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如中国妇女缠小足的习惯的兴起和长期延续，恐怕也不是人性正常发展的产物。文学的演进既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自也不能一帆风顺，必然有停滞、曲折。
  第二，在每个时期“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中，既有顺应着人性的发展、通向未来的部分，也有只适应于当代、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乃是人的一般本性的扭曲的部分。但能够通向未来的，并不是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于未来；只适应当代的，也并不就等于历史发展的负面。与此相应，在每个时期的文学中也都存在着这样的两个部分。
  第三，对“人类本性”最适合的，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以，在每个时期的“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学中，其通向未来的部分，也就是朝着“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迈进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的演进乃是不断地争取和扩大自由的过程。
  第四，正因文学所依据的每个时期“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的一般本性，所以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学有可以相通、可供吸收之处；但又因为是已经“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所以，只要其所赖以变化的条件有所不同，其文学自也有其相异的特色。就前者说，中国文学不但长期处于内部各地区之间相互吸收的过程中，而且还吸取国外的营养；就后者说，中国各地区的文学也各有其特色，而不能完全泯灭差别。
  然而，文学的演进不仅有赖于人性的发展，也有赖于艺术成就的不断提高。例如，文学必须把基于人性——打上阶级烙印并不等于不基于人性——的强烈感情具体、丰富、生动、细腻地表现出来；寻求并把握最动人的瞬间；将作家的感情溶入作品中的众多人物并使人物的感情更为丰满和鲜明、形象更为真实和凸出、其命运更能扣紧读者的心弦；把作家的感悟渗入作品的感情和人物；准确、优美地运用语言以便恰如其分地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等等。这是极其艰苦的创造。历史上的许多作家为此而不倦地探索并努力付诸实践。在这样的探索、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原则，出现了种种具体的手法，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通过世代的积累，成为文学在艺术上不断更新的依据。没有这一切，文学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一部文学史所应该显示的，乃是文学的简明而具体的历程：它是在怎样地朝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有过怎样的曲折，在各个发展阶段之间通过怎样的扬弃而衔接起来并使文学越来越走向丰富和深入，在艺术上怎样创新和更迭，怎样从其他民族的文艺乃至文化的其他领域吸取养料，在不同地区的文学之间有何异同并怎样互相影响，等等。要写好一部文学史，是一项浩大、繁难的工程。
  这是我们的追求目标。我们的实践与这目标之间肯定存在着距离。
  概说
  在中国的土地上，很早就有人类生存。除了著名的“北京人”（约生活于五十万年前），考古工作者在云南、四川、陕r西、山西、内蒙古、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都发现了比“北京人”或早或晚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或活动遗迹。
  旧石器时代，人类尚处于蒙昧野蛮的阶段。同民族文化起源有直接关系的，是大约始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文化。迄今为止，国内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几千处。地下发掘证明，我国新石器文化的晚期（约相当于公元前四千年至公元前二千年间），已经发生显著的阶级分化，上层人物拥有远远超过常人的财产，以及标志身份、权威的器具（如墓葬中精致的玉斧）。这表明原始氏族社会正在瓦解，国家机器开始形成。关于中国的古史，古人一般认为始于“三皇”或“五帝”，以后是夏、商、周三代。现在看来，“三皇”、“五帝”都是无法证明的传说。夏王朝的存在，虽为许多学者所相信，并有不少人认为传说中禹的儿子启以子继父，改变领袖由公众推举的惯例，标志着国家的产生，但这些至今未有确切的文献可供证明。我们只能说，传说中夏王朝的开国，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文化的晚期。中国长期存在的大一统思想，使得前人习惯于把中国的远古社会就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并为之虚构出某种政治、文化的中心（“三皇”、“五帝”之说，便由此产生）。其实，这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目前已发现的我国新石器文化遗址，如星罗棋布，分散在极其广大的地域内，相互之间并无从属关系；相隔较远、不同类型的文化，往往有显著的区别，说明彼此之间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以中原的仰韶文化与长江三角洲的河姆渡文化相比，前者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小米，后者是水稻；前者的居室是半地下或地面上的木结构建筑，后者是架设在木桩上、地板高出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前者出土的陶器，多为彩陶，后者多为黑陶。所以，仅仅将黄河流域视为中华民族的摇篮，显然过于狭窄；应该说，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且，即使在中国统一以后，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也始终存在。
