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国民党把他调回台湾去了。
  吴：所以当时国民党特别恨我们的有线广播，我们每个喇叭当面，他都有一两门炮专门对付我们。有时，我们只要一广播，他的炮弹就打过来了。晚上，他先打照明弹，再打直射炮。有一次，他干脆把炮从掩体拖出来，拉到海边沙滩上，对着我们的地堡干，把我们的喇叭打得稀巴烂，像筛子一样。
  我们最早用的喇叭叫“九头鸟”是美国海军在港口使用的一种扬声器，解放战争中缴获了不少，全国全军的“九头鸟”都集中到厦门前线来了。这玩艺共九个扩音器组装在一起， 每个250瓦，耐用得很，整个机器泡到海水里也坏不了。我们就用背包绳背上“九头鸟” ， 在这里广播几分钟，再换一个地方广播几分种，打“广播游击战”和他玩捉迷藏。挨炮最多的一个“九头鸟”被弹片打了七十多个洞，我们用水泥补一补继续用，后来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去了。敌人越打我们越高兴，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没白费劲，说明我们广播的力量并不小于炮弹的力量。
  国民党对我们确实很恼，如果他的士兵听不到我们播音，他就不会安排专炮打我们。
  周： 1958年7月，我们正在安装调试新设备，感觉不太对劲，前线怎么到处都在修炮工事加固翻新公路？表明可能会有一场大的战斗要打。于是，我们也加班加点紧张工作，炮战一开始，我们的新设备也搞好了，开通运行。
  那几十天里，大概是我一生最紧张的时刻。双方打炮，我们反而睡觉，抓紧时间休息，因为这时播音没效果。炮一停，我们马上开始广播。报道战报，告诉敌人我摧毁了你哪些目标工事。宣传政策，告诉敌人我们的原则立场和你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一天，敌人一个上午集中炮火打角屿和何厝广播站，电线打断了，喇叭音膜也震破了。好在我们备用器材准备充分，什么时候打坏什么时候抢修，最久的一次大概只中断了半天便恢复播音了。我们的大炮和广播轮番向敌人进攻。及时有力的对敌广播，也使得那场炮战更加有声有色。
  张：炮战中，我在角屿广播组。角屿本来就须经过小嶝、大嶝才能沟通与厦门后方的联络，很闭塞，战斗打响，在敌炮威胁下联络更困难了。电话又基本上要不通。我们最着急的是没有上级的精神和稿子，播什么？炮打完了不讲话怎么行！于是，“八·二三”炮击结束，我们就根据自己的理解草拟了一份“告蒋军官兵书”自做主张播出去了，真可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向国民党士兵宣布：我们一定要解放金门和台湾，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应尽快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后来才知道，我们的提法与上级意图并不完全相符。上级对我们提出了批评，说我们政策观念不强，无组织无纪律。为这事我还做了检讨。
  检讨归检讨，心里不是很服。打仗就是要消灭敌人收复失地嘛，否则打炮干什么？叫他趁早缴械投降又有什么错？话反正已经说出去了，收不回来了。讲了我认为该这么讲的话，检讨心里也痛快。
  后来才晓得，主席打炮的意图并不是要解放金门，而是要加深美蒋矛盾，甚至是为了有利于蒋介石“固守”才明白我们的文章恐怕是闯了祸添了乱了，才后悔那么大的政策问题怎么不请示自己乱主张。
  近几年看到台湾一些文章说：中共当年炮击的目的就是要打下金门，他们在一开始的广播里都这么宣布这么说了，后来，因为国军的顽强抵抗共军计划无法得逞才不得不改口自找台阶下，云云。我想八成是我们的文章给国民党捞到稻草了。
  为了扩大宣传效果，我们还挑选了一部分广播稿油印成传单，交给部队的侦察员。夜间，侦察员悄悄划小船靠近金门，把一卷卷宣传品挂在敌人防我登陆的铁网木桩上。侦察员安全回来，我们便立即向对岸广播，我们有东西放在金门哪里哪里了，请国军弟兄们去取。望远镜里，头一天，一包包传单没人动，又过了一天，东西不见了。是否有人偷拿偷看，当时无法考证。也是直到最近，台湾一篇回忆录提到这件事，说共军的心战搞得很厉害，经常派水鬼把宣传品送到金门，然后他们广播再告诉放置地点，心理上让人感到共军真是无孔不入无所不能，何况确实发生多起宣传品在地下传看的事故，防不胜防。时隔三十几年，我得知当年干的并非无效劳动，仍感很欣慰。
  吴：1958年我也在角屿，记忆里天上掉下两种东西最厉害。一是下大雨，连着下，地堡里积水，床板都漂起来了，上床一定要先趟水过“河”再一个是下炮弹，角屿落弹上万发，我们地堡周围少说几千发，弹坑一个挨一个。地堡被炸塌一回。
