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大厦估计错了。11月份以来，九万个越南农民就把105毫米的野战炮拉过了荒林野岭，来到了奠边府。到1月份，武元甲的大部分炮兵部队已进入阵地，俯瞰着下面一片灰黄色的平原。2月10日，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白宫印第安人条约会议室回答有关越南问题时，越盟的第五十七团，在经过艰苦行军和休整以后，已经从山上那月色如洗的斜坡上看下来，俯瞰着那些保卫着已入睡乡的十二营法军的碉堡群。后来，游击队的指挥官何文贤上尉告诉别人说，机场周围火炬摇曳，使他记起他们村里有人死的时候在各家的茅舍面前点起的一堆堆柴火以悼念死者。
  3月13日曙光初露，武元甲就开始炮击，展开对奠边府的围攻。法军放出烟幕掩蔽机场，但没有成功。飞行员开始称这个浅盆地为“夜壶”。三天以前，在另一个星期三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个记者向总统提到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的话。斯坦尼斯当时就提出，美国已派驻空军技术人员在越南，可能导致美国投入战争。艾克说，不会的。除非国会运用宪法权力宣战，否则美国不会对越南进行干预。
  历史学家可能会提出疑问：为什么会提出美国卷进去这个问题呢？联合国并没有在印度支那承担义务，而且一直到不久以前，美国还没和这个地区发生过什么关系。过去的美国总统对这个地方真正感兴趣的，只有罗斯福，而他也只是要把它从法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艾森豪威尔在一年前，还不愿把亚洲的一场反共战争扩大。他指出即使对奠边府进行的仅仅是空袭，也是冒险的，也可能使美国空军和中国空军对抗。不管怎样，进行决战的机会是不大的。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比之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力量小得多。
  但是，除了艾森豪威尔而外，大多数政府领袖们并不这样看。在他们看来，美国是自由世界里最强大的国家，是对抗世界共产主义的全球性斗争的领导力量。朝鲜停战以后，这种斗争中唯一的武力冲突就是在印度支那。主张干涉派认为，如果共产党在一条战线上取得胜利，所有战线的安全也就会有危险。知识界里也是这样看。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沃尔特·罗斯托在《代达罗斯》【代达罗斯，希腊神话中的建筑师和雕刻家。——译者】一书中提出理由说：
  『苏联和中国地面部队的调动，可以使美国丧失欧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同样，如果这个关键性地区里的男男女女不论由于希望或者失望而转向共产主义，这种力量平衡也会丧失……。如果我们成了集权主义的汪洋大海中一个民主的孤岛……，美国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舆论认为，只要美军还是在朝鲜战斗，那向法国人提供金钱、大炮和对策也就够了。按这道理推下去，现在这样就不够了。如果不能提供更大的帮助，自由世界就会受到威胁。
  前一年9月，艾森豪威尔已批准对法国人增加援助——即1954年底以前，向他们提供三亿八千五百万元。那时杜勒斯将美国在印度支那的目标，确定为要使纳瓦尔计划取得成功。这个计划是以该地法军统帅命名的。杜勒斯解释说，这样，“就会在1955年作战季节结束之前，把有组织的共产党侵略者”击败，只剩下扫荡战，而“大部分”可以由越南部队“在1956年完成。”纳瓦尔计划失败了。但直至1954年1月4日，总统和国会领袖们研究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时，还没有考虑向印度支那运送美军问题。艾克希望取得国会同意，继续给法国军援。一个共和党参议员提出，这是否意味着把美国部队送去越南。“不，”总统为之愕然。他说“我可以加上‘物质援助’几个字。”他果然这样做了。
  3月的第三周末，印度支那的情况已经恶化。杜勒斯对法军还有很大信心——3月23日他还预料他们会胜利——但是五角大楼就不那么肯定。来自奠边府的消息是凄凉惨淡的。武元甲的炮兵据着盆地的边缘，使机场实际上不能使用。用C－54型运输机向那被围的十二个营投掷物资，只能部分取得成功。如果从六千英尺至八千英尺下投，就有一半投向越南军阵地。如果在四千英尺下投，越南军的高射炮就击中了大部分的飞机。故人的阵地从四面八方逐步压向法国的据点，在好些地方安置了自动武器。巴黎通过外交途径向华盛顿提出，请美国迸行空袭来减轻被围法军的压力。3月22日，法军参谋总长保尔·伊利将军还飞到华盛顿乞援。
  李奇微极力反对。他说，如果同意了出动美国空中力量，那么调派步兵就只是时间问题。他知道那里地形的一些情况：稻田、丛林、坏得难以想象的公路网，非常可怜的通讯设备。连海港也很差。美国要进行干预，那就是“悲剧性的冒险”行动，他把意见写成书面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后来又在他的回忆录《军人》一书中说，“对一个有他那样战争经验的人说来，这意味着什么，几乎是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的。”但是另一个也是有战争经验的雷德福，则认为派美国轰炸机是个好主意。至于国务卿的立场如何，到了他在3月29日星期一海外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时，就谁都不会再怀疑了。无论他的口吻和演说的内容，都同样是冷战的辞句。
