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喜欢读史，读史常抚膺慨叹：“文人无行”！
  纵观一部中国文学史，“文人”为了顽强地表现自我，宣泄情绪，搞出多少歪曲历史的“历史巨著”。给古人造冤假错案，也影响后人以史为鉴。
  有“史料”称，清康熙帝的遗诏是“传位十四皇子”，但被“四皇子”改诏夺嫡，将“十”横添一笔杠而成“于”，则“传位十四皇子”就变成了“传位于四皇子”。这“史料”似乎编得惊心动魄又人丝入扣，殊不知清廷外朝与清廷之惯例，均称“皇沁子”而不称“X皇子”。如此看来，这遗诏如何改得？况且皇四子民谊与皇十四子民恢乃一母同胞，民镇居长，如何又谈得上“改诏夺嫡”？连“废长立幼”都不是。
  民镇继位，是为雍正帝。由于治民过严又屡兴文字狱，得罪了“文人”和老百姓，编出“改诏夺嫡”这样的“政治笑话”本不足为怪。“政治笑话”可用来分析民众情绪及意愿，却万不能用来作为评论古人，揭示历史规律的依据。同样例子莫过于秦始皇，灭六国得罪了奴隶主贵族，焚书坑儒得罪了“文人”，筑长城得罪了天下百姓，于是就有了“孟姜女哭长城”。无论秦始皇对统一的中国，统一的中华民族有怎样“盛德煌煌”的功绩，终不及关心“人权”的“文人”造一个“孟姜女”更迎合关心“生存权”的百姓心理。结果秦始皇被骂两千多年，很可能还要被骂下去。
  比秦始皇和雍正帝冤枉的古人就更多《汉纪五十一》里，史官明明记载了孙坚斩华雄，但“文人”更喜欢“武圣”关羽关云长，就编出个关羽“温酒斩华雄”，并由于文学作品比历史更“生动逼真”，反而成了童英皆知的“史学”。
  周惠明白，作为一名政治家，可以利用“政治笑话”来分析民情民意，作为制定策略的参考，却万不能用“政治笑话”来认识历史规律。
  “燕山雪花大如席”是“文人”；“玉米秆子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是百姓。最生动的是情，最靠不住的也是情。
  周惠在高敞的东大厅里喝着苦涩的茶，吸着浓烈的烟，一副神往之色，似听无弦音，似间无字书。
  现如今，群众有关“四人帮”的政治笑话很多，想当初群众也曾将他们“热得在蒸笼里坐”。而华国锋是英明领袖的呼声正热烈，将来未必不会“冷得冰凌上卧”，何况目下“行情已经看跌”。
  周惠松弛地靠到沙发上，心里已然明朗：伟人善作，凡人善议，小人善猜。这次谈话不涉“议”不涉“猜”，只论实实在在的“作为”。
  一
  “周惠同志已经在东大厅等候。”
  “唔。”华国锋鼻子里轻轻哼一声，步子仍然迈得缓慢沉重。
  他有些疲劳，脑子却从未停止思考。明洪武帝说过，“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常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
  当初“四人帮”便是“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他们在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的社论中首次用粗体字公布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正是这六个字给“四人帮”带来了被动，敲响了丧钟。因为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嘱咐”是：“照过去方针办”。
  实在说，华国锋并没看出这两句话意思有什么不同，更没想到后面可以大做文章。倒是深知历史、熟港政治的叶剑英懂得如何做文章。
  “按既定方针办”，叶剑英指点报纸，拖长一些音调问，“主席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谁的呀？”
  “讲给我的呀。”华国锋不清楚叶帅为何明知故问，“是我在政治局做的传达嘛。”
  “不对吧。”叶剑英神情溪跷，头缓缓摇，“我记得你传达的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有三个字不一样”
  华国锋憨然一笑：“意思还是一个意思。”
  “不然吧？”叶剑英慢条斯理道，“我听外面传说，主席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春桥和江青同志的。”
  华国锋一怔，犹豫道：“不可能吧？主席四月三十日写给我的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的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我在政治局作过传达……”
  叶剑英神色一肃：“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你的那句，六个字就错了三个，何况时间也不对，四月还不是临终。如果是另有嘱咐，为什么政治局谁也没听到传达，突然在报纸上出现？”
  华国锋不语，竭力理清其中的关系，寻找要害，却似明似暗，明知不妥又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临终嘱咐就是最后的遗嘱嘛，封建社会称为遗诏，是继承皇位的主要凭证。”叶剑英一下子便抓出要害，并进一步剖析：“谁遗诏在手，谁就主动。公元前二一０年，秦始皇病逝，立遗诏令公子扶苏继承帝位，中书府令赵高和承相李斯为了篡权，合谋伪造遗诏，害死扶苏和大将军蒙恬。一七二二年，康熙帝临死前立遗诏，传位十四皇子，四皇子雍正在那个十字上加了一横，就变成‘传位于四皇子’。你瞧，他只改换了一个字就篡夺了最高领导权。”叶剑英一宁一板，“他们的‘临终嘱咐’或者是伪造遗诏，或者是篡改遗诏，最终目的都是要夺权”
  华国锋恍然大悟，右拳砸在左手上：“心怀叵测！”他虽然老实，不善言词，办事却也有干练之时。十月二日，他在乔冠华拟写的出席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的发言稿上，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统统划掉，赫然批上一段文字：剑英、洪文、春桥同志：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篡改遗诏就是谋叛造反，古有定律，罪不容诛。三天后，“四人帮”被秘密逮捕。
  华国锋以毛泽东手书的三句话作为自己合法继承权的证明，或日作为自己接掌最高统治权的法统依据，那么，他和他的盟友在掌握政权之后，别无选择，只能立即高高地举起毛泽东这面大旗。他本来就忠诚毛泽东及其思想，现在尤其需要表明这种忠诚，他及时做了两件事：建毛主席纪念堂，宣布“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就是要“照过去方针办”，无须多言。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却不仅仅是为了怀念毛主席，表达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深情，这里有重大的政治考虑。
  陵寝制度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丧葬文化的高度体现。对死者的态度是为了给活人看，更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政治需要有关。
