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小说中包含着作者真实的经历，它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也就比一般作品来得真切；作者的文学修养又很高，善于运用优美的语言来描摹人物的体态举止，并以此呈现人物微妙的内心活动，让人读来确实很有美感。由于小说中存在着反映青年男女向往自由爱情的基础，它后来被改造为《西厢记诸宫调》和《西厢记》杂剧，小说本身也更为著名了。
  这篇小说的缺陷，除了上述写作态度上的矛盾和由此造成的作品主题的不统一，从结构上来说，后半篇不仅记述了莺莺的长信，还穿插了杨巨源和作者本人的诗歌及张生“忍情”的议论等，也显得松散累赘。而这主要还不是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小说以外的各种因素（如《云麓漫钞》所说的情况等等）所造成的文体不纯现象。
  这一时期写人世爱情的传奇名篇还有《李娃传》和《霍小玉传》。
  《李娃传》的作者是诗人白居易之弟白行简（776—826），字知退，贞元末进士及第，元和间授左拾遗，累迁主客郎中。
  小说略述天宝中荥阳公子某生赴京举秀才时恋上娼妓李氏，一年余资财耗尽，假母设计弃之，遂愤懑成疾，后沦为唱挽歌的歌郎。一次与人赛歌时为其父发现，责其玷辱家门，鞭打至昏死而弃之。生复得同伴相救，但浑身溃烂，沦为乞丐。
  一日雪中哀叫，为李氏所闻，乃悲恸自咎，赎身而与生同居，勉其读书应举。生进士及第，授成都府参军。适其父任成都尹，乃父子相认。父感其事，备六礼迎娶李氏。十余年后生官至方面大员，李氏封汧国夫人。这个故事纯为虚构。在当时社会中，士人和妓女的爱情不可能有完满的结果，像李氏那样更异想天开。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回避了尖锐的现实矛盾，并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经常套用的一种模式。但它也确实反映了人们一种善良美好的愿望，即希望久经磨难的情侣最终得到理想的结合，而读者也从中对人生得一种幻觉上的满足。
  从小说艺术来说，《李娃传》具有相当高的成就。其一，它的故事情节比以往任何小说都要复杂，波澜曲折，充满戏剧性的变化，而结构非常完整、叙述十分清楚，很能够吸引人。其二，小说主要人物李娃的性格也比前出传奇作品显得丰富。她作为一个风尘女子，在荥阳生钱财花尽时，镇定自如地在一场骗局中抛弃了他，这是由其营生性质所决定；但当她目睹荥阳生陷入极度悲惨的境地时，被妓女生涯所掩盖了的善良天性又立即显露出来，机智果断地对自己和荥阳生将来的生活作出安排。这一过程中，她的性格特征既有承接又有变化。其三，虽然小说本身出于虚构，但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有很多真实动人、描写细腻的细节，显现一种生活气息。其中关于东肆、西肆赛歌的描写，令人如见唐代城市生活的景象。
  《霍小玉传》的作者蒋防，字子徵（一作子微），义兴（今江苏宜兴）人，长庆初官翰林学士，后贬汀州、连州刺史，大和年间卒。小说写出身贵族而沦落倡门的女子霍小玉与士子李益相爱，自知不能与之相伴始终，只求李益与自己共度八年幸福生活，而后才另选高门，自己则甘愿出家为尼。然而李益后来却违背誓言，避不见面。小玉百般设法，求一见而不可得，以至寝食俱废，卧床不起。最后一黄衫豪侠强挟李益来见，小玉怒斥其负心无情，愤然死去。死后阴魂不散，使李益终生不得安宁。
  唐传奇中以爱情小说最有情致，而《霍小玉传》尤为精彩动人。同样是写妓女与士子的爱情，《李娃传》情节曲折，故事趣味很浓，而《霍小玉传》的情节相对简单，但在反映生活的深刻性和表达感情的强度上，则要超过《李娃传》许多。沦落风尘的霍小玉热烈地爱上李益，与之立八年相守之誓，是在不幸的命运中想要抓住自己的生命的一种苦苦挣扎，然而这一点希望也被自己所爱的人破坏，使她坠入黑暗的深渊，这会令人感受到社会是何等不合理和无情。而同样是表现对理想人生的追求，《李娃传》是通过幻想的“大团圆”来给人以虚假满足，《霍小玉传》则以悲剧的结局来激发人们的渴望，也更有感染力。还有小玉爱和恨都极端强烈的性格，也给人以震撼。下面是小说中写霍小玉与李益最后相见的一节：
  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
  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
