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猿精预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故其写作年代当在欧阳氏尚贵盛时，即询子通于武后天授初被诛之前。又这篇小说向来被认为是“唐人以谤欧阳询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其实也很可能是俳谐之作而并非有意诽谤。
  从艺术技巧上看，此文较《古镜记》更加成熟。作者先以部人告诫“地有神，善窃少女”来渲染气氛，而后以纥妻于戒备森严的密室中突然失踪而“关扃如故”来制造悬念。欧阳纥初探巢穴时，仍不知盗其妻者是何“神物”，直到他二度入山，白猿中计被绑后才说明是头“大白猿”，而后又通过诸被盗妇女的叙述进一步描绘他的形象。全文描写生动，曲折有致，布局严谨。尤其重要的是，这篇小说是以史家人物传记的格式来撰写志怪类故事，这对唐传奇基本体制的形成具有开创性意义。
  大历末年陈玄祐所作《离魂记》也值得注意。小说写倩娘与表兄王宙相爱，父亲却将她许配他人，倩娘的生魂于是随王宙逃遁，身体则卧病闺中，后倩娘回家探亲时，二者重合为一。这篇小说脱胎于南朝《幽明录》中的《石氏女》，篇幅约长出一倍，虽仍属于短小之作，但突出了对爱情主题的渲染描绘，文辞也很优美，作为过渡性的作品，它预示着以后大量优秀爱情小说的兴起。
  另外，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小说集，如牛肃《纪闻》、张荐《灵怪集》、戴孚《广异记》，都带有过渡的色彩。这些书多记神鬼怪异之事，但其中有些作品叙述详赡、篇幅曼衍、讲究文采，已非六朝志怪旧貌。而且在《纪闻》中，如《裴伷先》、《吴保安》、《苏无名》等篇，以史传笔法详尽曲折地描写了当时一些行事卓绝特出的人物，无诡异之事而叙述浓至，开辟了以传奇样式撰写人世故事的新境界。
  （二）唐传奇发展盛期。自德宗建中年始，随着传奇样式的成熟，传奇创作进入了它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的文人投入了小说创作，因而显著地提高了它的艺术性；
  元稹、白居易、白行简、陈鸿、李绅等人以歌行与传奇相互配合（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李娃传》和元稹的《李娃行》），也刺激了传奇的兴旺；还出现了像李公佐、沈亚之那样坚持长期写作传奇、在文学史上专以小说著名的文人。以题材而言，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讽世小说和爱情小说（包括神异性和人世性的）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尤其后者，可以说代表了唐传奇的最高成就。
  唐传奇盛期首先崛起的作家是沈既济（约750—797），德清（今属浙江）人，曾任左拾遗、史馆修撰，官至礼部员外郎，史称其“经学该明”（《新唐书》本传）、“史笔尤工”（《旧唐书》本传）。史书撰有《建中实录》，传奇撰有《枕中记》和《任氏传》。《枕中记》是一篇讽世小说，所写即著名的“黄粱美梦”故事：热衷功名的卢生，在邯郸旅舍借道士吕翁的青瓷枕入睡，在梦中实现了他娶高门女、登进士第、出将入相、子孙满堂等等一切理想。一旦梦中惊醒，身旁的黄粱饭犹未蒸熟。于是他顿时大彻大悟，稽首再拜吕翁而去。
  以讽世小说著称的作家又有李公佐，字颛蒙，陇西（今属甘肃）人，元和中曾任江西从事。他撰有传奇四篇：《南柯太守传》、《庐江冯媪传》、《谢小娥传》、《古岳渎经》。其中《南柯太守传》命意与《枕中记》略同，述游侠之士淳于棼醉后被邀入“槐安国”，招为驸马，出任南柯郡太守，守郡二十年，境内大治。孰料祸福相倚，先是与邻国交战失利，继而公主又罹疾而终，遂遭国王疑惮，被遣返故乡。这时他突从梦中醒来，方知前之荣耀蹉跌悉是醉后一梦，而所谓“槐安国”者，实乃庭中大槐树穴中的一个大蚁巢而已。
  上述两篇小说，虽带有某种奇异色彩，但中心完全是现实的人生思考，而不是为了传述异闻。它们明显地反映出由于时代的变化和佛道的思想影响，中唐文人那种沮丧迷惘的心理和逃离现实的愿望，因而初盛唐人热情追求的功名事业，在这里被描绘成一场大梦。《枕中记》写卢生梦醒之后说：
  “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
  《南柯太守传》也记淳于棼梦醒之后，“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这些与中唐诗歌有一致之处。由于作者对功名事业取否定的态度，因而也写出了士人沉迷于利禄、官场中勾心斗角以及世态炎凉的情形，具有较强的讽刺意义。
