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散会后，周惠的脚步比往日轻快许多。今天邓小平的讲话使他精神振奋，讲话将解放思想提到“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的高度，并且阐明“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在号召“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时，讲了周惠盼望已久的话：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邓小平用慎重的语气说，“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它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予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予有力的支持。边远穷地区，包产到户也可以搞，不是不可以搞。”
  听到这里，周惠感觉心胸豁然一敞，上任后的全部努力似乎都有了报偿。他沿楼梯紧下几级阶，追上了胡乔木。
  早在建国前，“南北二乔木”这两位共产党内的大才子便盛名扬海内。南乔木——乔冠华；北乔木——胡乔木，周惠都是认识的，特别是与胡乔木相熟已久。
  “哎，乔木同志，”周惠招呼，“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是你起草，搞得怎么样”
  “有什么事？”胡乔木不无警惕地望一眼周惠，知道这位老弟喜欢出格，最近更没少放炮。
  “小平同志的发言很精彩，有句话应该写入纪要里去呀。”
  “哪句话？”
  “边远山区、贫困地区能不能写上包产到户……”
  “不行不行。”胡乔木摇头，“你想得太简单”
  “哎，小平同志都讲了……”
  “在哪儿进？在中央会议上。要是写到文件上，就不光是边远穷地区了，那就要全国席卷”
  “只要老百姓愿意，那就席卷嘛，有啥不好？”
  胡乔木仍是摇头：“我告诉你，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不能写，这句话上文件，那就决堤”
  周惠无奈地耸耸肩，兴致有些跌落。邓小平讲话后，他对内蒙古的农业生产已经有了信心和把握，但他已不满足于自己可以放手干，他希望能从此在全国形成一种“大气候”……
  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不写这句话，会议文件总要有这句话吧？白纸黑字带回去，对全区干部解放思想会起多大的鼓舞作用！整理文件的秀才们也住京西宾馆，周惠成了那里的常客。
  新华社负责人曾把整理出来的文件递给了周惠：“喂，你先看看吧。”
  周惠抓过文件，朝床铺上一躺便迫不及待地翻阅，目光匆匆地扫过字里行间。从头到尾看两遍，一股火气按捺不住，将胳膊一抡，文件被扔在地板上。
  “你们把最精彩的东西弄没了！”周惠从床上跳起身，他没有找到“包产到户”四个字，失望之情流于词色，“你们摇笔杆的不写，我们干事的用行动写！”
  一
  京西宾馆小礼堂里正在放电影。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一批五六十年代的优秀影片同它们的创作人员一样陆续获得解放，首先在这里重上银幕。
  周惠坐在西南角的位置。八年八个样板戏，他同全国人民一样实在是“吃”腻就像一个人吃了八年羊尾巴，闻到味便难受得起鸡皮疙瘩。如今换了口味，重新听到久远亲切的声音，看到熟悉可心的人物和生活，那一种精神愉悦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有人从东北角“双号入场”的门口走入，贴墙立有几秒钟，让眼睛适应黑暗。
  “首长，请跟我来。”服务员上前引领。
  “周惠同志坐哪里？”问话河南味十足。
  “是赵书记啊，”服务员辨认出来人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打字幕请他出来！”
  “不要，我跟他坐一起看。”赵紫阳小声说，“你帮我找一找。”
  走过来两名服务员，嘀咕几声，一名服务员知道周惠大致的座位，引赵紫阳绕向西南，包了红布的手电筒小心翼翼地照照，一手扶赵紫阳，贴近他耳边：“就在那儿，从这儿过去……”
  借银幕反射回来的光亮，赵紫阳看到周惠，挨他身边坐下来。周惠被影片牵走魂一般，浑然不觉。
  有人在他肋部捅了捅。
  “嗯，”周惠回头回神，正要叫出声，被赵紫阳用手势止住。便压住嗓子贴过嘴去问：“你怎么找来”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赵紫阳用他特有的河南口音咬耳朵。
  “干”周惠将身体一歪，两人就成了“耳鬓厮磨”的姿态，正方便咬耳朵。
  “聊聊。”
  “出去？”
  “就在这儿好。”赵紫阳挤挤眼，“都看电影呢，没人注意咱们。”
  “聊啥？”周惠认真看一眼赵紫阳。那张长脸还像当年在九地委任职时一样英俊，只是多了几分老练和成熟。当年的生活与银幕上放映的“平原游击队”很神似。
  记得是一九四五年初春，邓小平任北方局代理书记，要去平原分局调查情况，电报打到太岳，调太岳二地委委员兼士敏县委书记周惠同往。
  平原分局又叫冀鲁豫分局，当时辖津浦以西，平汉以东，陇海以北，德（川）石（家庄）以南的广大地区。周惠随邓小平到平原分局后不久，被分配到六地委任副书记。当时赵紫阳在九地委任副书记，万里在八地委任书记，三个人同在一个战略区。
  周惠同赵紫阳相交就在那个时期开始，会议见面自不必说，打游击也常在一起行动，睡一个屋、吃一锅饭，甚至是一样的穿戴打扮：身上黑布长袍，头上箍条白毛巾，要是被现在的小青年们见到，会误以为“土匪”。因为银幕和戏剧中，土匪也是这般打扮。所不同的是，赵紫阳是个漂亮小伙子，精明干练，生活中得意事多，失意事少；周惠精壮敦实，黝黑粗犷，自小多磨难，失意事多，得意事少，加之命运留在脸部的痘疤，甚至生过遁世出家之念。带了少年生活下的不同印迹进入革命队伍，两人的性格作风也有不同。赵紫阳热烈潇洒，越是人前越神采飞扬，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周惠踏实果决，敢做敢当，言语间或爆烈如雷，间或流出一种淡淡的有几分苍凉的幽默。
