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农民心态”、“农民意识”——笔者敢说，在和“农民”有关的词汇里甚至找不出几个中性意味的。
  一次笔者应朋友之邀和几个场面上的人一起吃饭。席间大家谈得兴奋，百无聊赖的我竟下意识地将掉落在桌面上的一块儿青菜夹起来放进了嘴里。聚会散后走出酒店很远，朋友突然扯住我的袖子指责我刚才的行为：“你呀，也就是一个河南农民！”
  自知理亏的我当然知道他话的意思不是赞美，但也由此明白了“河南农民”一词在现阶段已经从农业社会过渡到了商业社会的中国所包含的更多的含义。历史上养育过中华民族无数儿女的河南衰落了，衰落到了甚至连其名字都成了人们在相互侮辱时使用的泛指名词的地步。河南衰落和现在农民阶层的衰落是同步的，河南人人格精神特征的逐渐淡化所代表的似乎也正是整个东方农业文明的逐渐消失。
  河南作家张宇曾经这样说：“从形象上看，由于我们河南人向四处输血，就像一个最初的怀春少女，先变成一个多情博爱的少妇，再变成一个无私奉献的老妈妈一样，等到她养育过无数的儿女们成人，也就耗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最后只留一口气微笑着桔坐在家门前，永远地等待着儿女们来看望她。但是，儿女们自有儿女们的生活，慢慢地就把她忘却了。这难道不是我们河南人的形象的变化过程吗？”
  他还把河南地位的变化比喻为“就像鸡蛋孵出了小鸡，就像小鸡离开巢穴以后只把鸡蛋变成了一只空空的蛋壳”。
  蛋壳也许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可我觉得它大概还不应该被诅咒，尤其是那些被它哺育过的人或者鸟兽。
  在河南的乡间，一年四季你都会看到有农民在辛勤地劳作。假使我们把时间回溯到几百年、几千年以前，你还能看到——站在田间劳作的依然还是他们。只是现在他们老了，面对飞驰而来的高科技时代，他们古铜色的脸上平添了几分失落。
  “河南农民”创造了一个文明，但当这个文明被后继的文明代替了之后，他们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散了自己结实的影子。这个名词词义的变化使他们这个群体的命运就像为了种子降生而最后凋谢成泥土的鲜花的命运一样——生命的轮回，不愿意接受也必须接受。
  可是，“落红”尚且有情，种子怎么就会那样的无情呢？
  现在你再到大城市里的幼儿园去向小朋友们作调查：粮食是哪里来的呀？那么，有一多半的孩子会这样回答你：在商店里！
  孩子的幼稚可以原谅，但问题是教育孩子的那些大人。
  每当这个时候笔者都忍不住想慨叹一句——中国人，上查三辈儿差不多都是农民的中国人啊！
  站在观星台脚下远眺，如果没有飞雪的阻挡就可以望见挺拔的嵩山，这里应该还有一所闻名世界的建筑——嵩阳书院。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两个很有名的大人物在这里讲学，他们一个叫程颖，一个叫程颐。
  南方出才子，北方出圣人。
  与南方灵秀的山水相比，北方单调旷远的景观的确更容易让人参透人生的意义。
  “一览众山小”之后的山东人孔丘孔夫子创建了儒教。战国春秋风雨稠——历尽磨难的他虽然已经大致理顺了天地人伦的条理，但时间已不再给他任何施展本领的余地、程颖、程颐，这两个宋代的河南人经过精心研究，对孔子的理论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使它和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相结合起来，从而最终进入人们的具体生活行为和思想意识。
  从此，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和思想意识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中国人终于进入到了一个大一统的生活秩序。这是一个相当完备的道德伦理体系，它几乎融合了所有东方式的智慧，目的是把散乱的棋子收进经纬分明的棋盘，把四处汪溢的水收进中规中矩的容器。
  河南人将儒教发扬光大，并且推广给了所有的中国人。
  儒学不是假货，它带给纷乱的时代一个崭新的秩序。
  存在就是合理。
  没错。即使现在来看，我们也应该肯定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和巨大贡献。
  两个河南人就这样在嵩阳书院并不豪华的房舍里，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讲述着社会人生的真理，以一种异常简单的方式把一盘散沙一样的中国人的心灵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把中国辽阔的疆土归拢到了一起。
  “仁、义、理、智、信”的思想就此在东方扎下了根，在中国扎下了根，在河南扎下了根，在几乎所有黄皮肤黑眼睛的人的内心扎下了根，从过去一直到今天——这不能不说是河南人的一个伟大的创举。
