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对魏富堂的土匪经历知情，是因为他是“文革”中筹建“青木川阶级教育展览馆”成员之一，系统整理过魏富堂的反动资料。
  交谈中，冯小羽知道佘鸿雁是省机械学校铸造专业60年代毕业生，毕业后分回宁羌县。“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地主庄园都变成了“阶级教育展览馆”，这似乎也成了一种潮流，最精彩的是四川大邑安仁镇的刘文彩庄园。刘文彩庄园展出了地主阶级荒淫奢侈的腐朽生活和对贫下中农的残酷剥削，一时全国的造反派都到大邑去参观。
  经组织安排，佘鸿雁也到大邑取了回经，到了大邑以后才知道人家对地主恶霸反动行为的挖掘是多么的深刻，他为青木川没有跟上这个形势而懊悔不迭。刘文彩宅院门口人挤人，红旗飞扬，口号震天，佘鸿雁和他的同伴们在义愤填膺的参观革命群众中排了四个小时队，总算进入了庄园内部。看了也并没有受到怎样的震撼，刘文彩的豪华宅院、汽车、花园什么的，青木川的魏富堂都有。刘文彩的老婆还没有魏富堂多，刘文彩的老婆不是妓女就是村里的穷丫头，魏富堂的老婆可都是正经闺秀，而且个个都比刘文彩的漂亮。魏富堂的硬件不比刘文彩差，可是刘文彩的地主庄园却搞得轰轰烈烈，全国都很有名，青木川的地主庄园则无人知晓，连学校学生造反也想不起到魏家大院来。最重要的差距在哪儿呢？最重要的差距是人家刘文彩的庄园有“收租院”泥塑展览，青木川什么也没有，如果青木川也有“收租院”，那么青木川与大邑安仁镇相比，就毫不逊色。佘鸿雁和他的同伴向革委会汇报了他们的参观学习体会，革委会决定也在魏家大院弄个泥塑“收租院”，以补地区的空白。具体工作由佘鸿雁负责，佘鸿雁是学铸造出身，泥塑和铸造在革命领导看来就是一回事，差不了多少。于是佘鸿雁从甘肃请来一支搞泥塑艺术的“红江山”战斗队，说是数次参加过“收租院”的复制工作，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但是“红江山”实际一操作，问题就来了，水平太差，他们塑出的魏富堂肥头大耳，坐在椅子上，衣服敞着，嘴咧着，肚子挺得很高，说是表现地主的贪婪与凶残，却更像大肚弥勒佛。魏富堂手下的连长旅长一类，虽然有了三老汉、沈良佐这些模特，却个个塑造得虎背熊腰，做作拿势，与四大金刚无异。非同一般的是魏富堂的少校参谋主任，这个人物的原型是许忠德，计划中要达到“收租院”里“账房先生”的效果。制造中许忠德也被叫到现场临摹了几回，还给照了全身照片，就这，出来的是大头细身，绿脸圆睛，不是主任，分明是庙里的东海龙王。“红江山”造出的老百姓更是表情怪异，胖瘦不匀，龇牙咧嘴，说是五百罗汉更贴切。仔细打问，原来一帮人是塑神像出身，“文革”不能造佛爷了，临时改名“红江山”战斗队，专给各地造主席像。主席像是有一定规制的，姿势也多是固定，造多了熟能生巧，只是来青木川造魏富堂，造他的喽啰、打手，造贫苦百姓，一切要自行设计施工，就露馅了。后来革委会考虑魏富堂收的不是稻谷，是大烟，觉得这在政策上不好把握，闹不好会将青木川的百姓都整成种大烟的烟民，混淆了阶级矛盾，只好作罢，将那些个雕塑好了的“神像”统统搬到观音岩的石窟里去住集体宿舍。改革开放以后，观音岩的香火一下旺盛起来，塑像都是现成的，让它们各就各位就是了。
  佘鸿雁塑像没有成功，对魏富堂罪状资料的搜集可是相当丰富。所以，对冯小羽的调查，佘鸿雁多是有问必答，真实与否就是另一回事了。
  问到女校长，佘鸿雁说那个女人跟魏富堂绝对有一腿，否则魏富堂不会对她那样百依百顺。谢静仪到青木川来的时候大小赵已经走了，空虚的魏家大院由谢静仪来填充是必然的，她娘亲眼见过谢静仪坐在魏富堂腿上，还见过两人腻腻地亲嘴。至于什么“清白如水”全是校长学生的说辞，他们是想给校长挣些脸面，让她更理想化一点儿。谈及大小赵，佘鸿雁的话语似乎更多更丰富，因为他的娘黄花在李树敏屋里当丫头，对内眷的情形了解更清楚。佘鸿雁说大小赵绝对是悲剧人物，要是有人会写戏，应该好好给她们写一出，保准让观众掉眼泪……
  临走的时候夺尔兴奋地对佘鸿雁说，爹，钟老师是博士，日本留学回来的，一个月能挣八千块钱呢！
  佘鸿雁说，你要争气，将来出息了也上日本留学，要能挣到八万块就算到家了。
  夺尔就问钟一山到日本留学的手续，钟一山问夺尔的学历，夺尔说高中肄业，钟一山不再说话。夺尔知道自己的学历不够资格，就问“县作协会员”管不管用，钟一山说，不管用。
  夺尔说，那要是“中国”的呢？
  钟一山说，也不管用。
