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是离名古屋大学最近的一家大公司。我去丰田公司参观过三次。每一次都让我非常震撼。
  我第一次去看丰田汽车的流水装配线时，只见工人们个个目不斜视地干活，完全无视一旁的参观者。我根据一般中国企业的情形推断，这多半是他们的领导吩咐过的，有人来参观时务必如此。于是等参观大部队走过去之后，又独自折回去再看，结果他们还是和刚才一样全神贯注地工作。回去以后我想，这家公司将来一定不得了。果然，丰田日后成为日本市值最大的公司。
  丰田人给我们讲解他们作研发时对产品质量的高要求，他们会到汽车修理厂去调查，哪些零部件容易坏，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如此每个月作数据调查，根据结果随时调整新产品的质量标准。他们对精益求精的讲究，甚至到了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比如，他们为了保证车身下面的钢板很平滑，就要求工作人员在检测时用手快速划过车身下面，手不受伤才算通过检测。
  后来我在美国也参观过福特汽车公司的厂房，在那里工人们戴着耳机，随着音乐边晃动边工作。我当时很担心他们会不会给汽车少上一个螺丝钉。为什么美国的汽车工业受到日本公司的重创？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有点相似，总认为把产品做出来就行。而日本人不但讲究把产品做出来，而且要做到最好。美国的汽车工业非常发达，福特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和日本车相比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未来的距离也会越来越大。
  我因此预言，全世界如果只有一家汽车公司存活的话，一定是日本公司，全世界的公路只能跑一种车的话，一定是日本车。
  我当然不是为日本车打广告，而是希望中国企业向日本企业学习，也能将规范管理和精益求精变成企业的日常追求。
  日本电脑奇才西和彦对盖茨的启示
  后来我在美国加入微软公司一段时间后，才知道比尔·盖茨在企业管理方面也深受日本文化影响。
  盖茨刚成立微软公司时，客户多为日本公司。当时他是典型的美式风格，做事毛毛躁躁，丢三落四，交付产品常不守时。这些日本公司就派人整天待在微软，督促盖茨务必准时交货。盖茨一度还很不理解。后来，盖茨认识了和他同龄的日本计算机界天才西和彦，并成为莫逆之交。微软也于1977年进军日本市场，西和彦一度当上微软的副总经理，他向盖茨讲述了很多在日本做生意的要领：（1）日本人讲究信誉；（2）日本人讲究质量；（3）日本人讲究产品的准时交付。这三点极大地影响了盖茨和微软日后的管理风格。
  对我自己而言，我也不得不说日本文化在很大意义上帮助了我，改变了我做事的方式。因为我有在中日美三国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很多人问我做事的风格究竟受中日美哪国文化影响较多。其实，
  我一直希望能把中日美三种文化的优点结合起来，并且应用在我的管理实践中，这是我的一个鲜明特点。
  刷了几个月的盘子后，我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日本是应试社会，有很多私塾学校，大多是为4~6年级的小学生开的。我去私塾学校应聘数学老师。私塾学校一般很难招到名古屋大学的学生来做老师，一听我是名大的，都很愿意我去面试。日本人一般不愿意聘用中国人做教师，他们听我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日语，判断不出我是哪里人。再加上我讲课比较好，即使后来知道我是外国人他们也不介意了。
  从私塾里的小学生到初中学生，再到高中学生，我一路教过来。那时我有一句“名言”：只要给我一个星期的准备时间，我可以教任何东西。不断跳槽的结果，是时薪从洗盘子时的620日元涨到教私塾的1500日元，再从教初中的2000日元涨到教高中的2500日元。
  最后我去应聘名古屋一所名为HAL的计算机学院。学校的名字非常有趣，因为美国有大名鼎鼎的IBM公司，他们各取I、B、M的前一个字母就是HAL，意即在计算机领域领先于IBM。这是一所专科学校，相当于中国的大专。我在那里教了两年，时薪上升到4000日元，在日本属于金领一族。我在HAL教了半年后，才告诉学生说我是中国人，他们都不相信。日语可以好到这种程度，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学校方面后来也慢慢知道我是中国人，但因为我课上得不错，学生反馈也很好，就没有追究了。
  打工留给我的财富：比尔·盖茨佩服我的日语
  我离开日本已经18年了，日语还是讲得和以前一样好。我看日本的电视电影和看中文片没有差别，日语几乎成为我的第二母语。这都要归功于在日本的打工经历。