  但是，在中国早期多元文化相互融汇的过程中，黄河流域的文化显然占了主导地位。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个族群、邦国之间，为了夺取土地、人口、财富，为了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发生战争，导致相互兼并和国家机器的成熟。这个过程，在北方比南方来得剧烈。在中国古代的南方，气候湿热，多山林湖泽，天然物产相当丰富，维持生存也比较容易。因此，发展集中的农业生产，从事大规模的战争，既没有很迫切的必要性，也没有充分的自然条件。于是分散的自然群落，便得以在长时期中维持下去。在天然物产缺乏、却便于发展集中的农业生产的黄土高原和黄淮平原上，更需要把分散的人群凝聚为强大的群体，以展开生存竞争。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传说中的还是信史记载的上古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如炎帝与黄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商汤伐夏桀，周武伐商纣等等，多发生于北方。夏姑且不论，商、周作为中国最早的有信史可征的王朝，都是兴起于黄河流域。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的思想学说、礼仪制度、文化机构。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商、周的文化（尤其是周文化），相比于其他地域的文化要早熟得多；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它们所发生的影响也更大。
  商起初是黄河下游的部族，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即传说中商汤伐夏桀以后，成为华北诸邦国之长，到公元前十一世纪为周所取代。它是一个奴隶制国家。
  商文化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文字的使用。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小屯（商旧都所在地）发现了大批刻有文字、用于占卜的甲骨，证明汉字在商代已经基本定型，汉字最重要的特点——在每个单一符号中包含音、形、义三要素——也已经形成。甲骨文并非最原始的文字，在山东大纹口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就有了简单的文字符号，其年代要早一、二千年。但那种文字符号还处在雏形阶段，并且不能表达连贯的意义（不能组句）、所以至今难于识别。甲骨文虽然很简略，却是关于占卜结果的完整记录。使用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从文学角度来说，文字既为书面文学提供了基本条件，也在某些方面决定了文学的特点。譬如，中国文学重骈偶的现象，就是从汉字的特点中产生的。
  现存所有卜辞，均是就战争、祭祀、农事等各项事件问卜于鬼神，以确定凶吉可否的记录，充满了原始信仰的气氛。商人所信奉的鬼神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帝”——君王的祖先神。在另一种商代文献——《尚书·盘庚》篇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清楚。《盘庚》是商代中期君主盘庚决定迁都时对臣僚发表的讲演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历代先王和臣僚们的祖先虽已离开人世，却仍然在天界保持着君臣关系。如果人间的臣僚们违背了君主的旨意，他们的祖先就会要求先王对他们降下灾祸，以示惩罚；相反，如果他们顺从君主，就会得到先王的保佑。这表明在商人的观念中，君王的祖先神拥有最高的权威，是人间权力的来源。
  对鬼神的信仰和对祖先亡灵的崇拜，是原始人类最普遍的意识。商文化就是把这种原始意识转用来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和统治秩序，成为最初的因而也是相当简陋的国家意识形态。
  周原先是主要活动于泾水、渭水流域的一个部族。以后沿黄河向东扩展，至武王伐纣，取代了商的地位。周王朝起初定都镐京（今西安市附近），史称西周。后因受到西戎族的压迫，至平王时迁都洛邑（今洛阳市），史称东周。东周习惯上又分作两个阶段，现在一般从周元王元年（前４７５）以前，称“春秋”时代，以后称“战国”时代。周的国家性质，史学界说法不一。通行的意见，把春秋、战国之交作为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但有人认为西周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也有人认为直到魏晋（甚至更迟）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周的国家组织要比商来得严密，文化也比商更为成熟。由于周王朝重视利用宗法纽带维系王室与同姓邦国、姻戚邦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统治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因而在其意识形态中，祖先崇拜仍有重要意义，祭祖也依然是王室和各邦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