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放下杯子，站起来。“我真的要走了。对不起。”
  “对不起。我不是要逗你玩。我不——我希望你明白。那些太重要了。”
  “肯定，我猜。但我完全不明白你到底在说什么。”
  他付了账。当他们走到门口时，她突然下定了决心，并坚持要他的电话号码。他在衣服口袋里找到写有电话号码的纸片——是他在剑桥租的房子的电话——并大声念给她。她把它抄在一个小便笺本上，并说要请他吃饭。
  “答应我一定要来。”
  “也许吧，但得看了。”
  在人行道上，她俯身在他一边脸上吻了一下。她说他们能够相遇，她感到非常高兴，然后突然转身，鞋跟“咔哧，咔哧”地顺街道朝前面走去。他觉得她的臀部看上去要宽些了。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怀疑她是否怀孕了。
  他想，要是她怀了他哥的孩子，会是怎样呢？他们的孩子会如何呢？DNA强强结合——他优秀，她有活力，生下来的孩子肯定也绝顶了不起，这个世界都会不配他们呆的。
  他想，我们一直在说个不停，但却从没提他的名字。
  于是他自言自语地叫道：卡尔。
  卡尔，卡尔，卡尔。
  他一眼就看到了那幢楼——阿尔伯马尔街50号。一块不显眼的黄铜牌子标明那是约翰·穆莱出版社所在地。他退后仔细看了看这幢18世纪的城市建筑。它有5层楼高，米黄色，一排紫红色的铸铁栏杆通向宏伟的前门。一楼有居高临下的法式窗子。旁边一家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单调的门面更加使它显得古老而别致。
  他努力想像近两个世纪前，顾客们挤在窗前大声嚷着要买拜伦的《唐璜》前几个诗章的情景。他想像着简·奥斯丁的信使把一本仔细包好的《爱玛》手稿送到这里，或者头上戴着高高的礼帽、身体孱弱、未老先衰的达尔文抓紧栏杆爬上楼去商谈再版《物种起源》的样子。
  他事先打电话预约过。档案管理员说她会“很高兴”见到他——虽然她的语气并不是那么回事——并特意还说她觉得他的请求“非常主动，让人很感兴趣”。他没理她的嘲讽，说“即刻”便到——一个美国用语，以使她抓紧一点。
  走在路上，有关卡尔的记忆一直在他脑中盘旋。几年前，卡尔曾是哈佛大学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在那里，他迷恋上了科学。休刚被安多佛开除的时候，在巴黎呆了一年。他经常乘渡船跑到英国去作短时游玩。他们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皮卡迪利大街，钟塔，距离唐宁街40步的酒吧——他们常常装成陌生人，背对着对方，竖起衣领，把对方吓一跳（一次卡尔来的时候，头上还戴了蓬乱滑稽的假发）。他们在伦敦一路狂饮，然后搭乘晚班火车到牛津大学。休往往一屁股坐在他寝室的沙发椅上。
  在国外，往往让人有种特别自由的感觉——两个来自新世界的流浪汉在欧洲到处游荡，互相交换着心中的秘密（他们比在家里说话更坦诚）。4岁的年龄差距无形中消失了。在休的记忆中，那是一段满怀信心和充满无限希望的时光。他不敢争女孩子。他深信卡尔是无法抗拒的。他通过比较来自我安慰：哥哥认真，自己机灵；哥哥有责任心，自己具有反叛意识。他喜欢抽高卢牌香烟，把烟叼在唇边。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常穿一件圆翻领黑色衣服，背包里背一本平装的《战争与和平》。
  后来卡尔遇到了与一个朋友出来旅游的布丽奇特。
  “我想让你见见她。我们到巴黎去。整整一周——什么也不做，只喝酒，逛博物馆，假装我很喜欢法国诗歌。”那是多么美妙的一周！——伏尔泰码头吃不完的棍子面包和奶酪，凡尔赛的玛丽·安托内特农庄，在枫丹白露的森林迷失方向，漫游地下走道甚至是下水道。他陪了布丽奇特的朋友埃伦3天。谢天谢地，她走了。然后，他们3个就形影不离了。最后一
  天，卡尔让他们单独在一起，自己跑到一家阿尔及尔酒吧喝酒去了。而实际上，正如他所说：“因为是让你们相互了解一下的时候了。”不是调笑——是小说情节。他马上就喜欢上了她，或许说是爱她，因为她爱卡尔，卡尔也爱她。好奇异——让人感到如此地舒服，如此自在，如此融洽。一个大姐姐跟着一个大哥哥。三位一体。没有什么他们3个人不能做的。
  所有那一切的勃勃生气都到哪里去了？难道它真就在一个夏日的下午彻底消逝了吗？
  坐在前厅一个小玻璃房间的接待员告诉他经过一排蜿蜒的栏杆，到等候区去。那是一面玻璃圆屋顶下面的一个小房间。他站起身去向穿花呢衣服的年轻女档案保管员打招呼。
  “您好”，她高兴地说。
  “您好。很高兴您……”他停了下来——他的话变成了碎裂的回音，在屋里回荡。在他头顶上方悬有一个盘子状的东西把他的声音折射了开来。她笑了笑。
