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治中这次“溪口之行”中，蒋介石对“腹案”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是阴阳怪气地说：“文白，你这次的任务很艰苦，要当心哪！”言毕，再不谈“腹案”的事。
  这一日蒋介石仍是优礼有加。临别前，他陪着张治中顺着蒋母道，从山径上走下来，沿着公路一路走去，一直把张治中、屈武送到溪口。临别之际，又表白似地说道：“文白，你知道，我是愿意和平的，愿意终老家乡的。”张治中见蒋介石精神比较愉快，为了不虚此行，紧接着蒋介石的话说道：“总裁这句话对和谈很有帮助，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蒋介石想了想，又是阴阳怪气地说道：“你斟酌吧。”这话说得虽然模棱两可，但并没有反对，张治中深深地出了一口气，深感此行目的已经达到。
  张治中回到南京，立即发表了蒋介石的讲话。和谈仿佛得到了保证和鼓励，倡和气氛迅速热烈起来。次日，张治中应邀到立法院讲演，他的和平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这是自国民党行宪以来，在立法院中从未有过的热情场面。面对观众的热烈情绪，却使张治中心中更加苦闷，他不得不在此时极力去主和，去劝说更多的人赞成和谈。但同时，他的心里也异常清楚，此次和谈实在是凶多吉少。
  下面一段话，是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记录下的他与上海《新闻报》记者俞树立的谈话。表明了他当时的真实心境：俞问：“看来，当前确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您的看法怎样？”
  “..是的，当前形势十分险恶。”“您看，现在才谈和，是否迟了些？”“太迟了，从抗战胜利后，我就无数次地口头和书面向蒋总统进言，极力主张和谈，未蒙采纳。去年6月在西安，11月在南京，两次向他痛切陈词，还是没能说服他。他一再说：‘我现在不能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您看和的可能性怎样？”“您知道，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有着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您对中共怎样估计？”“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中共的态度，从八项基础条件可以窥见一斑。我们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了！”张治中已断定，国民党已到风烛残年。战也罢，和也罢，要想挽回颓势已是不可能的了。
  极端苦闷的张治中看到这种险恶的形势，他呼喊：“既然一定失败，便快些失败吧！”4月1日，张治中怀着极端矛盾而痛苦的心情，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前赴北平，临行前在机场发表谈话，说：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们，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尽管历史注定，这将是一场徒劳无功的谈判，然而由于各方的需要，还是如期举行了。思前想后，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滑稽也颇耐人玩味的一幕。
  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于下午3时飞抵北平。中共派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在机场迎接。
  据后来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回忆说，当他们走下飞机时，中共没有一个要人在机场迎接，机场上冷冷清清，正好与4月的北京天气相吻合，让人感到阵阵寒意扑面而来，真正体会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滋味。想当初，当年张治中往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中共各要人均在机场欢迎。大有彼一时，此一时的没落之感。
  其实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埋怨是毫无道理的，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政府，在重庆欢迎毛泽东的情景了。
  在南京政府和谈比表团飞抵北平的当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盛宴招待了南京一行人员。
  中共最初打算把南京代表团安排到风景优美的颐和园去住，后来考虑到交通上的不便，而把他们安排在六国饭店，南京代表团在整个谈判期间，一直住在这里。
  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第四天，即4月4日，双方和谈还未正式开始，中共为了给南京政府的美梦泼点儿冷水，给代表团的成员指明一条正确的谈判道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说：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效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订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效军总是要前进的。..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当时在南京对“划江而治”充满幻想的李宗仁，也看到了这篇文章，到此时，才彻底绝了他一心一意再做“南朝”君王的梦。
  4月7日，李宗仁抱着再试一试的侥幸心态，通过南京代表团致电毛泽东，称：“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忧，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议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宗仁剽于战祸之残酷，苍生之惟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恢，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衣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它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唯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捆，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从李宗仁的这封电报看，“悱恻”之情，溢于言表，但其实仍心怀叵测。
  电文中称，“如所谓战犯者”，“一身”受之而不辞。真意是不愿接受此项条件。毛泽东在4月4日《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中，在第一段文字中连续三次使用“战犯集团”词语，发动内战，使数百万中华男儿死于战祸，决非“一身”所能为的，它是一个阶级的集团，对此是不能迁就姑息的。李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实为本阶级开脱发动内战之罪责。
  电文中还称，“世界风云，日益诡谲”，这分明是在恫吓。把美国人当作救命稻草，蒋、李如出一辙。他们都把挽救他们最后失败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最好是美国能以军事力量直接干涉解放军渡江，他们幻想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挽救他们，他们也极力宣扬一种论调：说如中共实行渡江，即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借此来企图吓唬住解放军过江。可惜毛泽东是个“专拣硬柿子吃”性格的人，决不会染上“恐美病”。
  但在此时，毛泽东对待李宗仁是不会采取象对待蒋介石一样的方法的，没有诸条反驳，不打嘴上官司，或许因为李不是对手，或许对李是一种争取，或许现在已无必要了，或许这几种因素兼而有之。
  总之，中共的态度，是谈要真谈，和要真和。任何想利用和谈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的阴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第一星期，南京代表团成员一方面与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谭平山、傅作义、邓宝珊接触，一方面与林彪、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进行该谈，主要是想就战犯问题及渡江问题达成共识，中共早就宣布，无论如何，江是一定要渡的，而蒋、李最主要的梦想，就是解放军不过江。一个说只要过了江其它问题都好谈；一个说只要不过江，一切问题都好谈，很难取得一致，因此，原拟于4月5日开始的正式谈判未能如期举行。
  4月21日，百万大军开始实施渡江战役。一千多里江岸上，杀声震天，硝烟弥漫。数万条船铺天盖地向江南岸冲杀而去！
  南岸凶狠抵抗。四班18个突击队员17人伤亡。一○九团“渡江杀敌第一功！”“追云号”飞机慢慢升上天空。飞机上一位长着国字脸型的中年男人轻声喃喃：南京，永别了！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毛泽东的进军命令，通过收音机，通过扩音器，通过油印的报纸和传单，迅速传遍长江前线的阵地，传遍长江北岸的村镇，在全体指战员间引起一片热烈的欢呼声。
  4月21日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命令，指挥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120万大军，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一千余里的战线上，发起渡江战役。
  第二野战军渡江突破地段，处于汤恩伯集团的左侧背。沿江守敌为第八兵团刘汝明部三个军八个师约四万人，敌纵深地区仅有十七兵团侯镜如部两个军配置在歙县至宁国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