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在那样的时代，执政族群不受天命预言之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则，执政者以何种姿态对待天命预言，又是有极大回旋余地的。
  这种回旋，不是今人所谓的简单的迷信不迷信，而是该文化系统本身提供给人的广阔天地。华夏文明之智慧，在于所有的理论与手段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变化，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僵死界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之谓也！以人对天命之关系说，天人合一论的内涵本身便赋予了人与天之间的互动性，而这种互动性，最终总是落脚于人的奋发有为。且看：天意冥冥，民心可察，故此，民心即天心，天命不再虚妄渺茫，而有了实实在在的参照系，于是，执政者只要顺应民心潮流，便是顺应天命！再看：天命固然难违，但却有最根本的一条——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故此，天命之实际只在入有德无德；天意(或占卜或星象等等)纵然不好，都只是上天在人的出发点的静态设计，若人奋发有为顺应民心广行阴德(不事张扬地做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此谓阴德)，则上天立即给予关照，修改原来的命运设计方案！
  如此天人互动之理论，何曾有过教人拘泥迷信之可能？
  就历史事实说话，先秦时代的中国族群有着极其浑厚的精神力量与行为自信，对天命天意等等，相对于后世的种种脆弱心理与冥顽迷信，确实做到了既敬重又不拘泥的相对理想状态。敬重天命，在于使人不敢任意妄为；不拘泥者，在于使人保持奋发创造力。姜尚踏破周武王占卜伐商吉凶的龟甲，春秋诸侯不敬天子而潮水般重新组合，新兴大夫(地主)阶层纷纷取代久享天命的老诸侯，种种潮流，无不使拘泥天命者黯然失色。就基本方面而言，秦国是一个典型。秦人历史上有两则神秘预言，一则是舜帝“秦人将大出天下”的预言，一则是老子关于秦国统一天下的预言。两则预言能见诸《史记》，足证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秦国执政阶层始终没有坐等天意变成事实，而是历经六代人浴血奋争才成就了煌煌伟业。
  魏国如何？
  虽然，在毕万之后，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关于魏国王族笃信天命的史料，但合理的推测却是有历史逻辑依据的。这个历史的逻辑是：一百余年永远重复着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国家的王族便必然有着精神层面的根源；这个精神根源不可能是厌恶人才的某种生理性疾病，而只能是对另一种冥冥之力产生依赖而衍生出的对人才的淡漠；这个冥冥之力不可能仅仅是先祖魂灵，而只能是更为强大的天命。列位看官留意，魏国灭亡一百余年后，太史公尚以天命之论解读魏国灭亡原因，况乎当时之魏国王族乎？简单的逻辑演化出最残酷的结论：无论天意如何，失才便要亡国。越是竞争激烈的大争之世，这一结局的表现方式便越是酷烈。
  春秋战国时代，对人才的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论是用才实践还是用人理论，都是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说魏国对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显然是牵强的。当时，对人才与国家兴亡这个逻辑说得最清楚透彻的当是墨家。
  墨家的人才理论有三个基本点。
  第一是“亲士急贤”。《墨子》第一章《亲士》篇，去：“入国(执政)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在这里说得非常扎实，对待才士，不应是一般的敬重(缓贤)，而应该是立即任命重用，此所谓“见贤而急”；见贤不急，则才士便要怠慢国君，离开出走。田子方说的那种“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若脱鞋然”的自由，在战国时代可谓时尚潮流。当此之时，“急贤”自然是求贤的最有效对策。
  第二是“众贤厚国”。《墨子·尚贤上》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也就说，国家要强盛，不能仅仅凭一两个人才，而是要一大批人才，否则，这个国家便会很脆弱(薄)。
