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两河萧瑟惟狐兔。想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算事业须由人做。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空目送，塞鸿去。
  这首词从内容到语言都明显有辛词意味。但可以看出，他急于表达某种意思，因而意蕴浅明直露，结构缺乏层次变化，语言粗糙而欠推敲，常常出现一些套语或用得较滥的典故。
  到南宋末年，又出现一批著名词人如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他们大都继承了姜夔、吴文英以来格律谨严、炼字精工的传统，作品的力度弱、气势小，意境往往显得清婉、明丽、凄楚而不够豪宕开阔，但在发展词的独特艺术风格和语言技巧方面有较大成就。
  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蘋洲，原籍济南，流寓吴兴（今浙江湖州），曾当过义乌令，入元后不仕。有《蘋洲渔笛谱》。他的词中也有些关心民族与国家命运的感慨，如《一萼红》：“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但这种感慨不是化为激情喷涌而出，而是融在一层淡淡的哀愁之中，显出无可奈何的情调。所以他的词更多写个人身世的伤感，像“消几番、花落花开，老了玉关豪杰”（《瑶花慢》），“零落碧云空，叹转眼，岁华如许”（《长亭怨慢》）。他把这种心境投射到周围的自然山水中，常常在词里借一种凄清的外在情景以表现落寞空寂的内在情怀，如《玉京秋》：
  烟水阔。高林弄残照，晚蜩凄切。碧砧度韵，银床飘叶。衣湿桐阴露冷，采凉花、时赋秋雪。叹轻别，一襟幽事，砌蛩能说。客思吟商还怯。怨歌长、琼壶暗缺。翠扇恩疏，红衣香褪，翻成消歇。玉骨西风，恨最恨、闲却新凉时节。楚箫咽，谁倚西楼淡月。
  写得含蓄委婉，总是欲言又止，一波三折，把心中的伤感、惆怅都埋藏在种种景物之中，并充分利用了汉语的特点，把意脉打散，让人既感到有深沉的内蕴，又一时不容易理清它的所在。
  张炎（1248—？）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有《山中白云词》。他是贵胄子弟，早年的词多写贵公子的优游生活；宋亡后不仕，漂泊四方，潦倒而终，所作词在写景抒情中常带有深沉的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感，情调哀怨凄凉。过黄河时，他哀叹当年南北对峙，何曾想到一游中原大地，如今却是在蒙古人的一统天下，见了“老柳官河，斜阳古道”（《壶中天》）；面对美丽的西湖，他感受到的是一片凄凉衰飒的气氛，“无心再续笙歌梦”，甚至“怕见飞花，怕听啼鹃”（《高阳台》），这些都表现了他经历了宋亡后刻骨铭心的哀痛之情。而《解连环·孤雁》则是以咏物为象征的写法：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谁怜旅愁荏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
  这形单影只、惊恐交集、思慕群侣的孤雁，正是作者自身心境的写照。在时代的巨变中，他不仅失去了往日的生活环境，被迫四处漂流，而且常常处在一种无依无靠、不知何终的失落感中，词中就渗透了这样的情绪。
  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年辈大约与张炎相仿，入元后曾任庆元路学正。有《花外集》，又名《碧山乐府》。他虽然做了元朝的官，心理却很复杂，在他的词中，也仍有许多是写故国之思的。只是这种情绪，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对宋王朝的怀念或民族意识，而是同世事无常、兴亡盛衰不由人意的沧桑感融合在一起，同时又渗透了个人在历史巨变中无可奈何、只能听任摆布的凄凉感。在写作手法上，他比周密、张炎写得更隐晦、含蓄，常常借甲咏乙，借此喻彼，看上去大多只是咏物、写景以及写男女恋情，而在隐隐约约之间，用些特殊的笔法，暗示词中埋藏得很深的真实想法与情感。如《眉妩·新月》中“千古盈亏休问。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齐天乐·萤》中“汉苑飘苔，秦陵坠叶，千古凄凉不尽”，《天香·咏龙涎香》中“讯远槎风，梦深薇露，化作断魂心字”等，都是如此。其中《齐天乐·蝉》借蝉咏怀，叹息岁时变迁的无情，自述“清高”、“凄楚”，最为人称道。正由于王沂孙是以深隐的笔法抒发复杂的情感，所以词的结构特别地曲折，语言也特别地精细。
  宋元易代之际，与周密、张炎、王沂孙词风相近的词人还有一些。他们大抵都是被时代巨变的风浪所颠簸而不知何往，既不能抱必死之志投身血火，又不能忘情故国，所以他们的词一般说来都有这样的共同特点：骨力较弱、气势较小、境界较狭，但内涵却很深，渗透着很复杂的伤感情绪，和想要向高远处挣脱的欲望。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多用精致而丰富多变的层次结构，隐喻暗示的手法（所以他们的咏物词特别多），精细工巧的语言，往往以清丽空灵为追求的目标。张炎的词学理论著作《词源》可以说是他们的词的理论总结。