  陵是丧葬的最高规格，只有帝王和人民英雄才能享此待遇。毛泽东是人民的大英雄，当然要有陵；帝王设陵是为了死后仍然骄奢淫逸，人民英雄死后设陵却是为着仍然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让人民见到他，也就是精神不死，大旗不倒。根据这个道理，如果遗体保存起来，供人民瞻仰，岂非效果更好。这就是政治局的考虑，也是当时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但是，毛泽东当初带头签名提倡火葬，况且每天喊万岁，谁也不敢言身后事，一旦逝去，便有些措手不及。建陵建在哪儿？十三陵不行，人民英雄不能进皇帝窝子，何况离人民太远；景山不行，那是崇贞皇帝吊死之处；玉泉山也不行，是中央首长们集中之处，而且挖了许多准备打仗的洞……
  议论再三，决定降格一级，不建陵，建堂。堂址选在北京两条中轴线的交叉点上，市中心，自然是在人民中间至于纪念堂的样式，由于政治气候不等人，正方形的地基已经夜以继日地打好了，所以建筑物也只能是正方形。设计人员赶制出两个模型，送政治局审批。第一号模型上桌子，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表示赞同。第二号模型摆上桌时，恰好华国锋走进来，即兴一声：“这个好”
  赞成第一号模型的委员们便跟着赞扬起第二号模型。汪东兴解释说：“还有一个模型，比较比较吧。”
  华国锋问：“两个哪一个高”
  “论高还是这个，三十三点六米。”汪东兴指第二个模型。
  “那就用这个吧！”华国锋表态，政治局委员们便纷纷表态首肯。不但是首肯了纪念堂，也是首肯了华国锋作为继承者的名分和权威。
  如果说，华国锋同“四人帮”在争夺毛泽东遗产的继承权时，处处主动，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支持；那么，他在同邓小平进行的另一种较量中，却一步步被动，越来越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
  邓小平并不要求毛泽东遗产的继承权，如果按“遗诏”行事，再换十人也不会轮邓小平去继承。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本人就是独立的大政治家，他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无须靠遗产活下去。于是，我们看到：邓小平出山后，不但不争遗产的继承权，反而出手便将第一剑指向这份遗产：“‘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华国锋与“四人帮”是在争相重复毛泽东，邓小平却敢以政治生命赌实事求是，提出新思考，新主张。于是，他竖起了自己的旗帜；于是，他有了聚集于这面大旗下的自己的追随者，有了自己的队伍。
  “四人帮”重复毛泽东，是要将毛泽东的偏激、错误、歧见发展到极致，人民不答应，所以华国锋一举战胜了“四人帮”。但华国锋政治上踏步不前，要顽固地停留在毛泽东时代，陷入被动和困境便是必然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遗产采取了批判地继承这一正确态度，这不是出于策略考虑的权宜之计，而是任何英明的政治家对前任惟一可选的正确态度。正是这种部分的否定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和这个民族能够前进的新动力；也正是这种批判地继承才保证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保证了事业的连续性以及执政的法统依据。
  在这个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忠诚朴实，阅历不丰的华国锋大概还没有想这么多这么深，他走在松软的地毯上，心里窝着几分火又载着几分希望。
  他恼火那堵灰暗的西单墙：“造球谣哩！”
  西单墙从去年开春便出现大批呼吁邓小平出山的标语和大字报，以“人民呼声”向中央施加压力，华国锋称之为“逼宫”，加之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人的支持，最后不得不让邓小平、陈云、彭真这样一批已过退休年龄的老一代政治家重新出山。终于发展成今日的对抗势力。
  汪东兴是始终全力支持华国锋的，他坚持不同意邓小平出山：“让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把毛主席摆在哪里？毛主席的指示还执行不执行”“邓小平的两下子早已经试过了，不行嘛，比华主席差远了……”
  这番话讲过不久，西单墙就开始攻击汪东兴，完全是用漫骂和造谣的方式进行。由于江东兴的工作性质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聚集在西单墙下的斗士们便想出一个“宦官”的恶名，单是这两个字就足以让人声名扫地，何况又编造出一则谣言：汪东兴花五十个亿，在中南海为新领导们大兴土木建一座地下宫殿，叫“逍遥宫”。这种谣言漏洞百出，除市井之辈原无市场，偏偏能在“民主运动圣地”西单墙上再三再四出现，又被那些参观西单墙的游人带到北京每个角落，甚至全国各地。汪东兴是华国锋最倚重的政治局委员，搞他无疑就是搞华国锋。
  “这里有阴谋，背后有人搞鬼呢！”华国锋愤怒中，更加感到组织力量统一思想的重要性。他长期受教于毛泽东，毛泽东多次谈及当年怎样一个个地找人谈心，统一思想，组织力量……
  周惠是个很好的谈话对象。在湖南共事相处甚好，他折于庐山，华国锋当时还没有资格上庐山，没有直接矛盾冲突。周惠虽非“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但也不是那种完全的受害者，他毕竟在“文革”开始前六年就已经栽了……
  华国锋停止了思考，因为他已经走进东大厅，并且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面孔。他怔了怔，可能是对周惠的形貌变化略感吃惊，嘴唇张了张，喃出一声：
  “哦，你头发都白”
  “是呀，近二十年”周惠站起身，”我这二十年日子个好过呀。”
  华国锋用舌尖轻轻舔了一下嘴唇，发现这个话题不好，改口道：“我来晚了，叫你等久”
  “我也只到了几分钟。”周惠笑着客气一句。毕竟为官已久，这样的场合，他分寸把握很好。既不因为自己过去是对方的上级而故作清高，也不因为对方现在的职位而过分恭敬。他适当带出一点朋友故旧的随意口气，又不失几分真诚地说：“你现在忙啊，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又是总理，日理万机，抽出时间来不容易。”
  华国锋已和周惠握过手，百感交集地摇摇头，两个人分别在沙发上坐下来。
  “你身体还不错嘛。”华国锋注意着昔日的领导，这随意的一句话在政界是很有分量的。大凡要有什么人出山，身体总是要被关心到的。
  “也有病。”周惠坦然相告，“总的说还算可以。你身体也好吧？”
  “大毛病没有。”华国锋给周惠递去一枝烟，自己也吸燃一枝。他吐出第一口烟时，略显疲惫沉重地叹口气：“就是累”
  周惠将烟捏捏松，没有马上吸，诚恳地望着华国锋：“我怎么称呼你好是华主席，老华，还是华国锋同志？”
  “老华，”华国锋脸上是那种宽厚、朴实的微笑，“还叫老华好。哎，你老婆孩子好吧？”
