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急于把溥仪从天津带到东北，除指使特务在溥仪的果品筐里放炸弹，写恐吓信，还制造了“天津事件”。这次行动的幕后总指挥是日本陆军大佐，被称为“中国通”的土肥原贤二。11月8日晚，土肥原贤二指挥张壁、李际春组织的汉奸便衣队2000多人，等海光寺日本军营警钟一响，都从日租界出动，分赴马场道、草厂庵、鱼市一带开枪射击。驻天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占领了日本租界的外围线，断绝了与中国管辖市区的交通，并把溥仪居住的静园严密封锁起来。在一片混乱中，土肥原实现了秘密将浦仪带出天津的计划。
  1931年11月10日傍晚，按照计划，瞒过所有的耳目，由祁继忠把溥仪藏进一辆双座敞篷汽车的后箱里，带出了静园。此后，溥仪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行无阻地到了英租界的一个码头，登上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艇，在十多名日本兵的护送下，顺利地逃到大沽口，然后，溥仪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丸”号，13日到达营口市的满铁码头。18日，溥仪又被送到旅顺，严密囚禁起来。从此，溥仪便可顺利地去当他的“满洲国皇帝”，但是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3月8日，溥仪从旅顺抵达长春。火车刚一抵达，站台上就响起了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溥仪在汉奸张景惠、熙洽以及日本特务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出站台。此时的长春，满街悬挂着伪满洲的国旗，长春车站装饰一新。溥仪前往“执政府”就职。3月9日，举行了溥仪的“就职典礼”和国旗升旗仪式。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献上了“执政印”，郑孝胥代念“执政宣言”。溥仪就任“执政”，年号大同，以长春为“首都”，改称“新京”。然后，溥仪“接见外宾”，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代溥仪读答词。这样，一场20世纪历史上最可耻的闹剧正式上演了。
  伪满洲国成立后，根据原先安排，溥仪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卖国条约《日满议定书》，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控制了伪满洲国。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年号康德。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伪“满洲国”，对中国东北实行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
  伪国都长春是日本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政治中心。伪满洲国出笼后，在长春建立了庞大的中央机构。从溥仪“登基称帝”的伪皇宫，到伪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都，特别是日本关东军大本营，均裹以威严雄伟的近代化建筑，竭力显示伪国都的政治尊严和殖民统治气势。伪皇宫分为内外两部分，内廷是溥仪及其家属日常生活的区域，主要建筑有缉熙楼、同德殿；外廷是溥仪处理政务的场所，主要建筑有勤民楼、怀远楼、嘉乐殿。此外还有花园、假山、养鱼池、游泳池、防空洞、网球场、高尔夫球场、跑马场以及书画库等其它附属场所。溥仪在这里度过了14年的傀儡皇帝生活。
  在苏联五年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这使溥仪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８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8日凌晨，长春举行了伪满皇帝退位仪式，溥仪按照日本人起草的“退位诏书”念了两分钟，伪“满洲国”草草收场，存在了近14年的傀儡小朝廷可耻地覆亡了。随后，他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抛下“皇后”婉容、“福贵人”李玉琴及其他家眷，乘小型飞机飞到沈阳，准备换乘大型飞机逃亡日本。但溥仪万万没有想到，苏军早已占领沈阳机场，他和随从走出机舱便成了苏军的俘虏。第二天，在苏军的押解下，溥仪等9人前往苏联，先后被关押在赤塔的莫罗科夫卡收容所、伯力红河子看守所、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等处。在这些地方，他过了5年的特殊俘虏生活。
  随后的生活出乎溥仪等人的意料。苏方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疗养者一样：在膳食上，他们每日四餐，早餐有面包和各种点心、咖啡、茶等；午餐至少两菜一汤；下午三四点钟还要开一餐，叫“午茶”；晚餐常吃西餐，内容更为丰富，有牛舌、牛尾、果酒、点心等。在起居上，收容所为溥仪准备了单间，还专门安装了有线广播，播放音乐和俄语新闻等节目。闲暇时间，溥仪等人不需要劳动，可以散步、聊天。开始苏方对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有一定的限制，后来限制逐渐减少，溥仪可以在山上、山下、河边、树林随便走走，活动范围比他当“满洲国皇帝”时都大。更有甚者，当苏方知道溥仪会弹钢琴，还将一架钢琴搬到了他的住处。
