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同商代比较，祖先神已不再是人间权力的唯一来源、人间是非的最高裁判和祸福的直接施予者。
  在周文化中，最高的主宰有时也称为“帝”或“上帝”，更多的场合是称为“天”。它不是某一宗族的祖先神，而是超越所有宗族的无上权威。它不像商人的“帝”那样，随时参与人间的活动，而是高高在上，监察下方，授“天命”给人间合适的统治者，并在必要时改变“天命”。“天命”的授受，取决于统治者的德行。在这里可以看到，“天”或“上帝”就其意志性一面来说，还近似于宗教神，但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抽象化了，成为道德与公正的化身。同时，人本身的行为，有了更大的决定意义。
  随着对神的依赖逐渐减少，关于人的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准则就变得更重要了，于是有“礼”的建设。在商代，礼只是祭祀礼节，而相传为周公姬旦所制定的周礼，则包含政治制度、典礼仪式、伦理规范等多种内涵。总之，通过礼，周文化在多方面摆脱了原始宗教的力量，而运用具有理性的政治手段和道德意识调节社会关系，确立等级秩序。这在文化的发展中，具有根本性意义。以后，随着时代的进程，经由孔子和后世儒家的改造、修饰，“礼”和“德”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始终与政治保持密切关系。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中这几句诗，常被人们引用来说明周王的权威。但严格地说，这只是象征性的表述，绝不意味着周王享有后代集权皇帝的权力。除了开国之初的特殊时期，周王实际上并不能处置各个邦国的土地和人民。所以，自古以来各个族群，邦国以武力相兼并的过程，从未停止过。相传商有三千余国，周初也有一千余国，春秋时只剩一百余国，战国时更只剩十余国。周初所建立的邦国，范围都不大，经过不断兼并，春秋、战国时出现了一些大国。它们拥有远远超过王室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自然也就拥有了远远超过王室的权威。大国之间的武力争夺，导致中国最终走向统一。南方的国家，如吴、越、楚，原本处于中原联盟之外，同王室只有名义上的关系。到春秋时代，它们也投入了各国间的武力竞争，由此进入了民族大融合的潮流。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又出现一些新的重要变化。在此以前，学术文化完全是由官府掌握的。到了春秋中叶，出现了第一个由私人传授的学派，即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此后，各家各派，竞相涌现，并由此形成“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士不仅以自身的知识专长为统治者提供服务，在当日竞争剧烈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在相对独立的立场上，讨论哲学、政治、伦理、经济、军事、文艺等多方面的问题。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仅标志了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而且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在文学史上，先秦是中国文学从萌芽状态到初步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学观念，没有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也没有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在先秦留存下来的文字著作中，只有一部分诗歌的文学性质比较明确。但在其产生、收集、整理、流传的过程中，也受到非文学因素的影响，有时甚至并不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诗歌以外的著作，就其本来性质而言，均非文学作品。但我们又要注意到，在文学史的开始阶段，不仅许多文学因素、文学成分掺杂在各类文章之中，得以培育生长，而且语言表达的一般技巧的发展成熟，也对文学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总之，这个时代，文学同许多东西混杂在一起，我们既需要扩大研究的范围，把许多哲学论文、历史著作包容在先秦文学史中，又特别需要注意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尺度来看待和衡量它们。
  一般认为，在人类早期生活中，文学不是单独地出现而是同其他多种艺术形态结合在一起的。那么，文艺是如何起源的呢？这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过去有一种较为流行的理论，认为原始文艺起源于劳动。如果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为理由，这种说法当然可以成立：倘非劳动，人类本身就不可能形成，又何来人类的艺术？但从文艺产生的具体过程来看，则情况要复杂得多。例如在各地考古发掘中，常发现原始人类把贝壳、动物牙骨、小石片等钻孔串联，作为装饰品佩戴，这显然是原始艺术现象之一，但它与具体的生产劳动究竟有何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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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恩格斯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页。
