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11月末，杜勒斯在煽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骚乱了，因为他宣布美国不会承认俄国对这些国家的合并从而“确定了他们的被奴役地位”。
  幸而杜勒斯经常不在首都，这使那些爱用较低调子进行外交的人感到松一口气。实际上他在到处旅行，象兜售人寿保险单一样，建议各国和美国结成联盟，作为对付侵略的保证，把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钢筋，将非共产主义国家紧密连结起来。除了北大西洋条约组织而外，又加上重组起来的美洲国家组织（OAS），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然后又在中东，签定巴格达条约，后来又发展为中央条约组织（CENTO）。美国没有参加，但对它大力支持。他和包围共产党国家的国家所签订的条约，每年又都加上新条款。到了后来，美国一共对八个安全条约承担责任，要保卫四十二个国家。沃尔特·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写道，“杜勒斯表明他不是个谨慎的、精打细算的外交家，而是一个赌徒，随便把我国的血汗、财富和荣誉拿来向外国开支票，比任何一个国务卿想充阔的还要阔绰得多。”
  尽管在杜勒斯生前，没有哪些国家要他把支票兑现，但假如有这样要求的话，那么要负责兑现这些支票的人们倒是非常担心。有很多在国会各委员会里作证的人，都惊惶地表示，一方面美国承担的军事义务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它又在削弱自己的实力。作为一个将军，艾森豪威尔对五角大楼并不太尊重。他有一次将空军的预算削减了五十亿元，得罪了霍伊特·范登堡将军。在福摩萨出现一次周期性的紧张时，他又发出一个指示，将部队从三百二十万减为二百八十五万。他能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是个五星上将的总统。他对对方提出来的战略考虑，都说是在核时代并不实际，加以拒绝。有一次在白宫开会讨论进一步削弱部队数量时，他说“如果你冷静地从逻辑上考虑问题，那么在地面部队身上花钱，还不如建筑公路有利，因为这样做，在敌人进攻时有利于大城市疏散人口。”
  总统知道他想达到什么目的，而已成为内阁里强有力人物乔治·汉弗莱又支持他。他们的目的是要纳税人减轻负担，并认为这是正确的办法。谢尔曼·亚当斯写道：“这个‘新姿态’和它的以核报复为基础的规划，显然是艾森豪威尔命令把地面部队减少的原因。”艾克是总司令；承担责任的是他。为了排除思想混乱，他指示五角大楼制订计划时，要假设美国将以核武器来进行任何未来战争。国会里的民主党人提出意见，认为美国受了哄骗，陷入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里去，而总统这样搞，则是有其政治日的。是的，确有一部分是政治目的。政府提出的一个更为虚伪的诺言，就是“每块钱都要花得更值得，”战略上单一武器论对那些寻求简单答案的人亦确实具有吸引力。很显然，美国并不准备发动征服别人的战争。所以他们说，国防部顾名思义，就应只是搞防御。他们只要求美国不受侵略，大规模报复的威胁，目的就是保证美国不受侵略。
  当然，他们的理论是达不到这样的目的的。而且在总统和国务卿各走各的路的情况下，也没有可能达到目的。一方面政府的外交政策慷慨异常，而它的军事支出则吝啬小气，这是个矛盾。但这点很少受到观察家的注意，这真使人奇怪。在两次大战之间，历届总统们努力避免卷进国外事务的时候，报复政策可能是有效威慑力量。但是美国已不再是这样的国家了。“英国式和平”己由“美国式和平”所接替。过去英国要派遣炮舰巡逻的地方，现在则由美国派出杜勒斯和他的圆珠笔。超级大国要有多种的威慑力量，才能保持和平。正是因为这点，那种所谓“每块钱都要花得值得”——似乎世界政治只是象7月4日庆祝国庆那样——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话。
  年青的亨利·基辛格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954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担任哈佛大学政治系教职以后，就写了《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对美国的世界地位进行了逻辑严谨的分析。他的结论是：大规模报复是一种谬论：由于政府进行有限度战争的能力大大削弱，并且除了核弹就别无其他武器，每一次外交上发生分歧有诉诸武力的危险时候，就要把国家的安全作为赌注。迪安·艾奇逊也看出了矛盾。他在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对政府所谓大规模报复使美国取得“主动权”进行分析，认为这种谈话是荒谬的。他说，大规模报复只是别人采取主动权的反应。