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姜陆二公同适稿》）指出当时吴中诸子在文学上与李、何等人旗鼓相当。
  然而吴中文学对后来文学进程的影响却远逊于前七子，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他们大多科场中蹭蹬，名位不显；
  其次，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不像李、何那样激烈而鲜明，有“危言耸听”、使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再有，他们的创作也取径较宽，像祝允明追慕秦汉，唐寅偏向六朝而兼有白居易的浅俗率易，文征明虽然在理论上对宋诗表示不满，却承认自己受宋诗影响很大。也许我们可以说，吴中诸子的态度比李、何等人更为合理，但这种“合理”，却减弱了作为一个群体对当时文坛的冲击力。
  但是，吴中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自明中期始城市经济又特别发达的地区，它所孕育的文学自有一种地域和时代的特征。一般说来，吴中诸子对国家政治秩序的关怀不像李、何那样热切，而对于个人在社会中遭到压抑的感受却特别敏锐；他们同商业社会、市民阶层的联系也更为密切，因而也更敢于肯定物质享乐的要求。
  唐寅（1470—1524）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已“漫负独名”（《国宝新编·唐寅传》。其家世代为商人，他是这个家庭中第一个走读书求仕道路的子弟。弘治年间中乡试第一名。正当他于功名踌躇满志时，却因会试中被牵连进一桩科场舞弊案，被逮下狱，继遭罚黜，失去仕进的希望。归吴中后以卖画为生，过着“益放浪名教外”（《唐伯虎集外编》引王世贞语）的生活。这一命运的转折造成他文学创作前后不同的风貌。
  唐寅早期创作“颇崇六朝”（袁袠《唐伯虎集序》），其代表作《金粉福地赋》，以极其铺张的词藻描摹了奢靡享乐的场景，曾传诵一时。错金镂彩的台观，通宵达旦的宴游，歌女舞姬的锦灿服饰和销魂体态，反映出当时东南城市中追求物质生活的社会氛围。对这种生活的赞美，在当时起着破坏禁欲的教条、使文学更趋近情感真实的作用。唐寅和祝允明的一些诗，也有追承六朝风格的特点。长期以来受贬斥的六朝文风，自明中期以后再度出现兴盛局面，这也反映着人们对文学的宽豁的态度。
  对唐寅来说，科场案不仅意味着仕进理想的彻底破灭，而且使他负上了终身的耻辱。但当他卖画为生、为自己重新确定了类似近代“自由职业者”的社会角色之后，便不再消沉，对科举、权势、荣名，总之对缙绅社会所尊奉的价值体系采取蔑视和对抗的态度，并有意识地强化了自己“狂诞”的形象。他嘲笑利禄之徒“傀儡一棚真是假，髑髅满眼笑他迷”，自称“此生甘分老吴阊，宠辱都无剩有狂”（《漫兴》），凡此种种，很显著地表现出一个脱略缙绅阶层的行为范式的市井文人的形象。后世产生了许多关于唐寅的虚构的传说，也正表明了他的性格存在与市民情趣相契的特征。
  与此相应，唐寅后期的许多诗歌，如《一年歌》、《桃花庵歌》、《把酒对月歌》、《醉时歌》等，也具有与传统文人诗很不相同的特点。在情感内容上，诗中描绘了一个凡庸而真实的自我，不给自己加以任何高雅的涂饰；在语言、音调上，务近俚俗，轻便自由。以《桃花庵歌》为例：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忒风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酒无花锄做田。
  这种诗不事修饰，不计工拙，成功地表现了诗人的个性。但它对向来的文人诗歌传统，却造成严重的破坏。所以，后来王世贞嘲笑这一类诗“如乞儿唱《莲花落》”（《艺苑卮言》）。
  平心而论，这种诗的艺术成就并不高。在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产生了冲击古典传统、自由地表现诗人个性与情感生活的要求，但在古典传统之外如何创作出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是一个长期困扰着诗人们的问题。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弘治间中举人后，七次应进士考试而不第，遂以举人身份入仕，任广东兴定知县，迁应天府通判，不久辞官。
  有《怀星堂集》。
  祝氏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根柢远较唐寅来得深厚，学问也远为广博，所谓“贯通百家，纵横群籍”（刘凤《续吴先贤赞·祝允明传》）。但在追求纯真、自由的个性和反抗陈腐的思想传统方面，他却与唐寅极其一致，故而两人交谊莫逆。祝氏的为人，也是“傲睨冠绅”，“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国宝新编·祝允明传》）。所不同的是，祝允明更喜爱哲理的思索，对传统思想的批判更具有一种理性的勇敢。他二十八岁写《浮物》一书，对儒家六经已有所非议，显示其思想的锋芒。至晚年作《祝子罪知录》，矛头指向程朱理学，又对儒家“圣人”如汤武、孟子也加以讽刺，“异端”的色彩更浓。