  在艺术上，两篇小说均有结构谨严、描摹生动之长。不过《枕中记》偏向于史家的简洁文笔，《南柯太守传》则更为小说化了，其情节之丰富、细节之详赡，都胜于前者。作者把梦中的一切情景尽可能写得真切别致、饶有趣味，有力地反衬出现实人生与梦幻无异的主题；小说中安排淳于棼之友周弁、田子华于梦中出现，又写淳于棼醒后掘开蚁穴，所见泥士推积的形状与前梦所历城廓山川一一相符，更进一步渲染了幻中有实、似梦非梦的氛围，其手段是很高明的。
  在爱情题材方面，沈既济的《任氏传》也标志了唐传奇进入盛期的显著特点。文中写贫穷落拓、托身于妻族韦崟的郑六，邂逅自称“伶伦”而实为狐精的任氏，娶为外室。韦崟闻知任氏绝色，依仗富贵去调戏她，甚至施以暴力，而任氏终不屈服。韦崟为之感动，从此二人结为不拘形迹的朋友。
  后郑六携任氏往外县就一武官之职，途中任氏被猎犬咬死。郑六涕泣葬之，“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全文层次井然，叙事精工，对任氏的形象刻画尤其出色。《任氏传》不同于初期传奇特征有三：其一，小说更充分地使用人物传记的形式，使主要人物任氏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其二，以往小说中的神怪形象，作者所强调的是其诡异的一面，而在本篇中，任氏的形象更偏重于人性的一面；其三，以往的小说中，妖精作为仙佛的反面，大多以残害人类的面目出现，任氏却一反往常，率先以一个坚贞刚强、聪明可爱的狐精形象出现在文学创作中。总之，神怪题材在这篇小说中进一步向富有人情味、更接近现实生活的方向发展了。此后，李景亮所作的《李章武传》也有类似特点。作品写士人李章武与倡女王氏相爱，别后八、九年，李章武再度来寻访，王氏已因思念过度而亡，临终托人转告章武留宿一夜，是夜人鬼欢会，至晨恋恋不舍地吟诗酬唱而别，情景很感人。
  《柳毅传》则是一篇既有奇异的情节、浓厚的神话色彩，又能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的传奇作品。作者李朝威，生平不详，其创作年代也难以确定，大抵是元和年内。故事是在戴孚《广异记·三山》的基础上增加爱情内容衍饰而成，但不仅是情节改造得更曲折，人物性格也完全改观。小说中的传书人柳毅，是个落第返乡的举子，他为在泾川牧羊的龙女传书，纯出义愤。当钱塘君将龙女救归洞庭，以威临之，欲将龙女嫁他时，他不屈于威武，严辞峻拒，表现出坚毅的品格。洞庭龙女初以父母之命远嫁泾河小龙，受到厌弃虐待，通过亲身经历，她转而追求爱情，抗拒父母“欲配嫁于濯锦小儿”之命，“心誓难移”，终于获得了幸福。龙女的叔父钱塘君，更是一个作者倾注了心力的具有叛逆者气质的英雄人物，一出场，作者就给他安排了“千雷成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的惊天动地的场面。他敢于置上帝之命不顾，掣断金锁玉柱，飞赴泾川；他能无视传统伦常，吞下泾河小龙而为侄女另择佳偶；他是如此刚猛无畏，却又能折服于柳毅不假辞色的抗拒，在一个荏弱书生面前赔罪认错。在这篇极富于浪漫色彩的神话爱情故事和三个主要人物形象中，寄托了人们对自由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它因此长久以来受到广泛的喜爱。
  由著名诗人元稹作于贞元末的《莺莺传》，则是第一篇完全不涉及神怪情节、纯粹写人世男女之情的作品，它在唐传奇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故事大略述张生寓蒲州普救寺，适其表姨郑氏携女崔莺莺同寓寺中。其时绛州节度使浑瑊死，军队发生骚乱劫掠。张生与其将领友善，庇护了她们母女。在郑氏所设答谢宴上，张生认识并倾心于莺莺。在婢女红娘帮助下，张生以诗求私通，始遭严拒，但最终莺莺不能自持，以身相许，二人幽会累月。后张生赴京应举、遂与之绝。一年多后，张生与莺莺已各自嫁娶，张生偶过其家，以表兄身份求见，莺莺赋诗拒之，二人遂“绝不复知”。文中又附杨巨源《崔娘诗》、元稹《会真诗》等。小说所述张生行事与作者元稹一一皆合，故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元稹自己的写照。
  《莺莺传》其实很难简单地指为“爱情小说”，张生对莺莺，只是把她看作一个具有诱惑性的“尤物”乃至“妖孽”，始而为其美色所动，主动亲近，最终却为了自身利益将她抛弃，而这种行为在小说中竟被称颂为“善补过”。但另一方面，在发表伪善的议论的同时，作者毕竟还是描绘了一对青年男女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中彼此慕悦和自相结合的经过（这表明元稹对于其自身经历仍颇怀留恋），小说中的崔莺莺的形象，也是刻画得比较成功的。她以名门闺秀的身份出现（实际其原型家庭地位较低），端庄温柔而美丽多情。她以传统礼教作为防范别人和克制自己的武器，内心却又热烈渴望自由的爱情，而终于成为封建势力和自私的男子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