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方使君诗序》记南宋末都城临安士人的风气：“当是时，诸贤高谈性命，其次不过驰骛于竿牍俳谐、场屋破碎之文，以随时悦俗，无有肯以诗为事者。”《张仲实诗序》又言，时人“见有横眉拥鼻而吟者，辄靳之曰：‘是唐声也，是不足为吾学也。吾学大出之可以咏歌唐虞，小出之不失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为哉！’”《元史》中说戴表元于至元、大德间，在东南一带“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
  戴表元在南宋破灭后流落颠沛于浙中一带，他的诗大量记载了残酷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如《夜寒行》、《剡民饥》、《采藤行》、《行妇怨次李编校韵》、《江行杂书》、《南山下行》等等，都是伤时悯乱、悲忧感愤之辞，读来感人至深。
  不过，前人称他“力变宋季余习”，乃指他“诗律雅秀”的五、七言近体（《元诗选》）。如《西兴马上》：
  去时风雨客匆匆，归路霜晴水树红。一抹淡山天上下，马蹄新出浪花中。
  此诗格调清新，形象鲜明，虽然意思浅，不像宋诗那样曲折或带有理趣，但颇有韵致，在当时意味着艺术规范的转化。
  戴表元也以文章著名。他的记、序一类散文，笔调清新流畅，看似和欧阳修等人的风格相近，却没有偏爱说理的毛病。如《送张叔夏西游序》，记词人张炎少年时代作为贵游公子的翩翩风姿，和中年漂泊潦倒的境遇，以及酒中高歌、忘怀穷达的神态，文辞简洁而传神，流露出亲切自然的感情。这一类文章摆脱堂皇的议论而完全立足于人生的真实体验，应该说是文学的进步。
  在元代前期诗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赵孟。
  赵孟（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有《松雪斋集》。他作为宋皇室后裔，十四岁即以父荫补官。宋亡家居，三十三岁时应征出仕于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受到蒙古统治者很高的礼遇。但对于赵孟来说，特殊的家世使他对故国的怀恋难以淡忘，称臣于新主的耻辱也无法平复，心中总是充满悔恨和苦闷。只是，一方面从前的贵族地位涵育了他的谨重性格，另一方面，由于他的敏感的身份，无论仕元前还是以后，他的言行举止都不能不小心翼翼。因此，他无法以颓放的姿态求得自我解脱，也难以直率坦露地抒发情怀，而只能以一种稍稍隔远的态度，在高古旷逸的情调中寻求精神支撑，这就形成了顾嗣立《元诗选》所言“风流儒雅”的特征。
  对北方诗人来说，这位文化修养深厚的“宋王孙”虽是失败者，却代表了更高的文化典范，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元诗选》引元中叶诗人欧阳玄的话说，元初北方诗歌尚有金人“尚号呼”（即粗犷而不精雅）的余习，到他的时代就完全改变了。这种改变的契机，顾嗣立指出就是赵氏的北上。
  赵孟的诗以五言古体和七律最为著名。他的五古有汉魏六朝诗的风味。如“徘徊白露下，郁邑谁能知？”（《咏怀六首》）“顾瞻靡所骋，忧心惄如捣”（《古风十首》）等，令人想起阮籍。显然在难以明确表达的复杂心绪上，他从阮籍一类诗人身上找到了契合。有时他又效仿陶渊明，通过体验高洁的人格来获得心灵的平静，如《东郊》：
  晨兴理孤榜，薄言东郊游。清风吹我衣，入袂寒飕飕。幽花媚时节，弱蒋依寒流。山开碧云敛，日出白烟收。旷望得所怀，欣然消我忧。中流望城郭，葱葱佳气稠。人生亦已繁，惠养要须周。约身不愿余，尚恐乏所求。且当置勿念，乘化终归休。
  这种诗可以说是“简淡平和”的，而内在的情感却并不淡薄。
  在推进元诗“复古”的风气中，赵氏是有力人物之一，但要注意这不是为复古而复古。
  赵孟于近体诗推尊唐人。他的七律一般以清丽委婉见长，令人想起他的书法。但也有写得较为深厚的，如著名的《岳鄂王墓》：
  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衣冠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难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诗中流动着悲凉缠绵的故国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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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元代中期
