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这种巨大力量抱着敬虔和谦虚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人们说"现代是忘掉祈祷的时代"，看来，托尔斯泰多少带有激进的历史观，它本身足可以作为劝诫现代人傲慢心态的"当头一棒"的吧。
  面临"死"时展开的境界
  如所周知，托尔斯泰在写完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世界文学史上辉煌的名著之后，他的精神世界逢着了深刻的危机。尽管他过着幸福的结婚生活，作为小说家赢得了全世界的声誉，而且获得极大的收入，但他却为人生真正目的感到不安和苦恼，在他身上出现了有名的"改宗"。
  这样，晚年的托尔斯泰，就连《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杰作的价值也加以否定，其是非姑且不论，一种类似《忏悔》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世界的激烈振幅，是只有这位精神界的巨人才可能做到的。这里隐现着托尔斯泰不肯安于那种卑微的平稳生活的、强烈的生命力。
  在《战争与和平》中，有一部分预示着他的"改宗"，那就是在奥斯特里茨之战中负伤的安德烈公爵仰望苍穹的场面。
  "在他的上边是高高的苍穹，虽然不是明净如洗，但仍然在那高不可测的天空上除了静静飘浮着的灰色云朵之外，更无其他纤尘。'该多么宁静，多么平稳和壮严啊！和我刚才的奔跑大不一样。'安德烈公爵想道。'和我们刚才的狂奔、叫喊、搏斗，全然不同。和刚才那些法国兵和炮兵们，像似互相生气似的，带着惊恐的表情，争夺着洗杆的光景，也不同啊。——这个飘浮在高高的、无限的天空的浮云，该多么不同。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去看天空呢？可我该多么幸运啊，居然看到了天空！对啦，除了这个无限的天空以外，一切都是虚无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除了这天空以外，是什么也没有的。什么也没有的。不过，就连这个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静寂和平安以外。真值得感谢呀！……'"（第一卷第三编）
  在置身战斗当中的时候，疯狂地进行互相残杀、互相伤害，可是由于某种偶然，一旦头脑清醒下来，便立刻为这些勾当感到厌恶和罪恶，——这种经验是经常可以听到的。
  佛教史上著名的阿育王，正像经典上所记载的"王因行暴恶，故称残暴阿育王"那样，据说当初他是暴虐到极点的。
  但是，他后来对战乱频仍、反复杀戮的凄惨景象产生厌恶，有一次，他翻然悔悟，于是奉行以"法"为根本的政治。无疑阿育王的心里也产生了类似安德烈仰望"无限大空"的"某种东西"。而这种足以从根底动摇人生观的冲击，恐怕正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正视的"生死"这一严肃的事实吧。
  话虽如此，安德烈公爵虽看了"无限的大空"，但那只是"境界革命"的预兆，离确实的反应还很远。安德烈在后来的鲍罗金诺战役中又负重伤，终于死去。即使通过他临终时刻的苦闷，他的"暗黑"也未能转为"光明"。
  托尔斯泰在所谓的"改宗"以后，将安德烈临终痛感苦恼的"生死"问题，以极大热情之笔加以刻画的，是《伊凡·伊里奇之死》。
  伊凡·伊里奇是个裁判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过着极单纯和平凡的生活。一次，由于意外的事故，得了不治之症。通过他和死之恐怖长期的凄怆悲壮的搏斗，只在临终前的两小时中，他才在"黑暗"的前方发现了"光明"。
  "不是死而是光明。
  "'啊啊，是它！'他突喊出了这句话。'多么让人高兴啊！'"对他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瞬间发生的。这一瞬间的意义再也不会改变了。但是，对于在他身旁的人说来，他临终的痛苦还要继续两个小时。在他胸中发出一种咯咯的响声，他的极度衰弱的肉体，哆哆嗦嗦地抖动着。然后喘息声和嘶哑的呼吸声，逐渐变得微弱了。
  "'哦，完啦！'不知是谁在他身前说道。
  "他听到了这句话，在心里加以重复着。（死就是完啦）他对自己说。（再也不会有死啦）"（《托尔斯泰全集第九卷》，中村白叶译，河出书房新社版）。
  这里，和安德烈公爵的情况不同，刻画了从"黑暗"向"光明"的戏剧性的转变，真可以说是真切动人之笔。我深深感到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改宗"以后的、显示思想更加深化了的、这位文豪心灵的闪光。
  总而言之，正像佛法中所解说的"生老病死"或"生死"那样，有"生"必定有"死"。把这一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避免不了的事实，做为根本前提，我们的境界才会无限地、广阔地、博大而深邃地开展下去。
  "剑的英雄"和"精神的英雄"
