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唐顺之把文学贬为“枝叶无用之词”（《寄黄士南》），反对人把精力“消磨剥裂于风云月露、虫鱼草木之间”（《与蔡白石郎中》），甚至认为“日课一诗，不如日玩一爻一卦”（《寄黄士南》）。由崇道绌文的基点出发，自然会像宋濂等人一样，认为“程朱诸先生之书”“字字发明古圣贤之蕴”（唐顺之《与王尧衢书》），当作“文”的极致。而王慎中对曾巩之文特别敬重，也是因为认为它“会通于圣人之旨”和“思出于道德”（《曾南丰文粹序》）。
  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第二书》一文向受到称赏，文中“直掳胸臆，信手写出”等语同他的“开口见喉咙”（《又与洪方洲书》）的主张一样，被认为与晚明文学中“性灵”派文论有直接关系。其实两者存在根本的区别。如袁宏道的“性灵说”以李贽“童心说”为基础，主张表现人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自然之性”（《叙小修诗》）。而唐顺之的“直摅胸臆，信手写出”则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前提，他不止一次表达出“人欲之为苦海，而循理之为坦荡”（《与陈两湖主事书》）的思想，这与他接受程朱理学的立场完全一致。
  明嘉靖间，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危机继续加深。在封建制度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而又难以变革的环境下，士大夫阶层中流行着追求享乐的风尚。这既包含着“人欲”对物质生活的正当要求，也是对封建政治表示失望的消极对抗形式，实即意味着知识阶层与皇朝之间的裂隙加深——封建末世无可挽救的衰兆之一。唐、王诸人属于一部分社会责任感尚未完全消泯的士大夫，唐顺之惊叹“天下事鱼烂极矣”！并严斥“东南州郡侈靡日长”，“江左诸人任情恣肆，不顾名检”。他们要做“真正英雄”，拯救时局。当意识到时局实际上无法挽救时，他们只能返身求诸自己的内心，如唐顺之所说：“以康济斯世者康济此身，以除戎攘寇手段用之惩忿窒欲、克己复礼之间，此古之所谓真正英雄也。”（《与胡柏泉参政》）但他们的努力终归徒劳，因为他们从封建思想传统中拾取的武器已陈旧不堪，对于封建制度的衰败命运实在也帮不上什么忙。而且，他们力图“窒欲”的努力，也给自己的精神生活带来很大痛苦。如王慎中《答李拙修》谈到自己在妻子去世以后的一种心情：“吾辈学问，用情中节第一难事，而七情之感，其于哀者尤难中节。……故于此际尤宜审察，勿令为伤。不然，虽可为天常之厚，而未得为学问之功也。”既意识到哀痛之情难以抑制，又要硬讲“学问之功”，以求“用情中节”，正说明精神的矛盾。而他所说“学问”的违背人性，也于此昭然可见。
  唐顺之、王慎中等人既如此轻视感情、鄙薄文学，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可观的成果。唐顺之早期的诗歌，还较讲究艺术形式。如《元夕咏冰灯》诗，虽不见如何出色，对词藻、色泽的运用尚属巧妙。但连这种诗他后来也弃之不屑为了。
  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昆山（今属江苏）人。嘉靖进士，官长兴今，南京太仆寺丞。他因场屋不利，出仕较晚，在文坛发生影响比唐顺之、王慎中等人要迟，他所批评攻击的对象，也主要是嘉靖后期声势煊赫的“后七子”。归有光既对文学复古的主张不满，对模拟的文风尤其斥之甚厉，为文主张根于六经，宣扬道德，这是人们把他列入“唐宋派”的主要原因。但是，归有光与唐顺之、王慎中等人的不同之处仍是很明显的。首先，他所主张的道，仍然是传统的儒家之道，对宋代理学并无太多兴趣；其次，他在散文方面酷好司马迁，爱讲“龙门家法”，同时对宋、元文也不排斥；再有，他对文学的抒情作用也比较重视，曾说：“夫诗者，出于情而已矣。”（《沈次谷先生诗序》）又认为“圣人者，能尽天下之至情者也”，而“至情”就是“匹夫匹妇以为当然”（《泰伯至德》）。这和唐、王的观点有一定距离。
  正因为归有光肯定“匹夫匹妇”的“至情”，他一部分散文如《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写得相当感人。如《项脊轩志》：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
  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积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赖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然予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
  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
  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
  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
  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印象深切的感受，娓娓道来，却寄托着感慨和深情，是归有光这一类散文的长处。语言十分简练精洁，材料讲究剪裁，可以看出作者写作时是很用心的。这种散文在当时的文坛上显得很突出。但应该指出，在归有光的文集中，这类散文所占比率是很小的，大量的文章还是散发着迂腐的说教气息。这也反映出明中期文学的复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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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后七子
  “唐宋派”形成以后，虽然声势谈不上盛大，但还是有相当的影响。王世懋曾说：“嘉靖时，海内稍驰骛于晋江（王慎中）、毗陵（唐顺之）之文，而诗或为台阁也者，学或为理窟也者。（李）于鳞始以其学力振之，诸君子坚意倡和，迈往横厉，齿利气强，意不能无傲睨。”（《贺天目徐大夫子与转左方伯序》）这段话颇能说明由唐宋派造成的文学倒退现象，以及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后七子”重振复古运动的背景和攻击目标。
  “后七子”是一个比较严密的文学宗派，其形成情况大致如下：约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由进士出身任职于京师的李攀龙、王世贞相结交讨论文学，决定重揭李梦阳、何景明等人文学复古的“旗鼓”。后二年，徐中行、梁有誉、宗臣中进士，与李、王结成诗社，遂有“五子”之称。后又增谢榛、吴国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后七子”了。以李攀龙为盟主，王世贞为辅弼。但因为谢榛后来与李、王发生冲突，被排除出去，所以他们一般自称为“六子”。当时另有“后五子”、“广五子”、“末五子”等，与这一文学集团声气相连，所谓“翕张贤豪，吹嘘才俊”（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声势十分浩大。在他们的掊击下，“唐宋派”的势力很快就瓦解了，以致茅坤晚年写信给徐中行时，只能要求在推崇李、何的同时给唐、王以一定的承认。
  李、王在文学上完全继承了李、何的复古理论，他们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就是李梦阳的论点的翻版。甚至，他们认为这还不够，还要更推进一步。如一般复古论者视《史记》、《汉书》为古文的典范，而李攀龙则从比《史》、《汉》更古的《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中汲取“古法”，似乎这样格调就愈高。在王世贞那里，李、何关于“古法”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更趋精密、系统。他在《艺苑卮言》里说：“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缀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文之与诗，固异象同则。”另外对各种文体的创作法则也探讨得很深入，如论述“作赋之法”等。
  对于“后七子”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应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他们对于反击“唐宋派”的文学倒退的动向、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起了极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文学复古运动固有的弊病，在“后七子”那里显得更加突出。虽然他们也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如王世贞说过“有真我而后有真诗”（《邹黄鹤鹪鹩集序》），李攀龙要求“拟议成变，日新富有”（王世贞《李于鳞先生传》），但他们太强调效法古人，对于创作的法则又规定得太具体、细密，必然会对个性、情感的自由表现和艺术的创新，造成严重的束缚。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七子也很快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山东历城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顺德知府、陕西提学副使、河南按察使等。有《沧溟集》。
  李攀龙在文学上标榜高古比李梦阳走得更远，他作文甚至运用《战国策》、《考工记》、《韩非子》等古文中辞汇与句法，结果文章充塞着在历史上久已废绝的语言，包括人称代词和语气助词，都借用上古时代的修辞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