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常自诩自己是“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生在当今的台湾是“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以致使自己“东海布道”竟也“布得天怒人怨”。因此，当有记者问他“你到底如何在台湾定位自己”之时，他这般答道，言虽约而义丰，语虽简而意赅，令听者真切地感到其“生不逢时”“人不合地”的既壮且悲的心志。
  “十年以后当知我，二十年以后当知我，五百年以后更当知我。”——李敖胸藏锦绣，其如椽之巨笔挥就了自成风格的华美文章。有记者曾这样问他：“你的著作如此之多，生产速度又这么惊人，你估量过你的影响力吗？”他这样告诉了记者。当我们捧读他那令人醍醐灌顶的锦绣文章，目睹他以其言行举止而搅得台湾波起浪伏之时，真正以为这是他不知天高地厚而出的狂言妄语的又有几人呢？
  二、满腹经纶满腔豪情，出言吐语气势夺人
  古人有言：“文非气不立。”其实，对于言说，则更应讲究“气”。言之纤细，语之柔弱，气之软沓，音之浑浊的言说，无论其内容是多么丰富，见解是多么新颖，思想是多么深刻，都是极难抑住听者注意力从而达到言说目的的。而这种“气”又绝非是言说者歇斯底里的高叫猛喊所能“壮美”得了的，它无疑是言说者在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中积蓄而成的，是言说者思想情感、气质才学的“集大成者”。惟其如此，方能“吟咏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间，卷舒风云之色”。
  李敖是公认的史学家和文章大家。他经纶满腹，诗书溢胸，才华贯身，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长期研究以及于上下古今的潜心思索，使他有了与“世俗”截然不同的观点。当有记者问到其对中国文学有何看法时，我们便听到了他发自心底深处的悲愤激越之声——
  我看来看去，在我眼中的中国文学，只是可怜的“小脚文学”。中国文学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桎梏”的命运——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文字词汇缠住，被传统的形式语法缠住，被传统的陈陈相因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
  在这段答记者问中，李敖直视中国台湾的文学现状和五千年中国文学的“悲惨命运”，怀着一种以额叩关，以躯破隘的斗士精神，对“一缠再缠”中国文学的“传统”进行了猛烈抨击和斥责，抒发出了一种对中国文学的“繁琐与悲哀”的悲愤之情。短短一段话中，其排比与反复辞格的运用竟达15个之多。这种句式结构整齐，词句回环往复，语意层层推进的辞格之运用，使其言说形成一种“金戈铁马”般的雄劲阳罡之“气”和波迭浪涌的汤汤磅礴之“势”，催人猛醒，令人奋进。
  这种挟“气”带“势”的言说，不仅出现在李敖的公众言论中，即或是在私下的交际场合里，我们也能时时感到这种“气势”的逼人而来。
  1963年，李敖曾邀台大历史系老师方豪写一点揭露台湾教会内幕的文章。方豪初时执意不肯。李敖的“思想工作”便这样开了头：“老师想想看，田耕莘他们从大陆到台湾，‘乞丐赶庙公’，把台湾的地方教会都给夺了权，你们怎么忍得了这口气？教会这样黑暗，这种黑暗又侵蚀到高等教育里，老师又怎么可以不说？天下坏事的造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坏人做坏事，一个是好人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做好人是不够的。得做奋斗的好人才成。所谓奋斗的好人，就是要挺身出来向坏人作战，向恶势力作战，向腐朽和愚昧作战，向老朽和开倒车作战，向头脑不清的混蛋作战。奋斗的好人不会背后袖手叹气，不会关着门埋怨，不会闷着头给坏人欺负，或看坏人欺负人，奋斗的好人总该发挥打击力出来。今天我劝老师写点东西，目的也无非在此。”在这段“劝说语”中，李敖不仅接连运用“排比兼反复”这种修辞方法，而且还辅之以一种比直接表明思想更鲜明有力、感情抒发更强烈、对听者启发更大的“反问”句式，从而使其言说有如关东大汉执铁板、击节而“歌”出的“大江东去”“惊涛拍岸”之声，令听者心扉訇然而开。
  三、心智敏锐思维迅捷，出言吐语机巧犀利