  祝允明的诗文中具有一种显著的特点，就是表现出自我觉醒的意识和向外拓张的强烈要求。如《丁未年生日序》中写道：
  人生实难，天运何遽！质自俶降，无变乎空疏；貌与时移，转沦于苍浊。聚萤愧学，倚马非才。伤哉贫也，非为养生叹；轩乎舞之，未以竭精玄。激义而气贯白日，廓量而心略沧海。思诒远也，通八遐之表；愿处高也，立千仞之上。洗涤日月，披拂风云。谷雉之死而靡它，山鸡顾景而自爱。一履独往，千折弗挠者矣。
  这里是作者主观精神的写照。文中愿远通八遐、高立千仞、洗涤日月、披拂风云的自我形象，虽然看不出具体的人生要求是什么，但想要向外拓张、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依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但作者也清醒地意识到，他的这种欲望，是社会传统势力所难以容忍的。在上面一段之后，就抒写了理想难以实现的悲愤。
  类似的情绪，在诗歌《短长行》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此诗作于祝允明五十多岁在广东兴宁任知县时，一生自负的他，在僻远之地做一个小官僚，内心感到十分压抑，于是在诗中写道：
  昨日之日短，今日之日长。昨日虽短霁而暄，今日虽永阴复凉，胡不雨雪为岁祥？胡不稍暖开初阳？徒为蔽天氛曀日黭黮，人物惨懔无精光！物情望有常，造化诚叵量。气候淑美少，君子道难昌。阴晴长短不可问，古来万事都茫茫！独怜穷海客卧者，魂绕江南烟水航。
  诗从一个阴天令人不适的感受，联想到社会的沉闷：整个世界一片暗淡，使得众人万物失去了自身的光彩。诗人不禁喊道：要么下一场大雪，要么阳光普照，这样阴沉沉的世界怎么能够忍受！从这里可以体会到中国封建时代后期社会中个性发展的艰难性，具有很典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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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唐宋派及归有光
  所谓“唐宋派”是指对嘉靖间文坛颇有影响的、以反拨李、何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该派作家主要从事散文创作。
  一般把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都列入“唐宋派”，其实是很含混的说法。严格说来，所谓“唐宋派”的主脑人物王慎中和唐顺之，实际上是宗宋派——说得更清楚些，是道学派，因为他们真正推崇的，首先是宋代理学而不是文学。唐氏说：“三代以下之文，莫如南丰（曾巩）；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邵雍）者。”（《与王遵岩参政》）王氏也说：“由西汉而下，（文章）莫盛于有宋庆历、嘉祐之间，而粲然自名其家者，南丰曾氏也。”（《曾南丰文粹序》）曾巩之文、邵雍之诗，即使在宋人中，文学气息也最为淡薄。所以，这里虽在论诗说文，评价的基准却是道学。茅坤在理论上附和唐、王，但不那么极端，态度常有些游移，他的“文人”气也比较重些；在散文方面，他以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著称，也是以唐宋并举。正如宋代理学家指责韩愈所言“道”驳杂不纯，宗宋与唐宋并举是有区别的。但在崇道的基本意义上，固不妨将唐、王、茅诸人合称为“唐宋派”。
  至于归有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同唐、王等人既无直接联系，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亦与之存在歧异，所以董其昌评他的古文“前非李、何，后非晋江（王慎中）、毗陵（唐顺之），卓然自为一家之书”（《凤凰山房稿序》）。把他从唐宋派中分离出来，似更为妥当。
  嘉靖初，王慎中和唐顺之先后中进士，在京师与陈束、李开先等人切磋文学，被称为“嘉靖八才子”。其时，王、唐都是李、何所倡导的文学运动的热忱追随者。不久，王、唐的思想发生剧烈变化，不仅否定了自己早年的文学立场，而且对当时追随李、何的文学潮流持严厉的批判态度。
  唐、王的文学理论的核心，乃从维护道学的立场出发，重弹宋儒以来“文道合一”论的老调，即所谓“文与道非二也”（唐顺之《答廖东雩提学》）。他们讥訾“近时文人说秦说汉说班说马”（唐顺之《与陈两湖》），并非如有些研究者所肯定的，目的是纠正李、何以来文学复古的流弊，使文学的发展更趋完善，而是根本上认为文学本身是有害于道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