  “那让我们有一点儿意外。”她说。
  她歉意地说，房子正在搬迁。她领着他绕过一堆堆卡片盒，登上蜿蜒的楼梯。他们路过拜伦的半身塑像，上方挂着一排镶有厚重黄金像框的深黑色画像。休看到上面的名字有：奥斯泊特·兰开斯特，肯尼斯·克拉克，约翰·贝杰曼，还有六七个约翰·穆莱。
  “那是达尔文画的”，她看了一眼约翰·穆莱三世的画像说。在画中，他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自信地看着前方。
  “他在1843年接管了公司，并引导公司朝着他最感兴趣的科学出版物方向发展。他出版了达尔文、赖尔和大卫·利文斯通的作品，当然还有著名的旅游指南。出版这类书还是头一遭，非常畅销。饿狼总算被挡在了门外。”
  他们穿过后面的一间会客室。房间装饰有很厚的黄金墙纸——她说是1870年从日本买的。然后，他们走进一间堆满盒子和文件的办公室。她解释说出版社被一家大公司买下了，正在迁往一个公司总部。
  “我看狼还是很有耐心的嘛。”休说。
  她没有笑。休把西蒙的信递给她。她读了两遍。
  “好吧，”她最后说。“我们所有达尔文重要的资料都锁在一个秘密的档案室，不外借。在储藏室有几盒没多大价值的材料，欢迎查找。不过我怀疑您是否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它们都是些商务往来的东西，比如账单、账簿等。”
  休想起达尔文有强迫性记账的习惯。有一年，他实在病得厉害，没法记下一笔笔珍贵的收入和支出，于是允许他的妻子爱玛负责记录账目，结果一个7英镑的差额把他彻底治好了。
  档案管理员告诉他，他不得直接在装资料的纸箱中去翻。她领着他来到主会客室，并解释说他查资料时会有人看着他。这个装饰华丽的房间四周是一个个玻璃柜，里面装满了书。书柜上方的墙上挤满了画像。他认出在楼下看到的法式窗户。
  她让他坐在一张毡面圆桌边。桌子下面是一块波斯地毯。一个盒子端过来放在他椅子旁边。她提醒他只能用铅笔作笔记，并说一会儿会有一个人坐在靠窗的桌子边监督他。她在那里逗留了一会儿，好像还有什么事。他想，也许是他没对她再三感谢吧。
  “非常谢谢您能让查这些资料。”
  “哦，没关系。那是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些作者去世了，我们还是会好好照料他们的。”她顿了一下又说道：“你会注意到这房间有将近200年没动过了。陪你的都是些名人，有骚塞、克雷布、莫尔、华盛顿·欧文、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和斯塔尔夫人。那边”，——她示意了一下中间的窗户——“1815年沃尔特·司各特被引见给拜伦勋爵。还有那边”，——她头朝一个大理石壁炉架的壁炉点了一下——“拜伦勋爵死后，他的自传被烧毁了。那些自传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尤其是对于拜伦夫人。”
  原来是这样——他对周围的一切注意得不够。
  她出去了，留下休一个人。他环顾四周，把所有的记在心里。这时另外一个女的走了进来。她一本正经地坐在窗边桌子旁，在他打开盒子找资料时，不时地抬头看他。
  那位档管员说的没错：是好像没什么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只有些商务卷宗和账簿——销售账单，版税声明，翻译合约，账目明细表等等。休开始感到兴味索然。
  只用了一个小时，他就把所有的资料都过滤了一遍。然后，他拿起一本账簿，意外地发现一排排用黑墨水写的数字，字体小而工整——是分条记录的开支。他跳过前面那些页，一手托着书脊，用拇指飞快地翻过书页。一会儿工夫，记录有数目的页码翻完了，接下来是些空白页——突然，令他惊异的是——后边又写有东西！一页页漂亮的手书被迅速翻过，好似电影骤然蹦出一面白屏那么抢眼。
  他更仔细地看了看那些纸页。字迹的时间很长了，是女孩子的字体，但很好认，也很优美。那是一片手写的文字的海洋，里边的字母a，o，e往前形成优雅的峰状，字母b，l，t则像船帆一样高耸而倾斜。
  第一则前写有一个日期。
  第六章
  1865年1月4日
  新年的时候，爸爸（Papa）本书中莉齐称其父达尔文为Papa。——编者给了我这个本子，要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执行记账的职责。我得把自己的开支（少得可怜）记录成列，并不断从总额中扣除，直到账单神奇地归零，他才又给我补给每月的零用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