  《词源》中提出了两项最重要的准则，一是“雅正”，即语言上不趋俗、不乖张，既不能像柳永词那样俚俗软媚，也不能像苏轼、辛弃疾词那样纵恣无忌，破坏词本身的语言习惯，而是要典雅、合乐、中律，以此传达一种高远的意趣；二是“清空”，即整体境界的蕴藉清明，表面淡雅空灵而不落痕迹，内涵却很深沉。这种理论当然有其偏狭之处，但这一派词人遵循这种观念的创作，在词的形式和语言上应该说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要论词的深婉清丽，恐怕是很少有人能同他们相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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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江湖诗人
  “江湖诗人”是个泛称，从广义上说，它不仅指被称为“江湖派”的一大批诗人，还包括通常被称为“四灵”的赵师秀（字灵秀）、徐玑（字灵渊）、徐照（字灵晖）、翁卷（字灵舒）。
  南宋宁宗、理宗年间，杭州书商陈起以一个富商兼诗人的身份，结交了不少当时的文人雅士，他们相互应酬唱和，形成了一个不固定的诗人群。而陈起以他定居文化中心杭州的优越条件和他所拥有的财富，俨然成为这一诗人群来来往往的联络枢纽。宝历初，他搜集选择了一部分诗集出资刻印，称为《江湖集》，以后又陆续印刻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等，前人或通称为《江湖诗集》。
  诗集的刊刻与流传，扩大了这一群诗人所代表的诗风的影响，也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组织虽然松散、诗风却比较接近的诗歌流派，后人便称之为“江湖派”。至于“四灵”，原是出于永嘉（今浙江温州）的一个诗人小团体。他们的诗虽未刻入《江湖诗集》，但他们中有人也参与了以陈起为中心的文人雅集，他们的诗风又与江湖派相近，所以在广义上也被归为“江湖诗人”。
  广义上的江湖诗人几乎代表了南宋中后期诗坛的整个动向。从诗集被刊入《江湖诗集》而本人与陈起等并无来往的早期诗人姜夔到永嘉“四灵”，从刘克庄、戴复古等名列《江湖诗集》的中坚人物，到并未列名《江湖诗集》的方岳等，虽说人数众多，情况复杂，并且他们也没有明确提出过大家公认的诗学标准，但大体上都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其一，他们多属于流宕江湖的所谓“雅士高人”的类型。这些人实际是从士大夫中游离出来的下层文人，随着战争的平息和社会的安定，他们既无法通过从军杀敌、入幕赞画等途径追求理想的人生，也无法在拥挤不堪的科举仕途获取功名，所以或啸游江湖，或奔走公卿之门；他们大多对政治并没有坚定的信念与明确的主张，对个人的前景出路却常抱有深深的忧虑与怅惘；同时由于经济繁荣、生活安定，他们又不致于缺吃少穿，于是便把政治理想与个人功业上的失望，转化为对一种高逸情趣的追求，参禅访道，交友吟咏，以此求得心理的平衡。其二，他们大多对诗歌的抒情性比较重视，因而都反对江西派诗风，而提倡一种清丽尖新的诗歌风格。
  从南宋初期以来，特别是到了所谓“中兴四大家”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尤袤等，诗人们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的途径，都在设法挣脱江西诗风的笼罩，革除其流弊。与此同时，在杨万里、陆游那里，已经产生了试图以清丽精巧、空灵轻快的晚唐诗风与之对抗的趋向。杨万里曾写道：“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读〈笠泽丛书〉》），又曾说：
  “受业初参且半山，终须投换晚唐间”（《答徐子材谈绝句》）；
  陆游一面瞧不起晚唐诗，一面却时常效仿晚唐诗人，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就曾指出他的诗有晚唐之风。比杨、陆晚一辈的一些诗人，这一趋向更加明显，如张镃，不但诗风，连句式、字面都模仿晚唐诗歌；姜夔则把陆龟蒙当作楷模，自称“沉思只羡天随子”（《三高祠》）、“三生定是陆天随”（《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姜夔的朋友潘柽，更直截了当地以晚唐诗风与江西诗风对抗，开了“四灵”的先声。他们的身份、地位及人生情趣都与晚唐诗人相近，晚唐诗轻巧空灵、精致尖新的特点也很合他们的口味，因此，从北宋中叶衰落下去的晚唐诗风又一次被他们张扬，以致笼罩了整个南宋后期的诗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