  众所周知，俄罗斯文学具有很强的说教色彩。俄国的社会在其历史发展途中，缺少西欧各国那样形成市民阶级的机会。因此，可以说，以那样的社会为基础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的"……至上主义"的倾向，和俄罗斯文学是关系不大的。不管表面看是怎样享乐的、或虚无倾向的文学，在它的"深层"部分，都未能脱离与"人应如何生活"这一必然的主题相通的说教性的根本倾向。
  在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中，可以说最强烈地渗透着这种倾向。他"改宗"以后的作品表现出来的说教色彩固是如此，晚年所写的《傻子伊凡》这类民间故事中的说教性，也表现了这种倾向。在贫穷悲惨的农民面前，这位大文豪深深感到自身的贵族与知识分子的负疚心理。这使他，不，也正是因他是大文豪，才使他不能沉醉在文学或艺术世界里，对农民的困境袖手旁观。
  萨特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面对饥饿的孩子，文学能做些什么？"这的确是符合一个"参与"的哲学家立场的提问。
  在俄国这样一个经历过俄罗斯土壤——在所谓"到人民中去"的知识分子大规模自发的"下放"运动的土地上，萨特提出的问题本身，已经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一九七五年我在莫斯科大学所做的讲演《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途径》中，我就指出过："萨特提出的问题的本身，特别是对于俄国来说，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对于和民众的幸福、解放、和平这种万人共通的愿望共同呼吸过来的俄国文学或艺术说来，没有产生这样疑问的余地。"这可以说是说教性的文学土壤所特有的一种新鲜而又丰饶之点。
  在《战争与和平》中，曾描写过成为法军俘虏的彼埃尔，遇上了同是俘虏的农民出身的士兵普拉东·卡拉达的场面，使我获得了很深的印象。这个农民出身的士兵说：
  "……命运的神，可以说是给俺们安排好了的。她总是研究像俺们这样的人，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人的幸福这玩意儿，您知道，和鱼网中的水一样，您在水下拉它的时候，它鼓囔囔的，可是一拉上来就什么也没有啦，就是这样的一种玩意儿嘛"（第四卷第一编）。
  说这话的普拉东·卡拉达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在法国外套上系上一根绳子、戴着军帽、穿着木靴的普拉东·卡拉达耶夫的样子，显得整个圆滚滚的。脑袋是滚圆的，后背、胸脯，甚至连他那总要拥抱什么东西似的胳膊，也都是滚圆滚圆的。他那善良的微笑，大而褐色的柔和的眼睛，也都是滚圆的。
  普拉东·卡拉达耶夫，从他讲的很久以前作为士兵参加过的种种战争故事来考虑的话，肯定他应该是个五十多岁的人。不过，他自己既不知道自己有多大岁数，旁人也无法替他决定。但他的牙齿却很洁白，看来很结实，笑的时候（他又是爱笑的）他的满口牙齿形成两个半圆形，长得十分整齐，一颗也不缺。下颏的胡须和头发也一根不白，身体也很富弹性，尤其是显得结实和有持久力。……"（同前书）
  通过细节的刻画，唤起鲜明形象的托尔斯泰的笔力，只有使人敬佩。在阅读过程中，毫无多余的说明，一个健康的、十分善良的、十分纯朴的俄国农民的形象，鲜明地刻印在读者的头脑里。
  对于彼埃尔来说，"他（普拉东·卡拉达耶夫——引用者）像最初的那个夜晚所想象的那样，作为一个朴实精神的化身，一个悠久的、奇妙的、毫无缺陷的化身，始终留在他的心中"（同前书）。
  如果说拿破仑是"剑的英雄"，那么普拉东·卡拉达耶夫就是"精神的英雄"。托尔斯泰抛弃了前者而取后者。他告别了"所罗门的荣华"而去深刻凝视"一株野花"。他施展了他那如椽的巨笔，揭示了"剑的英雄"的卑猥，加重了"精神的英雄"的重量感。
  托尔斯泰的这种取向性，最后升华为"勿抗恶"的无抵抗主义，作为宗教的巨人的良心呼喊，给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以强烈的影响等等，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甘地甚至还将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建立的农场，起名为"托尔斯泰农场"。
  托尔斯泰晚年居住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些慕他那世界性的名声从各国前来访问求道的人流从未间断过。
  一九八一年五月，我访问了位于莫斯科市内的托尔斯泰的家和资料馆。那是一栋二层木造的平凡小楼，在那里，他写出了晚年的杰作《复活》。房子里到处都可以使人联想起文豪的心灵的光辉。
  尤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紧靠着他的住宅的那座资料馆里展示的一块绿色的玻璃板。在那上边写着玻璃工厂的工人们"对托尔斯泰的心情，我们支持"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