  这两个人却相处得好，吹牛聊天喜欢往一道凑。抗战胜利前后，两个人住一个屋填写干部登记表，互相交换着看，周惠比赵紫阳大几个月，该是老兄。
  “小平讲了包产到户，华国锋一句话也没提……”赵紫阳冲着周惠耳朵喃喃。
  “文件上没有写，他娘的！”周惠在喉咙里骂。
  “纪登奎的讲话里也只字没提。”
  “他官作大了”，周惠声音虽小，火气却大，“我们不认识。”
  其实，周惠和纪登奎当年就在赵紫阳那个九地委当县委书记，周惠还给他讲过课。“文革”中，纪登奎被毛泽东破格提拔到政治局，从此，见了周惠便略无反应，不认识的一般。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苟富贵，无相忘”成了一种传统美德，那是因为多数人做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容易做到，所以是受斥骂的；不忘旧义，特别是不忘过去的上级却是难些；生怕旧人提旧事，似乎提旧事有损高官后的形象和位置。所以，如果说：“某某官当大了，不认识人了”，这个“某某”在人们眼中便黯然低下许多。
  当然，这种“传统美德”也给为官者带来许多麻烦。社会的习惯和现实，“富贵深山有远亲”，官作大了找的人也多了，对于“官身不由己”的大官来说也实在应酬不起，得罪不完。
  不过，周惠认为纪登奎对自己的态度不属此列。
  “哎，老兄，”赵紫阳又捅捅周惠，咬着耳朵说，“你看包产到户搞他个十分之一怎么”
  “嗯，叫我说就搞他个十分之二。”周惠也咬着耳朵说，“先搞百分之二十也没什么。”
  “可报纸上有人吹冷风呢，你老兄不给他们几炮？”赵紫阳“煽风点火”。
  “你怎么找到我来”周惠笑问。
  “我们坐的是一条船。”赵紫阳手心压手背，在周惠的手背上轻拍几下，拍得周惠心热血涌，后来果真又大放其炮，惹了点麻烦，那是后话
  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转折之际，各省第一书记的悄悄串联活动起了很大作用，他们联合起来，在自己为政一方的地域里，以权力和行动对抗、反驳了“凡是派”及思想尚未解放的“保守派”们。实际上，这种串联在“文革”后期，“四人帮”气焰正盛时便已开始赵紫阳是其中一个典型。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时，赵紫阳便曾犯难去拜访邓小平。
  “你这个人好大胆哪！”邓小平劈头一句，“好多人躲都躲不及，你倒找上门来”
  “我们坐的是一条船嘛，”赵紫阳的河南腔同邓小平的四川调都富于一种音乐的韵味，“是福是祸谁也躲不掉。”
  “检查过关了”邓小平将一杯茶递过去。
  “有那么几尊神把关，能放我轻易过去”赵紫阳苦笑。
  “往我身上推嘛。”邓小平深深吸烟，又轻松一笑，“我早讲过，老子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
  “大不了撤职，”赵紫阳耸耸肩。“我已经五十多了，无所谓”
  “才五十多就悲观了，我七十了还不服输呢。”
  赵紫阳倾过身去咬耳道：“张春桥找我了解去年你请我吃饭的事，问我是不是看到了主席去年五月在政治局的谈话记录？我说没有。又问我是不是听你讲了主席批所谓‘四人帮’的事？我装糊涂说‘什么四人帮？’我不知道呀。……”
  “老子讲了，又能怎么”邓小平拍响茶几？
  “何必自找麻烦呢。”赵紫阳压着嗓子道，“我都没认账，那个记录本我早悄悄烧”
  “你这个家伙，鬼滑得很哪！”邓小平笑了，“名为来告别，实则通风报信，订立攻守同盟嘛！”
  “没办法呀，”赵紫阳摊开双手，“逼的。”他立起身来告辞：“我该走了，我可什么也没说”
  在政治生活中，凡上了“同一条船”，此类活动是少不了的。抓“四人帮”是这样，搞“包产到户”也是如此。何况赵紫阳调去四川之前，也曾在内蒙古干过年把时间，跑了不少旗县，搞起“串联”更是名正言顺。他再捅捅周惠：“哎，你也多找人串串。乔木同志起草的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否定了华和纪的那一套，否定了全国学大寨……”
  “可我也不满意。”周惠对着赵紫阳的耳朵摇头道，“我找过乔木，因为没有‘包产到户’这一句。”
  “心里有这条就行”赵紫阳在周惠肩膀上轻拍，“下面还是咱们说了算。心照不宣，心照不宣……”
  二
  “庐山物以类聚，京西又是物以类聚。”
  周惠自嘲地在心中暗笑，颇有信心地注意那位长身长脸，趿拉着一双黑布鞋，在小餐厅摇晃着身子走路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果然，万里直冲他走来，大咧咧坐于他身旁。
  虽然抗战末他们共事于一个战略区，却并未直接打过交道，是新形势下坐上一条船
  “周惠同志，你那个发言不错嘛。”万里随便打着招呼，“刚出点汗，来点风寒顶回去可不得了”
  这个人小节不拘，大事独到，非常人能及。周惠望着万里随意敞开的衣襟，心里这样评价。
  毛泽东当年评价说：“北京有个万里，日行万里。”
  邓小平三十年后又评道：“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一万里同志是立了大功的。”
  万里是那种不甘平庸的人；要么不干，要干就轰轰烈烈，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他当第一任城建部长，便搞了首都“十大建筑”，至今丰碑一般矗立于北京市，被誉为“日行万里”；他任铁道部长，将铁路变成了邓小平实现全面治理整顿的突破口，“打”徐州，“战”长沙，“征”昆明、“取”郑州……赢得“火车正点万里行”之誉称；他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便率先搞出《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改革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被称为“省委六条”，吹响了农村改革的第一声号角，继而作出“借地给农民”、“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等一系列决策，治皖一年便开始有了“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
