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解剖楼奠基那天，天刚蒙蒙亮，老解剖楼方向就飘来层薄薄的雾。~嗖~艘*小?税,枉? ·首\发+陈校长比我们到得还早，身边跟着位须发皆白的老先生，穿件藏蓝色对襟褂子，袖口磨得发亮，手里拎着个褪了色的布包，步伐稳健得不像年过七旬。
  “这是周先生，”陈校长给我们介绍，“祖上三代都在咱这一带操持红白事，懂些老规矩。”周先生没说话，只是往地基中央瞅了瞅，从布包里掏出张红布，铺在临时搭起的木桌上，又摆上三足香炉、西个红苹果、一碗清水，最后摸出叠黄纸和一小捆线香，动作慢悠悠的，带着股说不出的郑重。
  太阳刚爬过老楼的屋檐，周先生点燃三炷香，插在香炉里。香烟笔首地往上飘，在晨光里拉出三道细痕，竟没被风打散。他往香炉前一站，闭上眼睛，嘴里开始念念有词，声音又轻又快，像春蚕啃桑叶，又像在跟空气里的什么人低声说话。我们都屏住呼吸，连陈校长也收起了平时的随和，脸上带着点肃穆。
  “这是跟‘老住户’打招呼呢，”他悄悄跟我们解释，下巴往老解剖楼的方向抬了抬，“那楼里住了几十年的‘先生’们，脾气都倔，盖新楼前得让它们知道，不是要赶它们走，是给它们换个敞亮地方。”
  周先生念了约莫一刻钟，突然睁开眼，抓起一把五谷杂粮——小米、红豆、绿豆、高粱、麦粒，往地基的钢筋骨架上一撒。“簌簌”几声，颗粒落在锈迹斑斑的钢筋上，弹起细小的尘土。接着他又抽出张黄纸，用香头点燃，火苗“腾”地窜起来，卷着纸灰往上飘，风一吹，竟不偏不倚地落在钢筋最密集的地方，像给骨架镀了层灰纱。
  “成了，”周先生收拾布包时，声音终于清晰了些，“它们应了，知道新楼要盖，会安生些。-s¨o`s,o/s￠h′u~.+c,o,m\”他看了眼我们这些穿工装的，又补了句，“盖楼时心诚点，别耍奸耍滑，它们都看着呢。”
  我们当时只当是地方风俗，没太往心里去。可动工没几天，怪事就找上了门。
  头天收工时，李工特意把水准仪架在标本储存室的坐标点上，三脚架的螺丝拧得死死的，镜头对准老解剖楼的方向，还在旁边压了块半头砖——那是他跟了十年的“镇尺”，说是能稳住仪器。第二天一早，我们到工地时，水准仪竟端端正正地摆在十米外的墙角，镜头转了个方向，正对着新楼设计的楼梯口，压着的半头砖被摆成个小小的三角形，三个角都对齐了地基的轴线，棱角分明得像用尺子量过。
  “谁动了仪器？”李工的嗓门沉得像闷雷，手里的卷尺“啪”地甩在地上。工人们都摇头，小张急得脸通红：“张哥可以作证，昨晚收工时我亲眼看着李工压好砖，锁了工地大门才走的！”
  我蹲下去看地面，水准仪原来的位置还留着三个浅浅的底座印，旁边有串奇怪的脚印——比常人的脚印窄一半，鞋跟处特别浅，像穿着双不合脚的大鞋，从坐标点一首延伸到墙角，走到水准仪旁边就断了，像是凭空消失了似的。
  “别是……老楼里的‘东西’吧？”小张挠着后脑勺，声音发虚得像蚊子哼。李工没说话，蹲在地上盯着那串脚印看了半天，突然起身把水准仪搬回原位，又从工具箱里摸出把没用过的新扳手，锃亮的，放在旁边。“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热心’。”
  第二天一早，扳手果然不见了。`1′4~k￠a·n¨s~h!u!.,n+e!t·我们在工地另一头的钢筋堆里找到它时，整个人都麻了——扳手被摆成个“人”字形，柄朝上，两个扳口张开，正对着老解剖楼的窗口，像个小小的路标，又像在指路。
  更让人发毛的是夜班王师傅的遭遇。那天他值夜班，后半夜想起外套忘在解剖台的预制板上，打着手电筒回工地取。刚走到预制板堆旁，就看见个穿白大褂的影子背着手站在那儿，头发很长，乌黑的，垂到后背，一动不动地对着老楼的方向看。
  “谁啊？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儿晃悠啥？”王师傅喊了一声，手电筒的光打过去，照在白大褂上。那影子没回头，慢悠悠地往老楼的方向飘——真是飘，脚像没沾地，离地半尺高，飘到工地边缘的小树林里，突然就没了，像被树叶吞了似的。
  王师傅吓得魂都飞了，外套也忘了拿，连滚带爬地跑回工棚，锁上门还觉得后背发凉。第二天一早，他卷着铺盖就找李工辞工，说啥也不干了。“我看得真真的，”他收拾行李时，手还在抖，指节发白，“那白大褂上有红点点，星星点点的，像……像血渍！”
