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作者:[美]威廉·曼彻斯特 更新:2021-12-06 15:43
总统确实变得小心多了。虽则国际联盟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动,国务院官员却在会议席上心平气和地跟日本外交官讨论远东局势,这种做法很难说是什么防疫措施。伊克斯认为,“看总统的神气,多多少少是放弃原定计划了。”
其实这是假象。罗斯福的领导工作是复杂多面的,说话确也往往前后不一致。他不是丘吉尔那样,在茫茫黑夜中独自大声疾呼。他得留在比武场上继续奋战,他的才华也正在此。他从不让群众意见跟自己距离太大。可是他没有收回那次关于“防疫”的讲话。相反,他悄悄地仍然沿着原定的路线前进。他在12月21日说:美国要孤立于二十世纪的世界之外,是不可能的;他不能为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他在安大略省金斯顿市【属加拿大。——译者】还许口说,加拿大如遭侵略,美国不能“袖手旁观”。
总统反复说明自己如何痛恨战争,甚至称赞起中立法案来,其实他是讨厌它的。自威尔逊以后的历任总统中,确立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他是第一人;当孤立主义洪流泛滥之际,是他力挽狂谰,扭转历史的。然而,不管总统要在国际上干点什么,都会有人大喊大叫起来。两党的自由派议员,——惠勒、海勒姆·约翰逊、皮特曼、博拉,——联成一气,要“坚守美国堡垒”。博拉认为,外交就是强权政治。《时代》周刊那时是死硬的孤立主义观点,就表示担心“罗斯福过于热衷于搞国际强权政治”,而极口称赞博拉。它有一阵子甚至每一期都给所有国外新闻加上一个总标题:“强权政治”。美国人如果去过西班牙参加反对佛朗哥的战争,要吊销护照;美国商人继续向日本供应它需要的石油、废铁的半数,而当时如果不是这样,日本是无法同中国打仗的;全国防止战争委员会甚至想禁映“帕奈”号被炸沉的新闻片,因为这“不免要惹动美国人大发脾气”。
就在那几个月里,戴斯领导下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发现了新政原来是“搞共产主义的”,而对于库格林神父的活动则置之不问。按此人在纽约布朗克斯区一次集会上举手行纳粹式敬礼,叫嚷说,“等到我们把美国犹太人收拾干净,那时他们就会知道,德国当年对付犹太人的办法实在算不了什么,”库格林手下的“十字军”、公民自卫联盟、基督教阵线、美国爱国团、德裔美国人同盟——所有这些组织的活动,戴斯仿佛都视而不见。右派组织吓唬国会,有时竟也获得成功;罗斯福请求拨款巩固关岛防务,众议院不同意,因为怕东京认为美国有意挑衅。此案最后以二百零九票对一百六十八票予以否决,众议员兼广告商布鲁斯·巴顿乐得高声大叫,“关岛,关岛,丢了完事了!”关岛确是丢了;珍珠港事件后一周,日军果然占领了它;1944年8月收复关岛时,海军陆战队付出了伤亡近八千人的代价。
1937年4月下旬,国会批准了延长《中立法》的有效期限。《纽约时报》评论说:“国会通过这个名为中立实不中立的法案,大概是国内孤立主义情绪达到顶点的标志了吧?”《时报》是过于乐观了,顶点要等到九个月以后呢:印第安纳州众议员路易斯·勒德洛提出一个十分荒唐的法案,说即使国会对外宣战了,也要等到全国公民投票多数赞成才生效。罗斯福总统写信给众议院议长威廉·s.班克黑德说,如果通过这样一个修正案,政府就无法办外交了。可是据头一次民意测验的报告,全国竟有百分之七十三的人表示赞成;再次测验,赞成的减到百分之六十八,于是,提案退回委员会重作审议。众议院投票结果:二百零九票赞成,一百八十八票反对。幸而赞成人数不足法定需要的三分之二,美国才没有陷入绝境,否则,正如罗斯福对班克黑德说的那样,外国就尽可以对美国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
“民主国家是随风而逝的散沙”,这是墨索里尼在1937年说的话。有时看来真的象是如此。国务院让中立法绑住了手脚,眼睁睁望着日本一个将军占领广西,向印度支那边界挺进,在谅山跟法军军官握手(四十至七十年代,军火源源输入越南,就是通过这个关口。)孤立主义者神经过敏,象害了妄想狂似的,总统一举一动,他们都认为别有用心。英国国王和王后决定访向美国(为的是对上流社会所说的“辛普森夫人事件”做一些弥补工作),众议员汉密尔顿·菲什竟危言耸听,说什么“美国要重新沦为英国殖民地啦”;来自波士顿的众议员乔治·霍尔登·廷罕也说,“现在的美国外交政策已被秘密谈判操纵了,很危险。”;议员博拉则提醒总统,在当他同英王、英后谈话间歇之际,不妨顺便问问两位陛下,英国在1914到1918年间欠下美国的二百一十三亿八千五百万元战债,什么时候才能还清?