  干事的人佩服干事的人，周惠放下手里的粥碗，笑着说：“万里同志，你是先行官哪，我们跟着跑。”
  正是早餐之时，餐厅里弥漫着“六必居”、“王致和”、“涪陵榨菜”之类的混和气味。万里冲端来早点的服务员礼貌地点点头，重新望住周惠：“我们那个内部专刊你看了就是农业劳动计酬必须联系产量的新华社内参……”
  “嗯，”周惠点头，“我投赞成票。”
  “原来我们写的是‘包产到户’，考虑中央文件有‘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就把四个字改成八个字。‘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或‘联产计酬，责任到人’
  “责任到人了，比到户还厉害呀。”周惠会心地笑着说。
  “你是明白人。”万里也笑，“糊涂人以为包产到组反正不是到户，也就不来找我们的麻烦”
  万里喝两口粥，停下筷子问：“哎，事是那么回事，到底是怎么个叫法或说法好现在叫法太多太杂，包产到户，联产计酬，责任田，大包干……还是找个准确点的叫法统一统一口径好。”
  “包产到户的叫法多些，可是又犯忌，”周惠沉吟道，“文件上明令不准……”
  “安徽的老百姓叫‘大包干’的多些。”
  “叫什么名称不主要，主要还在内容。”
  “我们那里凤阳县的老百姓对大包干的内容有段顺口溜……”
  “凤阳，出花鼓词的地方。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周惠感慨地摇摇头，“凤阳出的顺口溜肯定是很生动很深刻的了c”
  万里用筷子敲着碗沿，念念有词：“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好！”周惠喝彩，“还是你们安徽的叫法好，就叫‘大包干’，我投你们一票。”
  “老百姓对‘大包干’的好处也有段顺口溜。”万里兴致勃勃，将筷子从碗沿移开，落在圆鼓鼓的小白馒头上继续敲打，嘴里念道：“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念到最后一句，万里的筷子已将那个白馒头戳起来，像个丰收之后喜悦的农民一样，朝白馒头美美的咬上一口，大嚼起来。
  “我们有些干部糊涂得实在怕人。你说他思想不解放，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吧，其实他本本看的不多，教条也没记住两条。硬要把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两个怎么能一样”周惠边用筷子夹着一粒粒盐黄豆往嘴里送，一边皱起眉头道：“‘分田’涉嫌改变所有制，‘包产’分明只是涉及产品分配形式嘛，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形式，是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地所有制并没改变。可有些干部硬是在那儿瞎嚷嚷，什么对不起毛主席在天之灵，不是屁话嘛！”
  “好行小惠，言不及意，变相单干，反对学大寨……”万里一句一顿，边吃边数扣在他头上的帽子；数一顶小帽子吃一粒黄豆，数到“复辟资本主义”之类大帽子便吃一粒花生米，末了淡淡一笑：“人言不足畏。”
  “干部问题不解决，什么好政策也得落空。”
  “我们一位干部跟我建议，说搞点‘还乡团’很有必要。”万里已经是在同周惠交流思想和情况，“我们省委已经决定，要用优惠条件号召安徽籍在外地工作的干部回家乡出力来。”
  “哎，我们那个侯秘书长去了怎么”周惠关心地问。这位侯秘书长是尤太忠在内蒙主持工作时的干部，原籍安徽，周惠本想留住他，但他考虑形势的变化，在过去路线方针指导下所做的事，在新形势下难免要有人找矛盾。为避麻烦，还是要求调走“他在内蒙如果继续呆下去，本来也是能呆住的，并没什么大事情。”
  “在安徽干得不错。”万里深刻地说，“党员干部就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嘛，有错误的干部也许反而是真正的好干部，肯做工作嘛；没错误的干部倒也许是最糟糕的干部，占着茅坑不拉屎，不做工作嘛。”
  “哎，万里同志，讲到这里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周惠想起—件事，“过去我们那里有位公安厅长去了安徽，听说这次下来内蒙对他熟，他也熟悉内蒙。这次我来，内蒙的同志提出请他回内蒙，这个人有事没事？”
  “事情是有一些……”万里说，“执行那时的路线，多少总要有些事。”
  “要是大事，那就算要是小事，内蒙愿意他回来工作。”
  “有点小事，没大事。”万里高兴地说，“回内蒙再好不过，各省这样搞搞干部交流，对党对国家和他本人都是好事。”
  “那好吧，就叫他回内蒙继续干公安厅长。”周惠把剩下的一点粥打扫尽，起身道：“万里同志，以后我们还得多交流。”
  “不光是我们两个，”万里的神色、口气都意味深长，“要广泛，从中央到各省。”
  他用手划了尽可能大的一个圈子。
  三
  黑暗稀薄起来，晨曦像一种神秘的暗示在慢慢地艰难地展开。
  “巡洋舰”又驶入了旷野，车上坐的还是那个周惠，随行的也只是两个秘书一名警卫。极目四野，还是那种人迹渺渺，神情冷冷……
  不过，孤寂感渐渐远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各路“诸侯”、各位“封疆大吏”活跃着做了广泛的串联，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自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之后，高级领导干部便有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哪怕是同住北戴河“易地办公”，房前房后也少有串门；开会坐一屋，会后各自东西，生怕串门串出个“集团”。“俱乐部”之类的罪名来。