  夺尔问为什么，钟一山说，有个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里头那歌唱得好，“碾子是碾子，缸是缸，爹是爹来娘是娘”，说的就是作协会员不能当学历。
  吃完饭，钟一山要跟夺尔再到太真坪去，说夺尔要带他去认识一个跟唐朝有关系的农民。冯小羽笑话钟一山，说在座的所有人都跟唐朝有关系，没有唐朝的爷爷就没有现在的孙子，他在青木川找到了一个小狗腿子。
  5
  冯小羽最大的收获是从佘鸿雁这儿得到了有关大小赵的信息，这是在历史档案中很难找到的。也亏了他那“喜儿”加“贾母”式的娘记忆还清晰，将魏富堂的第三次婚姻凸现出来。
  回到家乡的魏富堂变得谨慎多疑，他吸取了王三春的教训，深居简出，固守深山，从不走出青木川。山外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魏富堂在深山老林优哉游哉地过着他的美好岁月，闲暇中的魏富堂还附庸风雅地作过一首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行人往复任勾留。
  哪管中日战争事，闲居乐土度春秋。
  诗写了，让秀才仔细改过了，竟也有了文绉绉的味儿，反复吟咏，尚不过瘾，自己用粗笔写了，让石匠刻在办公楼挂匾的位置，显示自己的文化。不伦不类的诗刻在了不伦不类的地方，这便是魏富堂的水平了。有外头来的人，看到魏富堂的诗，指指点点地笑，在司令面前并不掩饰他们在文化上的优越，于是魏富堂知道自己还“差得远”。
  给魏富堂最大的触动是他父亲的死，卖油的老魏晚年称得上是荣华享尽，寿终正寝，丧事办得规模宏大，空前绝后。魏富堂所有亲兵都戴了孝，附近乡村都送了挽幛，魏家堆放的纸人纸马，花圈挽幛，从灵堂一直排出院落，占满了青木川一条长街。和尚、道士轮番诵经，经声绵绵不绝，更有本地哭嫁哭丧的专业人士唱丧歌《黑夜传》，音色嘹亮哀婉，如涌动中异峰突起的大浪，将丧事一次次推向了高潮。整个丧事在青木川大办七天，孝子以外，老秀才施喜儒是魏家过事的主要人物，从魏老爷子病重选吉地到倒头点主出殡，安排礼仪筹划日期，无不是秀才一手操办，魏富堂对施秀才的酬谢是一根金条二十亩山场。
  但最终，魏富堂与施秀才却是以不快收场，秀才发了秀才脾气，退回了金条地契，这在当时确非是一般人能说得出做得出的。穷秀才有穷秀才的骨气，有着文人难拿的顶真和穷酸，他不在乎势力财产，他在乎做事的原则名分。究其原因，是魏老爷子墓碑戴令牌的问题。魏富堂以为，以他的势力和影响，他的父亲想修什么样的墓碑就修什么样的墓碑，甭说令牌，就是金龙绕柱，日月齐天，他要修谁敢拦？但秀才不干了，说魏富堂这样做是坏了乡规，遭人背后唾弃，超越了规制，魏老爷子坟前纵然跪了石羊石马，竖了石头牌坊，戴上高大令牌，也是不算数的，只能让亡人在阴间不安，背着虚名不得托生。魏富堂的意思是让秀才给个方便，睁只眼闭只眼，跟乡亲们通融一下未尝不可。秀才一听火了，说士可杀不可辱，拿一根金条二十亩山场买个令牌，魏富堂这样干不是欺负他施喜儒，是欺负青木川的老百姓。秀才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好，没有半天，青木川的男女老少都知道了魏富堂要给卖油的老魏修令牌碑的事情，都觉得好笑，说土匪的爹戴着老爷的帽儿，那帽儿怕要戴歪了哟。
  势力归势力，拗不过习惯，魏富堂终于明白了在青木川给他爹修令牌碑根本不可能，心里恨恨的，不能说什么，但总是个心结。父亲没戴上令牌，他不能也戴不上，他将来不能跟父亲一样，碑顶上光秃秃的，像个和尚。他下定决心，自他而始，魏家的墓碑顶上要有雕刻精致的帽子，要辉煌、要高大、要受人景仰，要绝对的与众不同。这是什么，这就是根基。
  魏家缺的就是这个。
  改换魏家门风，改变遗传，他的后代再不能是个走街串巷卖油的，再不能是个扛枪钻山的响马，再不能是个贩卖大烟的草莽。他的后代得知书达理，得斯文高雅，得有名望地位，最不济也得像他的外甥李树敏那样，成为县一中的高才生。
  他的女儿魏金玉聪慧漂亮，但毕竟是个女儿。他需要的是儿子，需要堂而皇之的魏家继承者，并因了这继承者的改变而使魏家门风大振，再无人能在背后称其为“土匪”，再无人能站在门口指着头顶的诗嘻嘻哈哈。
  品种的改良得从根上改，女人的选择是极其重要的。
  这就引出了以后的大赵小赵。
  1941年，魏富堂破天荒离开青木川，上了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