应该记住反对派的这种本性。由于这种本性,也由于罗斯福深知美国处境危险,所以面临历史上一大难题。此后几个月,他不得不扩大总统的权力,从而创立了一些先例;后来别的总统借此滥用权力,不顾宣战权在国会,此是后话。但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看法是,如果罗斯福当时不这样做,就是背弃了他就职时的誓言,应该受到弹劾。因为,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跟国会中的批评家不同,他们是看到了各驻欧使馆的来电的。他们明知捷克危机迫在眉睫,希特勒野心勃勃,而英法两国政府既无胆量,又无应变的本领。无论伦敦的白厅、巴黎的外交部,都为之栗六不安,唯恐战祸重临。当然,在罗斯福的华盛顿,也不乏失败主义者:上一个财政年度,陆军部的新军备预算只限于增购加仑式步枪一千八百七十枝。也许这只是由于将军们讲究现实,因为钱要得太多,国会是很难批准的。可是总统却看到了另一条出路。他知道,就是最顽固的孤立派,一想到要“坚守美国堡垒”也会赞成美国需要拥有强大的海军的。所以,他便在1938年1月28日前往国会,要求拨付十亿美元建立“两洋”海军。
他果然如愿以偿,国会通过了《文森海军法》。与此同时,他又派霍普金斯到太平洋沿岸各州进行调查,了解普通飞机厂改为军用机厂要花多少时间。霍普金斯后来说,总统断定美国不免一战,并且“相信有了空军就胜利在握”。1938年总统公开说,美国需要八千架军用飞机,闻者无不吃惊,包括陆海军高级将领。唯一例外是陆军航空兵的阿诺德将军。将军向总统报告,德国大概已有八千架轰炸机和战斗机,美国可只有一千六百五十名飞行员和几百架过时的飞机,订购的十三架B-17机要到1938年底才能交货。他还尖锐地指出,现代武器由设计到实际投产,时间很长。罗斯福开了绿灯,叫他动手扩建空军。战后阿诺德表示,当时如果不是罗斯福批准所请,1944年诺曼底战役就不能一举击溃德国空军,盟军也不能如期在6月6日登陆。
在那些被蝗虫吃光的年代①,美国军备又不充实,因此罗斯福只有劝说人家的份儿。讲道理从来不会有什么国家洗耳恭听的,但总无妨一试。他那一套企图以国际谅解取代侵略行为的做法,早在西班牙和中国向题上失效了。可是他不死心,又写信给英国首相张伯伦,提议召开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来修订条约而不动武,并保证各国所需的原料。张伯伦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他自有打算;他答复说:罗斯福的这个会,结果无非把英国的新政策——对德、意、日独裁者给以“某种怪度的安抚”——搞垮就是了。
【①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第五章中曾引用圣经上的一个生动的说法,意即被荒废了的年代。丘吉尔意指在这段时期内希特勒已上台,开始重整军备,而英国在这段时期内却还在大谈和平、裁军,无所作为。本书作者也引以为喻。——译者】
安抚要安抚到什么地步,张伯伦没说,但是世界各国不久就知道了。1938年春季,德国“元首”叫喊说,住在苏台德区——毗邻德国、壁垒森严的捷克山区——的日耳曼人备受虐待,宣传部长戈培尔还指控捷克私藏苏军飞机,让俄国人在境内筑机场。尽管捷克屡次愤热否认,德国仍然不断叫嚣,而且在他们骂得最凶的时候,捷克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病逝了。在为故总统治丧期间,捷克警察禁止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示威,因而来自这个山区的议员就拒不出席议会,希特勒也马上扬言要用武力解决。一时欧洲陷入了几乎绝望的危机中,美国人因为有收音机,知道得一请二楚。
利用广播从欧洲现场报道重大事件,先例不多。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全国广播公司(全广)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哥广)曾把新闻概要从英京向美国播送:英王乔治六世加冕,英国广播公司(英广)也曾用六个广播员宣传大典盛况;1938年初,伦敦和芝加哥曾交换广播内容;同年美国人还第一次听到东西两岸互送的广播节目:艾尔·古德曼乐队在纽约演奏,W.C.菲尔兹乐队在好莱坞演出。定期广播评论的人,例如洛厄尔·托马斯和快嘴子弗洛伊德·吉本斯(每分钟广播二百一十七个词),都不等看报,直接从通讯社电讯条上取材。可是哥广甚至一个固定的驻京访员也没有;什么时候要从华盛顿广播新闻,就由参议员刘易斯·B.施伟伦巴赫临时客串。