  赵紫阳、万里、任仲夷、池必卿、廖志高、江渭清、谭启龙……各省市的负责人形成一种“转折”的组织基础，保证了邓小平提出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折。
  一团浓烟升腾而起，周惠将车窗拉开一条缝，嘴巴不闲地又连吸几口。
  春寒料峭；针眼大的窟窿斗大的风，他紧紧身上的军大衣，脸上却是热辣辣的感觉，一如十几道灯光投射过来。
  三中全会进行中，他曾莫名地被烧一下子，记者们将摄影摄像的灯光齐射向他，热了好大一阵。记者们是很少这样对他“犯神经”的，一张“黑不溜秋”的麻脸有什么好照的？他心里自嘲。
  可是，不到几个小时他就明白了，增补的九名中央委员，他也榜上有名。
  这些记者，比当事者消息还灵通！
  想到记者才发现今天的车上多着一名《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办大事还真少不得这些笔杆子。
  “昭盟灾情严重，看到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遗体你们不急不愧不难过当务之急，一是救济粮，二是要种下庄稼，种子下不了地就要出大事。”周惠在赤峰对那些党员干部讲得动了感情，“我且不说你们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狗急了还要跳墙呢！你们要说来不及解放，转变，莫非也不急没饭吃要饿死人的，知道不知道？”
  “谁不急呀？”干部们摊开两手，“跳墙也不知往哪里跳呀。”
  “包产到户，责任到人。放手让老百姓自己救自己，把你们过去那些禁令统统收回去作废！”周惠简直动了肝火，把干部们拉着去农村转，指点荒芜的土地：“分了，分给老百姓，责任一定要到人厂
  有干部指着麦田里的青苗：“荒地好办，青苗怎么办？”
  “青苗也分。”周惠接口便拍板作出决断，“半路出家也能成佛，分青苗也能收回好庄稼，总比不分没人管，丢下庄稼扒火车逃荒好！”
  于是《人民日报》登出一篇文章，标题便是周惠那句话：“半路出家也能成佛”。
  千里巡行，周惠腿不停，嘴也不闲。
  他明白，他这个中央委员不是天上掉下个馅饼来，而是对他上任后所想所做的一种肯定和提倡。“邓大人”办事就是不露山不露水地搞实际内容，给你实惠。
  “我看‘包’字可以进城嘛。”周惠对乌兰浩特市的干部们讲话，把手握一握，像抓小鱼小虾似地抓住那些涉于倒闭破产的小企业、小加工厂，“农村可以包，城市为什么不包？没有明确的责任权利，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这政策那政策，能调动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就是好政策；‘白猫黑猫’论不是修正主义，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
  于是，《人民日报》又登一篇文章：《“包”字进城》。
  从东向西，由南至北，千里巡行塞外，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用行动为各级干部作示范。
  “天下有打罪，骂罪，杀头的罪，就是没有饿饭的罪，三岁我母亲就叫我懂这个道理，共产党的干部，能不明这个理？”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他烧了三把火。
  从龙太忠开始，先将那些完成了历史使命的军队“支左”干部，设宴款待，敲锣打鼓地送回军营去，重叠臃肿的机构顿时清爽许多，各种矛盾也立刻减少多半。
  对那些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干部，讲原则，讲策略又讲政策也做一次彻底清理。
  第三步就是建立健全各级领导班子。这期间也要注意步骤，先将老干部都解放出来，稳定大局；再分别具体情况，让那些年龄过大，确实不适合继续工作的老人光荣地退下来，离开那些关键性岗位，将选择好的年富力强、忠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的优秀干部提拔补充上去。
  这时，博览群书的优势也显出来。
  主政内蒙古，他就谈蒙古族的历史和英雄，那是近三十年前看过的书，信手拈来便派上了用场。
  “你们搞宣传的责任重大啊，好的东西能不能深入天下人心，很重要的就是靠你们这些秀才。”周惠慢条斯理地同那些摇笔杆子的谈心，“刘备的五虎上将，天下无人不晓。其实三国里面，北魏、东吴、西蜀，蜀国是最弱的，刘备的五虎上将真那么厉害又加个诸葛亮，不过割据了一块蜀地。蒙古民族崇尚狗，成吉思汗的四员大将都是用狗来褒奖，这‘四狗’大将东征西讨，建立了地跨欧亚的大帝国，人类史上没有谁能比，可是天下没几个知道的，就是宣传的责任。你们在内蒙搞宣传，就不要埋没了‘四狗’大将的功勋，不要叫徒具虚名的‘五虎’上将在那里招摇……”
  一番谈心，许多宣传干部，无论蒙族、汉族，都去找了《黄金秘史》、《蒙古秘史》来读。
  “不能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果然如此，他就不可能横跨欧亚大陆。”
  “大道理天天讲，今天不说也罢，就说说蒙古民族的英雄成吉思汗。”周惠对那些即将上任和即将交班下台的各级领导班子的新老干部们说，“天下大定，成吉思汗对他的功臣部下们讲了三条，我看这三条对我们今天也有启发。”他的目光先依次滑过那些即将接班上任的年富力强的干部，“第一条，成吉思汗说，你们都当官了，不再是我身边人而是国家的人以后你们的工作安排，或升或降，或奖或罚都是由人事部门负责，我不能再讲什么话，不能乱了制度。但你们到了岗位上，要告诉我，我知道后，要找你们也容易找。”
  今天的事虽不能拿几百年前的事去套，但其中可以受到启发是显而易见的。不少干部频频点头。
  “你们都是功臣，已经有过很大贡献。”周惠的目光又逐一扫过那些即将退下来的老干部。“成吉思汗讲的第二条，是说给那些爵位高而不再任其职的老功臣们。他说，按你们的官职不一定能再常见到我了，但是逢大典，我还是要请你们来见见面。你们将站在最尊贵的位置上，我要和你们叙叙旧，以慰思念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我建树的功勋。”
