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场面，如岳飞抢挑小梁王、高宠挑滑车、梁红玉击鼓战金山、岳云踹营，都写得很有气氛，颇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作为说书的材料，更是适宜。书中的语言虽没有很强的特色，却也堪称纯熟流畅。若不是太多的封建说教，以作者的文化素养，这部小说原可以写得好得多。
  《隋唐演义》一百回，褚人穫著，约成书于康熙年间，系根据元末以来《隋唐志传》、《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等历史小说改编而成，内容除参考正史以外，还大量吸收了有关的野史笔记、传奇小说的材料，收罗广博而又显得庞杂。从隋文帝灭陈写起到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回长安结束，把隋炀帝与朱贵儿、唐玄宗与杨贵妃处理为“两世姻缘”，成为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重点在隋炀帝的宫闱生活和隋末英雄造反的故事。此书取材驳杂，思想倾向也不很明确。例如书中既揭示了隋炀帝的荒淫奢侈，导致天下大乱，又把他描绘成一个多情而仁德的君主，津津乐道地渲染其宫闱生活，故鲁迅批评为“浮艳在肤，沉著不足”（《中国小说史略》）。但这部小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传说故事，许多情节生动有趣，作为一种通俗读物，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其中写隋末英雄的部分，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罗成等人物形象，都有比较鲜明的个性。
  与《隋唐演义》内容相近的小说，还有《说唐演义全传》（简称《说唐》）六十八回，或以为产生于雍正年间，但今所见以乾隆年间的刊本为最早，题“鸳湖渔叟较订”。因曾与后出的《说唐后传》合刻为《说唐全传》，故又改名《说唐前传》。内容起于隋文帝平陈，终于唐太宗登基。与《隋唐演义》不同的是，此书的中心是隋末英雄汇聚瓦岗寨造反的故事。因此小说中信史的成分较少而传奇的意味更浓。作为对隋唐易代的历史的解释，小说中强调了所谓“气数”，从而突出了李世民作为“真命天子”的地位。在此前提下，小说对瓦岗寨英雄作了充分的描绘，曾经出现于《隋唐演义》中的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罗成等人的形象，在《说唐》中变得更为丰满了。特别是程咬金，作为一个李逵式的平民英雄，他的粗犷、豪爽、憨厚的个性，以及他的朴素的平等意识，表现了民间的喜好。由于《说唐》在民间有较大的影响，后来又出现了《说唐后传》、《说唐三传》、《后唐演义》等续书，但都写得很粗糙。
  上述这一类小说中写了许多民间草莽英雄的形象，很明显受到《水浒传》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中的正统道德意识越来越浓厚，小说中英雄人物的性格，虽然还保持着桀骜不驯的特点，但他们受正统人物的支配、约束也越来越严重。沿着这个方向演变下去，就出现了“英雄”与政府、“清官”合作的公案侠义小说。
  清代前期还产生了大量才子佳人类型的小说。这些小说大抵是社会下层文人与书商合作的结果，以青年男女诗简唱和、私相爱慕、经历挫折、最后奉旨（或奉父母之命）完婚为基本的模式，陈陈相因，千篇一律。小说中的人物，必定出于显宦或世家（而作者对此却未必熟悉）；女子必定美貌无双，且爱才而不慕金钱与权势；男子必定文才出世，考起进士、状元来轻而易举。由于脱离生活实际，一般说来，人物形象都比较单薄，而对情节更为重视。这些小说既反映着人们追求自由的爱情与婚姻的愿望，又竭力与传统伦理调和，还常常摆出一副道学的面孔。鲁迅说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看到了“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却“闭上眼睛”来补救它（《论睁了眼看》），是说得很准确的。这种小说的意义和弊病都在于此。
  清前期才子佳人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平山冷燕》、《玉娇梨》两种，各二十回，都署“荑秋散人”（或“荻岸散人”等），前者叙燕白颔与山黛、平如衡与冷绛雪两对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后者写才子苏友白兼得两位佳人——白红玉和卢梦梨的故事；另有《好逑传》十八回，题“名教中人编次”，写铁中玉与水冰心的恋爱，穿插“忠臣”与“奸党”的斗争，作者以“名教中人”自居，故书中说教成分较一般才子佳人小说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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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清代前期至中期的戏剧