其实这是假象。罗斯福的领导工作是复杂多面的,说话确也往往前后不一致。他不是丘吉尔那样,在茫茫黑夜中独自大声疾呼。他得留在比武场上继续奋战,他的才华也正在此。他从不让群众意见跟自己距离太大。可是他没有收回那次关于“防疫”的讲话。相反,他悄悄地仍然沿着原定的路线前进。他在12月21日说:美国要孤立于二十世纪的世界之外,是不可能的;他不能为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他在安大略省金斯顿市【属加拿大。——译者】还许口说,加拿大如遭侵略,美国不能“袖手旁观”。
总统反复说明自己如何痛恨战争,甚至称赞起中立法案来,其实他是讨厌它的。自威尔逊以后的历任总统中,确立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他是第一人;当孤立主义洪流泛滥之际,是他力挽狂谰,扭转历史的。然而,不管总统要在国际上干点什么,都会有人大喊大叫起来。两党的自由派议员,——惠勒、海勒姆·约翰逊、皮特曼、博拉,——联成一气,要“坚守美国堡垒”。博拉认为,外交就是强权政治。《时代》周刊那时是死硬的孤立主义观点,就表示担心“罗斯福过于热衷于搞国际强权政治”,而极口称赞博拉。它有一阵子甚至每一期都给所有国外新闻加上一个总标题:“强权政治”。美国人如果去过西班牙参加反对佛朗哥的战争,要吊销护照;美国商人继续向日本供应它需要的石油、废铁的半数,而当时如果不是这样,日本是无法同中国打仗的;全国防止战争委员会甚至想禁映“帕奈”号被炸沉的新闻片,因为这“不免要惹动美国人大发脾气”。
就在那几个月里,戴斯领导下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发现了新政原来是“搞共产主义的”,而对于库格林神父的活动则置之不问。按此人在纽约布朗克斯区一次集会上举手行纳粹式敬礼,叫嚷说,“等到我们把美国犹太人收拾干净,那时他们就会知道,德国当年对付犹太人的办法实在算不了什么,”库格林手下的“十字军”、公民自卫联盟、基督教阵线、美国爱国团、德裔美国人同盟——所有这些组织的活动,戴斯仿佛都视而不见。右派组织吓唬国会,有时竟也获得成功;罗斯福请求拨款巩固关岛防务,众议院不同意,因为怕东京认为美国有意挑衅。此案最后以二百零九票对一百六十八票予以否决,众议员兼广告商布鲁斯·巴顿乐得高声大叫,“关岛,关岛,丢了完事了!”关岛确是丢了;珍珠港事件后一周,日军果然占领了它;1944年8月收复关岛时,海军陆战队付出了伤亡近八千人的代价。
1937年4月下旬,国会批准了延长《中立法》的有效期限。《纽约时报》评论说:“国会通过这个名为中立实不中立的法案,大概是国内孤立主义情绪达到顶点的标志了吧?”《时报》是过于乐观了,顶点要等到九个月以后呢:印第安纳州众议员路易斯·勒德洛提出一个十分荒唐的法案,说即使国会对外宣战了,也要等到全国公民投票多数赞成才生效。罗斯福总统写信给众议院议长威廉·s.班克黑德说,如果通过这样一个修正案,政府就无法办外交了。可是据头一次民意测验的报告,全国竟有百分之七十三的人表示赞成;再次测验,赞成的减到百分之六十八,于是,提案退回委员会重作审议。众议院投票结果:二百零九票赞成,一百八十八票反对。幸而赞成人数不足法定需要的三分之二,美国才没有陷入绝境,否则,正如罗斯福对班克黑德说的那样,外国就尽可以对美国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
“民主国家是随风而逝的散沙”,这是墨索里尼在1937年说的话。有时看来真的象是如此。国务院让中立法绑住了手脚,眼睁睁望着日本一个将军占领广西,向印度支那边界挺进,在谅山跟法军军官握手(四十至七十年代,军火源源输入越南,就是通过这个关口。)孤立主义者神经过敏,象害了妄想狂似的,总统一举一动,他们都认为别有用心。英国国王和王后决定访向美国(为的是对上流社会所说的“辛普森夫人事件”做一些弥补工作),众议员汉密尔顿·菲什竟危言耸听,说什么“美国要重新沦为英国殖民地啦”;来自波士顿的众议员乔治·霍尔登·廷罕也说,“现在的美国外交政策已被秘密谈判操纵了,很危险。”;议员博拉则提醒总统,在当他同英王、英后谈话间歇之际,不妨顺便问问两位陛下,英国在1914到1918年间欠下美国的二百一十三亿八千五百万元战债,什么时候才能还清?