  周惠说到这里，作一个总括的手势：“成吉思汗讲的第三条，是说有机会见面时，你们一定要跟我说真话，有啥说啥，就像咱们一道出生人死打天下时候那样。人们如果看我脸色说话，我就该完蛋我完了，你们也就全完”周惠讲到这里，无限感慨道：“你们听听成吉思汗讲的这三条，他是‘只识弯弓射大雕’”
  有幸倾听到这番话的干部，无不为之唏嘘喟叹：倘若将“大汗”将“我”改为共产党，这三条有许多内容至今适用
  “你们去看看承德，在民族地区工作承德不能不看。”周惠在锡盟、在呼盟、在哲盟不厌其烦地讲，“清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不简单，格外重视蒙古族，而且尊重他们的文化。我们有些地方比他高明，有些地方还不如他们。我看乾隆皇帝的文章和书法，他是满族人，汉文化的造诣比我们汉族的秀才举人们都要高。你们在内蒙古工作，不会蒙文蒙语怎么能搞好工作？周恩来总理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到现在推不倒，可惜我们许多没有照着做。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大汉族主义，一会儿民族分裂主义，关键是要全心全意为兄弟民族服务……”
  有人提醒周惠：对年轻干部不要提拔太快，三十多岁就进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不妥。
  “同志，我三十多岁就担任过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了，难道真是像九斤老太太讲的一代不如一代？”周惠语重心长地道，“我们要学齐威王识宝，不要学魏惠王不识宝，否则可真是要‘其无后乎！我无后乎’……”
  周惠将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在庐山的讲话，又信手拈来两句。他讲话颇有些“乱石铺街”；乍看杂乱，实则有内在联系，整个是一体天成。
  （周显王）十四年，齐威王魏惠王会田于郊。惠王曰：“齐亦有宝
  乎？”威王曰：“无有。”惠王曰：“寡人国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
  车前后各十二乘者二枚，岂以齐大国而无宝乎？”威三曰：“寡人这所
  以为宝者，与王异。吾臣有檩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酒上
  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
  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祭北门、赵祭西门，徒而从者七千余。吾臣
  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此四臣者，将照千里，岂特十二乘
  哉！”
  齐、魏二王关于“宝”的辩论，周惠是站在齐王一边，有趣的是，这场辩论后，齐魏两国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结果，齐威王以田忌、孙胜为“宝”，将以“径寸之珠”为“宝”的魏惠王打得全军覆没，将惠玉的儿子也俘虏走所以周惠信手拈来一句“其无后乎，我无后乎……”其含意又岂是几句话能讲完？
  “这里有个观念问题。”周惠在北京同一些老同志聊天，‘有人以不举荐干部不提拔人来标榜自己无私心，不用私。其实这种人多数都是自私狭隘的人……”
  周惠曾给不少人讲孔子“进贤为贤”的故事。
  一天，子贡问孔子：“现在的巨子谁最贤者？”孔子答：“还没发现。要说过去，齐国有鲍叔，郑国有子皮。”子贡不解：“现在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不算贤者”孔子说：“什么叫贤？是进贤为贤呢，还是出力为贤？”子贡说：“当然进贤者为贤。”孔子说：“是啊，鲍步举荐了管仲，子皮推荐了子产，所以是贤者。至于管仲和子产，他们只是自己出力，并没听说他们推荐举拔过什么贤者，怎么能说管仲和子产是贤者”
  周惠为官，所举拔的干部，省部级以上有几十人，政绩。官声都很好。局、处级干部则更多，可说是一直注意“进贤”。
  四
  红墙外的玉兰花已然盛开。此花清馨，近花三米便可领略“袭人”的意境。
  周惠沿了中海散步。正是夕阳西下，余晖缥缈；略一放眼，前人之诗便跳出海面：
  翡翠层楼浮树抄，芙蓉小殿出波心。
  中海辟于金元，南海创于明初，清代与北海连为“三海”，统称“西海子”，列为禁范，园内湖光山色，殿阁楼台，老树嫩芽，春气弥漫。踱步湖畔，别是一番享受，特别对于周惠这样的老干部，在此可以寻觅过去的足迹，找回久远的声音……
  这里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也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所在。
  周惠进京，喜欢住中南海，不仅是为了开会述职方便，更由于这里有一种思考大事的政治氛围。
  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与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之间，有所小四合院，是个内部小招待所，接待各路“诸侯”，各方“封疆大吏”。许多人不愿住此，嫌拘束，不似禁苑外可以随心所欲。周惠除了工作，业余爱好不过读书散步，都是“禁苑”不禁的内容，所以每次进京，多是给中央警卫局挂个电话，径直住进中南海。
  这两天周惠得空儿就散散步，其实是“走脑子”。
  若说上次看《罗马之战》走火骂娘是不明情况，不知对象，这次可就不同。赵紫阳、任仲夷他们来捅火，他翁声翁气地抱怨道：“你们尽捅我得罪人，他是我的老上级……”
  他明知自己是炮筒子脾气，可一旦遇了火，还是禁不住要炸。《人民日报》春节前后登了他的“半路出家也能成佛”等观点，可是到了三月十五日，突然在头版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来信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会“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