理查德·罗维尔对矛盾看得更清楚，他在1954年4月8日的《华盛顿来信》一文中预料，“在印度支那，原子弹和弓箭一样无用，一旦那里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就只能把地面部队恢复到原来的实力，接着还要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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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与印度支那相踞整整十二个小时——一处是半夜，另一处则是正午——艾森豪威尔总统1954年2月10日早上10时半走进印第安人条约室，举行每星期三定期记者招待会时，黑夜正好笼罩着河内法军司令部法兰西大厦。有记者向他问及远隔半个地球以外那个地区的严重的军事形势。他说：“把差国在那个地区卷进热战，我比谁都更激烈反对。因此，我命令采取的一切步骤，其目的都是，只要有可能的话，使我国不卷入。”
  “总统先生，”接着一个记者问道，“你这句话能否理解为：不管印度支那战事怎样发展，你决心不卷进或者不是更深地卷进战争呢？”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无法预料未来的发展。但是，他又说：“我认为如果美国现在在任何这些地区中深深地卷入一次全面战争，我看就是没有比这更大的美国的悲剧，特别是如果要用上大部队作战。”
  比之后来的发展来说，当时美国部队在越南是为数很少的。早在上一届政府时，它们就在那里了。直至四十年代末为止，印度支那的三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都是法国殖民地。1949年12月30日，他们的地位略有改变：巴黎承认它们是“法兰西联邦”内的“独立国家”。所谓“法兰西联邦”多半是做个样子，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一种象征性的姿态，目的是对付苏联所支持的胡志明的越盟叛军。1950年2月7日，华盛顿和伦敦承认了这三国，艾奇逊还强调说，美国的“根本政策，就是支持附属国家的人民，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演变，走向自治与独立”。他本来希望亚洲有些国家跟着就会承认这三国。但是，他们不愿采取行动，因为法国支持的傀儡保大亲王宁愿在里维埃拉晒太阳，当个不到职的国家元首，这使他们反感很大。艾奇逊不顾各国对保大的普遍蔑视，还是顽固地把美国的声誉押在印度支那。后来他回忆起来就很后侮，因为国务院里有个名叫约翰·奥利的同事曾警告过他，美国正在逐步采取这样的立场：“我们有取代而不是补充法国的责任的倾向。”奥利说，美国会成为法国的替罪羊，陷入直接干预的泥坑，他指出“这些情况是会象滚雪球那样的。”但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决定……既然我们干起来了，我就不再回头看了。”
  到了艾森豪威尔就职时，美国已经负担法国三分之一的费用，向印度支那输送军火，向他们提供两百名空军技术人员。艾克也照样援助越南，但这样援助已显得不够了。越南危机已经深化。到了2月那个早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越南危机己经集中到一场大战上，这场典型的交锋，比夏伊洛战役【夏伊洛位于田纳西州，是美围内战时一场重要战役的所在地，时间是1862年。——译者】和阿尔贡战役【阿尔贡在法国东北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此进行重大战役。——译者】更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和影响美国。胡志明的杰出统帅武元甲将军，七年来把法军一直弄得七晕八素。在圣西尔军校训练出来的法国军官，对武元甲的游击战术完全不知所措，彷徨无策，因此下决心要引越盟出来进行一场决战。1953年11月20日，他们在河内以西约二百英里的一个战略点，投下了一万五千人的降落伞部队。这个地方是个交通要冲，是通向中国、东京湾和老挝的枢纽，它在泰族境内，名字由三个泰文组成：奠就是“大”，边就是“边界”，而府就是“行政中心”。奠边府意思就是边界行政大中心。【这个解释似不符原意。——译者】这个名字可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了。
  从地理位置来说，东南亚的这一部分是最险要的：悬崖峭壁、峰峦峥嵘，丛林深邃，谷峡险阻，大河汹涌。但是，各地区到处都有一些平坦的洼地，星罗棋布。其中较大的还可修整为跑道。奠边府就是这样的盆地。它状如长形橡树叶，枝脉都是小溪，而大河则是其中主脉。它有十一英里长，三英里阔。周围则山峦层叠，密林深翳。法国降落伞部队在这里建了一个机场，还有很多“豪猪”——即能保护这机场和出击敌人的坚固据点。自从马基雅维里时代以来，军事战略家都要指挥官们夺取高地，认为如果一方盘踞高地，就可以用炮兵摧毁对方。但是法国人没有占据俯瞰奠边府的各个高山。在游击队活动颇繁的情况下守住这些山峰是不易的。因此河内的指挥部认为没有必要。在法兰西大厦的战地记者听说，法国的大炮比武元甲能摘到的厉害得多，而且在到处都是群山重叠的情况下，越盟是没可能把大炮拉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