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料到，几个月后战争会打到自己的家门口——把他们的家园投入烈火，街道浸透了鲜血。 8月15日，金陵大学心理学讲师张小松正要午睡，突然听到刺耳的警报声。她想：“是不是在搞空袭演习？为什么我没有在早报上看到通知？”
  当8月初中日军队在上海开战时，南京政府也被迫准备敌人可能会进攻其它地方，中国官员不仅在城市内举行了空袭演习，还命令居民伪装房屋及修建防空洞。整个南京城里，人们把房屋的红顶和白墙涂成黑色，在地下挖洞以备躲藏。张心有余悸地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就像是在准备“一场盛大的葬礼”。
  因此，8月15日这天，在听到第二遍警报时，张小松警觉起来，但是在她同屋的朋友们劝她相信这是又一次演习，于是，她又回去躺在床上，街到她听沉闷的隆隆声，就像是炮声时，她又爬起来。“哦，这是雷声。”她的一位朋友说完又去读小说，张再次回去躺下，为自己大惊小怪而羞愧，直到她听到准确无误的枪炮声和飞机从头顶飞过的响声。就这样，南京经历了它历史上的第一次飞机轰炸。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南京经历几十次日军的空袭，居民被迫躲进地下室、壕沟和地上挖的洞中。日本飞行员不加选择地轰炸这个都城，对准学校，医院、电厂和政府大楼，成千上万的人被迫逃离这个城市，其中既有富人也有穷人。
  邢峰鑫，现在是旧金山的开业中医，回忆起在1937年秋天和父母逃离南京时那种恶梦般的混乱情境。当时的邢只是一个11岁的孩子，他包起自己珍爱的收藏物准备上路：弹弓和石弹。祖母交给他的当铁路技师的父亲几个玉的和银的手镯，以备以后急需时典当用。藏着他们一家去汉口的火车拥挤不堪，成百的难民找不到座位只好坐在车厢顶上，还有一些也找不到座位的人就悬在火车下面，他们的身体离铁轨只有几英寸。在整个旅途中，邢不断地听说有人被甩出火车或卷进车轮。旅途中日本轰炸机袭击火车，他们全家只好跳离火车躲进一个墓地，邢才总算幸免于难。
  我自己的祖父母也是在南京撤离中险些永远地失散了。1937年秋天，我的祖父张铁君，一位诗人和记者，政府的国民党哲学的教员。在日本轰炸首都时，他和家人被迫不断地躲进用木板和沙袋掩盖的沟里。到10月，他认为留在南京对我祖母（当时她是一个20多岁的孕妇）和姨妈（当时是一个11岁的幼儿）不安全。两人回到外祖母在乡下的娘家，一个靠近无锡的村庄。无锡是位于南京和上海之间的太湖边的一座城市。
  到11月，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我的祖父离开南京去看他的妻子和家人。几天后回到南京，他发现他的工作单位全体在忙于整理行装准备撤离这个城市。据说，已经决定他所在的单位乘船前往长江边上的一个城市——芜湖，祖父带信给家人，让他们立刻前往那里与他会合。
  但是他们差点没有能赶到那里。日军的空袭摧毁了我祖母娘家与芜湖之间的铁轨，唯一的通道是乘小船走遍布这一地区的纵横交错的狭窄河道。
  我的祖父焦虑地在码头等了4天之久，扫视一船又一船的难民。到第四天，他的家人还是没有到达，他被迫作出不曾有人作过的选择：乘坐下一趟也是最后一趟船离开芜湖，他相信他的妻子和女儿不会在前往南京的途中，也不会留在南京，当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这座城市不久就要陷落。
  绝望中，他声嘶力竭地对着天空呼喊着爱妻的名字“以白”！然后，像是来自遥远的回声，他听到回答。回答来自最后一艘正从远处靠近码头的小船，一艘截着他的妻子、女儿和我祖母的几位亲属的小船。我母亲总是对我说他们的团圆是一个奇迹。
  许多南京人没有能像我的祖父母那样逃离，而是留在南京城里度过整个11月，有些人是采取观望态度，有些人留下是因为年迈和贫穷而别无选择。11月不断地给他们带来坏消息——上海的战事进展不利。大批的中国士兵从战场回来，许多人还是孩子，不到12岁，他们精疲力竭、遍体鳞伤、士气低落，神情黯然地列队前行或是坐在挂有红十字旗帜的大卡车里。让人感到安慰的是能看见装备精良的新部队穿过街道列队走向江边，在那里登上由驳船牵引的船开往战场．显然战斗还没有结束。顶着大雨狂风，小型的现代中国坦克，从南京隆隆驶向上海，跟在后面的是驮着军衣、毯子、步枪、机关枪的骡群。
  这个月末，绝望的消息终于传到南京。上海——“中国的纽约城”——陷落了。20万日本军队现在站在上海与首都之间，同时有70万中国军队在败退。他们带来的是谁也不愿意听到的消息。上海已成废墟，日军正从上海向南京挺进。
  丢失上海对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是一个打击。面对丢失了中国最大的城市，蒋试图解决一个两难问题：是保卫南京打退日本人还是把首都迁至更安全的地带。最后这位总司令决定两样都要。但是不是由他本人留在南京保卫南京，而是把重担交给别人——一位名叫唐生智的下属。