  “这一年来好多”周惠松弛地吸燃香烟，身体稍稍向华国锋倾去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他折于庐山，没少受冷淡，难得华国锋身为主席，不失过去旧谊和本色。他感到今天的谈话可以谈好，自己也愿意把心里话掏出末。淡青色的烟雾在两人之间弥漫交融，谈话的气氛也渐渐融洽，“老范去了中科院，在半导体所当副书记。六个孩子四个下乡，现在有的考上大学，有的进了工厂。鲁生和小兵一大一小没下乡，都工作”
  “鲁生是老大吧？”华国锋回忆着问。
  “对，现在是中学副校长。最小的是儿子，在机床厂工作。”周惠的目光透过烟雾望着华国锋，闪烁着流出怀旧之情：“一晃二十年，你老婆孩子怎么那时候老韩还是幼儿园的院长呢。”
  “改行”华国锋用略带鼻音的山西腔说，“到外贸部上班去”
  “哎，老华，”周惠将身子前倾，认真地：“听熟人讲她是骑自行车上班？真的假的？”
  华国锋点头：“真的。”
  “嗯，不错。”周惠身体后仰，从嗓底发出轻微感叹，“主席夫人骑自行车上班……”
  华国锋将手轻拂，表示本该如此，无须多言。他眨一眨眼，同周惠目光相遇时才问：“你那位老兄现在怎么我去上海、南京、无锡转一圈，见欢迎的人里有他，我们握了手，没顾上谈话。”
  “他嘛，现在还可以……”周惠含糊一句，续燃一枝烟，连吸几口，眉头微锁地说一句：“‘文革’中受迫害，九死一生，遭大罪了……”
  一阵静默，两个人都垂下眼帘，各想心事。毕竟，一场运动的受益者与受害者交谈这场运动，难免会尴尬。沉默中，只有烟头不时地在唇际燃亮片刻，接着便是喷云吐雾……
  周惠本姓惠，江苏灌南人。七兄弟，两姐妹；农村排男不计女，他被称为七弟。
  这是一个不典型的农家，若用今日标准看，他们距温饱还有一段距离，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赤贫的四亿五千万农民中，他们已算小地主这个小地主的家庭由于生活的艰难，将初生的周惠作为多余的一张嘴用尿盆装了丢弃于野地里。是大嫂心有不忍，又把他从野地里拾回来，用地瓜糊糊喂养大。这样的母亲，若非家贫口众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怎么能丢弃亲生骨肉？当兄弟们挨成一排躺在大通铺上入睡时，陪伴母亲的永远是一盏如豆灯火。母亲上一针、下一针地纳鞋底，不时将针在头发里擦擦，借头上分泌的油脂来起润滑作用，便于拔针。母亲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周惠至今记得，母亲给千补万纳的鞋子，鞋底厚得竟像一只高底木履。
  他最早受的启蒙教育来自母亲。听熟了的话诸如“粗布衣裳瓜菜饱就是好日子”，“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常将有日思无日，莫等无时想有时”，“好话不应坏话应”，“平安就是福”……
  大些后，看到母亲给被关押的人亲手做饭菜，送去时说：“有打罪、骂罪、死罪，就是没有不给饭吃的罪”，又见母亲给“造反”的人衣袋里装鸡蛋：“吃蛋吃蛋，遇难就淡了……”
  在中国，就是无数这样平平淡淡的母亲哺育出了无数轰轰烈烈的英雄。这里孕含着多少深刻的哲理，人们永远无法彻底悟透。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离开父母，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去。反动派来抄家，叔父被枪伤，父亲以“通共”被抓去。大哥早年投身国民革命，后当一名教书匠，几个兄弟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两个儿子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二哥和四哥在家乡组织武装暴动，被国民党镇压。二哥出逃，四哥被捕，受尽酷刑，两次押赴法场假枪毙，叫作“陪斩”。他的肺被辣椒水灌烂，又患上伤寒，敌人以为他必死无疑，又怕传染，便丢出了监狱。不想他又奇迹般活过来，以病弱之体找到了党组织，投身于抗日战争……
  惠浴宇是三哥，一九二八年的老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直至抗战爆发才出狱，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建国后任江苏省省长，曾到湖南，与华国锋见过面，所以华国锋称他老兄。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惠浴宇曾身患癌症，动了大手术。手术前后，受到两位老上级、老战友的深切关心。一个是陈毅元帅，听到消息，早饭没吃就赶来看望，给予多方面关心和帮助。再一个是陶勇将军，听到消息便“急如星火”赶来“动员惠省长去割除癌肿”。术后，“专程去黄岩买了一箱蜜橘送到惠省长的床头”。“文化大革命”爆发，陶勇又不顾个人处境之艰危，把惠浴宇保持掩藏在所属部队中，直至自己被迫害至死。
  惠浴宇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充分反映在他所著《写心集》一书中。陆定一曾为此书作序：
  浴宇同志是我同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不但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知识，而且他的实际工作经验比我多得多……我与浴宇同志相识，是在全
  国解放胜利之后。我们同样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虽然“罪名”我比
  他重一点，实际上他受的摧残比我更厉害。因为我是坐牢，他是被“群众
  专政”。《写心集》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怒吼。怒吼
  之人多矣，《写心集》的特点是用一桩桩具体事实来说话……痛恨“文化
  大革命”，提倡党的道德，这就是浴宇同志所以用“写心”来作书名的缘
  故吧。
  自身受尽迫害，九死一生；像陈毅、陶勇这样一批最亲密的战友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惠浴宇对“文革”的仇恨可想而知。对此，华国锋不难想象得出。
  令人尴尬的是，华国锋必须保卫“文化大革命”。
  “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是伤了一些好人，但成绩是主要的，对反对官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意义重大，而且锻炼了整整一代人。”
  华国锋用他那柔软的山西腔缓缓道来，态度却是坚硬的，目光里漾出坚持原则的隽冷思考。那一刻，他也许又看到了他的导师毛泽东，像面对托孤重臣一样深情地对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就没有完，这笔遗产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
  华国锋是心口一致地忠诚毛泽东及其思想。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也是理解的。毛泽东晚年曾说：“我搞的这一套，拿到西欧北美行不通。同样的，卡特总统搞的那一套拿到中国来也行不通。”