  运输船夜里送来抢修物资， 5立方木材。卸到海滩他就回去了。我们几个人自己打捞，自己抢修工事，还要坚持抄收中央台、前线台广播，编成我们自己的稿子播出。
  人累得跌一跤倒那就睡过去了，任凭你炮打得天摇地动也醒不过来。
  陈：炮战前夕，我刚好怀孕。在前线最需要我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和爱人商量，先把大孩子送到上海他爷爷奶奶家去了，然后去做了人流。这是我怀的第二个孩子，当时心里真是矛盾死了，从我愿望，是想要的，但战斗又不允许我要，我是含着眼泪到医院去的，手术过后不到十天我就返回工作岗位了。回想起来，大儿子长得比我都高了，我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很少很少，对这个家，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和妻子。战争年代，抛家舍业的女性有的是，但在和平时期，像这样每天听着枪炮声有家回不去的女人恐怕是风毛麟角吧？
  回到前线，炮战正是最激烈的时刻，广播站四周，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弹坑了，地堡前的一条小木板桥，也已经被炸断了三次。我们真是在枪林弹雨中坚持播出。
  有一次，一发炮弹就在地堡顶上爆炸，水泥抹的墙壁被震掉一大块，人被震得晕头转向，拿起稿子念，怎么没有声音？大声喊叫，还是听不见声音。耳朵已经聋了。
  还有一次，弹片从通气孔钻进来，把电线打断，唱片也打碎了好几块，没伤到人员是万幸，但想起来相当后怕。
  前线部队十几万人，我的经历很普通，干的都是份内工作，同那些英模人物没法比。但我还是很高兴的。当学生时，我见到一只死青蛙死老鼠都怕怕的，心跳加速，而现在，在炮火面前我没有找怀孕呀这一类很合理的借口退缩，而是迎着冲上去了，自己同自己比，我认为我经受了考验，是一次超越。
  前线女同志很少，于是我也出了点小名，上了报纸，随英模报告团进北京。国民党也知道我了，他们的广播和打过来伪传单上经常点我的名，说欢迎陈菲菲小姐起义反正，保证重奖重用。国民党的情报也挺灵通的，连我一月工资多少都清楚。
  我们还有一个播音员叫王桂兰，敌人连她住在菊山街几楼几号都知道。对岸国民党的女播音员叫汤丽珠，是厦门籍人，我们也得表示我们的情报工作也是挺灵通的，就到厦门她家里采访，写成稿件，在广播中向她报平安。从望远镜里，有时可以看到汤丽珠从房子里走出来散步，穿着超短裙，看不清面孔，但感觉里她身材很好很漂亮。
  汤丽珠真可以说是我的老对手老朋友了。多少年里，我们对话不见面，她骂共产党，我指责国民党，她讲台湾怎么怎么好，我讲大陆怎么怎么好，我俩天天交谈打嘴巴官司，公说公婆说婆的。但逢年过节都不忘互致一声问候，好像达成了什么约定默契，从不搞针对个人的庸俗的人身谩骂攻击。现在年纪大了，常常想起来，也不知她现在在哪里，生活怎么样了。我挺希望她能回厦门探亲，走一走。如果我们有机会见面就更好。我想，我们可以不谈过去，不谈战争，不谈政治，作为女人，我们就聊聊女人感兴趣的话题，谈谈时装、养花、烧菜、气功、化妆品、外孙子孙女什么的，我们一定会谈的很开心的，因为，记忆里，直觉里，如果撇开政治立场，她本是一个挺直率挺不错的厦门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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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顶岩侧翼的对高山山头上，专对小金门讲话的喇叭堡默不作声地耸立着。这是一座除却厦门世界其他地方均看不到的奇特建筑。堡高12米、宽8米、厚6米，正面，横5排竖6排共30个喇叭孔。每一孔内，隐蔽置放一只直径1.5米、体长2米、功率500瓦的气动远声传递喇叭， 此物一个相当于20只常见的挂于学校操场农村电线杆上的25瓦电动喇叭， 故全堡30只气动喇叭一旦开播，等于有600个普通喇叭同时发音工作，气势宏伟磅礴，声传十余公里。
  对高山脚下已辟为开发区，多处“四通一平”工程正破土动工。据说，有人嫌那多管火箭发射器状的喇叭堡有碍观瞻，建议拆除。
  余窃以为此议实不可取。
  “对敌有线广播喊话”是国土分裂的产物。在长期楚汉不两立的对峙状态中，它几乎成了两岸间唯一的直接对话方式。尽管数十年双方的对话全是吵架，但吵架之中仍寓含有十分积极的因素，即双方的根本出发点并无二致，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都是中国，台湾宝岛永远属中国。双方所争执不下的不过是谁才是中国的真正代表者。这毕竟是问题的较为次要的方面。为了维持一个共同的家而吵总比干脆分家各过各的而不吵要强。