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还有什么职业比之教育界还更难堪的话，那就是娱乐业了。在纽约，有三个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在美国电台艺术家联合会的坚决反共分子的怂恿下，出版了一本名为《反击》的小册子，把国会各个委员会档案里有过名字的一百五十一名演员、导演和作家都列出来。这本小册子在各广播公司的经理中传开，要求他们把榜上有名的人解雇，并在雇用新人时，先将名字进行核对。接着这三个人又出版了《红色渠道》，这是一本更厚的有可疑亲友或“关系”的演员和播音员的人名录。娱乐业被弄得胆战心惊。《反击》就曾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成是“共产党最满意的广播公司”，副总经理们只好都把《红色渠道》保存在写字台下面的抽屉里，以备应用。在麦迪逊大道和整个好莱坞，人们都把该书称为“黑名单”。
  黑名单后来连续十年都成为娱乐业的一个特点。经理们靠舆论吃饭，它就成为威胁他们的赤裸裸的讹诈手段。由于时间的推移，这个“猜疑的年代”的一些触目惊心的现象，现在已经淡忘了，但是那些在威胁下屈服的公司经理们却是无可原谅的。他们往往都知道，一个明星之所以列入黑名单，只是因为他的竞争者嫉妒。而在低工资那一阶层中，他们又以“不忠诚”或“嫌疑分子”这样的荒谬罪名，轻率地把一些布景工人和化装人员解雇。要是有个经理能挺起腰杆来，那些反击者的阴谋诡计就会破产。但没人能挺起腰杆来。
  琼·米尔的事件就是典型的。前一天，她还是全国广播公司最受人欢迎的连播节目《奥尔德里奇一家》中的女主角。而第二天，她的名字就被列入《红色渠道》里去。到了当天下午，公司便撕毁她的合同，把她赶了出来。全国广播公司向新闻界的解释，使这个本来已是堕落的时代更加堕落。而且先例既开，其他公司接着也就效尤。广播公司发言人圆滑地说，当然，米尔小姐并不是共产党。她对国家是忠诚的，而且一贯如此。不幸的是，她引起一些不同意见。而这些意见总会使出广告费的公司害怕，使公众骚动，而对演出是会有所损害的。简言之，她所以被解雇，是因为有人造她的谣。从那时起，“有不同意见”就几乎是“不忠诚”的同义词——而且同样能毁灭一个人的前途。最后大多数人不再为黑名单辩护了。但是如果有人要打不平而提出问题，几乎旁边总会有人摇摇头令人生气地说，“无风不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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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糟糕的是他说的不错，起浪的原因确是有风。这并不是说多萝西·贝利和琼·米尔和这有什么关系。她们是无辜被害者，是无知和恐惧的牺牲品，就象1692年塞勒姆村的“女巫”一样【塞勒姆村在马萨诸塞州，当年约有三十二人受宗教迫害。——译者】。但是，令人寒心的是真正的间谍已把真正的秘密弄走。斯大林一有了原子弹，很少人还会认为和平还有希望。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就不会。而俄国科学家制造第一颗核武器这样快，几乎完全是由于苏联副领事阿纳托利·A·雅科夫列夫从纽约至洛斯阿拉莫斯布下的巧妙的谍报网。
  如果在渥太华的古津科没有叛变，雅科夫列夫的组织是决不会暴露的。即使已经暴露，解开这个盘根错节也还化了四年时间，而且要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伦敦的苏格兰场和联邦调查局联合进行。富克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在哈威尔市和伦敦市向苏格兰场督察的招供，暴露了纽约市的哈里·戈尔德。当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们在戈尔德的住所找到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说明他和富克斯和格林格拉斯会面时的行车路线，戈尔德就再无法否认了。朱利叶斯·罗森堡从《纽约先驱论坛报》中知道戈尔德已被逮捕，他就带着报纸去找鲁思·格林格拉斯。他说，她和戴维必须立即离开美国；戴维可能牵连到全帮人，连他的亲姊姊埃塞尔·罗森堡也在内。鲁思说，“我们哪里也不能去，我们的婴孩生下才只有十天呢！”罗森堡说，“你的婴孩不会死的。每天都有婴儿在海上和火车里诞生。我的医生说要是你带够罐头牛奶，把水烧开，婴儿就会平安无事的”。
  朱利叶斯给格林格拉斯夫妇一千元钱，订了一个从墨西哥城转到瑞典，再转捷克、然后再到莫斯科的复杂的旅程计划。他说，每一段旅程都会有当地的共产党人接待他们，指点他们。于是他们准备了护照像片，但接着又犹豫。鲁思病了。无计可施的朱利叶斯又再给他们四千元，但是，他们对他说，他们打算留下来，准备坐牢。十一天后，联邦调查局把戴维逮捕。这时他不是连累妻子就是连累姊姊，他要在两人间作出选择。他决定保护鲁思。于是在一个初夏的晚上，当罗森堡一家收听《孤胆骑警》这个节目时，联邦调查局的人就敲门进来。当时只把朱利叶斯逮捕，埃塞尔被留下来，服顾他们两个孩子。但后来她得把孩子托付出去。因为她也被逮捕了。他们两人是在战争期间叛国的，其命运就是辛辛监狱和坐电椅了。