  溥仪对他带来的随从一直都端着“皇上”的架子，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他整日诵佛念经，坐床修行，还让随侍放哨，好让他摆弄诸葛神课、金钱卦等玩意儿，占卜自己的未知命运。他的这些做法从未受到苏军的干预。
  从成为俘虏的那一刻起，溥仪就有一种恐惧，他担心苏军会将他移交给中国政府。他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谁战胜了谁，都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只有留居苏联，才能保全性命。” 溥仪向苏军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长期留居苏联。他多次给斯大林写信，均石沉大海，这使他十分沮丧。上层路线走不通，溥仪就开始拉拢他身边的苏军。溥仪从长春出逃时，随身携带了不少价值连城的珍宝，其中有珠宝、首饰、翡翠、玉石、怀表等。他经常用这些宝物讨好苏联官方。
  在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1946年春夏之交，苏联内务局对溥仪以下各伪满大臣开始了一系列传讯。询问日本关东军如何控制伪满政府，溥仪怎样由天津到东北当皇帝等等。8月，苏方通知他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证人。
  溥仪到达日本后，先后见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法官克莱墨尔和中国法官梅汝璈。在法庭上，溥仪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计划和实施过程。他详细叙述了“九一八事变”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如何强迫他去旅顺，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怎样威逼他从旅顺到长春去当“满洲国皇帝”，以及他如何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监视，无权甚至无个人的人身自由。从8月16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作证完毕后，他又回到了苏联，继续做特殊俘虏，直到回国为止。
  1950年7月30日，苏方向溥仪下达了回国通知。即使此时，溥仪仍对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的翻译别尔面阔夫表示了留在苏联的意愿，但别尔面阔夫告诉他：“如果现在还是蒋介石的中国，你还有可能不被苏联送回去，但是，现在是毛泽东的中国，恐怕你没有可能留在苏联了。”31日，溥仪登上了回国的列车。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回国后，溥仪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刚开始时他还是很讲排场的，别人帮他收拾床铺、洗衣服、甚至洗脚，而且门都不用自己开，有一位亲戚来看他，还是一见面就给他下跪。后来他才逐渐被改造过来。在战犯管理所里，溥仪有生以来首次学会系鞋带、自己洗衣服等生活技能。不过开始的时候，每天早晨溥仪整理好内务和洗漱完毕时，别的战犯都已经吃完早餐了，后来他也慢慢习惯了。
  刚开始溥仪不怎么说话，就是分组讨论会上也很少发言，但是他如果觉得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时候也会和管理员据理力争，不过说服溥仪也不是很难。如果有外宾来，溥仪的表现就和平时的态度不一样了，当然这也是组织上的要求，见面时会给溥仪准备大中华之类的好烟，那时溥仪会跷上二郎腿，表现出以往的“皇帝气派”。
  溥仪以前的妻子李玉琴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要求和溥仪离婚。开始组织上希望两人不要离婚，还特意在监狱给他俩安排了一个房间，让两人一起生活了三天。为了增进两人感情，还告诉溥仪给妻子写信，可是溥仪不会写，只好由他的亲戚代笔写情书。但李玉琴很坚持，两人还是离了婚。
  这时，溥仪已打算写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当时是由溥仪的弟弟溥杰执笔的，为了帮他写这本书，管理所组织了他以前的大臣和亲戚们一起收集资料，甚至连当时一些有关的机密文件都允许他们翻阅，溥杰每写完一段，先是溥仪看，然后交到组织上审阅。那本书前后用了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初稿。
  当时战犯的伙食标准是一天20元，每个月还有两条免费的烟卷。而管理所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是一天12元，战犯吃大米，管教人员啃窝窝头，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仍然保证了战犯们的伙食标准。溥仪当时的生活受到了很好的照顾，连医疗都有很好的保障。
  回到北京
  1959年12月4日，溥仪得到特赦，9日回到北京。10日，他由六弟溥俭陪同来到公安派出所办理户籍手续，成为北京市有正式户口的普通公民。1960年3月，他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工作，1961年3月调任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1964年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这其间，他完成了《我的前半生》的写作。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患肾癌病逝于北京，终年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