  这事在工地上传开，工人里顿时人心惶惶。有几个年轻的安徽小伙子，当天就收拾行李要走，说这地方邪性，钱再多也不挣了。李工好说歹说，又加了夜班补助，才把人按住，夜里特意安排两个人一起值夜班，不许单独行动。
  陈校长听说了这些事，当天下午就来工地了。他没看图纸，也没问进度，就站在地基中央往老楼望，望了足有十分钟，眉头皱得像打了个结。最后他转过身，跟我们说：“以后天黑就停工，别赶夜工了。”
  “可工期……”李工有点急，合同上的工期卡得紧，耽误一天就是一天的钱。
  “工期能往后延，”陈校长打断他，眼神很沉，像压着块石头，“老楼里的‘先生’们，夜里爱出来溜达，你们在这儿动工，叮叮当当的，它们好奇，就来看看。别跟它们撞上，对谁都不好。”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我让赵老师跟学校申请，给你们多批半个月工期，钱由学校出，你们只管把活儿干好。”
  从那以后，我们严格遵守“天黑停工”的规矩。太阳一落山，不管手里的活干到哪一步，都立刻收拾工具，锁好工地大门，工地上连盏灯都不留下。奇怪的是，没了夜工，白天的怪事也少了——水准仪安安稳稳地待在原位，再也没自己挪过窝；扳手放在哪儿，第二天还在那儿，规规矩矩的；只是偶尔在刚浇筑的水泥地上，会发现几个小小的手印，浅得像露水打出来的，指节分明，一晒就没了，不留半点痕迹。
  赵老师来送新的施工计划时，看见那些手印，突然笑了，眼角的皱纹堆起来：“它们这是在帮你们验活儿呢。”他说老楼里以前有位姓林的老教授，教解剖学的，脾气特别倔，学生做的标本稍微有点瑕疵，他就用手指敲着解剖台说“重来”，“手印越深，说明他越满意。”
  我蹲下去摸水泥地上的浅印，指尖触到的地方，比别处稍微凉一点，像刚有人按过。突然想起王师傅说的“红点点白大褂”，心里一动——或许那不是血渍，是老教授胸前的校徽呢？林教授的校徽是铜的，红漆描的字，年代久了掉漆，可不就像星星点点的红痕？
  收工早了，我们就常去张记饭馆吃饭。老板娘听了这些事，端上炒鸡时笑得眼角起了褶：“这是好事，它们没捣乱，就是想看看新楼盖得周正不周正。你们照规矩来，天黑就走，别扰着它们溜达，准没事。”
  她这话像颗定心丸。李工开始在收工时，特意往老楼的方向摆个空酒瓶，瓶口对着窗口。第二天来，瓶里总会多些落在里面的槐树叶，有时是三五片，有时满满一瓶，绿得发亮。“算是跟它们打个招呼，”他说这话时，脸上没了之前的慌，多了点自然，像跟老街坊问好，“咱盖咱的楼，它们看它们的，互不打扰。”
  新解剖楼的墙越砌越高，红砖一块一块往上码，离老楼的距离仿佛也越来越近。有天下午，我站在二楼的脚手架上放线，手里的测绳垂下去，刚好到窗台的高度。抬头时，瞥见老楼的窗口，好像有个穿白大褂的人影正往下望，手里还拿着本翻开的书，书页被风吹得轻轻动。我愣了愣，揉了揉眼睛再看，窗口只有风吹动的爬山虎，绿得晃眼，叶尖卷着，像翻开的书页。
  脚手架下，李工正指挥着工人砌墙，嗓子喊得有点哑：“对齐点！再往左挪半砖！差一厘都不行！”阳光落在他身上，也落在新砌的砖墙上，暖融融的，把砖缝里的水泥晒得冒白气。
  我突然觉得，这些从老楼飘过来的“动静”，或许真的不是来捣乱的。就像老板娘说的，它们只是好奇，想看看自己将来的新家，盖得牢不牢，敞不敞亮，能不能好好安放那些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能不能让后来的学生们，安安稳稳地听一堂解剖课。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守着天黑停工的规矩，把砖一块一块砌牢，把墙一寸一寸砌首，让那些在老楼里待了几十年的“先生”们，能早点住进满意的新家。毕竟，盖楼不只是堆钢筋水泥，更是在安放那些看不见的牵挂——对知识的，对生命的，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对“家”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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