  特别是信前的“编者按”，口气颇大，显然有来头：“已经出现分田到户、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周惠心里已经有数，叫他“纠正错误做法的”就是那位老上级。
  怎么办？他的脑子里也有些“乱石铺街”。一会儿庐山会议，一会儿十一届三中全会；忽而内蒙古的农民，忽而当年中南局的老领导；一时间“大跃进”、“人民公社”，一时间又“包产到户”、“分青苗”……孰是孰非？
  脑子走，脚也走，已是走在海子东侧。不知为什么，神思忽然飞到一街之隔的禁城。
  那座有五百多年历史的“紫禁城”，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宫。在后人的眼中，它不仅是十五万平方米的完整的古建筑群，更是中国皇帝制度的重要内容。比如那红墙黄瓦、蟠龙藻井、沥粉金漆木柱和金漆雕龙的“宝座”，都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他人不敢僭用。哪怕你是“九千岁”，宫殿也不敢建在超越二尺的台基上，只有万岁爷的金銮殿才是建在六尺高的汉白玉台基上。皇宫分“外朝”和“内廷”。外朝以太和（金銮殿）、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文华、武英两殿为文武两翼，是皇帝举行大典，召见群臣，行使权力之场所。皇帝升座，殿前银鹤。铜鼎、金炉都升起袅袅香烟，维绕于殿宇廊庞；殿廓下，金钟、玉馨、笙、笛、箫、琴齐声奏鸣，跪于丹墀之下的文武百官三呼万岁；整个紫禁城赤霞晖映，金光万道，将中国封建宗法礼制和帝王至高至尊的思想充分表现出来。“内廷”以“乾清”、“交泰”、“坤宁”三宫为主，东西各有六院，那一种广阔繁杂，壮丽豪华，深沉博大，无一不是帝王至高无上权威的佐证。
  封建统治的主要思想和内容，都可概括为四个字；立君牧民。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史，无论“百家争鸣”还是“独尊儒术”，惟独在“立君牧民”一点上无异议，就连为民请命的海瑞和老百姓靠理想臆造的“包青天”，都不会越“立君牧民”之雷池一步。前文提到的卜式，他可以先国后家，公而忘私，却笃信“立君牧民”。
  “上于是以式终长者，乃召拜式为中郎……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即为郎，布衣中跷而牧羊，岁余，羊肥息，上过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
  这位“思想境界高”，不愿为官的卜式，宁愿去当羊棺牧羊。皇帝嘉奖他羊牧得好时，他告诉皇帝，治民和牧羊一个道理。
  无论政治家如何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是“立君牧民”，他怎样努力也不可能改变“君贵民轻”的客观事实。一千多年来，中国的老百姓怕的是昏君，盼的是明君，一如羔羊寄望于收者仁厚、理智、勤劳……
  熟知国情民情的周惠明白，当今之世，不“立君”、不要权威、不要中心是绝对不行的，但“牧民”的观念却非改不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教训乃至“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刻骨铭心。邓小平有鉴于此，提出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提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的民主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在政治上逐步地有阶段地创造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制度……
  周惠停住步，前方已是南海瀛台，支持变法的光绪帝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即被囚禁于此。
  “要革命主义加改良主义……光改良不行。要革命，要在革命前提下改良。”
  这是去年七月十九日上午邓小平在西山对他讲的话，其中特别强调了要给企业和农民自主的权力。这次讲话后，他便重新“出山”去了内蒙古。
  周惠没有进瀛台，返身往勤政殿的方向踱去。
  “还得有个思想革命，转变观念哟！”周惠对着水波荡漾的海面发出一声肺腑之言。
  怀仁堂里，转圈摆着沙发椅；茶几上，每人清茶一杯。小型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在继续。
  胡耀邦主持会议，一省一省地听取情况汇报，目光偶尔朝周惠那里瞟一下，无不担心。
  周惠住小招待所，一日三餐都在勤政殿这边中共书记处的小灶进食，饭桌上常与胡耀邦聊聊。他的想法和情绪胡耀邦再清楚不过，怕只怕他将情绪带到会议上来。
  何况，赵紫阳和任仲夷就坐在周惠旁边，少不了要搞点“小动作”。那个炮筒子就要被点起来……
  “周惠讲讲嘛，”任仲夷捅周惠胳膊。“在底下我们聊得很好，你很有见地，在会上给大家讲讲更好……”赵紫阳、池必卿随声响应，万里也在点头。胡耀邦作个手势：“周惠同志就谈谈吧，就谈谈内蒙古吧。”
  “现在不是别的，是没饭吃呀。报纸上吹冷风，说我们挂羊头卖狗肉，说不能什么生产积极性都鼓励，都去提倡，我不这么看。有狗肉吃也比饿死人强吧？你宁叫老百姓饿死也不许他吃狗肉？这叫什么马列主义？这办法那办法，什么办法能叫生产上去，能叫老百姓吃饱肚子才是好办法。”周惠开始讲得缓慢低沉，但是那沙哑的声音在渐渐升高，“报纸可以批评我们，从前我们就是在你们领导之下，现在我还是在你领导之下，从大跃进开始，我在你领导之下，照你说的办，几个大办嘛，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办食堂。大办钢铁，‘两小无猜’，小土群小高炉怎么九千万人上山，树吹光了，钢都砸了去炼铁，炼出一堆废炉渣，这个教训不要接受满山乌烟瘴气，粮食烂地里没人收；浮夸成风，卫星越放越高，牛皮越吹越大，农民吃食堂，喝糊糊，后来连粥都没的喝，饿死多少人哪。瞎指挥，强迫命令，种地的人管不了种地的事，这事情还能搞好？那时候就给我们湖南插了白旗，两省交界处大喇叭冲着我们喊，骂得那个难听！现在又要搞那一套，《人民日报》宣传那些是什么意思？到底是谁在搞乱思想，又是谁在挫伤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