  第三是“尚贤乃为政之本”理念。《墨子·尚贤中、下》云：“……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为政之本也？……贤者为政，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对墨子的尚贤为本的目标，可以一句话概括：尚贤能使天下安宁，所以是为政之根本。
  墨子的人才理论，实在具有千古不朽的意义。
  魏国以伪尚贤之道塞天下耳目，诚天亡之国也！
  第九章 分治亡楚
  一、咸阳大朝会起了争端
  秦王嬴政大睡了一日一夜，李斯一直守在王城书房。
  魏王假被俘获的捷报传来，秦国朝野一片欢腾。对山东六国，老秦人仇恨最深的是两个国家，一个赵国，一个魏国。秦对赵，是秦昭王时期开始的新仇，历经长平大战，秦赵遂势不两立。秦对魏，则是宿敌旧恨。在秦国变法成功之前，魏国曾在两代半（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前期）将近百年里一直是压制秦国最强大的力量，可以说，战国初期秦国的所有危机都是来自魏国。是故，从秦惠王到秦昭王前期的宣太后主政，秦国东出最主要的对手一直是魏国。赵国崛起之后，从秦国第一次攻赵（阏与之战）失败开始，秦赵两国结结实实地杀作了一团，秦国对魏国仇恨也就渐渐淡了。随着魏国的不断衰落继而向秦国称臣，老秦人事实上对魏国已经从往昔的仇恨转为蔑视了。虽则如此，魏国的最终结局还是教老秦人想起了许许多多往事，感慨之余自然要大大地欢庆一回。秦王政与大臣们虽不会像民众那般聚饮于酒肆，踏歌于长街，起舞于社火，却也在丞相王绾动议下，于很少启用的王城大殿举行了一次大宴。大宴之上，饮酒未过两爵，秦王嬴政便一头倒在酒案鼾声大起了。
  “长史……”
  嬴政倒头之际，对身旁的李斯招手嘟哝了一句。
  李斯会意，在赵高将秦王背走之后，立即去了东偏殿的秦王书房。这座书房很大，事实上，整个六进东偏殿百余间房屋都可以视作秦王书房。其总体格局是：内殿大约一半是秦王书房，外殿三分之一余是长史李斯的官署，李斯区域与秦王区域之间，隔着赵高统领的一班内侍侍女们照料秦王起居事务的一方小区域。寻常时日，作为执掌秦王机要事务与公文进出的李斯，没有特殊使命，终日都守在外署处置流水般进出的密集公文。依照法度，李斯除了早晚送进接出公文这两趟，并不是随时都可以进出秦王内书房的。今日秦王指着书房吩咐一句，显然不是要李斯去守候外署，而是要李斯去内书房。已经熟知秦王为政秉性的李斯明白了，书房一定有需要立即办理的公文。然则，这两日除了战报并没有急切公文，而需要立即实施的诸多事务性上书，他已经全部转到丞相府去了。灭国大战开始以来，经秦王书房亲自处置的事务，几乎全部是有关山东各战场的大方略，几乎所有的秦国内政，都由王绾的丞相府承担起来。没有山东急报急务，秦王还会有何等样公事要急切关照？
  “备——忘？”
  一到书房王案前，李斯看见了旁边立柱上挂着几条特制的长大竹简，题头便是这“备忘”两个大字。李斯心头一闪，又瞄了一眼书案，果然书案上干净整齐，没有任何摊开的书简。显然，这便是秦王吩咐的事务。于是，李斯在大柱前站定，揣摩起几条长大竹简上面的字句来。长大竹简上的几行字是：
  翦军班师 留守几多
  贲军中原 复鸿沟
  蒙恬还国 北边事
  九月大朝 楚齐先后 兵力几多
  李斯看得明白，四条竹简所列，都是灭魏之后待议待决的几件大事。秦王一时没有定见，故此先行列出，先教他来看，一定是要他预为筹划相关事项，也包括想要他先思谋对策。李斯绕着大柱转悠了几圈，到了自己的外署，召来几个能事书吏忙碌起来。第一件事，(奇.书.网--整.理.提.供)李斯口述，书吏录写，先拟定好秦王醒来后肯定要立即发出的几件王命文稿；第二件事，亲自手书一柬，派员送去大田令府邸，请郑国预拟修复鸿沟之实施方略；第三件事，召来蒙毅会商，先行安置九月大朝会事宜，由蒙毅与丞相府偕同会商诸般事务；第四件事，召来执掌邦交的行人署主官，吩咐立即搜集齐楚两国的相关典籍，并汇集近年来两国所有消息，旬日内归总呈送长史署。
  几件事处置完毕，已经是暮色降临。李斯草草用罢晚汤坐在了案前，要将自己对这几件大事的思路理出一个头绪来。李斯有逢事动笔的习惯，尝笑云：“一管秃笔，抵得三分天赋也。”属下吏员无不敬佩。今日要思谋几件大事的对策，李斯自然而然地提起了案头的一管蒙氏笔。案旁熏香袅袅，窗前夜风习习，一轮明月高挂，窗外的碧蓝水面波光粼粼，使这座池畔宫殿有着一种难得的宏阔清幽。每每坐在这张临水临窗的大案前提笔疾书，李斯油然生出一种难言的充满惬意的奋发之情，才思也分外流畅。可是，今夜提笔，堪堪写下“翦军班师”四个字，笔下便有了一种滞涩。王翦大军班师，这件事的要害是“留守几多”？也就是说，根据燕赵旧地的目下情势，秦军该留多大的兵力完成后续使命。这个后续使命倒是清楚，一则推行秦法稳定大局，二则妥善解决残燕残赵之逃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