  华国锋坚信，没有第二个人能比毛泽东更了解中国和中国政治。从辛亥革命始，建立多党共和制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换来的只有封建割据，军阀混战，无权威无秩序。抗战胜利后，多少天真的知识分子幻想国共两党能像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形成相互制衡的力量，共同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就是毛泽东与共产党也曾寄希望丁“和平民主新阶段”，是蒋介石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惊醒了这个外壳很薄的美梦。
  中国就是中国。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是取决于诗歌和口号，而是取决于其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及民族素质。换句话讲，不是毛泽东生来喜欢“独裁”、“专制”，而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选择了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切”，他便同时陷入一种痛苦的矛盾中。因为失去了制衡力量就等于失去了真正有力有效的监督，久而久之必然生出腐败和蜕变。华国锋还记得早在六十年代初毛泽东的一则批示：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毛泽东不能放弃党对革命的领导，他剩下的惟一选择就是发动群众，通过一次又一次运动来清洗这个党，以保证这个党的纯洁与活力。他生前没完没了地讲“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就是他行动的哲学依据。
  周惠默默吸烟，久久不作一声。
  他对“文化大革命”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但此时此地，显然不宜讲。何况，他并不否认毛泽东发动运动的最初动机的善良和美好；何况，作为党员，在中央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不宜马上与党的主席发生激烈争论，更何况，今天的谈话，主题决不是讨论文化革命之全部是非功过……
  但是，他也不会违心地附和党主席不可改变的态度。他首先考虑的是，这次谈话可以谈到多深？
  “老华，”周惠拧熄香烟，平静地望着昔日的战友、今日的领袖：“你看今天的谈话……咱们怎么谈？”
  华国锋笑了，仍是那种温和朴实的微笑，漾着坦诚和善良。他知道周惠的所有想法代表着相当多数的一批干部和群众，他想知道真实的想法。他用软软的山西腔不紧不慢表态：天文地理，鸡毛蒜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好。”周惠也笑了，是会意的笑，“那我就家常国事随便聊”
  “随便聊。”华国锋轻轻颔首。
  二
  “抓‘四人帮’你功劳不小，全国人民都拥护。”周惠虽然生得精壮，肌厚肉重，但除非动怒，平时说话很少大嗓门，多是那种略带沙哑的苏北腔，不紧不慢，放录音的一般，“这个决心下得不容易。‘四人帮’经营十余年，身份又特殊，总是以代表主席的姿态出现……”
  “她代表个甚？”华国锋有些激动，“主席早讲过，她是她，我是我，她谁也不能代表，她只代表她自己。江青这几个人坏得很，主席病重，她还打扑克，还笑，王洪文还钓鱼。他们迫害毛主席，干扰医疗小组治疗。江青坚持要给主席翻身，结果造成主席脸色发青，呼吸困难……”
  “主席在，这四个人是抓不了的。”周惠淡淡一声，华国锋怔了怔，目光与周惠相遇，脸色微红，不再历数那几个人“迫害伟大领袖”的罪行。
  谁都明白，逮捕“四人帮”，是出于对党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责任心。但是，无论处理“四人帮”的方式还是产生新领袖的方式，都带了过去两千多年的“传统色彩”。那么，出于同一种传统观念，继任者便难免有块心病。
  叶剑英曾委婉道出“投鼠忌器”，曾考虑过是否将江青划出来，曾表示“不管谁当领袖，只要他搞马列主义”云云。但是“四人帮”不搞马列主义，不搞五湖四海，逮捕他们多少是出于无奈。华国锋作为直接接班人，又是真心忠诚于毛泽东及其思想，便更敏感历史留下的“尸骨未寒”之类评议，这是容易理解的。
  周惠的考虑却不同，他认为“忠臣”并不是“忠君”，只能是忠诚于国家和民族。“四人帮”不是反对和迫害毛主席，而是否定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只坚持毛泽东的错误和歧见，并将其发展到极致。所以，“四人帮”实际已成了历史的反动，必须铲除。
  但是，直言“四人帮”与毛泽东的各种内在联系，特别是毛泽东所犯严重错误的联系，势必会与华国锋发生没结果的争论。精明的周惠脑子一转，换了个说法：
  “‘四人帮’野心很大，是要篡党夺权。主席去世，他们以为失去制约，野心更加膨胀，明摆着是要损党误国害民，非除不可。”周惠真诚地说：“老华啊，下这样的大决心，解决得这么顺利，不容易。有功于党和国家，有功于人民。”
  “唉，当时可真紧张啊，是你死我活。这些人确实野心大得很。上海把大标语都贴到街上去了，要王洪文当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江青当军委主席。”华国锋发生共鸣，一边介绍情况—边感慨，“我和东兴同志多次交换意见，都觉得不解决他们不行。叶帅那边也有想法，但谁也不好明说，掉脑袋的事情开完主席追悼会，我和东兴两次邀他谈谈，他呆在西山不肯下来。我不理解他躲躲闪闪要做甚？东兴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还是东兴提议请陈云去探探风，结果叶帅给东兴送来一箱猎枪子弹，其中四颗用墨汁涂墨我心里有了底，又找李先念，请他去见叶帅，说我下决心了，请叶帅下山面议。九月二十四日晚，江青请政治局委员们到怀仁堂看《芒果之歌》，我被江青拉到她身边坐。我早看见李先念，没法说话，就借口上厕所。我前脚进，他后脚跟来，把水箱一拉，借流水声掩护，悄悄告诉我说：‘见叶帅了，明天上午他去你住处面谈。’我们就是在怀仁堂的厕所里完成了传递情报。”华国锋不胜感慨地摇摇脑袋，流露一丝自嘲的苦笑，两眼一闪一闪地继续说：“我原来想法是开中央全会，公布毛主席警告‘四人帮’的话，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党罪行，把他们开除出去。叶帅说不行，没几个中央委员敢响应。我又说第二套方案，召开政治局会议。叶帅也说不行，一个江青就能把政治局搅这是实话，不采取特殊手段解决不叶帅举了‘9.13’例子，说总理把黄吴李邱四大金刚调到人大会堂加以逮捕，叫作‘先动手，后开口’。我说好，他说要冒风险的，我说怕球甚，打不赢无非砍脑壳！决心就这么下定了……”
  华国锋讲了逮捕“四人帮”的过程，呼口长气：“唉，我到中央时间短，许多情况也不明，靠了汪东兴，靠叶帅支持才下定决心。”华国锋恢复了软软的山西腔，那种壮怀激烈，洪水一般的滔滔不绝已经过去，余情微波受了阳光照拂面静静流淌：“运动开始时，我一直在湖北，也只是个局部，对全局知道个甚？甚也不清楚……”
  “湖南的老人都怎么”周惠关切地问，“我知道小舟是去世了，胡继宗也病逝了，还有万达、章伯森……”周惠掰指头数湖南的老干部。