  周惠的脸开始涨红，越讲声越高，言词越激烈。胡耀邦右手连连拍茶几：“哎哎哎，别别，别这样，人民内部矛盾啊，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啊……”
  “我也知道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也没说是别的矛盾。”周惠平静一下情绪，恢复那种深沉缓慢的音调，回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教训，回顾庐山会议的教训，又谈了“而今日下”农村和农业生产的现状及形势。最后，颇带了几分慷慨悲凉的语气说：“就算我又一次为民请命吧，折腾不起农民折腾不起了，国家折腾不起了，不要动不动就扣帽子，把生产经营的权力交还给农民。不要再搞强迫命令，给‘包产到户’上个户口，尊重农民的选择，饿肚子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啊……”
  隔天，习仲勋来看周惠，将一份内部简报交他看。
  “这是政治局委员看的……”周惠有点迟疑，马上又明白原因了，因为上面有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同志看了你的发言，给中央写了封信。”习仲勋面有难色道，“他对你的意见比较大，要同你在全国全党面前进行辩论……”
  周惠虽有一定思想准备，却也没想到事情闹这么大，皱眉道：“那怎么办他要辩论我也只好辩辩这个道理，我认为我是讲的实话。”
  “你讲的是实情，不过……唉，我的意见是不要再闹了，书记处也是这个意见。”习仲勋表示了同情周惠的态度，息事宁人地说：“还是讲团结嘛，不要内部又闹起矛盾。”
  “你说怎么办？”周惠望住习仲勋。
  “打个电话，”习仲勋眨眨眼皮，冲电话机扬扬下巴，“几十年的老战友了，他也是你老上级，你就高姿态嘛，说两句就揭过去了，以后别闹”
  “你们都是做了好人，就是我做了恶人。”周惠嘟哝着抓起电话，拨通号码：“XX同志我是周惠呀。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我看这样吧，什么时候我们见面聊聊，谈谈心，你看怎么”
  “好吧，”对方毕竟是老领导，说话还客气，“以后见面再聊吧。”
  以后见面不少，却再也没讲过一句话，迎面相遇，至多不过互相点一下头，便陌路人一样分开
  反而是同那些倒霉的下台干部可以推心置腹地谈些心里话。
  一番没明没夜的下乡、开会，这位矮墩墩的身形颇让人联想到拿破仑的周惠终于累倒住进北京医院。这正是他两年前进门受阻大发雷霆的高干病房区。
  今非昔比，他受到热情接待和精心治理。
  病区里还住着一位倒霉的朋友，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由于“文革”中的问题，他被“一撸到底”，身体也垮了，住进北京医院，独个儿冷冷清清，四周围人迹渺渺，一幅凄凉晚景。
  周惠的到来，给他清冷的晚景带来一点温度。没有避嫌，一如往昔朝一堆儿凑，谈天说地再加三教九流。
  变化也是有的。
  二十年前，刘建勋在庐山春风得意，周惠见面就骂：“刘建勋呀，你他娘的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卫星你也放了，再打个电话把真话也讲了……”
  刘建勋大动感情：“我倒了霉，亲朋故旧躲还躲不赢，难得你春风得意，不忘旧情……”
  周惠忙摇手：“别这样讲，人是互惠的。庐山我倒了霉，你对我不错，像个朋友。”
  刘建勋摇头：“我在河南究竟怎么三刀六洞，罪恶滔天？就这样对待我……”
  “唉，想开点，”周惠劝慰，“任何事都有个氛围，不是孤立的。我在庐山又有几个人理睬？更不要说理解。‘文革’伤了那么多人，他们的冤屈又向谁说？回过头想想，共产党的干部谁没挨过整，谁又没整过人？过去搞的就是六亲不认，斗争哲学嘛。”
  刘建勋沉默苦笑片刻，道：“说到底还是大码头没事，小码头遭淹哪。”
  周惠也笑他了解刘建勋这个人，走江湖、跑码头、三教九流、哥儿们义气之类的东西都有一套，言谈举止很习惯地便会带出来一些。当年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正是“文革”期间个人崇拜闹得最凶之际，一路行来，所有前未晋见的干部，或者“激动万分”，或者诚惶诚恐，惟独刘建勋，汇报河南形势，大咧咧坐毛泽东对面，边讲边撸起裤腿，露出两条腿，鞋也是趿拉着，陪毛泽东同行的杨成武直皱眉头，他习惯军人严肃的生活，频频用眼色提醒刘建勋，刘建勋全然不觉，竟盘起腿来，两手一边搓脚丫，一边抱怨形势太乱，控制不住。
  客观讲，刘建勋不管有什么错误，人还是很本色的，没有那么多诡谲虚假。
  “抓‘四人帮’，华国锋和汪东兴还是立了功。”周惠替“大码头”说句公道话。
  “我住进北京医院也不容易，外面的形势就更是一无所知”刘建勋含蓄表明希望知道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