应该记住反对派的这种本性。由于这种本性,也由于罗斯福深知美国处境危险,所以面临历史上一大难题。此后几个月,他不得不扩大总统的权力,从而创立了一些先例;后来别的总统借此滥用权力,不顾宣战权在国会,此是后话。但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看法是,如果罗斯福当时不这样做,就是背弃了他就职时的誓言,应该受到弹劾。因为,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跟国会中的批评家不同,他们是看到了各驻欧使馆的来电的。他们明知捷克危机迫在眉睫,希特勒野心勃勃,而英法两国政府既无胆量,又无应变的本领。无论伦敦的白厅、巴黎的外交部,都为之栗六不安,唯恐战祸重临。当然,在罗斯福的华盛顿,也不乏失败主义者:上一个财政年度,陆军部的新军备预算只限于增购加仑式步枪一千八百七十枝。也许这只是由于将军们讲究现实,因为钱要得太多,国会是很难批准的。可是总统却看到了另一条出路。他知道,就是最顽固的孤立派,一想到要“坚守美国堡垒”也会赞成美国需要拥有强大的海军的。所以,他便在1938年1月28日前往国会,要求拨付十亿美元建立“两洋”海军。
他果然如愿以偿,国会通过了《文森海军法》。与此同时,他又派霍普金斯到太平洋沿岸各州进行调查,了解普通飞机厂改为军用机厂要花多少时间。霍普金斯后来说,总统断定美国不免一战,并且“相信有了空军就胜利在握”。1938年总统公开说,美国需要八千架军用飞机,闻者无不吃惊,包括陆海军高级将领。唯一例外是陆军航空兵的阿诺德将军。将军向总统报告,德国大概已有八千架轰炸机和战斗机,美国可只有一千六百五十名飞行员和几百架过时的飞机,订购的十三架B-17机要到1938年底才能交货。他还尖锐地指出,现代武器由设计到实际投产,时间很长。罗斯福开了绿灯,叫他动手扩建空军。战后阿诺德表示,当时如果不是罗斯福批准所请,1944年诺曼底战役就不能一举击溃德国空军,盟军也不能如期在6月6日登陆。
在那些被蝗虫吃光的年代①,美国军备又不充实,因此罗斯福只有劝说人家的份儿。讲道理从来不会有什么国家洗耳恭听的,但总无妨一试。他那一套企图以国际谅解取代侵略行为的做法,早在西班牙和中国向题上失效了。可是他不死心,又写信给英国首相张伯伦,提议召开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来修订条约而不动武,并保证各国所需的原料。张伯伦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他自有打算;他答复说:罗斯福的这个会,结果无非把英国的新政策——对德、意、日独裁者给以“某种怪度的安抚”——搞垮就是了。
【①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第五章中曾引用圣经上的一个生动的说法,意即被荒废了的年代。丘吉尔意指在这段时期内希特勒已上台,开始重整军备,而英国在这段时期内却还在大谈和平、裁军,无所作为。本书作者也引以为喻。——译者】
安抚要安抚到什么地步,张伯伦没说,但是世界各国不久就知道了。1938年春季,德国“元首”叫喊说,住在苏台德区——毗邻德国、壁垒森严的捷克山区——的日耳曼人备受虐待,宣传部长戈培尔还指控捷克私藏苏军飞机,让俄国人在境内筑机场。尽管捷克屡次愤热否认,德国仍然不断叫嚣,而且在他们骂得最凶的时候,捷克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病逝了。在为故总统治丧期间,捷克警察禁止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示威,因而来自这个山区的议员就拒不出席议会,希特勒也马上扬言要用武力解决。一时欧洲陷入了几乎绝望的危机中,美国人因为有收音机,知道得一请二楚。
利用广播从欧洲现场报道重大事件,先例不多。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全国广播公司(全广)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哥广)曾把新闻概要从英京向美国播送:英王乔治六世加冕,英国广播公司(英广)也曾用六个广播员宣传大典盛况;1938年初,伦敦和芝加哥曾交换广播内容;同年美国人还第一次听到东西两岸互送的广播节目:艾尔·古德曼乐队在纽约演奏,W.C.菲尔兹乐队在好莱坞演出。定期广播评论的人,例如洛厄尔·托马斯和快嘴子弗洛伊德·吉本斯(每分钟广播二百一十七个词),都不等看报,直接从通讯社电讯条上取材。可是哥广甚至一个固定的驻京访员也没有;什么时候要从华盛顿广播新闻,就由参议员刘易斯·B.施伟伦巴赫临时客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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