  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唐传奇中的爱情小说，多写士子与妓女的关系。这一方面与唐代社会的特点有关：在当时繁华都市中，青楼兴盛，士人常流连于此，因而产生许多风流故事；另一方面，也同南朝民歌的情况一样，由于婚姻关系通常并非因两情相悦而形成，所以文学中所表现的较为自由的恋爱，大抵是在婚姻以外。只是小说与歌曲相比，其表现的力量要强得多了。
  在唐传奇的盛期，除了前面述及的讽世小说与爱情小说两大类型，还有不少写其他内容的作品，其中也有佳构。如陈鸿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兼及政治与爱情的历史小说。
  陈鸿字大亮，贞元年间登太常第，大和三年为尚书主客郎中，白居易之友。他的《长恨歌传》是配合白居易《长恨歌》而作的，内容也大抵相似。不过小说中前半部分政治讽刺的意味要更明显，与爱情主题的矛盾也就更突出。此外，李公佐的《谢小娥传》记述谢小娥的父亲与丈夫行商在外，被人杀害，小娥寻访仇人为他们报仇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小说中别具一格。同为李公佐所作《古岳渎经》，写大禹治水时被锁龟山下的淮水神无支祁在唐世一现，此物形若猿猴，善于腾跃奔走，鲁迅等人认为《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形成与此有关，因此这篇小说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有一定的价值。
  这一时期的小说集，以牛僧孺所作《玄怪录》最为著名。
  牛僧孺曾在穆宗、文宗两朝任宰相，是唐代著名的政治人物。
  不过这部小说集的写作，是在他未入仕途时，应归于中唐时期。其内容如书名所示，多为神怪故事。但作者的意图，不在求见信、寓惩戒，而更有意于显露才藻，发挥想象，所以它的故事诡异多采，文辞典雅，比起前一时期的小说集有明显区别。其中有些故事如《张佐》等，受印度佛教故事的影响，尤其显得奇谲怪诡，出人意外。
  （三）唐传奇发展后期。一般认为，传奇创作到了晚唐已经衰微不振，这样的说法有些简单化。从留存的作品来考察，晚唐时期，单篇传奇的数量确实是大为减少，特别是爱情题材显现衰落，但在文宗大和年后，尤其是宣宗大中初到懿宗咸通末（847—873）的二十几年里，传奇小说集的创作却十分兴旺，其中不乏富于文学趣味的作品。题材方面，豪侠小说和讽刺小说等取代爱情小说而兴起，也丰富了唐传奇的内涵。所以说，进入晚唐的一段时期中，传奇创作仍然维持着尚属繁盛的局面，只是成就不如前一阶段突出。到了唐末，小说集的内容变得琐杂起来，有些恢复到六朝志怪的面貌，有些转化为名人遗事佚闻的记载，失去传奇的结构和趣味，唐传奇这一文学样式于是宣告分化瓦解，走向衰微没落。
  晚唐传奇小说集中，较重要的有薛用弱《集异记》，李复言《续玄怪录》、李玫《纂异记》、张读《宣室志》、裴铏《传奇》、袁郊《甘泽谣》和皇甫枚《三水小牍》等。
  豪侠小说是晚唐传奇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类。当时，一方面藩镇各据一方，多蓄游侠之士，另一方面民众在动乱的生活中，也幻想有特异能力的人为他们主持公道，豪侠小说便顺应这样的形势和社会心理而兴起。这类小说又常和爱情故事纠缠在一起，更增添了它的浪漫气息。名篇如裴铏《昆仑奴》，写一老奴武艺高强，为其少主窃得他所爱的豪门姬妾，使二人如愿以偿；裴铏的《聂隐娘》和袁郊的《红线传》，均写身怀异技的女子因知遇之恩，为主人排难解纷的故事。这些小说中所赞扬的侠义人物，都是从个人经历的关系上“知恩图报”，这反映着民间的一种道德观。
  最著名的豪侠小说，是以单篇形式流传下来的《虬髯客传》。它的作者，以前一般认为是杜光庭，其实杜所作《虬须客》实为《虬髯客传》的删节本。宋代类书《绀珠集》中有裴铏《传奇》的节文，其中“红拂妓”一条显然出于《虬髯客传》，所以这篇小说有可能原来是《传奇》中的一篇，后来别出单行，而又佚去作者之名。小说中写隋末天下纷乱，杨素的宠妓红拂慧眼识英雄，私奔李靖，二人在客店中又遇到意在图王的“虬髯客”。后虬髯客见到“李公子”即李世民，知天下有主，又不甘称臣，遂远去海岛称王。这是一篇艺术性很强的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同时写三个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风采，在彼此映衬中更显得生气勃勃。所以“风尘三侠”的典故广传于后世，读过这篇小说的人更难忘记这三个鲜明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