  清代戏剧以前期为盛，可视为明代戏剧的延续，但创作的生气已有所衰退。明末清初的李玉、李渔，前者多迂腐的说教，后者则偏于单纯的娱乐。康熙朝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晚明戏剧的精神，但情绪上有一种浓厚的空幻迷惘之感，这和吴伟业、王士禛等人的诗有某种一致之处。
  乾隆时代的文学，总体上呈现复苏的势头，但戏剧并未跟上这一步调。这时，高级士大夫蓄养家伶的风气和文人对戏剧创作的兴趣都开始减退。尽管作品的数量还不少，但大多缺乏创造力和新鲜感。乾隆以后，值得一提的戏剧作品更微乎其微了。
  当然，民间的演剧并不因此而冷落。清中期以后，随着“雅部”即昆曲的逐渐衰退，“花部”即各种地方戏曲日渐兴盛。但这主要是民间艺人根据以前的剧作或传说故事加以改编来演出，所重的是唱腔与做工，剧本大抵很简陋，所以很难从文学史的角度加以评述。
  因此，我们对清代戏剧的介绍，是偏重于前期，兼及中期，后期的情况也在本章中附带作简单的交代，不另立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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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以李玉为首的苏州剧作家
  苏州在明代就曾经是戏剧创作与演出的一个中心城市，到了清初，仍有许多作家在这里活动，形成一个重要的创作群。其中李玉最为著名，另有朱翯、朱佐朝、叶时章、张大复、丘园等，除丘园是常熟人而生活在苏州外，其余都是苏州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彼此交往密切，常合作写剧，所以有的研究者称之为“苏州派”。
  李玉（1591？—1671？）字玄玉，号苏门啸侣，又以其书斋名称“一笠庵主人”。其生平事迹记载极少，焦循《剧说》说他“系申相国（申时行）家人”，吴伟业《北词广正谱序》说他在明末曾中副榜举人，明亡后绝意仕进。李玉在明末剧坛已有声望，是明末清初创作最多、影响较大的戏曲家，所作传奇三十多种，今存十八种，又曾编订《北词广正谱》，是研究北曲曲律的重要著作。
  李玉于明亡以前所作戏剧，以“一笠庵四种曲”即《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最为有名，合称“一人永占”。此外，《清忠谱》写作年代不详，但吴伟业的序作于清初，剧本大概也是清初所作；《万里圆》（又名《万里缘》）、《千钟禄》（又名《千忠戮》）都作于清初。
  李玉属于明末清初力图以旧道德的重振来挽救“颓世”的人物，他的戏剧与明末小说集《型世言》有共通的气息。代表这一倾向的作品有《一捧雪》和《清忠谱》。
  《一捧雪》写权奸严世蕃为谋夺莫怀古家传宝物“一捧雪”玉杯而对之加以陷害的故事。在全剧的矛盾冲突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几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物，他们分属“正”、“邪”两个方面。属于反面的，是莫家门客汤勤。他原是流落街头的艺人，因懂得古董、擅长裱褙而得到莫家的照顾，后背恩负义，为巴结严世蕃而为之出谋划策陷害莫怀古，并趁机谋夺莫的爱妾雪艳娘。属于正面的，是莫家义仆莫诚和贞妾雪艳娘，前者代主受戮，使莫怀古得以逃生；后者为了不让汤勤说出莫诚代死的真相，假意嫁给汤勤，在洞房中刺死他然后自杀。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作者期望于下层人物的“美德”，他以为这是可以纠正“世风”的力量。考虑到李玉本人很可能确是出身于奴仆，这种对奴隶道德的歌颂尤其让人感到可悲。
  剧中的汤勤是写得比较鲜活的人物，他善于投机取巧，伶俐而险恶，不信天理，不讲人情，具有相当的聪明才智，为了往上爬而在道德上毫无顾忌。这种市井人物具有时代特点，是过去戏剧中未曾有过的。但由于作者竭力把他作为莫诚等人的反面对照来写，所以也难以刻画得深入。
  《清忠谱》写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迫害东林党人的史实。天启六年（1626）春，魏忠贤派厂卫缇骑至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市民万余人会聚冲击官衙，形成一场市民参与政治斗争的暴动。后为首的颜佩韦等五人被逮杀害，周顺昌也被害死在狱中。次年，崇祯即位，魏党被黜，周顺昌等得以昭雪，苏州市民将五人合葬，建五人墓。这是李玉曾亲身经历的明末政治中的大事件。吴伟业为此剧作序，指魏党为导致明朝覆灭的祸由，并假设如果东林党人不被魏党排挤而得任用，则明朝的存在“或可再延”。这是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有的想法，也是李玉写此剧的心情。
  此剧写事件过程注重与史实相符，有比较严格的历史剧的特色。剧中人物有的描写得比较生动，如颜佩韦，让人感觉到一种市井豪侠的气质。但从全剧来说，仍陷入忠奸之争的陈套，人物性格显得极端化。尤其是作为剧中核心人物的周顺昌，其本来的政治地位并不重要，《清忠谱》则把他描绘成国家精神支柱式的人物，使其在人格上呈现极端道德化的面目。剧中不仅竭力刻画他“忠臣不怕死”的刚直性格，而且反复渲染他对妻儿毫无留恋、近乎麻木的态度，以映衬他“许身君王”的彻底，这种以对个人的彻底否定来完成的忠君精神，与《一捧雪》所歌颂的奴隶道德并无根本意义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