  应该说，文艺的起源问题，首先同文艺的性质有关，而文艺的性质，是人类情感的审美表现形式。当人们的生活情感不再仅仅用欢笑、哭泣、呼喊等简单方式来发泄，而表现为具有美感的、因而也是具有感染力的形式时，就产生了最初的文艺现象。这里面，情感和一定的形式都是很重要的。《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一节文字常被用来简单地证明“艺术起源于劳动”的道理。其实、真正从事过这一类劳动的人会懂得，这里也有不同的情况。如果劳动者情绪很差，呼号声仅仅起到整齐步伐的作用，是难以说有什么艺术味道的；相反，如果劳动者的情绪强烈，其呼声不仅有节奏，而且会有意加上高低抑扬的变化，那就有了相当的音乐美感，令过路人也会为之兴奋。这种微妙的区别，正可说明生活实践、审美需要在艺术产生中的共同作用。进一步说，情感绝不只是在劳动中产生的，在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各样原始人类生活中，都有热烈的情感活动，也都需要找到一定的能够彼此理解、彼此感染的形式来表现。
  最早的文学，大约就是那种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歌谣。当然，其语言的内容必须丰富一些，否则不能成为“文学”。歌谣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不断产生的东西，自远古到秦统一，其数量简直无法估计；但歌谣又是随时消失的东西，倘非有意保存，也就不留痕迹。我国古书中记载了一些据称是黄帝、尧、舜时代的歌谣，明显是出于伪托。《易经》中也保存了若干简朴的类似歌谣的作品，有些学者认为它们产生于《诗经》以前。然而《易经》本身形成过程很长，其中各部分产生的年代颇难确定，而简朴稚拙更不是推断年代的直接根据，所以我们也难以恰当地从诗文的意义来讨论这些歌谣。流传至今而确实可信的歌谣，以《诗经》中作品为最早。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在艺术上已经比较成熟，不再具有原始的面目了。
  《诗经》中作品产生于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的黄河流域（仅有小部分产生于汉水流域）。其中既有宫廷、官府的创作，也有经官方音乐机构收集整理的民间创作。总的说来，这些作品显著地反映出黄河流域文化，尤其是周文化的特点，注重理智，幻想成分少，感情比较克制，而道德色彩、政治色彩比较浓厚。
  早期文学的另一重要领域是神话。这里必须说明：从严格意义上说，神话并不直接等同于“文学”。神话是原始人类的综合的意识形态，是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是他们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又是他们的愿望的表达。在现代人看来十分荒诞的描述中，包含着初民心目中的世界起源、宇宙模式、万物关系、民族历史、宗教观念乃至各类日常生活知识。
  那么，神话的文学意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其一，神话的思维，充满了幻觉的作用，是人类理性逻辑尚未发展成熟时期的思维方式。它本身虽然不是自觉地运用幻想，却仍然同文学的形象思维有共通之处，表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力。所以，有的研究者把神话思维称为“诗性思维”。
  其二，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神话会或多或少脱离原始状态，特别是摆脱它解释宇宙、自然的职能，而越来越多地反映人类社会中的生活情感、矛盾冲突，成为真正的“神话文学”。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不少悲剧都是这样的作品。神话文学的显著特点，是“神”具有丰富的人性。
  其三，神话故事、神话材料，常常被后代文学家所利用，创作出新的、具有特异色泽的作品。
  神话本来也是口头流传的东西，经过记录、整理，因不同需要而加以改造，会发生多种多样的变化。现存的中国古代神话，主要保存在《山海经》、《淮南子》、《楚辞》、《庄子》等几部不同类型的著作中，其中《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代，是巫教中的地理书，但其“地理”知识，有许多是出于传闻和虚想。《淮南子》是汉代的思想论著，其中记录了部分古代传说。《楚辞》是战国时南方楚国的诗歌集。《庄子》是战国时一部哲学著作，常引用神话传说作为论证的材料。总之，这些都不是专门的神话书，其保存和引用神话材料的目的及改造程度也各不相同。
  从以上几种著作及其他古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大量神祇的名称和零散的事迹，由此推想，中国古代可能也曾产生大量的神话传说。但似乎并未形成完整的神话系统，各种神话故事、神话人物之间，只有相当松散的关系，而且各自都是以片断的形态被记载下来的。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中国历史进入文献时代，重视理性、重视政治与道德之作用的周文化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