  “运动中，我跟万达始终是摽一起，签名都是华国锋、万达。成立革委会时，章伯森不同意万达进，是毛主席点名叫进革委会……
  “万达是个老实人，很谨慎。”周惠一边吸烟一边回忆道：“记得他是河南林县人。我原来不认识他，南下后，我在益阳当书记时，他是办公室主任，工作踏踏实实，是个好人。”
  “章伯森闹得厉害。”华国锋继续介绍远去的老人，“开始我们是一致的，后来造反派越闹越凶，走向反面。他和我那个老乡张厚都支持‘湘江风雷’，造反造到底，分道扬镳章伯森听说是开除党籍，但保留了副省级待遇。他本人是不同意开除党籍……”
  “章伯森是‘章洛托夫’，胡继宗是‘胡指挥’，被插了白旗，生气不理我。”周惠在追溯逝去的岁月，声调里带了几分甜蜜、几分惆怅、几分苍凉……
  湖南省委交际处的小餐厅里，笑声伴着酒香溅出窗棂。南腔北调喧哗一室，显示了当年毛泽东的干部队伍确是“五湖四海”；闻声于一室，颇有方寸天地宽之感。
  老资格的谭余保讲话像湘江流水一样波起波落，食指不时轻击桌面，好像当年在新四军误会了陈毅，抓将起来正用烟袋锅敲他的脑壳；与他资格相仿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舌头灵活地卷出串串苏北话，一如当年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正在鼓动民众奋起的热血；年轻的华国锋血色润泽，神采飞扬，讲话却像被山西老陈醋泡过一样软软地悦耳；胡继宗手势翻飞，一会儿天，一会儿地，被众人笑骂为“胡指挥”；章伯森不紧不慢，有板有眼有逻辑，模样又活脱苏联那位令西方头痛的外交委员莫洛托夫，便被叫作了“章洛托夫”；万达寡言少语，偶尔冒出一声河南腔，带着唢呐的乡土气。
  倒是省委主持工作的周惠声调低八度，也许是在三哥惠浴宇面前须有几分规矩，也许是对眼下的过分热烈有几分疑虑和隐忧。
  是啊，大跃进方兴未艾；正所谓红日高照，温度计里的水银柱直线上升，惠浴宇率团来湖南参观；长沙的猪场、韶山的水稻、株洲的工厂……各行各业看来都是花好月圆，讲来更是万马奔腾，山岳摆箕。仿佛湖南省和全国一样，到处布满了希望和理想的油海，一粒火星便烈焰冲天；仿佛六亿神州各个都是盘马弯弓，射天落日的英雄，硬是要从土坷垃里刨出一个“共产主义”来。
  江苏参观团的同志讲：“我们十年规划要在五年内实现……”湖南的同志便不甘落后。负责工业的讲：“到九月底之前，我们要把生铁日产量跃进到万吨以上”，负责农业的讲：“我们已经搞五个万户公社……”
  然而，这些不过是机关枪甚至小口径，远比不上有些兄弟省的大炮轰鸣乃至全国的万炮震天地：
  一颗大蒜三斤六两，像岳云用的银锤一般；一个甜瓜十六斤，比油桶粗一轮；一粒谷包三粒稻，如同花生宝宝睡摇床；一株黄麻丈五高，要用斧头伐木一般去“收割”；一粒蚕豆七两五，一亩西红柿收四万斤！亩产二万斤的黄瓜，一万八千斤的葱头，还有成精的老母猪，一胎下了二百多头猪仔儿！……你敢怀疑那是权威的《人民日报》公布的消息，全世界为之目瞪口呆。
  “哎，华主席，提起大跃进，你还是偏左的”周惠略显沙哑的声音将华国锋从昔日的热烈中唤回。他定定神，看清周惠那张友善的面孔早已没了昔日盛年壮色，苍白的两鬓夹了一方青石般冷凝的肌骨。于是，他又感到了人民大会堂高敞的东大厅所独具的清凉，远不似当年湖南的红日高照，暑热蒸腾。中央领导都知道，人民大会堂是避暑办公的好地方。华国锋爽直地笑笑，大度地点点头，认出了周惠的评判。按照共产党的惯例，下级要维护上级的威信，全党要维护领袖的威信，在公开场合讲话要注意，在私下个别交心却尽可直言，叫作内外有别。周惠也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是老战友忆旧，尽可放开来谈：“你们那个湘潭地委办了个万户公社，把我闹得毫无办法。你们那里放卫星最多，大炮也最多。”
  华国锋仍是宽厚地微笑，大度地点头。
  “我也不是不左，也放大炮，吹牛皮来着。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就热，就闹。宣布进入共产党主义是××，他在***宣布，全国广播，当时都以为共产主义来这么早，真高兴，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责任，全党脑袋都热。小舟好一些，比较清醒，是中间偏右，我是中间偏左。”周惠望着华国锋感叹，“华主席，你那时可是咱们湖南的左派头子我也左，但还跟不上你们，慢半步……”
  华国锋频频点头，始终不改宽厚朴实的微笑。
  “谭震林更是谭大炮，爱骂‘娘了个×’。”周惠津津有味地吸着烟“想当年”，“他在广州中山堂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胡继宗胡指挥去参加，走前跟我请示报多少产量。我说湖南最高年产量二百二十五亿斤，报增产一成二百五十亿斤。小舟也同意去之后，湖北第一个汇报，产量是翻一番带拐弯，由历史上最高年产的一百六十五亿斤一下子翻成三百五十亿斤。胡继宗坐不住了，忙打电话请示。我说咱们翻不了跟头，还是照讲好的报。这一报，谭老板拍了桌子：妈了个×，这回在我的湖南老家出了杯大白旗。各省都翻番，就湖南省插了白旗！胡继宗回来生气，不理我，说跟着‘二周’倒霉了，出门抬不起头。我主动去找他和章伯森说：‘胡指挥、章洛托夫，你们也别骂我。第一只有一个。湖北第一，我们倒数第一，他们前面开道，咱们乌龟跟着爬，最后兔子和乌龟还不一定谁真得第一’结果怎广东、河南、湖北，到头来都跟湖南要猪肉要肥皂……”
  华国锋笑出声，连连点头。
  对于“大跃进”，两人虽然讲话有区别，却明显都持了否定态度。只是周惠直露尖锐些，华国锋把握分寸紧些，时刻警惕不要论事伤了毛泽东。为亲人讳，为尊者讳，他时刻不忘。
  “哎，华国锋同志，”周惠的语调变了，从亲密随意变得严肃深沉，显然是什么心里话酝酿已久，渐渐成熟，不能不吐华国锋精神一振，盯紧周惠，目光里流露出认真期待和有所警惕的神色。似乎他也明白从“大跃进”引出来的话题会是什么样的性质及分量。
  周惠抿一下嘴角，将烟蒂用力拧死在烟缸中，下了决心：“大跃进是没经验。可你现在怎么又开那么两个会，大讲特讲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你那是划地为牢，自己划个牢自己坐进去嘛。”
  华国锋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严肃地望着周惠不语。这是周惠料到的，认真点点头：“他们的干劲是好的，但多少年了，能搞成我是指在全国范围里。”他将厚实的手掌在脖子上一抹，“你要能搞成，我把脑袋输给你。”
  华国锋眼部肌肉凝紧，目光犀利地剜一眼周惠。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近半年来，不赞成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屁话”，华国锋时有所闻，不以为怪。但此话出自老共产党员，老省委书记，当年为政一方的老上级之口，华国锋确是始料不及。难道毛泽东几十年教育出来的一代干部竟也脱不开那“卜式现象”
  秦末至楚汉相争，北方匈奴获休养生息之机，势力大增。至西汉初年，人举南侵，构成对汉领土和汉民族的严重威胁。汉武帝即位，北伐匈奴，成就其一生功绩之最著者。卜式就是这时期出现的人物。
