策略、手术或统治术。
  当华国锋将尖锐对立的两大政治势力中的极“左”一派粉碎后，他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再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价值和条件
  当然，斗争还有，已是微不足道。无须会上唇枪舌剑，更无须暴风骤雨，邓小平只须‘呵’一声，大局便确定下来。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胡耀邦面有难色地向邓小平汇报，在复审、平反“文革”的冤假错案时，受到“两个凡是”的干扰。
  “怕什么？‘文革’把你七斗八斗你都不怕，现在还怕什么？有困难找我，先斩影响大、涉及面广、难度大的冤案。”邓小平涵养极好，很少发火，就是当年面对江青的大吵大闹，他也不愿费口舌争论，只是“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但这一次他动怒了，抓起红机子挂通江东兴：“我提议，明天下午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是要不要推倒‘两个凡是’，每个委员都要表态，这关系到究竟要不要拨乱反正，国家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放下电话，邓小平对胡耀邦严肃交待：“一定要从组织上解决‘两个凡是’问题，不能再等。十几年下来伤了多少人，还能等？谁坚持‘两个凡是’，谁就必须离开领导班子！”
  领了“尚方宝剑”，胡耀邦大刀阔斧，加速解决组织问题，大量的冤假错案在会议期间迅速平反，“文革”中犯有错误。坚持“两个凡是”的干部坚决撤离领导班子。其中就有邮电部部长。
  这天晚上，胡耀邦正在同“文革”中有问题、准备下台的邮电部长谈话，周惠贸然闯了进来。见客厅里邮电部长正在表白什么，便打个哈哈道：“你们谈，我到里屋等等。”
  对于邮电部长的表白和申诉，胡耀邦不能不听，听得又十分疲累。身处关键性位置，每日批阅大量文件又接待一批批的谈话者，他已经几天几夜不得休息。见周惠进了他的卧室，还不知道这边什么时候能谈完，便招呼道：“哎哎，他先停停，我跟周惠同志谈几句再来。”
  周惠进门，便将目光环室一扫：
  卧室不大，约十四平方米。西北角一张大板床，褥单、枕巾都打着补丁。那一代的领导人都是如此俭朴，周惠也不觉为怪。他曾用包袱皮作枕头，胡耀邦是用破旧的背心改制成枕头，异曲同工。
  临窗的写宇台上摆着三台电话机，一只铁质台历，一副花镜，十几枝批阅文件的铅笔。引人注目的是玻璃板下压了一张周恩来总理的照片，是室内惟一的人物肖像。
  卧室东侧一排高大书柜，里面藏书不少；床头柜上放一只青瓷座台灯，衣架上挂了一套半旧“礼服”，当然是在公开场合才舍得穿，回家便须换下……
  “哎哎，老兄，你怎么跑来”胡耀邦追进卧室来。几十年的老熟人，无须客套，他径直到办公桌的正面坐下，看着周惠坐到了桌对面的椅子上。
  “找你来聊聊嘛。”周惠掏烟，在桌上敲敲，“知道你忙，可有些事总想找熟人聊聊，听听意见。”
  “我也要找你呢。”胡耀邦不拘小节，将两只脚架到办公桌上，坐久了，两腿瘀血，架高些可以化瘀。“我说老兄，你怎么搞的？几个亿都不要”
  “你哪里听来的”周惠叫起来，“今天下午先念同志刚为这个事骂了我的娘。”
  “你看看，你看看，”胡耀邦是感情外露的性格，两手在沙发转椅的扶手上连连拍打，“国家的几个亿呀，我就怕先念同志发火……”
  “你别急，什么几个亿，没有的事”周惠不慌不忙吸燃香烟，“造谣嘛，我看这是有人反对我们啊……你告诉我，是谁向你告的状？”
  胡耀邦摇摇头，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出有因，没成事实……”周惠将内蒙古农民生活贫苦，债台高筑，无力还贷等问题徐徐道来。胡耀邦听几句已经明白没大事，精神一松懈，极度的疲困便袭来。他头靠椅背，脚架办公桌，身体弯成一个U型，便那么打起瞌睡来。
  周惠一阵心疼，便闭了嘴。声音停止，胡耀邦猛地惊醒，揉揉眼，奋力振起精神：“噢，是这么回事啊，没丢了就好。”
  “放心好了，我只是有想法，并没做。这么大事，不研究不请示，我自己怎么可能贸然决定？”周惠立起身，关切地劝一句：“你累了，睡一会儿，我先走了，改日再找你聊。”
  “我送你。”胡耀邦双脚落地，立起身，不顾周惠拦阻，“送送，送送，吹吹风就有精神”
  胡耀邦将周惠送到车门前。室外冷风吹过，他头脑清醒许多，蓦地想起什么，忙问：
  “哎，老兄，还有件事呢。你们怎么闹起包产到户”
  周惠一脚车上，一脚车下，闻声停止，抽腿转向胡耀邦，夜色里目光一闪一闪的：
  “本来就打算跟你谈这件事呢，见你太累”周惠反问：“包产到户怎么老百姓没饭吃”
  极富组织纪律观念的胡耀邦认真说：“这样大的事，要按中央的决定办……”
  “总得有人先干嘛。”周惠坚持着，“总不能看着老百姓饿死吧？”
  胡耀邦连连摆手，又用手势让周惠上车，然后再摇摇头，始终再没讲话。
  拨乱反正，胡耀邦的全部精力是用在批判“两个凡是”和解决组织路线上，对于农业问题，他还没来得及深入调查研究提出见解，所以只有摆手摇头。当农村改革全面展开时，他坚决支持，并实事求是地评论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周惠是第三。”
  “去东交民巷。”周惠对司机吩咐一声，然后将身体靠在沙发上，轻松舒怡，只是思想丝毫没轻松。同“凡是派”的斗争，看来主动权在握，不会出什么大事；但是如何转移工作重点，进行繁重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工作，特别是如何把农业这一国民经济的基础搞上去，全党还远远没有统一思想。