  这才是真正的叛国，不是那些要幼儿园老师和电影临时演员忠诚宣誓的头等爱国分子的病态狂想。毫无疑向，罗森堡－格林格拉斯－戈尔德－富克斯－梅集团是国际间谍活动史上最成功的一个。他们在莫斯科交出许多图表、公式以及几百页密密麻麻写下的材料，从在橡树岭分离铀235和铀238的气体扩散处理到导弹的设计图都极其详尽。即使俄国人当时自始至终参与试制，他们对于核武器的了解，也不过是如此而已。美国花了二十亿元的代价，把西欧和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集中起来，动员了美国的工业，两方面结合，用了三年半的时间，终于在阿拉莫戈多获得了成功，在日本上空显示了威力。到了那时，苏联情报局长已从富克斯那里获得了一份原子弹制作过程的详细报告，甚至还有在新墨西哥州沙漠第一次爆炸的现场情况的报告。这个情报是无价之宝。当时苏联物理学家们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已掌握了有关的理论物理学，但在四十年代后期，俄国对这样规模巨大的试制工作，还没有足够的工业资源。这次大出卖使他们解决了核武器的差距，这些英奸美奸使冷战至少提前十八个月。
  他们的罪行这样滔天，而英国和美国的反间谍网又是这样漏洞百出，当时舆论完全可以要求唐宁街10号和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换个新政府的。但当时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就选民而论，整件事也可以说是上帝的意旨。当然，保密工作太差是使人痛心的，但是，当时在这两个国家中，都没有人继续要在科学界里追踪到底，找到替罪羊为止。一般人缺乏足够科学知识，并不了解发生问题的重大意义。气体扩散的处理也很难作为竞选运动的争论问题。而且，在犯罪的人中，除了共产党员而外，没有办法证明哪一个是有什么党派关系。但共和党人所需要的，就是在泄露美国秘密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政派集团，或者至少其中有一个人是新政派。
  他们终于找到他们所要求的人，这可以说是本世纪中叶美国政治的特色。也许这人还不是他们真正所要求的，但是已非常近似，足以使国家分裂、使人头落地。如果这些“政府中的共产党人”还没有泄漏原子弹计划的话，那不过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计划而已。这些人都和实脸室里的间谍一样，是一块料。他们都是本世纪开始后不久出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还记忆犹新，而且聪明、敏感，富于理想。他们都经历过股票市场大崩溃的经济破产，接着又都看到西班牙、埃塞俄比亚、中国和中欧遭受的肆无忌惮的侵略，还看到慕尼黑事件的屈辱。他们对西方民主失去信心，把共产主义奉为改造世界的信仰。他们象宗教狂患者们一样，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可以不惜一切。大多数人没有物理学家那么幸运。但每个人总能作点贡献。在行政机关的可以盗窃国家机密。在总统的智囊团里，就会提出苏联那一套解决方案，（比如说，毁灭德国的鲁尔区。）甚至当老百姓的也可以当他们的通讯员。哈里·戈尔德就是一个，而惠特克·钱伯斯也是一个。
  这是复杂异常的。时至今日，有些人信仰尽管不同，但都如此坚定，即使供状俱在，或者证据确凿，他们还是矢口否认。迪安·艾奇逊至死时还是认为亨利·德克斯特·怀特无罪，而希斯事件则是“不可思议”的。要了解1948年夏季开始发生的怪现象，你不妨设想自己处在一个大家庭里，孩子们言之凿凿地说有个怪物在作祟。其他的人一再对他们说，世间是没有怪物的。他们对房子反复进行搜索。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尽管孩子们还是把荒诞无稽之谈说成是确有其事，但家里的人都不予理会。一晚，全家聚在一起，一个孩子发现一个小房间的门半掩。他砰地把门打开，一个身长十尺、青面獠牙的真正怪物走出来了。在加拿大的伊戈·古津科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三年以后，在华盛顿，美好事件又再次证明确有这样的怪物。不同的是，这扇门不是小房间的门，它倒是通向主人卧室的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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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精疑的年代”的早期，自由派和知识分子对这个红色怪物，都想付诸一笑。因为十年以来，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一直在想吓唬全国人民，使罗斯福的改革声誉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