  元狩三年，“河南人卜式，数请输财县官以助边，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兴人无纷争，邑人贫寒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臣何故见冤于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汉武帝听使者奏明情况，大受感动，想重用卜式，但又大为疑惑，不信天下有如此境界之高的贤人。不是几次请求拿出财产支援边防，抗击匈奴，既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有什么冤情要上面帮助。个人无所求，只认为抗击匈奴“匹夫有责”，正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打败匈奴保卫国家。武帝带着这种疑惑去征求丞相公孙弘的意见。
  “弘日‘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就是说，卜式的行为‘非人情’、‘不轨’、‘乱法’；人有私心，谋个人利益才是‘合人情’、‘有轨’、‘合法’。”
  汉武帝听了丞相之言，“乃罢式。式归，复田牧”，又种他的地，牧他的羊去
  武帝元鼎五年，汉出兵伐南越，“卜式上书，请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南越。”就是说，前次仅是“输财助边”，这次却要求父子上前线，以死报效国家，维护国家的统一。
  汉武帝这次相信了卜式的真境界，因为“人死复有何求”，所以“下诏褒美式……布告天下。”
  遗憾的是，“天下莫应”，没谁响应卜式，学卜式的榜样。“是时，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越。”享受封侯的数以百计，竟无一人像卜式那样请求从军击越，真是白享受了高俸禄，高官位，居然不能以死报国。
  呜呼，哀哉！汉武帝从不相信卜式，排斥卜式，到相信卜式，“下诏褒美”，“布告天下”，总算善之。然而“天下英应”，奈何？
  毛泽东高过汉武帝，不但不曾怀疑过卜式那种高境界，而且一生不遗余力地宣传，甚至是强制推行这种高境界。他“下诏褒美”，“布告天下”的绝不是一个“卜式”，从“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到“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从介绍“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到“农业学大寨”的陈永贵；从鞍钢老英雄孟泰到“工业学大庆”的铁人王进喜，经毛泽东“下诏褒美”，“布告天下”的工农商学兵英雄人物灿若群星，特别是向全国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其目的就是要彻底转变人的自私观念，否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合人情”、“有轨”、“合法”之观念，造就一代乃至代代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新人。
  为了转变亿万人的“世界观”，改变价值观念，追求“高境界”，毛泽东不惜付出减慢经济发展速度的巨大代价。不能“借个人主义之风鼓社会主义之帆”，明知生产必须与个人利益挂钩才能取得高效益，偏要加以破除，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让人成为乐于无偿奉献的新人。
  毛泽东的奋斗取得了可观的结果。如果说汉武帝褒美卜式，“天下莫应”，则毛泽东的努力确实在中国开花结果，产生了千万个张思德、雷锋式的高境界的新人。在华国锋看来，这是最可宝贵的遗产。“延续宗祥”不是空有“君位”，空有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重要的还在了内容。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便是这一“宗祥”的重要内容。它不但包含了毛泽东所求理想的高境界，而且反映出毛泽东对他所缔造和领导的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最新思考和设计，同时也是他为发展经济制定有关路线、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和基础。
  社会一般看法是，华国锋的基本品德属“忠厚”，身前身后他对毛泽东的忠诚不曾改变。他身边还聚集了一大批同样的“忠臣”，喊出两个“凡是”的口号：“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有谁试图去改变任何一条决策或指示尚且不答应，何况事关“宗祥”，华国锋势必要作坚决的捍卫。
  然而，周惠认为他必须讲这个问题，是为国家民族负责，也是为这位老同事老战友负责。即使明知说不动也要说一说。
  “大庆精神是好的，为国家、民族立了大功，这是全国全民的共识。问题在于宣传大庆，向大庆学习，为什么只讲精神不讲物质？不实事求是嘛。”周惠见华国锋有些坐不住，便不停口地说下去，并用手势和眼神要求把话说完，“你大庆有肉有蛋有煤气，福利那么好，孩子上学不要钱，工作餐不要钱，我听介绍有七个不要钱，这些为什么不讲？大庆的工资也很高，有个上海青年去大庆，没多久给父亲寄回去五百元，父亲是蹬三轮的，见到这些钱吓一跳，还以为儿子干什么违法事情发了不义之财。这么好的物质条件你们不讲，只讲精神，全国谁学得你那个工业学大庆最后还不得变成空口号。树榜样要学得了才行。只要精神不讲物质，宣传上你骗人，生产上人家就要骗你，到头来得不到实际效果。王进喜是工人的骄傲，是英雄，民族的英雄，当然要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但是，如果以为号召向铁人王进喜学习就能激发每个上人劳动生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那就错了，用王进喜的思想境界作标准来制定政策，要求每个工人照此执行，那就更错先进是极少数，是大家学习的榜样，要大力宣传，但制度和政策，只能根据最大多数人的思想水平来制定，不能超越。再往深里讲，特质决定精神，思想觉悟的程度是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局限的。大跃进的主要教训是什么？不顾客观事实，强行超越阶段，得到的只能是破坏和倒退。”
  华国锋下意识地摇着头，但是没讲出什么。毕竟真话不好驳。
  “同样的，你讲学大寨，大寨苦干精神是好，特别是在初创业的时期。但这个典型，全国学得了那一套在全国行不通嘛，学十几年了，至今农业问题解决不了，何况为树这个典型，国家给支持和帮助，军队帮助开山铺路，天旱不下雨炮兵去打高射炮，农用物资供应吃小灶，全国都能这样把原来艰苦创业的典型意义也破坏”周惠讲到动情处，真诚地叫一声：“老华啊，当年周小舟给我讲，袁世凯当皇帝时，给他看的报都是专门印的，真情他知道但凡领袖，一有威望后容易看不到真实情况。毛主席不是这样咱们湖南农科院的那个张化儒还记得吧？老同志，副院长，自己喂猪，自己插秧。大跃进时，我请他帮忙了解那些‘卫星’的真实情况，他跑了七个省，回来说：只有江苏常熟县亩产七百斤是真的，其他全是胡吹牛。你开普及大寨县的会，下文件说：‘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这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农村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农民的思想水平你现在是主席，走到哪里都被‘莺歌燕舞’包围，能看到真实情况”