  他最忧虑的是，许多党内有影响的领导人物，政治上同“凡是派”坚决斗争，在经济建设上，却是同“凡是派”有许多共同点，而与周惠的想法大相径庭。
  周惠心里没底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他完全是“逼上梁山”，是为了不饿死人而不得不那样做。于是，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感觉便一刻也摆脱不掉。
  他极盼中央负责决策的领袖有谁能站出来说句话，这不但关系自己政治生命，也关系到中国农民能否日子过得好些，能否吃饱肚皮。可是，迄今为止没有谁公开讲话肯定包产到户。只有陈云讲了“采取积极措施，先把农民这一‘大头’稳定下来，使之休养生息……”
  包产到户算不算积极措施？心里还是没底。
  汽车驶入东交民巷。这里曾由柬埔寨的宾努亲王所居住。
  他见到了那位昔日的老上级，老领导。
  他来见这位老领导有两个原因。一是老领导约他来看当时属“内部影片”的《罗马之战》，二是老领导现在分管农委，他想对农业问题谈点想法。
  老领导热情地将他引入小放映厅，两人并排坐在一个大沙发上，后面坐了老领导那里的工作人员。刚坐好，电影便开始
  周惠是第一次享受这种“家庭电影”，气氛很轻松，一边看，一边可以随意聊天。老领导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是党内有名的才子，活得很潇洒，曾经深得毛泽东欣赏。“文革”中，他被林彪、江青一伙横加“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一关就是八年。虽受尽折磨，对毛泽东的感情却始终深厚。毕竟，“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路线一边，是那种富有传统色彩的“忠臣”。
  一九七五年五月，在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这位老领导走出监狱，但“罪名”一条也没减，是“四人帮”在作梗，被下放到陕西武功农科院，连党籍也没恢复。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李先念先后讲话建议他出来工作。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后，调阅的第一份档案就是他的。数月前，中央开会解决陕西问题，胡耀邦利用这个时机亲自写信给中央，经李先念。邓小平、叶剑英先后同意，才算真正获得“解放”。
  周惠同这位老领导聊天，聊“文革”所受灾难，聊老朋友胡耀邦，聊老一代革命家邓小平、叶剑英，评议“凡是派”华国锋、汪东兴等人，都有许多共同语言，甚至可以说声气相投。然而，当话题换过时，气氛便起了微妙的变化。
  “操他娘的，现在的报纸上吹冷风，反对包产到组，更不用说包产到户，真他妈一群混账。”周惠这样经历过战争年代，搞过“农村包围城市”的老干部，骂起粗话来可谓信手拈来，有时毫不自觉，“哎，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干的事情哪？”
  老领导望着银幕，半天憋出一句：“看电影吧。”
  银幕上，正是光屁股烫死人的一段戏。周惠生平第一次见这些裸体镜头，本该好奇却毫无兴趣，满脑子想的是内蒙古那些菜色的面孔，赤裸的肋骨巴巴的胸脯……
  “他妈的，这些人除了吹冷风，什么具体事也不办。老百姓没饭吃知道不知道？”周惠望着银幕那奢华的宫廷生活，火气更大“这些光屁股娘儿们有的是绫罗绸缎偏不穿，卓资山那边，还有四子王旗，我走一路，有多少老百姓想穿穿不到衣服，十六七的大姑娘连条长裤子都没有，一家人要轮换着穿。解放三十年了，学大寨也搞了十几年，搞出点啥名堂？好好的草场硬给犁成田，最多收一季粮食就变成了沙漠。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勤劳、俭朴、务实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优良传统，这是举世公认的。如今学了十几年大寨，打着红旗下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全一样，这实际上就是惩罚勤劳，奖励懒惰，把农民几千年的优良品质和传统全学丢报纸闭着眼说瞎话，我走了几十个公社，怎么就没看见一处莺歌燕舞，看到的只有扒火车逃荒他娘的，是我瞎了眼还是这些混账东西瞎了眼……”
  周惠忽然止了声。嘴唇翕动几下，没能再讲什么。他发现老领导将身子侧向了沙发另一边，靠着扶手看电影，偶尔呷口茶，却绝不再朝他哪怕侧脸望一眼，就仿佛忘记身边还有个“喋喋不休”，喜欢骂娘的周惠。
  周惠莫名所以地抓抓头皮，以为是破坏了老领导看内部片的轻松气氛，只好不再言声，老老实实地欣赏那些裸体半裸体的外国男女。这部电影，他只记住一个“光屁股烫死人”的镜头，其他什么也讲不出来。
  第二天，周惠被人告知：“你昨天晚上胡骂什么？指示报纸批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就是请你看电影的领导……”
  “哎呀，我可真不知道啊，我可不是故意骂他啊……”周惠听了一惊，忽然明白了老领导为什么分手时阴着脸，一点送客的话和动作也没有。他抓住自己那虽然苍白却依然硬挺的头发，懊悔道：“这下子误会可闹大了！”但是，他也没去找老领导解释，更没想道歉。念及内蒙古的农民，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说不出解释或道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