  『在当前这样情况下，不管共产党俄国和它的盟友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手段，将他们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东南亚，都是对整个自由人民的严重威胁。美国感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不能逆来顺受，而应以联合行动来对付。这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危险。但如果我们今天不敢下决心，几年以后我们面对的危险就会比这些危险大得多。』
  杜勒斯星期六在国务院和国会两党领袖们开会，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对法国阵地进行集体防御——即由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派兵远征。他自己很有信心，以为他可以吓唬中国共产党，使他们放弃支持胡志明。他说，如果这个不成功，就要把越盟消灭。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就算只是在理论上妥协也不行。有个观察家对他的讲话得出的印象是：国务卿“非常怀疑，如果在印度支那建立了共产党政权，美国是否还能存在下去。”
  星期日晚，杜勒斯同总统和雷德福在总统的椭圆形书房开会。那时的问题就是：应不应该干预，知果要的话，该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同时皮杜尔又在巴黎催促狄龙大使。他们竟热要求使用原子弹，可见巴黎绝望挣扎已经到了何等程度了。有两艘栽有核武器的航空母舰，和第七舰队一起在东京湾巡逻，但事实上华盛顿没有谁真正考虑要使用核武器的。【法国人的印象就不同。参看儒尔·罗伊的《奠边府战役》，巴黎版，1967年，第270页脚注。】事实上，艾森豪威尔禁止进行任何空袭。他愿意在一定情况下考虑杜勒斯的“联合行动”，由盟国共同出力。法国人一定得同意把战争进行到底。他们必须让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完全独立。必须由法国和印度支那二国请盟国（即美国和英国）介入。最后，要由国会而不是总统作出决定性的一步，因为国会有权宣战，而总统对没这权力。杜勒斯在上述条件范围内，可以尽力干去。于是，在艾克和丘吉尔电讯往返，试探了后者的意见之后（他后来的态度比之艾克更为保留），国务卿就出发，看看能否在伦敦和巴黎结成联盟。
  三天之后，总统就在英语中增添了一个新隐喻。他虽然不愿意美国插手干预越南，但是他却坚信冷战的信条。杜勒斯在海外记者俱乐部的演说未发表之前，他就看过了草稿，也表示同意。他在那个星期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印度支那命运攸关的远远不是法国的威信问题。共产党在那里胜利，就会扩大赤色帝国，并使美国失却重要原料。这意味着自由世界将失却整个东南亚；接着就是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线受到威胁，这就是指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福摩萨和日本。他说：“你竖起了一排多米诺骨牌，推倒了头一块，那么最后一块的命运肯定也会很快倒下来。所以这就是全面瓦解的开始，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杜勒斯从欧洲回来，觉得迅速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很大。英、法外交部对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似乎听得进去。如果说在这次危机中陷入重围的法兰西大厦有任何可能取得盟国大量援助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机会了。丘吉尔还没有倾全力反对，而法国人为了取得盟国的大量援助，几乎除了凯旋门而外，什么都愿意牺牲（事实上这时游行队伍正在凯旋门下一片沸腾，抗议扩大战争）。艾森豪威尔的态度看来虽然不可动摇，但他也会回心转意的。如果他还是不愿意，国会也可以采取行动。
  正是在这出戏发展到这个阶段，理查德·尼克松进入了舞台中心。他当时的动机如何我们不清楚，而他也从没有就此澄清过。那时，他似乎是华盛顿最激烈的鹰派，但当时和现在，首都都有很多人认为，他只是为政府放出试探性气球而已。选择的场合就是4月16日星期五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年会上。他的发言本来是非正式的，但内容这样耸人听闻就无法保密了。有人问他如果法国撤出越南，放弃这个国家，美国怎么办。美军会对法军的地位取而代之吗？尼克松说，他们应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