  华国锋瞪一眼周惠，截住话问：“你去过大寨”
  “我不去，我这个人从不朝圣。”周惠动了情绪，皱起眉头道，“火车都往那儿开，干什么呀？去了多少人，增了多少产？当年搞人民公社你也知道的，（山查）蚜山、徐水、七里营，主席说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结果是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引来三年困难，饿死几千万人。在庐山我就跟主席讲过，我这个人不朝圣。”
  一阵沉默，华国锋连连吸烟。在捍卫毛泽东遗产上他是不会退步的，但周惠的谈话虽然激烈，却明显是真诚的，明显是希望他华国锋好，何况，所说内容大部分是真实的，理由也有打动他心之处……
  “宣传先进没有错。我承认，这些年的宣传教育，涌现出了成千上万像王进喜这样的英雄，可是搞社会主义‘成千上万’远远不行，中国有几亿人，我们制定政策必须是能调动和解放几亿人的积极性，这样的政策才是实事求是的好政策。”
  “哎，周惠同志，”华国锋摆一下手，不打算再争这个问题“我的意见，你有机会还是去大寨看一看。”
  “好吧，”周惠要讲的话已经讲完，便也不再咬这个话题，缓和一下气氛道：“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唉，我现在事情多，文件一叠一叠的看不完……”华国锋虽然身居高位，仍然希望能有一个诉说心里话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好找，看来周惠在他心目中已经可以算一个。
  “你分一分嘛，有些事可以请老同志办。”周惠半是建议，半是劝说，“那么多事情都非你自己批不可？”
  “我这两下子你也不是不知道……”华国锋扬眉耸耸肩。
  “我看还可以嘛，”周惠伸手一握，“抓‘四人帮’就干得很漂亮嘛。”
  “事情多，担子重，”华国锋兀自摇头，“我经验不够，理论也不行。”
  周惠接口道：“经验不够找老同志，理论不行请老师，找人来给你讲嘛。”
  华国锋点点头，看一眼腕上手表：“哎，一起吃晚饭吧。至于你的工作，中央常委几个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是不是到内蒙古呀？还没有最后定。”华国锋立起身，略一沉吟，“这样吧，你不是要出国等回来再谈吧！”
  三
  坐中央办公厅派来的车，居然还跑错路。跑西山跑到了香山。
  “越急越出差儿。”司机操着北京腔嘀咕，汗水顺着脸颊淌落。车上坐的是邓小平的客人，误了时间责任不轻。
  “多看一眼路再走，不耽误时间。”周惠仰靠沙发，淡漠的目光凝视前方的某一点，似乎在欣赏两侧掠过的树冠。树冠已不像两个月前的新绿，换上了盛夏的墨绿色。
  他并不着急。几十年养出的习惯：凡事不可太赶，不可太认真，又做又不做，反而顺利些。
  两个月前同华国锋的谈话情景历历在目，现在又要去见邓小平。虽然刚回政治舞台，经验已经使他感觉到上层存在的矛盾和斗争。
  经验还告诉他：邓小平将是赢家。
  凡事不要太赶，不可太认真，又做又不做，喜笑颜开，周惠这一条最服邓小平，也深受邓小平影响。这里有辩证法。在太行山经常住一个院子，无论遇到什么险情恶仗，不误邓小平打麻将牌。
  “邓政委的牌胡了，仗也打赢了，”这就是喜笑颜开，这就叫举重若轻。
  周惠耳畔仿佛开始轰响：机枪连射点射，步枪排射散射，中间点缀了炮弹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弹片撕裂空气的尖锐的呼啸声。日本鬼子长途奔袭，一下子插入太行山腹地，对八路军总司令部实行铁壁合围。
  战争年代，周惠四次履生死之险，兵败十字岭可算是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后半夜接到命令，总部直属队上千人马紧急转移。过清漳河、浊漳河，两天两夜行进于崇山峻岭中。走到北崖铺，穿村而过，在十字岭下的树林子里打尖喘气。小米稀粥刚煮好，还没来及喝，彭德怀从北崖铺驰马奔来，在马上扬臂大吼：“赶快走，快走，上山！”
  吼声如雷，直属队上千人马立刻感到了迫近的危急，呐喊着紧随彭老总向山上冲去。
  两天两夜，人困马乏，冲出没多远便纷纷喘成一团，两腿灌了铅一般。有作战经验的同志呼喊：“快啊，抢占制高点，叫鬼子合上口子就完了！”
  人们挣扎着，拼出全身最后的热力朝山上冲。这时，鬼子的飞机来了，呼啸着俯冲下来，机枪扫射，炸弹像冰雹一样落下，黄色的火焰一闪，紧接着便腾起一根根烟柱，立刻弥漫成一团；石块和齿状的弹片向四面八方飞溅，扫荡着周围的一切。不少人像被割断的谷草一般纷纷倒下。周惠本能地想卧倒闪避，却听到彭老总的吼声滚雷一样在山坡上隆隆响过：“不要躲飞机，不要怕炸弹，往山上冲，上山是惟一的生路！”
  回头望时，无数鬼子像捕猎的狼一样左右包抄，追屁股猛扑，钢盔和刺刀在阳光下闪耀着，黄色的身影狼一样窜个不停，这比任何兴奋剂都更能刺激人去舍命拼搏。直属队有不少女同志和柔弱书生，这时却表现出了非凡的体力和勇气，在飞机的轰炸扫射下，前仆后继向山顶冲去。
  长风浩荡，扑面而来，终于爬上山顶。周惠刚想喘口气，却见人们呐喊着顺山梁直向北冲去。目光一扫，发现山梁两侧闪动着狼一样的身影，鬼子拼命要将这个口子截死！周惠张着嘴喘气，山风像是灌人喉咙直接吹动着那颗剧跳的心脏。他只剩下一个念头：冲，冲过去就是胜利！
  两侧敌人朝山梁上打炮，空气里弥漫着钢铁燃烧的辛辣气味、烧焦的泥土和艾蒿的苦涩味。这些火力交叉着形成三道封锁线，周惠随着大队连冲两道封锁线，身旁战友被打得人仰马翻，一片片倒下。鲜血染红了整条山梁。
  周惠感到生命走到了尽头，再也没力量跨出一步。他两腿软了软，一跤跌坐在地，两手抚胸拼命喘。他听到身旁冲过的人不停地喊：“周惠，快跑，不能坐下啊，坐下就只有等死！……”
  他无力回答，也无力站起来，说什么也须先喘几口气。就那么怪，一劲儿猛冲猛跑时，脑子稀里糊涂，现在一坐下，脑子顿时清醒他眨动着眼忙察看周围形势：前方就是第三道火力封锁线，密集的机枪火力从两侧山下交叉扫射，冲到那里的人马纷纷倒下，十个有九个不能幸免。
  不能再硬冲他心思一转，奋力跳起身，顺山梁下山，设法绕过第三道封锁线。真是生死系于一念，若硬冲第三道封锁线，他活下来的希望几乎没有。事后才知道，左权参谋长就是在第三道封锁线中弹牺牲
  跳下一层梯田。一颗炸弹正落在他几秒钟前停留的位置，被炸弹掀起的石块泥土山一样压下来。他不知哪里来的神力，奋身一拱，钻出石土堆，跑几步，发现帽子没丢了帽子成何体统？他这时已经有心关注仪容，居然跑回去从泥土里翻出帽子重新戴在头上。因为他发现，鬼子的注意力和火力全集中于山梁上，活动在鬼子眼皮底下反而安全。
  半山坡上，作战科长王政柱吼声阵阵，指挥警卫班抗击冲来的日本鬼子。再朝前看，是彭老总。他追过去，紧跟彭老总，前后只有五个人，从山沟里绕过第三道封锁线，翻身再爬上山，顺山梁向北猛冲。
  天渐渐黑了，周惠只带一枝手枪都觉沉，机要员却惊人地背出了电台，累得一次次往倒摔。前程未卜，机要员问：“怎么办？”周惠说：“把秘码和电台全毁掉！”人就是累到了这种地步，周惠连牙刷和钢笔也全扔太沉，带不动。
  跑进一个山窝，看见有茅屋。跌跌撞撞奔过去，发现猪食槽角落里有残渣，伸手抓来，朝嘴里挤泔水，又把头拱人草丛，狗一样吸吮里面的潮气，那一种焦喝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身后传来汉奸的喊声：“别跑了，你们跑不了啦，每人一斤二两小米，不要跑了！”