  唐生智奉命保卫南京
  蒋介石与唐生智的关系非常奥妙。他们谁也不信任对方——在生命中的不同时期，他们确实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对手。例如，在北伐时，当时国民党想要统一全国，唐生智帮助蒋介石打赢了反对封建军阀的战争。但是唐从来没有对蒋表示过特殊的忠心，而且两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两度使唐流亡海外——一次是去香港，另一次是去日本。但是1931年在中日满洲危机爆发时，为了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蒋介石又将唐生智重新召回军队。唐迅速升为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到1937年他已成为蒋的军事训练总监。
  1937年1l月，在几次关于保卫还是放弃南京的高层军事会议中，唐生智最终成了蒋介石顾问中唯一的一个主张加强南京防御的人。他认为，中国军队保卫南京，能减慢日军的前进速度，并给其余中国军队休整的机会。
  但是当蒋问到谁留在南京领导保卫战时，唐和其它的军官都默不作声。蒋最后将了唐一军：“不是我留下，就是你留下。”面对他的逼视，唐肯定感到别无选择。他说：“我怎么能让总司令留下？”他承诺他将留在南京战斗到死。
  决定将保卫南京托付给唐成了一大新闻。11月27日，唐在记者招待会上鼓舞士气。他向记者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发誓要与南京共存亡。他的演讲太感人了，结束时博得了记者的热烈掌声。
  但是也有些记者注意到唐表现得极为焦虑不安。实际上他刚刚大病痊愈，用一名外国记者的话说，他似乎“如果不是昏昏沉沉的也是茫然若失的样子”。他大汗淋漓，要人递给他热毛巾擦干前额。奇书-整理-提供下载
  也许蒋介石知道唐生智根本不可能与处于上风的日本军队作战，指派他仅仅是要显得好像中国人真的正在加强防御。也许是谨慎告诉蒋介石应准备第二方案以备不患。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11月的后半个月实施了第二方案。首先，蒋介石命令大多数政府官员转移到南京以西的三个城市——长沙、汉口、重庆——这使在留守的官员中的谣言越传越烈：他们已被抛弃，任凭日术人宰割。几天之内，装满箱子的官员汽车堵塞了街道。然后，这些汽车迅速地消失了。公共汽车和人力车也装满撤退的政府官员离去，弄得城市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很快几乎所有的汽车都走了，甚至那些往常从乡下运大米到南京的汽车也都走了。随后，11月中旬，5万中国军队到达，取代了离去的政府官员。他们来自上游港口，先卸下一箱又一箱的武器，然后开始占据自己挑选的空荡荡的政府大楼。到12月份，估计有9万中国军队驻扎在南京地区。
  军队改变了南京的面貌。中国士兵在大街上挖壕构，埋地下电话线，在城市十宇路口拉有倒刺的铁丝网——十字路口开始变得像战场。军队也驻扎在城墙上，安装的机关枪护卫着古战场。他们关闭了所有的城门，只留下3个，为军队运输保留一条狭窄的通道。所有的城门都用20英尺高的沙袋挡住，再用木料和角铁加固。还至少将一个城门用混凝土浇铸成一面墙。
  12月初，军队还用火烧干净了沿护城河1英里宽的作战区域，根本无视损失和伤害。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在城郊，毁掉的有汽油，弹药、营房、农业研究的实验室、警察训练学校和中山陵中的建筑。在乡村，士兵烧掉了茅草房、带顶的农舍、树木、竹林和灌木丛。南京主要郊区无一幸免。军队把住在下关和南门周围的居民赶进城墙内，然后再烧掉他们的住房。那些要被毁掉住房的人被告知在几小时内搬走，否则就按间谍罪逮捕。军方的理由是焚毁是战略决定，为的是不消灭任何可能为侵略者所利用的建筑。但是一个外国记者指出：烧焦的墙可以像真正的建筑物一样被日军用来抵挡炮火。他推测放火其实是中国人在“发泄狂怒与绝望”——想要只留给日本人一片焦土。
  城市就这样在为迎击侵略作准备。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只要有力量、有判断力、有钱、有机会离开，都开始出逃。所有的博物馆馆藏都装箱运走。12月2日，数百箱故宫博物馆中的珍宝——几乎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全部——装上船运往城外的安全地方储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