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在他到北平读书期间，父母相继去世，士地财产由他叔父经管。当他逐渐地信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懂得了剥削和被剥削的革命理论以后，他就感到依靠土地收租来生活是可耻的，他甚至觉得自己吃的饭菜里都有农民的血和泪。但是怎么办呢？他很苦恼。有一次他看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从中得到了启示，他就写信给他叔叔，要把他名下的土地分给农民。他叔叔以为他得了精神病，便急如星火地跑来看他，当弄明白他还正常生活着的时候，就把他暴训了一顿。他的计划没有实现，但这些土地却成了他精神上的负担，总像块大石板一样压在他的心上。
  在这期间有个叫石玉芳的同班女同学爱上了他，爱得那样深，就像着了迷一样。李汉超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碰”见她。在学生会里，如果他在发表议论，总有一双深情的大眼睛在盯盯地看着他，看得那样出神，已经到了毫不掩饰自己感情的程度了。一个未婚女孩子，看一个未婚男人看到这样不错眼珠的程度，那就是棒打不回头了。
  石玉芳是这样主动地追求着李汉超；李汉超呢？也不是不爱石玉芳。开头那几天，他甚至不敢相信那样一个温和稳重，甚至有些羞答答的姑娘，会忽然间勇敢地追求起他来。李汉超一连好几个晚上难以人睡。那双直盯盯看他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圆圆的脸蛋，有些苍白的面孔，时时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真有些把握不住自己了。有几次他甚至要冲上去大胆地向她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没有，不但没有，他还有意地回避她。是什么东西阻碍着他和她接近呢？原来石玉芳的家庭是一个颇有些名气的所谓官宦世家。她的祖父当过清朝的礼部侍郎，在北京西城报子胡同里有所大宅子，至今在这个宅子里出出人人的还是些官僚政客。石玉芳就是这宅子里的一位小姐。李汉超已经苦恼于自家的土地了，怎能再找一个比他那点微不足道的土地还要大得多的包袱背在身上呢。他觉得他和她不可能是一条道上的人。她爱他，很可能是一时感情冲动，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李汉超哪里知道，这位出身于封建家庭的所谓大家闺秀石玉芳，活了二十四岁，还是第一次在男女问题上动真情呢。她本来早已有了未婚夫，她祖父在她刚生下来不久的时候，就把她许配给当年显赫一时的北洋军阀外交官陆征祥为孙子媳妇了。后来陆征祥当了外交总长，在袁世凯主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款”。袁世凯倒台后，他率领全家跑到比利时，他本人人了修道院，当了外国洋和尚，他的孙子也流落到异乡，再也没有音讯了。在这种情形下，石玉芳本来应该获得爱情上的自由，至少可以另选配偶。可是，她的封建家庭不允许她这样做，说是订婚就等于结婚，宁守“望门寡”，不准解除婚约。石玉芳一怒之下，冲出家庭，进了女子中学，以后又拼死拼活闹着上了北京大学。在这里，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爱上了一个男人——李汉超。像她这样的女性，不爱则已，一爱就像祝英台爱上梁山伯一样，至死也不肯罢休。从封建家庭冲杀出来的女性，在爱情上倒有她坚贞不屈的一面呢。
  一九二八年发生了济南惨案，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达五千多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李汉超英勇地参加了战斗，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捕了。
  从李汉超参加斗争，一直到被捕，石玉芳都紧紧地追随着他。他被抓进监狱，她在狱外奔走呼号。她用眼泪和誓死相从的至诚打动了她的寡母和她一位有活动能量的舅舅。于是李汉超在党的多方营救和石玉芳舅舅的努力下，被释放出狱了。
  爱情经住了考验，在大学毕业那一年，他们结婚了。婚后，石玉芳的寡母一定要让他们夫妇搬到那大宅院里去住，李汉超一口拒绝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正赶上石玉芳生了一个女孩。李汉超顾不上产后多病的妻子，为救亡运动日夜奔忙，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
  一九三一年末，正是大雪纷飞的隆冬季节，经李汉超自己的请求，党批准他到东北去，到抗日斗争的第一线去。
  接受任务的第二天就要动身，他要和几个同志，一同赶到烟台，搭乘一条货船，从大连进东北。
  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没有告诉妻子真情，只说要到山东去一趟，很快就会回来。他收拾东西，温柔的妻子给他做了顿可口的饭菜。他没有喝酒的嗜好，但有时高兴了也喝几杯度数小的水果酒。妻子这次特意跑到街上买回一瓶青岛葡萄酒，又买了一只三味酱鸭和几个醉活蟹。