  彭老总已经消失在前方，他的秘书李琦坐在地上，嗓子眼呼呼作响：“你跑吧，我，我实在不行”
  “我等你。”周惠不肯丢下战友。
  “我，我实在一步也跑不动了……”
  周惠奋力拖起他，拉着他跑。人就是这样，那个极限明明存在，却又是个“无穷数”。以为绝不可能再走出一步，却又跑出一里，以为再也站不起来，却又爬上一座山。敌人在身后打枪，周惠却完全放了心。因为两侧不再响枪，他拉着李琦顺北坡滚下来，算是冲出了包围圈。
  此后，李清说周惠救了他一条命。
  此后，周惠多了两条经验：凡事不要赶，坐下来看看并不误事；人到绝望时，还要有勇气再坚持坚持。
  “坐下来看看”，周惠在汽车里已经明白，还是邓小平代表着希望、出路和胜利。但华国锋有句话讲得对，“湖南是出干部的地方”。张平化、李瑞山、于明涛、毛致用……但愿不要出现历史上的“株连”悲剧。
  他在庐山“走麦城”，张平化接周小舟班，他在原职务上留任一年，这是稳定局势的需要，账迟早还要算，但没料到清算得如此严厉，株连两万多干部落马，甚至被抓。当初下山，周小舟向他“托孤”，惹他大放悲声，痛哭一场。一年后湖南省批斗他，在最困难时，他也向一位领导干部“托孤”，不曾想这位领导“推金山，倒玉柱”，跪地求饶：“周书记，你原谅我吧，原谅我不敢……”
  怪不得这位领导薄情寡义，“不怕国民党进攻，就怕共产党运动”，是中国近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周惠也未怨恨张平化。问题不是出在谁的个人品质上，而是出在党内生活的指导思想——斗争哲学，出在民主制度不健全。
  李瑞山是老交情，周惠想起他便忆起那套珍贵的《书道全集》，还是南下时“捡来的”。记得是在宁乡的县委办公室，检查工作的周惠发现那一屋子书，被一些农民出身的战士当了废纸。可惜小吉普车不能多装哟，他只选了这套《书道全集》，朝当时的县委书记招呼：“瑞山，这套书我搬上车去吧。”
  这套书保存至今，经历了“文革”破“四旧”的考验。
  李瑞山也上了庐山，是在周惠“走麦城”之后。周小舟。周惠对中央领导说：“瑞山同志可以替代我们开会。”
  于明涛也是老关系了，虽然二十年无来往，周惠知道他和张平化都是拥护华国锋，支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至于毛致用，土改走出来的积极分子，是华国锋提拔起来的后起之秀，有文化，懂社会，能力强，肯干工作。受华国锋影响大，但他明白自己是党的干部，而不是某个人的干部，给周惠印象深的是这位后起之秀的谦恭下士。事实证明周惠的这一印象不错。东山再起后，周惠曾回湖南，那位老资格的民主人士程星龄任省政协主席，是程潜的本家，就在餐桌上挖苦说：“唉，周惠啊，我们湖南领导班子是黄鼠狼下老鼠一代不如一代。毛致用，没得用”周惠忙道：“程老，你说这话，我这酒可就不敢喝毛致用干得很好嘛，三百亿斤粮食，三百亿产值，这成绩小比我们在时强多”
  这样的酒，毛致用谈笑如故，喝得脸不红，神不变，大度大量可见一斑。当然这都是后话。现在周惠坐在车上凝神默想，汽车已然几个转弯，那感觉就像进入了政治漩涡。久违二十年的感觉。华国锋、李先念都谈了话，看来是要东山再起，去塞外任封疆大吏了……周惠坐正身子，看清已上西山。
  邓小平住在西山，与叶剑英为邻。
  当年邓小平住在太行山。周惠官不大，但在北方局工作，所以有时和邓小平住一个院子，可以说是很熟
  汽车上坡，可见依山傍路一幢幢小楼，与当年太行山的乱石垒墙风貌迥异，与当年庐山上云掩雾遮的别墅也不同。庐山一别，二十年未见，想来模样早已变化？不过，周惠感觉心是相通的。应该说，这位打不倒的领袖人物与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干部党员心是相通的……
  “好多年不见”邓小平伸出一双手，眼睛闪烁着，像深邃的海。周惠念念不忘的就是这双眼。
  “走错路绕了个香山。”周惠咕哝着握握那只手。
  “头发白”邓小平伸一根指头指点。
  “二十年……早就白”周惠苦笑。
  “遭灾。”邓小平用两个字总结了二十年。
  “二十年没见，想跟您谈谈想法……”周惠表示。
  “不用”邓小平把手轻轻一摆，便揭过了二十年，只留下一声：“我都知道。”
  “现在的形势，也好也不好……”周惠想谈谈见解。
  “不用了，”邓小平把手一摆，又揭过去：“我都知道。”
  周惠翕动一下嘴唇，索性不语为帅之才，不纠缠琐事，不费神枝节，不重复内容；不轻易张口，张口字字千钧。干脆，等老首长发问吧。
  邓小平递给周惠一枝“熊猫”，自己也点燃一枝。
  深深吸过一口烟，邓小平问：“华国锋找你谈话”
  “谈”周惠点头。
  “这个人怎么”明锐的目光朝周惠扫来。
  “过去在湖南，还是熟悉下情，肯干工作。人是好人，比较忠厚，过去我们相处还好。”周惠回答。
  “现在怎么”邓小平仰靠沙发，思索着问。
  “谈话中，感觉对底下的情况还是知道的。”周惠想了想，“我对他召开‘两会’有不同看法。单靠学大寨、学大庆，解决不了问题。”
  邓小平望住周惠：“他是造反起家的。”
  周惠点一下头：“是这个情况。”
  邓小平目光不移地点点头。
  “刚从国外回来，和顾明一块，去了英法。”周惠转移话题，“越看肚子里越生气，咱们不是不行，是他们糟蹋的。”
  邓小平问：“人家港口怎么弄的？”
  “人家是让财团搞，财团也要对国家负责。”周惠皱着眉头说，“例如长江，像咱们的办法一辈子也搞不好。”
  邓小平已经在吸第二枝烟。“咱们管理不行。”
  “咱们是搞小麻雀、小生产，准备挨打。”周惠始终是朝邓小平前倾着身体讲话，他知道邓小平耳朵不灵。
  “嘴上是大生产，屁股是小生产哟。”
  “人家一个糖厂就能解决全国食糖，咱们广州为什么不能搞大”周惠讲话比平时稍用两分力以使对方听清。
  “要革命主义加改良主义，”邓小平举起一根指头，晃动着加重语气，“要大量派人出国，要加大企业权力。部、省权力固然要加大，更重要是企业权力。光改良不行，要革命，要在革命前提下改良。”
  “具体到内蒙古，还有个苏修的问题。”周惠思考着问，“跟老毛子对峙，军队怎么”
  “大事不致于，中事小事可能会有，我告诉北京军区派个工作组去，专门协助你。”邓小平作个强调的手势，“现在关键是抓紧时间搞经济。集中是领导班子，班子不解决什么也搞不成。动作要快。前些日子我找乌兰夫谈了，态度好一些，必要时叫他去一下，帮助搞搞。有问题的要调，有民愤要制裁。”邓小平吸吸烟。问：“尤太忠这个人你认得不？”
  周惠摇头：“不认得。”
  邓小平眯眯眼：“我印象是你好像应该认识……嗯，见面就认识没别的，我知道这个人，打仗的，打仗打得不错，当省委第一书记困难。你给我捎个口信，他那个秘书不好，就说我讲的，叫他把秘书换了！”
  周惠并不知道尤太忠秘书何许人，只有点头应承。
  “下期让尤太忠进党校。此人没别的问题，王洪文请他吃过饭。”邓小平指指周惠，“你去了直接抓班子建设，秘书长很重要。若碰到困难，想办法告诉我，不能拖，拖不起。”
  周惠补充：“华国锋谈了东、西盟问题，从军事指挥讲是对的。”
  邓小平首肯：“这是对的。”他将手一摆，“你回去吧，不留你”
  周惠起身略一迟疑，俯过身去，咬耳道：“警卫方面，您不要大意，要警惕……”邓小平微笑，会意点头：“也有人劝过了，开始有些大意，已经注意”
  卓琳走进客厅，热情招呼：“周惠同志，你好。”
  周惠同卓琳握手，都是太行山时期的老熟人，问候几句。卓琳说：“你代我向老范问个好。”
  “谢谢。她也向你问好。”周惠代老伴问候了卓琳便告辞出来。
  时值盛夏，山上有清风人怀。周惠惬意地深吸一口新鲜空气，对司机吩咐道：“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