  才华横溢的李敖曾不止一次地向人们“推销”自己的口才：“不认识我的人，喜欢看我的文章，认识我的人，喜欢听我讲话。”并很为自己有一张“能说善道的刻薄的嘴”而自傲。他说：“在演讲上，我的博学与机智会有‘明白而立即’的表现，那种气氛与效果，在我的文章中是看不出来的。”
  90年代初，李敖从幕后的笔伐时期进入前台的“口诛”时期。其以博学、勇气、口才三结合而成的电视谈话性节目“李敖笑傲江湖”风靡台湾。他的演讲也因“得利”于其敢说敢“骂”且会说会“骂”而常使演讲现场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听众中，除其慕名而至以睹李敖“芳颜”，以闻李敖“芳音”的人外，也有不少李敖的“仇人”杂于其间，其人及其演讲也便自然而然地受到刁难。此时，李敖总能以其广博之见识、敏锐之心智、迅捷之思维、机巧犀利之言语而逢“凶”化“吉”。
  一次，李敖演讲完后进入例行的“答听众问”程序。面对听众的不断提问，李敖是有问必答且答之则妙。突然，其中一张纸条跳入眼帘，上面赫然写着“王八蛋”三字而再无其他。于此，悄然“溜”之，哪是李敖所为？缄口不言，何以服众？反唇相骂，岂不有损名头？好一个李敖，他不惊不诧，不怒不愤，不慌不乱，而是高高举起纸条面向听众并将纸条内容如实告诉大家，然后笑言：“别人都问了问题，没有签名，而这位听众只签了名，忘了问问题。”话音刚落，大厅里便一片掌声、笑声。人们对李敖这以“辱人”对“辱人”且又“辱人”于“无骂”之中的应对技巧而高声叫好。
  另有一次，也是在“答听众问”中，有一听众厉声斥责李敖：“你来台湾四十年，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为什么不说台湾话，是什么心态？”李敖闻之立即答道：“我的心态，跟你们来台湾四百年还不会说高山族的话是同一心态。”
  李敖从不隐藏自己对台湾的观点、态度。他说：“台湾是我的成长之地，我对台湾当然有一种浓厚的感情，但在地缘上和政情上，我却深知，我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我不喜欢台湾。”这种情结、观念使李敖居台湾四十年而不改乡言乡音。问者表面上是斥其方言不改的顽冥不化，而真正的用意却是想揭露其“大陆情结”于听众面前，从而激起一些人对李敖的“仇恨”。对此，李敖不否认也毋需否认，不辩解也毋需辩解，而是“明白而立即”地仅以一个“同比”之句便归结出了其荒谬之处，其时间词语“四百年”的夸大换用，更使其错由暗而明，其谬由微而著，显示出了一种极高超的“归谬扼敌”之技巧。
  李敖曾不无自负地言道：“我这类机智，不单表现在演讲会上，私下里也能片言解纷，化窘为夷。”
  第十卷 励志故事
  母爱无言
  听说过两个有关母亲的故事。
  一个发生在一位游子与母亲之间。游子探亲期满离开故乡，母亲送他去车站。在车站，儿子旅行包的拎带突然被挤断。眼看就要到发车时间，母亲急忙从身上解下裤腰带，把儿子的旅行包扎好。解裤腰带时，由于心急又用力，她把脸都涨红了。儿子问母亲怎么回家呢？母亲说，不要紧，慢慢走。
  多少年来，儿子一直把母亲这根裤腰带珍藏在身边。多少年来，儿子一直在想，他母亲没有裤腰带是怎样走回几里地外的家的。
  另一个故事则发生在一个犯人同母亲之间。探监的日子，一位来自贫困山区的老母亲，经过乘坐驴车、汽车和火车的辗转，探望服刑的儿子。在探监人五光十色的物品中，老母亲给儿子掏出用白布包着的葵花子。葵花子已经炒熟，老母亲全嗑好了。没有皮，白花花的像密密麻麻的雀舌头。
  服刑的儿子接过这堆葵花子肉，手开始抖。母亲亦无言语，撩起衣襟拭眼。她千里迢迢探望儿子，卖掉了鸡蛋和小猪崽，还要节省许多开支才凑足路费。来前，在白天的劳碌后，晚上在煤油灯下嗑瓜子。嗑好的瓜子肉放在一起，看它们像小山一点点增多，没有一粒舍得自己吃。十多斤瓜子嗑亮了许多夜晚。
  服刑的儿子垂着头。作为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正是奉养母亲的时候，他却不能。在所有探监人当中，他母亲衣着是最褴褛的。母亲一口一口嗑的瓜子，包含千言万语。儿子"扑通"给母亲跪下，他忏悔了。
  一次，一结婚不久的同龄朋友对我抱怨起母亲，说她没文化思想不开通，说她什么也干不了还爱唠叨。于是，我就把这两个故事讲给他听。听毕，他泪眼朦胧，半晌无语。
  相信自己
  有一位顶尖级的杂技高手，一次，他参加了一个极具挑战的演出，这次演出的主题是在两座山之间的悬崖上架一条钢丝，而他的表演节目是从钢丝的这边走到另一边。
  演出就要开始了，整座山聚满了观众，当中有记者、有主办单位、赞助商和看热闹的人群。这时，只见杂技高手走到悬在山上钢丝的一头，然后用眼睛注视着前方的目标，并伸开双臂，第一步、二步、三步，慢慢的杂技高手终于顺利的走了过去，这时，整座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