  “《光明日报》关于‘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初稿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胡福明写的，十易其稿，一炮冲天，胡耀邦和罗瑞卿起了大作用。‘凡是派’是不叫发的，胡和罗顶住坚持发出来，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个标准一搞清楚，是非就好判断”周惠向刘建勋介绍了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情况，然后说：“现在形势已经明朗，想搞第二次英明领袖是行不通了，党内生活的民主化会不断加强，阶级斗争为纲已被否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也为全党所公认。搞经济建设，先顾农民这个‘大头’，党内也有共识。如何搞？是继续学大寨还是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党内有分歧，有争论。不过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民心和民意；停止学大寨的主要呼声不是我们这些‘还乡团’，主要是农民自己。搞责任制，包产到户，主要也是农民自身的要求。我看这个潮流是挡不住”
  刘建助听得人神，一个脱离政治舞台的政治人物常会产生的失落、惆怅之色溢于脸孔。默然良久，他伤感道：“唉，老弟呀，我这次怎么会栽这么大的跟斗？”
  周惠想了想，身子靠近过去：“老兄，你把一宝全押在了毛主席身上……”
  刘建勋怔了怔，不悦道：“你老弟现在说这个话了，老人家在世时，谁不是紧跟老人家，中国历史考验过的嘛……”
  周惠抬手截止：“你这么说也是武断了，庐山会议我要是紧跟，下山我就是省委第一书记。”
  刘建勋又是一怔，微有赧颜：“那是的……”他略一沉吟，又不服道：“可是，有几个没紧跟的？从大革命开始，到井冈山，到延安，直到解放战争，事实都证明了老人家的正确。排斥老人家，不跟老人家，革命就失败，就受损失。这难道不是事实？在中央苏区，主席经常是少数，可真理就在他手里……”
  “你说的那是事实。主席讲过一句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话怎么理解？”周惠不等刘建勋回答，又继续讲下去：“现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有了眉目，绝大多数人都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极少数人仍坚持有两个标准，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和指示也是一个标准。要是照你的逻辑，那么你要是在台上，也会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
  刘建勋沉吟未语。
  周惠笑道：“老兄啊，是实践检验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而不是相反。”他无限感慨地长吁一口气，“哎，我说你把宝全押在了老人家身上，你不服气。中国有句古话：顺民心者昌，逆民意者亡。中央苏区时，主席在党的领导集团里多次处于孤家寡人的地步，他跟我讲过，有八九次之多，有几次还差点杀头。他为什么敢坚持？因为他看清了自己在党员群众在红军广大指战员和全国人民中他不是少数，是顺民心、应民意的。没有这一条，任你是天下奇才、伟才、惊世之才也要犯错误，遭到失败。‘四人帮’那么大势力，在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你搬得动他们一朝倾覆，靠的是民心民意；邓小平三起三落打不倒，靠的也是民心民意。连唐太宗都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毛主席再三告诫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嗯。”刘建勋一枝接一枝吸烟，咳得厉害，却一直停不下来，“有启发……你接着讲嘛。”
  “讲什么？我们这些人都是毛主席培养教育起来的一代人，什么道理你不清楚？你是……”周惠突然想到刘建勋现在的处境，便不忍直言其短，转个弯子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主席教育我们的吧？为什么有人要多开出一条标准？毛主席教育我们顺民心、应民意，为什么到了许多同志那里就变成了不违背毛主席的意图，凡事要看主席的脸色，顺主席的心思？”
  刘建勋病黄的脸上浮起一层病态的红晕，狠命吸着烟问声不语地听。
  “近来我总是回顾庐山会议。不识庐山真面目，现在有几人能识庐山真面目？老兄哪，咱们俩是关起门来说心里话呢，你讲，你当时真没看出民心民意是真不知道实际情况上山前，上山后，七十五名中央委员，七十四名候补中委，加上我们十四名列席会议者，有几个不知道实情？咱们都是当事者嘛！”
  刘建勋垂头不语，只是吸烟，周惠已经情绪起伏，越讲越激动：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周惠眼圈湿润了，“我们有几个人不知道人民这种呼声？为什么毛主席一句话，一百六十多名与会者就全成了‘盲聋哑’，这是顺民心还是顺领袖之心？”周惠抬起右手，本想去拍刘建勋，略一顿，而拍向自己；先拍拍头顶，再拍拍脊梁骨，痛苦道：“怕丢这个就没了这个。老兄啊，我讲不识庐山真面目，没有认真分析总结嘛，现在也不识，看来要识庐山真面目也不难。不过，历史有自己的规律，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看从庐山会议就开始了，一步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最后来个物极必反……”
  “唉，二十年……报应来迟。”刘建勋终于拧熄手中的香烟。长叹息，仿佛积郁心中的委屈怨懑释去大半，抬起头望住周惠：“难得你老弟讲出这么诚恳的话。要想清楚今天，是应该先认清庐山真面目，特别是我们这些过来人！”
  于是，两个“过来人’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中，仿佛又看到了苍苍茫茫的扬子江，烟波浩渺的鄱阳湖；那座黑郁郁的大山漠然做岸，任凭云遮雾锁，自信是一个千古不语的存在……
  一个巨人的声音回荡于长江、大湖、匡庐间：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丽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