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长已说过，全国争取和平委员会是共产党的组织。
  在你受雇于马萨诸塞州威廉斯镇威廉斯学院期间，你曾经发表言论，其大意是你认为“在华盛顿特区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对民权的威胁，比之共产党还大，因为它们侵犯了言论自由……”
  你曾在1941年12月28日全国宪法自由权联合会的一封公开信上……签名，极力主张将武器迅速装运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司法部长已说过，全国宪法自由权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
  该通知书最后以一项正式解职通知结尾：“上述材料表明，你过去和现在是共产党的党员、接近者，或它的同情者”。于是，这位不幸的雇员便被“只靠谣言就可起诉”——这恰恰就是韦伯斯特大词典给星法院所下的定义——的法庭免职。一个人受到全面调查，这件事本身往往就足以使这个人丢脸，使他的家庭蒙羞受辱。从开始对他进行忠诚调查那天起，他就成了嫌疑分子，在他证明自己是无辜以前，在人们心中他已经是有罪的。被公安官员讯问过的邻居们，在街上不和他打招呼，不接受他的妻子的宴请，也不让他们的孩子和他的孩子一起游戏。他的儿子可能不能参加童子军。他甚至无法拜访当政府雇员的朋友，因为这样做，他们也会受到解雇的威胁。最后，他就只有靠积蓄度日（如果他有存款的话）和靠他的家庭的支持了。
  1949年6月，这位前司法部长克拉克己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他说，“由于这个忠诚调查的行政命令”，联邦官员的风纪，“从没有过”现在那么好。是什么使他这样看的，真是难以想象。几乎国内所有的律师都知道，这个忠诚调查把正当的审讯程序都弄得形同虚设。托马斯·潘因【托马斯·潘因（1737－1809年）美国政治家、政论家、作家。——译者】曾自豪地夸耀美国这个新世界，说它已变成为“欧洲各地被迫害的酷爱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人的避难所”。这句名言成了对他的嘲弄。华盛顿最受欢迎的书籍是伯特·安德鲁斯的《华盛顿的政治迫害》，这是由《先驱论坛报》华盛顿分社那位受人尊敬的主任所写的，内容叙述的是忠诚调查中那些特别肆无忌禅的胡作作为。约翰·洛德·奥布赖恩在1948年4月的《哈佛法律评论》的文章中指出，因与人交往而株连获罪所带来的后果，“有类乎刑事犯罪——诸如失掉职业，长期蒙耻受辱、谋生能力不断削弱等等。”这个忠诚调查现在已花去一千二百万元。在等侯复审的较有趣的案件中，有一个人被解职，罪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小差，而那时他才九岁。
  那些以为全国忠诚复查委员会会弄清是非的人，实在只是抓着一根脆弱无力的救命草。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个委员会主席塞思·理查森是“一个杰出的保守的共和党员”，“和司法部进行密切配合。”无疑，任命理查森当主席在政治上是非常策略的——他本来是哈丁和柯立芝一手提拔的——但说到公允正直，却可怜得很。这位复审委员会主席年近七十，在首都，他以美国医学协会律师与普尔门卧车有限公司的律师知名。他是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团员、糜鹿会的会员，以及“大都会”、“燃树”与“却维·蔡斯”等俱乐部的成员——他正是那种维护现有体制派，对他说来，所谓忠诚，就得符合美国传统。他是把爱国与正统混为一谈的人。
  有时，个别事件可以说明整个时代。多萝西·贝利的上诉案很能使我们了解这个时代的情况。贝利小姐是布林·玛尔女子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毕业生，1948年春四十一岁。她已在美国就业局工作十四年，被认为是模范工作人员。她唯一的社会活动是参加公务员联合会，而这又是没有被司法部长点名的组织。贝利小姐是该会地方分会的主席，虽然没有树敌，但这职位很可能会使人垂涎而制造流言蜚语的。凭着一些未经证实的控告，说她曾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曾“和一些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交往，”她就被拉到哥伦比亚特区的地区忠诚委员会。控告人提不出证据，也没有证人作出不利于她的作证。她也矢口否认有罪，并提出几个能证明她表现的证人——但不管怎样，她还是被解职了。
  贝利小姐在塞思·理查森的复审委员会出庭时，她的律师保罗·波特提出，她之所以被控诉，可能因为有隐怨。主席回答说，“有五、六份材料的检举人，是经联邦调查局证明为经验丰富和完全可靠的人。”尽管在波特追向之下，理查森还是不肯说检举人姓名。后来他又说即使他想说也不可能，因为“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或在那方面有过什么活动。”理查森的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提到档案里一处指控之后，就出现下列对话：
