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摊派活动中个人能得回扣，有的在年末单位能分得一笔红利，有的干脆就是单位办的一项“实业”，正因为它虚伪的正当性掩蔽了个人动机，它才会以巨大的动力和迅猛的速度席卷全国。
  单纯从经济上看，摊派比之贪污造成的损失更大。因为贪污只是财富的转移，购买力从一个人（或单位）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它并不形成物质损失。摊派则不同，摊派订的刊物要花人力物力印制出来，然而并没有人读它。我们单位订的《中国税务报》和《北京财会》连封套都不拆，直接扔进了垃圾筒。这种物质损失一般是个人得利的5倍到10倍。换言之，个人为了一元钱的回扣，往往要浪费社会5到10倍的财富；它是不惜巨大的社会浪费来牟取个人私利的罪恶活动。
  大多数靠摊派维持的报刊质量低劣。办报刊的人不需要把报刊办好，登的文章缺乏新意，废话连篇，印刷马虎，错别字到处可见，这类报刊的经办人员并不把心思用在如何登好文章上，而去钻营关系术。他们用回扣、分红、谄媚、请客去扩大订户。它们不怕竞争，也没有人能跟它竞争。相反，一些真正办得好的报刊反而销不出，因为单位订阅费有一定限制，订了摊派报刊就没有钱去订真正用得着的读物。
  摊派已经成了风气。广东省某地强行摊派每名党员干部捐资50元用以帮助穷困地区发展经济。表现上看来这是件好事，可是仔细分析是弊远大于利的，现在干部的收入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甚至维持生活都有困难。对于没有额外收入的干部来说，50元钱也称得上是一项不大不小的负担。干部帮助穷困地区发展经济的首要的方法不是捐那区区的50元钱，而是做好自己本职工作，满腔热情地，不是打着官腔地为当地的百姓和企业服务。这种服务精神恰好是穷困地区最为需要的，而1000名干部捐的几万元钱要想用来发展经济真是杯水车薪。摊派捐钱未必有助于改善官员们的服务精神。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经济桔据的干部受了硬性摊派的委屈，很可能是降低了他们的服务质量和贡献精神。各种摊派的经济负担如果强加给了企业，企业的反应可能将这笔负担转嫁给顾客，也可能鼓励他们通过偷税漏税来弥补。政府对这种活动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摊派最大的恶果是降低了政府的威信。搞摊派的政府机关自己破坏市场规则，和唯利是图的不法商人沦为同一类人，他还会有什么资格去维持市场秩序？能发号施令搞摊派的都是手中握有各种实权的党政单位。他安排的摊派别人不敢不屈从，因为如果不屈从就会有更大的麻烦等着你。摊派的背后有一根棍子在支撑着，这根棍子是用来揍人的。这些搞摊派的党政部门，利用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权力去破坏社会的公正。他们在群众的心目中已不再是一支维护正义的力量。真正需要他们出面主持公道的时候，他们已变得软弱无力。
  应该承认，有一部分摊派收入用在了支持正当的政府活动，只因为这部分活动没有正常的款源，所以出此下策。例如政府官员的收入过低，可是加薪水又受中央规定的限制，所以用这种产生巨大社会浪费的摊派办法来弥补。要取消摊派首先要将这些正当活动的款源落实，否则就是一句空话。然而要为一项活动设立名正言顺的经费来源却远不是简单的事。取消摊派之所以问题复杂就复杂在此。可是如果我们认清了摊派是以5倍以上的浪费为代价的筹资办法，或许会增加一点我们治理摊派的决心。
  1995年10月5日
  “不二价”和超级市场
  解放前，我国有不少老字号都用“不二价”来标榜自己诚实无欺，意思是说，他所提出的商品价格都是最低价，不允许还价，也不必要还价，这种“不二价”的经商规则实质上是商业行为的一种革命。因为过去做生意都有讨价还价的过程，现在变了“不二价”，这个过程不再存在了。大家都知道，讨价还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不小心还价高了，就会吃亏。越是大笔的生意这个过程越复杂。双方都要搜寻大量的价格信息，并从中定出自己的谈判策略，于是价格谈判成为耗时费钱的一项工作，这使得双方的交易成本上升，使一些本来可以成交的买卖做不成，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谁也没想到，“不二价”的中国发明被西方的超级市场接了过去，并切实地付诸实行。老字号标榜自己“不二价”，但是不是真的“不二价”却很难说。只要顾客还了价，店家还得再认真想一想，于是“不二价”仍旧变成了讨价还价。可是在超级市场那里，顾客并不和售货员打交道，因为超级市场里根本就没有售货员，只有收银员。顾客只和收银员打交道，这时商品上称的价才名副其实地成为“不二价”。
  “不二价”有什么特点？它必定是接近于成本的最低卖价。有过出卖商品经验的人都知道，谈价格的时候总是捉摸对方可能出的最高价是多少，尽量把成交价抬到这个最高价。自己有一个最低价，它是接近于成本的价格，低于此价买卖就要亏本。但最低价是自己的底牌，决不泄露给对方。在超级市场中商品所标的价就是最低价，这倒不是因为超级市场的老板不想多赚钱，而是因为超级市场互相之间的竞争，只要你标的价稍微比别人高一点，生意就被别人抢去了。超级市场想赚钱，不能从价格上打主意，只能从改进内部效率降低成本上打主意。