  由于历史积淀的原因，也由于在中原衰落之后而长时间处在相对封闭的社会底层，和大部分的北方人相比，河南人对儒学的尊崇显得特别的固执。他们坚持着从古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中庸”思想的同时，大一统的社会观念使他们也敢于融合并修改一切外来的东西为自己服务，就仿佛他们敢于在餐桌上将所有外来的菜肴改为适合自己口味的河南菜。
  至今，你随便走进几个河南人的家庭都可以发现——他们有着几乎相同的教育子女的方式，他们也有着几乎相同的社会行为和生活习惯。不论是寻常待人接物还是和外地人、外国人进行谈判，他们也都明显地带着自己的地域文化特点。
  如果你有幸在河南乘坐县城与县城区间的公共汽车的话，你一定会听到车上农民对中国时政发表的最朴实的议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人讲述自己治理国家的“方针大计”，言谈话语中往往流露出对“国家兴亡”的责任。他们表述的方式既直接又委婉，表述的内容既正统又略带叛逆，言谈之间你不由得也会加入进来。
  记得80年代末曾经有一位国内知名的大学教授到河南作报告，讲话中他不无幽默地调侃河南人——“常香玉是你们的精神食粮，面条儿是你们的物质食粮。”
  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来到河南看看你就会知道——中国的国粹不止有京剧一种，还有一种，那就是豫剧。二者所不同的是：京剧是贵族式的国粹，而豫剧则完全属于平民。
  在河南乡村的露天舞台上今天还在上演的依然是《包青天》、《花木兰》和《穆桂英挂帅》，“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仅可以换来台下雷鸣般的掌声，还能够赚取热血乡民的眼泪。不大被关注的河南卫视有一个在河南观众中很叫得响的栏目——《梨园春》，看看里面那些农民抑或农民子弟们情真意切的表演，你当真会发现：这里才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深、最茁壮的根。
  各类讥讽河南人的段子，包括专门针对河南人的新闻报道，听罢看罢便会让人想起隐藏在“农民”后面的另一个更加恶毒的词：“刁民”。
  是的。
  河南的所谓“刁民”是会在领导视察的时候拦道喊冤的，因为《包青天》里就是那样演的；河南的所谓“刁民”是会在亲人处在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的，因为花木兰就是这么做的；河南的“刁民”是会在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外国老板面前下跪的时候挺直身子站着的，因为穆桂英的儿子杨文广也是这样的个性。
  每每想到这些的时候笔者都会激动得落泪，因为受着最“中国化”的教育而有着最“中国化”身份的河南人应该同样是我们民族危难到来时最坚实的中流抵柱之一，那个时候，他们当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证明——自己也是这块黄土地上优秀的种群。
  在19世纪中叶，美国人对中国移民的偏见、暴行和负面的刻板印象随着经济竞争的变化而大起大落。例如，当中国人试图在加利福尼亚寻找金矿时，他们被描绘成“邪恶和堕落，全是贪婪之徒——嗜血而野蛮”。然而，10年后，当中国人愿意接受横贯美洲大陆铁路的危险而艰苦的工作——白种美国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时，中国人就被描绘成朴实、勤劳、奉公守法的人。的确，参与修建西部铁路的大财阀之一的查尔斯。克洛克写道：“他们和白人一样的优秀——他们令人信赖，富有聪明才智，信守合同。”
  凡歧视和偏见就一定是文化和精神意义上的。
  农业文明可以被工业文明所取代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那么，不同地域人们的文化根基呢？我们的儒家文化是不是还能够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
  笔者以为——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就好像是地球漫长的历史演化：蕨类植物可以代替地衣苔藓占领主导，人类可以代替恐龙成为世界的主人。但文化全球化的问题却好比地球上同一时期动植物的分布：我们绝对不可以因为喜欢大树就将所有的青草拔光，也不可以因为需要粮食而砍掉世界上所有的森林。
  真正茂盛的文化一定是多元共生的文化。
  如果这样，西方文化有什么理由看不起东方文化呢？中国人又有什么理由来歧视文化上同根同种的“中国人之中的中国人”？
  我们可以喝“可口可乐”，可以看“东芝”彩电，可以吃“麦当劳”、坐“林肯车”、用“摩托罗拉”、品“麦思维尔”。抽“万宝路”、抹“丹芭碧”、穿“皮尔卡丹”、欣赏“泰塔尼克”，但你还是你——一个骨子里带着农民血统、眼睛含着儒家平和的黄皮肤的中国人。“拿来主义”已经不需要再宣传了，但“拿来主义”之后的“丢掉主义”恐怕我们还必须慎重对待，因为弄不好文化这东西也会翻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