  『委员会一委员：还有另一条说，大约1936开始，检举人就注意你。（你）那时是在哥伦比亚特区进行活动的所谓共产党“秘密小组”的成员。
  贝利小姐：首先，我过去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有一个所谓“秘密小组”。这种术语对我是陌生的。我可以发誓也可以满有信心表示，我当时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共产党党员。
  委员会一委员：又有一个检举人说你过去是一个共产党党员，因为他知道你过去七、八年都和一个人所周知的共产党员有来往，这是向我们提供的材料的一部分。
  波特先生：这是片面之词。我认为不能作为证据。
  理查森主席：它是证据。
  波特先生：虽然我们知道没有作用，但我们再一次提出要术：应该让这个被告或她的辩护律师知道这些恶意的流言蜚语是那里来的。
  理查森主席：显然，这是无补于事的。如果这证词是真的，它就不是流言蜚语或是恶意的。我们把证词公开是有困难的。
  波特先生：是在宣誓之下提出的吗？理查森主席：我想不是罢？
  委员会一委员：提供在哥伦比亚特区共产党活动情报的人是一个担负重要职务的人。
  贝利小姐：你知道么，就是这点使我担心：如果在这里宣判我有罪，提出这些控告的人就被认为是可靠的证人了；但他们并不可靠，因为这些控告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不管说的什么都不应该增加这些控告的可靠性。』
  她的上诉被驳回了。被告提出委员会的复审程序是对宪法规定的各项人权保证公然蔑视，理查森只好求助于没有实际意义的废话，说什么政府任职是“不同于一般的特殊情况，不存在权利问题。”接着，他看了一下日程表，考虑下一批无头案，开始与他的同事商议对策。这就是在坚决反共分子主持下的法制。
  在官僚政治的长期历史中很少有这次这样浪费时间和浪费纸张的。甚至在理查森的袋鼠法庭【这是美国口语指可以随意跳过正常法律程序而进行审讯的法庭。——译者】里，虽然被告处处被置于不利地位，但象贝利小姐那样定罪也是罕见的。在实行忠诚调查那五年期间，联邦调查局甄别了三百万以上的美国人，对一万人进行全面调查。对九千零七十七人提出初步控告，其中有二千九百六十一人由地方忠诚审查委员会传讯，有三百七十八人被解职。一个国会委员会要求理查森对他的裁决进行总结，他说：“纪录中一个案件也没有发现，一个间谍案件的证据也没有发现。联邦调查局没有发现半点证据可以说明某一案件牵涉到间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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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写道——那是“共产主义的幽灵。”现在，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年以后，同样一个幽灵的影子又笼罩着美国全国。这很难讲得通；比如理查森就一直向国会议员夸口说：没有发现过间谍。那么说，间谍一定是被这些调查人员赶跑了。这种颠倒的逻辑并不只是运用于联邦雇员身上而已。到纽约参加科学会议的艾琳·居里【法国物理华家，名物理学家居理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的夫人（1897－1956年）。——译者】就被拘留在埃利斯岛【移民局检查站设在纽约港口该岛。——译者】过了一夜。有几个匿名电话报告说，她可能是敌特。《自由》杂志发表了一篇帕纳尔·托马斯写的《我们原子弹工厂里的赤色分子》，含沙射影地说，科学家们都可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于是有一个时期，政府几乎无法聘请到年轻的核物理学家。【登载该文时，帕纳尔·托马斯是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他于1949年12月3日被判犯诈骗罪，被罚款一万元，锒铛入狱。】有些医生订阅美苏医学协会发行的在美国出版的专业杂志《苏联医学评论》，只好要求该杂志用白纸包裹起来邮寄。
  参加国防生产的公司都紧张起来。有一家公司为了保管政府交托的机密文件，花了三百万元买许多新保险箱。各大学既要对国家忠诚，又要保持学术自由，真是左右为难。立法机关一个接着一个要求教师们进行忠诚宣誓，其中只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有一万一千人。洛衫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把拒绝宣誓的教授解聘了一百五十七名。各地教师的忠诚宣誓则由学校董事会主席、教师协会主席和警察局长主持履行。在许多地方，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军官们还研究各校教材，看看有无鼓动颠覆活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