  超级市场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就己在美国出现，但它的大规模推广则是在60年代。凡是超级市场出现的地方，其他零售业很难与它竞争，所以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席卷了全美国，并迅速推广到了其他西方国家。外行人看到的，只是超市里商品的琳琅满目。其实它引起了一场商品经济的重大革命，即彻底消除了讨价还价这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大大减少了顾客受骗上当的风险。实际上在超级市场买东西几乎等同于在无人售货机上买东西。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国外去，对当地的物价情况不了解，想买东西怕吃亏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光顾超级市场。
  当前我国商业秩序极其混乱，漫天要价，假冒伪劣，不守信用的陷井到处都有。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每一笔买卖都像自动售货机那样诚实无欺，顾客怕吃亏上当的心理障碍彻底消除，商业效率可以大大提高，一切贸易的机会全都可以利用起来，社会将得到巨大的利益。
  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有一共同的感觉，即美国的物价很低。一个非技术的普通工，譬如餐馆里洗碗的，一天可以赚40～50美元，而一个月的伙食费只不过120美元，所以打三天工就可以供一个月的饭钱。这种低物价水平和超级市场有很大的关系，是它把漫天要价赚取欺骗性利润的恶劣行径赶出了市场。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使价格接近成本，消除超额利润是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这里要用到稍为复杂一点的推理。包含超额利润的价格是一种扭曲的价格，它会导致消费者作出错误的选择，例如在改革之前手表的利润高得惊人，而粮食的价格则比成本还低。这种价格扭曲导致消费者减少手表的购买而增加粮食的消费，使本来就供不应求的粮食格外紧张，而手表的生产潜力则因需求不足而不能发挥。再如目前（指1996年底之前）邮资是国家补贴的，本市信函一角钱大大地低于成本。由于信函比打电话还便宜，消费者为了传递一个信息，可能选择寄信而不去打电话，结果是浪费了社会的资源，因为电话的真实成本可能比寄一封信低。换句话说，由于价格扭曲，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消费者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浪费了社会资源。
  由于超级市场的空前成功，全世界出现了一种试图将超级市场的规则推广到其他行业的趋势。现在大批出现的批发超市，电子银行和自动取款机则是另一些例子。本来银行是最需要信用的行业，过去银行的信用主要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用自动电子银行能否获取顾客信任似乎是有问题的，但美国在80年代初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之后，电子银行得到迅速发展，甚至超越了国界。现在凭一张信用卡可以在世界各地付款甚至提现。对我国而言，推广超级市场这种不二价的规则更具有迫切性。去年我国政府规定了一切商品均需明码标价。这一规定虽然和真正的“不二价”还有差距，但出售商品的一方在给商品标价时必定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如果标低了将失去赚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如果标高了会被竞争者抢去市场。所以明码标价加上充分的竞争可以便商品的价格降到成本点上这种政策比之几百个物价检查员更有效，也更符合市场的基本规则。
  1995年10月11日
  何必较这个真
  1995年9月6日《光明日报》第10版刊登了一位女记者写的题为“我偏要较这个真”的文章。文章讲了她经历的几件事情，由于别人办事不讲原则，违反了“文明”，她不怕麻烦费事，不惜代价地“较真”，教训了那些无原则的人。第一件事是面的司机推说没有带发票所以不给开，她坚持了20分钟，这位司机终于屈服，从小抽屉里拿出发票给开了。但又为了要找5角钱，双方都没有零钱，她又坚持了10分钟之后，司机再次屈服，从小贩那里换了零钱结束了这番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