  1997年，我还是微软总部的一个部门经理时，开发了一套操作系统，去日本作产品发布。当时是由比尔·盖茨亲自作了发布演说。此前盖茨对我的个人情况一无所知。发布会的间隙，盖茨正好跟我及微软日本区总裁坐在一起。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我因为有在日本留学的根基，一直用日语与微软日本区总裁交流。日本区总裁特别高兴，跟我说个不停。见我的日语说得如此流利，盖茨特吃惊地问我：“Jun Tang不像一个日本名字啊。”我就跟盖茨开玩笑：“I抦 not an American，ethier。”（我也不是美国人。）言下之意是我也会说英语。这一下，就给盖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和导师的冲突，妻子支持我去美国
  我拼命打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让小兰早点到日本留学。
  小兰是甘肃兰州人，按照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她会被分回家乡去工作。幸好有一个天津港务局的分配名额空缺，她毕业后去了天津。那时我已经拿到去日本的出国名额。我俩如果结婚，将面临两地分居的危机。我俩的打算是，回国之后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的我可以把她的户口迁到北京，留学期间，我也可以去天津看她。当时根本没想到能把她带到日本去。她也是同样想法，并说等我5年。她的善良与纯真是最打动我的地方。
  来到名古屋大学后，我才得知小兰也能以个人名义进名古屋大学深造。这个消息让我俩喜出望外。在日本时，我们之间靠写信和每周一次的电话保持联系。当我在大木先生的小餐馆打工时，每周日的晚上8点半，她准时打电话到店里来。我们每次通电话的时间很短，甚至只是想听听彼此的声音而已，因为一则要省钱，二则我俩都不习惯用过于热烈的方式表达感情。
  1986年7月，趁学校放暑假，我坐船回国。就在少年时代辛苦盖成的新瓦房里，我和小兰办了喜宴。请了些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来吃饭，家里摆了三四桌，在邻居家也摆了三四桌，婚礼谈不上隆重豪华，倒也简单温馨。结婚7天之后，小兰就和我一起坐轮船去日本留学。
  小兰来后，我原来的住处太小，就换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原来的住处租金每月1.2万日元，新住处涨到1.4万日元。但新住处其实也是小得不能再小，而且同样除了榻榻米外四壁空空。厨房就是一个点火的炉盘，也没有洗澡的地方。我们要骑上5分钟的自行车到别处去洗澡。对眼前的景象，小兰非常吃惊。因为无论是写信还是通电话，我总是说在日本的生活如何如何好，向来报喜不报忧。
  到了11月，我们搬进学校的留学生公寓。这里的环境相当好。房间在8楼，有电梯直达，房间里有沙发、床，也有独用的浴室。我终于过上了想象中的留学生活。
  在日本的几年，正值日本经济空前繁荣之际，各项主要经济指数保持着持续的高增长。日本的大财团进军美国，买下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买下了洛克菲勒中心，甚至号称纽约曼哈顿的一半大楼都已归属日本企业名下。日本的经济学家更预测说，2012年日本的GDP将最终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
  我的导师板仓正是一个民族气息很重的人。当时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中，从家用电器到小轿车，日本货全面压倒了美国货。日本产品大量出口美国，而美国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进口到日本来，两国贸易逆差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为此美国政府不断地给日本施压，要求日本放开进口，首先开放大米和牛肉市场。有段时间，日本媒体天天讨论此事。给我们上课时，板仓老师就经常以轻蔑的口吻提及美国，他最爱说：“除了大米和牛肉，美国还有什么能进口到日本？”他也同样时常流露出轻视中国的心态，这让我对他十分不满。
  1990年3月，我在日本的留学生涯已进入第五年，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阶段。那时我选了一个新的课题准备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我花了很长时间作实验，熬了三个通宵写出一篇论文。在每周的例行课题汇报会上，我正向板仓老师陈述我的内容，不想说到一半，他突然用异常蔑视的语气开口道：“这种论文你还想在日本发表吗？拿回你们中国发表还差不多。”
  事后我也觉得那个选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可能的确存在不足，但我当时实在克制不住了。多年来他严格到不近人情的种种举动，研究室里同学之间对他的暗中怨言，长久以来熬夜作研究的辛苦，甚至打工时无处不在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排斥和轻蔑，全在他说这句话时涌上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