  诗文到了元代中期，战争的创伤渐渐平复，元朝的统治较为稳定，经济较以前有显著的恢复和发展。同时，由于儒学得到官方的尊重，科举得到恢复，社会文化进一步“汉化”，文人的心态也多少趋向平衡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以京师为中心的诗坛，由赵孟带来的“风流儒雅”的诗风得到推展而成为主流，而且在赵氏诗中所蕴藏的历史与个人身世的伤感也不大容易看到了。这时的诗歌几乎有一种“盛世之音”的味道。其主要作家，就是有“元四家”之称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他们在大德、延祐间（1297—1320）先后任职于京城，遂相互唱和切磋，而成为宗师式的人物。
  四家的诗仍沿着与宋诗相背的轨迹。如杨载主张“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元史》本传），即表明了他们宗唐复古的取向。在诗艺方面，他们发表了不少见解，对诗的结构的安排、声律的调节、字句的锤炼，都加以仔细的探究，巩固和发展了前期诗歌的成就。
  但另一方面，他们在讲究诗歌艺术特征的同时也重视文学与“治道”、“教化”的依存关系，创作中又有一种个性收缩和伦理回归的倾向。明人胡应麟评四家，说虞集“典而实”，杨载“整而健”，范梈“刻而峭”，揭傒斯“丽而新”（《诗薮》），指出四家诗风各异；然而从总体上说，他们在艺术上也呈现出明显的整一性，即讲求法度，形式工整，措辞典雅，不追求情感或个性的激烈或纵恣的表现，而崇尚一种合乎正统美学趣味的风格。
  对元四家，历来不乏“为有元一代之极盛”的评价，这其实是从“风流儒雅”这一类正统美学趣味而言的。如果单论诗歌写作的精致，他们确实是元代最突出的，但要说由热烈的抒情而形成的诗中的生气，则四家的诗比较前期、后期均为逊色。我们只能说它是元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无法给予太高的评价。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祖籍仁寿（今属四川），迁崇仁（今属江西）。早年受家学熏陶，通晓宋儒“性理之学”。大德初至京师，任大都路儒学教授。后历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侍书学士，曾奉旨修撰《经世大典》。晚年告病回江西。有《道园学古录）等。
  虞集历数朝皆受优宠，诗文中不乏歌颂朝廷盛德之作，如《金马图》所谓“太平疆宇大无外，外户连城无闭夜”之类。
  但同时不少作品仍带有一种惆怅、哀伤或感慨，实即显示了历史遗恨和种族歧视给汉族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灵创伤。如《至正改元辛巳寒食日示弟及诸子侄》之二：
  江山信美非吾土，飘泊栖迟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曲，不堪梦觉听啼鹃。
  虞集作此诗时七十岁，谢病在乡。这诗表面上是感慨自己的家族离开蜀中故乡侨居异地多年，欲归而不能。但虞集的父亲原任黄岗尉，在宋亡动乱之际迁来江西，所以“江山信美”二句，虽不能说是对元人怀异心，但说其中包含着在元人统治下的无归依的失落飘零感，该是不过分的。后面的“山舍墓田”云云，也令人联想起虞集引为光荣的五世祖虞允文——南宋初主持抗金大战的名相。这诗的情调是伤感、悲凉，但表达得极委婉。另外，虞集有一位宋亡后隐居不仕的从兄，留下不知是否为其本人所作的两句遗诗：“我因国破家何在，君为唇亡齿亦寒。”虞集也特地把它补为完整的诗篇，说是为了替从兄“发其幽潜之意”（见《从兄德观父与集同出荣州府……》）。这里面同样包含了个人无法抗衡的历史的遗憾。
  虞集对诗歌主张温厚平和而不失声韵光彩之美，他的作品也就是循这一条路数，题材大多较严肃，是四家中最为典雅的。但他的诗虽然缺乏洋溢的才情、洒脱的风致，却也并不古板迂腐，具有重抒情的特点。
  虞集是元代文章的名家，后世如黄宗羲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其风格以追踪欧阳修为主，文辞自然舒展，好谈说习见的儒家道理，同时也常常表现追慕隐逸的情趣。但结构既不如欧阳修那么讲究，又缺乏独特的才情和感受，只是写得熟练，成就是有限的。
  杨载（1271—1323）字仲弘，浦城（今属福建）人，后迁居杭州。先以布衣应召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后于恢复科举时，登进士第，官至宁国路总管府推官。有《杨仲弘集》。
  杨载在“四家”中多一些浪漫的诗人气质，《元史》本传说他“为文有跌宕气”，他的诗也是如此。《遣兴偶作》云：
  “放浪天地间，无今亦无昔。”这样的句子显得有些纵恣，但他的“放浪”是很有分寸的，常体现为一种潇洒，富有雅致的意趣。如在送别友人时，想象“却到江南春水涨，拍天波浪泛轻鸥”（《送人二首》）；或者回到久别的家乡，陶醉于湖光山色之中，“小艇欲行无远近，不愁归醉要人扶”（《宿浚仪公湖亭三首》）。他不像虞集等人摆脱不开现实或人事，自述“夜阑每作游仙梦，月满琼田万鹤飞”（《纪梦二首》）。
  《宗阳宫望月分韵得声字》一诗，明初瞿佑《归庄诗话》称杨氏以此得名，其中“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一联，尤为人叹服，也是写得富于想象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