  小女儿才四个来月，李汉超很少抱她，今天抱起来却不愿放下。孩子会笑了！眼睛那么大，那么亮，真像她妈妈。只是太苍白了些，这也像她妈妈。李汉超仔细地看了看妻子，她的两腮陷了下去，脸显得消瘦，眼睛更大了。这时妻子也正深情地看着他。她微笑着，笑得那么甜蜜，那么幸福，几个月以来很少看见她这样笑。她也喝了几杯葡萄酒。
  妻子搂着小女儿睡下了，她身体弱到力不胜酒的程度。
  李汉超没有睡，他伏身在一盏孤灯下奋笔疾书……
  第二天早晨，石玉芳在一阵婴儿啼哭声中醒来的时候，李汉超已经出走了。她一翻身坐起来，见枕旁放着一封信，忙拆将开来，清晰、刚劲的笔迹展现在眼前——玉芳：我走了，是往山东走了，但那不是终点，要从那里漂洋过海，到东北去，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那里有我的家乡故土，有我的父老兄弟，他们如今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下挣扎着，呻吟着。他们在呼唤我，像受难的母亲在呼唤她的孩子！这呼唤就响在我的耳边，我几乎每天每夜都能听见。我如果不投身在母亲的怀抱里，我将睡不安席，食不甘味。几个月来，你不是已经感觉到了吗？你不是常常问我：为什么你睡得那么轻？吃得那么少？又起得那么早？又为什么常常烦躁？为什么？那时我不能告诉你，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呢？只会更增加你的忧愁。现在，我告诉你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忍心抛下你和可爱的孩子远走塞外去的主要原因。我想你完全弄明白以后，一定会同意我去的，虽然这对你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我去了！我是怀着这样一种决心去的：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决不离开战斗岗位！日本侵略者肯定会被我们击败、粉碎！我们一定会胜利！但是得什么时候才能听见那胜利的礼炮声呢？我说不清楚，因为敌人现在还是强大的，我估计最少也得十年吧！
  玉芳，十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的青春完全失去了。而且是否就是十年？十年后我是不是还在人世间？我再告诉你一句话：我确实想到了死。在国难当头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不都曾经以身殉过国吗？你和我不是都爱读岳飞那悲壮的《满江红》，文天祥那气吞山河的《正气歌》吗！古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
  这就是我的信条。
  我走了，我也可能永远不回来了！你和那新出世的小生命怎么办？过去我曾坚决拒绝到你家里去住，现在你抱着孩子回去吧。把孩子交给她的外祖母好，在她的膝下欢娱她的晚年吧。而你自己——玉芳，我只说出我不忍说的话：去走你自已的生活道路吧。你和我三年的共同生活，和我们大学同学的时间一样长，大学可以毕业，这也可以结束的。
  我衷心地，全心全意地盼望你能生活得更幸福！这是你应得到的权利。
  我希望你把这封信给你的母亲看，看，通达事理的老人，会帮助你做出合乎正常人情的判断和裁决的。
  我们的孩子还没有名字，就管她叫小超吧。
  别了，愿你勇敢地去迎接新的生活……
  汉超夜一时
  石玉芳一边读着信一边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觉一阵眩晕，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小女孩也在哭，越哭越厉害，哭哑了嗓子，哭岔了声，直哭到邻居跑来，喊醒了石玉芳。当天晚上，她们母女二人便离开这个家，回到报子胡同大宅子她母亲那里。
  7
  李汉超到了哈尔滨，就被省委分配到东满抗日义勇军里。在那里他遇上了王一民，两个人出生人死地共同战斗了一年多。一九三三年初，王一民被调到哈尔滨。不久，李汉超也调到省委，负责工会工作。那时哈尔滨还是个消费城市，工业很不发达，产业工人不多，比较起来铁路和码头还算是工人最集中的地方。铁路上的工作，开辟的比较早，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码头工人则一直没有很好组织起来。所以他就选定这里为重点。为了能深人到工人当中去，真正和工人交成朋友，他决定搬到工人当中去住。他把胡子和头发都留得长长的，到北市场估衣铺买了几件粗布大褂和便裤，又买了一床蓝地白花的麻花被，一条家织布的褥子，一个两边有绣花顶头，像大酱块子那样长方形的老式枕头，外加一块能隔凉隔热的狗皮。接着他又到旧书摊去逛了一圈，买了一部金圣叹批的《第五才子》，一部绣像《说岳全传》，一部《三国演义》。又买了一个墨盒，两支毛笔。最后他又在破烂市上搜寻到一副铜框眼镜。他把这些东西都裹到麻花被里，用小绳一捆，就到这平安客栈来了。一进门，先上了店簿子，改名为吴鸿儒，职业是教私塾的先生，因为家乡闹土匪，流落到哈尔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